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抢救失足者”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20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谈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15岁至17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家协会，而且参加党组。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物，不愿被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书”，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出来随《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则实在没有听到周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胡风不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崇奉，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再下面轮到与胡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编《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我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当时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次我（韦君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华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近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知道，当年他根本没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原，和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视为铁证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们通信中引用了蒋介石讲话等。信是用蒋介石的语气说的，是他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看来倒像是反共语言。但是后来文艺界下面传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实际上是当时这群进步青年的通讯暗号，用这种话来逃避国民党官员的书信检查，是反话！用什么作证明呢？用他们自己革命的行动。但是，到了别人手里，哪管你什么行动、什么证明？看见了那几句蒋介石的话，那就是铁证。
　　整个胡风冤案，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全部案情都是子虚乌有。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别人记载胡风的事情，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经查明所谓渣滓洞轮训班确系错案之后，绿原还不能公开平反！也没有人公布真实的材料！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我记得当胡风集团罪状公布之后，严文井同志曾和我议论说：“真想不到严望竟会是一个反革命坐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打打电话发发文件的办事员，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于好些“胡风分子”，大家的议论都类似，都是“想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谁能想到所谓建国以来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
第四章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接下来就是反对“丁陈反党集团”了。我在多次的党组会上，已经看出丁玲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也知道了他们的分歧是从30年代开始的。但是老实说，经过了这几年，我对于文坛的这些是非已经不像初来时那样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们过去争些什么，我最好是不介入。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不过，我不想对他们过去的是非作评判。这句话，我对郭小川（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里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么感兴趣呢？中宣部的文艺处长袁水拍有一次听我说了这种态度之后，也说：“是啊！他们这种纠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的感觉也一样。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愤，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读了黄秋耘的《锈损灵魂的悲剧》，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的这样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着组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里的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被划为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一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是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为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入党！”这个李××原是国民党里一个校官，由我们的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全编辑部都知道。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入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入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嚷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的有些批判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入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为打过一点掩护（我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碰见了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一个穷村一个富村，分配太不公平。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代为告状，要求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位高级社社长就来信到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杨觉也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级社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张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曾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那位女同志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连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要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坚持必须划右派外，别人都说可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利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团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刘宾雁是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却定了她一个“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批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有的还是党员，当时学生运动里的最活跃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多半是由于太“红”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来解放区的。因为是学生，由青委安排，冯文彬就都叫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团。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了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划右派时他们都还最多不过二十岁左右。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用不着问的。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旋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了婚。她真的以为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当成党的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也因公来京。她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解释说明了当年他们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才有所醒悟。但是，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感概诸多。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也非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1957年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代，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人数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在新四军他参加建立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在五师时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给战士编文化课本教文化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他主张学业务，主张在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自己懂得工业，知道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无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建立部队开辟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右派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实在是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她文笔很好，我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人，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又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能理解。但我同时又看见他参加高校党委有关划右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多划学生少划教授，另一派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杨述是属于后一派的。他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面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盟的主席谢雪红（实为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盟的章乃器、罗隆基以及自己的老党员柳湜、王翰、沙文汉……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厉害，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他过关。所以，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谁都以为这又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这样裁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位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倒是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一再颔首。他当然也会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还是不能苟求这样的人，这人仍然出任方面。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柯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瘆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还有一位，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仍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些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的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说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办又不大好。以前，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实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这是后话。
　　在反右中，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这次反右运动，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一个是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并且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你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
　　王蒙那时才24岁，15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在共青团市委，他们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对别人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听人说，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其实从未实行过，自己既从未去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同时，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25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到了1985年，我才得知葛佩琦的事。这个人的问题是在“阳谋”口号刚刚提出来时，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一段报纸报道上，看见一段稍长的引文，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说的是必须为人民，共产党不能高于人民。哪里是盲目的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我是不知其详，只在大批右派中，感到这姓葛的并无大罪而已。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老头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王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说了一句人民很重要之类的话，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号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再一个储安平，也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这个人的“罪行”，简直就不用捏造，简单明确的一句：他说过共产党要“党天下”。这还不是反党？别的话都不用了。这种罪名，莫说外国人听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一般尚未深受党的浸透骨髓教育的普通人，也会想不通：怎么“党天下”是正确的，攻击这句话就是“反党”！或者，共产党本来就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不许把天下与党二词联在一起？或者，共产党的天下本来非常民主，民主到不能再加一分，所以不能再说它党天下，说了就是讽刺？反正不论怎么说，说了这么一句话即系十恶不赦的大罪，这种说法本身就使人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必再搜集许多材料了。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我只举出一些著名右派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
　　先说章乃器。章是当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派了陈翰伯等人当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联系。章是一位银行家，又很热心救亡运动。他找来沈钧儒等，开成了会，搞成了大游行。（这都是后来陈翰伯他们回忆起来的。）后来章本人因出头搞救亡而被捕，成了闻名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个事实上紧跟共产党的人，却在解放后划成右派。根据就是在一次发表个人意见的会议上，说了“民主党派可以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一句（意思是如同打脾，你拿了庄家脾，下次让他拿），由此变成了反党头目。他们大约以为新的国家建立以后，他们这些参加建国的人，总会有说说话的一席地，等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那个罗隆基，也是一样。这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这个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事实弄不清楚。解放后新闻界有四才女之称，除她之外，还有一个也被划成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咱们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这就被划成了右派，被认为是攻击了新社会。第三位被划右派的才女是戈扬。她本来是出名的左派，曾担任过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后来主编《新观察》。她写过一篇文章说，二十年之后（时间我记不清）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笑出眼泪来。这篇文章被一向被认为右的黄秋耘写文章驳斥，说如果家里死了人也不哭吗？一时引为笑谈。但是戈扬心里真的怎么想的呢？她的丈夫胡考被划了右派，她背地里偷偷对人说：人们有话现在只能回家说，在办公室是只能说假话。这句话被揭发出来，于是她被划为右派（胡考是一位名画家，也是著名左派）。这几位才女被划成右派，罪名既不昭著，以前的功劳、才华亦均予一笔抹杀，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随手扒掉了。还剩下一个逃脱“右”网的“才女”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被划为右派。龙云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恐怕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可说是资产阶级右派。但是解放战争时，他在云南毅然起义，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论功行赏，总应有人家一份。
　　还是说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刚刚听见军乐队在奏《八路军进行曲》，想起了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只知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到最后决定右派榜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何突出言行。大概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被打进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我在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那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因此划成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作为罪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跑出来主动接待，说应该纪念烈士们。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去看我们，还说要组织清华职工球队，向师大挑战……后来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提了“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共产党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他提出早年大学里教授治校的主张，成右派理所当然。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预料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被划为右派。他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恶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见，就悄悄地划上了。看起来，由于北京市干部也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过去，所以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这种办法，各级都不能不如此。前边我说了“矬子里选将军”，硬拔出钟鸿当了右派的荒唐故事。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其作品都说成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阴随意抛弃，谁也不能回答。
　　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一问从外地调回者，差不多全是。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人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处分。而他们所犯的罪行，可以列举一下，并无一个主张资产阶级思想的（如果这算犯罪），甚至人人都是主张拥护共产党的。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让我们再呼几声吧，我至今还常提起那些能够在运动中伸手设法帮助别人免划右派的人，对他们应当感谢和赞扬，高呼万岁。哪怕他也划了别人，但是能少划一个，也是好的。
第五章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
　　那时反右派刚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对文艺界已经心惊胆战，对一切文艺工作都已心惊胆战，恨不得找个与文化文艺一概无关的地方去逃避。正好1958年春天，作协要下放干部，请了一个张家口地区涿鹿县的县委书记来作报告。那位书记讲他们怎样要改天换地，挖“劈山大渠”，还要修扬水站，建设“塞北江南”，要干活，干到三年改变自然面貌。说得我实在动了心，会后，和秋耘同志一起议论，他说：“这多好啊！干点这个活，多切实啊！”我也点头同意。我们以为，一切荒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这文艺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这是块淳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况人家那里的干劲又那么大！可以塌塌实实干活。
　　于是当号召下放的时候，我们出于自愿响应了号召。我到了怀来。
　　我是下放大队长，本人住怀来县西榆林村，属花园乡。一乡有一个下放干部小组。刚去的时候，正修扬水站。原来和作协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的干部，他们帮助县里定了一个水利计划。过去因为修官厅水库，占了一些民田，所以国家有一些拨款。县里用这笔款修扬水站，要把湖水扬到岸上浇田。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刚去那一阵的确心劲儿很高，墙上刷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标语，县委书记王纯在大会上讲话说：“咱们说的是苦战三年哪，苦一苦，三年总要改变些面貌。要是说苦战一百年，那谁还干？不就总是个苦嘛！”县里很富裕，是北方的水果产地，槟子、葡萄、海棠、香果都有。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锦绣。而县委很朴素，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
　　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我不远。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洋淀去请种稻的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嘎嘎笑着在水里乱蹚，乱插。但是，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看着这绿的稻田，粉红色的果花，青葱葱的杨柳，邹获帆做起诗来：“垄头绿柳满乡村，快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诗：“村北连畦水稻地，村西万树海棠花……”“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心里怀着愉快的信念，诗兴甚高。
　　我们真是天真极了。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那些教训还不够提高我的认识，我又相信起一切来。
　　当时看着那些扬水站，的确喜人。因为扬水站水源离西榆林村远，后来我们村还自己另修了一个，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为水源，这是村长刘振声提出干的。当时我很佩服这样的乡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为这一下就把干旱的塞北水田化了，吃稻米了，多么好啊。
　　我一点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重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扬水站的机器声一点都没有了。水不扬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见了。问村干部，他们的回答很简单：“电费那么贵，浇一亩地花那么多钱，粮食才值多少？”——这，我不懂。但我想他们本来是懂得的，却在修的时候花那么大的劲。这为什么？
　　使人震惊最大的，自然还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迫不及待，都是连夜写申请书，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进去了似的。决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编公社快报。公社书记耿长春说：“我们今天夜里去浇花生地，动员全体社员都去。”刘振声说：“何必呢？半夜里闹得大家不安生，也浇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个早，那点活都能干完。”耿书记却摇头道：“不，我们这是苦战夜战，得算政治账呀。”原来半夜里浇地是能上报的事例，清早浇地则是常事，就没什么稀罕了。我心里开始感到了虚夸的苗头，但还没有认真考虑。
　　浇完地回来，还不能睡，接着编我的公社快报。自然把这件事——夜战浇地写了进去。
　　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瑞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我把这项成绩还曾拿回北京去汇报过，可见自己也扬扬得意，头脑发昏。
　　那时的确是发了昏。记得刚开始食堂化的时候，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着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连高社长也对我说：“现在当农民，有多舒心啊！从前农民要计划他那几亩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粮食，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只一样要琢磨的就是不知今晚食堂给我们开什么饭！”他也真的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议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倡大家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我们那些食堂也就真的响应起来。我们的下放干部，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了一个村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她当然会做菜，炒出来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我到那个村去，该吃饭时到了食堂，她就端出菜来。我吃了自然觉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们的农村真的都吃得很好了。——当然，食堂开的饭也不坏。我们西榆林在一个院子里设了食堂。每个生产队一只大桶，一个人掌勺，和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要知道，那时候西榆林一般农户向来都只吃腌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腌菜碗。我们有一个下放干部要另拿一只碗装腌菜，就曾引起过农民的意见。除了过年过节或招待贵宾，谁老吃炒的煮的热菜？这样一吃，就把可怜的中国农村吃垮了！而这些，却都当成好事上了报！
　　更厉害、声势更大的自然是炼铁。只见报上登载，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这是毛主席对外国人亲口谈的。因为原来钢产量是535万吨，要整整翻一番。报上天天登什么“应举社”的炼铁经验，而且附加评论，说中国老早就发明了炼铁，何必非得用外国高炉？土高炉就行，于是几天之内，由公社派人赴县学习，立即建炉，把所有农民从田地中赶出，都去上山采矿建炉炼铁。对这些经过，我曾写过一篇《一个炼铁厂的历史》，加以歌颂，到后来醒悟之后，又写过一篇《对梦呓的注释》。不想再重复了。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当时的情绪，我怎么写那篇文章的。
　　花园公社的炼铁炉设在一片开阔地上，原来没有村庄，距公社所在地南水泉村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来里。我来参加炼铁，有一次，直到深夜。各炉的人是轮换的，换下来的人到炉旁的帐篷临时宿舍去睡觉。我走到那帐篷里，只见许多人打开铺盖，却没有一个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坐下。听耳旁丁当一片，眼前帐篷中点着小马灯。大家围坐谈论哪一炉出铁情况如何。我忽然发生联想，觉得这不简直跟当年抗日战争中宿营的光景相似吗？我异常兴奋，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种种委屈，所见的种种不平，一下子都弃诸脑后。我觉得这才是崇高的事业！于是他们说着，我拿起笔来就记。
　　我回村的时间是深夜4点半。我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在完全没有人的旷野里奔驰，只觉得心旷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进暂时借居的女会计室，我到了，她已经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睁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大约快7点了。我这就算睡过觉了，立即用冷水擦擦脸，接着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来了的。而拼命的结果如何，已为众所周知。人们都去炼铁去了，地里的庄稼置之不问，已过秋收季节，许多老玉米根本还没有砍倒，棒子也不收下来。当时我碰到涿鹿县委书记王纯，他说：“老百姓的怪话可多哩，说过了秋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
　　可是，到后来由于中央领导去视察徐水，除了钢铁之外又想起粮食来，提出所谓“钢粮两帅展翅齐飞”。粮食也要“放卫星”。
　　钢铁老百姓没有炼过，可以用种种海外奇谈来唬他们，而粮食是老百姓天天种的，叫他们怎么放卫星呢？这一年就忽然出现了许多“科学种田法”。一曰深耕，越深越好。开了展览会，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浅的两种作物作对比展览。二曰密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学账来，一亩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产一倍。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道全登出来了。号召刚刚过了三四个月，徐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已经放出来了。
　　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一切深耕密植的办法都实行过了。西榆林村头试验深耕，刘振声带队。已经用铁锨挖到一尺五寸深，刘振声说行了。但从县里来的检查组却说不行。人家报上登的深耕经验是要挖五尺，于是只好继续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把这块挖完。且都是第一天发通知，三天内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广的数字，要汇报。农民接受不了，干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说一两句直话的农村干部，都受了气，低了头（例如刘振声）。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战”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　是擂台　新诗歌　拿来赛
　　赛诗台　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村不去干。做得不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写文章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一个机关、工厂、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肉丝面煮得还好。”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着要把保姆辞掉，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道你爱吃什么，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真来个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呢？”平时一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搬，别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第六章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过一趟怀来乡村。我偕同邹获帆，一起回到我们曾全心全意歌唱过的西榆林，接待我们的刘振声和高江云，正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算账。原来大队统一核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开。他们两个说：“真丧气，一家子到了分家的程度，光景还能好得了？”我们去食堂，食堂已不开饭，炊事员也散了，各人仍回自己家做饭。因为没法开饭了，开不起了。既曰食堂，总不能给人家开野菜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干粮，办不到了！只见还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笼屉，丢在过去的食堂里，满是尘土。然后我们又到猪场。这是过去我们大家苦心经营的集体财富，先进单位。郭沫若亲自来题过诗的。凤子还在这里同猪合过影。张家口畜牧学校师生用青贮发酵饲料喂猪，揭开盖一股酒香味。巴克夏猪喂得像牛一样大。那时何等风光！而现在，猪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没的吃，猪吃什么？猪场还没有解散，猪场年轻干部高江贵正在屋里低头写检讨，他说：“要检查‘五风’，我们场头一样五风就是大量死猪。”他其实弄不清上头所说的五风是什么。至于大炼钢铁的那些废墟就根本不必谈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是反动。我岂有不知？但是我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反驳她，只得装作没听见。我的大女儿那时已上小学，而且是先进生。她回家老来磨着我：“妈妈给我讲一个忆苦思甜吧。老师叫回家来找家长讲。”可是我没法讲，我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
　　“不苦，你干吗革命呀？”小孩子也会提问。
　　“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我只能讲这种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话。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农村城市都是这样。彭德怀元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他的万言书的。他的话许多人都在本机关里说过，而且并非由他“引诱”所致。因为他那万言书刚送上去就被批判为反党夺权，一般干部根本看不到，从何引诱起？那个万言书，先是发至省军级，作为党内的反面批判材料，后来大概才到了县团级。作家协会算是省级机关，我是党员，级别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实说，只觉先得我心，实在不知有任何反党之处，夺权更说不上。但是，却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长辛店机车厂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人大代表。这个人原先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青年铁路工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之后，他跟在苏联总工程师身边，学文化，学技术，从而成长起来。他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回却成了批判对象，成了“典型”。根据是他的言论，他不过是说，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他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进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它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体体面面的黑色呢大衣，哪一点还像个工人阶级？……结果，下一次再开会，我就见他换穿了一件蓝布旧棉袄来。
　　在那个批判会上，我也曾跟着发了一些类似“评论”的言论，例如说：“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竟也会变质，资产阶级侵蚀真是太可怕了。”但实际上，这个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明白吗？这就是说，工人只能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阶段，才叫保持阶级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识了，知道科学了，想用科学方法来扭转愚昧了，那你就算变了质，哪怕是从苏联学来的也不行！最标准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这才是对国家的未来危害最大的“指导思想”。
　　另一个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个农民出身，在机关跑腿送信的一个粗人，绝非知识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关之后，不免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饿，大跃进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他级别低，文化也低，决不可能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同机关里那些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向来没有来往。但是他说了这些话，他直言不讳，竟然由此变成右倾典型，开了他多少次的批判会！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倾”罪状。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因“右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厅。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时她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一风吹，不算了。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你们不同。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第七章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
　　死者27年前调来的时候，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墩墩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他一来就赶上《红楼梦》批判运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他除了积极参加斗争，还写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文章，因为当时他认为胡风集团里的人真是什么反革命。到后来，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发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分两派。他认为否定这一作品的意见没有道理，于是他到处奔跑组稿。当时刊登的讨论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他过去只是个偶然应本刊需要写点补白小文章的编辑，从这时起，他真正关心起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来，参加外边的讨论和活动。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眼界日开，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违反文艺规律的限制。而这一切，他自觉是为了党的。
　　真是谁也想不到的风云变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竟变成了右派。还有，“丁陈反党集团”的提法，本来已经准备撤销了，后来忽然在新形势下定了案。事先有领导同志找我问过，问我们编辑部有没有那集团的人。我虽然知道李兴华是陈企霞同志的学生，但想来并无太深的关系，就回复没有。事后才知道他和陈企霞同志一直过从甚密。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觉得他是好人呀，他没有反党呀。”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到底我是比他老奸巨滑得多），心想，说这种话，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后来，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检讨。我们这些老于此道的，还能够“挖掘”一番，找一番“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说得听者尽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却总还能赚一句“比上次有微小进步”。李兴华却完全不会。当然他也得承认错误。可是他的检讨只是声音很响，连连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过程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叫人一听就是“没有接触思想实际”。总是通不过。他曾有一次在会后向我表示苦恼：“到底怎么检讨啊？是不是我的检讨技术不行？”我怎么说？教给他如何编检讨？我这时已经感到这个淳朴的人将遇到危险，说不定比我更危险。
　　后来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们编辑部也被解散了。干部都调走或下放劳动了。他竟然没有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暗自代他庆幸，总算闯过了这一关。至于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会批判，一面回编辑部主持批判别人。当编辑部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我因病延迟了下乡日期。就在这个空档里，忽然有一天，机关领导找我去通知李兴华：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位像他这样的已划成右派，为了统一，应把他“平衡”成右派。听了这个决定，我呆了，我不敢冒那看来也起不了作用的风险，没有表示反对，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执行。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没有了，在机关的一间空屋里，我把李兴华找了来，像宣读一件公文一样地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增减一个字，完全是原话，说的是“平衡划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见他穿着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拾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像听一件平常调动工作的决定似的，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了。”只有三句话——他平时是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就这样，这个少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敌我矛盾。
　　我后来也下了乡，我和他是分别下放在相邻的两个县。我们编辑部有好些人都下放在这两个县里。我担任下放队长，除了劳动，还有点了解大家思想情况的任务。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况为由，到他们那个县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我也到了李兴华这一组。去之前就已经听说，他表现不好，又犯了错误。这样，本来在农民里面并没有公开他的“右派”身份，现在决定予以公开了——好叫农民也来监督他。
　　我心里始终觉得我对他不起，他本来完全是个左派，怎会成了右派？我说不清该怪谁，总之我有责任。到了这个村，见他之前，我也打听了一下他犯的是什么新错误，大致是生活上要求自己太差，下饭时买咸菜买了村里最好的八宝酱菜，认罪态度不好，说话时趾高气扬，还仿佛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就是这。反映他这些错误的也是我们原编辑部的同志，原来蛮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李兴华呢？当时我心里十分生气，一点不能原谅他。但是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之后，我对这个同志完全谅解了。他当然也是认为上级既已决定“右派”确系敌人，就应当尽力打击敌人的缘故，正与李兴华本人过去努力想破获所谓胡风集团案件的心理一样。
　　在那个村于里，我又是在一间空房里和李兴华会面。我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等着他，见他远远地来了，形容憔悴，和以前有些飞扬跋扈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见了我，他低着头说：“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实在无可告慰，只好打句官话：“今后要注意改造。”他却愁眉苦脸挺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改造才好。”这可叫我怎么说呢？想了想只得告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他听了这两句“勖勉”的话似觉茫然，又问：“就这个呀？”我回答：“就是这个。”他看了我好久，似乎也明白了我来的意思，把我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诚恳地向我说了声：“谢谢您！”就告辞了。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
　　下放结束之后，他又被派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了两年，然后才摘了帽子，分往宁夏工作。在去宁夏之前，他回到北京，又来看过我。说起在农场和许多者工人相处，老工人都待他很亲，悄悄问他：“到底你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能回答：“是很大的错误。”别的什么也没说。看来这几年生活是把他锤炼得懂一些为人处世之道了。可是，后来他又说，在这次摘帽子的时候，农场领导同志向他祝贺：“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他当时感觉到：自己从来就是在人民的队伍里呀。所以对于现在的“又回到”人民队伍，倒也不觉特别激动。“但是，回来了，总是好的。”这是他当时的话，当然还是有些高兴的。我当时心里就直觉到，只怕他仍然是太天真了一些。他无法想到后来“摘帽右派”的称号要长久跟着他，跟别的运动不同，二十几年不许甄别，不得平反。老实说，就是当初为“平衡”而确定补划他为右派的人，恐怕也未必想得到会这样啊！
　　后来他从宁夏来过信，想申诉当初划右派实在冤枉，又想申请重新入党，要我帮助参谋。看来是又怀抱着希望了。我没有可以宽慰他的主意，只得复信劝他忍耐，叮嘱他千万不可申诉。
　　所幸宁夏的同志对他很好。他在宁夏仍然在文联工作，仍然当编辑，而且比较受重视。我想，在沧海横流的年月，宁夏的这些同志，实在是应该表扬，而且我们应该为有他们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文化大革命”中，宁夏文联按照全国一致规格被砸烂了。他到了宁夏火柴厂当干部。他曾出差去东北采购木料，路过北京。这一次，我看他可真是意兴阑珊了。关于形势，关于文艺，他都摇头不再谈，也不再说个人申诉和平反的事。只说：“我就这样做火柴厂管理干部，也可以度此一生了。”“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人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许多百战英雄、世界知名之士都得如此，何况于他？
　　熬到“四人帮”粉碎之后，经过多年郁郁寡欢，他已经患了癌症，来北京治疗。同时还积极办自己申诉和平反的事。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医院里，他才开了刀，身体很虚弱。他的妻子背地里在流泪。但是他却很少谈疾病，更多的是自己扶病执笔写申诉材料，抱着信心让妻子代为排队去有关领导机关申诉。在中央没有决定右派改正之前，他就很放心地认为这次申诉大概会成功，不大焦虑此事，甚至和人开着玩笑说：“就是右派也是中国的右派，总比洋奴好。”他后来胃大部分切除，还要不断做那个使人难以忍受的化疗，没法吃饭。别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只能按月计算的了，我想他自己也会知道。但当同志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谈论文艺界的形势，谈论作品，代别人看稿子。在改正之后，他甚至想上班工作。别人眼见他一天天向死亡走去，可他每天都告诉人：“我挺好。”直到死前一个月，他已经不能进食，一天只吃一点流质，但却在奋笔疾书，写他的中篇小说，有时熬到夜里一点。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过几个月，不可能看到作品的出版了。他的创作活动是直到他死前八天才停止的。而在死前一天晚上，还在嘱咐家属把改稿抄清，以便他能再看一次。
　　这样一个极普通而单纯的、也曾努力搞过运动的党员。并无丰功伟绩，也没有招惹谁，进了文艺界，却遭到了这样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他死后，我一直在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半生受尽委屈，未享任何利益的普通人，对人民的事业，却是抱着至死不渝的忠贞，这恐怕对一些由于自己倒过霉，就认自私为合理的人，也有些借鉴参考的价值吧。
第八章　缓过气来之后
　　全国濒临饿死的灾祸，尽力设法混过去了。到1962年，缓过一点气来。刚刚缓过气来，马上又搞起了新的对于“异端”的迫害。原来说在反右倾中批判过的人全不算了，到这时，喘过一口气，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
　　首先是八届二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在1962年秋至冬开的。在这个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具体所指是小说《刘志丹》，实际波及的范围则更广。该书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执笔。她的文笔并不怎样，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这时候，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是，高岗对于陕北的土地革命，关系实在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稿成后给陕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领导者习仲勋看过，他当然也在书中出现过。谁知这本书刚刚发表在刊物上，还未来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当局定为“反党小说”，而且还是“一大发明”。十万火急，上面传下通知，不许再印，立即彻查。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就是反党！这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烈士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予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连看也不会看出来其中有高岗，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逻辑也说不通啊！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把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撤了职。什么工作也不给。
　　习仲勋本来是整过我们夫妻的，但是就这件事对他的处理，的确使人感到不公平。我起初还摸不清真相．以为上面一再传达“有反党集团”，有阴谋，必定是除了从小说里发现了这一点人物影子之外，还另有什么重大的发现。也许习仲勋、刘景范他们这一批西北干部，曾秘密议论过什么为高岗抱不平的话，或者说过什么反对中央的话。这也属于人之常情，他们本来和高岗是一起干过多年的。但我觉得即使如此，也不应当雷霆万钧地搞得那么厉害，说成反党。反党得要主张推翻共产党，才说得上。他们这些从小当红军出身的人，如果推翻了共产党，可上哪儿去呢？这可能吗？
　　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就连老红军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受信任的。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对知识分子干部才是这样呢。
　　但我仍然对那些传达抱着不敢完全怀疑的态度。正巧，我们出版社发生了一件和“小说反党案”有牵连的案件。也是在西北地区，有一个过去做过地下工作的人，叫王超北。《红旗飘飘》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叫《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口述，由我社编辑欧阳柏整理的。这篇回忆录说的是当年西安的地下工作，康生通知下来，说作者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
　　因为事情牵涉我社编辑，我不能不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当被“发现”为反动后，书已立即封存，不许出售。我是派人专门去《红旗飘飘》的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来的）。其中写的情节大致是他们在西安市设了一个秘密机关，地下有暗道，有电台，人可以通过暗道跑出去，而地上则是一个国民党的机关。王超北说他当时打进了国民党的省级党务组织，与国民党陕西专员（？）李犹龙有关系，在争取那个李犹龙。而且他还曾参与审讯共产党的案犯。有一次，看见有个被捕的共产党员快要投降招供同志了，他便下令国民党行刑人员拼命打，结果把这个人打死了，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齐燕铭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向我们传达说：西安那个什么秘密机关，简直是胡闹，那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哪里有这种东西？……齐燕铭是一位教授出身的党员，后来做文化工作。他对于地下党的知识恐怕不会比我多多少。但他是个书生，君子。他说话时的表情像是王超北那些话简直不值一驳。我受了他的影响，同时自己对党的秘密工作确实知道也不多。我想：在国民党机关的院子里安设共产党的电台，这可能吗？的确很罕见。又想：李犹龙是人所共知的反共人物，完全有可能是特务。和他有关系，又争取他，还能有什么好事？特别是审讯一个共产党员，他并没有供出什么来，只怀疑他可能招供，便将他处死，这是什么行为？这不是杀害同志吗？怎么能允许？这是用国民党的面目来杀害共产党人啊！
　　于是我把欧阳柏找来谈话。一谈之下，欧阳柏却说他只是在《新观察》当编辑时，因组稿关系认识了王超北，王超北谈过一些别的内容，他记录整理过。后来，王超北说，还有不少材料，愿意找他整理。他听了听，也觉有意思，便答应了。问及西安地下党那个机关到底怎么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说之外，实在一概不知，和他们也没有别的关系。至于我提出的李犹龙是个什么人，什么背景，他根本不了解。关于我们说的以国民党面目擅自打死并未招出什么的共产党员是犯罪，他说他连想也没想过，只以为王超北那么干就是革命的。他是个候补党员，对党内的一切，茫无所知。
　　当时中宣部认为欧阳柏问题重大，可能也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许力以多次来我们出版社坐催此案。主要负责谈话人（即审讯人）是我。可是无论我怎么问来问去，都只有这点材料。那个欧阳柏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记者，按其历史，按其对共产党的知识，实在也不像是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当时我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个坏蛋，把反革命历史当革命历史瞎吹。可是这个欧阳柏实在不像参加了他们的阴谋，难以判罪。我把我这个“审理结果”汇报上去。中宣部也跟他谈过几次，并未发现超过我所得的材料。但是，却从中直党委通知下来：停止给欧阳柏这个候补党员转正，并停止他阅读一切文件刊物、听一切报告（包括普通非党编辑听的报告）的权利。这个决定，是1962年做的，连续执行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我们社党委也曾几次提出：他并未划成什么分子，又没开除党籍，连编辑听的报告也不让听，是否重了？但提了无用．还是这样对待他。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允许他听报告。但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但他的这点“政治权利”被全部剥夺，而且给他这一权利的人也落了个“招降纳叛”。
　　他们的案子没有完全结束。波浪就冲到了我身上。这时到处在抓“反党小说”。我前一阵发表了几篇小说，于是落入网罗。北戴河会议传下令来，叫将反党小说搜集一批报上去。作家协会党组赶快翻刊物检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样子。最后作协党组开了会，把我的两篇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作为毒草，报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消息是黄秋耘秘密告诉我的。后来，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还专就这两篇小说的问题和我谈过话，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刘近村编一个队，却叫他“领导”我。我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我始终都没有想清楚，写这两篇小说时我记得是很含蓄的，非常小心。一篇《访旧》，说的是一个烈属，丈夫死了，儿子没多少出息，她倔强地在农村里生活，既不接受村里的救济，也谢绝了当年老战友的关怀。她像从前一样在炕头上做饭招待老战友，含泪送他走，但是她不能进城去享受对她的优待。据说这是攻击了社会主义优越的制度。另一篇《月夜清歌》，写一个歌喉极好的女孩子舍不得家和爱人，谢绝进城当演员的邀请，活得倒挺愉快的。在这一篇里我联想到，假如她接受别人的邀请，进城去，那会有什么变化？联想到普希金《驿站长》里那个跟军官跑掉的驿站长女儿，这样的联想好像有点“意识流”吧。反正，这也成了“毒素”。
　　我为这事去找了邵荃麟同志，他也说不出我所放毒素何在，只是反复地说：“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想描写一个性格……我们研究研究……”我流了眼泪，一面觉得冤，为什么就连写这一点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没有，只允许我们歌颂单线条的英雄呢？另一面又到底有些怯懦，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习仲勋尚如此，其他何必论？
　　当时，茅盾写了一段读书杂记，称赞了我这篇《月夜清歌》，谈到了它的优点就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很耐人寻味。我自己也觉得这篇东西尚不那么简单化，但是，那时候就是提倡简单，“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罪，茅公也保护不了我。
　　但是，经过文化部给了处理（李琦谈话，我下放农村）之后，并未对我公开点名，这是极其宽大的。后来我想过，也许是邵荃麟、李琦同志他们的保护，得使我侥幸过关。但是，这件事已经预先吹来了一阵风，告诉我前途不妙。
　　碰到这种事的，不止我一个人。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被说成“影射”，用唐朝杜子美经历的人民困苦生活来影射今日的社会主义生活。郭小川的《望星空》，因抒写望星空的个人所感所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最后他们的遭遇也和我一样，没有公开点某某的名，仅内部批了一番。此后黄秋耘被送往石油工地“受再教育”，郭小川被解职（作协秘书长，党组成员），送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去了。类似的还有。
　　看起来，我们这一批所受的处理还是从轻的。但是，我们的罪名却比1957年划的那些“右派”更加说不清楚了。那时候，秦兆阳还有个“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主张，丁玲还有“一本书主义”这么个不成主义的主义。而我们这一群有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则凡小说，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
　　　　　　　　　　　　（上）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不同，前两天我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就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那样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都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又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一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宇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概，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的，而且挨斗最多、规模最大。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我答：“没有阴谋，我是去组稿。”底下便拍案大叫：“不老实！说你的反党阴谋！”都是这类毫不讲理的叫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还有炊事员张××，清扫工高×，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在这里挨斗，是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法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了。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她们说：“单行本的《毛著》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都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著作。但是，印《毛著》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1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这批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作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著》，只让印1万？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泽东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也不怕丢人。
　　还有一篇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我们按他说的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了。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言论，他提倡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拥资”、“美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过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是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200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14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14万字？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了这些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儿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庄严，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到9月底，国庆节前两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欣赏欣赏，边也修光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得搬家，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凭吊了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为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霁云（也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我没有看杨霁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迩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堆，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迩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得到大人夸奖似的说：“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时能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次劳动间歇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才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分，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了——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我们要秋收，用大量的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又凉快，又四面来风，旁边连（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不久，我就热烈地投入为别人重审结论，实即平反的工作之中了。还有好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使劲东奔西跑“内查外调”，以推翻造反派给人定下的部分（只是部分）冤案。我把我参加的几个案子都写进小说里。有一篇名为《功罪之间》，那时真是对于自己是功是罪并没有完全弄清的。我原以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便是功，那么别人未参加革命便是罪。如此看历史，如此看世界，究竟功欤罪欤？现在感到，至少要把眼光放得稍大点吧。这是后话。
　　　　　　　　　　　　　　（下）这些人的罪行
　　我们这些走资派被斗数年，翻来覆去，无非是工作中那点事情，还基本上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封资修”，反什么呀？反旧剧，反古代和现代文学，反上大学……一般老百姓真也找不出我们什么罪过来斗了。谁反对共产党？许多人没法，就从历史上去找反过共的人。说来说去，把历史上曾与国民党稍有瓜葛的人都拉出来斗，很有意思。凡历史上确查不出认识一个国民党的人，都“解放”较早，而沾一点国民党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斗的所谓“国民党”、“叛徒”，斗得很热闹了。罪最大的刘少奇，被说成在长沙时代就抱着什么“四书”当叛徒出了狱，在满洲省委已叛变咬出多少人——当然全是胡说。可是骂得比他的“封资修”罪行还厉害。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我们单位也照样。我略举一些我单位内部的人为例：
　　一个许觉民，被说成叛徒。理由是他请假离桂林到上海后，没找到关系，跟几个同志改换招牌，自己挣几个钱维持生活书店，遂被定为“奸商”并“反党”。一个王士菁，中学毕业时按国民党规章履行过入三青团手续，这自然是反动党团员混入我党内。还有个蒋路，罪名也一样。一个黄爱，因在《毛泽东选集》上胡画胡批过，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个赵少侯，在日本统治时参加过新民会，是老牌汉奸。牛汉原来就是胡风分子，又加上当学生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混入革命内部。向云休在重庆参加过妇女指导委员会，原系国民党组织，又加入什么“一六九”，不知何团体，肯定应定为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单位做职员，显然系国民党嫡系反革命。谢恩洁作为共青团员曾被捕，后又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这就是叛徒。刘岚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被列名于“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当然是叛徒。程穗曾参加过国民党区分部任监察员，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特务。刘敏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两面村长，这就是日本一面的汉奸。萧乾本系老右派，罪恶重重，还加上叛徒。陆耿圣这个老党员也是假的，因为她在被日本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即是叛徒。丁玉坤是公勤人员，因在国民党时当过警察，也是反动党团。马义民的罪状类似。董恒山原是个京剧小生演员，过去在旧社会混的时候，曾参加过民社党，以便混碗饭吃，这一次就打成了反动党团成员。冯雪峰本来早打成右派兼“封资修”还不够，这时又拉出他在上饶时被国民党捏造登报的姓名，指为叛徒。周汝昌抗战结束国民党部队回到天津时，曾参加欢迎，写了篇《箪壶迎师记》，自然成了反动党派的奴才。陆浮在南洋被人诬指为出卖，后来公安部已经平反，造反派却仍按老账算。黄肃秋因姓名雷同被弄错，后来已弄清，也还要说那错案是对的……诸如此类，记不胜记。包括我，也差一点给算到叛徒里面。因为1938年我受党派遣去襄阳，后我外祖父前往襄阳，把我叫回武汉。这时造反派们查得我离襄期间凑巧与我一起工作的刘同志被捕了，他们就说是我出卖的。我不肯屈服，举出证据，刘同志被捕时我早已离襄到武汉，那晚上台儿庄大捷游行，还碰见过张光年、于光远二人，可以作证。我的辩解才算起了作用。
　　这种干法，哪个人都能胡拉乱扯两句。除了这大批“叛徒”之外，还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张健无罪，只因查出婆家是地主，便被揪出。郭凤兰只因丈夫自己拿钱办了个缝纫学校，便夫妻俩一同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杨立平只因丈夫重病不能教书，回父母家养病，而父母是地主，就此打成“异己分子”……数一数，仅我一社，只要解放前在20岁上的人，如此揪出的竟达半数，还没有数完。
　　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过问的吧？这事情我想出了一点门道。大致，毛主席所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是封资修；可是，首先我国人民与封建关系很密，说反封，实际上反不了。不让唱京戏，不让学古代文学，已经反不下去，再多的更说不清。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一定要反，不知道反什么才对。要不，就不上大学吧，不念外国书吧，不穿漂亮衣服吧，小姑娘都穿上军服……别的就不太清楚了。毛主席再三号召反，群众只好想：大概要反的就是反共的，一切与共产党不一气的。群众不太了解什么资产阶级文化，却知道人必须听共产党的，而且在五六十年前就得人人早有觉悟，紧跟共产党，不紧跟不行。什么历史背景，大家不懂。那就拼命打反共的，由此造成了这么多的叛徒、反共党团、阶级异己分子。有些命运不佳挨了整的人，只好哀叹自己命不济。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反对走资派，本来是为了搞思想，闹了半天，群众还觉得思想问题并不甚重要。换言之，反对资本主义，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在群众头脑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连什么《红灯记》《芦荡火种》《海港》等等，不是也只知反叛徒，未见哪个戏深入讨论一番反对走资派的重要性吗？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用此眼光看文学作品，就看不出应当重视的作品来。这是题外话。
　　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
　　连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听说在讲“成份”，也说：“从前给闺女找主，自己再穷，都得想法找家里有两间房子二亩地的，谁把闺女给老花子（京话叫化子）去？”于是审查来审查去，才逐步把老头、老太太们“解放”了。而事实上，革命群众在干校所受的待遇，也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相差并不太远。同样下田劳动，同样不许回北京，同样要把家属接到干校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日渐低落。
　　跟我们一起下来的不少“革命群众”，渐渐由于自己身受的待遇而有点觉悟。但是仍有人一定想从别人身上找出“反革命”来，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那一年，从北京忽然传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政治传闻。这个组织名称既奇，其组织目标也怪，谁也说不清。只传说是“为了反革命的”，那么反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呢？谁也说不出。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个上台去坦白交代：“我参加了反动的‘五一六’。”还说有介绍人、有宣誓、有上级，描写得和共产党的组织一样。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有半夜里打的，打得附近老百姓都来提出抗议。有三天不准睡觉（审讯人轮流睡觉），逼问口供的，逼得那个“五一六”头昏眼花，头上一点水掉下来，竟以为是要拉出去砍头，跳起来就大叫。这个人就是造反派里边写文章批判我印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陈×。“原来你也有今日！”一开始我心里觉得痛快。但是不久我就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后来，在我已经被“解放”当了连指导员之后，上级叫我仔细审查这些“五一六”案。当时“五一六”最大的“黑窝”实际上是造反派最大的黑窝，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杨述就是被他们那里的吴×ד揪”出来的。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些人，要我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我已初步看了一些材料，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张三和李四对不上，根本不值一顾。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值得查，也不愿趁此时机向那些造反派报复，只能说这里不能分身，推诿了，没有去。
　　这“五一六”的案子又是从何而起的呢？也可以分析一下。这基本上是一些年龄较轻，揪不出多少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单位的“五一六”全体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要揪他们？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另一个“五一六”在全体会上流了泪，表示自己过去乱打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向全体老同志道歉。
　　年老的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五一六”，结果都是如此。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还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军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一开始就当军宣队，后来又当各级领导，可谓一直走红运，受崇拜了，但是后来也因林彪的垮台，而垮台。北京却仍然长时期以军队统治我们文化部门，但是到最后也结束了。这一段留待后面再讲吧。
第十章　当代人的悲剧
　　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我要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现在，他所有的书籍、药包、亲手写的小条子、电话本，都还塞在抽屉里，与他自己为别人写的悼文手稿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混杂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脸盆都还在洗脸架上。我不愿收拾起这些东西。这样摆着，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照旧，他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会回来。
　　几个月中，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曾使我挺心烦的，常常我正在写着什么，他那里又在叫了，我就没好气地说：“真够麻烦！”当我提着包包去上班的时候，他坐在廊前藤椅上不能起来，总是在后边叫着：“早一点回来啊！”而我，往往回头腻烦地说：“哪里回得来，没工夫！”可是现在，不论我出来或进去，都没有人再叮嘱我早回来了。就是我想再护理他，再不嫌麻烦，全心全意干，都已不可能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他是个平凡的人，生平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和功业值得絮絮叨叨，当然也有些成绩，也有明显的缺点，而使我永远忘不掉的却是他一生的遭遇。
　　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
　　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
　　我首先回忆起“一二·九”运动，那时我们都正在清华读书。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
　　后来，在抗战初期，我知道了他异常的“毁家纾难”的事迹。1939年我由重庆经成都往延安，他在重庆工作，介绍我到他家去住，并经过他家的关系去找党的四川省委。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他的母亲接到了他的信，立即亲自跑到旅馆把我接回家，说住旅馆不安全。这时我才知道，他家本来是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在他才十岁时就死了。寡母很受族房里的欺侮，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长大。叫他的大哥继承父业，而叫他（老二）去读书。他是家里惟一上了大学的。他在中学里就接受30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读《母亲》，读《拓荒者》《语丝》等等，开始受到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母亲一方面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想要了解，同时寡妇人家也有个夫死从子的想法，她把儿子买的这些书都拿来看。这时候，他就把必须革命才能破除族房里那些封建家规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讲给母亲听。同时，又影响了已经当少掌柜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到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本人去武汉做党的工作，写信叫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做亡国奴。他的母亲竟真的听信了他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都丢弃，率领他的哥嫂弟妹一齐到武汉来了。他在武汉的身份是个流亡学生，来了这一大家人，怎么办？他就把三个较大的弟妹一起都打发到延安。后来母亲、大哥、大嫂和小弟弟以及侄儿又撤到了四川、杨述又把他们拜托给成都党组织的同志。他叫母亲、哥哥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这位可敬的母亲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党组织开办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出版社楼上是革命青年的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人了党。哥哥后来终于被捕，被国民党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间还挨了一刀。母亲在成都失去了关系，穷居乡村，以后被周总理知道，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四处找寻，才给接回延安。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确是吃惊。我们有不少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做到背叛那个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能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时我感到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他家如果按划成份的办法当然应划为资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话竟能把这样家庭的母亲和大哥都感动了，让他们一起背叛自己的阶级。这简直是个奇迹。大概只有对党像对母亲一样地老实忠诚，才有可能感动母亲的心吧。
　　在我和他结婚之前，我只觉得这个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忠实得让人吃惊，同时在生活中又傻到很值得同情的程度，让人可怜。他成天讲工作，写旧诗，嘴里老是滔滔不绝，可是脚上的鞋子全破了，床上的褥子脏破不堪。我说：“你不可以买块布请一位街上的老大娘给做一双鞋吗？”（那时候绥德没有鞋店）。他摇头表示从来不懂得可以这么做，我替他办了，他倒觉得顿开茅塞似的。
　　直到后来，我才看到了这个老实迂呆的人是怎么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间适应起来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1954年以后才分到了不同单位。我们共同编过报，共同写过稿，共同开过会。起初，他在清华的时候曾是下笔千言的，写的文章题目叫什么《两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使我笑他大而无当。到大会上卖一回《北平学生》（刊物），也能来一篇《编者卖报记》，文字来得满快当。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不放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我记得他在1940年写过一个小册子《一二·九漫语》，写得还活泼真切，当时我们那些人的神情和心理还跃然纸上。到解放后把这本小书收入他那本《记一二·九》时，他自己动笔大加删削，亲手把一切带有生活气息的东西和不符合出书当时宣传要求的东西，砍得精光，只剩下几条骨架，使人读了简直索然寡味。我看了实在不满，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当然应该如此。他自己原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史有兴趣，曾想写这么一本书。已写了几章，由于党给他的任务不是这个，他就完全放下，不去搞了。他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1957年，他也知道把许多大学学生、二十来岁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都打成右派，实在不近人情，也争论过。但是最后还是执行了——按党的决定划了他们。1957年我因为言论出了圈，也受到很严厉的批判，这时候作为夫妇，他是同情我的，在我苦恼到极点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散步，但是，在散步中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交谈。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心恐怕已经不能相通了。他担心的是我要受处分，怕的是我的思想对党动摇；而我所想的是：值得担心的不是我，可悲的是，对敢于发言的人这样大量摧残，国家的前途将如何得了。他认为既然党决定发动反右运动，那就不会错。有错的只是个别人，掌握不准。我则觉得批斗会上那类发言几乎没有多少真心话，这不止是个别人的事。我们中间的距离一下子很难缩短，但他仍然忠实待我，想法子哄我高兴。
　　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从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只有一次，中央文件提倡吃“双蒸饭”，刘仁同志说：“那还不就是稀饭！”他回来告诉过我，承认刘仁同志说的是实话，只是咱们对外讲不得。可是，要说他完全僵化吗？也不是。一旦党的政策稍有变化，他就又活转过来。到1961年，人民受的苦太多了，中央的政策才开始松动了，他这时带着调查组去北大，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为目的，这一下他又很积极地去找教授谈话，听取已经当了教授的老同学的诉苦，而那和学校党支部对于这个教授的估计完全对不上茬儿。他检查教学质量，回来向我讲一个文科大学生背不出一首李白诗的笑话，说这样的学生不把他们“泻”出去该怎么办，同样说得痛快淋漓，思想明澈。他们的调查为后来的“高教六十条”做了准备。
　　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
　　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17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使女儿对于自己幼稚的“造反”也不由得产生了一点动摇。当时，我也在挨斗中间，暴雨一般的造谣、污蔑倾到我头上，我实在不能接受了。在还允许每周回一次家的那一段，有一次我们两人单独在保姆的住房里，我曾偷偷对他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他声音很低，却是义正辞严地，就像平时开会分析问题一样地对我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就这么忍耐着，等待着，一直到他被隔离审查，我被发往干校。在隔离审查初期，还允许家里送食品和衣服，后来忽然根本不准去见。有一次他来条子给家里，要跌打丸和接骨膏，我叫孩子把药送了去，却不准孩子和他见面。我猜得到一定是挨了重打，打伤了筋骨，但是直到他后来释放出来，单独和我见了面，都没有详细讲过究竟怎么挨打的，只说了打得他不能翻身，但更重要的是骂那个打人的造反派，说那人是左手着小红书，右手拿着棍子，嘴里还念着“文斗与武斗相结合”。他只形容那个造反派的荒唐丑态，说那个人坏，坏得很，却不详细说那个场面。直到他死之后，才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我那真情：是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子打的，先把人打倒在地，又打，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折断。但是这些，他却连对他的妻子都没有细谈过。现在我想，他不是只为怕我听了伤心，他总是认为这是个别坏人干的事，怕我会由此联想太多，会损害了我心目中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吧。
　　后来，他也下了干校。去干校时他已经是59岁，原来有心绞痛，可仍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心绞痛越来越厉害，到了隔天痛一次的地步。但是，这些他也都没有告诉我，是在他临死前病重昏迷之后，我开始整理他的日记，才发现的。
　　我们隔绝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那种难堪的日子的，只是在每年春节时，我们才能到武汉或信阳相聚三天，两个都瘦得像人架子似的。在林彪坠地的那一年春节，我们在武汉见面，他抱着满怀的希望，说这一下毛主席可该把那些专会吹捧的坏人识破了，老实人该有出头之日了。
　　在陈毅同志逝世的时候，他偷偷写了几首痛悼陈毅同志的诗，他写道：“总是戴尧天，奸宄终授首，历史亦有情，誉声满众口。”见到报上登载毛主席和张茜同志握手的照片，他掉着眼泪笑，说：“这一来，陈老总死可瞑目了。‘二月逆流’的案子要翻，这几年颠倒的是非该颠倒过来了。”
　　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毛主席说成“平民”，毛主席说没有问题。1943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于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毛主席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情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
　　他告诉我，已经允许他参加十八级以上干部的会议了，大约“解放”有希望了。
　　后来，由周总理下令，让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回到北京。他回到家里，成天就看当时上海〈朝霞〉上发的东西和已被砸烂改造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书。这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脱离这个已遭砸烂的文艺界，对这些东西一本不看。他却称之为“时兴书”，买了一大堆。大约也是想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新“精神”吧。
　　1973年初，我也由干校回来了。下放边疆的女儿探亲回来，“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幼小的男孩子也已长大，全家重新团聚在郊区永定门外小小的两间屋里。但是，他所盼望的“解放”，却仍旧是遥遥无期。前几年的希望，看起来还是要付之东流。这时候，过去曾造过他反的女儿已经经过了几年艰苦的农村生活，看尽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坏事，也明白了在中学时期怀抱的那种红卫兵式的革命思想有多么荒谬，弄了一脑子问题。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性狂潮已过，群众没人再造反了，只剩下“四人帮”那几个头目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时候，周围眼见耳闻的种种荒诞事情，使任何人也不能不考虑考虑了。而在机关单位里，这却正是必须每天上班说假话，不说就不行的时候。于是，我们家也只好像别的家庭一样，上班“政治学习”，天天照报纸瞎说，晚上回家才是过真正的政治生活。每天吃过晚饭，父母子女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和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这个“家庭政治小组会”总要开到10点钟才散。这时候，我们自己作过“政治排队”，最“左”的是他，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最“右”的是我。但是不管左右，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了，这就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一开始，他还是抱住了他的信念不放。女儿问他：“怎么把国家给弄成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不对呀？”他就连忙警告：“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可以说这话！”女儿也就首肯，认为一个干部子弟的阶级感情就该表现在这里（所以她才能排第二位）。说他是“左派”，就是因为他总是把形势发展往好处估计，认为不久就要转好；而我总是往坏处估计，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来。我当然也并不愿意自己的估计实现，但是可惜得很，以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事情越发展越坏。
　　关于他自己的结论，他原来认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而吴传启大概是混进来的国民党；后来认为最多再多加上关锋，中央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在那一段，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这是一个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啊！六年来，他就在这个磨子缝里活着。我自己算是“解放”了，虽然工作不顺心，总比他强些，我感到无论过去怎样，现在我也得同情他，决不可以在家庭里显示出自己在政治上比他“优越”，那会真正伤他心的。于是，凡我能去参加某些会议听到某些“精神”的时候，回来就和他谈谈。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别的消息来源，我每次和他谈，他总是拿出笔记本来严肃工整地记录，我说：“这不是原文，也没有什么重要。”他不管，还是记。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里这些话当做党的声音的，没有了这些，他就没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尽管已经翻天覆地，他这一点还和十年前一样。
　　在这样越来越坏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从一般地议论发展到互相提供情况热烈争论。他这个“左派”，对于自己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只有忧心、着急，这时候，和他同病相怜的许多老同志除了已进监狱的之外，都在家里挂着等结论，这时便兴起了一种新风气，大家互相来往起来了，这叫“三看干部”。大家互相一“串联”，就知道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惨剧。有好多我们所熟悉的从少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老同事，被活活逼死了，打死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面容，一个个我们完全清楚的历史情况，同当时所听到的惨死状况连在一起，怎能不叫人毛骨悚然？连贺老总如何死去的消息也是这时才听到的。还有些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被别人编造出来的，可就硬是变着法儿不给解决，叫他们一年一年地虚耗年华，搞垮身体，直到白了头发。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决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在北京住了20年，他从没有像这时候这样频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遭遇都一样——人人头上都有一顶可怕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类的帽子。要按过去的习惯，杨述是从来不大和已经“定性”的人们来往的，要来往，也只是讲些勉励改造之类的话。他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怕沾边，而是他真的认为党既然给这个人定了性，我们就不应当再去公然表示支持同情，顶多是劝他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为了他这样的看法，我们俩也曾吵过架。但是，这时候他却自动去找这些人了，而且还向我发表过一句感想：“真奇怪，过去一个人出了问题，戴了帽子，就被孤立起来了，自己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了。现在怎么风气大变？不管戴多大帽子，开除党籍，大家还是来来往往满不在乎！”好像是非标准改了。的确，就连我们家，在“文革”头一两年，真是谁也不敢上门，连自己的弟妹也都不敢再来。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却又都恢复了来往。杨述自己则每逢听到一个老朋友从监狱里放出，必连忙赶去看望，也不问自己是否会拖累人家或人家是否会拖累自己。
　　对于那些“批林批孔”的文章，起初他还说：“批孔是对的，我年轻时就赞成批孔，还写过一篇《孔夫子什么东西》呢。”他毫不了解这时所谓“批孔”后面的阴谋和背景，还老老实实去看那罗思鼎的文章，以为罗思鼎是上海什么大学的老教授，回忆自己怎么会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后来报上那些文章越讲越不像话，直闹到把中国两三千年来的一切政治家、文学家……一概划分成儒、法两大家，而且出现了什么“法家战友”这种怪头衔的时候，他也不能不说：“这简直成了延续三千年的两大政党。全世界从来也没有。”再到看了有的“论文”把李商隐的无题诗也说成“法家战斗作品”的时候，这个老实人终于不能不正式向我表示：“这种文章真是胡说！”再不看了。后来批《水浒》，我们出版社印了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当时倒也风行一时。我带回家两部，接老例，他对这种“时兴书”总是特别热心，赶快捧读的，但是这一次他却翻了翻就扔在一边，说：“后边写得太不好，一百二十回尤其差，干吗要特别多印它啊？看不下去。”他只是认真阅读了我借回的郭老的《十批判书》，叹口气说：“人家这是好几十年前写的啊，现在忽然成了这样，叫老年人心里怎么过得去啊！”他甚至想去看看郭老，安慰他老人家。但是郭老的秘书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有求于郭老，代挡了驾，没有见成。
　　后来，学部进行“整党”，按老规矩是每人把自己无限上纲一通，便可通过。他这时候已经有点明白，自己的纲即使上得再高，大约也没有可能恢复党的生活了。于是他对我讲：“这次我只讲错误，要我再承认反党，承认叛徒，我誓死不说了。”结果，在整党小组会上，有人又说他的《青春漫语》是反党，质问他为什么不检讨。他回答道：“《青春漫语》是有错误，但是不反党。”别人就骂他翻案，他气得用手指敲桌子，于是这又变成了他“翻案”的一件大事，为此又批了好多天。一直到“四五运动”前夕，周总理去世。
　　杨述在重庆和总理有过直接关系，而且被捕时还是总理给保出来的。出来后，在红岩办事处门口，总理当面嘱咐过他：“老老实实在办事处躲着，可别出去跑又闯了祸。”按规定，总理去世，允许总理的旧部去参加辞灵，他合乎这个规定。但是他一再打报告要求，却终于不被允许，甚至连跟着群众去参加追悼会都不行。他哭了。到“四五运动”前些天，天安门前的诗和花圈日渐多起来。“四五”的前一周，秩序还好的时候，他决定率领全家（我、儿子、女儿，包括保姆），一起整顿衣冠到天安门前去行礼致哀。到“四五”的前一天，天安门前已经是人山人海挤不动了，他就和我两个人从邮电局这边挤进去，进去的时候他说：“千万可别遇见学部的人。”可是刚走进去没有多远，就迎面遇见了一位。那人和他点了个头，一语不发，擦身而过。他问我：“这个人会揭发我吗？”我说：“大概不会，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也许还怕你揭发他哩。”他表示这想法对，放了心。我们一起挤进人丛，看那些诗和那些大花圈、大牌子，一面看一面议论，回来后他在灯下也写了一首诗，次日却没有来得及贴出（后被收进《周总理，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书）。
　　在那人心最激动的时候，血洗天安门的消息不断传来。亲友中间有那天恰好在场的，这个说清华那个坏蛋如何被追进人民大会堂，那个说群众如何被打，血水被水龙冲掉……杨述仔细地听着，他的感情一下子从缠绕他近十年的个人结论问题中拔出来了，愤怒地和大家一起议论。
　　这时，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内容又有了改变。以前，杨述总是说话比较少，即使说也常是只就我们讲的事情加以评论，而且还常常有带提醒式的评论——“可不要说过了头！”可是，这以后他的话越来越多起来了，他说了许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事实（早先他在市委，知道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过刘少奇同志去天津那次关于资本家的讲话的前前后后，根本不是少奇同志个人的主张；说过彭真同志从中央开会回市里怎样立即传达，要求执行，因此市委才老是深夜开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完全是冤枉；说过所谓“畅观楼反党事件”的实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马南邨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的……反正说过好多好多。尤其是关于迟群等人评价的突然改变，使这个老实人怎么也无法想通。怎么起先明明传达过“迟群是一霸”，没过多久，忽然变成了“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他在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上详细介绍情况，因为迟群就是他们学部工宣队的头头，所以学部的人都是亲眼看见的。迟群有一阵垂头丧气地回清华去了，还曾招待学部全体人员去清华参观过一次，以拉拢群众，连被审查对象也可以去。那次迟群身穿劳动服，手持劳动工具，和颜悦色地出来招呼大家（杨述这次没有去，听人家说，迟这次的和蔼是空前的）。可是转眼之间空气变了，迟群立即又恶狠狠地回来整人。不但整别人，连他们工宣队内部的人给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了“投降派”，贴了满墙满院的大字报。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杨述多次在我们的家庭讨论会上搔着脑袋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思路显然受到了猛烈的冲我们开始认真讨论江青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不再按老例说她也许是个特务打进来了，他说：“这个女人不要说没有到过工厂农村工作，就连机关科室工作也没有真干过，就是个太太！竟让这样的人领导全国，实在不能想像。”他的话匣子一打开，真使我觉得惊异。逼啊，真是逼得石头也要说话了。
　　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后，他和我们继续讨论政治，他认为毛主席毕竟是个功劳极大的人，伟大的人，后来一些事做错了，但是他不能忘记这位青年时代就给自己指路的人。他自己在家写诗悼念毛主席，诗末尾有这样两句：“玻璃帐里无言语，分道扬镳惜未成。”觉得他老人家躺在玻璃棺材里未必闭得上眼睛吧，对于自己弄成的这种局面，恐怕只有无话可说了。对于他老人家，他的主要感觉是惋惜。
　　那次悼念的规模那么大，瞻仰遗容时不但我能去，连由他带进革命队伍的他的弟弟、弟媳、妹妹，我们的女儿、女婿都去了，却只有他仍不被允许去。这次他气得简直发了狂，失去了忍耐的能力，在家里骂道：“我革命几十年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已经成了贱民了吗？连街道老太太、小姑娘都不如了吗？”他又写信，只此一条，要求去瞻仰遗容，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由此，他的愤怒代替了悲伤。在毛主席刚刚去世几天之后，他就要求外出疗养。
　　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干部也知道杨述不可能定成敌我矛盾，但是上边没有批，没法正式改结论，在下边就对他宽松一点了，他要求工作，就让他到一个研究所里看看稿；他要求自费出去疗养，就也予以同意。“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忽听这个喜讯，他高兴得跟着群众走上街头，那年他63岁了，又有病。在万众欢腾中间他整挤了一晚。喊口号，跳脚，而且还口占诗二首，其中有两句就是“一片欢腾人海里，老夫聊发旧时狂”，这是真情实景。
　　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接着，老是接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但还是继续拖啊，拖啊！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好比绕地球一周回到了原地。
　　这简直像开玩笑，但是我们这个人间就是有这样残酷的玩笑。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
　　为什么？不为任何具体的东西。实际是他只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而我们那些年频频搞运动，就偏偏常要蹂躏这样一些人的孩子似的心。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索性一概打倒，随便歪歪嘴，批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弃之如敝屣，不以为意。好像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不论怎么对待人，也不怕人们和他们的思想能插翅飞出天外去。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年轻的后来者觉得，这里完全不重视忠诚，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尽的精神虐待，这叫后来者在抉择道路的时候怎么会不瞻顾徘徊啊！这局面，才使我们终于不能不幡然改图，不只搞掉“四人帮”，而且必须认识到搞运动整人的做法必须改变。自然，这是题外的话。
　　他死前的一年半，还挣扎着写些短小的悼文，还去参加听报告，听会，还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经说不出几句意见来了。过去的“宣传家”姿态完全消失，要叫新认识他的人来看，这人大概不过是个老废物。而他自己还不肯承认，还老和我计议能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还对我说过：“大夫说过我还能好。”我知道这已不可能，也没有安慰他使他宽心，我们的家庭政治讨论会已经无法举行——他即使在家里也发不了言了。我也就不再同他多谈。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号啕痛哭悔恨锥心都己无济于事。在稍稍静下来之后我才来回想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
　　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第十一章　忆大寨之游
　　大寨我先后去过五次。
　　头一次接触大寨，是看刘德怀写的关于大寨的小说。头一章　写的是陈永贵在灾荒年头如何去赶集卖馒头，别人多要钱，他还按过去的老价钱要，写得挺朴素。我觉得有可取之处，就答应到大寨去，谈谈稿子，了解了解情况。
　　这时候，“全国学大寨”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学大寨运动的规模。到了昔阳县，进了大寨村，却只让我们在村子周围草率绕了一圈，没和一个农民谈成话。回到县里，见到一个宣传部的干事，大约是个知识分子吧。天已经黑了，刚挑水回来，一身是汗。他说：现在县里正抗旱。陈水贵提的：“没有见过的大旱，要没有见过地大干，来个没有见过的大变。”所以，全县干部、工人，不管干什么的，一律得跟农民一起，下地挑水浇田，而这里水太珍贵，挑一担水，一般近的要十里，远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担水，来回数十里，能浇十棵小苗。这样全体动员，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要走八十里。这庄稼，是没法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这回我没去多看，也不想多看，就走了。后来在县委招待所听别的客人说，要了解这里的事，只能找名记者宋莎荫，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来取经，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他知道我们是出版社来的，果然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走得也慢点。不过，我们新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后治窝”，看了“苦人树、乐人树”，看了大寨展览馆，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来的。
　　所以，后来那几次，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那是没法子，身负“任务”，不得不去。又屡次进村，屡次参观。听讲解。记得其中一次，参观了人造梯田，四个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当然，这样的梯田很美观。可是，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块石头，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当然，他们这样苦干，对这种精神应当佩服。可是当又一次进村，参观到刚建成的“人工下雨”时，我可不能不当时就“哎哟”一声了。这下雨的方法、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安装了若干根自来水管。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开关一开，管子喷出水雾。只是范围太小了，只有一亩地大小。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铁比农田还要多才行。要不，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
　　下午回到县城，已经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就说：“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这你不知道，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早晨睁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这是老陈说的，农民有什么上、下班？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到机关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饭以后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果然灯火辉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人办公，反正坐着几个。有正看报的，见我们过来，推开报纸就谈工作。不一会儿，还把宣传部长陈明珠（陈水贵儿子）请了来和我见面。据他说，星期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星期天。
　　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但是，这些人还是人。要他们不管家务，一切推给老婆，也许可以。但要他们不管孩子，不休息一会儿，不买东西不上街，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难了。这不得不使人做出坏的推测：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后来见到宋莎荫，他请我们吃饭。就在县委招待所里，里边有间小餐厅，平时我们进不去的，他随口叫菜，随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然后他把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还要自己写大寨。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文章还没有一个字，就这么跟编辑联系上了。
　　以后，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过，并没看到太多新东西，却是人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我记得又一次去时，还看见穿藏族服装、傣族服装的……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无不来此瞻仰，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复。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让它“平”的面积稍大一点。
　　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这次显得熟多了。他跟我闲谈，谈老陈怎样一回山西就到昔阳，谈老陈家里的事。老陈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陈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关于这，老陈说了：“是你当副总理还是我当副总理？”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
　　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是一套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而他说：“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就要这样成套。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这时，这群年轻“作者”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看样子已经脱产写作了。我无法可想，只有含糊点头，说以后再详议。
　　就在这以后不久，我最后一次来大寨，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轻作者的短篇稿子已陆续交卷，但经我们的编辑看过后，认为实在无法出版，这下子惹起了陈明珠在全国有关出版会议上愤怒的抗议，原来负责答应出这本书的编辑组长也不答应，而编辑人员们跟这本书打了多次交道，谁也不愿再去昔阳了。没办法，只好由我出马，带上—今从未去过昔阳的编辑杨匡满，另外还有我们出版社去编诗的、编舞的，也都在昔阳。
　　这次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让我们住进了新建成的“大寨宾馆”。尤其使我受宠若惊的是，因为宾馆宾客如云，高级房间不够分配，竟蒙宋莎荫特批，让我住进了这里为陈永贵特留的房间，引得我们社一群编辑都进来参观，说：“这次你可受到了‘国宾’待遇了。”但是，陈副总理这个房间究竟如何？按其设备来说，不过是一个普通宾馆的带套间的房间，尤其使人想不到的，是室内那些铺在茶几上的、垫在高脚花盆上的台布，不但不是挑花网扣之类的纱巾，连普通塑料布也不是，而是农村小女孩常穿的红地绿花点子花布！不仅此也，好像怕台布滑下去，还在每个桌子角都用针线缝成个角角（也许是为了不必换洗？），台布变成了未完工的枕套，这个设备实在新奇。当然，这实在太土气，土气到任何旅馆也不会这么办。我当时就想了，除了陈永贵，别人谁也不会搞这个摆设。在这里，陈永贵让我们看了看他自己。
　　然后就该我们分头下去“采风”了，诗歌组要搞一本《昔阳新歌谣》。这本最容易，那时候村干部无人不会凑两句合辙押韵的，随便抄抄就是一本。编舞的那一本就相当困难，说是什么民间歌舞要在昔阳会演，要专出一本昔阳创作的歌舞集。这时候，音乐出版社已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虽然管不着人家的工作，却也算挂名，我就跟她们下去观光了一次“采风”。地点是昔阳某村一个小学校，演员就是小学大约四五年级的女学生。内容是我们小时候谁都学过的表演唱。农村女孩对歌舞大约很难有机会接触，动作非常迟钝，配不上曲调。那位老编辑简直用尽平生之力，像给大乐团、名舞蹈家记录作品一样，记曲谱，画舞步，就是为了要出这本书。（后来还为了要出这么一本太麻烦的书，出版部说来不及，干不了，我不得不帮着音乐编辑室，要一切让路，把这本大寨任务书硬安排了进去，抢印出来。）
　　我个人的采风任务，是按照那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访这些模范村。
　　那是1975年，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到每村之后，都是跋山涉水，尽力实地参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挖掉了一个土岗，挖通了一条渠……都差不多。只记得各村都向我们介绍，他们村原来的支部书记现在都到邻县当县委书记去了，模范的经验要推广嘛，所以现在昔阳附近各县，已经全由昔阳人做主，包了。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想到，这有点像殖民地政策，再过几年，昔阳的干部不愁出路，一个个出去走马上任吧——但是，当然不能光这样挖苦人家，看不见他们真正受的苦。有一个现任支部书记，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曾偷偷地对我说过一句：“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两年干部的牺牲提起来有点瘆人。不管发大水、出沼气，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头一个跳进去。死的是真不少！”他也算是提着脑袋在干的，我不得不为之默然。
　　参观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回到北京，那本书得出啊。别的过去跑过昔阳的编辑，都冷眼看着新责任编辑杨匡满，他既然没有成见，那就看他怎样编这本书吧。等他看完了，他却把稿子往我办公桌上一搁，说：“这怎么能出啊？是中学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我苦笑了，说：“我早知道是这样，哪用得着细看？你去瞧着办，凑合事吧。”于是他把稿子拿回。在我社出版部的书稿印数、发行范围单子上，有书稿质量一栏，一般编辑对于看中的稿子，总是填个“优秀”，勉强一点的，填个“中常”，杨匡满却在这一栏填上了“很差”两字。这是从来没有的。我也只能把心一横，只当没看见，签上字发了出去。那些舞蹈诗歌的书，自然也都由各书的主管副总编辑签字发出。
　　但是这时我下了决心，这一次就凑合了，以后的《大寨丛书》可不敢再奉陪，慢慢拖着办，走着瞧吧。我再也不想上昔阳去了。那个“国宾”别墅也不想住了。
　　很快就到了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使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之中，后来又加上了深沉的愤怒。正在这时，我社的上级单位忽然来了通知，叫我们去人参加大寨学习参观团，去人越多越好。许多人对于这次活动都不想理睬。后来拉了一些人去了，他们大概本来以为周总理去世引起的波澜，很快就能过去，所以循例参观了一通，就回来了。谁知天安门的诗歌和吊唁，这时正到高潮。全社的人，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天安门成了人们向往的中心。上级单位便又发通知，大寨参观学习团要作详细的传达报告，占工作时间，叫全体同志去听。结果，礼堂的位子大部分空着，因为人们不去。于是又上楼来叫，还是没几个去的。我安坐不动。有一位来“掺沙子”的军代表（就是身穿军服，跑到我们这些文化单位来当领导的军人，号称“沙子”。见毛主席关于林彪指示的文件），用手指着我说：“身为党员，连党的号召都不响应，连大寨都不去学习！”我的愤怒已经塞满胸膛，还说什么？这时我只淡淡一笑，说了一句：“我去过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参观知道得多！”还有几个不去的党员，一言不发，怒目而视。他才没意思地走了。
　　大寨，竟变成了反对周总理，抵制群众的一块招牌。在这种状况下，使人们听见大寨当然齿冷。这怪谁？
　　我想：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至于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
　　至于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那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不足深责。谁叫你听信他的出谋划策来？
　　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
第十二章　“取经”零忆
　　和几个同志一起散步闲谈，不知怎么偶然提起各人的游踪。有一位同志说他没去过大寨。我说：“我去过！那个年代的那些供‘学习’的红旗单位，我差不多都去过。”
　　“你去过大庆吗？”
　　“去过。”
　　“小靳庄呢？”
　　“也去过。”
　　于是引起别人的羡叹，都惋惜自己当年没去，此景已不可再得。这一谈，我倒真想把当年那些“游踪”都写下来，以免自己和别人忘记了。不过，得都再去一趟，看看今天的样子，才好写。想想只有一个地方，是用不着再亲眼去看，作一番对比的，那就是大连红旗造船厂。不妨一叙。
　　这个造船厂也是当年的红旗单位。1976年春，我奉命前往“学习取经”。一个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跑到造船厂去取什么经呢？原来，这个造船厂据说刚造出一艘五万吨巨轮，要举行下水典礼。而那时“中央文革”正在大力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外国买办洋奴思想”，据说造出这艘船就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重大打击，因而不管对于什么行业的人，都有同样的教育作用。
　　我们北京每个大出版社都派了人，包括出版局负责干部，组成一个相当不小的代表团前去学习。到了大连，才知道这厂里已经集中了全国各大厂矿来的人，还有交通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领导干部，共约上千名代表，竟是一个全国规模的盛会。大家都挤在造船厂的招待所里，八人一室。虽然到了避暑胜地大连，却绝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去海滨顺便游览一下，大家连街都不逛，一心等着“学习”。
　　过了一天，由于我们出版社先前曾来人在这个厂里约过稿，于是得到特殊优待，先上那明天就要下水的船上去参观。
　　我们几个怀着挺庄严的心情，跟着一位厂革委会领导干部，还有那位被约稿的工人作者陪同，上了船。一登上甲板，一位同行的老同志就差点绊了一跤。原来那甲板上横七竖八全是铁链、橡皮管、螺母、焊条……简直没有容足之地。船上丁丁当当一片敲打声喧，工人正在忙着干活。怎么明天就下水，今天还这样？是扫尾活没完吗？我们自知不懂工业，也不懂管理经济，对这问题姑且闷声不响。再往里走，到了船主体部分，上面是扶手栏杆，凭栏下望，只见船肚里空空如也，像个大空海碗。我虽没有工业知识，但对于这里是应该装机器的地方，还是知道的。现在既然没东西，只能潦草一望，便随众下船。
　　第二天就是下水典礼，工厂用汽车把代表们都运到海滨。那真是万头攒动，海滩上满满的都是人，那船已经用五彩带和红绸、红花打扮起来，沿海滩还搭起看台。交通部的部长等领导干部有桌椅，坐在前排。我们这一群就站着挤在人堆里望。那位工人作者站在我身边，我小声问：“这船能开下水吗？”他答：“用千斤顶顶下水就完了。还没装机，是个空壳，怎么开？”一会儿，厂革委会以及来宾陆续讲演，痛斥“买办洋奴思想”，然后是盛大的剪彩典礼，礼炮轰鸣，船被推下水。群众欢呼。
　　是否世界上轮船的下水典礼就都是以船壳下水？我孤陋寡闻。但是想也想不通：若是如此，没有机器，焊成十万吨、百万吨的空壳推下水去，不也都可以办到？越想越别扭，已经有些兴趣索然。
　　我们要向这个厂取的“经”并不止这条船，接着厂里就让我们去学习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原来这造船厂办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还有刊物。（怪不得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也叫来！）厂革委会宣传部长申述理由说：“我们厂既然有一个船舶研究所，工人占领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可以同样有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于是我们去参观了那个“研究所”的展览会，看了他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其内容无非是那个时代那些吓人的空话，有些陈列的原稿，确是工人写的。而我光看了看那密密层层黑压压的小字，就突然产生一种又烦恼又哀怜的情绪，不愿再看内容了。
　　然后，还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王某。这位部长坐在将近一丈长的大办公桌后面，口气和他的办公桌一样大，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据我所知，只是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注）。听了更使人晕头转向，无法想像。
　　最后，我还进行了些个别接触，那位有稿约的工人作者找我谈他的创作情况。革委会给他的任务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主题是工人学哲学，要把工人在学“哲学”的路上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塑造出来。他已经努力写了几万字，现在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作为编辑，我本该告诉他：“停止你这种无效劳动吧。”但是，这是厂革委会与我们社先来组稿的一位新领导协商好的，我束手无策，只得含糊支应过去。然后还有市里指定的“三八”女子炼钢炉的工人要写小说，一个岛上的小学“开门办学”也要写小说……都来谈计划，都得应付，而作品还只字全无，简直使人弄不清这究竟是计划，还是梦话。
　　最难堪的还是在这里遇见了田手——“一二·九”时代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延安文协的干部。如今秃着头，赤脚穿双没有鞋带的破球鞋来看我，说他也是市文化馆的“创作员”，来问他该写什么。唉！可怜的老田，你怎么还要在这里把你的头脑和生命白白送给这些人糟践？我对他却无法再像对那些人那么应付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问问他的，生活，有没有老婆，有地方住没有。
　　从那条空壳船到那些荒谬的计划，整个就是一篇荒诞派小说，田手的模样更使我惶惑不安。
　　我在干什么呢？“取经”，实在是取不下去，也听不下去了。我急于想走，大家都想走。偏偏那个造船厂又不管订回京的票（据说也有订票，曾在食堂里广播过，凡未听见的就都作为自动放弃论）。我们无法，各自想出路回家。最后我和两个同伴自己买了硬座火车票，熬了一天两夜，才算在深夜昏头昏脑狼狈地跑回了北京。所以，直到现在，谁再提起去大连度假，我还都心有余悸，毫无胃口。
　　那时，我对那条空壳船下水有些不满，对那些哲研所，写小说，万人注鲁迅，则更是讨厌透了。这里工业经济方面的虚假和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荒谬，交错着在我脑子里滚来滚去。直到回来之后，才慢慢知道他们攻击“造船不如买船……”的口号，实际就是攻击周总理。这才有了完全上当受骗的感觉。而且触类旁通，倒也领悟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如果经济基础搞糟了，意识形态大概就不可能搞得太好。反之亦然。
　　现在，我已经确知那种万人作注释、荒谬的哲学和文学计划，都早已不存在了。由此逆推，那样的造船，那样的下水，那种搞工业、搞经济的做法，也必不再存在了。想到这里，心里释然，写下这一段。
第十三章　那几年的经历
——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
　　许多文章和电影表现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写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场景，抄家呀、打人呀、游街呀……很少写到后几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来说说后半截。
　　1973年，已经是“文革”第七年了。我们那个干校的“学员”，已经陆续被指名调回北京。凡是到这时还留在干校住“早稻田大学”的，都不免心里窝囊，嘴上牢骚，不知几时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种你斗我、我斗你的“革命情绪”，早已烟消云散；“军管”也已管不住我们这些军心已散的兵。人们在闲谈时、歇工时，不由得从心里冒出怀疑：究竟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把一个出版社解散？是为了编辑不会种地，都来学种地吗？不能多说，三言两语，总要说几句。
　　1973年春天，我被调回北京。临走之前，那些还走不了的“学员”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叹叹苦经，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这里“流放”了几年的干校“同学”。我们在这里平时也看看报纸，也知道文艺界已经全归澌灭，再无文艺可谈，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过余生而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在干校这最后两年，倒还有所缓和。
　　我可没看想到，刚回机关报到，就又看到了几年前的那种“战斗气氛”。回去以后第一次党委会，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人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完全是我们刚到干校时迎接我们这些“走资派”的那副阵势。
　　第二天，一位现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军代表就来访问我，问我的历史，是不是军人出身。我实在不是军人，但在我初到晋西北那时候，也实在没有把老百姓、干部（群众运动工作者）和军人区分的那么清楚。我是晋西北青联的干部，又穿军服，也背过枪，跟三五八旅民运部行军，也算民运部的人，所以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好“唔，有的”含糊答应。对方一听，立即发表高论，说：“还是要军人出身，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说，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开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满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里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会知道我并非真正的军人出身，而在他眼里，仍一如过去林彪所说：“人分三等，军、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罗门、首陀罗阶级，其等级差别与生俱来一样。——其实，他在参军前是一个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
　　很快，我就知道了，从干校调回的老编辑，没有一个当上组长，没有一个恢复原职。担任组长以上职务的，不是军代表，就是由军代表从外单位干校调来的人。这些军代表，为首的是一位师政委，当兵出身；两位担任部室主任的，是连长或连指导员；其他是排长。其文化水平，有一个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于到外单位调人，主要看一项：出身是否工农；再有，在干校是否是左派。从外单位调来的人也曾告诉我们，刚进文学出版社，就由军代表告知，这里是黑窝，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兄弟出版社还有好几个，也都有穿军服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业务主任由军代表担任，而且如此济济一堂，那是只有我们出版社才有的。至于放在党委会里这两个“旧文艺界”的人哩，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弄回来专供做靶子用的，后文再表。
　　我碰上的头一件事，是党委会讨论从干校往回调人的事。各位军代表和外来“左派”，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干校老编辑，都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似的：“要这个吧。”“那个历史还简单，要那个吧。”我坐在那里，心想提两个从政策上来说最有理由的，也许能通过。两个都是老编辑，非党员，历史都清白，从来没有划过任何分子，政治上一个是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委员，一个是从抗战开始便归国参加抗战的老华侨。现在“中央文革”虽然批资反修，摆的样子却很讲统战，有好些外籍华人回国，就很受欢迎，我想，难道现在还不该放他们俩早点从“早稻田大学”里回来？就是作为政策上照顾照顾，也是应当的吧。于是我这样说了。
　　但是我的提议却受到在座军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凭什么照顾？要照顾，得按中央的杠杠，中央一级的。他们是民主党派和华侨组织的中央委员吗？”“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没有保证。”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我在这里无权提任何意见，也知道了自己还不懂这里的“杠杠”是只指“中央一级”的。但是，我还没懂得在这里发言就有危险。
　　开始工作了，送来许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词句都不通。我说了一句：“这没法出书。”那位在我屋里拨过水的军代表便大发议论，教训我：“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书，而是花钱费力来“培养”思想文辞都无可取的投稿人，我们是跟那个人有什么特别关系吗？他不再讲下去，我也不能再问了。
　　紧接着，又叫人出去“取经”，我到大寨、小靳庄都去取过经。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即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籽”来捏咕成菜就行。那时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战史》，是一本小说体的报告文学，据说就是这样“种”出来的，称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也便照方抓药，派人出去，到各处指定“坑”来栽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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