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我们对于这些实在说不上是“文艺主张”的主张，当时确实未敢发表任何议论。如果真要议论，哪里是三天两天说得清的？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是闹出了一场“反黑线回潮”。
“反黑线回潮”，顾名思义，就是反对我们这些“文艺黑线”旧人的复辟行为。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对于八个样板戏、“三突出”公然提过任何不满，更无处可发表，要“反黑线回潮”，从哪儿说起？
从与文艺“黑线”、“红线”都毫无关系的闲话说起。原来，有一批曲艺演员，应江青、于会泳之召，来北京会演。曲协老主席陶钝去看望他们。这些老演员不忘旧谊，在宾馆房间里给陶钝唱了几段。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变成一场大风波，说陶钝在宾馆里听演出是抢在“中央领导”的前面审查节目，这就是篡夺领导权，就是“旧文艺黑线回潮”，得在整个文艺界全面开展“反黑线回潮”的运动！
于是到处反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自不能幸免。我社有一个曲艺编辑贾德臣，因为曾送稿给陶钝看，这回人事处长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者，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我们这几个文艺界的旧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严文井的罪状，因为与文艺毫无关系，所以我实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李季是为了他在下火车来社报到前，向外人说明身份时顺口说了一句：“我是个作家。”大概还说了那军代表并不懂文艺，于是这就成了他妄图压倒军代表的“重大罪行”。严文井是什么罪，似亦相似。至于我自己的罪行，倒记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阴谋“挤沙子”，想把军代表挤出去，以便恢复“黑线”统治。事实是曾有一位姓何的军代表，就是那个高中程度的，对自己有一点自知之明，曾觉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适，而且家属也不能来京，他自己提出过回部队。当时小组开了欢送会。我在会上发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们欢送。后来其他各位军代表提出不让他走，也就没有走。这时，前一阵这几句未成为事实的话，竟突然引起了各位军代表的群起而攻，开会批斗，他们说：韦君宜为什么不竭力挽留何某？这就是要挤走沙子，仇视沙子。上次为什么要调那两个非党干部（一个华侨，一个民盟）？就是因为他们俩才是她的心尖子。他们还大声责问：“你和他们两什么关系？”（其实我和他们二人连闲谈都很少，老编辑谁不知道？）
然后，我们的人事处长（新由外单位调来的转业军人）又揭发我的老底，说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处来要人事档案看，还说：“人事处的事，你有什么权力来管？这分明是阴谋，要在档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挤沙子嘛！”——这话一说，在座的穿军装干部哄然响应，齐声说：“就是排挤我们！是典型的黑线回潮嘛！”这就又抓住了我一条“回潮”罪证。可怜我哪里晓得，我这个所谓“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门的干部档案！（我在干校当指导员时，还把全连队学员的档案通读了一遍哩！）这与文艺一点关系没有的事，却也成了“文艺黑线回潮”，这是第二件罪行。
我的第三件“文艺黑线回潮”罪行，是那位泼我一屋水的军代表，在还未发现我不是军人以前，跟我说过一句客气话：“我在这里当领导，真是困难，不如在部队工作。”我把这话告诉过别人。这怎么又是“文艺黑线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后来，由为首的军代表做了决定，给所有军代表提到连级以上，据说这样即可把在农村的家属一律调来北京，想必这就是把“红线”请进来，就是“反黑线回潮”的行动了。我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谓文艺“黑线”与“红线”。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记不胜记。记得军代表叫我们“出门去向工农兵学习”。于是有的去部队，有的去农村，有的去工厂。都说是“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要由工农兵为主写稿子，我们便跟着帮忙。实际上是工农兵写了头一遍，一般由编辑重写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厂那一组下去，写鲁迅研究。最妙是工厂党委书记，非常郑重地出来介绍他们厂的人员情况，他首先就说：“为了重视这件工作，我们决定我们厂的党委委员亲自参加写作工作，由她负责领导。”接着，门一开，党委委员和别的成员庄严地进来了。万万想不到，打头进来的，竟是我们的小琴——我们干校一位老“学员”的女儿，跟爸爸下来干活的干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军宣队赶到干校去的）。去年她17岁，回城找活干来了，如今成了工厂党委委员，我们（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学习。只见她有点扭怩，几乎要开口称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摆出作为“工农兵”以供学习的谱儿，一句话没说。还是文井机灵，忙打招呼说：“我们是干校的同学呀。”我坐在那里，既觉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怜可笑，又觉得在那里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够苦的，这实在是一场由别人导演，我们老少一起出场的滑稽戏。
滑稽戏一多，人们就无法不笑，无法再郑重地对待它了。后几年，这些琐碎故事，实在连缀起来不成章句，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这样的“走资派”，固有自觉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调皮鬼是想趁此捞便宜，而一般老实群众还是相信伟大领袖的号召，以为这次革命将扫荡污浊，使中国变成一个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结果却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后就把现在“造反”得势的造反派编成笑话来说了。例如，那一阵上海干部最时兴，大家就在办公室里开玩笑，比如推选哪个上海女同志，说她有希望当部长，或者背地给军代表起外号，叫“少爷兵”、“白脸兵”、“张沙子”、“李沙子”。特别我们单位有那么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虽非扛枪打仗的真正军人，但毕竟也是戴过胸章臂章的八路军。我们社还有近十位真正的转业军人，本来，谁会不怀念自己曾在过的军队呢？可是，我们一下子都成了垫茅坑的泥土。这使我们和他们的感情被拉远了，怪不了我们。
我们社有一位全社数一数二的老实编辑，老王。“文革”开始，他一言不发，却全力拥护，以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于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中国从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没有跟他谈过话了，这时得到解放，趁探亲假去他家中拜访了一趟。他跟我谈了几句之后，忽然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想跟他说什么了。以后到周总理逝世，天安门“四五运动”轰动了全国，天安门的诗到处抄，抄诗成了罪，最后忽然有本铅印的《天安门诗抄》秘密流传起来。当时，冒着被逮捕、枪毙的危险，秘密编印这本书的文艺界朋友是谁？我可真没想到，就是这位最初热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实人老王！
还有另一个老实人，向来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人家说谁是坏人，她就认为谁是坏人，领导都愿意使用她。在干校，我被“解放”当了指导员之后，就也把她调来当了文书，交了一堆“专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谓“专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乱语、捏造诬陷之类的。我们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档案。她接受了任务，每日埋头伏案，什么话也没说。几天后，我下班时，她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从今开始，我才知道人并不都说真话。人有真话，也有假话。”
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样，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承认了。早期跟着斗的人多，晚期跟着斗的人少。而这些晚期继续跟着斗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里？是仍然真心实意地想打倒“走资派”吗？尤其我们文艺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员，罪状是主张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被赶走的医生，罪状是主张给城市老爷治病；挨打的校长、教师，罪状是主张以学生为敌来进行考试……这些人主张“走资”，所以非打倒不可。这都是当时起来“造反”的群众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们——这些文化人、医生、校长、教师，则的确就是多年来各司其职，不知自己有何错误，并末对自己所作所为有过怀疑。现在上级“中央文革”和群众忽然都说我们多年以来全错了，全是“走资源”，一律撤职、赶走，那就不能按原来那种走法走下去了。我们听上级的，听“中央文革”的，按着“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自己的主张都取消吧！承认错误吧！所以，到了“文革”后期，实在已经并没有什么公开的两派主张之争了，但是却仍然不断地打“黑线回潮”，说：“走资派还在走”。打的是些什么主张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么也没有。如果说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们内心的不满，必欲尽数消灭之而后快；第二没有别的，就是自己要当权，而实无主张。如是而已。
所以对后期这些“造反派”的真实动机，我是不能不怀疑的。
但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主张，也不完全正确。在“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仿佛是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编辑拿来问我。而稿子已由组长（军代表）和主任（有终审决定权的那个军代表）都看过了，已经排成铅字，只等着出书了。我把这部稿子的清样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阅了几页，发现内容太不像话，说的是一个小学放了暑假，孩子们如何坚决抵制老师，如何去搞阶级斗争，抓了一个搞破坏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满嘴阶级斗争，开口就训人，实在叫人讨厌。我就说：“我不大赞成出这本书。”
一会儿，那位军代表组长进来了，他解释道：“我要出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教育儿童，在假期里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看着他，暂时隐忍，没有反驳，因为这种人的脑子不是几句话讲得通的。
又过一会儿，军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进来了，瞪着眼睛对我说：“我是有终审权的，你不能推翻我终审过的稿子！”我也没说什么，只觉得稀罕。我们过去终审稿件，怕有疏漏，总常常找人参谋，哪有这样开口闭口“终审权”的。
我用无言的抗议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我到校对科把该书原稿拿来细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奥妙。
一看之下，我简直跳起来。这本书里有很多“四人帮”时代最红最红的“革命语言”，已经在发排时被删掉了，原有这种话：“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是什么话？如何能出书？于是我表示坚决反对，对方两位军代表却仍坚持要出。在争议中间，正是“四人帮”覆灭的时候，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我就出了一张大字报，把这样几段话抄出来以供众览，闹得全社轰动。但是对方并不让步。他们说：“大字报上抄的这些话，是发排以前已经删掉了的，所以发排的书稿并没有问题。”这时候“四五运动”早已经过去，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已经成了群众关心的大事，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登在报上，所以这两位军代表就仍继续同我吵，不服输，一张一张别字连篇的大字报，贴在走廊上。我气极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都看不见，你们是什么人？代表什么“文艺思潮”？气得我说：“删掉了，也还是这个人写的，你们不是要‘育人’吗？育这种人，专门要替他出书，育的什么东西？”连邻舍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惊动了，登楼看大字报，到处传说我们这段文艺新闻。
两位军代表这才没的说了。当然，此案早已过去了。但我想，如果现在重提此事，他们可能会完全否认，说这件事从未存在过，凭那气势汹汹的派头又会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这份白纸黑字的清样和原稿档案，至今还在！
到最后，费尽心机，总算把这一批“沙子”和“左派”陆续送了出去，欢送时还都给他们写了挺好的鉴定，以上事件都没有说，因为如果鉴定写差了，人家部队不会要他们。这是我在“文革”结束时做的最后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总算洗脸下台了。
这些军代表目前状况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队以后，没有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如果担任了，我总会听得到的）。有一次，我对一个在部队做文艺工作的朋友讲起这些苦恼，发旧牢骚：“如果你们〈解放军文艺〉要这样的人当编辑部主任，那就给我们也行。可为什么你们没要？”他笑着安慰道：“我们的命运未见得比你们强多少。至于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学生吗？只是不懂什么，与文艺路线无关，你别生他们气。”
但是，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确颐指气使地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命运。说这算文艺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说它不是文艺史料，又掩盖了历史。后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艺仅似一片白纸，没有文艺，好像是跳过去的。这并不是事实。为了还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写下来。
第十四章 编辑的忏悔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这些作者接触。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组织者接到党委指令，某某题材重要，于是便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具备一点写作能力的，有勉强拼凑完成任务的，有想学时髦写几句的，还有很想写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这生活没有认识的，或者自己的认识与领导上的意图完全两样的……而我这时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
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条使得作者和我都动尽脑筋。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好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拖拉机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生活内容很少，也不大有现实性，但好歹也还算一件说得过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双方写成两个阶级，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坏，这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这样做，曾想过这完全不是艺术吗？当然也偶然想过一下。但那时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艺术，而是任务。这个时代，给我的任务就是编出这样的书来，使它像个故事。我是一个补鞋匠。记得有一本书叫《东风浩荡》，写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工程师和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两个人整整空论了一章 。我一看，这样多空话，读者看得下去吗？劝作者删一删，这就是我的“艺术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的范本，因为他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其中当然必须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他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自从他这一招问世，于是纷纷模仿，有男地主化装为女人的，有用烟头破坏自己的脸化装为麻子的，所谓“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几位作者听说阶级斗争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写些农村土地主，于是就提高到局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又提高到“苏修”和国民党直接派进来的特务。既然一定要写这些东西，而作者对这些又实在毫无知识（不是说生活），于是要编辑帮忙。我实在无法，正赶上文化宫有公安局办的特务罪行展览会，我就出主意，带着二位作者去参观。也真亏他们的脑筋灵，看了两回就有了故事，后来小说居然出来了。
这样的小说，那时还多的是。像：《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但是，是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级，破坏艺术吗？不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倩，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那编辑组长再次提到，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标题《堵挡》，改成颇有战斗性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记得浩然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同意他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
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是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间接手这本书。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作者写他为了让学生及时回来参加毕业考试，自己连早饭都不吃，拿着两个包子亲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学生，这实在叫人不忍说他是“走资派”。可是怎么办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后无奈，改成发了洪水，全县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这校长竟为了学生成绩，把正在战斗的学生从堵洪水的大坝上硬拉走了。我说：“不行，如果全县发了这样大水，县委也得下令各单位先停止业务，大家抢险。这么改说不通。”但是没办法，必须让这个校长当当“走资派”。我也别无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个艺术形象砍杀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物色到了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学做医生，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是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案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并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在我们那天开会“集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这类事情我还遇见过多次。起初是斗地主，后来提高为斗负责干部、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记得那部写伐木人的，起初是说那个局长在育林指导思想方面有错误（主张大伐，而不主张着重多育），这还说得过去。到后来追他的思想根源，原来那位正确的书记是工人出身，这位错误的局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再追下去，当年他参加革命不是真的，参加学生运动也是骗人，甚至他还偷偷做过出卖人的事，说什么老干部全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接二连三，都是这类情节。一个很难得的蒙族工程师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师（技术员）才肯搞创造；一个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原来是个大特务，在指挥破坏矿山……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我本人只当登台陪斗，看着书中人物挨骂却无能为力，叫我有什么办法替他们一个一个翻案？
到后来，看稿看得多了，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这里面有些文章，说的那些罪状，好似过去我确曾见过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恶极，而实际上竟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级的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从抗战开始，他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药、手榴弹，还跑北平为部队采购药品和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又是谁想到，过了几十年后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还有一位，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学联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还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留他在武汉工作，他却执意要回山东微山湖拿枪杆子抗战，说：“我们给国民党帮忙帮得够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们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样一个人，却在微山湖的“湖西肃反运动”（闻为康生领导）中，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运动中的名人，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情，只听说他是抗日“牺牲”了的。所以杨述曾写过追悼他的诗，还说是：“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到后来才知道是这么一个死法，早知如此，是决不能“与君同”的。
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就和当时我们那些小说里写的知识分子坏蛋一样，公布的罪状也一样。但是，这是多么可痛可恨的捏造，多么无耻的罗织诬陷啊！这也能叫做“文学”吗？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朴素的真实的作品，而一见到想以编造一鸣惊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这点病根。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当然，知识分子也有投敌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种人都有，都可以写。但是，让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忙着下令，让当时正在炮制中的这类“青松”式作品赶快停工。但是有许多部作品正在进行中，有的编辑单纯从业务出发，觉得半途丢掉太可惜，还有的已经改完了，发排了。为了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争论过。同时，我尽力帮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实的作品，能够出版，和读者见面，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忏悔自己错误的行为。后来有的同志写文章，对于我这样当编辑颇有褒词。而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
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
第十五章 十年之后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
谁呀！
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出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死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如此对待文艺界对一位著名诗人的追悼，这就是“四人帮”刚垮台时对待我们的姿态。这自然已经比开口就骂黑帮强了很多。但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依然比别人矮一截。
许多还活着的人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有的去山东，有的去山西。中央专案组还掌握大权，说一声“不解放”就不解放。
我到清华去看望老校长蒋南翔，结果只找到一间单人宿舍。门锁着，隔钥匙孔看见两只满是泥的布鞋扔在地上。后来他算是解放了，却没有工作，住在万寿路招待所。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事先电话联系好的，我和老同学魏东明同去。进屋一看，一间空屋，四张床，住他一个人，就算优待了。到吃饭时候，他到食堂去打了饭来，又说：“这里还有肉，我们烧了吃吧。”说着便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我一看，竟是一个生的猪蹄子！问他哪里来，答曰是今早他自己到菜市场排队买的。真亏了从来不会买菜、做饭的老蒋。现在三个人吃饭，只一个我多少知道点烹调，我只能当仁不让。我就问：“你的锅呢？”他指指自己吃饭打菜用的小搪瓷饭盒。“刀呢？”他取出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炉子呢？”他领我到里面盥洗间，那里有一个小酒精炉。看了他这些炊具和那个大猪蹄，我不由得笑起来，你就是马上到饭馆请大师傅，也做不出这个菜来。何况是我？但是老蒋盛情可感，我不能不动手。于是我用那水果刀把猪蹄子稍微削下几丝，没有油，就加上打来的菜，放在搪瓷饭盒里炒了一阵，火又太小，哪里炒得熟？我一边炒，他们二位一边蹲在旁边吹火。这顿饭吃得实在狼狈，自然也别有风味。
临走我诉老蒋：“下回可别这样招待我们了。”下回，他自然也不敢这么办了。这是我们的大学校长在“四人帮”初垮时的状况！当然，这在群众中间得算水平很高的了。书呆子闹笑话，只可算作运动结束后茶余饭后的轶闻，说着玩的。真正运动的尾声可没有这么轻松。
好些初得“解放”而无处安身的人，免不了东跑西走，看看朋友。记得有一回，我刚下班回家，见老同学李昌和老同事王汉斌都在我们家里，他们都是还没安排工作的。见面自然要打招呼，我说：“刚回来，忙啊！”李昌忽然笑着用手点着我说：“你啊，你现在是当权派，是忙哩。”我说：“那你们是什么？”杨述说：“我是走资派兼叛徒，到现在帽子还没有摘哩。”
的确如此，许多人虽然已是人所共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头上那顶“帽子”就是摘不下来。为了杨述的摘帽子问题，我找过当时新成立的中央，跑过中组部，求见邓大姐，都没有办法。后来，甚至中组部新上来的同志已经跟我推心置腹到这种程度：“他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可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是过去中央画过圈子的，现在的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这事怎么解决？我们得慢慢想办法。”
过去的“中央”（主要是“四人帮”）圈过圈子的人，就不许动，依然铁案如山，只能慢慢想办法。我还在不停地奔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去求新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我认识他，但是我没好意思去求。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杨述和那位×××的事大约快了。胡耀邦对别人说了，对于这些事，他比当事人还着急。”果然，对这些被圈过圈子而没有什么结论的人，逐渐松动了。我又听人家说：“快了，中组部正在和他们顶。”我们等到1978年11月，杨述果然算是比较快的“解放”了。
还有比他的“案子”更重得多的人：“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这些经“御笔亲点”过，而人人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罪的大罪人，也陆续获得解放。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央专案组”竟被解散，这真是天大的事！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像后来这样的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织部。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传说着“胡青天”的故事。我的一个老同事李兴华，早被划成右派，告过多少次状，不曾有过结果。这一回，他得了癌症，把申诉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照理该是十分迫切的，但是他却不，居然躺在家里和朋友聊聊文坛近况，自己还想写一点文章。对于交上去的申诉书，他挺放心地说：“会有结果的。”果然，后来在他去世之前，接到了平反的通知，使他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的经验中，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那时之外，后来再也没见过的。
先是这些受冤的“右派”分子，后来平反到“胡风分子”，然后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然后是无根据的（“特嫌”，最后甚至到了死后也不得翻身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这种局面真是自从开国以来甚至开国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随手给人扣帽子，搞运动，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能这样改变吗？一个出身定为“国民”，无资格在祖国之内自称“人民”的人，也能获得“人民”的普通身份吗？人们将信将疑。就在我们出版社里，有好几个从解放以来一直表现极好。要求入党的人，却外调十几年不能批准，只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几本写得很好的小说，军代表不让出版，只因为作者的爸爸有“历史问题”。好几家我们眼看着长大的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因为孩子爸爸的“结论”没有做。连小孩们都说：“我念书有什么用？现在爸爸是纲，纲举目张，纲坏了目怎么张嘛！”这些还稀奇吗？到了这时，我头脑才稍稍清醒，才觉悟到，原来我也只是在出书这一点业务上，比军代表们稍微明白一点，其他，我的思想不也是一样无知吗？首先得把人当人，然后才谈得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开口说阶级，怎样废除阶级？没大想过。”
这点“新思想”，我们还不习惯。
我开始想到了，我应该去认真看看这些年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的。特别是农民。
我曾遇见一件案子：
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农村造反派揪回农村去，打死了，罪名是地主分子。而此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弃土地从商，进入城市。他的现已五十多岁的儿子。已经根本不认识那个农村的“家”了。他不是地主，其实很明白。而我们那时奇怪的法律（或者是不成文法），凡属地主，就没有人权，犯有天然的死罪，而打死他的人无罪。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家出头来打官司。还不敢堂堂正正提出无故打死人命案，而只敢提出“成份”划错了，还向我打听，是否认识该县老干部彭书记。请帮忙讲一讲。
中央下去了工作组，临走以前，我曾拜访过工作组长，请为清查。结果回来之后，既未查出他确是地主的根据，也没有相反的任何资料，只是一句话：“当地县委说。已经问过当地支部了，支部坚持不能改。”然后就是工作组长同志的一大串苦经：下去就得先声明服从他们的领导，想当青天大老爷，难！
我作为记者下去了一趟，去的就是这个县。正是农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办法虽然有点乱，但是劲头很大的农村改革家，也听他毫无顾忌他讲了县里好几个冤案，包括他本人处理的，明知张冠李戴冤枉了好人，他写了报告，而县里硬不给平反的案子。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契。他说：“来吧！多住一阵吧，多住一阵你才知道我们这里的事多难办。”我也动了心，我觉得我需要下去认真地体验一次生活。不是作家为写作去体验生活，而是作为党的干部（“干部”是这些年来真实生活的主宰）去认真再生活一次，如同解放前下乡土改时一样。于是我去找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他是跟胡耀邦同志一起上台的。我要求下去当工作组员，首先再体验一下我们这些年给老百姓戴帽子搞运动，究竟搞到了何等程度。我也是党员，搞运动的也有我，现在我本人也吃过一回苦头了。在我的头脑开始清楚之后，我要去看一看我们过去对人民干的事究竟是些什么，想想怎样才改得了这种习惯，如何才能把这种对待老百姓的习惯翻过来。
冯文彬同志答应了我，而且说如有什么值得反映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他通气。
这个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系国务院各部出一二人组成，基本上是各部的处长。我跟他们到了刚经过地震尚未恢复的唐山，有间房子住就是好的，但是地委还是对我们极其客气，开会就称“汇报”，要听什么就把谈话对象叫来，而且说：“你们要叫谁就叫谁。”
在我作为新闻记者来的那次，已经查清了那个成份案。连支部所属公社的公安委员也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档案捣过来捣过去查了多少次，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外逃地主，怪！”我还听说了一点这里县委彭书记的情况：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上边的一切指示。抗震中有功，登报成了模范，现已升任了地委副专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暂不可过问该案，先去听听别的案子。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就有老百姓来访，谈一些案子，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邻县（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县）的一个命案。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闹得全村老百姓给他送葬。县里意见也不同，为此还撤了些干部。现在县里说，这是“那时候执行政策执行得死一点，农民想不通，自己抹脖子死了。已经由公家发了抚恤费了，还怎么样？”的确是不能再怎么样，他是自杀的，能叫谁给他偿命？工作组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但是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有一天晚上，我在屋里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聊这件事，说那个农民苦是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仗这窖菜手艺挣点钱。彭书记一下去，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人跪下嗑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
这时，听见了更多的关于彭书记的轶事：他如何坐着个吉普车下乡，一看见一群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如何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村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到最后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彭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了原县委副书记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的汇报。他们都挺委屈，声明自己原来都很服从彭书记的领导，都是尽量按他的指示办的，但是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当他们到村里时，话刚出口，已经被当地老百姓包围起来了，老百姓不干呀！他们尽量解释，到菜主家去听人家哭，听本村支部书记诉苦，说他也活不下去了，见不得那家人！死者的妻子在天津急死了，家里剩下一个瞎眼老太太和那一岁半的孩子……真是没办法，他二位才在群众面前认了错，也没有干别的，可是这两个干部都被撤下来了。公安局长说，彭书记升了地区副专员，我现在幸亏调到了市里，不归地区管，要不，今天我也不敢来说这些话。原县委副书记现在穿一身军装，很详细地把自己当年如何下乡照彭书记的意思开会，如何因为老百姓有意见不能不调查，如何自己回去汇报，在县委会上提改正的意思，如何一次在县里好容易说通了，自己去跟老百姓也说过了，可是二次又翻案……细讲了一遍，底下他就不说该怎么办了，只说了一句：“关于彭副专员的事，我听地委的判断。”
显然，原副书记和原公安局长都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会散之后，我想了一想，便拉着同来的一个编辑，一起到本地部队系统，去找那位县委副书记。
我们找到他家里。这位政委见我们来，已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记者，非常高兴，他自己倒茶，抓花生招待我们。重新细谈这个案子，他讲了他从乡下回县，如何突然知道县里要开会批判他，说他包庇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如何在全县的广播大会上批他，不通知他会议内容，而叫他去出席……没等他讲完，我已经知道，他所受的这些委屈正是过去我们常受的，但是现在还要他受。帽子还在人家手里，还可以随手扣下来。
他又对我讲了这位彭副专员是怎样当上模范的。地震了，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辅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上级赏识……
这些材料，我不能写进工作组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被逼自杀？不能写上由县委书记负责。那个并非地主的人，被错划为地主而遭打死，也只能写他成份划错的冤情。假如原来成份没有错，本来就是地主呢？其内含便是：打死人者无罪，被打死活该。
我们的农村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
我只能把我的记录稿不加抄录，卷成一卷，原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那里。那个被划错成份的，我还尊重其家属意见，没把被打死的情节附上。后来呢？后来结果比一般的上告户好。那户被逼死的已经从优抚恤。那户错划为地主的，后来也纠正了，改为商人，没收的财产由公家退还。那位已经升任专员的彭书记，则撤了职，不知是作为年纪大了退的呢，还是有什么犯错误的说明？反正就是不让他干了，回家了。对这种干部，给这样的处理，实在已经算很难得了。真是过去没有的做法，我知足了。
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我们文艺界自己的扫尾工作，世并不容易呀。过去给我们戴的帽子，已经一顶一顶取了下来，使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几十年未有的。这一条的重要性，不是经历这几十年的人，不能体会。这是真正的歌颂。搞文艺的人，要揭示这一点，要写出这一点的要求，出自内心。但是这点要求在中国却太天真了，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这说明婪尾春风，善后工作并不好办。
不是光说上级的决心如何如何，人群之中也有人改不了原来的习惯。我就亲身碰到过一个写匿名信反对当时文艺的“解放”潮流的。实际那还完全说不上什么“解放”，只是老老实实写了一点不那么太光明的阴暗面，例如《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之类。匿名信作者就认为这样不得了，认为这等于爱伦堡的“解冻”，把光明的社会主义抹黑了。用匿名信转寄了来，说明这确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认为的确应当只准歌颂光明，不准指出任何黑暗。只准“左”，向“左”转，不准向别处走。不是别人强制他这样想，是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了。不过这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他。而眼前还有更近的人，也是成天讲文艺理论的“三性”，谈性解放之类，和别的时髦人物一模一样，然而一旦听到上边一点消息，错会了意，马上就很熟练地拿出当年造反派的全套把式，翻脸不认人。这就更使人不敢只把这些看作十年或三十年。三十年、四五十年……之前那么深的积习，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忘记了，现在只拍拍手讴歌而已。我跟不上文艺界的新浪潮，只能作陈旧的老生常谈，但是至今还不能多谈。到了这类老生常谈，不妨茶余酒后谈谈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文艺，且只说文艺，大概真的婪尾春风，群芳结果了。
第十六章 记周扬
1979年，我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同志住处，第一次去组《周扬文集》的书稿。当时他很踌躇，不肯点头。我肯定地说：要弄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你的这些文章，无论怎么说也得出。为这部稿子，我追了他几年，到后来，终于了解了他整理这些旧稿时痛苦的心情。想起来，我真不应该催他审阅这些旧稿，要出的话，更应该好好地出一部注释。这部稿子，简直就是周扬一生的注脚啊。
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作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文艺界讲开放，讲重写文学史的最值得研究、最有价值的。
我并不熟悉他，只从头说一点他给我的印象。
首先不了解他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最初的真实思想。可是我猜想他最初可能也有跟我这种人差不多的地方，当然深浅不同，他起初大约也真的相信自己所宣讲的一切。
我最初见到周扬，是在1953年第二次文学工作者代表会上。我作为青年团派出的代表，听周扬在会上讲话。那时我差不多不认识任何一个作家，也不懂什么文艺，真怕作家看不起我们。可是周扬讲到我们团组织出版的《卓姬和舒拉的故事》时，用手指着我微笑地说：“你们出那个书，青年很需要看嘛。”会场上的人回头看我，我心里高兴，觉得我们也得到了文艺界领导的承认。
后来，我到了作家协会，办《文艺学习》，几乎变成了青年团在作协的代表。我们的刊物成天介绍一些苏联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什么《金星英雄》《钢与渣》等等。没想到我这个不知文艺为何物的人，竟很快成了作协党组成员。开起会来，周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他总是对我微笑着。周扬说：“现在文艺界团结了，就是胡风派，这个小宗派，还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宗派问题，也不认识胡风，也就信以为真。胡风写了一个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我在武汉看过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虽不甚懂，却认为总的说来还是革命的，万想不到他竟是潜伏特务。周扬在会场上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样子他也没想到。底下他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觉问题。我们文艺界哪一次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出来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一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他说的《武训传》事件，包括他自己没有首先出来批判那部电影，因而挨过毛主席的骂，这我知道。大家唯唯，我自然也点头称是，只怪自己笨到如此程度。我还写了篇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我实在不懂胡风和周扬的理论根本争端何在，以为毛主席真的发现了匪巢。
但是后来局面越搞越大，越出越奇。从胡风发展到丁玲、冯雪峰。我不知道丁玲有什么罪，只知道因为她提倡一个作家应当写出一本打得响的书，叫“一本书主义”，她就属于反党了。而冯雪峰同意了发表俞平伯的论《红楼梦》文章，就成了“有犯罪感”，而且说是他们想办同人刊物（还没办），就是反党刊物，由此抹掉他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成了右派。后来，发展到与丁玲有关的陈企霞也成了右派，然后是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被一概网罗在内，再然后是丁玲的秘书也算了进去，及至后来，与丁、陈、冯毫无关系，因自己写了“现实主义道路”，真正和我一样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也进去了。再以后就打到了比我还要纯洁年轻的王蒙以及陈企霞在老解放区教过的学生、一味歌颂解放区的徐光耀……我的天！不懂文艺理论的我，也不能不接受现实的教育，脑筋开动起来。慢慢地在我所编的刊物《文艺学习》上，发动了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接着，我自己也写了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于是我就由紧跟右派突然掉到了右派的边缘，作协党组成员被撤绰，中直党代表也撤了，被遣送下乡。
那几年，我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记得在一次下去之前，听周扬作报告，他点名大骂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里还有人民大众没有？”听了这话不由我全身震悚，觉得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篇周扬署名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以及批判艾青等等后来成为毒草的文章，使人迷惘。令人分不清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若说这些都是毒草，是右派，试将文章译成外文介绍出去，不告诉他们作者是谁，外国人准得说这是左派。人的是非左右观念已经弄乱了。我就是想学，也学不来；我跟，却跟不上。
由于我自己的逐渐明白，我自然与周扬同志越来越少接近。我下放农村工厂两年之后，被调到作家出版社，叫我编一个栏目。后来又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我忽又变成副总编辑，然后又合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负责人。事情实在奇怪。我为了这件事，曾去周扬同志家恳请免去此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在文艺界实在不敢言是非，自知何德何能，不能堪此。我在周扬家院子里说：“这原是冯雪峰、王任叔这些前辈干的。怎么让我干这个？完全是偶然性，我不能干。”周扬却坐在藤椅上喝着茶，一笑，道：“多少人干工作都是偶然性，叫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偶然性嘛。”当时我听不懂他的偶然性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周扬把我这样的人看成什么人。想来大概是已打倒的人太多，敢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我不属于任何派，不必狠批狠斗，只要平时老实听话就可以，那就“偶然”用用吧。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老实，为写了两篇小说（《月夜清歌》《访旧》）被列名送到北戴河会议去批判。我们这些并非什么集团亦非右派的人又一次被找出些破绽，被送下乡。我下去之前，情况已经又有了大变化，已经开了夏衍的批斗会。夏衍跟周扬的关系，是大家都清楚的。夏衍尚如此，何况其他人？陈荒煤、邵荃麟、齐燕铭……也无一不遭贬谪，这时只有周扬还在。我还想，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可是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我是抱着必难苟免的心情下去的。
我下乡回来，是1966年，整个局势全变了，被贬谪的人关进了监狱。我一下火车就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批斗的大字报贴满墙，田汉、林默涵等，都关在这里。周扬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经病倒，而且抓起来了，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文艺界最重大的问题，已经全部被英明地发现出来。文艺界就此彻底瓦解。这使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反倒放了心，反正无可系恋，去劳动改造就是。在干校，我们谈起将来的前途，差不多都说：“将来若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艺这行决不于了，编辑决不当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写了。”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人们好像从梦里醒来。有一回，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蒋南翔。老蒋对我说：“周扬听说你来了，他想看看你，好吗？”我说：“行。”于是我和周扬同志在老蒋屋里见了面。他见了我，微笑握手，好像没有多久不见，问我：“你怎么样了？”我当然只能回答：“这些年，犯错误，受了些罪。”他仍然以从前接见我时的平和仪态向我轻轻点点头，安慰似的说：“那没有什么，你是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后来他问我文艺界一些人的情况，大概这时他见到的人还不多。他犯的大错误是什么？没有明确告诉我。但是我已经有感觉，他不再自认为是正确的了，而且可能也不再认为那些由自己的嘴说出来的全是英明正确的了。
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
那以后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其中有张胜友、孙颙、叶辛这些当时才露头角的人。他们正在思想刚刚得到解放的火头上，提出来：“像周扬这种人，整掉了文艺界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跟他讲一讲理？”我不能完全代替周扬声明他的苦衷，只觉得摸到一点门，只说了一句：“事情看来很复杂。”
广州召开文代会，那是很热烈的一次会。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全都去了。我并无资格专程前往，却由于组稿，也碰巧去了。会上这几位领导都讲了话，批驳了江青的“黑八论”之说。会后几个人同游肇庆七星岩，林默涵、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样，奋勇登山，周扬、夏衍上不去，笑着站在山坡下指点。那个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楼，各人执笔题诗，诗人张光年、李季写了，不会写诗的也都写了。十年苦难不能见面，此时真是逸兴遗飞。诗写完了，大家赏月，又坐在周扬屋里闲谈话旧，谈得无拘无束，记得周扬同志笑着，指着我说：“王作民告诉过我，你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哪，怪不得会写诗。”大家做打油诗说：“两条汉子又重来……”人们笑着，享受着这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朋友的气氛。
广东之游后回到北京，就逐渐有点故事了。有一次周扬住院，我去探望，他虽很简单但很恳切地告诉我：“我跟默涵说了，我们批评错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认错，我希望他和我一起改。”
为了组《周扬文集》的稿子，我开始跑中组部招待所。一开始，周扬是一般地推托，说稿子太多，自己全部看一遍来不及，稿子没有传世价值……但是到后来我去得多了，要这部稿子的诚意表达明白了，他终于跟我说了很简单的实话：“这里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还有毛主席写的。那篇大辩论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字发表，我必须一一说明。所以很费事。”后来我们才又找了别的同志帮他整理加注。但是叫他给自己的文章加上这样的“注明”，并一一过目，这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进行得很慢，到后来他提出：“慢点出第二卷吧（就是批判文章最多的那一卷），先出最后的一卷（也即“四人帮”垮后属于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希望读者群众能了解他本人，本人真实的思想！他不愿意拿那“偶然”的正确面目再和读者相见。但是作为编辑的我，却希望出全集，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周扬这个人的历史全貌。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对不起周扬同志，让过去的矛盾和痛苦更深地折磨了他。
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说过：“要说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事情去找周扬了。
可是，大家天真地、随心所欲说真话的时间并不算太久，就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别人写了文章，认为可以讲。周扬也发了一篇，却为这文章受了批判。而且与批判唱反调的文章不许登。一时，我们这些紧张惯了的人又紧张起来，又得纷纷表态。
我们社里一位同志说：“我前两天刚看了周扬这篇文章，觉得很对。今天再看了批判，才知道错在哪里了。”这种调子是人们这些年当众表态的常态。适逢这年春节，我去周扬家拜年，与老李同车，他问我：“若有人问起周扬这篇人道主义文章，该怎么表态啊？”我说：“我作为一社之长，那只能推。就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要是机灵人，还听不出我的态度？”
到了周扬家，果然一会儿他就谈起这个问题，神情很压抑，说：“我想不到这么一篇文章会引起领导上这样重视。”然后就问，“你们的态度怎样？”这时正巧又有两位客人，我当即不假思索地按原准备的回答，以“不懂哲学”四字打马虎眼。我当时以为，我在这时赶到他家来，不是同情慰问他还能是什么？态度已明，不必再多说了。
后来周扬就又不大管事了，也不再在公开会场上露面。我虽然再见过周扬，从来也没提过一句他挨批判的事。
这年冬天，周扬跟几个作家去广东游览散心。黄秋耘接待了他们。不久，秋耘来京，告诉我：周扬这次在广州曾经单独与他深谈，忏悔自己过去对他那个“中不溜儿芸芸众生”的错误批判，同时谈到我们大家能否认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我，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这句话给我震惊很大，他怎么会认为我是非分不清？我自认为是非还是分得清的。我没想到他这样看我，我心里难受。
周扬回京以后，不久就病了。我曾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有别人在座，没有提出我心里的问题。
我听说了周扬这些日子的郁闷，我反复想过自己向周扬说过的话。想起那句“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完全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周扬是犯过错误，说过许多错话，可是现在他忏悔了。他以前说的赞美卓娅的话，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文章的话，大约都是真话，但是后来他知道错了。他说了实话，就以为我们这些人都在说实话了。他没有想到，我还在他面前说为“表态”而推诿的话，还在说要他猜测的含糊世故的话。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我觉得我应该在周扬面前忏悔。后来，我就又一次假借看望别人的名义，钻进了已禁止探望的周扬病房。抬头一看，周扬闭目张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已不可能听我再说一句了。我只得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悄悄退去。
周扬现在还活在人世，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听我的忏悔啊。我还等着。
我探病那时候，正是作协开代表会，周扬不能来了。当主席台上念到他的贺词时，台下掌声如雷，达三分钟之久。然后又有青年代表发起给周扬写慰问信，响应签名的不分老少，几乎是全体（包括我）。许多年轻人不会熟悉他，并不甚了解他干过的具体整人的事，但他们为他鼓掌。可见他的忏悔之心已经传遍了文艺界，为大家所谅解了。
周扬仍然怀着一腔天真的痛苦，不能听，不能谈，躺在病床上。虚伪了一番，而又不想虚伪的我，常常想起周扬。“四人帮”垮台，波月楼那一次，难道依然是一场梦？朋友的气氛呢？忏悔真诚呢？我又不敢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