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平壤附近的顺安郡守黄瑗给都元帅金命元发了一份信，信里说日军主力向汉城收缩，目前平壤已近乎空城，甚至有被掳走的女子站在城头，深情呼唤朝鲜士兵去解救（《寄斋史草下·壬辰录三》）。
朝鲜的一切军情都向明军公开，所以祖承训也看到了。他读完以后，大喜过望，不费力气却能克复首都，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立功机会么？
他兴高采烈地点齐人马，准备出发。这时候柳成龙和金命元赶紧跑出来，拽着马头齐齐劝阻。
朝鲜不是一直希望大明快点进兵么？怎么他们也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一场大雨。
时值朝鲜夏季，雨水繁多。从七月十四开始，定州到平壤之间开始下起连绵大雨。柳成龙等人对朝鲜天气再了解不过，知道这雨一下起来，没完没了，而且会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这种气候条件下进兵，无论作战还是后勤，压力都非常之大，实在不是个好选择。而且大明的辽东军是以骑兵为主，这天气朝鲜的两条腿后勤显然跟不上大明的四条腿骑兵。
面对朝鲜人的阻拦，祖承训在马上哈哈大笑，一扬马鞭：“我在辽东的时候，经常率领三万骑兵，歼灭十万鞑子都不再话下，何况这些狗倭寇！”压根不听劝说，执意进兵。
柳成龙一看拦不住这位大明天将，只得也让三个朝鲜向导营随军出发，派急使通告各地按照补给计划抓紧运粮。远在义州的国王李昖听了柳成龙的汇报，无可奈何，吩咐礼曹官吏祭告山川，祈祷天气赶紧晴朗起来。
兵曹判書李恒福是朝中最铁杆的亲华派，可就连他听说祖承训出兵以后，都满脸忧虑，摇着头说祖承训这个人，性子如此急躁，又没什么谋略，我看这次要完（《再造藩邦录》）。
从定州到平壤，一共有四百里路，又适逢大雨，道路难行。祖承训在七月十四日出发，一路风驰电掣，这回他是强行军了，一天时间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在七月十五日傍晚赶到了嘉山。
到了嘉山以后，祖承训又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前线传回的一份战报，说宽奠堡守将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在顺安阵亡。（《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十四日）
这里是日朝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佟大刚作为大明的军事观察员，一直在此与朝军并肩做战，传递了大量情报回辽东。他的战死，说明日军开始重新变得活跃起来。
这份战报根本没引起祖承训的警觉，他特意问当地人平壤城的情况。当地人告诉他，城里仍旧还有日军在。可由于之前的朝鲜情报误导，祖承训断定是少数日军，大喜过望，举酒向上天致谢，说这是天意让我成功啊！当下也不休息，继续催促进兵，连夜赶路，一天一夜突进一百八十里，赶到了顺安县城。
顺安是平壤的门户，距离平壤只有六十里路。后世的平壤国际机场，正设在这里。
抵达顺安之时，明军已成疲惫之师。史儒建议说大军连续赶了三天路，已经疲惫不堪，不如就在顺安休整一下，次日再进军不急。祖承训有些犹豫，军事常识告诉他史儒说的是对的，可他又担心错过攻城良机，最后好胜之心作祟，还是决定继续前进。
从顺安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开始天降大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几乎看不清路。道路被雨水灌成了泥浆地，许多骑兵的马匹都泡坏了蹄子，稍微一登坡就裂开，再无力疾驰，只能更换马匹。
史儒见势不妙，再次建议撤军。祖承训沉吟了一下，这回倒是没有独断专行，他找了一个算命的。
辽东将官有些非常迷信，尊崇以关公为首的各路神明，他们会随军带上一两个信得过的算命先生，以方便在阵前卜占吉凶。祖承训带来的这个算命先生，叫王蛮子。算命先生一向最擅于察言观色，王蛮子早看出祖承训急于进兵建功的心理，自然要顺着他的话说，装模作样地卜了一卦，然后告诉祖承训：“别撤，本月十七日正是大吉的日子，利于攻城。”
祖承训听了大喜，传令全军连夜疾行，顶风冒雨。为了防止走散，他把部队重新整编了一下，让前军史儒部分出五哨人马，每哨由一百名朝鲜士兵为先导，向平壤疾去。
终于，在七月十七日凌晨时分，明军先锋赶到了平壤城西侧。朝鲜军从来没经历过这么艰苦的行军，五哨向导居然跑散了四哨，奇怪的是不认识路的明军一路都没跑散。好在平壤城也近在咫尺，不需要他们再指路了（《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
在飘摇的雨中，祖承训眯着眼睛，看到了平壤城那巍峨的城墙。
“打下城池，再吃早饭！”祖承训威风凛凛地下了命令。
而此时日本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茫然无知。
第九章 败北
祖承训是个彻头彻尾的辽东军人。
他的十世祖先祖世荣本是安徽人，当年跟随朱元璋在滁阳起兵，担任他的贴身侍卫，是从龙之臣。后来徐达北伐，祖世荣随军北上，遂定居在辽东蒲兰。祖世荣之后，祖家历代一直在辽东军中，俨然已成为军人世家。到了祖承训这一代，他作为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家丁，跟随李成梁与蒙古作战，表现出众，于是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副总兵的位子。
祖承训不算是最成功的，不过他有个儿子，以后的名气远远大过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叫祖大寿。
那个时代的辽东军人，打起仗来嗷嗷叫，抢起东西来也是嗷嗷叫。辽东复杂、残酷的形势赋予了他们复杂的性格，让他们变成了明军之中少有的悍勇之师，却又有残暴、贪婪的一面。这些军人既有深入敌疆浴血杀敌的功勋，也干得出杀百姓冒领军功讨赏的恶行。
辽东军的残暴名声，让朝鲜人心存忌惮。早在讨论向大明求援时，就有大臣不无担心地提出来，说朝鲜就剩下这么一片干净地方，如果让辽东军来了，以他们的军纪，只怕朝鲜除了地也剩不下什么了。
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辽东军来说，声望、道德什么之类的，远不如实在的金银财宝来得重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祖承训日夜兼程，要第一个拿下平壤城，成就不世伟业。
平心而论。祖承训疯狂赶路的举动，固然有掺杂着自私的功利心，但从兵法的角度来说，并不为错。既然知道日军主力不在，那么兵贵神速，尽快夺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更何况，祖承训在顺安冒雨强行军的行为，明军其他将领想不到，日本人更不会想到。战争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是不去作敌人认为你会作的事情。当年邓艾偷渡阴平、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是在绝对想象不到的地点和时机出击，收获全功。
有这些先辈的光辉战例作为背书，祖承训今日想重现一次经典。
踌躇满志的祖承训策马来到平壤城前，手搭凉篷远远望去，看到远处的平壤城头旌旗飘摇，却没有一个守城的士兵，心中突生疑窦。
在这里，有必须作一点简单的考证。
对于祖承训军究竟抵达平壤的哪个城门，史料记载不太一样。《朝野佥载卷》、《惩毖录》、《再造藩邦志》等史料记录的是明军从七星门入城。而《寄斋史草》里却说明军是自普通门而入。不过所有的材料在这里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城头没人。但另外一本《乱中杂录》，却简略地提及了明军进攻平壤城门时经历了一番战斗，才破城而入。《宣祖实录》二十八卷壬辰年七月二十二日里提到过，祖承训曾在西门结阵。
先说平壤城。这城分为四城：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
外城以牡丹峰为北部顶端，循普通、大同二江的走势把平壤城裹起来，形成两边环水，一侧枕山的态势。外城严格来说，只是城郭，没有城墙。真正的城墙要从中城开始。中城之内，还有一圈内城城墙。在北部，还有一道北城城郭，环绕牡丹峰一周。
普通门位于中城西侧，因流经此地的大同江支流普通江而得名。七星门位于内城东北侧。这两个门，并不是同一圈城墙的通道，而是一内一外，一西一北。
综合这些说法，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祖承训的部队从顺安抵达平壤以后，先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进入中城，然后再绕行至北方，抵达七星门外。
这条路线意味着，当明军大摇大摆通过平壤外城与中城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阻挠。
外城看不见守军，这个可以理解。平壤的外城周长有三十二里，如果守城部队兵力太少，往往会干脆放弃外围阵地。但日军居然连中城都无人把守，这便可堪玩味了。
要么是日本人故意设下的圈套；要么是日本人麻痹大意，根本没设防。
相信任何人面对这种状况，都要心中生疑。祖承训久经阵仗，这点警惕心自然是有的。他率军连过两道城墙，不见任何守军，不免狐疑。可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祖承训命令继续前进，但同时往平壤城附近撒出许多斥候，严密监视城中动静。
主力陆陆续续都集结到了七星门外，这次他们终于看到了日军守军。祖承训一声令下，五千人马一齐呐喊，声威震天。朝鲜军与明军围住七星门，箭矢如同泼水一般朝城头飞去。《乱中杂录》记载的“喊杀连天，矢石如雨”，应该就是指在七星门前的战斗。
负责镇守七星门的，是第一军团副将松浦镇信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定，年轻人才二十一岁，所以身旁还跟着松浦家的一位老臣子日高喜，以及三百人的部属。当明军突然出现在城下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日军立刻大乱，日高喜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地战死沙场，松浦源次郎定依仗着手脚麻利，侥幸逃脱。
日高喜的战死，是一个略带喜感的误会。
日军此时在平壤城中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少，主将小西行长虽在，可主力都分散在平安道，疲于应付各路义军，还得肩负着从后方督运粮草辎重的重任——李舜臣已经掐断了海上运补线，日本人只能走旱路翻山越岭——所以这个时候平壤城内的日军总兵力，应该只有五千人或者更少。
小西行长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觉察到明军的行动了，可他手底下的兵力不足以出城迎击，因此便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主动出击，打掉了大明、朝鲜在顺安设下的耳目——佟大刚即在是战中阵亡——使来袭的明军无法得到平壤城的真实动态，然后迅速退缩到城内，弃守外、中二城，示敌以弱，把真正的杀着留在了内城。各门守将接到的命令是，一看到明军袭来，马上后撤，不必恋战。
松浦源次郎定和日高喜也接到了这条命令，但他和其他日军将领没有想到的是，祖承训来得太快了。
按照日军预计，明军怎么也得十八、九号才能赶到，没料到祖承训一路催促着，明军趁夜冒雨，在十七号便赶到了平壤城下。
恰好十七日的清晨又是个雨天，视野受到了很大限制。烟雨濛濛，没人发现明军已经靠近。
所以当明军从雨中冲到七星门城下时，日高喜还没作好任何诱敌的心理准备。明朝联军的第一轮箭雨，便把这个倒霉鬼送进了西天。可以这么说，他的阵亡，纯粹是因为敌人没有严格遵守时刻表的结果。
据说日高喜的遗体被送回日本国后，还死不瞑目，一直闹鬼作祟，成为壹歧地方的著名鬼故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谁在这种场合阵亡，都不会甘心吧。
日高喜的阵亡，证明了第一次平壤城之战本质上属于一场遭遇战。日军并没有成竹在胸，坐等明军踏入陷阱——事实正好相反，在明军进攻的初期，日军根本毫无防备，还一度陷入了混乱。
如果小西行长从一开始就设下圈套的话，根本没必要让松浦家承受这么大的风险，赔上一员老将和一名亲族。
明军阵斩日高喜，吓退了松浦定，一时间士气大振，很快便驱散了七星门的守敌。但祖承训这时候仍旧没动，打的这么轻易，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还想再等等。
他还想等，日本人却不想再等了。就在七星门饱受攻击之时，大同门的守军害怕了。
大同门位于内城东侧，与内城东北的七星门距离很近。这里的守军看到同伴猝然遇袭，慌不择路，打开了大同门朝外跑去。大同门外有一个瓮城，外接通往开城的康庄大道，位置进可守，退可逃。
大同门守军的出逃，究竟是日军一早策划好的诱敌策略，还是日军确实想逃跑，已经无从判断，但这个举动，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大同门守敌的出逃，很快被明军斥候侦知，迅速回报祖承训（《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祖承训见到敌人开城跑了，原本的疑心尽去。他大手一挥，史儒率领一千余名辽东铁骑一口气冲到城下。七星门的大门本来也没锁太严实，被明军几下子捣开了。大军一涌而入，松浦家的几名家臣试图抵抗，立刻便被格杀。
压制了七星门之后，祖承训让朝军在门口等着，然后吩咐史儒一马当先，杀入平壤内城，紧接着是戴朝弁部和祖承训的主力，鱼贯而入。明军选择的第一个城内建筑，是位于城市东部的大同馆。这倒不是这里的战略价值有多大，而是每次大明使者前往汉城路过平壤时，都会住在这里，明军路熟……
到了这个时候，祖承训终于放心了。他在辽东见过太多城池和堡垒的陷落，当攻方的步骑杀入内城后，守军便无法再控制局面，胜负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祖承训甚至不再担心守军还有什么圈套。到了这份儿上，什么圈套都没意义了。任何已知战法，都不可能在这种局势下翻盘。
问题就出在这儿。
这个世界上，还有祖承训不知道的战法。
那个时代的明军，和日军一样，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但两支军队攀升的科技树不太一样。日本是岛国，资源少，因此更重视火枪，也就是日本人说的“铁炮”的研发，他们制造出的铁炮小巧方便，几乎超过了同时代欧洲；而大明对这种单兵火铳的兴趣没多大，却对大炮这尊战争之神情有独钟，不断开发各种型号的大口径火炮。两支军队喜欢的尽管都是“炮”，其战术内涵却大不相同。
祖承训出身辽东，他耳濡目染的热兵器作战，大多是守城时大炮对着城外猛轰，要么是攻城时大炮对着城内猛轰，这种火炮战法无比犀利。大明骑兵的战法更有风格，虽然装备有弓箭和砍刀，但最主要的作战武器也是火枪。不过这种火枪和日本的铁炮大不一样。这种火枪长得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火枪，它的名字叫三眼铳，一般是大约一米二长的铁棍，头上三角形焊合了三、四十厘米长的三个火铳管。在作战时，骑兵冲锋进入射程后，连发三记火铳，等这三发打完，他们也就冲到了敌人面前，这纯铁铸造的三眼铳直接就是杆三棱铁锤，砸起人来非常之疼，堪比闷棍（《兵录》）。辽东军常年交战的敌人盔甲厚实，哪怕刀砍枪扎皆不能入，用这种三眼火铳去楞砸就能发挥奇效——可想而知这玩意儿有多沉重了，整个儿就是一个大铁疙瘩，近身格斗利器。
问题在于这东西下雨天就不太好使了，在没有遮挡和阵地的时候，别说弹药的干燥了，就是点火都别想。尤其还在马上，更没辙。
无论是趁夜奔袭还是强攻七星门，祖承训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已经作出了最好的抉择。我相信同时代的任何明军将领身处在此，也不会比祖承训做得更好。目前的局面，他想象不出日本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
他唯一犯的错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漏算了日军的铁炮。
比这还更要命的但不属于他的错误的问题——是城内的日军有遮挡和掩护，他们压根不存在辽东骑兵那种下雨天无法随时开枪的问题。他们可以随时开火，一直开火。
大明虽然跟倭寇交手多年，但倭寇不象大名的正规军有成建制的铁炮部队，即便是江浙的明军，对日本铁炮也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许仪后、郭国高等人的情报虽有提及，也缺乏直观印象，很难引起高层的特别关注，更不要说把这种战术情报传递到遥远的辽东了。
祖承训在抵达朝鲜以后，根本没有与曾跟日军交手的朝鲜军人交流过，对于日军的铁炮战术认识不足，还停留在大明炮铳的概念上。他无法想象单兵铁炮在狭窄巷道内齐射的威力。
其实此时的日军，也相当惊恐。明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许多士兵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种心态很常见，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并按照这个预期来作计划。一旦发现事情与心理预期不符，人们往往会出现一段时期的心理不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比如说告诉一个学生三天以后考试，然后在第二天突然通知他考试提前了，即便这个学生已经复习好了功课，他肯定还是会惊慌失措。
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不适，但心理素质好的人会迅速恢复正常，并采取相应策略。小西行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很快便恢复了镇定。咱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军也已经入城，那还慌张个屁！赶紧动手是正格。
不得不说日军士兵的素养是相当高的。指挥官既然下了命令，很快他们便按部就班，进入预设阵地。日军铁炮手和弓弩手纷纷隐藏在大同馆附近街道两侧，藏身木屋楼台等制高点。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来隐蔽自己行踪；二来居高临下；三来有屋顶遮蔽，雨再大也不影响火器射击。
日军的埋伏部队里，既有铁炮，也有大量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朝鲜人，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平壤城内为日本人卖命，数量还不少，是一支由朝奸组成的皇协军。朝奸太坏了，帮着鬼子打大明天军。
平壤内城是按照大明城池的样式修建，四面城墙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城内是棋盘布局。因为欠缺规划的缘故，平壤城里的房屋杂乱无章，街道十分狭窄，两侧多为一二层木屋，屋檐逼仄，宛若迷宫。明军与朝鲜军只能排成纵队前进，分别从多个街道前进。
骑兵在这里没办法奔驰，马匹没法展开四蹄奔跑，而且屋檐太低，骑士很容易会被刮伤。
当明军的大部队越过大同馆之后，日军一声令下，数百挺铁炮齐发，弓弩乱射。
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中，突然遭遇敌人居高临下的重火力打击，再精锐的部队也要陷入混乱。明军先锋一下子被枪林弹雨淹没，平壤街头霎时血流成河。这些不幸的士兵甚至没办法转身逃跑，因为士兵和马匹在大街上挤成一团，把狭窄的街道堵得死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如果只是单纯的弓箭袭击，明军部队尚可以凭借马匹为依托，强行突破。但铁炮的穿透力远在弓箭之上，在这种狭窄街道里，无论是坐骑还是甲胄都无法阻挡。铁炮声一响，胜负便已经注定。
冲在最前面的史儒勃然大怒，他没料到敌人如此阴险。他的部队已经冲到了箕子庙，正好位于平壤城制高点乙密台的打击范围，承受的打击也特别大，瞬间就伤亡过半。
这位辽东大将掂过一支三眼火铳，观察了一下形势，发现箕子庙旁松林茂密，当即以其为依托，登高与敌人展开对射。（《再造藩邦志》、《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三十日）
可惜昨天在顺安淋了一夜的雨，明军身上携带的火药早被湿了个精透，只有个别几把火铳还能使用，其他的全变成了铁锤头。没关系，锤头就锤头吧，能杀鬼子就是好兵器。
日军足轻一见偷袭得手，立刻一涌而上。史儒的三眼火铳精度和威力都比铁炮差，但声势惊人，他与部众死战不退，有枪的放枪，有刀的扔刀——弓箭在下雨天也大都不能用了，所以只能飞刀飞枪了。日军的近身攻势一时间居然被遏制住了，松林中陈尸累累。
可惜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史儒的英勇表现很快就成为了战场的焦点，附近制高点的日军纷纷瞄准他，十几把铁炮霎一通乱放。史儒身中十几弹，直挺挺地跌落在地，当场壮烈牺牲。
他的同僚戴朝弁仅仅只比他多活了一会儿，同样也是中弹身亡。随即千总张国忠、马世龙也相继阵亡，他们都是在不同地点被日军狙截。明军先锋部队的指挥系统，甫一开战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先锋官尽皆战死，失去指挥的明军士兵更加混乱，一片人仰马翻的哀鸣声。前军的混乱很快传染给了所有入城的部队，整个军队的队形大乱。隐藏在四面八方的武士、足轻也纷纷涌了出来，提刀架枪，把明军截成了无数个首尾不能相顾的小段。
祖承训在这个时候慌了，他在队列的中后方，刚刚走过七星门，暂时还没承受最大密度的打击。但枪炮声越发响亮，说明在歼灭明军先锋以后，日军的铁炮部队已经开始朝这边移动。
埋伏在牡丹峰上的日军也都纷纷抬起头来，居高临下地收割着七星门附近的明军生命。
面临绝境的祖承训，选择了为将者最失败的一条路：临阵脱逃。他拨转马头，转身就往七星门外跑，祖承训的副手张世隆紧紧跟随着主将，结果走晚了一步，身中一弹，没走出去几步便从马上跌下来，活活摔死。
主帅一逃，士兵们更加混乱，纷纷扔下武器，没命地朝城外跑去。郭梦征负责殿后，他一见城内枪声大作，败兵涌出，便知不妙，也返身逃跑。明军一溃，朝军更抵挡不住，也一哄而散。
幸亏这时候七星门还在明军的控制之下，不致于变成瓮中捉鳖的局面。祖承训和惊慌的士兵们涌出七星门，再折向西边的普通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
普通门正对着普通江，附近的土地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已被浸泡成了泥沼。先前明军入城井然有序，尚还不觉什么，这时候仓皇而出，慌不择路，许多人竟被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杀死。
小西行长率军大出，衔尾追击，一直追出好远才得意洋洋地收兵回城。明军本来打算攻下城池再吃饭，因此炊具都捆缚在马背上，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铁锅饭釜扔了一路，全被日本人捡了便宜。（《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
祖承训退出平壤城后，一路狂奔，跑得比来时还快。一天之内，他跑了三百多里路，只身回到了安州地界。到了安州以后，他碰到了朝鲜翻译官朴义俭。朴义俭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
祖承训这时扯了个谎，说前头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惜史儒战死。现在雨下得太大了，战事无法继续，他要回大明多叫些人过来。
他为何要撒这么一个转眼就会被戳穿的谎呢？
不是顾虑个人面子，而是怕回不了国。明军进军之时，朝鲜人在晴川江和大定江搭起了两道浮桥，方便大家能南下。如果平壤兵败的消息传来，朝鲜人担心小西行长挥师北上，第一时间将浮桥拆掉，把自己退军的道路断绝。到那时候，可就全完了。所以他又叮嘱了一句：“你们千万别撤浮桥啊。”（《再造藩邦志》）
祖承训渡江之后，在控江亭等了两天，收拾败军。清点了一下，明军伤亡十分惨重，将领只有王守官、郭梦征几员还健在，幸存的部下士气全无。这些明军士兵没地方住，没东西吃，都开始骂祖承训。祖承训无言以对，谁让自己打输了呢。
明军在平壤城的损失，历来估计不一。有说三千人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有说伤亡了三分之二。在半年后李如松在平壤取得大捷之后，明军伤亡报告传回义州。朝鲜国王李昖说了一句话：“之前祖总兵打了败仗，实际死伤并没多少，结果中朝却传言说全军尽墨。这次咱们别着急说，先数数清楚再说吧。”（《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日）
据此推断，祖承训部队的伤亡并不很大。其实也可以理解，前方直接接战的部队肯定伤亡很重，但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展开的后续部队，是成纵队前进的，前军接战败亡，后面退出的部队应该是大部分。关键在于这是个败仗，四员带队大将战死两员，于是在明朝本就简略之极的记载里，就成了全军尽墨。
听说败战传来，柳成龙一肚子气，他殚精竭虑整顿出如此周详的补给计划，本指望明军能拿下平壤。想不到祖承训如此不争气，一下子就把买卖给赔光了。他敢怒，却不敢言，还得指望祖承训继续作战，只得拽着祖承训马头，苦苦劝说道：“将军您就算不为我们小邦着想，也得为大明想想啊。”
祖承训此时知道就算自己肯留，手底下这批士兵也别指望能继续作战，执意要走。他带人一路北撤，连义州也不进了，直接渡过鸭绿江跑回国去。
话说在义州的朝鲜王室还喜孜孜地等着前方的大捷，国王李昖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会议，煞有其事地吩咐平安、黄海、咸镜道的朝军都尽快动员起来，沿途追击从平壤败走的日军，尽量扩大战果。（《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幸亏有细心的大臣提醒，说咱们先派人去问问柳成龙、金命元两位大人，探实了胜报，再发兵不迟。李昖一想也对，结果探子还未出发，前线就传回战报：明军大败，祖承训回国！
李昖听到，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半天没说话。在他心目中，明军都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怎么会输呢？呆了半晌，日本人给送来一封信。
信是小西行长写的，他在信里说平壤一战我军大捷，就好似是孤虎遇见群羊。他自诩为老虎，群羊自然指的就是明、朝联军，还说自己不日将提兵进犯，让朝鲜王室好生准备着。
其实这时候小西行长根本没有进攻的打算，四处骚扰了一下，看明军退干净了，便缩回平壤城去。
经过平壤一役，虽然击溃明军，可也让日军本来就很紧张的铁炮补给捉襟见肘。第一军团的火器消耗已到了谷底，再不补充便无以为战。再说他目前兵力尚少，勉强追击，恐怕连分驻各城的守备部队都凑不够。
更让小西行长心存忌惮的是，祖承训的到来，意味着明军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这次是捡了个敌人不谙军情的便宜，下一次如何，却难说了。光靠他自己，恐怕独木难支。小西行长很快写信给宇喜多秀家，报告大明介入战争的重要情报，同时敦促他多运辎重，把一军团在各地的军队召集回来。
他写这么一封信给李昖，不过是为了恐吓朝鲜人，争取时间。
可惜李昖已经被明军的失败吓晕了头，根本不及分辨这封信中的内情，整个义州一夕数惊。
此时柳成龙还在定州督粮，不在身边，只有一位老臣尹斗寿提醒李昖道：“要不咱们派人去问问杨总兵以后该怎么办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李昖连忙派了一个叫沈喜寿的使者，去找杨绍勋咨询。
这一咨询，却咨询出了一场大麻烦。
第十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幕后的真相
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但他不方便久留，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沈喜寿到了九连城，找到杨绍勋，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攻略平壤。
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
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杨绍勋骂累了，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登时冷汗涔涔。
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主要有五点原因：
第一，朝鲜人后勤不给力。
第二，朝鲜人军队不配合。
第三，在平壤城内，除了铁炮，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作为日军内应。
第四，情报有问题，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
第五，联军攻城的时候，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
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
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只能晓之以大义。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就在你们军中，我去问问看详情。
沈喜寿得了这句话，这才略微轻松了点，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彻底调查此事。（《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顿时坐如针毡。前头日本人没干掉，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慨然说道：“这事太大了，必须得说清楚。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我愿意亲自去辽东，跟杨总兵辩解一下。”
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有他的私人动机。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李德馨一力促成，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现在明军一败，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
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见尹斗寿主动请缨，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加上沈喜寿，三个人再赴辽东。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沈喜寿命比较苦，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明代的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上访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
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一旦祭出，必然会惹怒祖承训、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几经周折，结果差点不了了之——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尚且如此结局，何况这些外国人。
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这招是压箱底的，万不得已才能用。
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绝对不行，那是拱火，得寻求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
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先恭恭敬敬地问安，然后提起了一个人。
谁呀？史儒。
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
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不怪别人，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粮秣也不足，老天爷也不给方便，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虽然仍旧是指责，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
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赶紧趁热打铁，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朝鲜军战力极弱，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弓箭特别出名。在战争初期，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声威远播。辽东也知道，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自然要怀疑一下。
对这两个问题，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我们也就信了。杨绍勋问证据呢？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杨绍勋翻了一遍，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朝鲜军一部投敌”的指控。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明、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洪秀彦不敢乱说，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
杨绍勋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太敏感，他也不敢擅下结论，便表态说，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再详细询问不迟。
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听到杨总兵这么说，两个人终于踏实了。
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
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他在不在朝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已经伤了元气，不堪战斗，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不日将到；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
得了这个准话，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第二天，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写上史儒的名字，抬至宽奠堡，极尽哀荣。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代表王室吊祭，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
八天之前，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
他们这么作，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讨好辽东将领，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
与此同时，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还是那两位：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
熟人说话好办事。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胸有成竹。等到黄、徐二位一到，还没等问，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投敌”真相来。
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
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朝军将领李薲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史儒先锋崩溃之后，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在这个时候，祖承训看到李薲跟倭寇说了几句话，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他认为李薲已经投靠了敌人，事不可为，连忙转身撤走。倭寇冲出来追赶他，李薲紧跟上来，杀了数十个敌人，倭寇才徐徐退去。
李幼澄表示，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李薲投了敌人，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
李幼澄越说越激愤，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更别说投靠了。黄应阳、徐一贯听了，连连点头，大为感慨。黄应阳激动地表示，你们为天朝蒙受兵难，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放心你，我一定为你们辩诬！（《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四日）
临走之前，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怎么样？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
有了黄应阳、徐一贯的报告，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朝鲜一看到杨绍勋、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胆子变大了，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把这件事敲钉转角，办成铁案。
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又责问他，还多加了一条罪过，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李时孶给逗笑了，说你说的对。（《寄斋史草》）
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之所以说是前同事，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权柄大涨。（《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癸亥）
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有胜有负。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
当他接到黄应阳、徐一贯、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郝杰不禁一声冷笑。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打胜了就肆意掳掠，打败了便互相推诿。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朝鲜人觉得新鲜，他可耳熟得紧。
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并报告了北京兵部。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说祖承训贪功取败，有失机之罪。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就是说被祖承训被“双规”了，要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壬辰）。后来把他扔到了凤凰城，负责修理盔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十日）
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不轻不重。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也是李如松的嫡系。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已经包围了宁夏城，哱拜之乱旦夕可破，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
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勿以小败自阻、亦不必以深入为功”，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拖。
有趣的是，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这还了得，挽起袖子写起弹劾，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可郝杰根本就不怕。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果然，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特别赦免了郝杰。（《明史郝杰传》）
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
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
未必。
请注意，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粮秣不足、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弓手犀利，还有最关键的李薲投敌。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
粮秣不足这一条，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尽管朝鲜粮食匮乏，但柳成龙费尽心机，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惩毖录》）
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
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
李薲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
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
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
比如说李薲的人品，就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
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
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
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
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指李薲）
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
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
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薲，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
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