第26节：第五章午夜复活——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3)
她在三十三岁那年，已经订婚准备结婚的时候，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雪儿海滩，有一天她去找眼科大夫治疗已经困扰她好几个月的复视，医生高度警觉，同一天就让她去做了核磁共振成像（MRI）扫描。扫描结果出来以后，她就被收治入院了。第二天，2000年1月19日的早上，她被告知患有一种罕见的不宜手术的脑瘤，叫做神经胶质瘤，在脑干上，这是控制呼吸的一个狭小的区域，这样她只能活3—9个月。
尼科尔的父母立即将她转往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医院。那天晚上，神经外科的主任告诉她，她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做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在那个小小的区域要动手术刀会让她丧命。1月21日的早上，她进行了第一次放射治疗，之后在接下来的六个礼拜内接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大剂量的放射，多得使她不能再接受放射治疗了。她还服用了高剂量的类固醇来减少脑干的膨胀，这也一样是致命的。
放射治疗救了她的命，但却是一个新的悲剧的开始。“大约两到三周的治疗以后，”尼科尔说，“我的右脚就开始发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发麻的感觉逐渐爬到了我的右侧身体，从膝盖、臀部、躯干、一直到了手臂，最后到了我的脸上。”她不久就瘫痪了，整个右侧身子都失去了知觉。她习惯用右手，所以，失去那只手对她来说可谓事关重大。“情况变得这么糟糕，”她说，“我没办法站起来。甚至翻不了身。我的脚似乎像睡着了一样，已经不能靠它站起来,它完全不中用了。”医生不久就确诊不是中风，而是一种罕见的严重的放射副作用损坏了她的大脑。“是生活跟我开的小小玩笑之一，”她说。
从医院出来她被带回了父母家中。“我不得不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从床上被拉起来，背到轮椅上或者又从轮椅上背起来。”她能用左手吃东西，但只能在她父母用被单把她绑在椅子上的时候——这特别危险，因为她手臂无法伸出来以防止摔跤。因为长时间的不动和大剂量的类固醇影响，她从一百二十五磅增到了一百九十磅，脸胖得像个大南瓜。放射同样让她大片大片的头发都脱落了。
她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而且特别害怕现在的症状会导致其他的疾病。六个月来，尼科尔变得如此沮丧，她不肯说话了，甚至不肯起床了。“我记得那段时间，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得看着钟等着时间过去，或是起来吃饭，因为我的父母是如此的不依不饶，他们坚持让我每天都要起来吃三餐饭。”
她父母曾经在和平工作队工作过，有一种诚挚、热忱的生活态度。她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医生，不顾女儿的反对辞去工作呆在家里照顾她。他们带她去电影院，或者推着轮椅带她到海边走一走，保持她生命的延续。“他们告诉我，我能好起来的。”她说：“慢慢走下去，会过去的。”同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到处打听，为她寻医问药。其中一位告诉尼科尔关于陶伯诊所的情况，于是她决定接受CI治疗。
在那里她被要求戴上手套，这样她就不能使用她的左手了，她发现陶伯诊所的职员在这点上是不依不饶的。她笑着说，“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做了件好笑的事儿。”当她和母亲住的旅馆的电话铃响第一声的时候，尼科尔立刻扔掉手套拿起了电话。“我立刻就遭到了我的治疗师的责骂。她正在给我做检查，知道如果我在第一声铃响的时候就立刻接电话，那我肯定就不可能再用我那瘫痪的手臂。我一下子就被她慑服了。”她不仅仅要戴上手套，“因为我喜欢比划着手势交谈，而且我又喜欢讲故事，他们不得不用‘维可牢’尼龙布搭扣把我戴手套的手绑在腿上，我觉得非常好玩。那种情形下你肯定打不起什么兴致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名治疗师。派给我的是克利斯廷。这是一种一对一的服务。”因为好手被套住了，尼科尔不久就试着用她那只瘫痪的手在木板上写字或者敲键盘。另外一项练习是要将麦片倒入一个很大的麦片罐里面。一周后她就能够把碎麦片从一个小缝倒入一个网球筒里了。她不断地将小孩子玩的七彩串珠串在一根小木棍上，将衣服夹子夹在一把尺子上，或者试着用叉子叉起一块橡皮泥并且把它放到嘴边。刚开始工作人员帮助她。后来她做这些练习时，克利斯廷就用跑表给她计时。每次尼科尔完成一项练习时都会说：“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次了。”克利斯廷却总说：“不，不是的”。
第27节：第五章午夜复活——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4)
尼科尔说：“简直不敢相信，五分钟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好转!接着两个星期后更是惊天动地了。他们不让你说‘不能’那个词，克利斯廷把它称为四个字母的忌讳词。对于我来说扣纽扣是最难受的了。仅仅一粒纽扣看起来都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星期后，当我能快速扣上和解开在实验室里穿的制服的纽扣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能做到的这些，可以说对我整个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治疗期间第二周的一个晚上，所有的病人都到旅馆去吃饭。
我们真的在桌子上弄成一团糟。餐馆的侍者曾经见过陶伯诊所的患者，他们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形。菜在四处飞，因为我们大家都试着用受伤的手臂来吃饭。我们一共有16个人,真是好玩极了。在第二周结束时，我已经真的能用那只瘫痪的手来做咖啡了。如果我想喝咖啡，他们说，“什么呀？咖啡？你自己动手做吧。”我就用手挖出咖啡，倒在机器上，再加上水。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用我的瘫手做的。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喝。我问她离开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完全恢复了，心理上生理上都恢复了，甚至心理上的恢复还要多于身体的恢复。它给了我好转的希望，让我的生活恢复了常态。”三年来她从来没有用她那瘫痪的手拥抱过别人，但现在她能够这样做了。“我知道我现在握手还没力气，但我坚持和别人握手。我不能用那只手臂投标枪，但是我可以用它打开冰箱门，关灯或者关水龙头，往头上抹香波。”这些小小的改变让她能单独生活，用两只手握着方向盘开车去工作。她开始游泳，而且她和我交谈的前一个礼拜，她已经去了犹他州参加不用撑杆的滑雪活动。
在她患病期间，她在CNN和《今晚娱乐》的老板和同事一直都在关注她的病情，在经济上资助她。娱乐节目《CNN纽约》提供了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她就接受了下来。到九月份她就开始全职工作了。2001年9月11日，她正在办公室望着窗外，她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在这场灾难中她被指派到新闻编辑室去撰稿，在别的地方，也许人们会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而不让她参加，但他们没有。他们的看法是"你脑子好得很，用它吧。“这个，她说"对于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尼科尔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小学教书。孩子们立刻就围在了她身边。他们甚至有一个“尼科尔·冯·鲁登小姐日”孩子们从校车上走下来，戴着做饭的手套，就像在陶伯诊所整天戴的那样。他们拿她写的字和她那脆弱的右手开玩笑，这样她就让他们用那只很少用的手来写字。“并且”，尼科尔说他们也不允许使用“不能”这个词。“我确实有一些小小治疗师。我的一年级的学生让我把手举过头顶，然后给我计时。每天我都要举得更高一些。他们是很严厉的。”
尼科尔现在做全职的《今晚娱乐》的制片人。她的工作包括底本写作、事实核对，拍摄协调等等。她负责了迈克尔·杰克逊审判的整个过程（一位不能在床上翻身的女子现在能够每天五点起来工作，一周工作五十个小时以上）她回到了原来的126磅重。她仍然有一些残留的麻木感，她身体的右侧还很虚弱，但是她能够用右手拿东西，举东西，穿衣服和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了。她还又去帮助那些患有艾滋病的人。
强制引导疗法的原理，被德国福利尔德曼·普尔佛尔穆提勒博士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利用，他和陶伯一起帮助布洛卡区受损，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中风患者。大约40%左右脑中风的病人都患有失语症。有一些患者像布洛卡著名的失语症病人“覃”那样只能使用一个字；其他病人好一些，能使用多一些的词，但通常极其有限。有一些能自动好转，或者重新恢复一些语言能力。但是通常认为如果一年之内不能好转的话就永远不能好转了。
什么东西等同于在嘴巴上蒙手套，或者往语言上拴吊带呢？患有失语症的病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人，像其他手臂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往往使用和他们手臂一样类似的东西，他们使用打手势或画画来表达。如果他们能说话也往往一遍遍地重复那些简单的话语。
第28节：第五章午夜复活——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5)
对于失语症患者的“制约”不是物质的但却是真实的：制定一系列的语言规则。因为行为必须被塑造，这些规则就慢慢地引进来。病人玩一种进行治疗的纸牌游戏。四个人玩三十二张由十六种不同画面组成的图片，每个画面都有同样的两张。一个病人拿到有像一块岩石一样的图片必须问其他病人要同样的图片。起先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能指向那张卡片，以免他们养成放弃的习惯。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迂回的表达，只要是言语的表达即可。如果他们要找一张有太阳的图片，而找不到的话，允许他们说“在白天让你感到热的东西”，而得到那张卡片。一旦他们得到同一种类的两张纸牌他们就可以甩掉它，谁最先甩掉那两张牌谁就是赢家。
下一阶段就是正确地说出物体的名称。现在他们必须准确的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可以要那张有狗的牌吗？”接下来他们必须加上人名和一个礼貌用语：“施密特先生，我可以要一张有太阳的纸牌吗？”随着训练的进行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纸牌。颜色和数字也被引进来——比如说三只蓝色袜子和两座山的纸牌。一开始病人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得到表扬；随着他们的进步就要完成更难的任务才会得到表扬。
德国团队找了一批平均都在8年以前患有中风的病人，他们大多放弃了治疗，很具有挑战性。德国团队研究了17位病人。在对比组中有7个人接受常规治疗，简单地重复单词；另外十个人接受CI治疗必须遵守语言游戏规则，每天三小时，为期10天。两组花了一样的时间，然后给他们进行语言测试。在十天的治疗期间，仅仅三十二小时以后CI组在语言交流上提高了30%，而常规组却毫无进展。
将他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塑性基础之上，陶伯发现许多训练原则：如果训练技能跟日常生活越接近，训练就更有效；训练必须循序渐进。
而且训练工作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种训练技巧陶伯称为“强化训练”，他发现这种方式要远比长时间但是低频率的训练要更为有效得多。
许多这样的规则也同样用在外语学习的“沉浸”法里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多年来一直学习语言课程，却没有到一个国家短时间里将自己“沉浸”在语言里有效？
我们和不说我们母语的人呆在一块儿的时候，强迫我们说他们的语言，这就是“制约”。日常“沉浸”使得我们受到“强化训练”。我们的口音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就会使用更简单的语言跟我们交谈；这样我们就能循序渐进地接受到挑战，或者得到塑造。习得性放弃就被限制了，因为我们的生存需要交际。
陶伯还将CI原则用在一系列其他障碍的治疗上。他开始研究患有脑瘫的儿童——一种更为复杂的，更为悲剧性的残疾，可能因为中风、感染、出生时缺氧以及其他的问题所带来的对于发育中大脑的伤害。这些孩子通常不能行走，被终身禁锢在轮椅上，不能清楚说话或者控制自己的行动，通常手臂瘫痪或者不够灵便。在CI疗法之前，在这些孩子中进行的瘫痪手臂的治疗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的。陶伯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一半的儿童进行常规的脑康复，一半进行CI疗法，将他们健康的手固定在一个轻的玻璃纤维套中。CI疗法包括用他们瘫痪的手指来弹肥皂泡，把球推入一个洞中，捡起棋子等等。每次孩子们成
功的时候，他们都会得到表扬，接着，在下一个游戏中，即便在他们非常累的时候，都鼓励他们继续提高准确性、速度和运动的流畅性。在三周的训练期内，这些孩子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转。有些孩子人生第一次开始爬了。一位18个月大的孩子能够爬上楼梯了，还能第一次用他的手指把食物放到嘴里头去。一位四岁半的男孩，从来没有用过手臂或手掌，开始能玩皮球了。接下来就是弗雷德里克·林肯的故事。
弗雷德里克，当他还在母胎里的时候就患上了大面积严重中风。当他四个半月大的时候，他妈妈就很清楚有些什么不对。“我注意到他在托儿所里跟其他的孩子行为不一样。他们能够坐起来，也可以拿起一些其他孩子都拿得起的东西。他们也能够站起来握住奶瓶，但是我的孩子做不到这些。我注意到有些什么不对劲儿，但是不知道从何做起。”他整个左侧身体都受了影响：他的手臂和腿不能很好的活动。他的眼睛低垂，因为舌头部分瘫痪不能形成语音和话语。弗雷德里克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或者走。他到了三岁才会说话。
第29节：第五章午夜复活——神经塑性疗法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6)
当弗雷德里克七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病发作过一次，他的左手臂被拉到胸前。然后就拉不开了。给他做了一次MRI脑部扫描后，医生告诉他的母亲，扫描表明“四分之一的大脑都坏死了，并且他可能再也不能爬，不能走，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认为中风是在怀上弗雷德里克十二周之后出现的。
他被诊断患有脑瘫，左侧身体瘫痪。他那在联邦地方法院工作的母亲辞去工作，全力照料弗雷德里克，造成了家里头严重经济紧张。弗雷德里克的残疾同样也影响了他八岁半大的姐姐。
“我必须跟他姐姐解释，”他的母亲说，“他的小弟弟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妈妈就不得不去照料他，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是否从此以后能否自己照顾自己。”当弗雷德里克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听说了陶伯诊所治疗成年人的情况，就询问是否也能给弗雷德里克进行治疗。但那还是在诊所形成儿童治疗项目之前数年的事情。
弗雷德里克四岁的时候去了陶伯诊所。
他使用常规的方法曾经取得一些好转。他能够用脚架走路，并且能够颇为费力地说话，但是他的好转却出现了平台化。他能用左手手臂但却不能用左手手掌。因为他不能形成卧的姿势，并且不能用大拇指接触到他的其他手指，所以他无法捡起皮球，用手掌握住它。他必须用右手掌和他的手臂来夹住皮球。
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不愿意配合陶伯的治疗并且反抗，不想用他的瘫手而只想用那只被套上一个罩子的好手来吃土豆泥。
为了保证弗雷德里克能接受二十一天不间断的治疗，对他的CI治疗不在陶伯诊所里头进行。“为了给我们方便，”他妈妈说，“这个治疗在托儿所、家中、教堂、他奶奶家以及其他我们可能在的地方进行。治疗师骑车跟我们去教堂，她甚至在车上还对他的手进行了治疗。还要跟他一起去上周日学校。她围绕着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尽管从周一到周五，大量的时间都是呆在弗雷德里克的托儿所里头。他知道我们想让他的‘左撇子’好一些，因为我们这样称他的左手。”
进行治疗仅仅19天，“左撇子”就形成了握的姿势。“现在，”他妈妈说，“他能用左手做任何事情了，但是还是比右手弱一些。他能打开装有拉链的袋子，也能握住棒球棍了。他每天还在继续好转。他的运动技能大大地改善了。这些好转在陶伯的项目期间就开始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除了协助他继续好转外，我也想不到什么能比别的父母更高明的招儿了。”因为弗雷德里克变得更加自立了，他妈妈就能够回去上班。
弗雷德里克现在八岁了，他从来不认为他有残疾。他能跑。他也能进行许多体育运动，包括排球，但他始终深爱的是棒球。所以他就戴着手套玩棒球，他妈妈在里头缝了尼龙搭扣带，这就使得他手臂上戴的一个小小的支架跟搭扣扣紧了。弗雷德里克的好转是显著的。他试着参加正规的棒球队——而不是残疾儿童的棒球队——还被选上了。“他在棒球队里头打得很好，”他妈妈说，“他被教练选入优秀选手队。当他们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哭了两个小时。”弗雷德里克是“右利者”，能够正常握住棒球拍。偶尔他会失去左手的握力，但他的右手现在足够有力，他能够单手挥拍。
“2002年，”她说，“他参加了五到六岁组的棒球比赛，打了五场优秀选手的比赛。在五场比赛中赢了三场——因为他的打点他得了冠军。太棒了。我在电视中看到了。”
第30节：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1)
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
——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
我们每个人都有种种忧虑。我们会担忧是因为我们都是智能生物。智能具有预测性，这是它的本质；同样的，智能可以让我们计划、希望、想象和做出假设，也会使得我们担心、害怕负面的结果。但有些人真是“忧天的杞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忧虑无以复加了。他们的痛苦，虽然都在他们的脑子里面，确切地说，要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经受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在脑子里面时刻折磨着他们，使得他们无法逃避。这些人被自己的大脑不断地折磨着，迫使他们常常想要自杀。有一次，一个近乎绝望的大学生，深陷在痛苦忧郁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他把手枪塞入口中，扣动了扳机。这颗子弹射进了他的额叶，医生抢救时，为
了取出弹头，便给他做了脑白质切除术，而这个手术在当时是用来治疗强迫性官能症的。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而且还治好了官能症，并且重返校园继续学习。
烦恼者各种各样，焦虑也形形色色：恐惧症、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以及惊恐发作等等。但最为痛苦的人们是那些患有强迫性官能症（或者叫OCD）的患者，他们惧怕即将来临的或已经发生的伤害，会危及他们自己及所爱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在孩提时代时就已经非常地忧虑了，但是稍后一些，常常是他们刚成年时，他们可能有一次“发作”，使得他们将这种焦虑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旦他们成年，事事都要自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就像痛苦万状、恐惧万分的小孩子。因为羞于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失控，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忧虑深藏起来，有的在他们寻求帮助之前已达数年之久。最为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好几个月甚至数年，都无法从噩梦中摆脱出来。药物治疗也许能抑制住他们的焦虑，但通常无法根治病症。
强迫性官能症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从而逐渐地改变大脑结构。患有强迫性官能症的病人也许会通过全神贯注于他所担忧的事情，来获得缓解——确信他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而没有错过任何的可能——然而，他越是想到他的忧虑，他就会越发忧心忡忡，因为患了这种病的人往往会忧上加忧。
这种病症的首次爆发往往是因为一个情感事件的触发。有人可能会记起他母亲的祭日，听到一个对手出了车祸的消息，感觉他身上疼痛或者是长了肿块，看到食品供应中含有化学物质的报道或者从电影里看到了灼伤的手的画面。然后他开始担心起自己在慢慢接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虽然他一般不会迷信，但感觉自己在那天注定要死去；或者担心自己也会像对手一样短命早死；或者害怕发现了自己身上有不治之症的症状；或是担心自己已经中毒了，因为他对饮食并不是很小心。
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些一闪即逝的念头，但是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却锁定了这些忧虑，并且难以自拔。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内心中穿梭着各种恐惧的场景，虽然他们设法阻止自己不去想，但又做不到。这些险象感觉是那样的逼真，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着。
典型的压迫症表现为：害怕得了绝症，害怕受到细菌的感染，害怕药品中毒，害怕电磁辐射，甚至害怕被自己的基因所出卖。有时强迫症患者满脑子想的都是整齐、匀称，他们对于相片挂歪了、自己的牙齿长得不够整齐、或是东西摆得七零八落感到很心烦，并且他们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整理。或者他们变得迷信某些数字，并且调闹钟或者调音量大小时，都要调在偶数位置上。性的或者是攻击性的念头——一种认为伤害了亲人的恐惧——可能会闯入他们的脑海，这些念头是从哪来的，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一种典型强迫症念头可能是，“开车时，当我听到砰的一声，意味着我撞倒了某个人。”如果他们是教徒，可能会产生渎神的念头，让他们老觉得有罪而忧心忡忡。许多强迫性官能症患者都有强迫性的疑惑并且他们总是疑神疑鬼：关了炉子吗？锁了门么？或者是否因为自己的疏忽而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这些担忧可以是稀奇古怪的——都没有任何可以想得到的意义——但是却都无法减轻他们的任何痛苦。一位贤妻良母会担心，“我将要伤害我的宝宝”，或者“在我睡着时会起来，拿一把屠刀刺向熟睡的丈夫胸口？”一位患有强迫症的丈夫认为自己全身布满刀片，所以他不敢碰小孩，或跟妻子做爱，也没有办法抚摸他的狗。他眼睛虽然看不到刀片，但他心里头坚持认为有。并且他总是问他的妻子来确保他未曾伤到她。
强迫症患者常常由于过去犯了一些错误而害怕未来。但是并非仅仅是这些错误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想象可能犯的错误，他们对此的戒备本可当作片刻的放松——作为人来说，最终总是要放松的——同样也造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强迫性焦虑者的痛苦在于，无论倒霉事儿多么的子虚乌有，他们都认为无法避免。
第31节：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2)
我收治的几个病人，他们强烈地担心他们的健康，以至于他们老觉得自己是在死囚区，每天都在等待死期的降临。但是他们的幻想还没有就此打住。尽管别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也只能感受到一瞬间的轻松，然后他们又苦苦地寻思自己的完全康复，是不“踏实的”——可是通常这种“见识”是在新的伪装下，又一种强迫性的疑神疑鬼。
强迫性的担忧开始后不久，强迫性官能症病人通常的反应是不由自主地做些事情来减轻这种忧虑。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感染了细菌，他们便会从头到脚地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于消除这些担忧的话，他们就会把他们所有的衣物、地板、然后是墙壁都统统洗上一遍。如果一个妇女担心自己会把宝宝杀死，她就会把斩骨刀裹起来，装在盒子里，藏入地下室，完了再把地下室的门牢牢地锁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分析学家，莱弗雷·M.施瓦兹，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人，他害怕被车祸中溢出来的电池电解液所沾染。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都会注意倾听周围是否有发生事故时的警报声。一旦他听到这
种声音，不管是深夜几点钟他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特制的运动鞋，然后匆匆开车前往，直到他找到事故现场。只要警察一离开，他就会一干好几个小时地用刷子擦洗干净柏油路面，完了他才偷偷地溜回家，并且扔掉那双穿出来的鞋子。
强迫性怀疑者常常形成“检查强迫症”。如果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关了炉子或者锁了门时，他们就会回去查了又查，往往查上一百多遍。因为心头的疑虑总是挥之不去，使得出门一趟就得浪费好几个钟头。
强迫性官能症一直以来非常难治。药物治疗和行为疗法对许多这样的患者来说只部分地起作用。莱弗雷·M.施瓦兹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基于塑性的疗法，不仅仅可以帮助那些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在我们开始情不自禁地担忧即使是自己明知道没有意义的事情时，也可以帮助那些都有很多寻常烦恼的人们。当我们内心对忧虑有所“依附”并牢牢抓住它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被这些不由自主的咬指甲、拉头发、购物、赌博以及吃东西等等“令人讨厌的坏习惯”所强迫、所驱使的时候，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甚至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猜忌、吸毒、强迫性性行为以及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形象、身体、自我评价等过分的关注，都可以有所帮助。
施瓦兹通过对患有强迫性官能症和没患这种病的人的脑部扫描进行比较，形成了一种新的诊断方法，利用这种诊断方法研究出一种新形式的疗法——据我所知，运用这种脑部扫描作为表现鉴定试验（PET）来帮助医生既了解一种精神病又为其开发一种精神疗法，这在医学史上还是首次。
然后他通过对他的病人实施心理治疗的前后做脑部扫描，检验了这种新的疗法，并且表明通过治疗以后，他们的大脑已经趋于正常。这又是一个首次——首次表明谈话疗法可以改变大脑。
正常情况下，当我们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有三桩事情发生。首先，我们会有一种“犯错感”，就是对某件事情做错后的那种挑剔感。其次，我们会变得焦急起来，而这种焦急又会驱使我们去纠正这个错误。最后，当我们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后，我们脑子里的一种自动挡会让我们转移到下一个想法或者下一个活动上。然后错误感和焦虑都消失了。
但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大脑不会自动转移或者是“向下翻页”。即使他已经纠正了拼写错误，清洗了手上的细菌，为忘记朋友的生日而道过歉了，他依然被困扰着。他的自动挡失灵了，并且错误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变得异常强烈。
通过大脑扫描，我们现在都知道，强迫症涉及到大脑的三个部位。
我们用眼眶额叶皮质来发现错误，它是额叶的一部分，位于大脑的下方，正好在我们眼睛的后侧。通过扫描表明，强迫性症状越明显，眼眶额叶皮质表现得就越活跃。
第32节：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3)
一旦眼眶额叶皮质激发了“错误感”，它就会向位于皮质最深部位的扣带回发出信号。扣带回触发了可怕的焦虑，认为除非我们纠正错误，否则就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它并且向五脏六腑都发出信号，使得我们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恐怖。
这种“自动挡”，即位于大脑中心底层的尾状核，会让我们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转换。除非，这种尾状核变得非常地“粘滞”时，像强迫性官能症出现的情况那样。
强迫性官能症患者的脑部扫描表明，大脑的三个区域都处于亢奋状态。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都变得兴奋起来，但又停滞不前，似乎一起锁定在“接通位置”上——这就是施瓦兹称之为强迫性官能症“大脑锁”的原因之一。因为尾状核不自动“换挡”，所以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继续发出信号，不断地强化错误感和焦虑。因为这个患者已经纠正了错误，所以这些信号显然是些错误的警报。失灵的尾状核胶滞住了，仍然充满从眼眶额叶皮质发来的信号，所以它很可能过度活跃。
造成严重强迫性官能症大脑锁的原因多种多样。多数情况下，这种病症是家族史或者可能是遗传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感染后，尾状核肿大而引起的。并且，正如我们会明白的那样，学习在其发展中也同样起了作用。
施瓦兹通过解开眼眶额叶皮质和扣带回之间的连锁以及让尾状核恢复正常功能的途径，他着手开发一种能够改变强迫性官能症回路的疗法。施瓦兹想知道病人是否可以通过持续的、努力的关注以及主动锁定某些忧虑之外的事物，比如说，一项未曾参加过且令人愉快的活动，以此来“手动”将尾状核换挡。这个方法具有塑性意义，因为它促使了一个新的大脑回路的形成，这种回路带来愉悦并且触发多巴胺的释放，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多巴胺释放对这种新的活动进行了奖励，并且巩固、增加了新的神经连接。这种新的回路最终可以跟之前那个进行竞争，并且根据不用则废的原则，病态的回路网络将会削弱。运用这种疗法后，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破除”坏习惯，比如用更好的行为去取代不好的行为。
施瓦兹把这种疗法分成了好几个步骤，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第一步是要让强迫性官能症发作的患者对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改变认识，以便认识到他们所遭遇的并非细菌的侵入、艾滋病的感染或者是电池电解液的沾染，而是强迫性官能症的一个表现。
他应该记住大脑锁发生在大脑的三个部位。作为一位临床医学家，我鼓励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来为他们自己做以下的归纳：“是的，我现在真的有问题了。但它不是细菌，而是由于强迫性官能症的发作所引起的。”这种重新认识让他们和压迫内容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多少以佛家感悟人生苦厄的方式来看待它：眼看着身心受其煎熬，但却依然能如此超然地置身事外。
强迫性官能症患者也应该提醒他们自己，这种病发作后不会即刻消失的原因在于错误的回路。有些病人可能会发现这样做是有益的：在一次病情发作中，去看看施瓦兹《大脑锁》一书中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异常脑部扫描照片，再跟施瓦兹经过治疗好转病人的正常脑部扫描照片进行比照，从而提醒自己改变大脑回路是有可能的。
施瓦兹正在指导病人对强迫性官能症的普遍形式（侵入到意识当中的焦虑的想法）和强迫的内容（例如危险的细菌）进行区分。病人越是锁定在内容上，那么他们的病情就会变得愈加恶化。
长期以来，临床医学家们也同样锁定在了内容上。强迫性官能症最普遍的疗法称为“暴露和反应阻断疗法”，一种行为治疗形式，尽管这种疗法没有使大部分患者完全好转，但它帮助了大约半数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有所好转。如果一个人害怕细菌，就使他逐渐地暴露在更多的细菌当中，力图使他变得麻木起来。临床治疗可能意味着让病人花更多的时间呆在卫生间里。（当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疗法的时候，精神病医生正在叫一个男人将脏的内衣裤套在脸上。)不难理解，30％的病人会拒绝使用这种疗法。暴露在细菌之中，目的并非将挡“换”至下一个念头；它导致更多的病人全神贯注于此——至少一会儿。标准行为疗法的第二部分是“反应阻断”，防止病人对这种强迫起反应。
第33节：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神经塑性疗法对强迫症的治疗(4)
另外一种医疗形式是认知疗法，其前提是基于问题情绪和焦虑状态都是由认知扭曲——不准确或夸大的想法引起的。认知临床医学家们让他们的强迫性官能症患者写下他们所害怕的事物，然后列出那些他们也不解何义的理由。但在这个医疗过程当中，也让病人沉湎于强迫性官能症的内容里。正如施瓦兹所说的那样，“教一个病人说，‘我的手不脏’，只不过是在重复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认知扭曲恰恰不是疾病的内在部分；一个病人基本上知道，今天没有对食品柜中罐头的数量进行统计，将不会真的导致她的母亲今晚死于非命。问题是，她不会那样想。”精神分析师也已经集中于症状的内容上，许多症状涉及性的和攻击性的念头。他们已经发现一种强迫性的想法，例如，“我将伤害我的孩子”，也许对小孩表达的是一种压抑的怨气，并且这种内省方法，在轻度的病例中，足以消除这些困扰。但这种方法对中度和重度强迫性官能症通常不起作用。尽管施瓦兹相信许多强迫症的起源与弗洛伊德强调过的那些有关各种性的冲突、攻击行为以及负罪感有关，但这些冲突解释的仅仅是内容，而不是扭曲的形式。
当一个病人已经承认忧虑是强迫性官能症的一个症状时，下一个关键步骤是，一旦他开始意识到强迫性官能症正在发作的这一刻，就要让他重新专注于一项积极的、健康的、理想的并且带来快乐的活动。这个活动可以是栽花种草、演奏乐器、听音乐、计算是投篮或者帮助别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有他人参与的活动更能让病人保持专注。如果病人开车时强迫性官能症可能发作，他应该事先做好准备，如一盒有声读物和一个音乐CD什么的。
这样做也许看起来像一个很清楚的动作过程，并且可能听起来很是简单，但对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来说却很难做到。施瓦兹使他的病人确信，尽管他们的“手动变速器”是胶着的，但通过努力它是可以改变的，一次以一个努力的念头或者动作来使用大脑皮质进行改变。
当然，“换挡”是一个机器的比喻，并且大脑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塑性的、鲜活的。每次病人试图“换挡”时，他们通过发展新的回路以及改变尾状核来开始安装他们的“变速器”。通过重新聚焦，病人要学习的并非去锁定在强迫症的内容上，而恰恰是要去绕过它。我建议我的那些病人们想想不用则废的原则。他们花在考虑这些症状的每时每刻——认为细菌在威胁着他们的每时每刻——他们都在深化这种强迫性的回路。只要超越它，病人就能走到远离病症的正道上来。患有强迫性官能症的病人，越是多做，越想多做；越是少做，越不想做。
我在参加一位朋友的晚宴，这位朋友我将称她为艾玛；一同赴宴的还有她的作家丈夫西奥多以及其他几位作家。
艾玛现在四十岁上下。她二十三岁时，一次自发的基因突变给她带来一场称为色素性视网膜炎的疾病，这种病导致她的视网膜细胞的死亡。5年前她完全失明了，于是就开始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马蒂来导盲。
就在那个晚上，艾玛问了我是否清楚这种老不放心家中物品的毛病。她告诉我她常常出门时有一大堆的麻烦，因为她老要反复的检查炉子和门锁。她上班路上可能又返回，也就是她离开家去上班，走到半路上时，然后又不得不回来看看门锁好没有。等她回到家时，她又要去检查炉子、电器、自来水关好没有。她得走的时候，她又必定要把刚才的整个过程重复好几次，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始终都在克制这种老不放心的念头。她告诉我在她成长过程中，她父亲的严厉、专制使得她变得十分焦虑。当她离开家以后，她不再焦虑，但却发现似乎又患上了老不放心的毛病，而且这种毛病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将大脑锁的理论解释给她听。我告诉她通常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电器，但却没有对它真正的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建议她检查一次，仔仔细细地，只检查一次。
第34节：第七章疼痛——神经塑性疗法对“幻觉痛”的治疗(1)
后来我见到她时，她高兴极了。“我好了”，她说，“现在，我检查一次就动身出门。我仍然有想反复检查的念头，但是我克制它，然后它就消失。随着我练得越来越多，它消失得更快了。”
第七章疼痛
——神经塑性疗法对“幻觉痛”的治疗
当我们希望完善我们的官能时，神经塑性是上天的一种赐福；而当其为疼痛服务，为其推波助澜时，塑性无疑是一种咒语。
V.S.拉玛张德兰是一位带领我们研究疼痛的最引人注目的神经塑性学家之一。维拉雅努尔·苏伯拉曼尼安·拉玛张德兰生于印度马德拉斯。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一位有印教背景的神经学专家，有着剑桥三一学院心理学博士的学位。而这位19世纪科学传承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在解决21世纪的难题。我们是在圣地亚哥见面的，他在负责加利福尼亚大学大脑和认知中心。“拉玛”留有黑色的卷发，穿着一件黑皮夹克。他的嗓音比较大。带有英国人的口音，但当兴奋的时候，他说话就像一长串的鼓声，快速而急促。
然而，当许多的神经塑性学家为了帮助人们形成或者恢复技能——阅读、行走或者克服学习障碍而进行研究的时候，拉玛张德兰却在用塑性来重组我们头脑的内容。他表明我们可以使用想象力和理解力通过相对无痛的疗法来重组我们的大脑。
拉玛张德兰取出了一个大的方盒子，内置一面镜子，看起来像一个孩子玩的魔术。通过使用这个盒子以及他对塑性的了解，他对几个世纪以来神秘的幻肢以及它们所造成的慢性疼痛做出了阐释。
为了寻找受试者来测试他的镜像盒，拉玛张德兰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古怪的广告，写道“诚征截肢者”，于是“菲力普·马丁尼兹”就来应征了。
大约10年前，菲力普从以时速四十五英里疾驰的摩托车上甩了出来。这次事故导致从他的左手掌到胳膊一直到他的脊髓的所有神经都被撕掉了。他的胳膊仍然附在身体上，但没有功能神经从脊柱向胳膊发送信号，也没有神经进入到他的脊髓向大脑发送信号了。菲力普的胳膊除了毫无用处之外，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用吊带吊着这样一个无法活动的“包袱”，他最终还是选择截除了这只手臂。但是在他的幻肘上却留下了可怕的幻觉痛。在幻臂上同时也感觉到了瘫痪，并且他有种感觉，只有他多少能设法活动它一下，他才可能减轻这种疼痛。这种困境让他如此的沮丧，使得他想要自杀。
当菲力普把他好的胳膊伸入了镜像盒里头时，他不仅仅开始“看到”他的“幻影”在活动，而且这是他首次感觉到它在活动。这使得菲力普大为吃惊，而且非常地高兴，他说他感觉他的幻臂好像“重新接通电源了”一样。
然而一旦他停止看镜像或者是闭上眼睛，幻影也就立刻又凝固了。拉玛张德兰给了菲力普这个盒子，让他带回家去训练，希望菲力普通过刺激能重接大脑图谱的塑性变化，最终忘却他的幻影瘫痪。菲力普每天用这个盒子训练十分钟，但仍然只有当他睁开眼睛，看着好手的镜像时，它才能起到作用。
接着四周之后，拉玛张德兰便接到了菲力普的电话，电话中他非常地兴奋。他的幻臂不但不凝固了，而且永远地消失了——即使是当他不使用这个盒子的时候。他的幻肘以及这种折磨人的疼痛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不会感觉疼痛的幻指了，仍在他的肩膀上悬吊着。
V.S.拉玛张德兰，这位神经学上的魔术师，成了第一位执行一个似乎不可能的手术的医生：成功的幻肢截除手术。
拉玛张德兰用他的盒子治疗了许多患者，他们当中大约一半的人不再有幻觉痛了，他们的幻影也不再凝固了，并且开始感觉到可以控制住它们了。其他的科学家也发现用镜像盒训练过的患者有所好转了。fMRI脑部扫描表明当这些患者有所好转时，他们的幻影运动图谱也扩大了，因截肢而带来的图谱收缩也逆转过来了，并且感觉和运动图谱也正常化了。
镜像盒似乎是通过改变患者体像的知觉来治疗疼痛。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它既解释了我们的心智是如何运转的，又解释了我们如何经历疼痛。
第35节：第七章疼痛——神经塑性疗法对“幻觉痛”的治疗(2)
疼痛和体像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经历疼痛的时候，疼痛总是投射在身体上。当你伸腰的时候，你会说，“我的腰，痛死我了！”而不会说，“我的痛觉系统，痛死我了”。但是正如幻影所表现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一处身体部位，或者甚至不需要痛觉感受器来感觉疼痛。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体像，由我们的大脑图谱产生的体像。有真实肢体的人们通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肢体的体像完全地投射到了我们真实的肢体上，这样就不可能将我们的体像和我们的身体区别开来。“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幻影”，拉玛张德兰说，“它是一个你的大脑纯粹为了方便所构造好了的幻影。”
体像扭曲很是普遍，表明了体像和身体本身之间就有区别。当厌食者们饿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体形肥胖；有人觉得自己的体像扭曲，这种症状称为“躯体变形障碍”；他们把依照正常标准其实十分完美的身体部位却看成是有缺陷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耳朵、鼻子、嘴唇、乳房、阴茎、阴道，或者是大腿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或者就是长得“不是地方”，然后他们就感觉非常的羞愧。玛丽莲·梦露一直认为自己有许多的身体缺陷。这种人通常会去做各种整形外科手术，但是术后他们仍然感觉自己是畸形的。其实他们必须做的反而是“神经整形手术”，以此来改变他们的体像。
当轻伤、擦伤、毒虫咬伤指头，使得整个肢体疼痛不堪，身体的“保护机制”会阻止患者活动肢体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在受伤之后，这种症状会持续很久，而且通常会变成慢性的，在轻微擦伤或皮肤划破之后，皮肤就伴有灼痛、不适。拉玛张德兰认为大脑重组自身的塑性能力带来了身体防护机制的病态形式。
当我们自我保护时，我们不让肌肉活动，以免加重受伤的程度。如果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动，我们就会变得精疲力竭，而且跌倒，伤着自己，感觉疼痛。拉玛张德兰想，现在假定在运动发生之前，大脑通过触发痛觉避免了错误的运动，而运动是在运动中枢发出运动指令之后和运动被执行之前产生的。大脑是否有比确认运动指令本身触发痛觉更好的方法来阻止运动呢？拉玛张德兰开始认为在这些慢性疼痛患者身上，运动指令连在了痛觉系统上，这样，即便手臂已经治好，可是当大脑发出一个运动指令来活动手臂时，它仍然会触发痛觉。
拉玛张德兰称之为“习得性疼痛”，并且想知道是否镜像盒可以帮助缓解这种疼痛。所有传统的疗法都已经在这些患者身上试过了——阻断连到痛觉区域的神经、物理疗法、镇痛剂、针灸，以及按摩——都毫无效果。在帕特里克·沃尔参加的一个团队所做的一项研究中，要求患者坐下来，将双手都放入镜像盒中，他只能看见他的好手以及好手在镜子里头的影子。接着患者在镜像盒里头随意地移动他的好手（可能的话也移动他的病手）十分钟，每日数次，坚持训练几周。或许未经运动指令引起就产生的活动的镜像，让患者的大脑以为他的患手现在能够毫无疼痛地、自在地活动了，或许是这项训练使得大脑知道已经不需要身体的防护机制了，这样它就切断了活动手臂的运动指令和痛觉系统之间的神经连接。
患有两个月痛觉综合症的病人好转了。第一天疼痛就减轻了，甚至在镜像训练期结束之后，缓解仍在持续。一个月之后，他们不再有任何疼痛了。患有5个月到1年症状的患者不能很好地恢复，但是他们的手脚不再那么僵硬了，而且能重新工作。患有超过2年疼痛的那些患者则无法恢复。
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长期的患者这么长时间没有活动他们的患肢，以至于患肢的运动图谱都开始弱化了——这又是不用则废的例子。剩下的图谱全部是当这个幻肢最后一次使用时所残余的最为活跃的少量的连接，不幸的是，这些连接却连在了痛觉系统上，正如截肢前打了石膏的患者形成幻影，恰好在他们手臂截除之前所“固着”下来的幻影痛一样。
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G.L.摩斯利，认为他也许能帮助这些患者，这些患者使用镜像盒没有好转，通常是因为他们的疼痛是如此的强烈，使得他们在镜像疗法中无法活动他们的肢体。摩斯利认为用心智练习建立患肢的运动图谱也许神经塑性疗法对可以触发塑性的变化。为了激活患者大脑的运动网络，他要求他们仅仅去想象活动他们的痛肢，而无须进行真正的活动。患者们也看各种手部图片，来确定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直到他们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辨认出来——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激活运动皮质的技巧。在他们面前显示处于各种姿势的手，并且叫他们对其想象十五分钟，一天三次。在这种视觉训练之后，他们就做镜像疗法，经过12周的治疗以后，他们当中有些人疼痛已经减轻了，其中半数人的疼痛消失了。
想想这有多么的了不起——对于最折磨人的慢性疼痛，一个全新的疗法，只使用想象和幻觉来塑性地重建大脑图谱，而不需要使用任何药物、针管或者是电击。
第36节：第八章想象力——神经塑性疗法对帮助增强记忆力和学习力的效能
第八章想象力
——神经塑性疗法对帮助增强记忆力和学习力的效能
当我们为了考试背诵答案，为演戏准备台词，或者对各种表演人的智力就会突飞猛进的增强发言进行彩排时，我们都在做科学家所谓的心智实践或者心智演练。但是因为很少人做得系统、严密，所以我们低估了它的效用。有些运动员和音乐家用它来为表演做准备，当钢琴演奏家格伦·戈尔德要录制音乐的时候，他毕生都主要依靠心智实践来为自己做准备。
心智实践的一个最高级的形式是不用棋盘也不用棋子的“盲棋”。棋手想象出棋盘和棋局，始终记住每一着的变化。阿纳托利·沙兰斯基，苏联的人权活动分子，曾用下盲棋来度过狱中岁月。1977年，犹太裔的计算机专家沙兰斯基被错误地指控为美国的间谍，于是在狱中度过了9年岁月，在冰冷黑暗，只有五六英尺的、坚固的牢房中，熬了四百多个日日夜夜。被单独监禁的政治犯通常都会精神崩溃，因为不用则废的大脑需要外部刺激来保持它的图谱。在这种知觉剥夺的漫长岁月里，沙兰斯基连续数月的下盲棋，这可能帮助了他，使他的大脑免于退化。他一个人自己跟自己下，从正反两方的角度，将棋局记在脑子里——这是对大脑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沙兰斯基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当时下棋是想着利用这个机会，说不定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冠军。他放出来以后，在西方舆论的施压下，他去了以色列，成为了一名内阁部长。当世界冠军加利·卡斯帕罗夫和首相以及内阁部长下棋的时候，只有沙兰斯基未被他击败。
我们从那些做过大量心智实践者的脑部扫描可以知道，沙兰斯基在狱中的时候，他的大脑里头可能发生了些什么。再来看看鲁迪戈尔·甘姆的事例吧，甘姆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德国年轻人，但他却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数学奇迹，成了一台肉身计算机。尽管甘姆生来没有什么数学天赋，但他现在能心算一个数字的九次方或者五次方根，并且能在五秒之内解决像“68乘76等于多少”这样的问题。在银行工作的甘姆，二十岁时就开始每天做四小时的心算训练。到二十六岁时，他已经成为心算天才，能够以在电视上表演为生了。当他心算时，有人用正电子X射线层析术对他进行大脑扫描后发现，他能比“正常人”多用五个以上的脑区来做计算。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立逊，一位技能发展方面的专家，表明像甘姆这样的人是依靠长期记忆来帮助他解决数学问题的，但其他人只会依靠短期记忆。专家脑子里头并不存贮答案，但存贮的是帮助他们找到答案的关键事实和策略，然后他们能很快地找到答案，尽管这些答案也存在短期记忆中。使用长期记忆来解决问题，这在大多数领域的专家们当中是相当普遍的，艾立逊发现在多数领域要成为专家，通常要经过10年左右的不懈努力。
我们能够仅仅通过想象就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个原因是，从神经科学的观点看来，想象一个动作和实际上做这个动作并没有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不同。一旦闭上眼睛，并且想象一个简单的物体，比方说，字母a，那么主要的视觉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就像受试者真正看到字母“a”时一样。脑部扫描表明在动作和想象过程中有许多相同的大脑部位被激活了，这就是为什么想象能够提高表现的原因。
第37节：第九章让幽灵寿终正寝——神经塑性疗法对抑郁症的调治(1)
第九章让幽灵寿终正寝
——神经塑性疗法对抑郁症的调治
L先生40年来患有不时发作的抑郁症，在和女子发展爱恋关系上困难重重。他快六十岁了，刚退休不久的他来到我这寻求医治。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很少有精神病医生对大脑是塑性的而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年近六十的人经常被认为“在各方面都已经固化了”，很难再从一个既要消除症状，又要改变他们性格中长期存在的各方面问题的治疗中受益。
L先生总是衣着讲究，彬彬有礼。他聪明、敏感、说话简洁清楚，并且很少抑扬顿挫。当他谈到他的情感时，他就开始越来越含糊其辞了。除了他的严重的抑郁症之外（只有部分抗抑郁药对他的抑郁症有效），他还患有另外一种奇怪的情绪疾病。
他似乎常常被一种神秘的麻痹无力的感觉——所击倒——这看起来很突然，令他感到麻木、无聊，似乎时间都已经停止了。他还说自己喝酒太多。
他特别对恋爱关系感到不安。一旦他建立恋爱关系时，他可能就开始要退缩，觉得“可能在别处有更好的女子被我忽略了”。他有许多次对妻子不忠，于是导致了他的婚姻失败，这是个他深感遗憾的结果。更为糟糕的是，他还不能确信为什么他是不忠的，因为他觉得他对他的妻子非常地尊重。他试了好多次想跟她重归于好，但她拒绝了。
他无法确定爱是什么，也从来不会对别人吃醋或者想占有别人，而是老觉得女人想要“占有”他。他既避免讨好女人也避免和女人发生冲突。他很关心孩子，但是更多觉得的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一种天伦之乐。这种感觉让他痛苦，因为他的孩子们都喜欢而且挚爱着他。
当L先生只有26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在生他的妹妹的时候难产而死。他不认为母亲的去世对他有显著的影响。他有7个兄弟姊妹，自那以后，他们唯一养家糊口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一个农民，大萧条时期在一个穷困的县里经营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这农场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一年之后，L先生就患上了慢性胃肠疾病，需要长期地护理。他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因为没有办法照顾他和其他孩子，就把他送给了一千英里之外的一位已婚但没有小孩的阿姨。两年之后，L先生短暂人生中的一切都改变了。他失去了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姊妹、他的健康、他的家、他的村庄以及一切他所熟悉的外部环境——他所关心的，他所依恋的一切都失去了。
而且因为他是在那种习惯于忍受艰难困苦，始终保持缄默的人们当中长大的，所以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养父母也好，都很少和他谈到他的这种精神失落。
L先生说他对四岁以前的生活根本没有记忆，他对十几岁时的记忆也少得可怜。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觉得悲哀，而且他从来也不哭，尽管都已长大成人了——对于任何事情他都不曾哭过。事实上，他说好像在他身边没有任何事情在他脑子中留下过记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问道，难道是孩子心智发育太差以至于没有记下这样的早期经历吗？
可是这里仍然有他确实记录了下来的这种失落的线索。尽管在多年以后，当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看上去似乎仍处在惊恐之中。他还经常被梦境所萦绕，在这些梦中他总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正如弗洛伊德发现的，有一个结构相对不变的梦境不断出现，通常梦境中包含了早期心理创伤的记忆片段。
L先生述说了下面一个典型的梦：我在找什么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一个弄不清楚的物品，或许是个玩具，可是不在我熟悉的地方……我想把它找回来。
他唯一的评述，就是这个梦表现了“一种可怕的失落”。但是很清楚的是，他没有把这个梦和他失去了母亲或者家庭联系起来。
通过对这个梦的解析，在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二岁的心理分析治疗中，L先生能懂得如何去恋爱，改变他性格中的极为重要的方方面面，也能根治他40年来的症状。这种改变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分析术事实上就是一种神经塑性疗法。
第38节：第九章让幽灵寿终正寝——神经塑性疗法对抑郁症的调治(2)
多年以来直到现在，在某些领域中对精神分析术——即原始的“谈话疗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心理疗法不是治疗精神病症和性格问题的严格方法进行争论，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严格的”疗法需要药物，而不仅仅是“谈论思想呀，感情呀什么的”，这不可能影响大脑或者改变性格，大脑和性格越来越被人认为是我们基因的产物。
精神病医生和研究人员埃里克·康德尔第一次让我对神经塑性感兴趣，那时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一名住院医生，他在那里教书而且对每一位在那的人都起着重要的影响。康德尔最先表明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每个神经元都会改变它们各自的结构，增加它们之间的突触连接。他还第一个证明了当我们形成长期记忆的时候，神经元会改变它们构造上的形状，并且增加与其他神经元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因为这项研究他获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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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个月大的时候，L先生失去了母亲，这个时候儿童的塑性变化正是最大的时候：新的大脑系统正在形成并且在强化它们的神经连接，脑图在分化并且在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刺激的帮助下完成了它们的基本结构。右半球刚刚完成它的生长冲刺之后，左半球又开始了它自己的冲刺。右半球通常产生非言语的交际；它使得我们认出各种各样的脸并且理解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它让我们和其他人相互联系起来。它也是这样来处理母亲和她的婴儿之间的非语言的视觉线索的。它也同样处理语言中的音乐成分，或者说声调，我们通过声调来传达出我们的感情。在右半球的生长冲刺中，从出生直到第二年，这些功能都处在关键期之中。
左半球通常处理话语中的言语——语言要素，正好和情感——音乐要素相反，并且使用意识处理功能来分析问题。从出生后到第二年年底为止，婴儿的右半球越来越大，因为左半球刚刚开始它的生长冲刺，我们的右半球在我们出生后三年内都支配了我们的大脑。二十六个月大的孩子是复杂的，是“右半脑的”感情的动物，但是没有办法谈论他们的经历，因为这是左半脑的功能。脑部扫描表明在人生的头两年中，母亲主要是用她大脑的右半球来到达婴儿的右半球来进行非言语交际的。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期，从大约十至十二个月持续到十六或者十八个月，在这个关键期中大脑右额叶的一个重要区域正在形成，并且在塑造大脑回路，这些大脑回路允许婴儿既维持与人们的联系，又对他们的情绪进行调节。这个逐渐成熟的脑区，是在我们右眼之后的大脑部位，被称作右眼窝额叶系统。（眼窝额叶系统在眼窝皮质中有它的中枢区域，这我们已经在第六章“打开大脑的锁”中讨论过，但是这个“系统”包括了和处理感情的边缘系统相连的连接。)这个系统既允许我们通过理解人们的面部表情来理解他们的情感,也同样来理解和控制我们自己的情感。二十六个月大时小L可能已经完成了他的眼窝额叶的发育，但是还没有机会来强化它。
一位在婴儿情感发展关键期中和她的婴儿在一起的母亲常常通过使用悦耳的言语和非语言的手势来教会孩子情感是什么。当她看到了她的小孩吃奶时呛入了一些空气，她可能会说，“哦，哦，宝贝儿，你吓坏了，你吓坏了，别怕。因为你吃得太快了，你肚子会疼。让妈咪拍拍你，抱抱你，你就会感觉好些的。”她告诉孩子情感的名称（害怕），有一个促发物（吃奶吃得太快），这种情感是通过脸部表情来表达的（“你看上去很难受”），并且这种感情跟身体的感觉相联系（肚子疼），并且他向别人求助以便减缓痛苦通常是有益的（“让妈咪拍拍你，抱抱你”）。那位母亲在情感的许多方面给孩子上了一个速成班课程，不仅用言语还用她充满爱意的声调，而且运用她的手势和体触来让小孩子放心。
对于想了解、想调节他们的情感并且和社会相接触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在关键期中成百上千次的经历这种相互影响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让这种情感得到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