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西狄克·塔莱
一个人若要寻求自己的灵魂或他人灵魂的得救，他就不应该通过政治的途径。
——马克斯·韦伯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傅立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将长到“10英尺高”。教条主义者卡尔·考茨基宣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普通公民都将成为超人。具有浮夸习气的安东尼奥·拉布利拉告诉他的意大利追随者，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每一个儿童都将成为伽利略和布鲁诺。而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甚至不切实际地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太平盛世：在那个时代里，“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聪明和自由，身体变得更加匀称，行动更富于节奏，声音更富有乐感，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美国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当美利坚拓荒者们摆脱英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在国会授予的大印玺背面刻上了如下词句：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o Sec10rum），是美利坚纪元的开端。幅员辽阔和物产富饶的美洲大陆注定要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试验场。在这里，“上帝是劳动者的主人”的说法将深入人心。这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自然神论，它强调上帝是一个手工艺人，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启示。这种伪装的自然神论迎合了日益增长起来的实用主义气息。因此，这个社会纵使不欢迎，也还不至于带着嘲讽的心情去忍受一小帮人为探索太平盛世计划而作出的努力。纵使一些地方的反应是敌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无人管束的蛮荒之地，从得克萨斯一直延伸到爱荷华。在那里，乌托邦的拓荒者们可以找到立锥之地，远离他人的窥探，继续寻求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这类殖民地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在这里，社会主义似乎将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是受到了这片广阔无垠的处女地的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感到非常乐观。1879年，马克思写道：“现在，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在获得的财富总量上还落后于英国，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英国；与此同时，大众能够更加迅速地掌握并且利用更强大的政治手段来抗拒以这种代价而完成的进步形式。”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状况的书信，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预言。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美国版“序言”中，他以高度的热情评述了1886年的诸多事件，引人注目的有劳工骑士团的崛起和亨利·乔治在纽约的竞选运动，他欣喜地指出：“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10个月中工人阶级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5年之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也没有因诸多令人悲哀的转折性事件的发生而消失，恩格斯写信给施洛伊特说：“伴随着同样确定的倒行逆施的运动，持续不断地更新的更先进的运动浪潮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先进的运动浪潮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时候，倒行逆施的运动才会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一旦美国爆发了这种运动，就会变得充满活力和暴力，这与我们在欧洲展开的运动相比，应该仅仅是处于幼稚阶段。”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由韦纳·松巴特在20世纪初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松巴特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回答。他提到了开放的边疆、通过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众多机遇以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其他作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施利格·佩尔曼在《劳工运动理论》一书中，就美国阶级意识的缺乏提出了三个理由：缺乏一个“稳定的”工薪阶级；选举的“自由权”（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其他国家的工人们——例如，英国宪章运动者——发展了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动机）；持续不断的移民潮的冲击。佩尔曼认为，正是外来移民导致了美国劳动者的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了移民后代想要摆脱其低微身份的强大抱负。在19世纪20年代旅行到美国的凯泽林伯爵对信奉平等主义的美利坚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认为美利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代理者；并且，在19世纪后期，陆续来到美国的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改变信仰”都为这种说法的敏锐性提供了佐证。有些作者根据农场主随着商业周期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来强调美国生活的土地所有制基础；另一些作者则指出，就重视赞助、机会主义、作为政治话语样式的修辞学贫乏而言，两党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地方性的而非功能性的制度。因此，不是强硬的原则，而是妥协，逐渐成为不同利益政治集团进行谈判的焦点。总之，所有这些解释都依赖于美国无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一个节俭而精明的美国工人所消费的面包和肉是一个德国工人的3倍，所消费的糖几乎是德国工人的4倍。有鉴于此，松巴特惊呼：“在烤牛肉和苹果酱的围攻和拦劫之下，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走向了终结。”
然而，在这诸多分析中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这些状况都是暂时的。作为一个一直在演进中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必将“走向成熟”，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庞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工薪阶级以及一种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大萧条就是这样一种危机，它是一场动摇了整个社会自信心的严重情感挫折。这场危机在美国工人心中留下了创伤，它促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组织。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那个组织的工人人数从不到300万发展到l 500多万，差不多占了美国工薪阶级总人数的30%。这个组织所向披靡，发动了数次俄亥俄州工业区罢工，给美国带来了一股强劲的阶级斗争旋风。它导致了强烈的反资本家和反富豪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休伊·朗的共享财富论，考夫林神父的社会公正论和汤森博士的养老金方案）。看起来，这里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盼望已久的沃土。
然而，无论在劳工运动中还是在政府中，既没有产生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播下任何一粒连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种子。前面引述的理由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就像较早期美利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新政似乎已经成为多少有点不同的社会主义替代物。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激进运动而言是“外在的”，而且，即使这些解释是真实的，它们也仅仅说对了一半。其另一半是：社会主义者究竟是怎样来看这个世界的？根据那个见解，为什么这个运动无法适应美国社会？为什么它不能够作出合理的选择？
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正视现实的形势，对于这个问题作出的一般回答——而且这些评判总是事后才作出的——涉及了社会特性的相互影响（例如，那个运动的社会构成以及它对参与运动的成员所要求的忠诚类型）、与其他机构的“往来”程度，以及自身意识形态的性质。要想对社会运动成功或失败作出充分解释就必须对这三个要素如何相互影响进行描述。因此，由于种族的或情感的原因，一个完全脱离于社会的运动，将更难与现存秩序达成妥协。在此情况下，这种运动的社会特性可能是它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决定性原因。一个拥有高比例工会成员的社会运动，一个拥有高比例职业成员的社会运动，具有比较容易与其他政治集团进行沟通的“桥梁”。因此，“往来程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情况下，意识形态的性质可能是导致行动两难境地的原因。对某些运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个姿态，一个容易被抛弃的姿态；对另一些运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个束缚。
本章探讨的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我的主张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无力解决伦理和政治之间的一个根本两难：社会主义运动既要通过自身来阐明其目标，又要通过自身来从整体上抵制资本主义秩序，所以这个运动不能把自身与处于此时此地进行谈判的政治世界中的社会活动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概括地说，它陷入了一个不幸的问题之中：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是又拒绝现世生活；在不道德的社会里，它只能充当道德的但非政治的人，而且这一角色还是名不副实的。
除了只能对其抱着一种骑墙态度以外，它决不可能解决如下基本问题：要么像劳工运动那样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寻求从其内部来进行变革，要么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共戴天的仇敌。一个宗教运动可以分割它的忠信，并且（像路德教那样）做到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拒绝现世生活（毕竟，它不关心此生，而只关心来世）；一个政治运动却不能这样做。
两种伦理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是一个分配各种利益和特权、强制执行各种义务和责任的有机系统。在此框架内，伦理学研究分配的应当性问题，蕴含着某种公正理论。政治学研究分配的具体样式，涉及了各组织集团之间为分割特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在社会活动中，在伦理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阿克顿勋爵在笔记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治究竟是在伦理界限内实现理想的一个尝试，还是在那个界限之内获取种种好处的一个尝试？”或者更简要地，“伦理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界限？”
在某些历史阶段中，通常是在封闭的社会里，伦理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从理论上讲，道德律令和正义价值居于主导地位，每个阶层都根据固定的地位取得其特权。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伦理和政治的分离，因为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能通过世俗力量把道德观念强加于整个社会，于是，意识形态——以大众利益和普遍价值为幌子，掩盖了特殊的自身利益——代替了伦理。对社会利益和特权的重新划分仅仅在政治领域中才能得到完成。但是，在融人政治学之中的那个重大过程中，被陈述为目的（或目标）而非界限（或纯粹游戏规则）的一种伦理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该目标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承诺，它必然把政治转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论调极为清楚地再次阐述了阿克顿的这个两难论断。他说，一个人可以把政治游戏看作是一种“责任伦理”（即对限制的接受），或者看作是一种“良知伦理”（即对绝对目的的遵从）。前者是一种实用的观点，它以寻求和谐为目的；后者创造“真正的信仰者”，他们带着纯粹而持久的激情，毫不妥协地坚持着其信仰。
韦伯主张：要想维持市民社会的和平，只有“责任伦理”是政治中可行的。韦伯写道：“对于我而言，如果人们不是一味地追问谁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和谁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是去追问，面对现存的冲突，对于涉及到的所有人而言，我如何用最低限度的内在风险和外在风险来解决这个冲突呢？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只有在竞争集团之间互相尊重各自在社会中得到延续的权利的时候，这样一种政治观点而非对绝对的遵从（无论它是作为积极的破坏的社会力量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作为消极的脱离社会的宗教和平主义）才是可行的。因此，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基础依赖于伦理和政治的这种分离，并且依赖于伦理对正式游戏规则的限制。在实践中，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一事实；但是在理论上，由于其对社会的根本拒绝，社会主义运动永远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一基本立场，并且一直纠缠于某些关键性教条而难以自拔。
于是，一个人接受哪一种伦理的问题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现代”政治的鲜明特征在于，它把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卷入社会变化的运动之中，而不是像封建社会、农业社会或其他落后社会那样人们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正像卡尔·曼海姆曾经精辟地指出的：其出发点是再洗礼派教徒的“狂热的激进主义”，他们狂热地试图立刻实现基督重临的太平盛世。马丁·路德推倒了把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隔离开来的修道院的围墙。
此时，每个人都依靠自己，以“每一个信徒都是平等的”的名义，每个人都被迫作出自己的证言，直接地而无须通过购买圣徒们的赎罪券，来实现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怎么会有主人和奴仆呢？如果所有的人在得救之事上都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么他们难道不应该平等地分享世俗生活的物品吗？这是托马斯·闵采尔和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提出来的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于是，原来推崇来世宗教的寂静教派一下子转变成了要在此时此地实现太平盛世的革命行动主义。这样，冲破了古老宗教秩序的千禧年主义者的宗教狂热同样威胁和动摇着社会秩序；不像以往把矛头指向单一压迫者的革命，千禧年主义是想要推翻整个现存的社会秩序。【闵采尔的太平盛世梦想给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分析》前言中的牧歌式田园的文学乌托邦以及培根《新大西洋》中的技术学天堂以灵感，并且，那一梦想在克伦威尔反叛期间平等派和掘地派的平均主义要求中得到了政治表达。一个半世纪之后，在法国革命期间，在格拉基斯·巴伯夫的“平等派阴谋”中，同样的冲动被强烈地激发出来了，并且汇入19世纪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
有关千禧年主义的典型的心理学上的论据就是，对千禧年主义者而言，“不存在任何内在的时间连接公式”，只存在“绝对的在场”。“狂欢的精力和热情的宣泄开始在世俗场景中发挥作用，以前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紧张状态成为现存世界中的爆发力量。”’千禧年主义者既非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拯救，那基督重临的太平盛世，已近在咫尺，他虽置身世中，却反对着这个世界。
凡是在可能实现这种希望的情况下，凡是在这种社会运动能够迅速改造社会的情况下，一旦这个“跳跃”得到了完成，那么伦理和政治就有可能在火焰之中融为一体。但是，如果社会稳定，社会变革只能点点滴滴地发生，那么这种纯粹的千禧年主义者只能在绝望中转变为虚无主义者，而不会忍辱与现行等级秩序达成妥协。曼海姆写道：“当这种精神日趋衰落并且远离这些运动之时，留给世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集体疯狂和精神无所寄托的愤怒。”在后来的世俗化形式里，这种态度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那里得到了表现。因此，巴枯宁写道：“破坏欲同时也是创造欲。”
然而，不仅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每一个政治空想的皈依者，开始都带有千禧年主义者的色彩。在近来发生的一些狂热运动中，在对受压迫团体的认同过程中，都存在着无法抑制的渴望和期待：“最后的冲突”可能近在眼前。（“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成了一面旗帜，它是诺曼·托马斯在19世纪30年代为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成员提出来的。）但是，“革命”并不总是近在咫尺，因此如何约束这种千禧年主义热情并使其处于待命状态始终是千禧年主义策略的基本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功名”观。像在亨利·詹姆斯《卡塞曼斯公主》一书中的保罗·蒙纳米特一样，由于他抱着如下隐秘而至上的信念，他可以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世界将在“瞬间”得到改变，而他能够决定这个瞬间到来的时间。尽管这个景象是强有力的，但它的信徒们只能像梦游者那样生活在一个妄想的世界中。然而，只有通过妄想，无政府主义者才能使信仰者不至于变得疲惫和精神空虚。最激进韵是乔治斯·索列尔的做法，他提出了革命神话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而言，这个神话的作用相当于拯救学说的低劣版本。索列尔写道：这些统一的形象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因此它们能够从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同情感中“唤起一个没有分化的整体”。“通过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集中在总罢工上，工团主义者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对专家们模棱两可的说法中存在的矛盾之处进行调和就没有了任何余地；每件事都变得如此地一目了然，以至于只有一种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可能的。”按照有关社会主义的这个“毁灭性概念”，像索列尔所谓的那样，“就整体而言，它是一个惟一至关重要的神话。”
但是，当现实不断与这个神话相背离之时，它究竟能够支撑多久呢？
无产阶级的面纱
什么是无产阶级？在历史的社会主义舞台上，无产阶级扮演着什么角色？无产阶级如何揭去了朦胧的面纱并达到了自我意识？马克思可能会对耶稣说：“我是来终结所有的神秘的，不是来让它们不朽的。”就他的自我形象而言，马克思的作用在于揭露奴役现代人的生活，从而驳斥黑格尔的如下主张：自由和理性都已经得到了实现。但是，像他的导师一样，马克思仅仅探讨了各种“内在的”历史动力，而没有探讨社会行为的构成。
马克思写道：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被迫打着过去的旗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因此，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一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但是，历史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人们已经不再受农业社会的河神和人格神的束缚；他们也不再需要受资产阶级新教抽象的非人格神的束缚。人是具有潜能的，但是，如何去实现人的这种潜能呢？一方面，知识分子具有自我解放的能力，因为他们具有超越自身的想像力。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达到如下条件时才能获得发展：社会关系自身向奴隶揭示了束缚着他的那个锁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并没有因为他能够把其劳动力出卖给他愿意出卖的人而变得更加自由。剥削就蕴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结构中，为了生存，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和积累新资本而不断地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将沦落为人类存在中最卑微的部分（日益深重的苦难的法则），并因此被剥夺了任何识别标志。在异化的极度痛苦中，无产阶级认识到了把自己和他者联合起来的一种认同感，并产生了革命的联合社会运动。在行动上，无产阶级不再是受人操纵的，他“成就了”自身。
就这样，宏大戏剧的布景已经设置好了。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剧烈的矛盾，冲突将到处弥漫。既不在这个世界之中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将继承这个世界。但是，大写的历史（用这些拟人化做法）挫败了马克思的预言，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日益深重的苦难的法则被巨大的技术进步所驳倒。工会开始给工人们带来诸多好处，并且，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工会发现，它不用成为反对社会的革命工具，而只要接受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就能使自己生存下去。
阳光下的位置
在19世纪的美国，几乎每一次社会运动都包含着工人摆脱其工人命运的努力，其解决方案一度是免费的土地、低廉的物价、生产者的合作，或者是从乌托邦梦想的华丽布袋中掏出来的其他稀奇古怪的玩艺儿。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诞生标志着探寻普勒斯特·约翰【普勒斯特·约翰：传说中一位中世纪的基督徒国王和僧人，据传说，曾经统治中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王国活动的结束。冈珀斯说：“工人过于迫切地要求立即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以至于不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一个目标，无论该目标在设想时是如何美好……摆脱工资体系的办法就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工资来进行的。”
宗派主义者无视工人基本生存状况的极端做法使得工人们彻底地厌恶政治社会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冈珀斯领导的雪茄制造者联合会寻求立法取缔经济公寓里的雪茄制造业。他明确表明要报复投票反对这项议案的立法者，并且号召支持投票赞成这项议案的立法者。但是，政治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给旧党候选人投赞成票，甚至坚决反对给同情劳工的候选人投赞成票，他们指责这样一个动议尽管能给雪茄制造者带来一时的好处，但是将“败坏”劳工运动。因此，当第一个经济公寓议案被通过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拒绝支持再选举冈珀斯的人，即爱德华·格洛西。格洛西在通过该议案的过程中曾起过推动作用。这是冈珀斯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
尽管他对这件事情遮遮掩掩，但是冈珀斯确实知道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努力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冈珀斯，这位荷兰犹太人的儿子，13岁时来到美国，并且，在其大半生里，他都牢记着自己的侨民身份。绝大多数美国劳工领袖都是外来的移民或者是移民的近亲，他们渴望为美国社会所接受，正像马尔库斯·李·汉森曾经提到的，这种渴望是绝大多数移民的强大的身份动力之一。实际上，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移民从来不是一股激进的势l力；相反，移民一代已经趋于保守。20世纪初，当美国劳工联合会采取非常有争议的步骤进入国家城市基金会时——这个基金会是由共和党政治寡头和主席发言人麦克·汉纳领导的一个组织，冈珀斯对这个动议作了如下解释，他写道：“它有助于养成如下习惯：把工会接受为一种必要的社会力量，并且顺理成章地把各种团体的代表人物吸收进来，以便讨论各种政策。”工人的单一志向是：赢得如同企业和教会之类在美国生活中的现行机构那样的“合法的”社会团体的地位。在冈珀斯这位移民男孩看来，这也是一次亲历的远征。在美国生活的所有世俗方面，他都千方百计地去赢得对劳动者的承认：进入白宫并出席白宫听证会、政府的官方声明以及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赢得尊重是冈珀斯和劳工们的目标。大约到了20世纪中叶，劳工们确实变成了美国生活中一股新崛起的力量。
等待社会主义
19世纪的美国激进主义者和美国社会主义者都没有正视过这个社会妥协的问题。19世纪得到迅猛发展的乌托邦理论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理性”将找到自身的道路，美好的社会将会出现。但是，在这些乌托邦中，关于人类幸福的典型见解都带有如此多的机械论色彩，以至于对诸如贝拉米的现代解读——它附带着一个征集劳动大军计划（“一个伦敦佬的可怕梦想”，威廉·莫里斯称之为《回顾》）——只会让人感到厌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嘲笑了这些乌托邦的非现实性。只有无产阶级的党组织才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表面相关性本身是一个假相。社会主义的两难仍然是如何去面对“既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和又属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且在实践中，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拒绝了”这个世界，它只是等待着一个新的世界。尽管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努力通过提出“即时的要求”并且敦促必要的社会改革来发挥其政治作用，但是对于从日常运行着的社会中产生的现实政治问题几乎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1900年，尤金·V·德布斯曾经诘问道：“对于工人的工资而言，‘帝国主义’、‘扩张’、‘银币自由铸造’、‘金本位’等等，除了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托辞以外还能是什么呢？以麦金利先生为代表的大资本家和以布赖恩先生为代表的小资本家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不关心工人阶级。”
德布斯说：这些“问题”是离题的，因为工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因此，德布斯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政党没有任何交流。甚至在地方内政事务上，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由于对未来充满着充分的自信，所以，这个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保持”这种纯洁性。“社会主义纲领不是为了被接受或被拒绝而强加于社会的一个理论。它只是对于迟早不可避免的事情的阐释。资本主义已经在为了不让自身毁灭而进行着挣扎。”1904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纲领就是这样主张的，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第一个纲领。
而且，社会主义政党和其领导人尤金·德布斯都在等待着。
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是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的诸多异想天开的矛盾——其深层的情绪化见解、其不切实际而利令智昏的政治行为、其愤世嫉俗而气急败坏的怒火——的化身，那么他就是尤金·德布斯。德布斯具有神学家所谓的领袖人物才具有的超凡魅力，超凡人圣的内在气度，或者像一位精明的南方人所指出的那样，具有“煽情的威力”。多斯·帕索斯写道：“德布斯个儿高挑，长着两条修长的罗圈腿，说起话来富于煽动性，他的话语鼓舞起了住在木屋里的铁路工人们的激情……使他们希望得到他所希望的那个世界，诸位兄弟将拥有的那个世界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世界。”
然而，尽管德布斯充分实现了先知的救世主角色，但是他缺乏政客的精明和务实，缺乏把握道德最高原则并使之具体化为带有最低限度的必要妥协的特殊事务的能力。他也缺乏如下自觉：一个社会主义领导者必须同时扮演上述两个角色，并且他还缺乏对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产生的双重危险——先知的腐败和政客的无能——的自觉。德布斯甚至从来没有能力完完全全地去履行先知的角色。一种肤浅的教条主义使他对死板的道德原则抱有幻想。一位赞同他的传记作家写道：“在他无法理解预期的改良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他拒绝把时间浪费在改良上。因此，争论就变得毫无意义；他是不会为它所动的。”
这种教条主义不是源自——像列宁所具有的——坚强的革命意志，而是源自想要成为正统劳动者观念中的“左派”的近乎本能的渴望。这个由来已久的异端倾向不是来自海伍德【（1869-1928）：美国工会领袖。】那样地——劫富济贫的反叛精神，它源于19世纪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德布斯曾把自己比作欧仁·苏和维克多·雨果。欧仁·苏和雨果对社会下层的关心、卢梭的素朴乐观主义都深深地打动了他。不过，就其个人生活、举止和习性（除了后来私下沉迷于酒以外）来说，德布斯是一个正派人，他几乎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者；他的夫人凯特更是如此。尽管德布斯的文学趣味平淡无奇：他喜欢的诗人是埃尔伯特·哈伯特，但是在其政治活动中，德布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漫主义者——这既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优势。这使他成了一个能言善辩且情感细腻的人，使他触及大众对超越自身之外最隐秘目标的渴望，不过，这也使他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使他逃避了对日常政治决策的责任。他对官僚制度和政党寡头统治充满着刻骨仇恨；他对像他自己那样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又从事着离经叛道的事业的人充满了温馨和热情。但这确实是一条最容易走的道路。
尽管如此，德布斯的孤独形象，他的不辞劳苦为民请命，四处奔波，感动了所有见过他的人。总而言之，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新教徒。德布斯站在漫长的宗教改良之路的终点。他有一种近乎神秘的——有时是无所不知的——关于其内在自我命令的信念。像古老的再洗礼派教徒一样，所有的问题都由个体的良心来解除。他从所有信徒的不同教职中脱颖而出，成为担负人性包袱的惟一个体。这种孤独感——和崇高感——触动了同样受到恐怖的孤独感折磨的其他人。由于他是独立无援的，他强调个体及其权利，并且这种“自律”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对人的尊严作了独一无二的辩护。但是，由于这种极端离经叛道的精神，由于对理性和传统规范的浪漫主义的无视，它避开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避开了——像一个人在政治中必须做的那样——对于社会公德和政治公正的相对标准而不是抽象的绝对原则的追求。在产生行动标准的过程中，它只能是一极——而且是必然的一极。但是，由于这位孤立的新教徒拒绝加入“罪人”社会之中，所以，这个孤立的先知规避了政治生活的责任。马克斯·舍勒曾经说过，先知就像一个路标矗立在山旁，他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却无法走开，一旦他走开了，这里就不再有一个路标了。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说，政治家则随身带着路标进入了山谷之中。
对社会主义的观望
不像通往拯救的来世运动，那些运动可以始终推迟复活的日期，生活在当前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得不去兑现各种结果。这是一种基于“历史”信仰的运动，但是，它发现自己是外在于“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揭露了它的虚伪性，因为该党第一次不得不去面对有关现时代的实际问题，而该党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领导层都对那个问题置之不理。结果，人们便放弃了对美国社会主义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诺曼·托马斯的社会主义，无力确立对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的早期信仰。它被迫去表明对当时特殊问题的立场，但是，它也彻底拒绝了那个形成这些问题的社会前提。事实上，这个社会主义政党承认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但是，它拒绝为成为“在”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承担责任。
然而，此种观望态度对于一场“政治”运动而言是不可能的。它似乎热衷于斗争，而不考虑斗争的武器、地点和准备工作的程度等问题，从政治上讲，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每一个问题只能通过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程式来进行。这种程式既不能让纯粹主义者满意，也不能让纠缠于日常选择问题的行为主义者满意。例如，当西班牙的勤王者要求组织军队时，社会主义政党只能用“工人支持”而非（资本主义）政府支持这样的软弱政策来响应；但是，对于西班牙人而言，组织军队不是理论上美好的东西，而是当下的需要。当青年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给他们播下了劳工运动的种子——为了保卫进步的合法利益而面临在政治上与罗斯福和新政相妥协的必然性时，社会主义者却提出了一个不与民主党合作的“劳工党”。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几乎丧失了其整个工会基础。最终证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社会主义淘金者不能安全逃过的劫难。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第三力量”的口号。然而，社会主义政党认识到那种努力的无效，在实质上，它选择了放弃。它声称：抵制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办法“是在国内推行民主”。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军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占领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政治中心，即希特勒的柏林，其他任何问题都是次要的。
通过另一种方式，现代社会主义之宗教狂热的根源得到了自我揭示：在分歧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在小宗派集团不断形成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夺取政权的真正道路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末日审判运动。它坚信自己的使命，因为“历史”将引导它达到其目的。但是，尽管它坚信其最后的目标，却从来不存在检验这诸多直接手段的标准。结果是在社会主义生活中有一种持续的异端意识。每一个被采纳的立场都时刻面临着挑战，这些挑战来自那些感到它只会使这个运动背离其最终目标并且误入歧途的人。更进一步地，由于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囊括了人类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社会主义政党始终面临着对每一个问题——从越南到芬兰，从禁令到不抵抗主义——都去表明其立场的挑战。而且，由于每两个社会主义者始终会有三种政治观点，结果，在其内部生活中，甚至是对单一年度而言，社会主义政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某些问题的争论，那些问题预示着有分裂党的危险，也迫使它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和好或破裂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美国社会主义缺乏责任心的主要线索之一就来自这个事实。【这篇论文没有探讨的领域是迷恋于宗派现状的心理类型问题。尽管有人会说，对待历史命运的幻想、与命运的拟想性抗争以及在消灭对手过程中产生的对权力的认同感，都产生了一种确实令人满意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使得宗派主义者的持续生存成为值得期望的。许多领袖人物的复杂心态，因流言蜚语产生的强烈攻击性，强有力派系集团的形成，都证明了心理需求和满足的独特地位，它们在这些微妙的、分子式的世界中得到了实现。】不过，纵使在政治上它证实了美国社会主义是软弱无能的，但是它仍然是一股道德力量，而且在诺曼·托马斯那里，它有了一个新的路标。
如果说德布斯本质上是美国社会主义的感伤主义者，那么，诺曼·托马斯则是美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形象。一位共产主义评论家曾经嘲笑诺曼·托马斯，因为他把其对美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取名为《人类的剥削》而不是《资本家的剥削》。这位评论家言下之意是：托马斯提出的不是分析的和社会学的问题，而是道德的和情感的问题。从理智上讲，托马斯知道“这个制度”是应该受到责难的。但是，这种抽象的指责对他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兴趣始终在于他亲身经历的由个体所犯下的不公正事件；社会主义者或许会去分析客观原因，而他最快活的时候莫过于能够去解决一些直接的与己相关的问题。在反对发生在阿肯色州巴德松县的沿海种植者暴行的声明中；在印第安纳州的泰勒哈特镇人公然反抗军事法的过程中；在对坦帕的三K党的揭露过程中；在对吉米·沃克执政纽约时期的市政腐败的揭露过程中；在反对泽西市的立法者们颁布的反对自由言论的法令的过程中，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托马斯用雄辩的口才表示了一种艾利雅·洛夫乔伊式的愤怒或威廉·L·加里森式的愤怒。诺曼·M·托马斯具有这些冲动是顺理成章的。宗教，正统的长老会教义，是其童年家庭生活的中心。像其威尔士出生的祖父一样，其父亲是一位长老会教长。他在一种严格的安息日制法规中长大，但是，其祖先加尔文派的这种严苛性由于其父母的仁爱而得到了缓解。“尽管我的父亲在理论上相信人将永世不能得救，”托马斯写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诅咒过人会被罚入地狱。”
托马斯1884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梅朗镇。因长得过快，他是个多病的小男孩，后来逐渐长成一个既难以对付又瘦弱的顽皮少年，他不愿与同龄人呆在一起，而喜欢与比他大的人来往，并且从阅读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诺曼是六个小孩中的老大，全家人忙于各类家庭杂务和这个小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其他活动。母亲埃玛·马特妮更要强，而“父亲则满足于现状”。当托马斯回顾其在这个俄亥俄州小镇上的童年生活时，他叙述道：“这是为注重精神分析的传记作家或小说家而特意准备的背景。这是一项对来自长老会的正统观念的反应和来自美国中西部清教主义反应的反叛的研究。惟一的问题在于，这并非事实。”
在一位叔叔的资助下，托马斯实现了童年的梦想，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05年大学毕业时，他是班级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因此，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多少是一个注定的事实。但是，在上流社会信仰进步的年代里，接受陈旧的正统观念就显得落伍。因此，与那个时代关注社会的许多官员一样，现代主义者和沃尔特·劳申布什的自由主义言论都有其吸引力。但是，正是在纽约西部地区坑坑洼洼的斯布林大街旁的贫民窟的污秽和贫困使托马斯积极致力于社会改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和解联谊会的影响——这个联谊会是一个宗教不抵抗运动组织——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以为，如果上帝的侍者只能以残暴的战争手段为他和正义事业服务，那么上帝肯定不是神，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托马斯的立场使得他从政府部门退出来，进入到政治和新闻界。（他宁可冒着他的教会可能失去资助的危险也要放弃牧师职位。）托马斯长得高大而英俊，具有非凡的贵族气质，说起话来娓娓动听，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博取了美国人的充分信任。因此他在一个缺乏公共形象的党内迅速地成为出色的领导者。1924年，他被提名为纽约州的党的负责人；四年后，因为两位经验丰富的党领导人，莫里斯·希尔奎特和维克多·伯杰都生于欧洲，并且因为丹·霍恩忙于出任密尔沃基市市长，托马斯被提名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托马斯有两个严重的弱点。第一，他极不信任自己的同代人，因此，追随于他左右的都是一些相当年轻的人，他们与他保持了一种只有钦佩而没有批评的关系。第二，他对被人操纵怀有深深的恐惧，因此，他把每一个政治批抨都看作是人身攻击。不像德布斯，托马斯坚决要做党的领导人。于是，经常发生如下情况——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如果党的政策不是倾向于托马斯，而是倾向于其他方向，他就会以辞职相威胁。（否则，他怎么能够用纯粹良心来评说一个问题呢？）然而，托马斯的大多数决定不是根据他已经看到的政治后果作出的，而是根据他看到的道德后果作出的。而且，由于经历和性情的原因，托马斯大多关注的是各种问题而非思想。在党内，他的主要成员千方百计地纯化“理论”，甚至纯化没完没了的派别对立，但是托马斯对特殊问题的兴趣经常意味着改变同其他不同派系之间的联盟，并且摆脱了由这些宗派团体产生的一些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样，20世纪30年代后期，托马斯与右翼一起关注着劳动党问题，并且在战争问题上转向了不抵抗主义和左派。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也许是托马斯最不幸的时期，当时，作为一个公开声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卷入了57种宣称是革命正统主张的冲突之中。
作为一个以道德为行事原则的人，托马斯在这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中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权谋、对出路的取舍以及减少罪过等两难问题中，他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老到的现代人，托马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他的这种模糊角色，并且感觉到自己已经作出了政治选择。1947年，他写遭：“人们被迫根据相关的社会后果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其悲剧在于，没有任何一个选择能够成为实际上是好的选择……从实证的意义上讲，在纳粹的成功不仅可能奴役世界而且可能毁灭世界之前，[不抵抗主义者]在阻止纳粹主义问题上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如果一种信仰只包括对不朽的信念，那么它不可能比别的任何信仰更强大，也就是说，除了对上帝能力的宗教信仰之外，它便一无所有。这件事情还不足以充分证实用战争方法来实现美好目标只能是自取灭亡。它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如果所有美国人都像甘地那样行动’，那么我们就更坚信能够击败公开宣称的法西斯主义。
也许这是可能的，但是，既然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这样做，因此遗留下来的仍是减少罪恶问题。”托马斯确实吸取了有关减少罪恶的教训，在放弃了做一个绝对不抵抗主义者之后，他逐渐成为一个犹豫不决的不抵抗主义者。当佛朗哥暴乱发生时，托马斯放弃了他的宗教不抵抗主义，不过他作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区分。通过那个区分，他支持个体的志愿和战斗的权利，但是不支持“通过征兵的战争来实施的美国官方干预”。在珀尔·哈勃之后，托马斯对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批判性支持”的立场。在最初几年里，这种立场大多表现为忽视对外政策和公开反对国内阵线上的非正义活动。由于害怕另一次分裂，社会主义政党采用了一个十分灵活的和模棱两可的方案，以便允许不抵抗主义者、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和赞成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继续统一在党内。但是，这个方案几乎毫无益处。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折衷感到满意，而且由于各派被剥夺了分裂的动机，党员们纷纷辞职。从这种观点来推论，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完全衰落了。
异己的外在力量
对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些令人苦恼的伦理和政治问题是不存在的。在充满敌意的敌人领土上，共产主义者只能永远过着异化的生活。由于任何一种支持姿态、对社会改良的任何一个压力，都完全是策略性的，因此一系列波将金村庄【波将金（1739-1791）：俄国政治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那个骗局的外表到时候肯定会被揭开。共产主义者的伦理是一种“终极目标”伦理；只有目的是重要的，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则是次要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既不是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它不会对在社会中采取任何行动而造成的结果承担任何责任，它也没有遭受由默许或拒绝的紧张状态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与共产主义者不同，社会主义者缺乏那种狂热的意念，他们经常面临着由涉及社会日常问题并且分担对社会日常问题的责任而带来的痛苦。
正是对“绝对”的这种承诺赋予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宗教的力量；正是这种承诺支撑了20世纪的一个伟大政治神话，即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神话。无私、忠诚、机智、富于事业心的布尔什维克是现时代的主人翁，他是一个崇尚行动的人，一个为了未来而战斗的战士，他独自继承了英勇的传统，这个传统原来是西方文化中高贵的政治遗产，但是现在因资产阶级狭隘的、充满铜臭味的算计而失去了生命力。（商人能成为这种主人翁吗？）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神话，许多知识分子曾被它深深地吸引住。正是这个神话使得大多数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领导职位”的人对党感到了深恶痛绝和近乎病态的怨恨。因为通过这个关于绝对无私的神话，“布尔什维克”声称要成为一个“超人”，一个毫不妥协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但是为了要成为有道德的人，知识分子害怕进行比较，因此反对这种主张。这样，知识分子要么承受着某种罪恶感，要么承受着心理上的创伤。
除了作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主人翁的布尔什维克神话以外，20世纪的共产主义为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其他几个富有特色的贡献。像诸多其他社会学说一样，这些贡献从来没有以一种充分自我意识的方式被系统地阐述过，然而多年来，它们曾经作为一种前后一致的哲学出现。对于这些贡献，大约有五个方面能够用图表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些贡献对于了解美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创新之一是他们的政权理论。与19世纪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反，那种观点把社会的决定看作是通过妥协和同意使得不同利益达到和谐一致——这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接受的一种理论，在当时它要求为政府承担责任——政权被规定为对于专政工具的垄断。权力几乎完全根据物理学来考虑，它从字面上几乎等同于如下公式：“质量乘以引力等于力”。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作为市场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核心的个体是一个无用的实体。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群众基础才能在社会中发挥社会杠杆作用。
但是，群众需要领导。马克思社会学中没有解决的一大难题是无产阶级怎样达到其角色意识的问题。仅仅依赖于对永久历史发展的期待将导致对错误抽象的谬误的依赖。对列宁而言，“自发性”不是群众政治中的一个实在；工会也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他的答案，他对革命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党的先锋队作用。
列宁反对夸大工会作用的“经济主义”。他认为，在工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纯粹社会组织只能导向工薪意识，而不能产生革命意识；他反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他认为群众在本质上是落后的。只有起先锋队作用的党，才能意识到社会力量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才能根据革命方向来评价发挥出来的作用，并且才能正确地采取当机立断的策略。这就是列宁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作了经典阐述的革命先锋主义。
在该书中，列宁写道：如果没有“一打”久经考验、才华卓著的领导者，他们受过职业训练，具有接受长期学校教育的经历，在工作中善于相互合作——才华卓著者并非随处可见——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进行一场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列宁说：“我确信，第一，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坚固的领导者组织来维持延续性，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运动是能够持久的；第二，群众越是广泛地被自发地拉到斗争中来并形成运动的基础，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就越有必要，这个组织也就越是稳定（因为蛊惑人心的政客非常容易把群众中比较落后的那部分人引向歧路）；第三，这个组织必须主要由把革命作为职业来从事的人组成。”
如果这个党要想成为一个先锋队，那么就必须有行动的纪律，由此就产生了党的下级服从上级和“中央集权制”原则，并且要由领导者制定出一条约束一切的路线。列宁1903年发表的这些学说分裂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且导致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产生。最初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思想，但是后来他有条件地服从了。正像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所写的：“……毫无疑问，那个时候，我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的党将需要一种什么样紧张的和迫切的中央集权制来领导千百万人民进行一场反对旧秩序的战争……革命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苛刻的、强制的、严格的原则。在与个别党员的关系中，在与整个党组织缔造者的同事关系中，它通常采取一种绝对冷酷无情的姿态。词语‘势不两立的’和‘严酷无情地’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正是列宁特别喜爱的词汇。”
从权力原则和党组织理论中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两个关键信条。一个是阶级的两极分化。因为，它只期待着那场“最后的冲突”，布尔什维主义把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先锋队的党才能获得解放，所以任何一个反党分子都是敌人。对列宁来说，绝对的伦理准则是“谁不支持我，谁就是在反对我”。因此，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把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希特勒当作主要敌人，而且它还在几种状况下导致共产主义者为了推翻德国共和国而与纳粹结成了联盟。
第二个信条源于群众的落后性，是把所有的政策都阐述为强有力的口号的重要的心理学策略。各种口号把客观事件戏剧化，使问题简单化，并且消除了与民主政治行动相伴随的各种限制条件、各种状况的细微差异以及敏感性。在“论口号”一文中盯，列宁作的这个笔记最初之一是论述现代大众心理学的。在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通过使用诸如“所有权力归于苏维埃”、“国家、和平和面包”等口号灵活地实施了这一策略，每个地方的所有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主要通过使用关键口号来阐述政策。这些口号首先传达到党的领导层，形成文件，逐级传达，然后传达到群众。
这种先锋党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后果是“二元真理”体系，或者说，它把特殊的伦理标准赋予了那些献身于革命目标的人，另一个真理则是针对群众的。从这种信条中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告诫：由于这个事业本身拥有较高的真理，因此一个人可以撒谎、偷窃和欺骗。
除了从1935年到1945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这10年以外，共产党在美国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在被误称为“红色10年”的时间里，尽管共产党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它在产业促进会中确实取得了重要影响（它曾经控制了拥有工人代表大会大约20%席位的工会，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占据了美国产业促进会的所有重要职位，并且控制着纽约、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其他重要州的大州和城市产业促进会委员会），并且在美国自由和文化部门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
共产主义宣传机构的最大胜利——第五个创新——是创立了人为而虚假的阵线组织。这些阵线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并且通过各种宣言、公开信、请愿、声明、告示、公告、抗议以及在美国产生的此起彼伏的其他谬论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种阵线技术的荒谬性在于：它鼓励一种只有通过“集体意见”才得以执行的群众精神；并且假如有一个批评者敢于对苏联的教条提出挑战，那么他注定要成为众矢之的而被群众的训斥声所淹没。正如欧仁·里昂指出的：“造谣者们真是这样说的吗：在像美国那样辽阔的范围里，克里姆林宫为了‘惩罚’4 000万苏联人而实施了一场可怕的饥荒？从贝弗利山到公园大道小棚屋的整条道路上的50名营养师和农艺师谴责资本家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对这种诽谤负责，于是谣言得到了澄清。”
这种阵线技术的腐败之处在于：尽管许多受骗者想像自己是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仍然发现自己得屈从于宣传鸦片并且成为幕后共产党统治者的软弱工具。在其他情况下，上层阶级主妇们和目中无人的女演员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看到了取代其陋习的一次令人愉悦的反叛。感受到被终极出卖的是这样一些获得了参与感的阵线大众，他们伤心地发现，由于党的路线的变化，那种参与感是虚假的。他们发现自己是党所操纵的牺牲品。
但是，这些影响只是在当时共产党与自由社会并驾齐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那个自由社会的情绪被希特勒和佛朗哥激发起来。由于其出色的组织，共产党能够成为许多“事业”的领导者。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成功多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在人民阵线的日子里，共产党突然发现自己在许多领域（劳工运动、好莱坞、城市政治）被接受了，在那些领域里，他们以前一直受到拒斥和轻视。但是人民阵线是一个策略，作为其寻求民族联盟政策的一部分，它一直受到莫斯科的指使。共产主义者没有放弃对于革命和政权的信念；自由主义者是一股有待于被治理的势力。然而，在1943年，在所谓的民族统一的德黑兰阶段，存在着一个新的阶段。布劳德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解散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共产党，并且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联盟。但是，它涉及的远不只是战术。在人民阵线方面以前的成功给了这个党以新的前景。布劳德本人因为得到了这个党的新承认和尊敬而感到满意。在社会主义党那里，它正在变成一个得到认可的“左派”，在美国生活中占据着“合法的”位置。这种修正主义究竟走得有多远，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1945年，布劳德出乎意料地、残酷地被开除了，并且，与莫斯科的新的反对西方进攻阵线相呼应，该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宗派主义阶段。1948年的华莱士军团是号召老的自由主义者支持新的极端路线的一次绝望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的结果只是使共产主义者孤立于劳工运动和自由运动，并且导致了他们被排斥于那个运动之外。
总而言之，共产党主要寄希望于压力集团中无依无靠的知识分子以及上面描述过的为精英分子的呼吁所吸引的“未来工程师们”。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尽管党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党的事业走向了衰弱，但是它仍然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去反对不公正，并产生了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它为想要出人头地的一代人提供了一些无与伦比的政治经验，并且在组织操纵和死心塌地的意识形态忠诚方面——由于其传统和气氛，这个国家发现这些方面是难以理解的——给了随和、宽容、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以教训。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它散布的不信任和焦虑的种子，共产主义反而促成了一个反应，一个民主的美国发现了自身在以前的岁月里难得有立锥之地的歇斯底里和过激行动。从16世纪倡导立即得救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者到在迈阿密海滩上进行日光浴的20世纪美国劳工领导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近乎超现实主义的历史飞越。但是，这些人物是把所有运动都联结起来的一条线上的相反相成的人物。那些运动寻求改变社会的科层社会秩序。
千禧年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在大写的历史的边缘，他们企求世界一下子就得到改变。布尔什维克把自身等同于大写的历史，并且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历史的车轮将把他推向前进，去代替旧的历史。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妥协问题、伦理和政治的张力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两难是无法解决的。
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世界中，他就不可能拒绝去分担社会决定的责任。此时此地，人们不是生活在极端状态之下的（不是生活在“整体”之中的，不是生活在索列尔的神话中的），而是生活在“部分”之中的，他们把其生活分割成工作、家庭、邻居、兄弟俱乐部等部分。正像阿克顿指出的，大写的历史没有发挥“瓶装香水”的作用。妥协“纵使不是政治的全部，也是政治的灵魂……进步是在折衷中达成的”。但是对于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恰恰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智慧。信条犹在，而运动已经失败。
第十三章 三代人的心态
一、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我们获得了对人类古老时代的一种始终有害的信仰：我们是迟到的幸存者，仅仅是模仿者。
——尼采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青年一代”。我在大萧条时期产生了政治意识，并且在193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是早熟的13岁。15岁时，我已经在探讨“通往权力之路”的各种方案。在辛辛那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我已经经历了宗派纷争的风风雨雨。自从193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作为一个作家或教师已经工作了20年，这20年占去了我生命的一半——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阶段，然而，每当有人发表传记性文章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把我称作“青年”美国社会学家或者“青年”美国作家。与我同年龄或稍长一点的其他同代人也是如此。随便举一些例子：现年39岁的哈维.、斯旺特斯虽然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仍然被称作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已经42岁，出版了四部一流的历史阐释专著，却被称为青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韦克斯勒已经40多岁，仍被称为青年编辑；索尔·贝娄，40多岁，被称为青年小说家；43岁的莱斯利·菲德勒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44岁的阿尔弗雷德·卡真被称为青年美国评论家等等。
在第二代人以前，一个40岁上下的人已经不能被人看作青年了。当美利坚合众国创立之时，国父们大多只有30多岁，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稍年长者的世界里，我们处在“阴影线”的延长部分上，却被划人了较年轻的一代之中。
但是，除了文化思想状况的一般变化之外，“30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人为什么至今仍然处境艰难，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原因。这是因为当主导“30年代”的这一代人自己站稳脚跟的时候，并且直到最近他们已经在文化界拥有主要统治势力的时候，都是年轻的。例如，《党派评论》已经创办了23年，然而，它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和菲利普·雷夫，并不是“老年”人（现年50岁上下）。我们的思想前辈——莱昂耐尔·特里林、悉尼·胡克、埃德蒙·威尔逊、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约翰·多斯·帕索斯、牛顿·阿维尼、F·w·杜宾、詹姆斯·T·法莱尔、理查德·赖特、马克斯·莱尔纳、艾略特·科恩——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分别确立了作为新生代的标志。根据他们宣称的激进政治观，他们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上一代人，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造他们的反呢？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着对自身的“反叛”运动。他们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经历了长期奋战。他们既崇拜偶像又反对崇拜偶像，他们是紧张、讽刺、朴素、简单和热忱的，但是，在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和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并且进行了反省；我们从他们及其经历中继承了主导当今话语的一些关键术语：反讽、悖论、含混和复杂性。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他们——以及我们——比20世纪的第一代政治学家们更可悲，或许也更聪明，但是，我们却没有比他们更出色或更伟大。在今天，或者在最近20年来，几乎没有几个人物或几本书可以与杜威、贝尔德、霍姆斯、凡勃伦和布兰代斯的光辉形象和著作相媲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读解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我们肯定会对其本质上的乐观主义感到震惊（甚至凡勃伦也是如此，请阅读他的《工程师和价格体系》及其专家治国的未来观）。这种乐观主义是基于对理性和人类共同感的无限信任之上的。我们自己，作为“第二代”，在悲观主义、邪恶、悲剧和绝望中看到了智慧，因此，“面对我们的时代”，我们既是年老的，也是年轻的。
正如其发言人诺曼·波德奥列兹指出的，有关最近的后学院一代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其对政治复杂性和存在复杂性之慎重的、实在的和“老到的”接受；而且，正像他断定的那样，那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一种孤注一掷的上当受骗感，一种对激情的渴望。存在着对实际上从未被虚度的年华的追求。（但是，我猜想，同对唯美主义、同性恋等等的强有力强调相呼应，存在着比波德奥列兹先生承认的那种颓废派艺术家更伟大的超验探索。）此外，在更严肃的思想者中，存在着对于“信仰事业”的追求，尽管对于“事业”本身的渴望的这种自觉意识是自欺欺人的。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验，即使是反面的经验。
以前，人们曾经把英国19世纪90年代“黄皮书唯美主义”，或者20世纪头10年俄国知识界的神秘主义和放荡淫逸（参阅阿尔彻贝谢夫的《萨尼尼》）看作是一些明智时期。在现在的英国，在金斯莱·埃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或者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是克利斯托弗·赛克斯所谓的“红墙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无端抱怨”——它意味着对牛津和剑桥近亲文化繁殖的抗议。至于在美国将会发生什么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就关于反叛的所有表现而言，无论它是禅宗、抽象的表现主义、荣格主义，还是爵士音乐，都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迅速地归于平庸无聊。【这写于“垮掉的一代”（Beamik）时尚展现之前，它探讨了波德奥列兹先生的如下抱怨：他所在的那一代人发现很难采纳一种激进的政治立场。应该指出的是，杰克·克鲁亚克，“垮掉者”（Beat）的“发言人”，已经37岁——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角色的翻转，因为，像戏里不肯长大的彼特·潘（Peter Pan）一样，这些垮掉者千方百计地拒绝成长。当然，这是一个非政治运动。参见由诺曼·波德奥列兹写的论文：“一无所知的艺术家们”，载于《党派评论》，春季，1958年。】在基督审判的改信中（即改造人生的真正经验中），一个人肯定在迷失之后才能被拯救。现在，各种经验已经从道德层面转向了心理层面，并且为了成为“欣喜若狂的”（从字面上讲，就是成为“超然的”，或超越其自我的），一个人必须彻底地获得“解脱”。但是，关于自我的意识已变得如此与生俱来，以至于“解脱”的冲动也带有自我意识，并因此几乎存在着一种无限的退化。
但是，像波德奥列兹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一代人的问题是，他们与其说在于“害怕体验”，不如说在于无力界定谁是他们的“敌人”。只有在知道要反对的是谁、是与谁作斗争的时候，一个人才会有目标，有激情。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达达主义者、门肯主义者【门肯（1880-1956）：美国记者、作家及评论家。】以及虚无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要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后来，则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有的激进主义者则同斯大林主义斗争。在今天，从理智上和情感上，谁是人们能够与之斗争的敌人呢？
一个矛盾的情况是，这代人想要过一种“英雄般的”生活，却发现自己的真实形象是“堂吉诃德式的”。对塞万提斯【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堂吉诃德》的作者。】的堂吉诃德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较年轻的一代来说，正像对于所有知识分子来说一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况。
这是已经看到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者——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宗教家——想要过一种极端的生活，他们批评普通人无法过崇高的生活。只有当真正存在着下一个时刻，一个“转变时刻”——在那个时刻里，拯救、革命或者真正的热情可以被实现——的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做出其努力。但是，这些千禧年时刻只是一些幻想。剩下的只是非英雄的、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
马克斯·韦伯在一篇题为“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的辛辣论文中，提出了人们对“责任伦理”或者“终极目标伦理”的接受问题。对于后者——“真正的信仰者”——来说，为了实现其信仰，所有牺牲，所有手段，都是可行的。但是，对于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摒弃了傲慢的原罪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断定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解读新社会行动计划的人来说，一个人的角色只能是拒绝所有绝对的东西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妥协。像埃德蒙·威尔逊曾经描述西奥多·罗斯福的态度那样，凡是在存在分享一致性的社会里，政治逐渐成为一种“使自己适应于各种人和事的东西，成为一个人可以在其中得分，但只能通过接受规则和认清自己的对手来得分的游戏，而不是人的纯粹标准必须把敌方给予消灭的道德征讨”。
在这个意义上，3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莱昂耐尔·特里林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根据美国文化，曾经是浪荡的纨绔弟子的这一代人，已经浪子回头，重新回到了家里。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上同一条路。并且，知道必须成为“道德的”和“负责任的”一代人也就是注定要呆在家中的一代人。
二、30年代天真的丧失
对一个小集团而言，30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人经历了激进运动，并且深深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个集团人数不多，在400万大学生和高中生中，只有不到20 000人或0.5%的大中学生参加了激进活动。但是，像一滴染料能污染整块布料一样，这个数字给这10年染上了颜色。
激进主义者是一个浪子。对他而言，世界是一个他命中注定要去探索的陌生之所。他可能最终会返回到其先祖的家。但是，这种回归是偶然的，不是像落在后面的那些人一样，逆来顺受地顺从于先祖安排的一切。一个有弹性的社会，就像聪明的父母一样，理解这种仪式，并且在遇到对传统的挑战中获得成长。
但是，在30年代，思想分歧太深刻了，看起来似乎无家可归。人们只能继续前行。每个人似乎都在前进，前进，再前进。《前进，前进》是一部获奖的无产阶级小说的标题。这里有游行、警察的围攻、抗议、农场节假日，甚至有旧金山的一次总罢工。这里也有新人，有共产主义者。他不仅是一个始终异化的始终试探性的、向其目标开放的激进分子，而且是一个反社会的地下战士。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这种激动便烟消云散了。劳工运动变得迟钝而官僚化了。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被吸收到了新政之中。那些虚情假意的无产阶级小说家们摇身一变为好莱坞的雇佣文人。然而，恰恰只有通过理解这些回头浪子和共产主义的命运，人们才能理解天真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美国30年代与众不同的经验。
默里·肯普顿在《我们时代的基本要素》一书中对做着梦的，并且——正因为“实实在在地”做着那个梦——试图把那个梦转变成为行动的一小部分人进行了考察。但是，在行动中，一个人需向其性格挑战。在有些人身上，钢铁也会变得脆弱，在有些人身上，它又会变得坚强起来；一些人抛弃了这种钢铁意志，而另有一些人则被那种意志所摧毁。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梦想，世界成了惟一可疑的世界。
故事很自然地得从阿尔杰·希斯和惠特克·钱伯斯讲起。肯普顿重叙了这个熟悉的故事，不过有些细节上的差别。使得如此陌生的双方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与巴尔的摩的共同联系。巴尔的摩是一个陈腐的城市，是肯普顿的家乡，他非常了解这个城市的这种陈腐气息。希斯出身于巴尔的摩一个破落的上流家庭，她收拾起自己家庭的那种时过境迁的优雅举止，低声下气地去迎合钱伯斯，去迎合这位来自社会底层而又饱受苦难的人。钱伯斯后来感恩戴德地跨人了那陈腐的阶层。在对对方的冥冥渴望之中，双方都发现，他们以前一直束缚于他们所抗拒的那种生活之中，两人都陷人了难以自拔的水深火热之中。
故事进一步扩展，还写到了一些痴迷于革命集体神话的作家、“反叛的女孩”、富有战斗精神的劳工领袖、青年运动以及其他追赶历史潮流的人物。这不是一部关于左派的正史，而是一系列东拼西凑的关于左派的奇谈。它的独特性和巨大感染力在于它哀婉的调子，那种对青春期苦闷的描写。
詹姆斯·默里·梅森·阿贝尔·肯普顿是一个古老的南部家族的后代。在他的全名中记录着众多的血缘关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一位学院共产主义者，当过海员，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他避开纽约知识界那种自说自话的做法，不久在新几内亚军团中组建了一个团体。像所有乌托邦运动一样，这个教派的生命力只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它已不具有持久的现实性。后来，肯普顿回到了纽约。6年以后，作为《纽约邮报》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专栏作家，他已经是又一位名叫布朗的反偶像崇拜者了。
在那本书中，不存在一个反面人物——不存在令人深恶痛绝的十恶不赦的坏蛋——而只存在生活在谎言中并逐渐为谎言所毁灭的一些苦难者。约翰.哈瓦德·劳森的神经质的《列队行动》在美国戏剧中提出了一种新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好莱坞成员，他通过把“进步的对白”引入平庸的电影来嘲讽革命；李普勒斯曼，这位老成而杰出的劳工律师，挑选了亨利·华莱士和美国进步党而不是菲尔.墨里和美国产业促进会，并且当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选择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对于安·摩斯’雷明顿这位“反抗的女孩”的原型来说，如果威廉·雷明顿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么她只有与热情的威廉·雷明顿结婚。但是后来，作为其前婆，在一次伪证案审判中，安·摩斯·雷明顿的证词对他是不利的。
书中也有英雄人物，肯普顿不像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他的书中还有一些英雄人物，这些人骨子里是激进分子，虽然受到后来那些把革命等同于思想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保护，但是仍然善良、充满着理想。这些人物是：詹姆斯·T·法莱尔，一名粗制滥造的小说家，或许，其对真理的深刻领悟促使他大张旗鼓地去反对共产主义的作家阵线；加德纳·（帕特）·杰克逊，他组织了斯科凡兹底防御阵线，同共产主义的反道德论者发生了冲突；玛丽·希顿·沃斯，她不是把劳动者写成一个抽象的集合体，而是写成单一的个体；埃德蒙·威尔逊，他的批评之舟使他一直航行在一条纯洁的诚实航道上。
还有许多其他人：不可思议的J·B·马修斯，一个政治上的戴维森神父式人物，他曾与赤化的萨迪·汤普森同居，在披露他们那段往事的过程中，他表示了对那段艳遇的忏悔；约翰·多斯·帕索斯，他发现，对于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而言，共产主义的操纵太令人恐怖了，于是他转变成了共和党员；乔·柯伦，在从基层法官到劳工领袖的成长过程中，他逐渐陷入了责任的两难之中，并且被迫清除其原来的反叛追随者；鲁瑟小伙子们，他们不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的外表所动，企图在美国认真地确立社会纪律感。还有许多其他人——中产阶级的瓦萨姑娘们、那个死在西班牙的男孩、那些断然拒绝共产主义且获得新的尊严的黑人。像马尔科姆·科莱的《流放者的回归》或者文森特·希恩的《亲历》那样，肯普顿的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代人的故事，而且，纵使它有时缺乏对20世纪20年代这些事件的亲历，它仍然具有一股由为了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而激发起来的所向披靡的力量。
这一代人终于失败了。这不是因为理想主义推动力日益衰竭的缘故，而也许是因为这是任何激进一代都无法避免的轨迹。这不是因为这些事件印证了预言，而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更加健全的美国。但是，因为这一代人确实暂时成了最近的激进一代——之所以是最近的，是因为它是尝试权力且逐渐变成腐败的第一代人。（然而，不仅那个权力是腐败的，并且是因为，正像亚历克斯·康福特曾经说过的，腐败的人追逐着权力。）但是，腐败的根源在于“拥有权力者”的傲慢。权力竭力追寻着不公正的目的，但是，在教条主义日益巩固、道德感表现为玩世不恭的单一前景中，结果，当现实证实了这个前景的虚假性时，剩下来的一切便是难题或绝望。
三、40年代的政治学
1937年，德怀特·麦克唐纳给《新共和党》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抗议马尔科姆·科莱针对莫斯科审判官方正式文本而展开的谨慎评论，从而开启了一场政治论战。经过相当慎重的讨论之后，《新共和党》刊印了此信的三分之一。更早些时候，在“让资产阶级发抖吧”这个革命口号的鼓舞下，麦克唐纳在菲利普斯·艾克斯特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俱乐部。在耶鲁，他度过了一段平凡的非革命的日子。随后，在大萧条初期，他在马西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担任执行培训小组的成员（由于这个缘故，我猜想，他现在养成了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爱穿过分花哨的红黑相间的条纹衬衫的习惯），结果，就像雅可布支持拉邦那样，他在《财富》做了7年的编辑。在两年时间里，麦克唐纳成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1940年，他离开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当时，一些谢希曼分子发表了一篇3万字的文章中约4 000字的片段，他们把纳粹社会描写为一种新式社会，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的社会。麦克唐纳给政治委员会写了一封8 000字的信，提出了一个“最小的请求”，即如果想要继续合作下去，就请发表其文章中的另4 000字的片段。当委员会集体地、官僚主义地拒绝了这种请求之后，他就辞职而去。在反省这个偶然事件的时候，他宣称该党没有严肃地“从事政治，而只是在从事着元政治”。（说得严重一点，它似乎一直在从事着微观政治。）现在，麦克唐纳专注于编辑《党派评论》，但是，1943年，当他的不抵抗主义逐渐导致其与同事意见分歧时，他又辞职不干了。1944年，麦克唐纳创立了《政治学》月刊，后来改为季刊，这是在个人新闻出版方面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1949年，麦克唐纳对这些努力都感到了厌烦，于是他放弃了《政治学》杂志和政治，转向了更具时尚特性的《纽约人》杂志。
然而，这种经历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的引论中得到了说明。标以“政治评论”副标题的这些”回忆录”，除了那个引论以外，都不是自传性的或反思性的。总共有50篇文章，由摘要、编者按和评论所构成，主要来自《政治学》杂志，一些较短的往往无足轻重的思想片段是作者的纲要。这本书不包括麦克唐纳讨论大众文化的最著名的论文，不包括其雄心勃勃之作，即论文《根即人》，也不包括（除了后来的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多萝西.戴传略之外）任何来自《纽约人》杂志的长篇论文，例如，对莫蒂默。阿德勒《合成论》的诋毁，“自己动手”的风气等等。然而，这些文章既展示了在最佳状态下的麦克唐纳：富有生气的、充满智慧的和多才多艺的，也展现了在最糟糕状态下的麦克唐纳：冷嘲热讽的、目中无人的和令人不快的。麦克唐纳可以被称作“一个反复无常的教条主义者”。在特殊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地位太过自信了，并且对其对手也太不留情面了。（当他做文字审阅工作时，他是这方面的老手，他诅咒那些使用愚蠢隐喻或运用陈旧文体的作者。）最终，像海森堡的粒子一样，他消失在新的、不确定的移动的下一次历史时刻中，而且通常是作为过去时代的一个教条主义的新姿态消失的。
人们之所以对这些反复无常不感到厌烦（除了麦克唐纳自身健全的幽默外表以及他乐于嘲讽自己的错误以外），是因为有这样几个原因。麦克唐纳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记者，但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或哲学家。知识分子以自我为出发点，并把世界与自己的感性联系起来；科学家接受了知识的现存领域，并且试图开辟未被涉足的领域。记者的冲动在于猎奇，在于把其好奇心与时代的紧迫性联系起来；哲学家千方百计地构想出他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而不管时代需不需要那种真实。这样，不断变化的经验本质始终诱惑着知识分子。这就是麦克唐纳在性情上不是对理念而是对道德姿态真正感兴趣的原因，并且，他的兴趣在于对偶然真实事件的不断追求。
这些冲动，加上对其职业的可贵忠诚，确实使他在美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当我们更加密切地观察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好奇心现在已转向了更早的那些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是惟一一份注意到并且持之以恒地呼吁人们注意那些发生在道德趣味上的各种变化的杂志，而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认识到那些变化的深度。
《政治学》杂志的一个独特主题是反人格化事件：通过杀戮的非人格化来摧毁个体；恐怖和极端状态的作用；事情发生在人身上的方式以及人变成“物”的方式，社会向机械的转变。通过存在主义、蒂利希神学以及关于大众社会的通俗社会学，反人格化主题现在已经变得抽象和对象化了，几乎成了一个文献商品。但是，这个主题显而易见地存在于《政治学》的具体细节中，并且它阐明了个体丧失人性的多种途径。
可惜的是，这本书中最优秀的论文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是在战争期间写成的。当时，麦克唐纳异常敏锐地审视着富有意义的各种细节，揭示了杀戮心理学、病态的赎罪企图，并对战争进行了大肆讥讽。或许，自从《政治学》杂志创办以来，最为出色的一篇文章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发表在《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极端状态下的行为》一文的摘要。它引发的恐惧感不是来自对集中营里的虐待狂的描述，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令人恐怖的意识：一个受害者，出于其自我本质上的深层的、婴儿期形成的、攻击性的方面，自愿地戴上了一副野兽般的可怕面具、姿态和编码。我们后来听到的关于招供、洗脑等种种传闻。几乎都比不上那些首次被披露的可怕事件。
麦克唐纳之所以对这些事件比较敏感，是因为作为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他比主张战争合理性的人对这些变化更加敏感也更加恐惧；他还受到了尼古拉·希拉蒙特和与这些令人厌恶的事件有直接牵连的其他避难者的影响。
然而，从更加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意识源于对政治的罕见的无知。正像朱迪思·施克拉小姐在她那本有趣的书《乌托邦之后》中提醒我们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对自由主义的指责之一是它忘记了内在于政治的暴力。奥尔特加的推断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国家的凶残本质”。由于对维持秩序的霍布斯主义的需要，国家必须通过对所有人的生命的威胁来进行统治。（并且在奥尔特加看来，这进一步可以推断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退化的和堕落的，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职责——对于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走到了政治家的对立面，政治家需要权术、妥协和神话。）麦克唐纳从天真无知上摔了下来，并逐渐达到了一种可怕的认识：暴力——统治的驱力——是人的一种渴望；并且，在汉娜·阿伦特之后，他认识到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架官僚化的机器，它周期性地且必然地引发着和抑制着这种暴力。并且由于对无知的控诉也在反激进主义中得到了提高，因此，政治——和《政治学》杂志——不得不走向了终结。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已远远地超出了本篇论文的范围——即这样一种理论具有怎样的真实性。这些政治人物的形象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英雄式的”和在终极意义上是罗曼蒂克的形象，来源于其在生活中的地位。根据各种相互交错的不同利益水平上的较为世俗的和市民的观点来洞察政治是一种天真的做法。但是，这一直是英国人的经验，而且也是除麦克阿瑟之外美国人的经验。我们不是过着“极端的”生活（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时，像在大众文化中那样，它代表着替代性的暴力，而非真正的经验，或许这是一种有用的取代）。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避免了一些使得欧洲遭受破坏的极端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因。
除了对丰富多彩的50年代表示冷漠以外，《政治学》杂志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理由也许是它从异化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那么，美国人的生活组织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抵制发生在欧洲的这些毁灭呢？战争是否真的悄悄地远离我们而去了呢？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回忆录》迫使我们再次去面对这类令人绝望的问题。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四、50年代的异议
《异议》是在政治上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并且对当代文化批判持激进观点的美国为数不多的文化期刊之一。像英国的《大学和左派评论》和法国的《论争》一样，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相冲突，与追求一种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相一致。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其差异性比同一性要大得多。《大学和左派评论》创刊于共产主义世界的骚乱中，那种骚乱紧随着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统治可耻地屠杀了成千上万清白无辜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出现的。《论争》创刊于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根据其哲学方面强烈的吸收作用，它反思了发生在东欧的有关修正主义的争论。《异议》比这两种杂志早了5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几年前参加过托洛茨基运动的幸存者（“1950年的阶级”）创立的，这些人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注释的学理争论。
起源方面的差异带来了思想倾向和内容的差异。前两个杂志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通过战争和那些陈腐的前辈的故事作为分界线与过去相分离，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回声，它以怨愤的心情来重述过去的各种论题和争论。《大学和左派评论》和《论争》杂志代表了新生的一代，充满着青年人的全部热情，体现了对新鲜气息的追求；《异议》是一本追随者的杂志，是后生的、枯燥乏味的、令人厌烦的杂志。《大学和左派评论》和《论争》都是急切的、狂热的、天真的，唤发出一种自修者对左派在20年前所开展的理论争论充满好奇的新气象；《异议》是一个爱发牢骚的、轻蔑的、专横的、宗派性的杂志，也是一个较为世故的杂志。
正如某些极端的说法一贯指出的，风格上的这些差异体现了欧洲大陆激进主义和美国激进主义之间的鸿沟。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富裕社会，能够为以前的激进主义者提供场所（在大学或出版社）和威望（如果不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里，那么也肯定是在大学和出版社里）——注意如下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异议》的两个主编埃尔文·豪和刘易斯·科色尔都是大学教授——而且是因为美国激进主义很久以前就明智地解决了那些令当今欧洲左派深感苦恼的问题。正是这个事实——以及还有一个事实是：通过罗斯福和杜鲁门引导的改良运动，美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灭亡”的预言落空了——解释了两大洲在思想氛围上存在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在传说中，欧洲始终是精妙的哲学争论的故乡，美国则是一片只能滋长卑劣的实用主义的土地。问题在于，欧洲人发现，在最近20年里，他们的灵魂（它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在美国获得了再生。无论以前说过的话的真理性有多大，今天的这种转换是千真万确的。请关注一下最近5年引起法国的萨特和加缪、东德的沃尔夫冈·哈里奇和波兰的柯拉科夫斯基这些人注意的问题——目的和手段问题、阶级真理问题、作为一种科学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问题、对工人国家的界定问题、党的民主问题、资产阶级的本质问题、文学和宣传的关系问题、混合制经济问题——你将会发现这些问题在20多年前已经由悉尼·胡克、厄恩斯特·内格尔、刘易斯·柯雷、埃德蒙.威尔逊、菲利普·雷夫、约翰·杜威以及其他十余人在《党派评论》、《新国际》和《新领袖》杂志的文章中作过反复的推敲和研讨。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比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更多的理论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著名的当数伊尼亚齐奥·塞伦在《面包和酒》中）——都分别探索了这些相同的问题。然而，在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偏离了共产主义轨道，而在美国，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几乎整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集团都在1940年左右脱离了共产党。这样，作为一个思想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几乎在20年前就已经从美国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差异在行为方面的社会学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为美国与欧洲相距3000公里，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不可能投身于与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政治斗争——并且也不存在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可能性——所以，这里几乎没有理由去压抑那种由莫斯科审判以及纳粹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所引起的政治怀疑。然而，在美国，在劳工运动中，共产党从来没有壮大起来，因此，这里不存在共产党能够用来控制知识分子的任何情感力量。而且，作为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而非被卷入庞大政治运动的举棋不定的政府官员或行政人员，其争论便更“不负责任”，并且更自由、更激烈。
作为这种推崇自由精神的结果，在20世纪40和50年代的美国，前左派知识界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它怀疑如下理性主义的主张：通过消灭剥削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将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理性主义在思想上源于弗洛伊德主义和新正统神学（例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的学说），都带有反理性的斯多葛主义倾向。由于美国的多元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接受、教育的推广以及不断拓展的知识分子的就业机会，美国知识分子在美国找到了一些新的优点。并且，在日益加剧的冷战条件下，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是当今世界中对自由的主要威胁。这些政治态度大多反映在《党派评论》、《评论》和《新领袖》杂志的文章中。这三个杂志以及聚集在其周围的作者群，最初组成了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就学术水准而言，这些重新评价对美国激进主义的民粹主义基础提出了诘难并认为：对诸如麦卡锡主义之类的50年代的政治冲突，与其用阶级或利益集团冲突的较传统观念，不如用诸如“身份的焦虑”之类的社会学概念作出更富于成效的解释。知识分子倾向的这些变化可以在下列书中看到：莱昂耐尔·特里林的《自由的想像》、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改革年代》、爱德华·希尔斯的《秘密的烦恼》，以及由本人编辑的发表在《新美利坚的权利》上的有关“麦卡锡主义”的各种论文。
于是，在与“老左派”决裂这种语境下，在对这些再评价的反应中，产生了《异议》，它的目标是那些热衷于过时的激进主义的陈词滥调的人，于是一场内部争论便展开了。这场争论通常发生在美国，发生在纽约知识界这只庞大的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大锅里。尽管《异议》讨论了美国社会的国教，讨论了对“新思想”的渴望，但是它对激进主义并没有提出多少开拓性的想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异议》的一个编辑刘易斯·科色尔在一篇纲领性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毕竟，在我看来”，科色尔编辑说，激进主义“肯定会关注着保持、鼓励和促进‘激进主义者’这一类人的成长。如果它逐渐灭绝，那么我们的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因挑战的匮乏而日趋僵化”。但是，是对什么进行挑战呢？是对什么表现为激进呢？《异议》抨击了《党派评论》和《评论》，因为它们都不是激进的。可是，除了抨击这些杂志之外，《异议》本身几乎没有一点新东西，它从来没有举例说明它所指的激进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尤其在政治上，它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人们确实对《异议》作了过高评价，正如人们对作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的左派作了过高估价一样。在过去，激进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启示录式的思想形式——它渴望用一次浪潮来涤荡整个社会。（列维奥·斯蒂切尼在给最近一期《异议》写的一篇文章中，用一种极时髦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杂志的罗曼蒂克情调，他写道：“我去过古巴，因为多年来我逐渐对革命思想和经验感到了失望。我私下盼望着分享尚未成为现实的通过希望和渴望而获得的生活乐趣。”）但是，正像卡尔·波普尔指出的那样，剩下的是“有待逐个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一些既麻烦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学校费用、市政服务、城镇扩展等等，在那些领域里，英勇的激进主义没有用武之地。
如果说《异议》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思想——正是这个思想赋予任何一个激进的杂志以特征——那么就在于它把美国概念化为一个大众社会，以及对这个社会之荒唐怪诞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抨击。于是，《异议》开始把自身等同于《大学和左派评论》，等同于抨击现代社会的左派的其他新的声音。然而，大众社会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那些使用激进主义的较为陈旧词汇的人可以去攻击“资本家”甚至“资产阶级”，但是，就大众社会而言，一个人只不过抽打着“文化”而已，这就很难发现谁或什么是敌人。那些使用大众社会观念的较早的作者群——主要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约瑟夫·丕佩尔、卡尔.雅斯贝斯和T·S·艾略特——却并非如此。他们具有贵族的、天主教的或精英论的文化概念，在他们看来，由曾经受过教育的有修养的人建立起来的趣味和优雅标准已经被大众抛弃了。他们反对平均主义和工业化社会。实际上，他们不愿意赋予普通民众以“文化的投票权”，但是，“青年激进主义者”很难采取这种姿态。而且，他们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思想上吸收——尽管许多人已经这样做而没有看到其中的矛盾——这幅田园诗般的罗曼蒂克景象（它源于德国社会学）——古老的社群基础已经被非人格化的机械的社会所摧毁。这种抗议始终成为反对城市的无根性和匿名性——隐秘性和自由——的乡村社会的呼声。
（但是，青年激进主义者不是乡巴佬。）我认为，这幅大众社会的景象，像《异议》和《大学和左派评论》使用的那样，是误导人的。爱德华·希尔斯一直认为，把“大众”带人一个他们以前一直被拒绝进入的社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传统社会”里，人们过着一种同样抑郁、单调、生硬、机械有时是野蛮的生活（索尔.帕多维尔在一项法国研究中曾经指出，相当多的法国人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从来没有参加过志愿者协会，甚至从来没有去看过博物馆的展览），与此相反，伴随着其流动性、职业选择、剧院、书本和博物馆的可能性，现代社会是一个更多变的、更丰富多彩的、其生活也更富足的社会。
《异议》和《大学和左派评论》的文章充满了对广告、大众文化的堕落等等的攻击。套用早期马克思的语言尤其是异化观念的这些批抨通常只给了这些攻击表面化的政治内容。但是，关键在于，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今天，激进主义思想的问题是重新思考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几乎没有人像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20年前设想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地设定两者的关系。并且，在吸取了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教训之后，当人们逐渐接受——在混合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状态下——社会政治的温和机制时，要想详细说明“文化激进主义”的内容变得更加困难了。一种悖论是：无论文化激进主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无论什么东西自称为先锋派，无论是抽象的表现主义，还是“垮掉的一代”的诗歌，都迅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当高级文化产品，从勋伯格、马蒂斯到纽约学派，成为畅销文化品的时候，确定标准“腐败”之源泉的问题便成为一个难题。对先锋派的接受也成为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以至于希尔顿·克拉马（《艺术》杂志的编辑）不得不在《异议》上撰文指出：“事情的真相是，自从1945年以来，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允许所有艺术具有一根更自由的缰绳来加紧对艺术的控制。”（有人或许会说通过一个更加自由的王朝，来加紧对艺术的控制。）
这种情况多少得部分地归结于美国生活对新颖性和敏感性的渴望。但在一个更严肃的层面上，这些变化也是把激进主义吸收进社会的一个特征。正像管理权威部分地由工会来分享，政治权力部分地由种族团体和劳工团体来分享那样，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许多新文化鉴赏家（在绘画方面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哈罗德·劳申伯，在文学领域是莱昂耐尔。特里林和艾尔弗雷德·卡真）原来是老左派成员，他们的趣味不仅影响着严肃的画家和小说家，而且影响着更大范围的大众标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必须注意到，文化精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文化精英，我相信它是存在的——主要是一种大学文化，即哈佛文化、哥伦比亚文化、伯克利文化以及其他大中心的文化；同50年前相比，这是一种“自由文化”，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推崇批评、鼓励（有时甚至怀念）争鸣的文化。在此意义上，这是最后一个悖论，甚至《异议》也成了那种文化的一个合格成员，并且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成员。
第十四章 研究现实的10种理论——对苏联行为的预见
实际上，人们为俄国革命及其后来40年的苏维埃统治而写的东西，比起他们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断代史而写的东西都要多得多！据说，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目录索引已经占据了一整排法国国家图书馆索引的资料柜，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完整索引——它还有待于人们去编辑，而且有可能永远也编不完，因为它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也将以如下方式一改学术界早些年死气沉沉的萎靡气象：在这个卡纳克【卡纳克（Kak），尼罗河右岸古代底比斯的部分地区，有阿蒙神庙建筑群。作者在此说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比起苏联问题的研究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的伟大集成面前，那些较早的坟墓都将被清除掉。
不过，这个庞然大物竟然经受不住如此短的时间的考验！假如像托马斯·霍布斯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在发现地狱真相时已经为时太晚，那么，现在人们必须带着声称已经发现了俄罗斯“真相”的数以千计的著作，以三步并作两步的步伐跨过这条通往地狱的道路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被罚人地狱者的拷打让这样一些人，尤其是外交官们，仍然记忆犹新，他们把数百万人的命运托付于如下自信的信念之上：他们能够正确地预测苏维埃统治者作出反应的方式。
可想而知，在最近10年里，尤其在美国，存在着对苏联社会的新识见，并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其中有些研究是由俄罗斯背叛者完成的，而绝大多数研究是由设在大学里的隶属于政府或各种基金研究会的专门机构承担的，其目的在于获取有关苏联行为的可靠知识。我们还看到一些新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病学——也介入了对于政治现象的研究。有时，这些较新的研究方法声称要对苏联行为作出全面的了解；有时，它们又声称要对现有的解释作出修正和补充。不过，由于对苏联行为的研究如此艰巨和困难，以至于试图从乱麻中理出一点头绪的门外汉常常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沼泽之中（俄罗斯美妙而动听的召唤具有一种让人步人歧途的魔力）。而且，由于许多此类较新的研究都有一套专门行话，它更愿意显示出对某些话语样式而非公共语言的忠诚，这就更让门外汉摸不着头脑了。（正如R·P·布莱克默对文学术语“新批评”所作的评论那样，这个术语已经被定格在时间过程中，并且，“一种技巧的常规病理学变成了一个方法，而方法则成了方法论。”）
在这一章里，我想对这些方法论作出描述，并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中，对这些方法论作出详细的评价。这不是像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从社会、军事或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能力和弱点作出“国家估价”那样的一项工作，也不是对经验研究的一个“概述”。我试着区分社会理论的10种方法，尽管有些方法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但是每一种方法都代表着对苏联行为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判断。我希望，通过“比较”每一个方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分析的或方法上的重要区分的某些意义。除此之外，通过这种比较将有助于我们形成在任何一个全面检讨中都少不了的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在解释事件的过程中，哪些理论或方法“经得起”检验，哪些经不起检验？第二，假如一个人是决策者，他将会支持哪一种研究，为什么？
一、走进皮兰德娄
【皮兰德娄（1867一1936）：20世纪意大利剧作家，其作品以情节荒诞离奇而闻名于世。】
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下面讨论的每一个理论似乎都是合理的，然而，并非完全是现实的。因此，要么黑格尔是错误的，要么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要么黑格尔和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读者必须自己去作出判断。
性格学理论
（1）人类学理论：这项研究开始于路丝·本尼迪克特，林顿、卡迪勒、玛格丽特·米德和克莱德·克拉克洪等采纳了这种理论，当代人类学家发展了“文化和性格”概念。其论点就是：生活于特定文化中的成员分享着处理情感冲动和控制社会行为的某些共同的极其鲜明的方式，那些方式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它通常明显地区分于其他文化团体的生活方式。团体的“规范”指明了个体处理产生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张力（例如对待权威的态度、驱力挫折和攻击性行为等等）的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抵御那些规范暴力（例如罪恶和耻辱机制、对受压抑怨恨的处理等等）的运作方式。
玛格丽特·米德、杰弗里·戈尔、约翰·里克曼和亨利·V·狄克斯已经尝试着把这些“文化和性格”概念运用于对俄罗斯行为的分析。尤其是戈尔，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因为怀疑论者将其学说斥之为“尿布学”。约翰·里克曼原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精神病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生活过。与已故的约翰·里克曼一起，戈尔认为对俄罗斯这个新生婴儿用襁褓紧紧包裹起来的过分溺爱行为导致了满意剥夺循环。这就预先把“大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设定为一个在低三下四的屈从和暴力激发之间、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虑之间，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循环。【像原子裂变一样，二分法似乎能够无限地进行下去。因此，迪尼克·托马斯基在其《俄罗斯文化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影响》（格伦科，1953年）的专著中发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两种相反影响力的混合物：一种是“追逐权力的并处在欧亚大平原上的从自我出发的流浪骑士”，一种是“无法无天的且处在欧洲大陆上的从集团出发的（斯拉夫的）农民”。人们也能够指出某些自相矛盾之处，正如戈登·瓦森发现的那样，俄罗斯人是喜食真菌的民族（mycophiles），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害怕真菌的民族（mycophobes）。】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成年人会服从于独断专横的权威。
狄克斯的研究工作则更加独特。他是塔维斯多克研究所的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该所创建了英国陆军选拔委员会），狄克斯的见解主要以同俄罗斯反叛者的长期交谈为根据。昵狄克斯说，俄罗斯人最显著的人格特征是其好恶相向性。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种仓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倾向，一种及时且充分地获得满足的需要，一种对躁狂万能者的偏执依恋，一种取消所有束缚和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愁善感地封闭而多疑、焦虑、无奈地顺从、“道德上受虐和对强大而专横的权威的勉强理想化，那个权威被看作是能抵挡俄罗斯人性格偏执的惟一手段”。因此，权威，如果它是一个权威的话，必须是坚不可摧的、拥有生杀大权的、独断专横的和变幻莫测的；如果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就没有人愿意去服从它。
与传统的不纯洁性、无条理性以及俄罗斯大众的无定型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英行为。精英们必须是清教主义的，能够完全控制所有自我放纵的和脆弱的情感，并且强大到足以突破“传统”俄罗斯人性格所寻求的那种满足。不过，普通民众和精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然存在着一致性。普通民众期待的和精英们为之陶醉的是冷酷、专横和易变的权威形象。更进一步地，这种体制允许在全体人员中最具权威的一小撮人“去肆意妄为”——去趋炎附势，去狼狈为奸，去认同其可恶的父辈形象（沙皇、地主等等）。“根据这个假设”，狄克斯说，“我将解释在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一种顽固的、富丽堂皇的、具有强烈身份意识的和令人忧虑的官僚体制，在这种新体制及其在革命期间的创始人起初成功地与之斗争的那种倾向中，它赢得了胜利。”
但是，在自觉或不自觉水平上实现的这个目标转换，呈现出了在苏维埃体制和传统俄罗斯文化模式之间的“显著”背离。
因为面临着快速地制造一个技术和管理人格新类型的需求，精英们“运用其自身没有完全消化掉的且与目标驱力相矛盾的驱动力，迫使民众纳入新文化规范之中”。由于外在的压力越大，内在的冲突就越激烈，精英们“针对外来利益集团提出了实现强制的、施虐的权威统治的种种需要”，因此，它产生了一种“自圆其说的”心态，并把所有失败都归之于外来敌人的破坏。狄克斯说，“很难估量这种妄想狂行为究竟有多少是有意策划的结果，这种内在强制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高层领导者无法觉察到的文化心理力量。就这一方面而言，我只能去参照令人惊异的关于精神病图画的发现，那些图画是由一个可比较的小宗派所呈现的，这一小撮人是我们可以进行研究的，他们就是希特勒的追随者。我们曾经指出过像戈培尔和希姆莱【戈培尔（1897-1945）：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希姆莱（1900-1945）：德国政治家，纳粹党卫队领导人。】这样一些人对这种妄想狂冲动所作出的犬儒主义的、冷酷无情的利用——而且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它的牺牲品。”
狄克斯认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将增强在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程度。高压统治导致了“对现行制度的憎恨，也导致了反抗力量的蓄积”；借着终极的、客观的善的名义的各种剥夺被解释为“对仁爱之心和养育之恩的冷漠”。但是，这些无意识的愤怒也导致了公然蔑视权威的罪恶感，而且，这种愤怒被投射到了精英们身上（例如，它在各种层面上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精英们厌恶普通民众并想要惩罚他们），这种愤怒导致了“虐待性焦虑和四处漫延的恐惧气氛的增长”。因此，这种罪恶感也减弱了破坏或反对社会现行制度的倾向。
（2）精神分析理论。纳森·莱特斯在一项得到美国空军援助的朗德研究中没有尝试去分析俄罗斯人的性格结构，而是去分析布尔什维克的性格结构，他的这种尝试尤其在对共产党政治局的举例说明中得到了表现。但是，莱特斯的研究无法超越用操作性术语对行为作出单一整合。在受到监视的和近乎封闭的条件下，莱特斯从事着精神分析的阐释工作，他的阐释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布尔什维克精英的行为与19世纪知识分子的行为正好相反。后者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的、追求精神享受的、沉思的和内省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冥顽不化的、多疑的、坚强不屈的和永远富有攻击性的。列宁的最初形象已经打上了这种性格的烙印，而且从精神分析上说，这种性格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潜在同性恋冲动的“反叛”。（莱特斯的大部头著作——共639页——是迄今为止解读布尔什维克行为，尤其是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行为的“操作法则”的一次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对这个理论的更详细叙述将在下面第二节中展开。）
社会学理论
（3）社会制度理论。这种社会心理学理论是由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提出来的，在由雷蒙德·A·鲍埃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最近合写的一本书中作出了最为精确的表述。这种理论试图识别苏维埃社会制度在职能上相应的“操作特征”——例如，过分致力于特殊的目标资源；“政治风暴”；对独立的权力集中的拒绝——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对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作者试图确定在苏维埃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张力点。（因为它是对苏联行为进行的最大的单一研究计划的概述，下面第三节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4）理想类型理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以巴林顿·摩尔爵士在哈佛时写的著作为代表（尽管它影响了麻省理工学院W·W·罗斯托夫的思想和塔维斯多克研究所亨利·狄克斯的思想）。这种理论提出了一套在社会中的权力组织模型，并且试图进一步证明，一个社会，尤其是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其中的形式。
根据摩尔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是以下列三种结合方式中的一种结合起来的：（a）传统的方式：权力和地位是通过家庭或家族血统体系传承而来的，例如，父亲传给儿子；（b）技术的一理性的方式：权力和地位的获得是以个体自身的技巧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与其父辈的身份无关；（c）政治的方式：权力和地位的获得是以对政治领袖、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忠诚为基础的。
任何一个标准的使用都限制了解决其他问题的可操作的抉择范围。合理性（b）强调，技能应该成为聘用标准，但是，权力斗争的本质（c）却要求工作应该给予那些值得信赖的人，应该给予人民委员，而非管理者，而作为最极端的政治表现的清洗运动不断提醒个体：服从是苏维埃制度的最高法律。与此同时，传统主义（a）仍然是农村以及私下的广大苏维埃工业的“自然”样式，非正式的纽带逐渐成为抵制专制秩序的一个必要手段。
摩尔认为，在俄罗斯，权力的政治标准（例如，军队中的政委，与工业部门有关的党的监督职能）已经变得十分冷酷无情，它甚至以牺牲广大技术专家和身经百战的军官为代价。（例如，叶佐夫大清洗运动，这场令人恐惧的1937-1938年清洗运动在当时是因秘密警察领导者叶佐夫的名字命名的。）独裁者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专横地介入管理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导致了一种不安全状态，它使得要继续维持现行的社会制度变得困难。摩尔感到，现在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
由于苏联有意于搞工业化，合理化因素很可能会逐渐成为更深地扎根于社会中的一个因素：这意味着技能标准将替代政治决定，工作将根据技能大小来进行安排，职业期望将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而家庭特权可能会传授给孩子。反过来，工业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和威望将会上升，并且对于由“控制”机器——党和秘密警察——把持的权力和威望的分享将逐渐衰弱。
在传统主义方向上的一种选择性演变将意味着党和军队仍将居于统治地位。摩尔认为那种演变在政治上“多少是更加可行的”，但是，随着官僚体制内部的私人小宗派和机构逐渐成为此类忠诚的焦点，专横的干预将消失。这种发展也蕴含着地方自治的兴起和对创新和变革的抗拒。
这些抉择似乎是可行的，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庞大“分权”方案具有意义，那么其意义似乎在于重新肯定在处理经济事务中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确立经济合理性。像理查德·洛温塔尔指出的那样%，真正的经济分散经营就会使党处于经济活动中的附庸地位。尽管有些管理者被吸收人党，但是管理者和党组织书记之间的职能分工已经成为冲突的根源；并且这种状态为马林科夫所利用，以此来支持管理团体。赫鲁晓夫的力量一直在党组织部门，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旨在建立一个职能联合体，在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层面上，党组织靠那个联合体来负责经济工作计划。洛温塔尔总结道：“是‘不合理的’赫鲁晓夫及其党的首脑们，而不是‘合理的’马林科夫【马林科夫：生于1902年，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其管理者和经济管理部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个党的体制的自我保护逻辑。”
如果摩尔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逻辑也可以导致经济危机，但是，这还有待于证实。摩尔所做的工作是关注首先作为一项“强制性工业化”职能的苏联的发展，而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一项职能的发展。正像国内权力斗争或斯大林对巩固其统治的渴望一样，摩尔把斯大林的镇压看作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这个主题也引起了像雷蒙·阿隆和艾萨克·多伊彻那样具有不同观点的作者们的日益关注，并且成为E·H·卡尔对苏维埃历史作出诠释性分析的核心。它的优点在于——这是探讨苏联问题的其他著作所没有的一个优点——它思考了一旦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后，苏维埃社会将出现各种可能的“方面”。
政治学理论
（5）马克思主义理论。艾萨克·多伊彻对其作了最直接的表述，这种方法勾画了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苏维埃发展理论：生产力水平对行为的可能性始终起着限制作用。这个理论认为，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历史上的“必然”阶段，因此，它战胜了大众对于工业化的抗拒；但是，这个理论进一步主张，一旦这个社会阶段得到了完成之后，这个专政机器将“陷入”与经济发展之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的“社会冲突之中”。按照多伊彻的说法——在E·H·卡尔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表示赞同的见解——1920年代表着苏联革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工人阶级已经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其规模缩小了一半，且急于能够松懈一下；在一次自由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本来应该是落选的；以取缔党内民主为代价（例如，镇压工人反对派“平等主义者或乌托邦理想者”），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拯救了这场革命。于是产生了一个奇怪现象：一场没有工人阶级支持的工人革命。这个似是而非的局面的理由在于“历史必然性”国有化的财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所以，即使不利于工人也必须捍卫这个阶段。
这种理论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在托洛茨基的《新的历程》（1923年）及后来的《被出卖的革命》（1937年）中有其来源。在那里，托洛茨基认为，在官僚政治的成长过程中，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危机：要么把生产力从官僚政治的沉重控制中解放出来，要么来一场“热月革命”，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等等中去。在这个问题上，多伊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说，农民大众的落后以及他们不愿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心情就需要有斯大林主义的严厉规范和铁的纪律来统治。但是，多伊彻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这个进步的完成，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和“原始魔力”便已经不再适用，逐渐与“苏维埃社会的新需要”发生冲突。他相信，工业化“将唤起大众对民主的渴望”，因为“苏维埃财富的非凡增加……将动摇阶级特权，而正统观念、铁幕统治和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精致神话将逐渐丧失社会用途……斯大林主义难以在达到当前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这个开放的社会中站住脚跟”。
多伊彻更多地强调工人阶级是一股“俄罗斯历史上至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巨大政治力量”。他在其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对这个论断作了进一步阐述。Ⅲ多伊彻指出，斯大林之后的改革是来自“上层”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替官僚政治提供一些安全保证。但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工程学上有一技之长的那部分工人（大约占整个俄罗斯产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现在正表现出对长期受压制的平均主义的渴望。在对原来象征着“进步”的计件工资制的改正上，在缩小工资差距上，在新的养老金方案的导人上，以及在教育领域所有学费的废除上，这种对平均主义的渴望都是很明显的。
多伊彻认为，这种平均主义的驱动力——通过正规意识形态得到增强，这种意识形态强调工人是国家的统治力量——肯定会导致与官僚政治的冲突，官僚政治将千方百计地维持其特权和保持现状。这样一种日益逼近的冲突必然产生对于制度的要求问题。随着秘密警察权力的消除，军队成了现存秩序的惟一捍卫者。但是，军队迟早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而不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来维持秩序。“换句话说”，多伊彻得出结论说：“由缺乏领导和明确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般的复兴而导致的紧张和强制将导致波拿巴式独裁统治的建立。由于军队几乎无法用超然的态度来对待其面临的局势，他们把那种局势看作是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威胁，看作是对她在上一次大战中赢得的所有战略成果的威胁。于是那种情况便更有可能发生。”
如下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工业化是否导致了对自由的渴望（甚至它会导致工人提出占有更大份额的财富的要求），财富的增加是否将消灭阶级特权。无论俄罗斯的生产力有多么“巨大的”增长，苏联的相对物资匮乏必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且，尽管上层的重要社会团体可以赢得安全保障，但是阶级特权的冻结可能会成为独裁统治的任何一次松动的真正刹车闸。的确，随着朱可夫的下台，军队至少暂时再一次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多伊彻显然低估了党的作用，在《俄罗斯：接下来是什么？》一书中（出版于1953年），他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赫鲁晓夫——他如此远离了内部精英人物的斗争。无论如何，在多伊彻的分析方案中，针对这个局面，其真正切中的是：存在着对变革的主要根源的一个极其确定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从本质上讲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它所关注的是所有社会理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体制改革的源泉问题。
（6）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托洛茨基讨论苏维埃政策的性质开始，有一帮理论家主张：纵使俄罗斯实现了财产的国有化，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即可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派别的政治立场来说，这种区分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正统的托洛茨基分子声称，尽管俄罗斯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但是由于其财产的国有化，它在历史上仍是“进步的”。所以，当与资本主义势力发生冲突时，它仍然是值得保护的。异端的托洛茨基分子则声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对两边都进行否定的”“第三阵营”立场。从分析的意义上讲——即根据其预设的功利性——俄罗斯社会是官僚集体主义社会的观点导致其追随者要么采用类似于摩尔设想的方案，要么用这样一些政治观念来分析俄罗斯体制，那些观念同把苏联看作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7）极权主义理论。在汉娜·阿伦特啪的政治哲学范畴中，这种理论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表述。这种理论认为，不同于暴政、’专政和独裁，在德国曾经产生过一种激进的新型社会形式，现在这种社会形式却存在于俄国。极权主义实质上的新颖之处在于，在领袖和“大众”之间的所有中间的和间接的机构通通被排除掉了，这样，由于不受法律和政治监督的约束，统治者通过恐怖来进行统治。正如贝尔德朗·D·伍尔夫把这种理论运用于苏联那样，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制度的本质没有任何根本性变革是可能的，极权主义通过自身内在的“观念一逻辑”永远不可能放弃与民主社会相对抗的战斗姿态。作为阐释各种特殊政治情况的一个“有效工具”，这种极权主义理论过于包罗万象。沃尔夫先生也从卡尔·维特弗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引出了这种理论。从这样的高度来看，政治的地貌，其山脉和溪谷，都变得平坦起来了，以至于疲乏的徒步旅行者几乎找不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个较为简单而直观的层面上，人们也可以对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即社会完全变得原子化了，统治是盲目而直接的。在危机状态下，国家可以粉碎所有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恐怖把民众纳人它的意志之中。但是，一个社会能够生活在长期危机之中吗？它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强硬姿态而既没有爆发战争，也没有从专政统治中摆脱出来吗？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不仅要求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而且还要求有来自父母的合理期望，如希望让子女接受教育，发展事业等等。在那个意义上，“常规化”趋势在任何一个处于危机的国家中都会发挥作用。
（8）苏联政策研究理论。该理论与后来的弗朗茨·博肯诺和波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著作的内容基本上相一致，它主要关注的是核心精英人物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且试图找到克里姆林宫内部瞬息万变的联盟（“谁和谁在进行斗争”），并以此作为预测各种政治事件的根据。尽管它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嘲笑，但是这些自欺欺人的家伙仍然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纽约《邮报》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它嘲笑了那些单单从事件进行想当然的推断的做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除了贝利亚【贝利亚（1899——1953）：苏联秘密警察首脑。】之外，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出席观看了博利查伊的芭蕾舞剧。于是《邮报》便调侃道：“也许贝利亚不喜欢芭蕾舞。”也许，贝利亚真的不喜欢芭蕾舞，但是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印证这一点了，因为两天后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贝利亚因叛国而被逮捕。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当今的苏联政策研究已为每个对外办事处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所采用。它所关注的对象基本上是个人和权力集团，而不太重视社会体制以及这些体制能否限制这些领导人的方式。（关于这个理论的讨论将在第四节中展开。）
历史学理论
（9）斯拉夫习惯理论。该理论的较早一代代表人物是尼古
拉斯·本德雅夫、伯纳德·帕雷斯爵士和约翰·梅纳德爵士，在
某种程度上，其当今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克兰克肖、恩斯特·
西蒙斯和维尔纳·菲利普（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这个流派
认为，很多当代俄罗斯行为都能够用传统斯拉夫人的人格特征
和风俗习惯来解释。欧内斯特·巴克教授在介绍梅纳德的《俄
罗斯农民及其他问题研究》（伦敦，1942年）时说：“我们老是忘
记的一点是，俄罗斯尽管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但是大体上仍然保
持着原来的样子。”这个主题在约翰爵士的书中得到了详尽的
阐述：“所有的俄罗斯社会制度都是一蹴而就的和独断专制
的……古老的俄罗斯原本就一直是粗野的，它实施着西伯利亚
流放制度……对于新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划……并不像
初看之下那么新颖……甚至那个“党”——对领导层职业的误
称——也不是真正新式的：它只不过是对一个古老制度的古为
今用而已，那个制度就是牧师制度……”等等，等等。
在维尔纳·菲利普于1951年11月所作的关于“俄罗斯政
治思想的历史前提”的演讲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的论点。
这次演讲是为柏林东欧研究所成立所作的开幕词。一位评论
家对菲利普教授的论点作了如下概述：“各种条件和传统在俄
罗斯产生了一个倒退好几个世纪的确定的政治精神……俄罗斯
对西方的不信任、对集体先于个体的崇拜和意识、对处于社会之
上的统治权威的无限权力的认知、政治现实和公开宣称的理想
之间的差距，苏维埃思想和生活中的所有这些现象根源于从13
世纪初期到16世纪末期这段时间里得到发展的俄罗斯状
况。”克兰克肖在《克里姆林宫墙的坍塌》（纽约，1951年）一
书中也提出了“永恒的俄罗斯”的主题。
提出苏维埃生活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的主张当然不是为了证明那些习惯的合理性（尽管这个论点本身有时是为某些辩护服务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辩护士伯纳德·帕雷斯或莫利斯·印度斯用这些观念证明了俄罗斯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像性格学理论一样（人们可以称他们为“不相上下的人”），斯拉夫传统理论实际上认为，既然苏维埃制度取决于历史社会形式，既然它们深深地扎根于民族传统之中，那么它们只能缓慢地发生变化。
（10）地缘政治学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时髦理论（例如，耶鲁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威廉·T·R·福克斯合著的《超极大国》，纽约，1944年），并且至今仍然有一些支持者。这种理论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首先是由其长期的战略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战略利益源于其作为幅员辽阔的欧亚大国的地位；俄罗斯的当代政治野心（例如，在中东）反映了大俄罗斯政策的历史驱动力。这种学说一般倾向于低估意识形态的作用（参阅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为卡斯汀伯爵的《日记》[纽约，1951年]写的序言），并且把俄罗斯政策首先看作是战略大国地位的一项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乔治·凯南早期的政策观点（参见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新泽西，普林斯顿，1954年）和亨利·基辛格的政策观点都是这些思考的结果。
二、Kto-Kovo——布尔什维克的本我和自我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由纳森·莱特斯写的一本小册子《政治局操作法则》被美国谈判代表当作战术指南来使用。莱特斯的研究体现在部头较大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一书中，这项研究是由美国空军规划部倡导的，该部给予莱特斯的首创性研究方法以强有力的支持（这个方法现在已被运用于法国政治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工作作更详细的考查。莱特斯的研究开始于把“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界定为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尝试。界定历史特征的尝试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这些天里我们多少被有关“指向内心的新教徒”形象弄得疲于奔命），莱特斯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套新颖的范畴，尤其是他的方法。这里不存在对行为的任何观察。像马克斯·韦伯从路德、加尔文、巴克斯特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引申出“新教伦理”一样，莱特斯研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从中引申出约束布尔什维克党的相似规范。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是对奥勃洛莫夫【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所作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反动”，奥勃洛莫夫以睡眠来虚度光阴；它是对拉丁斯的“反动”，拉丁斯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决不可能成为实干家；它也是对优柔寡断的、心灵残缺的和喜怒无常的学者们的“反动”。正像波勒斯·皮尔尼亚克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我们俄罗斯悠久历史中古老的农民劣根性，反对它的无目的性，它的没有目的论的特征……反对托尔斯泰得过且过的哲学。”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训诫强调抑制唯我论和抑制“对人自身的亵渎”。契诃夫曾经说过：“如果所有社会主义者都用霍乱来达到自身的目的，那么我将鄙视他们。”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对不择手段的拒绝纯粹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学说中，最糟糕的唯我主义者恰恰是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布尔什维克党追求人性，并且其“纯洁性”不在于个体对不道德行为的拒绝，而在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献身。在这样的献身中，个体发现自己既抵制了唯我论，又抵制了人格的不纯洁性。
与喜欢谈论终极事物和神圣价值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布尔什维克对神圣事物保持着沉默。布尔什维克反对宣泄情感的罪恶，而颂扬节制的美德。他们反对抑郁的消极性格、内向、神经质的敏感和躁动不安的古老俄罗斯倾向，反对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持续追求，反对不断地去追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只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目的的确定性、对行动的承诺、敢于冒犯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上的“当机立断”。不愿过一种没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过一种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满足的生活，那种满足引起了焦虑和罪过，从而导致众所周知的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好奇。高尔基说，在其年轻时代，男孩们一动不动地躺在铁轨上，任由火车从他们上方开过。与此相反，存在着工作和党的持久目标。死亡仅仅是一个人有用生活的终点。针对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自杀事件，列宁写道：“……如果一个人不再为党工作，那么他必须能够直面真理且像拉法格之类的人那样地死去。”
莱特斯认为，从伦理和道德气氛因素中出现了政治“操作规则”。对布尔什维主义来说，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概括：即Kto-Kovo——按照其字面含义，就是“谁控制谁”的意思，但是在其最激进意义上，就是“谁杀死谁”的意思。政治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使用者和被使用者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任何中立者。如果政治学是关于Kto-Kovo的学问，那么，所有的政治策略都是受如下根本原则指导的：一个人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他不应为他人的挑衅所动，不过，一旦他准备停当，便应立即采取行动，如此等等。用这些粗浅观念陈述的箴言已经成了政治常识，这些箴言类似于军事战略家的一般箴言或马基雅维利的行为准则。莱特斯的分析之所以独到，就在于其对细节的考察：布尔什维克对谈判程序细节的利用；通常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人身攻击（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傲慢地称罗摩洛为“一个空桶”，然后，又给在罗摩洛家里开的招待会送玫瑰）；挑衅的作用等等。
布尔什维克把敌人描述成同样冥顽不化居心叵测的人。正像布尔什维克看待自身一样，“大资本家”是需要小心对付精于心计的人，他们一边控制着权力，一边又服从着权力的“法则”。政治行动不是偶然的；反对统治阶级的任何行动都只能是那场持久战争中的一次敌对运动，那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另一方面，对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只对其表现出了深刻的轻视；他们是感伤的、好幻想的、易为意识形态内容蒙蔽的、奢谈说教的，一言以蔽之，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与其50年前是否一样呢？在某些重要方面，它是一样的；莱特斯相信，存在着某些恒定不变的模式。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一个面对着一个敌对的国家的小党；现在，在它看来，它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其基本姿态至今仍然是相同的。在革命之前反对敌对政治组织的行为曾经在小咖啡馆和大会议厅里得到了表现；现在，其展示的地点是世界政治的大舞台：它重复着相同的行为。对程序问题的热衷——那些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信念：一个细小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重大问题，因而不能对此姑息迁就——在列宁1900年对《火星报》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中得到了证实（在当时他与敌对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存”），那种热衷在1921年的党内争论中得到了全盘复制，并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及外交部长会议的国际谈判中再一次得到了复制。
这种分析的政治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政治是谁控制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活动，那么作为一种持久妥协的“并存”现象是不可能的。莱特斯直截了当地总结道：“……根据西方人的观点，与外部团体达成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明显地、无限期地削弱想要相互消灭对方的威胁的协议——是一个（纵使）令人不可理解但还是要做出的缓兵之计。那必定是一些双方一直在考虑并且会一再地订立的协议。”。但是，党“仍然要充分意识到基本的冲突”，并在战略性时刻做到当机立断。正像列宁说的，承诺就像馅饼的外壳，是“迟早要破裂的”。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莱特斯对精神分析见解的运用，因为莱特斯的著作的新颖性就在于此。像莱特斯那样，如果断定布尔什维克特征的来源在于对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极端心情的一个反动，就好比是在没有弗洛伊德帮助的情况下去撰写历史；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意识到他们是在颠覆俄罗斯特征的传统模式，是在克服卡拉特耶夫和奥勃洛莫夫。但是，当莱特斯把布尔什维克特征说成是对无意识的、势不可挡的欲望的“反应模式”的时候，他研究的政治方法就是精神分析的方法。
根据莱特斯的观点，两个主要驱力阐释了俄罗斯人的思想特征：对死亡的着迷以及潜在的消极同性恋冲动。俄罗斯知识分子展示出来的对死亡的迷恋激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例如，托尔斯泰无法容忍有关死亡或性的观念。）布尔什维克反对那种迷恋，其抵御方法是通过工作来使死亡降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把自我融入包容一切的、永垂不朽的党之中来体现个人的无所不能。因此，莱特斯写道：“以前俄罗斯人因人终有一死而看破红尘，如今则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死亡是空洞的、微不足道的，死亡干扰不了生活。”
工作纪律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它是抵御各种可怕感觉的基本方法。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过，在流亡期间，列宁会几小时着迷于下国际象棋。“而一回到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不再下棋了。他说：‘下棋占去了太多的时间，且有碍工作……’”她接着说道：“从青少年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此处原文为Vladimir Ilyich，指列宁。】就能够做到放弃妨碍其主要工作的任何活动。”在流亡期间，许多政治犯经常去看电影，而另一些政治犯则嘲笑这种娱乐方式，更喜欢做一些散步之类的体育锻炼。克鲁普斯卡娅说，这个团体就分解成喜欢看电影的人和反对看电影的人，后者被戏称为“反闪米特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写给列宁母亲的信中说：
“沃洛佳【此处原文为Vo10dya，Vladimir的呢称，此处指列宁。】是一个坚定的反对看电影的人，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散步者。”
潜在的同性恋主题，一个深深扎根于精神分析奥秘中的主题，被看作是俄罗斯心智欲望的一个既到处弥漫又遭受压抑的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通常由筋疲力尽的和一蹶不振的人物作出的强烈情感流露就是相互拥抱和亲热。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拥抱的幻想是可憎的和可怕的。当描述那些曾经与其有过亲密关系而现在已经投靠敌人的人时，列宁会说他们彼此“亲吻”和“拥抱”。（沙伊德曼们亲吻着拥抱着考茨基；“伯恩斯坦的追随者们厚颜无耻地把飞吻抛给了[普列汉诺夫]。”）
对莱特斯来说，一个更有意义的线索存在于以破裂告终的列宁的大量亲密友谊之中。这些人包括斯特鲁韦，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亲密伙伴；波特列索夫，一位早期《火星报》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投降”的让列宁“既爱又恨的敬爱的导师”；阿列金斯基，或许在1905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列宁后来痛斥他是德国特务；还有马林诺夫斯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抨击了他，列宁说他“不会是另一个阿列金斯基”，结果他后来成为一名警察。
莱特斯说：“有人可能会推测——在此讨论的资料仅仅表明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所持有的你死我活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想要拥抱别人或为别人所拥抱的充满恐惧和罪恶感的渴望。这个假说与这一研究中描述过的确实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倾向相吻合：害怕被动，害怕被人控制和被人利用，害怕臣服。一旦一个人通过肯定杀人渴望来否定接吻渴望，这将有利于增强某人关于敌人正渴望利用投射机械论杀人的信念，或许布尔什维克大量地利用了这种机械论。”
根据什么证据才能得出如此概括性的推理呢？纵使我们完全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在没有对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进行精神分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这些判断成立呢？莱特斯的方法是检测臆想的幻念、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用的独特的文学隐喻，以及在俄罗斯文学中布尔什维克给予认同的或攻击的虚构人物。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人对待它的态度似乎使得这种检测成为可能。几乎没有一种文化的虚构人物如此鲜明地规定了其民族类型，这些类型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系列人物——卡拉马佐夫兄弟、拉斯科尼科夫、梅什金、韦尔霍文斯基；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以及契诃夫笔下的各色人物。【我们不太会轻易地或全盘地接受或拒绝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菲兹杰拉德笔下的青年人、霍雷肖·阿尔杰的理论、哈克·芬恩牛仔和暴徒形象为美国人的类型，这些人物体现了美国民族性格的诸多方面。】俄罗斯人把所有这些人物都作为心理学面具来接受或拒绝。莱特斯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其讲话和说教中频繁地引用这些人物并且给予强调（例如，“奥勃洛莫夫主义”是党必须避免的一种懒惰病）。
莱特斯从这些文学渊源出发，还吸收了弗洛伊德理论且着重强调了独特意象的潜在意义。例如，对软弱无能的恐惧，对被打败的恐惧（1931年，斯大林在对苏维埃工业领域的管理人员的一次著名演讲中，仅在一个段落中，就十多次提及战胜别人的意象和被人打败的意象），有关“清除”出布尔什维克党的玩笑，对被作为“尾巴”来使用的恐惧等等。因此，作为其理论的主要证据，莱特斯依赖于意象的集合，并且是数量庞大的意象集合。其结果是奇特的、迷惑人的、杂乱无章的引用，他用了大约3 000条引文来说明不同观点。
这种分析方法立即引起了对“还原论”的指责，也就是说，所有观点都可以追溯到更原始的东西。因此，列宁对唯我论的猛烈抨击就被看作表现出了对虚无的痛苦，而他对“群众的自发性”的抨击则被看作是对于本能的、狂欢的欲望满足的抵御。
有人会问，在什么意义上，隐藏在观念背后的原始本能比观念本身更加“真实”？这是人们在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难题。显然，潜藏在观点背后的心理本能无法检测其真实性；对观念的真实性的检测只能在这个观念出现之后才能进行。然而，我们是不会无视这些潜藏的主要源泉的，因为我们对这些观念的处理还比不上我们对这些观念之被掌握和被使用的方式的处理。莱特斯的论点是：像所有的共产主义观点一样，被人们顽固地、浮夸地和激烈地提出的任何一个观点，粗暴地拒绝所有的合理检测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会作出如下推断：它构成了对强烈的无意识渴望或恐惧的抵御，那些渴望或恐惧与那个观念相矛盾。更进一步地，诸如去当兵这样一个明显男性化的职业不是把男人称作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紧张地和粗暴地并且超越理智地坚持其当兵时的姿态，那么“常识”允许我们去怀疑，他可能害怕自己缺少他喜欢表现出来的那种男子汉气概。
纵使精神分析方法在人格研究上的有效性得到了认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它是否可以被合法地扩展到政治分析领域上去。
埃里克·弗洛姆在《逃避自由》（纽约，1941年）一书中认为，施虐一受虐性格，这种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性格，在纳粹党内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T·w·阿多诺及其合作者在他们撰写的《极权主义的人格》（纽约，1950年）一书中指出，追求极权主义价值的是一些刻板而本能的个体。哈罗德·拉兹威尔在其早期的《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年）一书中试图证明，政治舞台起着展示个人需求的作用。（例如，因性冲动而产生罪恶感的青少年在强调兄弟般情谊的政治运动的被泛化的“爱”的召唤中找到了升华。）这些研究体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如下特点：社会结构被看作是基础性的，人格的构成要素被看作是反应性的。
不过，莱特斯的观点已经超越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格特征确实决定着政治，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动力是行动，这个行动通过把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格特征强加于其他人身上改变了所有政治，并最终改变了社会结构本身。（比较一下有目的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政党，或中立的意识形态政党，就能看到这种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上少数几个成功的纯粹意志运动之一，在这方面，惟一能与之相匹敌的是某些宗教团体。在现代生活中，观念（抽象的哲学的真理概念）已逐渐转换成为意识形态（把信条当作真理来奉行），当莱特斯的这种观点分析社会现实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因为意识形态其实是想把诸观念、行为和人格统一起来的尝试，它们需要强化承诺。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或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主，或百分之一百的美利坚主义者）不仅应该确信某些事情，而且还应该去行动，去成就某件事情，并且在行动中去确定其人格特征。如果一个人是“虔诚的”，那么他就要“身体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可以说预设了个体的人格特征。
但是，需要再次追问的是：是什么东西从根本上决定着人格？像前面已经指出的，罗伯特·欧文在《社会的新观点》或者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中给出的自由主义的和乌托邦主义的回答是：环境培育了人格特征。例如，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本性形成了竞争的人格特征。（欧文在关于自由主义信仰的一段经典论述中说道：“只有摆脱了在人类特征中产生罪恶的这些环境，那么罪恶才不会产生。”在物质产品极其丰富的乌托邦社会里，将产生不同的人格特征。）
那么，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呢？莱特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此。
他感兴趣的是描述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模式，以便发展出一个抵制共产主义的实践方法。他认为：无论他对这个操作法则的描述是否真实，都与布尔什维克本能的根源无关。从形式上看来，莱特斯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法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内在的一致性，依赖于使用同样资料的其他分析者的确认，最后，依赖于预测时的有用性。然而，从思想上看来，那个法则的渊源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它们的追溯，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社会分析模型。
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的传统答案是，在革命前夕地下工作条件下的谋反性质——这种环境——造成了布尔什维克精英的独特结构以及独一无二的法则和纪律。但是，还存在着其他的政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革命者，他们也在同样的环境下展开工作。1903年，在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开始了一场关于党员性质的意识形态争论，那场争论预示着“党的工作”的发展：马尔托夫认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就是一个基本上赞同党的纲领的人；而列宁则认为，只有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党员。这样看来，这个模式在列宁的思想中已经预先设定好了。
在我看来，莱特斯将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模式是一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这种纯粹意志取决于某些强烈的无意识驱力。
更进一步，如果莱特斯要想保持精神分析方法的连贯性，那么他将不得不主张如下观点：是列宁的人格特征，这位“鼻祖”缔造了这个党（他的追随者确实称自己为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党的组织和环境造就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分子。就像在1917年4月和7月作出的一些关键性决定那样，正是列宁的个人意志改变了党的政治方向。布尔什维克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政党都更加证明了意志的本质。布尔什维克运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历史上具有最高自我意识的运动之一。其早期领导人的著作不仅像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具有典范性，而且也是培养党的“坚强核心”成员的“培训资料”。个人可能出于各种动机入党，但是，所有人都必须用统一的铸模冲压定型，否则就将被驱逐出去。列宁曾经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过：“那么民粹党是更加团结的了……就他们而言，众多的小团体并不伴随着激烈的宗派……[不过]民粹党在政治上是软弱的……无力采取任何政治的群众行动……[虽然]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分裂成无数宗派……但是他们却成功地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因此，从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规定着共产党特征的这些宗派和清洗运动（在取得政权之后成为血腥的清洗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格与个性的选择过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经受住考验后留下来的那些人。
我们不妨简要地概括如下：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是对古老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人格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所作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动。【莱特斯在随后的《清洗的仪式》（格伦科，第三卷，1954年）一书中阐释了30年代末的莫斯科审判。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从心理上陷入自身的逻辑车轮之中，迷失了方向，只能逆来顺受地屈从和认罪。】这一点在列宁这个人物及其情感和思想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现。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列宁的模子铸造的。
莱特斯的研究使我们在一些历史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之间兜圈子。100年前，把历史变化归功于某些“大人物”及其人格力量是一种时尚。后来，我们根据抽象的“社会力量”——人口压力、对市场的寻求等等——来阐释历史，那些社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个别的活动者使自身转化为有形的事件，但是这一过程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决定论的明显不适当性已经导致了心理学解释的重新引人，并且通过弗洛伊德的影响，导致了性格学阐释的重新引入，甚至连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幸免。居于经济力量之上的“政治首要性”这种当代流行理论难道仅仅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权力”心理学理论吗？解释当今俄罗斯状况的绝大多数尝试都在“权力”等式中找到了表现。但是事实上这个“权力”等式并没有说出什么东西，它没有谈到为了实施权力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所针对的不同社会团体，以及将达到的不同目标。如果一个人要使用政治心理学理论，那么莱特斯的观点——强调人格特征是权力驱力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尽管它具有诸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比政治学家私下所信奉的心理学观点要敏感得多和有想像力得多。
然而，我们对这个方法仍然有两个问题：人格特征的连续性是怎样确立起来的？一个精英团体是怎样把其人格特征强加于一个国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莱特斯的模型中存在着这样一层含义：知识分子人格特征中的初始变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反作用原型，并且，其“鼻祖”的人格特征决定着它的政治进程。这在列宁身上得到了验证，那么这种说法该怎样应用到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身上呢？欧内斯特·琼斯在研究《哈姆莱特》时说道：存在着两类儿子：第一类儿子抗拒父亲；第二类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把父亲的本质人格特征内在化，并且经常在这个过程中漫画式地表现出父亲的人格特征。从这种观点出发，斯大林是继承了父亲的人格特征的儿子，只是其格调比较粗俗而已。在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拥有着深谋远虑的独断权力；在斯大林时代，党内的一小部分人，甚至领导者个人，拥有了这种独断权，以至于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曾经用来对付敌人的手段，尤其是蒙骗和恐怖，现在被施加到布尔什维克党宣称是他们的代表的群众身上，后来又用到了党自身内部的对手身上。列宁曾经反对个人感情用事，坚持不受个人威信的影响；斯大林主义者对于极小的冒犯也要上纲上线，作出强烈的反应。列宁反对在党内产生“自夸自大”的风气，斯大林主义者则在自我颂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列宁反对在党内制造“流言蜚语”；斯大林则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清理党的干部。
在布尔什维克行为上的这些变化并非必然地反映了莱特斯把其断定为布尔什维克人格特征之最终源泉的那些无意识欲望和恐惧的变化。心理防御模式是会变化的，诚然，由于旧的防御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它们必须经常发生变化。但是，当这样的变化发生在一个广大的政治领域时，它们就变得极其重要，而且，我们肯定会追问：为什么在防御机制上发生了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特殊变化？还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进一步的变化呢？在这里，莱特斯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他的理论探讨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原动力问题，但是，一旦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之后，就像他指出的，那个模式便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由赫鲁晓夫及其同伙发起的最初的反对斯大林运动就是如此。有人可能会说，它反过来代表着对采取过度压制政策和近乎妄想狂的斯大林的一种反应；或者可能还存在着更加“合理的”解释：去赢得群众支持的需要，等等。此外，我们将怎样去解释赫鲁晓夫人格特征之表面的“开放性”和显著的粗鄙性呢？从这个模型本身，我们没有得到关于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或性质的任何指导。
这个模型的稳定性部分地来自其方法论。布尔什维克人格特征的基本轮廓不是来自其行动的经验世界，而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学说的抽象准则。就其自身而言，这不算是一个太大的错误，因为这种学说本身是明确的。这种理论更大的错误在于如下事实：从固定不变的学说出发，它确定了被称为“人格特征”的固定不变的力量，然后把所有人类活动全都凝聚成一股所向披靡的力量，而这也正是该理论的力量所在。这真是一个矛盾。【像乔治·伊凡斯克说过的那样，如果所有的男人都可以被划分成狐狸和刺猬，那么，根据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Saltykov——Sehedrin）的讽刺作品，他们也可以被划分成穿裤子的男孩和不穿裤子的男孩。如果列宁是穿裤子的男孩，那么赫鲁晓夫难道是不穿裤子的男孩吗？】但是，在社会行动中，人格特征或意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经常把自身强加于事件之上呢？人们大多生活在各种社会制度之中，他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喜欢把我们的“人格特征”强加给世界，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被迫修改自身的要求以适应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莱特斯赋予其“人格特征”概念以一个虚假的自主权，并且在把这个概念运用于政治过程中——政治是一个最变幻莫测的现象——曲解了这个论题的性质。
三、哈佛体系是怎样运作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社会学方法。由哈佛的三位社会学家雷蒙德·A·鲍埃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完成的研究《苏维埃制度是怎样运作的》是当代社会学提供的最优秀作品，单是从这一点上讲也是值得注意的。这本书是根据向美国空军提供的一个报告《苏维埃社会制度之战略心理的优缺点》修改而成的。他们接受美国空军委托，花了5年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这项研究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此类资助研究的艰难。因为资助者要求作者们写一本“通俗”读物，以便向自己的管理者展示，结果，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合作：“论文”被压缩，只有部分资料发表；原来打算采用通俗的风格来写这本书的想法最终没有实现。这个项目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素材来自329份扩充的生活史谈话录，包括详细的性格测试；435份补充谈话录，将近10 000份有关各种特殊问题的问卷；2 700份普通问卷，以及100次谈话和心理测试，这些资料还与一组相应的美国人作参照。结果，总共收集到了33 000页资料。这些资料，加上在准备此书过程中所利用的50多个未出版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这些作者打算编撰成书的35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显示了他们搜集的资料的丰富性。
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在这个项目考察的范围之列。该项目的关键性概念是“社会制度”，这个概念是这个哈佛研究小组探讨的核心概念。“社会制度”仅仅是诸社会或亚社会集团为了实现某些特殊目标而组织其活动的富有特征的方式，由此产生的各种机构或行为模式是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可想而知，通过一个富有意义的方式，一个领域的变化将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常规的——且确定的——变化。（资本积累率——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之一——的变化肯定导致了消费率的变化，如此等等。）在社会制度中，工厂权威结构的重组可能会引发学校体制、家庭等组织的连锁变化。例如，由于斯大林在1931年把单人管理和严格的劳动纪律引入了工厂，人们便可以想像当经理面对来自某“进步”学校的一个无礼学生时，他就会说：“这是什么街头混混？”并且他坚持要求改变学校教育方法以使学生学会服从。无论如何，当教育部人民委员面对着来自破碎家庭的“粗野”儿童之时，只好呼吁加强家庭观念，从而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古老的、传统的权威形式被重新引入了进来。
然而，这样的社会变化可能是有害的，因为随着工厂的压抑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个体需要去寻找保护，并且在亲密的家庭纽带中去寻求这样的保护。这样，过不了多久，现存的体制就会开始抱怨不合时宜的家庭至上论。尽管这个例证过分简单化了一个社会过程，但是它并非是不适当的。
然而，这个哈佛小组并非致力于探讨社会常规制度的变化，如家庭、政治制度、教育、工业，而是致力于探讨具有典型意义的适当行为模式，这些模式调节着被统治者的生活。这些“核心模式”是：与明确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需求；对允许有独立的权力源泉的抗拒；对所有计划和管理的集中；将资源过分集中在某些目标上；对恐怖和强制性劳动的使用；把“突击行动”作为达到目标的方法；对不能如期完成计划的推托的容忍（例如，信口雌黄，对非正式协议的广播）等等。根据这些“操作特性”，这个哈佛小组试图去确定这种制度的一般优点和缺点。其缺点是：在政府机关中不存在有秩序的前后承继过程；重工业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工业的经济增长不成比例；还有持续不断的肃反运动和不安全事件。其优点是：抵制的原子化；俄罗斯人对外在世界的现实的无知；管理集团方面对制度的深深忠诚。
这种探讨方法面临的一个麻烦是：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些“操作特性”中的哪一些特点是重要的，哪一些是次要的，因为这个哈佛小组似乎缺乏作出这些选择的组织原则。例如，“强制性劳动”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固有”方面，还是只是失控的且将被抛弃的一个偶然因素？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判断是如何做出的呢？——是根据恐怖已经变成有害的事实，还是根据恐怖是经济上不合算的事实？是因为它受到了来自外面的道德谴责，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还有，为了测定各种主要社会团体的忠诚和不忠诚程度，如果人们试图去预测“苏维埃领导层各部门……可能作出的反应”，那么，这个“核心模式”还不如对同其他利益集团相对应的这些部门及其权力的不同利益的精确界定来得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在分析模式中想要寻找什么？
分析模式是用来把握具有相关特点的某些特殊范畴的。在政治理论中，我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政体划分为君主制、寡头政治或民主制；或者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政体划分为传统政体、理性政体和奇里斯玛政体。人的目的决定人的视野。
这种划分的危险在于，人们倾向于把范畴当作实在的东西而不是理论的构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就存在着这种错误，那种思想一开始采用了社会制度概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简单模式里，阶级是在与生产工具的联系中才形成的，所以对于头脑简单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既然“人民”已经拥有了工厂，俄罗斯就不可能有任何剥削了，也不可能有任何剥削阶级了；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工人国家”、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或是别的什么的激烈学理争论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尽管存在着这些陷阱，但是在千方百计地界定一个制度的本质的尝试中获得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确定某些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用现代行话来说，独立的可变项）、对该制度的所有其他部分产生影响的诸多变化。（例如，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进行资本积累和再投资的冲动。由于在消费和生产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由于生产过剩，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可以推想出来的是，那种下降是高资本投入和低劳动投入的一项职能，危机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个哈佛小组放弃了按照他们原来构想的详细说明在社会制度中的原动力的打算。他们说：“把重要的等级秩序设定为那些操作特性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在其中，每个特性都牵涉到了其他特性。”除了有人可能质疑此类“相互联系”的“紧密性”甚至不同“操作特性”的一致性这个事实之外（例如，在作为该制度的特性的“突击运动”和“强制性劳动”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难道去找出最重要因素真有那么困难吗？实事求是地说，如下情况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苏维埃制度从根本上是以政治权力的集中控制为特征的，它是一个命令系统，几乎没有公共机构的监督，并且，这个制度的所有其他方面——不允许有独立的权力、过分依赖于资源等等——都是源于这个事实？
但是，一旦那一点得到了承认，那么，一个重要的不确定要素也必须得到承认。因为在这样一个命令系统中，一小部分人——在斯大林个案中，只有一个人——的决定在改变该制度的性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那么俄罗斯难道将会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吗？或者，如果是莫洛托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那么俄罗斯的境况难道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今天的样子吗？因此，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苏维埃政治发展的性质。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试图理解苏维埃联盟的过程中，我们又回到了苏联政策研究理论。那是一种极其让人着迷又常常令人恼火的神秘游戏，这种游戏着迷于探讨在餐桌上表现出来的微妙礼仪，观察谁被要求到最高苏维埃去讲话，按照什么序列进行，从而推测谁将成为“最高统帅”。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个哈佛体系，由于缺乏对原动力的感悟，无法指明在该制度中变化的源泉。尽管了解社会行动的诸多“限制”（例如，在提供新的激励措施以前，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心怀不满的农民的积极性，或者哪一些团体具备了独立行动的最大潜能）是重要的，但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必须知道是谁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该集团是如何达成一个决议的，其下属集团的主张是如何得到调整的，如此等等。因为在像俄罗斯这样的社会里，公共机构模式和行为模式都不是自主的，所以，除非它能够在政治语境中得到界定，否则“社会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
四、谁排在谁前面就餐
苏联政策研究的基本假定是：俄罗斯权力斗争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通过礼仪、荣誉和权力斗争表现出来的。因此，由于一个单一的中心日益无力指挥30万家企业的运作，分散经营俄罗斯经济的明确需求便变成了通过这场转变谁的权力应提高、谁的权力应降低的问题。这样，不是在最终分析意义上，而是在当下分析意义上，所有合理的技术标准都屈从于政治标准。因此，就分析俄罗斯政策的任何一个变动而言，我们被迫在此类权力斗争所演绎出来的拜占庭式阴谋诡计中来开辟我们的道路。
一个现实的问题首先产生于对各种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的界定上，其次产生于我们对个体的联盟，尤其是次要人物的联盟的认定方式上。有一个研究方法是以“功能性”术语来界定权力集团，如政党、军队、秘密警察、国家官僚制度等等，并根据这些集团所取得的地位来确定其代言人。因此，已故的弗朗茨·博肯诺，苏联政策研究的主要践行者，在1957年5月6日的《新领袖》中写道：“自从斯大林死了以后，在赫鲁晓夫和高尔基·马林科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开的斗争，前者是该党专政统治层的代表，后者一度担任总理职务，是要求独立的管理者的代言人。近四年来，管理者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分散经营权。因此，赫鲁晓夫和他的联盟者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了一个方案，一个削弱管理者阶级基础的迂回计划。”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6月3日），卡冈诺维奇被看作是站在局外人一边的人，而不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人。
这种总括性陈述存在着几个难题。首先，像“管理者”这个语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管理者是业内工厂的负责人，是莫斯科经济管理部门的头儿，还是全俄罗斯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如果“管理者”包括了所有这三个类型，那么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利益的同一性呢？（毫无疑问，人们可以料想到，在追求对自己的活动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工厂和莫斯科的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摩擦。）如果这种情况并不存在，那么，在这三个类型中，哪一个代表着真正的“管理者”呢？
第二个难题产生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机械对抗。在职能集团之间确实经常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由小宗派和小圈子来执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个性质要求权力人物能够在所有集团中拥有其联盟者。因此，斗争不仅发生在“管理者”和“党”之间或者在“军队”和“党”之间，而且超越了这些组织。例如，军队是否具有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统一在什么利益之上的）？或者，是不是朱可夫和甲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科涅夫【科涅夫：生于1897年.俄国军人和苏联元帅。】和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瓦西列夫斯基和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就我们从其他地方所了解的军队而言，确实发生着此类内在冲突以及不同的外在联盟——例如，在美国军队中，存在着马歇尔一艾森豪威尔集团和麦克阿瑟集团。因此，问题在于明确：哪些问题使得军队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上，哪些问题使得军队高层官员产生了分裂。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们将面临去判定是什么因素把小宗派和小圈子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同学联谊会，忠诚于提拔自己的人：代沟差异，还是共同的战时经历或工作经历？等等，等等。
也不能说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联盟，因为在某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消费品和重工业的问题，对西方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卫星国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抱着始终如一的态度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
马林科夫本来是想缓和一下国内局势，以便与西方保持更强硬的关系。而且，一个高层领导人为了获取支持经常会机会主义地改变其意识形态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历史就很有启发性。（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派？这些说法的困难是：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个宗派的瓦解，而且在一个如此高度亲历的情况下，以前用来确定这些联盟的社会学标准似乎很少有站得住脚的。）
然而，在实施按照路线来确定支持联盟的任务方面，存在着一些更大的困难。每个外事处和宣传机构都存在着为苏维埃精英人物撰写传记的强烈渴望，他们努力追寻这些不断变换的人员的蛛丝马迹，并以此作为衡量高层竞争者的相对力量的一个工具。正如下面引用的例子所证实的，这种方法往往是极其力不从心的。一个人无论多么细致，仍不免机械化，因而仍会留下疑问。一位观察家在评论鲍里斯·迈斯纳的《斯大林神话的终结》一书时抱怨道：“……他以为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任何职能部门，从高层到下层，都可以评头论足，他可以弄清，某人究竟是赫鲁晓夫的人还是马林科夫的人，是党的政策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策略细微差异上的支持者。然而，这些断言往往是以无关宏旨的传记资料为根据的。根据迈斯纳的观点，无论是谁，只要过去曾经在马林科夫手下干过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被看作是马林科夫的一个追随者。无论是谁，只要他20年前曾经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那么他至今仍然被看作是赫鲁晓夫的知心人。”
有时，同一件事情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解释，例如，弗罗尔·R.科兹洛夫【弗罗尔·R·科兹洛夫（1908-1965）：俄国政治家。】被安排到党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一关键性位置上这样的事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57年2月16日的纽约《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科兹洛夫是属于别尔乌辛部长【别尔乌辛：生于1904年，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集团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马林科夫部长的一名追随者”。索尔兹伯里说，科兹洛夫是1953年“医生阴谋”关键性宣传文件的作者之一，根据苏联政策研究的逻辑，人们可以推断出马林科夫是这场阴谋的导演之一。但是，理查德·洛温塔尔一天之后在伦敦《观察家》上撰文评论说：“不仅通过谢皮洛夫【谢皮洛夫：生于1905年，俄国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部长重新回到党的书记处，而且通过推荐列宁格勒地区第一书记弗罗尔·R·科兹洛夫为党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加强。……在马林科夫统治的早期，他又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1953年底，由于赫鲁晓夫的亲自干预，他才代替了马林科夫的门徒安德里亚诺夫，出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根据同样的逻辑，由于科兹洛夫在“医生阴谋”开始时就介入了警戒运动，因此赫鲁晓夫同这场阴谋具有脱不掉的干系。
这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而是说某人的情报是不适当的。（根据记录，洛温塔尔先生对科兹洛夫的评论是对的，而索尔兹伯里是错的。）关于苏联政策研究问题所面临的困难究竟有多大可以从1957年8月l0日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该报道认为美国国务院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主持苏联外交事务并制定对外政策。该报道说：尽管国务院所作的尝试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是没有成功地解开一个新的克里姆林宫之谜。
问题在于：是谁真正掌管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谁是与国家杜马书记处相对立的苏联反对派？……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和马歇尔·布尔加宁【马歇尔·布尔加宁：生于1895年，俄国政治家，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8年）。】都已经不在莫斯科了，他们不再与外交政策专家们共事，因此在最近几个月里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去“过问事务”。
然而，国务院感到苏维埃外交策略的质量在这段时间内已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提高，并且现在在对西方世界的理解上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细……国务卿要求美国情报局寻找证据，但是到现在为止，调查人员能拿出来的是一张完全空白的表格……它对华盛顿产生的影响是，国务院既很难评估苏联的当下意图，也很难评估苏联外交政策的可能的未来。
可想而知，苏联政策研究者们也面临的一个两难是：当发布领导成员发生变动的声明本身并没有对其意义提供任何线索之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对在领导层全体人员地位上发生的主要变化作出即时的阐释。这样，在马歇尔·朱可夫已经被解职这样一个简短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哈里·施瓦茨用如下方式开始叙述朱可夫的故事：“自从马歇尔·乔治·K·朱可夫昨天被免除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后，将产生两个重大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削弱其实权，要么晋升为苏维埃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1957年10月27日）。
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职业敏感。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里叙述道：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伦敦担任父亲的秘书，父亲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他当时正负责撰写一些英国内阁意见分歧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例如梅森一斯利德尔事件），并且亚当斯当时以为这些报告都是依据第一手情报写成的。然而，20年以后，当英国内阁文件被公开时，他非常沮丧地发现他的报告完全是错误的。在布达佩斯叛乱之后不久，休·盖茨克尔【休·盖茨克尔（1906-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在众议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艾登【艾登（1897一197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在苏伊士活动的新闻助长了俄国人的干涉。即使盖茨克尔利用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加强政治优势，那也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在于弄清是否真有这么回事。但是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探讨消息的来源。
可是人们会对方法，至少是就苏联政策研究中一直在运用的方法提出质疑。简单地说，苏联政策研究通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对应面——也就是说，它变得过于独断。有关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实质性事实是，它拒绝承认偶然事件和随机性。
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动机。因此，这些阴险的老调用布尔什维克式的语言来说有：“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纯粹偶然的，这是……”或者，“为什么敌人选择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所有这些问题带着不可告人的用心都导向一个终极的问题：谁战胜谁？谁役使谁？
人们可以回顾一下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插曲：两个乌克兰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天，他们逛进了纽约一家小熟食店，恰巧遇上抢劫，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无法理解抢劫者的命令，其中一个被射伤了腿部。维辛斯基要么是存心想让美国难堪，要么是确实心存疑虑，他拒绝接受纽约警察局的如下解释：既然这是一次抢劫事件，这次枪击事件便不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他追问道：“这怎么可能是一次抢劫事件呢？它只是一家很不起眼的熟食店呀。”在他看来，在富裕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谁会自找麻烦来抢劫一家小店铺呢？
有时，人们能在苏联政策研究者中发现类似的逻辑。每一种变动——既包括国内权力冲突中的人事变动，也包括国外国际舞台上的政策变动——都被看作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是谋划已久的表演，是预先设定好的计划，其每一个结果都是预期的；每一个变动都具有不可告人的意思，只有通过一些意味深长的礼仪和微妙的语词才能得到揭示。（请设想一下苏联政策研究者和（或）精神分析学家如何看待印度大使梅农【梅农（1894-1996）：印度政府官员和历史学家。】的叙述吧。
梅农是看到斯大林健在的最后一位外国人。他说，在接见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使自己完全成了一个——任由伪君子们耍弄的——木偶。）但是，根据我们对世上所有使馆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情况，很少有政治（甚至军事）活动是预先如此精确地设计好的。不考虑偶然因素的分析家冒着像布尔什维克武断地玩着政治游戏那样的风险。
再往前一步，我们便已绕了一圈。无论最高权力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无论其统治具有多大的绝对性，没有一个权力集团会放弃其无限的权力。苏联政策研究方法遇到的问题和莱特斯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每一个企图都不得不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制度惯性的抗拒——但是，该如何来考虑呢？
五、一条路和多条路——皮兰德娄的退场
现在我们已经考查了多条道路，那么是否存在着比别的道路能够更好地把我们引向现实的某些道路呢？（犹太教法典说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将要到哪里去，那么任何一条道路都将把你带到你想要的地方去。”）或许，只是在顺序上存在着一些差别——和问题——而已。
不同的时刻
尽管在一些关键时刻一种变化依赖于另一种变化，但是在两种变化之间，在苏联社会（社会制度）的变化和苏联政治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是偏执的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作出的一个古老区别的复活：即积淀的变化和法定的变化之间的差异。
积淀的变化波澜壮阔，此起彼伏，所向披靡，且依自律尺度而展开。它们要么源于传统观点的有机发展，要么源于价值取向的变化（例如，人们对少生或多生子女的决定），要么源于一旦重要决定被作出之后的技术律令（例如，一个国家一旦实施工业化就需要培训更多的工程师）。
法定的变化是立法者或统治者的有意识决定或意图（例如，宣战、农业集体化、新产业布置等等），那些为变化立法的人不得不考虑人们的习惯及其掌握的资源，但是，这些仅仅是制约因素而非决定因素。
社会学分析在处理积淀的变化时是最有把握的。这些变化可以被识别，其趋向可以被揭示，并且像浮动的冰山一样，其过程，乃至其解体，比其他变化更易于被阐明。但是，社会学分析通常无法预测政治决定。在历史上存在着黑格尔所谓的“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并且，在这些转折关头，人们务必把握的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判断（它是信息、直觉和移情的不确定综合）。布尔什维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运动，它精确地了解过去，并且认识到着诸事件的战术和战略的微妙差异。它时刻留意着“某些千载难逢的时机”（“革命时机”，如列宁最先表述的），而且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它能够当机立断。这些在过去赋予了布尔什维主义以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
预测的问题
一个人所描述的变化的性质决定了他能够作出的那种预言的种类。一个人可以界定和预测广泛的积淀的变化的范围和限度（例如，如果一个人知道苏联的资源状况——可耕土地的数量、矿藏、人力等等——那么他就能猜测到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预测短期政策的变化，那么他必须去处理各种偶然的、荒唐的以及人性中令人不可琢磨的诸多变量。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苏维埃政治之未来进程的那场争论中，有两个激进的观点是值得回味的。一方说：“客观的形势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另一方回答说：“是呀，你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我也知道托洛茨基务必那样做，但是托洛茨基知道吗？”
在权力分析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继承的模式。苏维埃制度不同于任何宪政体制，似乎没有对合法性作出正式的界定，也不存在任何权力授予的制度。在企图步斯大林崛起之后尘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把党的书记处作为权力杠杆。但是在这样做时，他是在铤而走险。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斯大林更强调其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头衔，而非其在党内的地位。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他只是9位党的书记之一，但是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所以，当马林科夫被迫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党的书记职务，而试图通过其总理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使其权威合法化。赫鲁晓夫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正确地估算到了，尽管技术和军队阶层的地位上升了，但是政治权力机械学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我们能设想到这些“机械学法则”在任命赫鲁晓夫时能得到执行吗？我们如何界定各种力量的平衡并预见到它们将朝哪个方向倾斜呢？
（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和陷阱，如果苏维埃问题专家小组定期在不同层面上对可能的苏维埃发展作出预测，并且陈述其推断的理由，那么它将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例如，鲍埃尔、英克尔斯和克拉克洪认为，俄罗斯的高等权力体系能够维持自身的稳定；马隆·拉什则认为，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并预见到了赫鲁晓夫的夺权企图。这样，通过对各种预言、成功和失败的系统化考察，人们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加灵活的苏联行为运作模式。）
非理性的作用
在社会理论中，分析总是侧重于合理性阐释。其假设（参见摩尔、罗斯托夫、多伊彻、阿隆等人的观点）为：一个社会在终极意义上依据其面临的合理性出路来作出选择。但是，在解释政治活动的出其不意性和剧烈程度时（例如，在德迪叶的传记中叙述的铁托对“我们受到像苏联共青团那样的对待”的事实的愤怒挖，或者，赫鲁晓夫对在斯大林逼迫之下去跳歌巴克舞【歌巴克舞是乌克兰的一种土风舞。】的憎恨），人们能给予愤怒的作用以多大意义呢？并且，考虑到莱特斯的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姿态的线索，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可以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呢？难道仅仅是合理性决定着政治的进程，情感决定着人的胆汁，或别的什么吗？
神话和磐石
社会科学分析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它探讨范畴而不探讨人。
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分析中，尤其是在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分析中，那个运动被看作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东西，每一个追随者都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战士，或者是一个时刻准备听从“党”的命令的“真正信仰者”。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自身一直为“布尔什维克”的独特形象所吸引，这个形象也是共产主义统治者们试图用来塑造“崭新的”苏维埃人的。就像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一样，共产主义者无法超越个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超越困扰着所有激进运动的与生俱来的宗派主义。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存在着砍掉“左翼”或“右翼”的需求，那么，为了党去保留一个不受玷污的正确性的神话，宗派主义是必要的。然而，毫无疑问，在马尔蒂、狄戎、勒戈尔、哈维、库基、马格纳尼、里尔、铁托、佩特科夫、哥穆尔卡、拉伊克【马尔蒂（1886-1956）：法国水手和政治家。狄戎：生于1897年，法国政治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L--。勒戈尔：生于1911年，法国共产党领袖。佩特科夫（1889-1947）：保加利亚政治家。哥穆尔卡：生于1905年，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伊克（1909一1949）：匈牙利政治家，曾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吉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人的背叛、清除和谋杀中——尽管其斗争更加隐蔽和诡秘——早些年的世系和宗派（莱维、露特·菲舍尔【莱维：1902年生，意大利画家、作家、参议员。露特·菲舍尔：1895年生，德国政治家、记者、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布兰德尔、塔尔海默、索发林、拉帕波特、罗斯米尔、波迪加、塞伦、坎农、洛维斯顿和沃尔夫的背叛）有了后继者。事实上，不是一整块的简单划一的磐石而是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法则。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去利用这一点。从一般的政治经验来看——不管它是在工会运动之中，还是在政党之内——我们知道，统治集团是不太会土崩瓦解的，但是，由于随后控制着实质性进程的某些关键权力人物的背叛，它们就走向了式微。这是产业促进会就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所得到的经验，也是铁托、纳吉和（或许还有）哥穆尔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义所在。
不过，它涉及的远不只是从战术上无力利用各种裂缝和断裂。在性格学研究以及苏联政策研究中，经常存在着一个“虚假的实在”。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当作“敌人”，当作“布尔什维克”，并且把任何动乱，尤其是发生在卫星国的动乱，纯粹看作是互相竞争的领导者之间的权力冲突，但是，情况要比这一点复杂得多。在背后，既存在着微不足道的抗争，也存在着宽容。在施虐狂和权力的引诱之下，谁变成了其走卒？谁没有成为其走卒？谁是官僚主义者？谁是潜伏的理想主义者？谁是拉科西【拉科西：1892年生，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曾经担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谁是久利耶·海伊？正像1956年我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能看到在1954-1955年最初纳吉制度的真实意义。当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彼此交换经验，并认识到变化的希望是可能的时候，他们聚集起了多么大的能量。【我们也认识到了德·托克维尔的深刻智慧：“……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才爆发革命的。相反，更经常地发生的情况是，正当人们忍受着长期的暴虐统治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之时，他们突然发现统治政府放松了压力，于是他们便拿起武器，起来反对这个政府……由于他们具有如此超常的忍耐力，他们的苦难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一旦有了喘息的机会，人们便会想到革命。由于某些权力的滥用已经得到纠正这个惟一的事实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他们现在显得更加怒不可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安乔尔编，纽约，1955年），第176-177页。】但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苏联事务专家都无法理解1954-1955年那些线索的意义呢？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如此着迷于如下思想：只有“权力”是理解社会冲突意义的单一线索，以至于忘了它对人们的影响？
话虽这样说，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事件是不会按照相同的轨道复发的。由于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我们很容易忘了那样的时机是再也不会有了。从东柏林到布达佩斯，最近几年的教训是，“缓和”正在融化着冰河，疏通着被枯枝败叶堵塞的河道，产生着各种裂缝和碎裂，并把大批的浮冰送入历史的海洋之中。但是，俄国人也没有——他们比大多数民族更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看到这一点，假如他们从这些事件中接受了教训，他们就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促成某些新的“缓和”。
语言和行为
每个社会，每个社会组织，都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存在。那些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借用来自现代工会经验的一个例子——当其学理上的意识形态目标与瞬息万变的现实发生冲突时，许多个体便会采取十足的实用主义行为，并且相应地作出妥协。不过，当他们被要求对那些远离其直接经验的争论表明立场时，适用于他们的那套惟一的语汇、惟一的修辞学、惟一的分析范畴，甚至简单的套话，便是这些古老的意识形态旗帜。他们使用着这些东西，且不能自拔；因为意识形态既坚定了承诺，也冻结了意见。
既然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掌握苏维埃意图的惟一正规的行动准则，因此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便成了头等重要的：在什么程度上，苏联领导人投身于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例如，妥协的不兼容性、把固有的帝国主义目标归属于资本主义等等），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他们准备根据经验和现实来修改它？
下面的答案是相互矛盾的。（1）如果人们接受了“性格学证据”（如狄克斯、莱特斯），那么妥协将被排除掉。苏维埃统治者的古板的心理状态甚至带有臆想色彩的多疑使得他们难以对西方世界发生的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2）极端的苏联政策研究者可能会说：苏联统治者都是超凡脱俗的，并且把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是一个针对群众的必要神话。（3）采用一种完全理性主义观点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将主张，是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决定着苏联领导人的行为。（4）某些证据的重要性（参见鲍埃尔、英克尔斯和克拉克洪的著作第29-35页）在于，尽管苏维埃统治者玩世不恭地使用着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一个实在因素，也是形成其目标的一个实在因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赫鲁晓夫之前。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对意识形态实施了重新控制，但是在其他领域里似乎是实践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了政策。例如，苏联经济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就不能承认资本的生产性，不能用利润率来衡量资本的合理配置。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短缺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成本经济要获得成功，为了实现利润率的职能，就必须运用某些潜在的技术。在战后，意识形态学家向对这些教条的规避发起了抨击。罗伯特·坎贝尔写道：“在随后的热烈争论中，计划者遇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同学说的纯洁性要求之间的冲突是极其一目了然的。
苏维埃领导人面对着一个僵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之一已经被他们自身的经验证明为错误，他们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和合理的权宜之计之间的痛苦抉择……只要斯大林还活着，没有一个官方机构会出来打开这个死结。然而，大约在他死了一年之后，这个难解的结被解开了，并且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解开的：它是正统学说向现实的投降。”
在农业领域，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和激烈的步骤，他清除了机器和拖拉机站，而在斯大林的蓝图中，机器和拖拉机站代表着在消灭农民意识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他还要求农民把其农具设备都上交给集体农庄。我们可以推测，在原子物理学领域里，要求把所有理论都塞进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公式中去的压力已经消除了。毫无疑问，今天谁也不会像25年前那样讨论爱因斯坦的“资产阶级”物理学了。
然而，在某些场合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实质方面必须被保留下来，但是是在哪些场合呢？是在哪些方面呢？如果缺乏一种具有一定连续性的核心信仰系统，那么，不同的见解便开始传播（例如，在波兰）。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赫鲁晓夫讲话诋毁斯大林的恶劣影响更好地证实了这些歧见所带来的那种难以预料的影响力，更好地证实了单个政治事件的作用所产生的那种难以预料的影响力。一旦谜底被揭开，当领导层自身摧毁了信仰的道德和心理基础时，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怎么能够保留原来的任何一个信念呢？具有矛盾意味的是，这会导致统治者作出甚至更大的努力，去坚持意识形态核心特征的有效性。当“预言失灵之时”，或者当伪善被揭露之时，也就是一个运动最为疯狂之时，因为在于方百计地消除心怀恐惧的信仰者的怀疑的努力中，它会变本加厉地维护该信仰的根本原则。一个统治集团无论变得多么玩世不恭，也会编造出一些对大众而言是必需的“神话”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自身从心理上已陷入了一个自己设置的话语的陷阱之中，而且在他们看来那个意识形态好像就是真实的了。
外国的和本国的
在过去，在国外共产党的行为中，在苏联政府的政策里，一个决定性因素一直是苏维埃政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但是，现在有人认为，国内的苏维埃发展的最主要动机（例如，对发展重工业的持续重视）是对紧张的世界局势的反映。（以及在今天，俄罗斯外交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主政权的红色中国的崛起呢？）在作出评估时，苏维埃统治者是怎样来衡量这些因素的呢？
性格学方法和地缘政治学方法实际上都主张，无论苏联国内发展得怎么样，苏联政策都将是好战的和扩张主义的；而且，他们都认为，苏维埃统治者对国内和国外局势的深谋远虑只对其攻击行动的时机产生影响。带着人为的意图，这将引导出这次讨论的目的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苏维埃制度是一个鲜明的新现象，它遵从自身的法则，并且从内部是坚不可摧的；在什么程度上，苏联可以逐渐从内部演化成为一个更稳固、更规范的社会？
这些方法广泛地贴上了性格学与苏联政策研究的标签，极权主义将赞同前者，而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某些历史学派将赞同后者的假定。
于是立刻产生了如下派生的问题：斯大林是一个心理失常者，还是共产主义就其独特的本质（例如，先锋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来说，即使没有一个斯大林，也会经历一个斯大林主义类型的统治阶段呢？欧洲的尤其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直接跳到”一个美好的时代，而不必经历俄罗斯曾经经历的那种剧变吗？那些受压抑的日子仅仅是强制性工业化的一个插曲吗？现在，像探讨现实之幻灭的皮兰德娄一样，我尽己所能地复述了当年引导我着手研究现实的10种理论。但是，除了一个尾声，戏已经演完了。
就事物性质而言，有一个重要变量，是这些理论无法充分考虑的：自由世界的行为，它是限制共产主义领导者行动自由的最重要的“现实因素”。在这里，社会科学的作用变得极其模糊。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些理论都致力于从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上来设定自由世界的行为，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面临着提出一套自话自说的假说的风险，由于我们判断共产主义者将以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行动，我们便借助那些假说采用强迫共产主义者去证实或否证那个判断的各种政策（正像俄罗斯强迫我们进入类似的预先设定的模子中一样）。这始终是一个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牢记无论我们的社会科学是多么老到，它都无法替代实践的灵活性，而那种灵活性是两个必要的谦卑所要求的：对我们的知识局限性的自觉和对历史的开放性的自觉，那么，我们就能把那个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第十五章 来自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异化和剥削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工人管理
历史的事后说明：作为导论的一个寓言
1899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现在早已被人遗忘的波兰革命家瓦茨瓦夫·马乔基斯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的演变》。这本小册子在新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激起了一阵涟漪。它的论题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新救世主义带上了失意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面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简单地用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因此，工人将仍然受到剥削，只是这个时候的剥削者将是一个由职业领导者所组成的新阶级。【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恐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它是一开始就导致俄国革命分化的一个根本问题。19世纪70年代初期，土地和自由运动就提出要巩固革命民粹主义的各种力量。它的先驱者彼得·特卡乔夫（1844——1884，俄罗斯政治家、革命家、激进派成员。】）当时声称：革命不会自发地产生，只有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能造就革命，知识分子，而非保守的或冷漠的群众，是能够发动这场革命的惟一力量。他号召组成一个建立在“权力集中和职能集中”基础上的阴谋组织，因为只有一个“自觉的少数派”才能进行革命行动。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巴维尔·阿克雪里多得（1850-1928，与当时的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一起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成员。——译注）对特卡乔夫作出了回答。他声称：发展群众的革命意识，使他们为自身而行动起来，是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实际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产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回答只有知识分子能够进行革命的见解的过程中，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父主张，任何一个无视“社会发展客观法则”或“历史残酷法则”的运动都注定要失败。普列汉诺夫使用后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最喜爱的一个隐喻来发出如下警告：尽管一个人可以缓解劳动的阵痛，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诞生”一个新制度。因此，现在的任务是等待“客观的”社会条件的发展。同公开声称领导群众的必要性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等同于无产阶级（尽管列宁不久完全照搬了特卡乔夫的观点，谈到了发动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因此，马尔赫列夫斯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想要领导无产阶级，他似乎指错了目标，可以轻易地置之不理。】
这本著作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年轻革命家中间引起了热烈讨论，其中包括俄国的未来统治者。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写道：“几个月来，马乔基斯基的著作首先引起了勒拿河流亡者的兴趣。”在1902年的伦敦，当他与列宁初次会面时，当时只有21岁的托洛茨基告诉32岁的列宁，引起流放者们关注的两部著作是马乔基斯基的那本小册子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两部著作中，人们后来只记住了列宁的著作。马乔基斯基的那种悲观理论，没有对流放的新生革命家们的热情产生什么影响。这也许是完全不可避免的。32年之后，托洛茨基回忆道：“一个理论因其言辞的消极性而广为传播，它促使我去强有力地反对无政府主义。”但也仅此而已。
1904年，在日内瓦，马乔基斯基出版了他的重要研究著作《知识劳动者》，重申和扩充了他原来的论断。他重复道：社会主义理论一直不关心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只关心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的知识劳动者大军和新生的中等阶级”——的利益。他说：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剥削形式，一场以社会主义名义发生的革命将走向终结。在其中，技术人员、组织者、管理者、教育者和记者（即知识分子）将组成“以国家为人所知的强大的联合股份公司，并且集体地成为压制体力劳动者的新特权阶层。”马乔基斯基说道：因此，将不可能存在称作“工人政府”这样的事物，夺取政权将简单地意味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代了一个旧的统治阶级。历史是一场持久的阶级斗争。在其中，工人将被迫继续他们的革命斗争，甚至在革命之后也是如此。他们的目标将不在于消灭国家——因为只要作为一个孤立的管理阶级存在着，作为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国家将继续存在——而在于迫使国家提高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直到其生活水平等同于他们的“受过教育的主人”的生活水平。马乔基斯基得出结论：只有收入的平等才能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后代们创造出相似的受教育机会。
在1905年那场流产的革命之后，这种关于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势不两立的学说在俄国的一些绝望者中间获得了一定的流行。马乔基斯基创办了一家小型杂志《工人的谋反》，在十月革命期间，它对无政府工联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都产生了影响。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马乔基斯基于1918年7月出版了单行本杂志《工人的革命》。在其中，他重复了他在18年以前就提出的警告。他说：“即使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工人阶级也并不拥有他们的工人政府。只要工人阶级仍然被贬低为无知的阶级，知识分子将通过工人代表而获得统治。”
这是他最后说的话。而在十月革命初期，他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马乔基斯基这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论断的预言家几乎很少能够长久抓住听众。几乎没有一个预言家是带着荣耀去世的。作为俄国计划委员会的一个经济学家，不为人知且被人遗忘的马乔基斯基在十月革命以后默默无闻地在俄国生活着。他死于1926年。在他死后的第二年，托洛茨基由于同斯大林争论马乔基斯基曾经发出的警告的问题而丢失了实权；而那年的27年之前，托洛茨基曾经放弃了那个问题——官僚政治的问题。
对异化的改造
针对马乔基斯基的论点，也针对后来的批评家们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是否将产生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作出了简单而又“符合逻辑的”回答：剥削是产生于私有财产体系的一个经济现象，那种体系允许资本家从工人那里通过交换过程“榨取”剩余价值；一旦私有财产被社会化，这份“剩余价值”便归人民所有，那么剥削的物质基础，历史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将会消亡。【即使像悉尼·胡克这样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在其对马克思的早期主要研究中，也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化问题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罗伯特·米歇尔斯主张，作为“寡头政治铁的法则”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成功，但是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决不会成功。”为了抗拒来自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攻击，胡克在1933年写道：“……米歇尔斯忽视了过去的领导权寡头倾向的社会和经济前提。在过去的社会里，政治领导权意味着经济权力。教育和传统助长了在某些阶级中恃强凌弱的自我肯定倾向，与此同时，千方百计地漠视群众的政治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领导权是一个行政职能，因此，不具有经济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教育的过程旨在把自我肯定的心理倾向引导到具有寡头抱负的‘道德和社会平等’上去。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已经被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分工也相应地被消灭了，米歇尔斯的‘寡头法则’将在其传统形式里得到自我表现的危险已经非常遥远。”（悉尼·胡克：《通向理解卡尔·马克思的道路》[纽约，1933年]第312页。）】因此，像责任和选择之类严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在“历史”中找到了它的安慰和支持。
不过，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在使马克思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复杂路线中，这个论断——它导致了俄国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合理化——只是来自分化出了黑格尔的激进追随者的一场大辩论，那是一场关于克服异化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找到了最基本的、不过尚未得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起源，以及这种思想向着狭隘的经济观念的转变，那个观念迷惑了几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人物。
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是一种人的自我意志状态，在其中人的“本质”将归他自己所有——在其中他可以重新获得“自我”。但是人是被“孤立”于他的本质的，并且同两种似乎是与世俱来的状态联结在一起：必然性和异化。必然性意味着依顺自然和接受自然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既在自然资源的各种限制的意义上，又在身体力量的各种限制的意义上。异化，从其原初的释义上讲，是把“自我”激进地分解为行动者和物，分解为千方百计地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和被他者所操纵的客体的过程。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也许，人将克服必然性并且征服自然，但是他怎样才能克服主体和客体之间这种令人不可捉摸的分离呢？从语法结构上以及从生命的构成上讲，异化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对于自我来说，个体不仅是一个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主我”（“I”），而且是一个“客我”（“me”）、一个客体，它的同一性是由他者赋予给“客我”的图画建立起来的。因此，完全自由的状态，在其中自我只寻求成为一个“主我”，一个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对事件进行制造的人物，而不是受他者设置的人物，是一种表面上不可能的状态。在主体和客体、“主我”和“客我”这种无法还原的二元论面前，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实现其成为“自我意志者”的目标呢？
马克思最初的教师和朋友之一布鲁诺·鲍威尔觉得，其解决办法在于发展一种“批判的”哲学，那种哲学将揭示人类关系的“秘密”（即隐藏在社会行动背后的真实动机）。鲍威尔说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个世界，既不留意他们的道德原则和信念的来源，也不留意它们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来源；它们是由世界“决定的”。不过，通过让所有的信念屈服于“批判”，人们将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将重新复归于他们身上，并为他们自身所拥有。因此，二元论的克服将通过自我意识的完成而实现。
马克思起初对费尔巴哈在黑格尔的抽象体系方面所取得的实际突破给予了充分肯定。费尔巴哈试图把所有异化的根源确定在宗教迷信和崇拜上。他说道：人是受束缚的，因为他把自己的感受性放在第一位，并且让它屈从于外在的客体或精神，屈从于他称作神圣的东西。克服异化的办法在于把这种神圣性重新返还给人，通过一种关于人的宗教而非神的宗教，通过一种自爱的宗教，人重新达到了自我统合。批判的职能——运用异化或自我疏离的激进工具——在于以人类学取代神学，在于废弃上帝的神圣地位而确立人的神圣地位。费尔巴哈说道：人与人的关系，将不得不建立在我一你基础之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马丁·布伯借用了费尔巴哈的这一用法，并把它用于宗教的目的。哲学将把矛头指向生活；人将从“抽象的幽灵”中解放出来，并且将从迷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对宗教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攻击同样是对所有现存制度的尖锐攻击。但是除此之外，在黑格尔左派的头脑里，异化的观念还产生了一些更加激进的后果：它开启了现代性的阶段，并且引发了哲学史的直接断裂。在古典哲学中，理想的人是思辨的人。
无论中世纪还是向现代的转折性阶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都做不到完全地让自己同斯多亚的理想一刀两断。甚至在《浮士德》中给了我们以第一个现代人，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人的歌德，也把其关于人类理想的道德形象追溯到了古希腊。无论怎样，在讨论自由的时候，黑格尔引进了一个新的原则，行动的原则。为了实现“自我”，人必须千方百计地从行动上克服束缚着他的主客二元论。在行动中，人发现了他自身；通过选择，他规定了他的品格。对黑格尔来说，行动的原则仍然是抽象的。
在费尔巴哈那里，尽管异化的原则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异化的根源被确定在宗教领域里，但是这种抽象性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费尔巴哈只是谈到了笼统的人、一般的人。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激进而新颖的强调，行动被给予了具体性。通过劳动，人变成了人，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因为通过劳动，人丧失了他的孤立性，并且学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或合作的生命，并因此了解了他自身；通过劳动，他还能改造自然。
在从劳动方面来探索人的异化的过程中，马克思曾经迈出了把哲学建立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的革命性步骤。那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步骤。通过那个步骤，马克思把自己从抽象的概念中“解放”了出来。作为一名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劳动的异化。在劳动过程中，人把自己具体化为客观的物（即，具体化为融人了他的劳动的产品）。这是劳动（0re），是“凌驾于他之上的异化的和敌对的世界”的一部分。劳动是被迫的。
在劳动过程中，人是“被统治的，受到了另一个人的强制和役使”。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自由状态。在那种状态下，通过自由的、自觉的、自发的创造性劳动，人将改造自然和自身。但是是什么阻碍着人达到这种自由状态呢？由于在劳动的异化状态下，人丧失了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并且丧失了对于劳动的产品的控制，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回应黑格尔的答案是清楚的：异化的根源归根到底来自财产制度。（宗教是蒙蔽这一事实的鸦片，因此费尔巴哈的分析是次要的。）在劳动组织中——在劳动成为一个社团的过程中——人变成了一个被他者所利用的对象，因此无法从他自己的活动中获得满足。并且通过成为一件商品，他丧失了他的认同感；他丧失了“他自身”。【如摩里斯·瓦特尼克向我指出的那样，有关术语异化的某些混乱是由于马克思是在两层含义上使用它的，也可以说，是在允许作出两种解读的方式下使用它的：一种是陌生于世界的我们当代的心理意义和感觉，一种是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意思，它隔离于在历史的未来中人从观念上所处的状态。】
非同寻常的是，马克思采用了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一个本体论事实的概念，并且赋予它一种社会内容。【在另——个极端意义上，克尔凯郭尔也从黑格尔引用了异化的概念，并赋予它宗教的内容。因为人，借助理性行为，无法克服主体一客体二元论，世界永远地是完全荒谬的。因此，在世界上，人是永远地受束缚的；只有通过信仰的跳跃，在承认超越他自身之上的某种宗教意义的过程中，人才可能找到与该绝对的某种和谐。】作为本体论，作为终极状态，人只能接受异化。而作为扎根于特定历史关系体系中的一个社会事实，异化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关系而得到克服。
但是在缩小这个概念范围的过程中，马克思冒了两次风险：其一是在财产私有制中寻找异化的根源；其二是通过如下观念引入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思想：一旦财产私有制被消灭，人将立即获得自由。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从这些结论中引申出了“庸俗的”含义。因此，这些步骤值得仔细追溯。
为什么人们会变得一无所有呢？这个问题引导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学是哲学的实践方面，它将揭露异化的秘密，而且他已经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找到了那种异化的物质表现：剥削的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发展，当时马克思已经26岁。这部手稿是一部“人类学”著作，它讨论了人的本质，无论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一部重要文献，因为它是从早期马克思的左派黑格尔主义向我们后来逐渐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桥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异化的最初概念化表述是以劳动（而非抽象的精神或宗教）为基础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财产所作的初步分析。在分析财产过程中，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哲学范畴向经济学范畴的这种直接转变是极其重要的。
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在探讨人类被剥夺其潜能的途径。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宗教是导致人自我异化的工具，因为在宗教里，人的真实“自我”外在化了。不过，对于马克思来说，“自我”观念是一个过于抽象的观念。他在劳动的本质中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是在探讨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他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中，个体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在工人和雇主的接触中，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协议。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个人糊里糊涂地成了异化的和受奴役的人呢？马克思在货币那里找到了答案。货币是最客观的价值形式。它表面上是中立的。像仆役对待主人那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之所以具有直接服从的义务，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凌驾于他之上的权力的来源。但是一个为了获取货币而出卖劳动力的人可能会自以为是自由的，劳动者的产品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抽象化”为货币，并且经过交换体系，从他那儿“被抽象出来”。
货币是黑格尔曾经空洞地称作“精神”的哲学抽象与商品过程的具体化，商品过程是劳动者赖以以他的劳动换取货币的手段。劳动者由此被剥夺了自由，他不知道“剩余价值”正由此从他身上被榨取出来。这是马克思对由黑格尔提出的关于异化根源的最初难题所作出的具体回答；这是让黑格尔回到大地上来的手段。这样，正如宗教之于费尔巴哈那样，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工具，借助于那个工具，人的价值才在人之外得到了“投射”，并且获得了既独立于他又高于他的一个存在。【它是一种隐藏的机械论的货币观念，人们是通过货币才受到剥削的。这种货币观念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对在经济社会中的犹太人所作的分析；在教条主义的观念中，这凿分析也成了在俄国革命初期企图完全消灭货币的根据。】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异化理解为是一个个体在劳动中丧失其表现自我能力的过程，然后把它看作是剥削，即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剩余产品的占有。因此，实际上包含着社会心理条件的哲学表达被转化成了一个经济范畴。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现了黑格尔“难题”的答案之后，马克思暂时把哲学抛诸脑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经信手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个大部头著作中完成了对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并且，（除了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偶尔有所涉及以外）两人都没有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直到40年以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恩格斯应德国社会主义理论杂志《新时代》的邀请，对由后来成为著名人类学家的C·N·斯塔克著的一部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撰写一个评论。恩格斯勉强表示了同意，撰写了一个长篇评论。两年以后，经过少许扩充，它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名的小册子形式出版。在写这个书评的过程中，恩格斯回顾了马克思的一些旧手稿，在这些手稿中间找到了一篇草草地标以“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个提纲”的文章。由于总共没有几页，恩格斯便把它作为“附录”一起发表。在单行本序言里，恩格斯提及了一个大部头手稿（甚至没有提到它的题目《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说由于出版商不愿意，它没有出版。恩格斯说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老鼠的牙齿的这种批判是极其实在的，因为确实有许多页被老鼠完全咬掉了！）
但是同样清楚的一点是：作为年轻的哲学学者，他们同其他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的争论必然带着“自我澄清”的目的，希望把它转化为具体的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这使得早期的哲学问题对他们来说日益丧失了实际意义。1886年2月，恩格斯在致他的美国翻译家弗·凯利一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顺便提到了他在1845年写的著作：“我的那本旧书里有许多半黑格尔式的语言，不仅无法翻译，而且甚至在德文中也已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
除了《神圣家族》以外，无论马克思在世时还是恩格斯在世时，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都没有得到出版。《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嘲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两位兄弟的一组充满激情而又包罗万象的檄文。鲍威尔兄弟及其朋友结成了“神圣家族”。【《神圣家族》第一部分的副标题是“批判批判的批判”，它揭露了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论贫困著作的莫须有误读。这本书接着一下子跳过去去详细地分析欧仁·苏的《巴黎之谜》，并且通过曾经用这部著作去论证这种“批判的方法”的一位鲍威尔的支持者，揭露了这部著作——关于巴黎病人和可怜人的论述——中存在的莫须有误读。最后一些章节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兴起。在其浓重的反讽性语气中，马克思给其论敌涂上了一层厚重的宗教色彩。不仅鲍威尔家族被称作“神圣家族”，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麦克斯·斯蒂纳为“圣麦克斯”。尽管马克思从其同行中吸取了绝大多数观念——从鲍威尔那里吸取了自我意识观念、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了异化观念、从摩西·赫斯那里吸取了共产主义观念、从蒲鲁东那里吸取了贫困的阶段观念——但是他不满足于只是综合这些观念，而是不得不通常是不可理喻地攻击所有这些人，从而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见解显得是全新的见解。】重要的注释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否曾经留意过它们的内容仍然不得而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异化的任何一个问题。每当他们处理哲学时，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主要关心的只是简单地替唯物主义观点作辩护，反对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异化观念的“重新发现”得归功于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卢卡奇确实对黑格尔很有兴趣。由于它同浪漫主义的自然亲和力，在德国社会学中，尤其在做过卢卡奇的教师的乔治·齐美尔的思想中，异化观念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齐美尔在写到现代人的“匿名”时，第一次到工业社会中去查找“异化”的根源。通过把人“分解”为一组孤立的角色，工业社会摧毁了人的自我同一性。后来，正如弗洛伊德那样，齐美尔拓展了这个概念，把异化看作是人的创造力和社会制度压力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在1927年的《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把人的不幸看作是本能需求和文明压制之间的紧张的必然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卢卡奇开始研究马克思。他从马克思“追溯”到了黑格尔。他把劳动异化看作从绝对观念到人的自我异化的派生物。
考茨基一列宁那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科学的与道德无关的社会分析。但是在卢卡奇的解释中，马克思对社会的经济分析是另一回事。如摩里斯·瓦特尼克指出的，它变成了“一个道德哲学家”的工作，那个哲学家“声称人的存在的未来带有世俗末世学的特点”。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作出的解释，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抨击为唯心主义。卢卡奇很快受到了莫斯科的批评。这本书受到了查禁，这不是因为它对于异化的讨论，而是因为它以拐弯抹角的形式合理化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中的精英地位，合理化了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为表面屈从的需要。但在共产主义的知识界里，这部著作获得了私下的赞誉。
20世纪30年代初，卢卡奇流亡德国，后到苏联寻求庇护。在那些论文发表11年之后，他被迫再一次摒弃了他的著作，这是一次奴颜婢膝的自我厌弃之举。
当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被发现并终于得到出版的时候，卢卡奇满意地发现他已经多么准确地重构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但是这不能使他免于受到攻击。实际上，显著的一点是，在欧洲的最近几年里，受到卢卡奇的启发，新马克思主义整个学派都返回到了关于异化的早期学说，以便为对马克思作出新的人道主义解释找到根据。如果把这一尝试看作是寻求一个新的激进的社会批判的一次尝试，那么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尝试。但是在某种程度I-_——并且它似乎更像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制造新神话的一个形式，以便向马克思的象征靠拢，因此它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它是早期的马克思，但是它不是历史上的那位马克思。历史上的那位马克思其实已经摒弃了异化观念。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其具有黑格尔的含义，这个观念是一个过于抽象的观念。并且，由于它具有像诸如“人的状况”之类的心理学回音，它又包含着太多“唯心主义的”含义。对马克思来说，疏离不得不立足于具体的社会活动之中；马克思觉得，他已经在剥削观念中找到了答案，即异化的根源在于经济后果。
在从“哲学”转向“现实”的过程中，在从现象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自我异化发生了转变：人作为“类的人”（即大写的人）被划分成为人的阶级。惟一的社会现实不是大写的人的现实、个体的现实，而是经济阶级的现实。个体及其动机是无关紧要的。可以被转化为行动的惟一意识形式，可以解释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识形式，是阶级意识。
在写于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我”观念已经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了。马克思于是嘲笑黑格尔左派谈论“人的本质、一般的人的本质，那种人不属于阶级，不具有现实性，只存在于哲学幻想的王国里”。在《共产党宣言》里，这种攻击具有更加明确的甚至毫不留情的冷嘲热讽的形式。马克思说道：德国著作家“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马克思在嘲笑他以前的哲学同志时轻蔑地讲道：“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
但是，当论述（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中说的那样）不存在“为每一个孤立的个体所固有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阶级中的时候，他便引入了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新的抽象。在写于1867年的《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比任何别的观点，都更不能要任何个人对这各种关系负责。”
这样，个人责任转变为阶级道德，个人活动的意义转变为非人的机械论。【有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社会学家如刘易斯·科色尔坚信：这样的主张是对于角色理论的预期，角色理论探讨了个体以特殊方式去行动以便实现其作为资本家或工人角色的各种驱动力。但是这种说法对这种主张作了太多的发挥。】
我们由此可以迅速地对这个论断作出概括。在其早期哲学著作中，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看到了异化或自我感的失落主要源自劳动而非意识的抽象发展。在劳动组织中，人变成了任由他人摆布的“手段”而非自身的“目的”。作为异化劳动，存在着双重的失落：人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控制。这个包含双重含义的观念在晚期马克思那里多少得到了表现：对劳动控制的丧失被看作是不人道的，它由劳动分工所促成，并被技术所强化；作为剥削，产品的丧失是因为人的劳动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被雇主所攫取。但是尽管在《资本论》中对劳动的非人性以及劳动的片段性作了创造性论述，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是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同后来的社会学家一样，马克思以为对于非人道的劳动的解决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减少、劳动自动化和闲暇时间的增加。《资本论》的核心问题变成了：由私有制所产生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而不是由技术所产生的各种过程。非人性是技术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在《资本论》关键的一章中，即在讨论“商品拜物教”那一章里，马克思千方百计地想要揭示剥削的过程：即在复杂的交换过程中，尽管劳动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是剩余价值仍然被从劳动者身上榨取了出来。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剥削制度也将随之消亡。每当批评家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剥削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便胸有成竹地作出了如下回答：权力起源于经济权力，政治机构只是经济权力的一个行政上的延伸；一旦经济权力得到了社会化，人剥削人的基础也将随之消亡。于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合理性就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