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作为前锋的战舰，慢慢地朝着日军船队漂去，许多士兵站在船舷上，仔细观望。按照作战训令，他们本应该伏身在船舷内侧，以防敌人火器攻击。不过现在是黑天嘛，不用担心有被发现的危险，指挥官也就没进行阻止。
水战最忌讳的，是夜战；夜战最忌讳的，是暴露自己的位置。这一天夜里虽是晴天，月色却不甚清明，海上视野很差。可当日军舰队驶近的时候，联军士兵惊愕地发现，眼前出现的，是一排一排缓慢移动的红点，它们有规律地排列在水面上，有如天上璀璨的星空。再仔细一看，发现这些小红点，全是日军铁炮射击前点燃的引信。
又隔了一小会儿，无数铁炮声在船头响起，如雨的弹丸噼里啪啦地向着联军的位置射过来。那些原本站在船舷旁的士兵纷纷被击中，跌落入水中。
联军万万没想到，最先动手的，居然是日本人。
岛津义弘来自于拥有诸多良港与海外贸易的九州，对水战自然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他早在穿越露梁海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联军必然会在这里伏下重兵，守株待兔。但这里是救援小西行长最近的路途，岛津义弘明知山有虎，不得不继续向虎山行。他知道敌人就在附近，于是提高了警惕，像一只受惊的狐狸，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一过露梁，岛津义弘就觉察到联军正在慢慢靠近，他冒着暴露自己舰队位置的风险，下令全部火枪兵点火瞄准，朝着远处射击，果然蒙中了。
枪声一响，李舜臣和陈璘就知道自己藏不住了，纷纷点燃号炮，开始发动总攻击。明军在来朝鲜之前，配备了三艘最新型的楼船，吨位庞大，身躯如山。此时这三条巨舰在副将邓子龙的带领下乘风破浪，橹手们一齐喊着号子划动大桨，庞大的舰首切开海水，冲在了两支军队的最前方。两路水师一齐放炮擂鼓，跟在邓子龙之后向着日军大舰队近迫而去。
于是，在十一月十九日的露梁洋面，成千上万的灯笼、火把、铁铳火绳与大炮焰口同时升起，原本漆黑如墨的海面陡然被无数火星点燃，将三支舰队幻化成三条巨大的海龙，互相纠缠在一齐，撕咬、搏斗，震天的鼓声，正是它愤怒的龙嗥。此时此景，正像是为整个壬辰战争做一个形象的注脚，象征着明、日、朝三个庞然大物在东亚疆域中展开的殊死拼斗。
前面说了，十六世纪的海战，差不多可以被称为盲战。水手的视野在黑暗中受到极大限制，即使有间或的火光可以作为参照，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要靠直觉和运气来作战。岛津义弘之所以选择午夜进入战场，有两个理由：
第一，日军的目标是救出小西行长；联军的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黑暗的海面，前者的目标更容易达成。这就好像是在一个人在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里，你让他摸到对面的大门再返回，很容易，但你让他把屋子里所有散落的玻璃球都搜集全，却是难上加难。
第二，日军的水军战法是近身登舰搞白刃战，他们的铁炮也需要一个相对比较近的射程；联军的战术却是靠大口径火炮远程杀敌。夜战中火器不易瞄准，更适合浑水摸鱼，显然对前者更为有利。
基于这两个理由，岛津义弘这才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深夜进军，指望把联军拖入到一场混战中来。可三方一开始混战，岛津义弘就发现不对劲了。在黑暗中，他看到日军船舰一艘接一艘地突然火光冲天，然后毕毕剥剥地沉没在海中。夜色同样也限制了岛津义弘的视野，让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谜底很简单：柴薪。
李舜臣和陈璘都是资深的水战专家，他们不会想不到夜战的弊端。为了更有效率地进行战斗，联军在战船上堆积了大量的柴薪。这些木柴都被截成差不多的长短，枝叶尽量保留，十根或者十五根捆成一束，事先在烈日下暴晒至干脆。
当两军开战之后，战船上会有专门的水手负责抱起柴捆，淋上鱼油或者麻油。一旦看到有日军船舰逼近或路过，就把这些柴薪点燃，抛到船上去。这些柴束落到甲板上以后，会开始熊熊燃烧起来，成为一个醒目的标记。运气好的，甚至可以直接在船上引发大火。
与此同时，附近的联军舰炮会对准这些暴露了位置的敌舰，进行进一步打击。
这种战法简单而有效，日军在这种打击之下有如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慌不择路，阵形大乱。许多岛津家的陆战精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变成了火炬，随着自己的战舰成为水底游魂。
岛津义弘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只得传令全军向南移动，试图脱离混战。联军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无论明军还是朝鲜军都拼力死战，死死地缠住日军主力。
这一场夜战一直持续到了凌晨时分，岛津义弘才凭借着晨曦那一点点微光把舰队收拢起来，退避到南海岛以东以南海域，一头钻进了观音浦港的海湾区。
观音浦刚位于南海岛的西北角，南海岛在这一带的海岸线突然向内凹陷，形成一个天然良港。岛津义弘的舰队就聚集在这个不大的海湾内，彼此碰撞，拥挤不堪，仓皇如丧家之犬。
虽然身后就是港口，可岛津义弘却不敢登岸。他一登岸，联军绝对会把这支水军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悠哉游哉地翘着二郎腿看着这一万多没船的日本人活活饿死在岛上。
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这里与联军决一死战。
联军经过一夜的大战，士气十分高昂。陈璘和李舜臣合兵一处，把观音浦港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看着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岛津义弘。陈璘的意思，既然日军无路可逃，不妨放缓攻势，慢慢玩。但李舜臣认为己方士气正飙升至最高点，可励而不可泄，应该一鼓作气，把敌人统统干掉。
陈璘还没商量完，李舜臣已经冲了上去。
李舜臣的作战风格，与李如松十分类似，一字记之曰：“前”。无论是在哪一场战斗中，他永远都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
晨光之中，只见李舜臣的坐舰一马当先，像一柄无比锋利的尖刀杀入敌阵。后头的朝鲜军战舰毫不犹豫地跟进，跟随着朝鲜水军最伟大的统帅对浦内的日军发起了突击。
日军现在是不折不扣地背水一战，绝望让他们克服了前夜的惊慌，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而且此时浦内战船林立，十分拥挤，朝鲜军无法发挥优势火力，反而让日军有了近身格斗和施放铁铳的机会。
于是等到李舜臣的旗舰一冲进来，立刻就被日军战舰团团包围，拼命攻杀。水面空间有限，其他朝鲜战船很难迅速赶过来援护，只得大声鼓噪，壮大声势。一时间李舜臣四周险象环生，枪声大作。
陈璘在远处一看，不由得急红了眼。他与李舜臣恩若兄弟，怎么可能坐视不理。陈璘一挥令旗，命令自己的旗舰做为突击箭头，杀入浦内去救李舜臣。
他这么做，倒不完全是因为讲义气。明军战舰吨位比朝鲜军大，比日军更大，可以靠着强大的惯性撞开日军船舰，冲入包围圈。
陈璘和邓子龙一杀进来，立刻就吸引了日军的注意——没办法，他们的船只太高大太醒目了，不由得不被人注意。岛津义弘认出这是明军的旗舰，立刻调动精锐部队前往围攻。现在明、朝最高指挥官的位置都过于靠前，都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只要能在联军水师剿灭日军之前把这两大巨头干掉，日军便还有可胜之机。
登时就有岛津家的武勇敢战之士聚拢到陈璘的旗舰四周，有胆子大的两个武士，居然凭着挠钩和绳索爬上甲板，挥舞着武士刀哇呀呀怪叫着冲了上去。陈璘的儿子陈九经距离他们登船的位置最近，一看不好，急忙上前阻拦，几下交锋被日本武士砍得浑身是血，但是他力战不退。旁边一个叫文炜的旗官情急之下抓起一根长戈冲了过来，隔着远远的把长戈一扫，两名武士抵挡不住，噗通噗通两声，都被扫到海中，眼看活不成了。陈九经这才算捡回一条性命。
这个甲板上的小插曲陈璘并不知道，这时候的他已经顾不上管自己儿子了。他看到日军许多战船围拢过来，下达了第一个命令：把船锚抛下去，让旗舰停在水中，然后下达了第二个命令：集中舰炮和虎蹲炮对靠近的日舰猛烈轰击。
陈璘是一名优秀的水战指挥官，他很清楚明舰与日舰的优劣。停船作战，有两个好处：一是静止的船身可以提高舰炮的命中率，有效杀伤敌人；二是能多吸引一些敌人过来，为李舜臣减压。
至于日军的近战威胁，陈璘不是特别在意。明军舰船比日军高出数米，日军无论攀爬还是铁炮射击，都是仰攻，只要防御得法，敌人根本攻不上来。事实上，一艘静止的明军大舰，差不多就是一个海上固定城塞，无比坚固。
很快这条停锚的大舰就吸引了许多日舰，他们好似闻到蜜糖的蚂蚁一样汹涌而至。有些船走到一半就被炮火打沉，但更多的战船不屈不挠地冲过来，大量铁炮兵站在甲板上，噼里啪啦地对着旗舰猛烈开枪，弹丸如雨般飞过半空，嵌入大船的船体。
这时候，陈璘下达了第三个命令：“所有甲板上的战斗人员每人一柄长枪，在船舷两侧的挨牌下伏低身子等好。”日军射击了一阵，发现铁炮虽然无法对船体造成伤害，但却把明军在甲板上的人都赶跑了，机不可失，立刻就有数百名倭寇坐着小船，朝着旗舰攀爬而上。
当他们刚刚在船舷上冒头的时候，明军长枪兵突然一齐站起来，用手中长枪把毫无防备的日军士兵戳下海去，然后迅速矮下身子去，躲避下一阵的枪林弹雨。
这个战法很简单，可日本人就是干瞪眼无法破解。明舰太高了，日本人喜欢的跳船攻击在这里无法发挥威力，只能攀爬——攀爬需要两只手，而且还得防备船身上密密麻麻七八寸长的钉钩——等爬到船边，明军的长枪就递过来了，只需轻轻一戳，就能干掉这些双手抠住边缘的倭寇。
如此重复了数次，明军长枪兵干掉了千余名试图登船的日军，断肢人头掉了一地，没有再让一个日本士兵踏上甲板。
现在观音浦内外变成了一锅东北大乱炖。在外围，优势兵力的明、朝联军围着日本人穷追猛打，力求打开局面；而在浦内的岛津舰队，则围着陈璘和李舜臣舍生忘死地强攻，抢在自己灭亡之前干掉敌指挥官。
陈璘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旗舰，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硬生生扛了日军战舰的数十次围攻，而且用舰炮轰沉了数十艘。岛津舰队以优势兵力如此疯狂地进攻，明军依然是岿然不动，这让所有日军心中都闪过一丝绝望的念头：铁炮打不动，步兵又爬不上去，这仗怎么打？
他们不知道，陈璘却知道。
陈璘酣战良久，抬头望了望远处邓子龙的三条大船神神秘秘地接近，大喜过望，随即下达了第四个命令：拔锚后撤，全体撤下甲板。
怎么？不打了？
不是不打了，而是真正的大杀着来了。
远处冲来的那些船上，每个士兵手里都握着一把奇怪的武器。这是铜制的一个大圆筒，筒前有口，筒后有一个推柄，看起来就像是一把简陋的山寨水枪。
不过那不叫水枪，而是叫喷筒；它喷的也不是水，而是猛火油，也就是石油。
明代火器充满了奇思妙想，很多都已经有了现代武器的影子。明军有一种武器，叫做猛火油柜，就是一个大铜柜子，里面架着数根直筒，侧面是注油孔，后面还有一个推进活塞。使用的时候，把石油倒进油孔，推动活塞，石油就会先从直筒里喷出，经过药楼时被火药点燃，变成一条喷射状火舌去打击敌人，是一件很牛逼的守城利器。
猛火油柜是世界上最早的火焰喷射器。后来明军根据这个原理，开发出了一系列便携式小型喷筒，有可以喷火焰的、有可以喷毒烟的，有的还可以两者都喷。此时陈璘带来的，就是其中一种喷火的喷筒。这玩意威力奇大，尤其适合拥挤海域的混战。
日军已经在陈璘手里吃了好几次亏，这时候看到他突然偃旗息鼓，整个甲板的人都不见了，有些惊疑，都不敢上前，生怕他又耍什么手段。
就在他们惊疑不决的时候，火焰兵们扑了上来。今天凌晨的夜战他们没发挥出太大作用，此时却是他们真正的用武之地。他们站在高高的甲板上，居高临下向所有附近的敌舰喷射猛火油，喷光了就转身再抽取一管石油，循环往复。
这几条火焰船化身成了地狱火神，在观音浦中播撒着炽热与死亡。日军只要稍微靠近一点，立刻就会被喷成一团火球，一点没商量。到处都可以听到日军的惨呼声，皮肉烧焦的味道弥漫在海上，许多士兵宁可跳到海里，也不愿意承受烈火焚身的痛苦。
围攻陈璘的日军到底被打得有多惨呢？“火盛风驶，贼艘数百，顷刻煨尽，大海尽赤。”这段《宣庙中兴志》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但足可以想象日军在喷火筒的奇袭下有多么狼狈不堪。
明军喷火兵的奋勇力战，让局面为之一变。岛津舰队陷入了慌乱之中，原本处于重围之下的李舜臣终于得以喘息，徐徐后退，与身后赶至的联军舰队合在一处，趁乱投掷柴薪火炬，加大敌人的混乱。而陈璘面临的压力，也陡然减轻。
比李舜臣打的还疯狂的，是邓子龙。这位老将军一直奋战在第一线，他的风格不像明人，倒更像是日本人，不喜欢远远地用枪炮说话，而是白刃相接。他把自己的座舰交给副手沈理，继续指挥喷火兵去焚烧敌船，然后亲自带着两百多名江西籍的亲兵在舰船之间跳来跳去。
他要么是冲上日舰干掉萨摩兵，要么爬上朝鲜战船驱赶试图夺船的倭寇，简直就是战场上的一辆连轧人带救人的救护车。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少朝鲜战船都得以侥幸生还。
就在邓子龙大发神威四处乱杀之际，一个意外出现了。
观音浦湾的局面极度混乱，绝望的日军拼命朝着联军的舰船上爬，联军则拼命用各式火器点燃日军的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不知是明军的喷火兵糊涂了，还是朝鲜军扔柴薪的太过兴奋，居然不小心把邓子龙刚刚救下来朝鲜战船给点着了。
这个失误有点大，这条战船一下子陷入火海。附近的岛津战船一看，好不容易等到敌人也有条船起火了，机不可失，一群倭寇嗷嗷地爬上座舰。此时船上一片混乱，朝鲜军和明军忙着扑火，无暇反击，都跑到了船舷一侧，导致船身一下子倾倒，被靠近的萨摩兵趁机冲上甲板。
邓子龙此时已经无法撤退，四周都是熊熊大火，面前是如狼似虎的萨摩武士。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军毫无惧色，他这一生从未有半步后退过，年轻时没有，年老时更没有。
邓子龙在人生最后的时刻，有如一位白须战神，面对着数倍于己的倭寇奋力挥动着武器。尽管他身上多处被砍伤，却一直不肯倒下，周围的倭寇无法抵御这老将最后的燃烧，一时间居然奈何不了他。
忽然远处两声枪响传来，两枚从铁炮里射出的弹丸刺破灼热的空气，击穿了邓子龙的胸膛——他终于不支倒地。原来是日本人怕夜长梦多，动用了随身携带的铁炮，这才终结了老将的人生。
倭寇杀死邓子龙之后，看到船上大火愈烧愈大，不敢多做逗留，匆忙割下他的首级，离船而去。随后赶到的明军援军只来得及抢回老将军的身体——后来邓子龙的遗体在丰城安葬的时候，不得不用沉香木雕成首级，与遗体合葬。
讽刺的是，这条战船燃起了大火，却让远处的朝鲜战士欢欣鼓舞。他们站得远，看得不清楚，误把他的船当成岛津的安宅舰，看到火起，以为又击沉了日本战船，不由得士气大振。在这种误会的激励之下，朝鲜军越战越勇，一下子又击沉了数艘战船。
而明军得悉邓子龙阵亡的消息，无不大惊，沈理率队急忙前进，陈蚕、季金也纷纷向前。
岛津义弘根本顾不得沉浸在击毙敌军副将的喜悦，因为在整个战场，日军都处于极度的劣势，全靠着绝望中迸发的勇气才勉强维持着战线。他不得不把最后的预备队派出去——岛津家的大楼船——前往督战。
李舜臣早就看到了这条船的动向，因为在一群小短腿的日舰中，这条大船太醒目了。他吩咐左右包抄过去，火弓齐射。结果这条大楼船刚走出去没多远，就被李舜臣截住了。李舜臣的亲信宋希立亲自指挥放箭，箭如雨落，登时就把大楼船上的一名日军指挥官射倒在地。周围的日军一见，都没命地跑过来解围。
联军看到日军这么疯狂，以为这条船是岛津义弘的旗舰，宋希立射倒的那个人是岛津义弘本人，都齐声欢呼起来，打得更起劲了。陈璘带领着明军威风凛凛地又杀了过来，与李舜臣左右呼应，大炮齐鸣，又形成了合围之势。
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海面传来一声爆响，一条属于宗家的日军大船发生了剧烈爆炸，让周围的人惊慌不已。岛津义弘脑子里一下子闪过泗川城前爆炸的明军火药库，心想难道真是报应不爽？
这是报应不假，但不是明军在泗川的鬼魂复仇，而是朝鲜人干的。
早在壬辰战争期间，宗义智曾经抓到过一个朝鲜官员，叫郑六同。他觉得这人还不错，一直放在身边，十分信任。这次开战，郑六同被委派去一条船上去当指挥。宗义智万万没想到，郑六同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个朝鲜版的郭国安，一直在跟朝鲜军有联系。
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主动引燃了船上的火药库，直接把这条船、自己和其他日军的士气炸了个粉碎。
岛津舰队现在进入了最后的时刻，这时候他们已经被击沉了一半多的舰船，海面上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日军士兵和船舰残骸。观音浦外的封锁线已经被突破了无数的缺口，联军舰队源源不断地冲进来，势不可挡。
岛津义弘无奈地做了一个决定：突围。
此时的日本舰队已经基本无力再战，除了突围撤退，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日军以岛津义弘为核心，把分散日军集合起来，攒集了二百余艘战船，一齐朝着观音浦外冲去。大概这就是宿命吧，李舜臣的舰队，恰好位于他们的逃遁路线上，而且按照老规矩，仍旧是李舜臣的旗舰冲在最前。
俗话说，穷寇莫追，急于逃命的岛津舰队看到有朝鲜战船横在前头，船上还有人高高站在台子上指挥放箭射杀不少日军，都急红了眼，纷纷把铁炮集中在一处，朝着那边疯狂射击。
站在高台上的人，正是宋希立。他正指挥着朝鲜弓手射箭，冷不防被日军这一回高密度的射击笼罩，其中一枚弹丸打中额头，噗通一声倒在了甲板上。护卫一见，大惊失色，连忙跑去禀报李舜臣，说宋希立中弹了。宋希立是李舜臣的左臂右膀，一听到他中弹身亡，李舜臣惊得霍然起身，连声探问情形。
这时候日军的密集射击仍在持续，李舜臣这一起身，正好把上半身露出挨牌。一位不知名的岛津铁炮手恰好在这时扣动扳机，一枚铅丸飞出枪膛，在极短的时间内穿过两支舰队之间的海域，从李舜臣的腋下撕扯开血肉，进入他的身体。
李舜臣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被他的儿子李荟、侄子李莞和侍从金伊接住。李荟和李莞开始以为他只是滑倒，可再仔细一看，发现腋下血流潺潺，眼看是活不成了。李舜臣在弥留之际，挣扎着给他们下达了最后的指示：“战方急，勿言我死，急命以防牌蔽之。”
李荟、李莞两个人放声大哭，船上的人都很惊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一个人冲过来，把这两个人的嘴捂住，厉声道：“你们想要辜负李使道的心血吗！”李荟、李莞一看，居然是宋希立。
原来宋希立虽然被子弹击中额头，所幸只是擦伤，虽然流血不止，但总算没伤及性命。他倒地之后，很快就爬了起来，把衣服撕开草草包扎了一下，恰好听到那两个人的哭声，赶紧摸了过来。
对于李舜臣的死，宋希立同样感到极为痛心，但他作为李大帅生前最信赖的副手，深知此时军情紧急，不容动摇。于是他吩咐把李舜臣身上的盔甲解下来，里面填充上稻草，仍旧立在船头，以鼓舞士气，然后让李荟、李莞赶紧把尸体用大红毡裹好，抱回房中，等胜利了再计较。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主动遮掩李舜臣死亡消息的，是李荟、李莞，而宋希立全然不知情。
无论封锁李舜臣死亡消息的是谁，他都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经过这一番混乱，朝鲜军旗舰暂时恢复了正常，继续进攻，进攻，再进攻。而陈璘的明军舰队，也调转船头，开始追着日军尾巴打。
这一场海战一直打到了正午时分，岛津舰队本来就不是联句对手，此时掉头就跑，更是全无战心，在突围过程中死亡惨重，共计被正面拦截的朝鲜军和衔尾追击的明军又打沉了两百余艘。可怜岛津家一世雄名，在这小小的观音浦内被联军打了一个七零八落，无数萨摩武士沦为水鬼，半沉战船燃烧起来的黑烟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唯一可惜的是，岛津义弘运气实在是好，他靠着那两百多条船当替死鬼，带着残存的五十艘战舰脱离了战场，仓皇地朝着釜山逃去。
剧战一夜半日的明军和朝鲜军再次聚拢到一处，他们尚不知岛津义弘没死，以为已全歼敌酋。陈璘兴致勃勃地驾船来找李舜臣，商议下一步计划。
这里出现了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李忠武公全书》里，说陈璘驾船赶到朝鲜舰队附近，看到朝鲜军士兵追赶着日军舰船，争先恐后地抢割首级。陈璘一下子跌坐在甲板上，连声哀叹，说李统制死了。左右问他怎么知道，陈璘说如果李统制还活着，断然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这个故事很传奇，但真实度却很可疑。这时候战斗刚刚结束，还未正式发丧。试问不；就算这时候朝鲜军上下已经获悉李舜臣的死讯，第一个反应，也该是大哀，而不是追逐财物。一支以军纪严明而著称的铁军，在主帅死亡的一瞬间就没了纪律，这实在不可思议。
另外一本《李忠武公行录》里的故事不同：陈璘驾船来找李舜臣，喊他的名字。李莞站在船头，放声大哭说叔父已经死了。陈璘当时就哭倒在甲板上，扶胸流着眼泪说：“李统制战死以后，还能来救我。”
最后是《宣庙宝鉴卷》的记载，只是简单地说“璘使人于舜臣谢救己，始闻其死，从椅上自投于地，抚膺大悲。”
综合来看，第二、三个故事比较符合实，第一个故事纯粹是出自后人想象和演绎，希望能给李舜臣之死多加一道传奇的色彩。
李舜臣阵亡的噩耗很快传遍了明、朝联军，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有如战神一般的李将军，居然就这么去世了，无不嚎啕大哭，极其悲痛。就连明军都纷纷把手里的肉食投入海中，以示尊敬。他们入朝以后，军纪都归李舜臣管理，他赏罚分明的作风赢得了所有明军的尊重，而这一夜半日的联手奋战，更让他们对将军敬佩不已。
朝鲜军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主帅，明军失去了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在这一刻，没有什么朝鲜军和明军的区别，只有二万多名向李舜臣致敬的哀伤者。
这样一位伟大的将军，居然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地方，令人不禁想起了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1805年10月19日，纳尔逊带领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与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大战。在激战中，纳尔逊指挥英国舰队，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就在这时，他被一名法军狙击手击中左胸，倒在血泊之中。在得知道英国舰队获得最后的胜利以后，纳尔逊才与世长辞。在世界海战史上，李舜臣和纳尔逊是经常会被相提并论的两位杰出人物，而他们的境遇，也是惊人的相似。
李舜臣是当之无愧的十六世纪东亚海战的王者，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改变了整个壬辰战争的走向。在战争的前半阶段，他一手缔造出强大的水军，多次以弱胜强，硬生生拖垮了日军的后勤，致使侵略者放缓了脚步，为明军的大举赴援赢得了宝贵时间；虽然在丁酉再乱期间，李舜臣因为朝鲜军的极度衰弱而在战略上无所发挥，但他仍旧殚精竭虑，重新赋予朝鲜水师生命，并在最后时刻发挥出了关键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李舜臣，朝鲜战争的结果不会改变，但胜利一定会推迟数年。
巴顿将军曾经说过，一名战士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对李舜臣来说，能够在最后的露梁海战时战死，未必不是一种幸运。以他的个性和朝鲜李朝的党争劣根性，假如活到了战争结束后，很难讲会不会再会发生一次丁酉之乱的遭遇。
所以说，一个天才，既要生而逢时，也要死而逢时。
死者长已矣，生者还是要继续把事业进行下去。李舜臣死了，可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在一片狼藉的观音浦海面上，陈璘没有彻底让自己沉溺在失去挚友的悲痛中，他一边收拢着联军，一边派出斥候四处打探，很快他就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在联军主力与岛津舰队缠斗的时候，小西行长悄悄放弃倭城，离开了顺天沿海。“以诚实守信为荣”的刘綎刘大刀按兵不动，坐视敌人离开，这才徐徐前进，来捡便宜。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小西行长很狡猾，知道联军一定在猫岛和露梁之间安排了部队监视自己，所以根本没有选择东去露梁海峡，而是沿着猫岛西梁南遁，从平山洋附近绕着南海岛走了一大圈。这条路虽然比较远，但是胜在没有联军主力阻截。
这时候陈璘才意识到，原来岛津义弘把部队撤向观音浦，还有这么一层含义在里面。
按照原来的计划，联军应该是在露梁西口阻截岛津舰队，同时防备西方的小西舰队。可岛津义弘初战不利，没有调转船头退回露梁，反而左转朝着西南方向的观音浦撤退，把整个联军主力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了这里。
换句话说，岛津义弘牺牲了自己舰队，换来了小西行长的生还。尽管这不是岛津义弘的初衷，但客观上却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岛津、小西两支舰队，联军只能挑选其中一支予以歼灭。就算没干掉小西，没能完成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能够击破岛津舰队，也算是为泗川明军报了一大仇。
陈璘在想透了这一点以后，没有立即选择追击。明军水师经过一夜加半日的剧战，已经是精疲力尽；而朝鲜水师自从李舜臣死后，仿佛被抽取了主心骨，两军都亟需修整。于是陈璘没有急于东进，而是决定肃清南海岛之残余敌军。南海岛上还残留了不少日军士兵，观音浦一战中还有不少岛津家士兵弃船登岸。这些隐患不得不除——后来这一批部队以岛津家臣喜入摄津守花山权左尾门为首，徒步横穿整个南海岛，最后在弥诸浦附近被宗义智救起。
露梁海战的另外一位主角岛津义弘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消除了日军最大的梦魇，他现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海战要比陆战残酷得多，一旦溃败，就是整船整船地死。露梁一战，他的一万多精锐，五百条战船伤亡殆尽，只有五十多条船逃出生天，战损率高得惊人。
更要命的是，他现在还不知道顺天的小西行长到底怎么样了，不能回去，只得让残存舰队在南海附近徘徊。这时候岛津忠恒碰到一条从顺天跑过来的日本商船，拦住一问，这才知道小西行长早跑回釜山去了。岛津忠恒气得火冒三丈，大骂这药贩子没义气，岛津家为他付出这么大牺牲，他倒好，一声不吭就先跑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岛津义弘听到岛津忠恒回报，长叹一声，啥也没说，带着一身烟火缭绕地返回釜山。
露梁一战，岛津家损失极其惨重，精锐能战之士几乎十不存一，阵亡在一万人以上，事后光是明军和朝鲜人的斩级就有千余——要知道，这不是陆战，而是海战，千余首级，意味着还有十倍以上的死者沉入海底。就连一贯极力夸大敌人阵亡数字、掩饰自己损失的《岛津家记》，都不得不记录说“从兵半死”。
这一战的损失，深深地影响到了岛津家后来的发展。到了决定日本命运的关原合战之时，岛津义弘所能带出来的萨摩精锐，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人，可见露梁让他们是元气大伤。
岛津回到以后釜山，藤堂高虎的运输舰队已经准备好了，小西行长也完成了登船，万事俱备，只欠一走。
既然能走，那还等什么？难道还要等陈璘、李舜臣他们的大舰队赶过来，把这些日军再一口吞掉么？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岛津义弘、小西行长等人匆匆登上归国的舰船，扬帆离开釜山港，一天时间都没敢耽误。临走之前，岛津和小西倒是挺守信用，把茅国科、刘天爵等人质放回船里，让他们自己回投明营，算是对刘綎、董一元两人遵守承诺的回报。
日军舰队离开釜山之后，在对马岛略事休整，于十二月十一日返回博多港。石田三成亲自手捧秀吉遗物前往迎接，带着几位生还者去伏见城谒见了德川家康，这才各自散去回家。
这是最后一批离开朝鲜的日本军团。从此以后，朝鲜半岛除了在一些岛屿上还有少数流寇以外，再无成建制的日军。这一场漫长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
自从万历二十年四月开战以来，这场东亚战争前后历时七年，自釜山开始，自釜山结束。
终章 帝国最后的荣耀
日军全部撤离之后，联军并没有掉以轻心。在万世德——他大概是援朝历任经理中最轻松的一位了——的主持之下，陈璘针对残留在南海、锦山、乙山等地的倭寇进行了搜捕。这些被自己人抛弃的倭寇盘踞在深崖高山之上，试图依靠地利进行顽抗。可惜大势已去，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截止到七月份，陈璘所部一共砍掉了一千一百名倭寇的首级，送去了京城。
这一千一百名倭寇，很不幸地成为了这场七年战争的最后战死者。
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历史仍在继续。对于这场深远影响了东亚局势的战争，我们该有什么评价呢？
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公正地评价呢？
历代TXT100电子书政客以及很多当代史学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这场朝鲜战争，它耗费巨大，让大明的财政雪上加霜，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究其根源，起于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的朝臣及TXT100电子书之手，后来越传越广，几乎成为一个常识。
但事实真的如此？
中国古代TXT100电子书论政，少有以数据说话的，多以动机和道德为本。事实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当时的财政数据，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次朝鲜战争，说起来历时七年，看着好象时间很长，其实这七年时间里，并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鲜的部队，也不是一直有那么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在对峙和谈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乱起，到六月祖承训率数千明军入朝，七月战败回国，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军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飞军直下三千里，收复了朝鲜三都。然而这次入朝的总兵力仅三万八千余人，哪怕到后来刘綎等援军入朝后，兵力也才四万出头。但李如松随即就于八月率三万多明军陆续撤出朝鲜，仅余数千明军驻留朝鲜。期间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九个月。
再后来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乱时，明朝才第二次大规模出军，这次规模比较大，但总动员人数也不过十余万，时间也仅一年，次年秋，朝鲜战争彻底结束。
因此这场战争，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二年左右，累计总动员二十二万余人。但要注意的是，这是累计的动员数，也就是明朝屡次下令征发的累计人数，实际上并未真出动了那么多人。如壬辰时李如松出军，总动员数为七万人左右，兵部计划入朝兵力四万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仅三万八千人，辽东、四川等地均有被征发的部队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刘綎的五千人虽然最后赶到了朝鲜，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战役基本结束，只剩下行军前往釜山的行动了。
这次战争的总人员和钱粮数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当时朝鲜方面曾做过统计，《燃藜室记叙》十七卷里对明朝此次战争的耗费数记载如下：“徵发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往来诸将及任事人三百七十余员，粮银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三百万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诸将赏银三千两，山东粮二十万斛。”
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各种原因，朝鲜人自战争开始，就一直对钱粮问题非常关心，其认真之态度甚至还甚于明朝。因此这个数字就算不是极准确，差异也不会太大，基本可以认为就是当时的总耗费。简略来说，就是朝鲜战争总耗费为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年均下来，约一百三十万两军费开支。
那么，这个数字是否在万历朝廷的承受范围内？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并不困难。万历朝的前十五年，由于张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条鞭法及清丈田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时期的财政状况史有公论，堪称中兴。仅万历五年，户部岁入已达四百三十五万两，收支相抵后财政结余八十五万两。到万历九年，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征解如期。
连续多年财政不出赤字，这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政府工作报告，看看能有多少财政年度做到没有财政赤字的。仅此一点，就可见明廷财政形势如何。
到万历十年，明廷仅太仆寺一处的存银就达四百多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不下七、八百万两，太仓存粮亦可支十年之数。这还只是部分府库存银，别的府库还没计算在内。再说朝鲜战争这七年里，不是光支出没收入，日常的赋税一直在收，因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只以库银存量计算，以万历前期的库银结余，应付起来也不是大问题。
其实明代朝野对朝鲜战争抱怨不绝，最大原因有二。
一是绝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认为此事和明朝无太大关系，因此态度极其消极，一直到开战，北京朝中也就万历和石星两人是明确表态支持的，其他几乎全是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钱粮不够靡师耗饷的言论当然充斥了大明整个朝野。
再一个原因则是，万历朝“争国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导致万历和整个外廷形成对立，于是形成了几乎只要万历支持和主导的，外廷和清流舆论就当然要反对，就说不好，至于真正的实际情况，没多少人关心。而当时记录这一战争的TXT100电子书笔记，又大都出自与万历对立的清流一派，对朝鲜战争的主流评价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明一代，皇帝花钱是一直受外廷制约的。如万历七年万历向户部申请十万银给光禄寺，以备御膳开支，结果被张居正打回，不但不批，还停了宫里上元节的花灯和烟花费。
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开始向各地派太监征收矿税银，这事很有名。
万历收的这钱，是直接入内库的内帑，是皇帝的私房钱，外廷管不了。这其实是对外廷制约他花钱的一种反抗。因为明朝时候，皇室除一些皇庄田产之外，并无其他专项财政来源。如内库的主要收入金花银，其实不能算皇室专项用银，因其来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赋，也属户部管理的范畴。一直到明末，户部一直都可以也确实对此在进行干预和管理。
历代TXT100电子书对万历征收矿税银的做法都大加鞭挞，说其横征暴敛搞到民不聊生，那么万历到底收了多少钱呢？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总共收了三百万两；一说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计收白银五百六十万，金一万二。
这两个数字，低的年均为四十余万两，高的数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万两白银，金一千二百两。如果加上浮动的加权数，差异不大，应该是合理的均数。
这个数字很大么？不算大，这事的性质按现在的说法，叫政治影响恶劣，社会舆论反应强烈。万历真正搜刮的钱财数目，对明朝整个财政来说，其实倒并无太大影响。我们经常看见的说其对经济数十年的摧残导致了恶果云云，其源头基本都来自明朝对万历怨念巨大的那些TXT100电子书们没经过计算的主观臆测。如搜刮亿万这种夸张的文学修辞记载，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万历收上去的这些内帑，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挺简单，首先是用于皇宫吃饭和各种生活开支。据邱仲麟先生对光禄寺宫膳底帐《宝日堂杂钞》的整理和考据，发现除负担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含皇帝、后妃、宫女太监的吃饭问题外，万历还得请客。如每天“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华殿官、医官、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归万历开支的。
以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为例，宫廷膳食此项开支为一万两千余两，日均下来是四百二十一两，吃饭人数为一万人左右。月人均一两二的膳食，确实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这其中，万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很清楚：“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鸡子五十五个，嬭子廿斤，面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两，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笋一斤，核桃十六斤，绿笋三斤八两，面觔廿个，豆腐六连，腐衣二斤，木耳四两，麻菇八两，香蕈四两，豆菜十二斤，回香四两，杏仁三两，砂仁一两五钱，花椒二两，胡椒二两，土碱三斤”——题外话，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时鲜菜，譬如笋之类的，比那些不给吃时鲜的皇帝们要幸福。
同时记载里还说“文华殿官周继祖等四员酒飰二桌，每桌每日猪肉十一斤，鸡一只，菉笋一斤，香油四两，花椒一钱，胡椒五分，豆粉四两”，可见万历请客的工作餐标准不低。我想明朝那些没肉吃的清官们，尤其是家里吃肉会成为朝廷新闻的海瑞，应该会很高兴去吃这个工作餐。
这还是新年的正月里，万历日均消费为四斤猪肉、一只鸡、两鹌鹑、两鸡蛋和几两其他肉类，蔬菜是豆腐青笋香菇木耳等，主食为面食。
四斤猪肉……早饭节约点不吃肉，你总不好意思叫皇帝吃剩菜吧？这样的话中晚两餐也就各两斤，炒个京酱肉丝就得半斤肉，剩下的也就够做碗梅菜扣肉了，那只鸡还得剁开两爿做两顿打算。所以无论怎么看，我觉得都算不上奢侈，也就是个一般富商的消费水准。如果跟石油公司存的那些酒比的话，这简直就是朴素楷模。
这个真实的记载，显然大大低于后世TXT100电子书们写的什么吃饭日费数千金之类的口水笔墨标准。
当然，除了吃饭以外，人还要其他生活开支，譬如皇帝后宫们的日常开支，包括皇子皇女的结婚费用等等，虽然户部也管，但也都还是要从内帑里开支的。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清人记载中，多有提到说明朝奢侈无度，光是后宫脂粉钱就要数十万两云云，如康熙四十八年上谕：“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或是说“有明之季，脂粉钱岁至四十万两，内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费更甚”等，以此指责明皇室之奢靡。实际上，这是清人不懂明时名目导致的误解。
康熙提到的明朝脂粉钱，并非明后宫的生活开支，而是明朝自教坊收取的税钱名目。明代伎乐事业之繁荣，可谓历朝最盛，万历朝进士谢肇浙的笔记有道：“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也有记载说脂粉钱是从女人那里收取的税，不过却没说是什么女人。总之，太监收取这笔脂粉钱税银，是从女人手里收上来的税钱。
而有明一代，后宫的开支都是俸饷禄米，并无其他开支名目，如内监月俸一石等等。无论明史还是实录，亦或其他笔记资料上，都再无其他发放给个人的钱银开支项目。康熙说的脂粉钱开支项，既无存在基础，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从我们之前举的记载看，万历朝整个宫廷加进内办公朝臣们的饮食开支，一年也才十四余万两，这四十万两脂粉钱开支实在太离谱了点。别说其他了，以万历帝的脾气，他第一个就不答应。
事实上明朝太监告诉康熙的所谓脂粉钱，是太监们从各地收上来进内库的税项。这个脂粉钱税，后来逐渐变称为花捐。进关十数年后的清人不懂万历朝的脂粉钱是什么玩意，这很正常。于是康熙想当然地将其理解为后宫的开支，孰不知这本是宫中收入的税项。
事实上明朝皇室的生活，应该算是历代皇室中较节俭的，包括嘉靖万历在内，生活并不奢靡。荒唐点的大约是正德，但比前代唐宋及后来的清皇室也都是大有不如，譬如晚清快亡国时，光绪的婚礼还耗费了五百五十万两银子。而万历最喜欢的福王，婚礼耗费是三十万两，营造府邸花了二十八万两。当然，王不能和皇帝比，但万历朝的财政状况同样也不是快亡国的大清光绪朝可比的。
不过，宫中近万人的开支只靠田庄和金花银这几样支撑的内帑，肯定也是不太够的，于是皇帝就只能向外廷户部申请了。然而，明朝的户部可不会样样都准，明朝臣子们经常会打回皇帝的申请，无论是子女大婚还是后宫和膳食的开支，都有被彻底打回和大幅度削减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万历要在外面捞钱了。
再一个，皇帝的内帑其实并非都用于私人，外廷请皇帝拨内帑用于国家开支的记录比比皆是。事实上，明历朝内帑用于军费的比例极大，嘉万朝起，尤其是边镇用钱，动辙出内帑数十万上百万的记载屡见不鲜。本质上，内帑是户部变相的应急预备金，一旦户部开支不过来，臣子们就会要皇帝掏钱，而且通常皇帝还必须掏。因为，这个天下是他的，不掏会被臣子们骂个狗血淋头，一直骂到皇帝乖乖掏出来。嘉万起的明皇帝们，在其他问题上能和臣子们拧着干到底，但在这事上，最后还真没一个敢真不掏钱的——除非是真的没钱了，譬如崇祯。
不过，即使在经过万历不断赏赐他喜欢的福王以及各种其他折腾后，到万历四十八年他去世后，只光宗朱常洛还没登基的那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向外廷发放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两的内帑用于边镇开支——可见到万历末年，内帑还是有相当结余的，给外廷提供了很大支持。
至于外廷的财政情况，如前所说，七年朝鲜战争的年均开支为一百三十余万两，以明朝当时的财政收支来看，这实在不算太大数目，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而从当时加派的临时税项事毕即停这个现象看，也可以知道压力确实不大，不然就会一直收下去，譬如明末加派的三饷。
除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状况外，我们再举一项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赖建诚先生的《边镇粮饷》，是以万历朝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为基础专门讨论明朝边镇财政的专著，按计算，明朝晚期光是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达六千万两之巨，总额六倍于朝鲜战争，这还没算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对付蒙古边患的耗费。
事实上，明朝真正的毁坏，是坏于明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各地农民起义，除极大地破坏了国内财政税赋收入外，同时也破坏了运输。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输送的大批钱粮物资无法抵达北京，积压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库不足用度。再加上辽东与后金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京储备的钱粮和各地兵员。这些毁坏，远远大于财政一度中兴的万历朝的各种耗费。
万历时期，可以说它在政治上有各种弊端开端之举，政治影响恶劣。但从财政看，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开支，对明朝国运和国力的影响并不大。而其他的如万历派出的矿税监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实际也远没TXT100电子书们描写的那么不堪。
明朝清流TXT100电子书笔记里充满派系利益和政治动机的财政描写，实在不好太当真。
我们现在可以摘掉“财政”这副有色眼镜，重新审视一下，万历朝鲜战争的意义，到底何在。
第一个当然是它把朝鲜李朝从亡国的境地解救了出来，轻松地复了国，这对朝鲜李朝自然是大事，但对明朝同样也是大事。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是明中后期是牵制后金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个牵制，一直到明末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后才逐渐消失。
明军入朝替李朝复了国，再次确立了明朝是李朝的宗主国，是朝鲜李朝的父母之邦这一大义名分，这对朝鲜李朝朝野的各种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首先是朝鲜李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临海君李珒及顺和君等人，在这次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后来继位的是宣祖大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然而他的继位，却因明朝“争国本”事件的拖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明朝的承认。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上表明朝请准封光海君为世子，结果明朝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而不准。之后的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继续上表请准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正当“争国本”风头上的明朝当然还是不准。因此，光海君对明朝的怨念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可以说是肯定心怀怨恨。
万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的仁穆王后生下了永昌大君，因此李朝内部也出现了和明朝“争国本”一样的问题，朝中的北人党分裂为主张拥立光海君的李尔瞻大北派，及主张拥立嫡子的柳永庆小北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势大的光海君占据上风嗣位，随即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明朝正式册封。谁知万历帝以其未经批准先斩后奏，是为专擅，便将此事压了下来。后来因东北女真势力日大，考虑到要朝鲜牵制女真，最后在十月准了光海君嗣位的请求。
光海君嗣位后，朝中的党争并未消除，全盘继承华夏文化衣钵的朝鲜士人们，和明朝争国本的士人一样固执，继续争斗不休。但光海君很强硬，上台后就将仁穆王后给废了，又把宣祖长子、同母兄临海君，以及年仅两岁的宣祖嫡子永昌大君都给杀了。
明天启三年三月，绫阳君李倧、西人党李贵等人和南人党联手，发动了政变。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被赐死，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也就是李朝仁祖大王。光海君被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江华岛。
对十分重视伦理的明朝来说，这种下克上的宫廷政变是不可接受的，且朝鲜废黩的是明朝正式承认并册封的国王，这种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消息传到明朝，当时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即上疏朝廷，声称必须对这种目无明朝、以臣篡君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讨伐，以振王纲：“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朝鲜对此大为惊恐，当下又派出外交使团前往登州拜见袁可立进行传统的“辩诬”行动，希望说服袁可立改变立场，并进而影响明廷对此事的态度。
袁可立此人，应该说是个务实的能吏，对北方女真和朝鲜等势力很熟悉，如崇祯年致辽东总兵毛文龙死地原因之一的刘兴祚叛归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劳在内。因此当朝鲜职业辩诬使团抵达山东，言辞恭谦地与袁可立进行了长时间勾兑后，出于对北方形势的务实考虑，袁可立认为既然李倧已经事实上掌握了朝鲜李朝的政权，则此事可以从权，但在大义名分上却不可让步。最后他上疏朝廷提出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虽然最后李倧如愿以偿获得了册封，但这起事件对朝鲜李朝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还没结束。
五十年后，朝鲜李朝闻听清朝正在修编明史，遂再次派使团出使清朝“辩诬”，向清朝声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为朝鲜李朝王室的这次政变正名、洗冤，以证明现在的王室继位是合法的。
只不过虽然朝鲜李朝使团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社交攻势，国王李淳也亲自上奏康熙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中国史书最终并未如他们所愿进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国的姿态记录了这一政变，并对其进行了定性。
一个国家，国王的册立需要他国册封承认，无论如何，这都是心头一根去不掉的刺。这种情绪经过多年发酵，1897年，朝鲜李朝的李熙终于称帝，改年号为“光武”，并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终止了一直以来和中原帝国的从属藩国关系。
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不但让丰臣秀吉气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损失惨重，直接后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机会一举击败丰臣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同时彻底打消了在亚洲争霸的念头，采取了延续三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避免刺激明朝。这使得亚洲此后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没出现任何变化。但是，日本这一次“进出”朝鲜，给后世的野心家留下无穷的遐想，当他们的野心再度燃烧起来的时候，朝鲜又会成为这头饿狼的第一口食物。
对明朝，尤其是对万历皇帝来说，这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因为此后几百年里，此战获得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靡师耗饷大伤明朝元气——无论它到底真的如此。
这也是促使我们花力气去搜集中、朝、日三国史料，把这场战争重新写出来的最重要原因。
万历时期，明朝的国力毫无疑问依然是亚洲最强的，这点没什么好怀疑的。而万历朝的军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军队将领、士兵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亚洲最强的，这也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
万历前期戚继光及东北李成梁等将领对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打击和压制，后来新一代将领如李如松平定宁夏叛乱，麻贵麻家军在西北的镇压，乃至朝鲜战争中明朝北方边镇骑兵的优异表现，南军步兵和火器的夺目风采，陈璘率领的大明水师的过人战力，都充分说明万历时期的明军，是发展异常全面的亚洲第一强军，且名副其实。
这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总结性的对比，以数字来说明。
如前所说，壬辰之战中，明军方面的宋应昌动员了七万左右人员（含运输和军械制造等），兵部计划入朝兵力数为四万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实际入朝作战的仅三万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达到四万三千人，这其中还包含了已发生的伤亡人数。
而日军方面，截止到壬辰正月五日为止，秀吉下令动员的兵力数为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人，这还不含日本国内的运输和军械制造等人员。
三月十八日，实施出军朝鲜命令中的总兵力为十五万八千人。
六月三日，屯驻朝鲜领土的日军总兵力为十三万余人。
也就是说，壬辰之战中，明军一直以三万八千人的兵力在与日军十三万兵力作战。
这其中，朝鲜军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朝鲜军统计数量高达十七万，但朝鲜方面自己的记载中，实际真正投入过战斗的，全加起来仅六万余人陆军，水军数千。其二则是朝鲜军除水军外，没有一场有战略意义的正面战役。其三则是即便在和明军的协同作战中，其数量也就三、五千人，且从不被独立使用，甚至连朝鲜自己都少有战斗记载。客观地说，在整个战争时期，朝鲜军最大的作用是为明军负责运输物资，而不是战斗。可即使这样，物资运输也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一直是制约明军行动的一个重大软肋。
另外，日军也一样拥有数量不少的朝鲜伪军，尤其是弓箭手。他们甚至建立了相当数量以朝鲜人从事生产的城下町。因此在朝鲜人力这点上，中日两军都是客军，都无太大优势。
丁酉再乱，日军再次出动兵力十二万一千一百人，加原驻朝鲜的日军两万零三百九十人，陆军为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人；水军两万两千人，水陆总计兵力为十六万三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