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确实的线索，他问问总督只不过内心稍安罢了。他甚至派人划着船上的所有快艇绕岛巡视一周，这岛不过１５平方公里，就是再大３倍，也不能把一个伦敦或一个巴黎装下去。
在爵士去向总督打听的时候，乘客就在村子里和附近海岸上散步。群岛上的人口共１５０多人，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在这里和当地及南非的黑种人通婚，这些妇女丑陋到了极点。
这些旅行者脚一踏入陆地，便感到十分快乐，他们散步一直散到毗连平原的海岸。平原上种着农作物，只是一部土地耕种过，其余的地方都是一连串的喷石悬崖，它们高峻而贫瘠，住着千千万万庞大的信天翁和呆头呆脑的企鹅。
参观的人们考察过这些火成岩之后，就向平原走去，山上的冰冻积雪融成活水，形成了许多溪流，到处是潺潺的水声；青葱的灌木丛点缀着地面，一眼望去，树丛中鸟儿和花儿一样多；只有一棵高８米的鼠李树和一些庞大的木本苇科植物——“屠色”草在那片青青牧场上挺立着；此外还有多蔓而结着辣果的巴西蔷薇，枝条坚壮、纤维纠结着狮子头草，常青的灌木，清香扑鼻、沁人心脾的灰灰菜，以及苔藓、野芹、凤尾草。这些都是当地特产植物，种类不多，却很茂盛。人们为有个永恒的春季把所有的温柔经常向这个得天独厚的孤岛倾泻。地理学者兴奋地赞美着，认为这就是法国文学家费纳龙所歌颂的著名仙岛奥吉吉。他劝海伦夫人在岛上找个仙洞住下，学习那可爱美丽的女神珈丽莎，来做岛上的主人，至于他自己，甘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做个服侍女神的小仙女罢了。
散步的人们赞赏着，谈笑着，直到傍晚才回到船上。村上的四周放牧着大群的牛羊；田地里种着最近４０年才带上岛的麦子、玉米和蔬菜，这些植物长势喜人，从田里一直蔓延到都城的街道上来了。
当爵士回船的时候，邓肯号派出的巡查艇也回来了。它们只消几个钟头绕岛兜了一圈，在路上未找到格兰特船长的任何痕迹。因此，这次旅行结果，除了让人们把透利斯探昆雅群岛从寻访计划中删掉外，没有任何收获。
现在，邓肯号本可以离开这群大洋洲的岛屿向东继续进发，然而当晚并没有开船，因为爵士允许他的船员们猎一场海豹（这种动物有人叫它海牛，有人叫它海狮，有时又叫它海熊或海象）。这里的海豹委实太多了，把法尔默湾的沿岸海域塞得水泄不通。从前，这里还有许多北极鲸鱼，但是猎捕的人太多，赶的赶，叉的叉，以致于现在几乎绝迹了。相反地，那些两栖动物成群结队地随处可见。邓肯号上的船员们决定利用夜里时间大干一场，再利用次日白天把它们熬的油储备起来。
所以，邓肯号延迟了３天，即１１月２０日才启航。
吃晚饭的时候，地理学者讲了一点关于透利斯探各岛的历史，大家听了很感兴趣。他们知道了这些岛屿是１５０６年被葡萄牙人透利斯探·达·昆雅发现的，他是著名的葡萄牙探险家阿布奎基的随行者之一。这群岛被发现后，无人问津，认为它是风暴的巢穴，事实上这种看法也不是无道理的，它的名誉并不比古巴荒岛贝尔穆德斯更好。所以人家很少接近它，凡是在这里着陆的船只，大都因为被大西洋的飓风打得实在无办法才到这里来。
１６９７年，东印度公司的三只荷兰船在这里停泊过，并测定了群岛方位，后来１７００年英国天文家哈雷又校订了一番这个方位的计算数字。从１７１２到１７６７年，又有几个法国航海家问津，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法国人拉白鲁斯，他在１７５８年的著名探险旅行中为研究而来这里的。
直到那时为止，岛上很少有人来过，所以始终无人居住，到了１８８２年，有美国人蓝拜尔做了开辟工作。他和两个同伴在正月里登陆，勇毅地着手垦荒。好望角的英国总督听说他们发达起来，建议给他们保护。他们便接受了，因而在自己的草棚上挂起英国国旗。这个小国中有两个臣民：一个是老意大利人，一个是葡萄牙的黑白混血儿。“国王”蓝拜尔似乎很容易把“小王国”和平地统治下去，不料有一天，他在巡视王国海岸时，竟不知是失足落水还是被人推到海里淹死了。到了１７８６年，拿破仑被囚在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英国为了监视他，派了一支部队驻防亚森森岛，一支部队驻防透利斯各岛，后者士兵是由好望角的一个炮兵连和一队霍吞脱族的士兵组成。他们一直驻防到拿破仑死于那个荒寂的岛上以后，才被调回好望角。
“后来只剩下一个欧洲人，”地理学者补充说，“他是个上尉，是苏格兰人……。”
“啊！是个苏格兰人！”麦克那布斯说。少校对于同胞总是特别关心。
“是的，他叫威廉·格拉斯，”地理学家者回答说，“留在岛上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霍吞脱人。不久，又有两个英国人来到岛上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是水手，一个是太晤士河上的渔夫，曾在阿根廷军队中当过骑兵。最后，在１８９１年白朗敦霍尔号沉没以后，一个脱险的旅客和他年轻的妻子又流落此地。当时，岛上只有六个男人，两个女人。１８９９年就有了７个男子，６个女人和４个小孩。１９０５年人口数达到４０人，现在又增加了３倍了。”
“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形成的呀，”爵士说。
“为了使透利斯探各岛的历史更完整起见，我还要补充一句，”地理学者嚷道，“我觉得此岛有点和南大平洋中的胡安斐岛一样，可称为鲁滨逊之岛。因为，如果胡安斐岛上曾有两名水手流落过，在这个群岛上也流落过两名学者。１７９３年我的同胞，博物学家瞿卜第·杜阿尔在岛上采集植物标本，采得兴奋极了，结果迷了路，直到船长起锚时才摸上船。１８２４年，我亲爱的阁下，你的同胞能干的画家依耳，被丢在岛上过了８个月。他的船长忘记了他还没有回船，便把船开往了好望角。”“这个船长真粗心大意，”麦克那布斯应声说，“你们俩个一定是兄弟吧？”
“兄弟倒不是兄弟，少校先生，不过，他那样粗心大意是配当我弟弟的！”
地理学者的这个回答结束了这场谈话。
夜里，邓肯号的船员们打了一场好猎，５０多只大海豹送了命。爵士既准许打猎，当然也让船员们获得丰收的喜悦。因此第二天大家把这些值钱的动物的皮剥掉熬油。自然，乘客们把空闲时间消磨在登陆游览上。爵士和少校都挎着枪，想打些野味助兴。他们一直步行到山脚下，那里遍地是岩石碎块，是黑色多孔的喷出岩，经过风化的残骸，是火山的遗迹。山脚是从无数摇摇欲坠的岩石乱堆里钻出来的。因此，那座圆锥形的高峰的形象，是不难想象的。英国船长卡尔氏认为这是一座死火山，他是有理由的。
我们的猎人看到几只野猪，一只被少校麦克那布斯打中击毙了。爵士仅仅打了几只黑竹鸡，带回去让厨师做了一道绝妙的好菜。远处还有几只山羊在高原的山顶上隐约可见。至于又英挺、又大胆、又敏捷，连狗看见都害怕的山猫，它们在岛上繁殖特别快，将来总有一天要变成了不起的山大王。
晚上８点钟，大家都回船休息了。夜里，邓肯号就离开透利斯探达昆雅岛。
门格尔船长意思要在好望角上煤，因此，他不能不离开南纬３７度线，向北走两度。邓肯号在信风区下面航行，遇到强大的西风为它送行。不到六天功夫，透利斯探岛和好望角之间的７００公里便走完了。１１月２４日，下午３点钟，在船上便望到了桌山。过了一会，船长就测定了信号山的方位，它是海湾入口处的标志。快到８点钟，船就开进了海湾，在开普敦港抛锚了。巴加内尔既然是地理学会会员，自然知道好望角是１４８６年葡萄牙海军上将狄雅兹第一个发现的，１４９７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霍斯哥达伽马曾绕过这里。而且，喀孟斯的卢夏歌歌颂的正是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呀，巴加内尔这位赫赫有名的地理学家怎能不知道呢？关于这一点，他发表过一点意见：他说狄雅兹望见好望角是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前６年，如果狄雅兹当时绕过了好望角，美洲的发现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下去。因为欧洲与东印度之间的航线，绕过好望角而往前，是最短最佳路线。那位伟大的热那亚航海家之所以开着船往西寻找，就是想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之国”的捷径呀。因此，好望角一绕过，这条捷径就找到了，他往西探险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就不可能再做那无意义的探险旅行了。
开普敦位于开普湾深处，是１６５２年荷兰人凡·利百克建立起来的。它是英国重要的殖民地首府，这片殖民地在１８１５年签定条约后归属英国管理，邓肯号上的乘客利用停泊时间上岸去游览一番。
乘客们只有１２小时可以游览，因为门格尔船长只需要一天时间上煤，他想在２６日清早开船。
开普敦全城并不大，游览并不需许多时间。城市分布象一个分成方格的大棋盘，在大棋盘上活动着３万人，有白人，有黑人，他们扮演着各种角色，国王、王后、骑兵、小卒，也许还有丑角。至少，那位地理学家是这样形容的。开普敦并没有什么名胜，无非看看东南角耸起的堡垒、总督衙门的花园、证券交易所、博物馆以及狄雅兹最早发现好望角时树立的一个十字架石碑罢了。人们看过这些之后，至多再品尝一下当地特产——“彭台”酒，除此而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们的旅行家们也是这样做的，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启航了。邓肯号拉起了触帆、三角帆、主帆、前帆，几个钟头之后就绕过了著名的“风暴角”，就是那乐观的葡萄牙国王续翰二世硬改名的地方，改为“好望角”。
海平风顺，从好望角到阿姆斯特丹共计１６００公里，估计１０天可以走完。旅行家们在海上比在幡帕斯草原上幸运的多，过去风和水在陆地上曾联合起来和他们作对，而现在却配合起来帮着他们前进，他们对自然界再也没有抱怨的理由了。“啊！海洋啊！海洋！”那位地理学者不住地说，“海洋才是人类的用武之地啊！船只真正是文明的媒介啊！你们想想看，朋友们。如果地球上没有海洋，人们到２０世纪还不能认识它的面积的千分之一！你们再看看罢：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在中亚细亚的平原里，在非洲的沙漠里，在美洲的草原里，在大洋洲的矿山里，在两极严寒的冰区，这些地方，人们几乎不能钻进去冒险，最大胆的人也会退缩，最勇敢的人也会吓倒。总之，此路不通。交通工具的不够，炎热、疾病和土人的强悍又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１１公里的沙漠就使人们‘至老死不相往来’，它比２７０公里的海洋的阻力还要大些！在两个遥遥相对的海岸上，人们有‘天涯若比邻’之感。但是只要隔上一片森林，便彼此成为异类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相距甚远，却仿佛是疆界相连，而埃及和塞内加尔则仿佛相去几百万公里，北京和彼得堡则仿佛各在天边。我们今天穿过一片汪洋大海比穿过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容易的多，正如美国的莫利舰长所说，全世界各大陆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友好的关系，完全多亏了海洋啊！”
地理学家热情奔放地演说着，连麦克那布斯对这篇“海洋颂”也没批驳一句。是啊，如果为了寻找哈利·格兰特，人们要完全沿着３７度纬线在陆地上前进，这种艰巨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人尝试。幸亏地球上有海洋，能把我们的航海家从一片陆地载到另一片陆地。１２月６日，天刚亮，一座新的山峰从波涛的怀抱中涌现出来。
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岛，它位于南纬３７度４７分和东经７７度２４分，天气晴朗时，圆锥形的高峰在２５公里外可以看见。到了８点钟，高峰的轮廓还很模糊，望去和特内里夫峰十分相似。
“因此，”爵士说，“这高峰和透利斯岛相似。”“你的推断完全正确，”那位地理学回答，“依据几何原理，若甲乙两岛同丙岛相似，那么甲乙两岛也相似。我还要补充一句，阿姆斯特丹岛也和透利斯岛一样，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富有海豹和鲁滨逊一类的人物。”
“鲁滨逊到处都有吗？”海伦夫人问。
“可不是吗，夫人，”地理学回答，“我所知道的岛屿中，很少没有类似的漂流事件的，在您那不朽的同胞狄福写鲁滨逊漂流记之前，早有类似的奇闻异事了。”
“巴加内尔先生，”玛丽小姐说，“我向你提一个问题行吗？”
“提两个都行，我亲爱的小姐，我保证答复你。”“那么，”那少女又说：“假如你被流放到荒岛上，你怕吗？”
“我怕？”地理学家叫了起来。
“得了，我的朋友，”麦克那布斯说，”你总不会说被丢在荒岛上是你最热烈的期望吧？”
“这话我倒不会说，”巴加内尔说，“不过，真有这种遭遇，我并不讨厌。我就重新安排新的生活，靠捕鱼打猎为生，冬天住在山洞里，夏天住在树上。我会有仓库储备我的东西。总之，我能够自己开发孤岛的。”
“你一个人开发吗？”
“如果真有必要，我就一个人开发好了。不过在世界上，人真会有孤独的时候吗？他就不能在动物界找些朋友吗？比方，驯服一只小山羊，养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或一只可爱的猴子。万一偶然再来一个伙伴，正如鲁滨逊遇到那忠实的礼拜五一样，你的生活不也很美满吗？两个朋友在一个孤岛上，这就是幸福啊！假定少校和我……”
“谢谢你，”麦克那布斯赶快说，“我可没有那么大劲头学鲁滨逊，而且我也学不象。”
“亲爱的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发话了，“您又是被想象力送到云端里去了罢，现实和梦想毕竟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您只是说的想象中的鲁滨逊，先由人家给他选好一个孤岛，然后把他小心在意地运上去，大自然待他又和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您只是朝事物好的一方面想啊！”
“怎么！夫人，您以为人在荒岛上不快乐吗？”
“我不相信。人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不是离开人群而过孤独生活的。孤寂使人只能产生绝望。在开始，一个人刚从海涛里爬出来，由于物质生活的焦虑，生活安全的需要，或许他想不到别的地方去，眼前的困惑使他想不到未来的威胁。但是，当他一感到孤独一人看守荒岛，既无希望重回故国，又无希望重见亲人，他将感想如何呢？他是如何痛苦啊！他的孤岛就是他的世界，全人类只有他一人，死到临头的时候，仿佛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在世界的末日里。这种在孤独生活中的死是骇人的啊！您还是相信我吧，巴加内尔先生，你还是不做这样的人好。”
这位地理学者不得不承认海伦夫人的话有一番道理，谈话依然在孤独生活上作文章，一直到邓肯号停在阿姆斯特丹岛距岸１公里的海面上才结束。
孤悬在大西洋上的这群岛屿由距５０公里的两个岛屿组成：北边是阿姆斯特丹岛（或称圣彼得岛），南边是圣保罗岛。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提一句，这两个岛的名字常被地理学家和航海家弄颠倒。
这两个岛是１７９６年１２月被荷兰人弗拉明发现的，后来丹特尔加斯陀，带着希望号和探求号寻找拉白鲁斯的时候又侦察过此岛。两岛名字的混淆便是从丹特尔加斯陀开始的。海员巴罗和波丹在地图里把两岛名字标错，以致后来霍斯保、品保通以及其他地理学家都一贯地把圣彼得岛说成圣保罗岛，把圣保罗岛说成圣彼得岛。１８５９年奥地利军舰诺伐拉号作环球航行时，航员们才开始纠正了这个错误。这次巴加内尔又着重强调了一下。
圣保罗岛位于阿姆斯特丹岛之南，是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是一座火山锥形的山构成，或许在远古时代是座火山。它的北面是阿姆斯特丹岛，岛的周围有２０公里，生长着几个自愿离开家乡过孤独生活的人，他们已过惯了那种可怜的生活。他们是渔场的看守人，而渔场却归波旁岛上的商人奥陀凡先生所有。这位没有获得欧洲列强承认的岛主，每年获得年俸７万５千到８万法朗的厚利，因为他叫人在那里捕“唇指鱼”，捕着就腌起来，然后大批运出去卖。
应该提到，阿姆斯特丹岛天然属于法国的并长期归它所有。早先，它以最初占领权的关系，属于波旁岛圣德尼城的航主卡曼先生的；后来，按照某一国际条约规定划给了波兰人，波兰人用了马达加斯加岛的奴隶在这里垦殖。说是波兰人的就等于法国人的，所以结果这个岛又落在法国人手中。１８６４年１２月６日邓肯号停泊在这个岛的海边时，岛上的人口只有３人；一个法国人和两个黑人，３个人都是那位岛主兼行商所雇用的伙计。因此，地理学家有幸遇到可敬的维奥先生，又有机会和同胞握手了。维奥先生很老，这位“忠厚长者”很客气地招待了岛上的贵宾。他能够接待一些可爱的外宾，这对于他实在是一个幸福的日子。阿姆斯特丹岛只有捕海豹或极少的捕鲸人光临，这些人通常很粗鲁的，他们天天和鲨鱼打交道，不会有什么修养的。
维奥先生向客人介绍了他的臣民，就是上面提到的混血儿，他们就是岛上的全部人口。此外，还有几头躲在窝里的野猪和上千只呆头呆脑的企鹅。他们的住房位于西南部一个天然良港的深处，这个港口是由于山崩而形成的。
早在奥陀一世统治之前，阿姆斯特丹岛已有沉船的先例了。巴加内尔讲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开头就说：“两个苏格兰人在阿姆斯特丹上的漂流记”，这个题目引起了听众极大的兴趣。
那是１８２７年。英国船巴米拉号打岛前经过，远远望见岛上有一股浓烟直冲云霄。船长发现了遇难者的求援信号。他派小艇接回来两个人：一个青年，叫贝纳，２２岁；另一个叫卜罗夫，四十八岁。这两个人已不成人样了。１８个月来，差不多没吃东西，没喝淡水，只靠蚌类维持生命。他们把随身带的钢针敲弯钓鱼，有时捉头小野猪，有时整整好几天点水未咽。他们用打火石生着一堆火，就和古罗马神庙里的词灯女神一样，经常守护着，生怕它熄灭，出去时也携带着火种，仿佛是个无价之宝。就这样，他们在艰苦与疲惫中煎熬着。他们俩是由一只捕海豹的帆船送上岛的，依照渔业中的习惯，他们应在岛上住一个月，捕海豹、剥皮、熬油，然后有人派船接回他们。但是，５个月过去了，来接他们的船始终没有出现。一天，一只到凡第门去的船希望号来岛靠岸，但船长不知为什么不讲义气，拒绝这两个苏格兰人的请求，把船开走了，连一块饼干或一口淡水都没留下。如果没有巴米拉号从这里经过，把这两个可怜虫救上船，他们必死无疑。
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如果一座荒岛也有历史的话——记载的另一个事件就是裴龙船长的遭遇。这是一个法国人，他的历险也和那两个苏格兰人一样开始，一样结束：先是自愿来此岛住些时候，接着，也是预先约定的船只没有按期接他们，过了４０个月无人问津，最后一只外籍船被风吹到岛屿附近。不过，在裴龙流落期间发生了一幕流血斗争，有点象丹尼尔·狄福小说中的主人公鲁滨逊回岛时的经历。
裴龙带着４名水手——两个英国人和两个法国人，他们准备用１５个月的时间打海狮。但是，１５个月过去了，船还没有来，粮食渐渐没了，国际间的关系也不易维持了。两个英国人反叛偷袭法国人，要不是那两个法国人相助，裴龙一定遭毒手。从这时起，敌对双方日夜互相监视，时刻不离武器，彼此互有胜负，双方都度日如年，过着困苦而焦急的生活。一个无聊的国际问题把几个不幸的人在这座荒岛上分成势不两立的阵营，要不是一条英国船将他们相救，“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以上就是岛上发生过的流落事件。阿姆斯特丹岛已经两度成为被遗弃的海员之家了，而这些海员又两度在这里被老天爷从苦难与死亡中解救出来。但是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船只在这里失事了。如果有的话，总有点残余的东西打到沙滩上的，失事的船员们也许会逃到维奥先生的渔场里来的。然后，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从来没有机会对海上遇难者表示一下好客的情怀。什么不列颠尼亚号，什么格兰特船长，他丝毫不知。显然，阿姆斯特丹和圣保罗岛都不是格兰特船长的出事地点。
爵士对那位老人的回答，既不惊讶，也不扫兴。他和他的旅伴们几次停泊的地方，都没有格兰特船长的踪影。不过，他们只是想证实一下格兰特船长确实不在南纬３０度纬线上，如此而已。因此，门格尔船长决定第二天继续出发。
乘客在岛上一直游览到夜晚。岛上的风景引人入胜。但是岛上的动植物，就是最好写长篇大论的生物学家也难以写出一页纸来，寥寥无几。所谓兽类、禽类、鱼类、鲸类，也只是几只野猪，一些积雪鸡、信天翁、鲈鱼和海豹罢了。温泉和含铁质的矿泉到处从淡黑色的岩缝里冒出，在水面上升起浓浓的水烟，其中几处水温很高。船长拿温度计一试，竟达摄氏８０度。从相距几步远的海里捕着鱼，拿到这种近乎沸点的温泉里，煮几分钟就变成美餐了。这样巴加内尔也就不敢跳进去洗澡了。
大家高高兴兴地游览一番。夜晚，爵士向那位忠厚长者维奥先生告辞。大家都向他祝福，祝他在岛上一切都称心如意。那老人也回谢他们，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寻访成功。接着，他们就上邓肯号的小艇回船了。
第二十三章 探求失踪范围
１２月７日，早晨３点钟，邓肯号的锅炉隆隆响起了，水手转动辘轳，船锚随着吊起来，离开那小港的沙底，回到锚架上，螺桨开始转动，游船又入海了。８点钟，乘客们登上了甲板，阿姆斯特丹岛已经在天边的云雾中渐渐消失了。这是沿３７度旅行的最后一次停泊，距大洋洲海岸还有１６２０公里了，只要西风能维持１０天，只要在海上没有什么意外，邓肯号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玛丽小姐和弟弟罗伯尔看到海上怒涛，心里不免有些感触，这些波涛或许是格兰特船在失事前几天冲破过的呀，也许就在这里，格兰特船被打坏了，船员失踪了，只有父亲自己和印度洋上的风暴作斗争，结果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拖向遥远的海岸。船长在海图上画出各股海流的流向给那少女看。其中一股——印度洋的横贯海流，势力强大，向大洋洲流去，方向是自西向东的。因此，也许不列颠尼亚号桅杆被打断了，舵失调了，也就是说，在海和天的暴力之前完全解除了武装，只有随着这海流向前面的海岸奔去，结果撞得“粉身碎骨”。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据商船日报记载，格兰特船长的最后消息是１８６２年５月３０日自卡亚俄发出的，怎么不列颠尼亚号离开秘鲁海岸只８天，６月７日便进入印度洋了呢？巴加内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答复，就是最好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不可能反对。
那是１２月１２日的晚上，离开阿姆斯特丹岛已６天了。哥利纳帆夫妇、格兰特姐弟、少校、船长都在楼舱里闲扯。和往常一样，不列颠尼亚号是全体人员唯一的心事。正在谈的时候，提出了上述问题，这一提，大家仿佛往头上泼了一盆冰水。
巴加内尔猛不防爵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立刻把头抬起来。然后，一声不响地去找那个文件。他回来的时候，只耸了耸肩，仿佛一个人被一个“无所谓的小问题”难住了似的。
“你耸肩，我亲爱的学者，那就是说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出现差错了，既然如此，你总得有个答复吧。”爵士说。
“不要急，”地理学家说，“我先向船长请教个问题。”
“你说吧，巴加内尔先生，”船长说。
“一只快艇能不能在一个月内穿过从美洲到大洋洲的太平洋？”
“可以的，如果以每天１１０公里的速度航行。”
“是最快速度吗？”
“不是，快帆船的速度比这还要快得多。”
“那么，好了！”地理学家又说，“文件上的‘６月７日’几个字空隙比较大，它是不是真的６月７日呢？！假如海水把‘７’字前面的一个字侵蚀掉了，原来是‘６月１７日’或者‘６月２７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呀！”海伦夫人回答，“从５月３１日到６月２７日……”
“不列颠尼亚号有足够的时间穿越太平洋到达印度洋上！”
大家都十分满意地接受了博学的地理学者的解释。“又弄明白了一点！”爵士说，“还多亏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协助。现在，我们只有到大洋洲，在西海岸上寻访格兰特船长的踪迹了。”
“是不是一定在西海岸呢？”门格尔问道。
“是呀，船长说的对，文件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失事的船只在西海岸而不在东海岸。因此，我们寻访目标应放在３７度纬线的大洋洲海岸的东西两端。”
“这样，不是又有问题了吗，爵士先生？”玛丽小姐问。“啊，是没有的，小姐，”船长赶快回答。他的话解除了玛丽小姐的疑虑。“阁下请注意，假如不列颠尼亚号在大洋洲东岸停泊的话，他应该立刻会得到救援和帮助的。因为这一带几乎全是英国人，住的都是英国侨民。格兰特船长走不了１６公里路就可以遇到同胞。”
“是的，门格尔船长，”巴加内尔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假如在东海岸的吐福湾，在艾登城，格兰特船长不但会在英国移民区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而且也会找到交通工具返回欧洲的。”
“这样看来，”海伦夫人说，“我们假如到大洋洲的西海岸，遇难后船员不会找到同样的方便了？”
“是的，夫人，”地理学家回答，“那一带海岸荒漠没有一条路通往阿德雷得或墨尔本。如果格兰特船触礁失事了，它不会得到救援，就和在非洲那无情的海滩上失事一样。”“那么，”玛丽小姐问，“我父亲两年来如何生活的呢？”“我亲爱的小姐，”地理学家回答，“你总认为船只失事以后，你父亲在大洋洲登陆不成问题是不是？”
“是的，巴加内尔先生。”
“那么，一登陆以后，格兰特船长怎么办了呢？我猜测有三种可能：或者和他的同伴们到了英国移民区：或者落到当地土人手中；或者在大洋洲中的沙漠中迷失……”巴加内尔讲了好长一会儿，突然停住了，看看人们的眼色是赞同抑或反对这种猜测。
“继续讲下去吧，先生，”爵士鼓励他。
“首先，”他继续讲下去，“我否定第一种推测。格兰特船长不可能跑到英国移民区。否则，他的安全不成问题，早该回到故乡和亲人团聚了。”
“可怜的父亲啊！”那少女自言自语地说，“他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了。”
“让巴加内尔先生继续说呀，姐姐，”小罗伯尔说，“他最后会告诉我们……”
“唉，我的孩子！我不能告诉你们什么确实的情况。我所能断定的，只是你父亲落到大洋洲土人手中做了俘虏，或者……”
“这些土人会不会……？”海伦夫人着急了。
“您放心，夫人。”他知道海伦夫人将要说什么。“这些土人虽然未经开化，很愚笨，但是生性温和，不象他们的近邻新西兰岛上的土人那么好杀成性。如果遇难船员被他们俘虏过去了，他们绝不会有生命威胁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所有旅行家异口同声地肯定过：大洋洲土人最怕让人流血，有好几次，旅行家和他们联合起来。打退成群被流放的囚徒的袭击。
他们很忠实可靠，而那些囚徒却惨无人道。”
“你听见巴加内尔说了吧？”海伦夫人对玛丽小姐说，“如果你父亲落入土人手中，我们会找到他的，而且那些文件也似乎告诉我们，他是落入土人手中的。”
“如果他在荒漠里迷失了呢？”那少女接上一句。询问的眼光盯着地理学家。
“迷失了，我们也会找到他，是不是，朋友们？”那位地理学家充满信心地回答她。
“毫无疑意，”爵士回答，他在扭转谈话的悲观趋势。“我不相信人类真的会迷失方向……”
“我也不相信，”地理学家又肯定了他的说法。
“那么，大洋洲大吗？”小罗伯尔问。
“大洋洲么，我的孩子，大约有７７５万平方公里，就是说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四那么大。”
“有那么大吗？”麦克那布斯反问道。
“确有那么大，少校先生，最多不过一码之差罢了。文件上写明了‘大陆’两字，你总该相信这片陆地有资格接受‘大陆’
的称号吧？！”
“这么大，当然可以称之为‘大陆’了。”
“我还要补充一句，”巴加内尔又说：“旅行家在广漠地区迷失的先例并不多。我知道的只有雷沙德一人，现在下落不明。在我动身的前些时候，在地理学会上听说已经找到他的踪迹了。”
“难道澳大利亚大陆没有被完整勘探过吗？”海伦夫人问。
“还没有，夫人。还差得远呢！人们对这个大陆的内部情况不如非洲了解的多，然而，这并不是人类的过错，而是苍天不承认探险家。从１６０６年到１８６２年，在大陆内地或沿海从事勘探工作的不下于５０人。”
“啊，５０多，”麦克那布斯带着怀疑的神气说。“是的，少校先生，不相信吗？我是把冒险试航的船员和大陆探险的旅行者包括在一起的。”
“那５０也太多了点吧？”少校反驳说。
“你说太多，我还嫌少哩！”地理学家总是这样，当人和他唱反调时，显得十分兴奋。
“那你说出来！”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马上说出他们中的５０个人来。”
“啊！冷静点，地理专家，我们说话可要负责任啊！”
“少校，你敢拿你的马枪和我的望远镜打赌吗？”
“我有什么不敢，巴加内尔，如果你喜欢的话？！”“好！一言为定！如果你输了，可就不能再用马枪打羚羊，打狐狸了。除非我借给你。不过，你要借，我还是会借的。”
“巴加内尔，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你也别抱多大希望胜我。”
“那么，我们开始吧，”那位地理学家提高嗓门，“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裁判。你，小罗伯尔，做计数员。”哥利纳帆夫妇、玛丽、罗伯尔、少校和船长，都乐起来了，急等着这次争辩的结果。成为这次争辩中心的是大洋洲，正是邓肯号要去的地方，这时，来谈谈它的历史，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大家请巴加内尔立刻开始显示他的记忆力。
“记忆之神尼母辛啊！”他开始高声叫道，“司文艺女神的母亲，给予我——你的忠实虔诚的崇拜者以灵感罢！在２５０年前，朋友们，谁不晓得有个大洋洲呢！从１７世纪，在１６０６年开始，无数航海家和探险家踏上了这片土地。在这一年，西班牙航海家奎罗斯发现了，给它取名叫‘圣灵的澳大利亚’。罗伯尔，记下这个航海家的名字，我讲第二个。”
“记下了，”罗伯尔说。
“同年，奎罗斯船队的副指挥托列斯一直往那些新陆地的南面去勘察。但是，重大发现要归功于荷兰人海托治。在他在西南南纬２５度的地方登陆，把陆地命名为恩得拉。在他以后航海家就多了，什么齐申、厄代多尔、内兹、卡奔塔……等等。”
巴加内尔连珠炮似地说了一大串。
他喝了口水，又接着说：“这就告一段落，我现在再说英国人。１６８０年在美洲打野牛的浪人头子，横行在南太平洋上的丹别尔，他干了许多年苦乐参半，侥幸逃脱死亡的勾当之后，乘西内号跑到澳大利亚的西北部，他和土人交结上了，对土人的贫穷、风俗、智慧作了完整的描述。１６９９年，当他回到海托治时，已不再是海盗了，而是皇家海军船长了。在这以后的７０年中，没有一个航海家再来这里。直到１７００年，库克船长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自此，澳大利亚便打开大门迎接欧洲移民了。库克船长是个了不起的航海家，共进行过三次轰动一时的航行，既遇到奇闻异事，如在奥塔喜地观察了金星贯日的情景（即金星打日轮面前穿过的天文现象），也险些葬身海底，有一次，船触礁，几乎将要沉没，幸亏一块珊瑚嵌入漏水的裂口，堵住了水头。他的最大发现是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边缘海——珊瑚海，并且多次途经此地。但不幸的是，最后一次航行失事于散维齿群岛。”接着，他又例举了一批著名航海家，如腓力浦船长、巴斯上校、弗得林中尉等等，充分显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
这时，巴加内尔已累得口干舌燥，嗓子直冒烟。他问罗伯尔多少个名字。
“５６了！”
“少校，我还可以让你听个够，因为我还没有提到居拜雷、波根维尔、罗兹以德、维亢姆……”
“够了，”少校被庞大的数目压倒了。
“我还没有提到裴鲁、阔衣，”巴加内尔又数下去，和快车开动一般，“还有贝尔纳、特里加，宁可汉……”
“饶了我吧！”
“就数到这里为止吧，”爵士代少校求情了，“该麦克那布斯倒霉，他开始逼人太甚，但现在已认输了。”
“他的马枪呢？”巴加内尔带着得胜的神气问。“当然归你了，”麦克那布斯回答，“我自然舍不得它，但也无奈，你的记忆力好得狠，就是一个枪械库你也能赢去！”“对于澳大利亚的历史，”海伦夫人说，“要想有人比他记忆的还清楚详细，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一个小小的地名或人名，一个最细微的事实……”
“噢！最细微的事实！”少校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你不服？少校先生，”地理学家叫起来。
“我是说关于大洋洲的许多细微的事实，也许你并不是件件都知道。”
“岂有此理！”地理学家挺着胸脯说，表示十分自信。“如果我举出一个事实你不知道，还肯还我马枪吗？”少校问。
“你说罢！”
“说话算数？”
“当然！”
“好。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澳大利亚不属于法国？”
“这个，我想是……”
“或者，至少能说出英国人对这件事提出什么理由也行。”
“我说不出，少校，”地理学家懊恼地回答。
“理由很简单呀，只是因为你那个并不胆怯的同胞——波尔船长在１８０２年听到大洋洲的青蛙呱呱叫的声音，就胆战心惊，拔锚而去，一去永不回头。”
“怎么！”巴加内尔大叫起来，“在英国，大家都这么说？这是个十足的恶作剧！”
“恶作剧，我承认，”麦克那布斯回答，“但在大英国这是历史事实。”
“无聊！无聊！”那富于爱国心的地理学家再也受不了，“现在人们真都这样说吗？！”
“真都这样说，我不得不告诉你实话。亲爱的地理博士，”爵士回答着，全场笑声一片，“但是，你怎么竟会对这个历史事实一点也不知道呢？”
“我一点也不知。但是，我要抗议！英国人通常称法国人为‘爱吃青蛙的人’。既吃青蛙，怎么又会怕它呢！无稽之谈！”“道理尽管是道理，事实依然是事实。”麦克那布斯谦虚微笑着回答。
就是这样，那支夺来夺去的马枪依然在它主人麦克那布斯少校手中。
这次打赌的第三天，船长在中午测算了一下，就报告邓肯号已经到了东经１３０度３７分的地方了。乘客们看着海图，知道和百奴衣角相距很近了，心里感到十分满意。在百奴衣角和丹特尔加斯陀岬之间，大洋洲海岸象弓背，而３７度纬线却象弓弦。如果邓肯号向赤道方向走，它很快可以到达茶坦姆角。
但是此刻正在被澳大利亚大陆挡住风浪的印度洋上向东航行。
人们估计四天之后百奴依角便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直到这时为止，都是西风助备。但是，最近几天，风力有减弱的趋势，现在正渐渐地落下去。１２月１３日，一点风也没有了，船帆紧贴在桅杆上了。
邓肯号要不是装着有力的汽轮机，就会滞留在这无边无际的洋面上。
这种无风的问题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晚上爵士和船长谈起了这个问题。那青年船长眼见船上的煤要用完了，显得对风力的减弱感到不安。他把船上所有的帆都张起来，连小帆、辅帆都拉上，希望再小的风力也用上。但是，正如水手所说的，连“装满一顶帽子”的风都没有。
“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要抱怨老天爷了，”爵士说，“无风总比逆风好！”
“阁下说的对，”约翰船长回答，“不过，这种突然的平静正是表明天要变啊，所以我很焦急。我们在季风区域的边缘上航行，这种季风从１０月到次年４月是东北风，只要它稍微刮起来，我的航行肯定要大大延期。”
“那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真的到这种情况，只好忍受着，最多不过耽搁几天罢了。”
“自然啦，如果逆风不带风暴的话。”
“你怕天要变吗？”爵士说着，一面观察着天空，天空万里无云。
“是的，我怕天要变，”船长回答，“这话只能告诉你阁下，我不愿意让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听到，惹她们惊慌。”
“你想得很周到，但有什么事情可怕的呢？”
“恐怕真的要来暴风雨。您不要相信天上的表面现象，因为表面现象往往靠不住。两天来，风雨表一直低得叫人担心，现在只有０．７３米了。这种警报不能不注意，我在南印度洋上已尝试过风暴的滋味了。南极冰山区蒸气的凝结产生极其猛烈的吸引力，由此就发生了极地风和赤道风的交战，造成旋风、飓风以及各种各样的风暴，船遇到了没有不吃亏的。”“门格尔，”爵士说，“邓肯号是只坚固的船，船长又是能干的海员，让风暴来好了，我们会有办法对付它的！”
船长的忧虑畏惧是出于船员的本能。他是英国人所谓的“天气通”。风雨表老是下降使他在船上采取了一切防御措施。
他预料到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来临。目前，天上固然看不出什么兆头，但那万无一失的风雨表不会欺骗他的。通常，天空的气流从高纬度流向低纬度，两地距离越近，水平梯度力越大，风速也就越快。
船长整夜待在甲板上。快到１１点钟的时候，南边天空出现块块云斑。门格尔把全部水手都调上来，落下小帆，只保留主帆、纵帆、前帆和触帆。半夜，风大了，风力很强，每秒钟以２０米的风速前进。桅杆的咯啦声，帆索的劈啪声，船仓的呜咽声，这一切使原来不知风暴的乘客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地理学家、爵士、少校、罗伯尔都上了甲板，有的为了好奇，有的准备出力。他们上床的时候，天空还万里无云，满天星斗，现在却乌云翻滚，狂风大作。
“是起飓风了吗？”爵士大声问门格尔。
“还不是，要来了。”
这时，船长命令卷起前帆的下收缩部。水手们爬上软梯，很费力地把前帆下收缩部卷起来，用帆索扎好，捆到拉低了的帆架上。门格尔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帆面，以便平衡游船，缓和左右摇摆的程度。
这个防备工作做过了，船长又命令奥斯丁和水手长，准备应付要袭来的飓风。系艇的绳子和板桅杆的缆绳都加粗成双料的了，炮的两边滑车也系牢了，横桅索和后支索也拉紧了，孔关严了。门格尔好象一个将军在大炮旁边一样，终不离挡风的那边船面，他从楼舱顶上凝神观察着风吼云腾的天色，仿佛要把天时的秘密钻探出来。
这时，风雨表已经低到３６厘米了，这种低度在以往是少见的，同时，风暴镜的色彩也指示着风暴的来临。
正是早晨一点钟，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在房内感到颠簸得厉害，也冒险跑到甲板上。这时，风速已达每秒２８米，极其猛烈地敲打着缆绳，仿佛在叩击着乐器的琴弦，发出急速的颤动声；辘轳也互相撞击着；绳索在粗糙的索槽里奔突着，发现尖锐的声响；帆布轰咚轰咚地向前后两边飘荡；浪头也高得骇人，冲打着游船，而游船象只翼鸟在白浪滔天的水花上前进着。
门格尔一瞥见那两位女客，很快走到她们面前，请她们回舱。已有几个浪头打到船上来了，甲板随时都有被冲坏的可能。风浪的怒吼声太大，海伦夫人几乎听不见船长的话。“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她趁着浪涛稍微平静的当儿问道。
“没什么危险，夫人，请您们立刻回去！”
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无法抗拒这个近乎恳求式的命令，都回船舱去了。这时，正好一个大浪头在尾樯下面滚过，把她们周围堑护舱玻璃震得直颤。同时，风更猛烈了。桅杆受着帆的压力都弯下去，游船仿佛要从浪头上跳过去。
“卷起主帆！”门格尔叫，“你下前帆和触帆！”
水手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吊帆索松了，卷帆索扭紧了，触帆用纤绳拉下来，声音比风声还高。于是，邓肯号的烟卤喷着大股浓烟，蒸汽枪的叶子板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浪涛，有时叶子板直翘出水面。
格里那丹、少校、巴加内尔和罗伯尔看着邓肯号和波浪斗争的样子，既赞美又惊惧，他们紧紧扒住横栏杆，彼此不能交谈一句话。他们看着大群的海鸟在狂风中翱翔，这种风暴鸟，风浪越大飞得越起劲，叫人看了心惊肉跳。
忽然听到一片震耳欲聋“嗤嗤”的声音，比风暴的声音还高。蒸汽猛烈地喷射出来，报警的汽笛异乎寻常地狂叫。游船猛地一歪，倾斜得吓人，威尔逊正扶着舵盘，猛不防被舵杆打倒了。邓肯号横对着浪头，失去了控制力。
“怎么了？”门格尔叫着，奔到指挥台前。
“船睡倒了！”奥斯丁总那么幽默。
“舵打掉了吗？”
“快救机器！快救机器！”机械师的声音在叫。
门格尔又向机器间奔去，连跑带滚地下了梯子。一片汽雾充满了机器间：活塞在汽缸里一动不动；连杆器也推不动横轴了。这时机械师看连杆器失去作用，又怕汽缸爆炸，索性关掉汽门，让蒸汽从排汽管泄出去。
“究竟怎么了？”门格尔问。
“蒸汽轮机扭弯或者嵌住了，”机械师回答，“它不能转动了。”
“怎么，嵌住就不能搞出来吗？”
“不可能。”
此刻不是抢修这意外损失的时候，蒸汽机不转动了，蒸汽从活门跑出，不再发生作用了。因此，船长只有利用船帆，从那成为自己危险敌人——风的方面找点帮助。
他又跑上甲板，简单向爵士汇报了情况。然后，请爵士带着其他三位回到船舱。哥利纳帆执意不肯。
“不能，阁下，”门格尔坚决地说，“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带着船员在这里。进去！船有时可能埋没在波浪里，但浪头无情，它会把你们扫进去。”
“但，我们也能帮点忙啊……”
“进去！进去！爵士，非进去不可！在某种程度上讲，船上由我作主！回舱去罢，我要求你们这样做。”
门格尔说得坚决果断，情况一定十分严重，爵士懂得他应该以身作则，首先服从。于是，他带着三个同伴离开甲板。他们到了那两位女士那里，这两位女乘客正在焦急万分，等着这场和风浪斗争的结果。
“门格尔真是勇敢坚强的男子汉！”爵士进入方厅说。“是的！”地理学家附和道，”他使我想到伟大的莎士比亚所写的《暴风雨》一剧中的那位司锚官，他对乘坐军舰的国王嚷道：‘走开！不许出声！回舱去！如果你不能让这些风浪平息，就不要说话！莫挡着我的路，我告诉你！’”
这时候，门格尔没有浪费一秒钟，他尽力想方设法把船从险境中解脱出来。他决定用微帆航行法以免船被吹得偏离航线。因此，船上就得升起一些帆面，并且斜拉着，让它侧面受风。人们把前帆张起来，缩小帆脚，又在次要的桅杆上张起一面三角帆，舵柄对着下风舷。
那只游船本来就有很好的行驶性能，它给急风吹送得和快马加鞭一样快，听凭风吹浪打。船帆减得那样少，能支持得住吗？这些帆是上等的敦提帆布做成的；但是风力这样猛烈，有怎么样的好也挺不住啊！
这样用最小的帆面借风力斜进的好处，就是把船身最结实的部分对着浪头，并且维持了原有航向。然而，这样行驶也并不是没有危险，因为船可能落到两浪之间广阔的深槽里爬不起来。但是，门格尔此时无选择的余地，只好用微帆斜驶的方法，只要桅杆和船帆不被风打下来。船员们都在他的面前，随时准备着，哪里要人手就到哪里去。船长把自己用绳子绑在护桅索上，注视着狂怒的海洋。
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了。人们希望天亮时风暴会减弱下去。但是希望落空。快到早晨８点钟的时候，狂风比以前更猛烈，变成飓风了。
门格尔一声不响，但是心里在为船和船上所有人的安全担忧。邓肯号倾斜得厉害，甲板的支柱咯吱咯吱地响，有时浪头打到主桅上伸出的辅杆。有一阵子，全体船员都以为船爬不起来了呢！当帆被吹出帆框，象只大白鸥要飞掉似的，已经有些水手拿着斧头要砍断那大桅杆的护桅索了。
船居然又漂起来了，但贴不住浪，又没有方向，颠簸的很，桅杆几乎要折断。象这样驶法，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船体已经受不住了，只要边板一散，接缝一裂，波浪就会冲进来。
船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扯起一个三角帆，任风吹。这片小帆不知扯了多少次，费了几个钟头的工夫才扯好。直到下午３点钟，那三角帆才拉在主桅的辅杆上，听风摆布了。
于是，邓肯号在一块小帆布的作用下被拖带起来，它开始以无法计算的速度飞驶着。就是这样，它向风暴赶着它去的东北方驶去。它必须保持最大速度，因为只有靠速度才能获得安全。有时，它越过巨浪，以那锋利的船尖划开浪条，象鲸鱼一样钻了进去，浪头从甲板扫过，由船头扫到船尾。有时，它的速度和浪头一样，舵已失去作用，因而左闪右闪，几乎把船闪翻掉。有时，在飓风的推动下，浪比它快，于是浪头跳得比船顶还高，以迅猛不可阻挡之势，从船头到船尾，扫过甲板。
１２月１５日一天一夜就在这样的险境中度过的，一会算作有点希望，一会儿又失望了。船长一会儿也没离开自己的岗位，一点东西也未吃，虽然表面上保持冷静，但是内心却惊慌失措，那双眼睛老盯着北方的朦胧雾影。
可不是吗，一切危险都是有可能的。邓肯号被打出了航线，以无法驾驭的速度向大洋洲海岸奔去。船长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有一种灾祸在威胁着他。他时刻怕触礁失事，碰得个粉身碎骨。他估计大洋洲海岸在风前距离不能少于１０公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靠岸就是遇难，就是沉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奔驰要比触礁好万倍，因为海浪虽急，总有法子自卫，至多听命它摆布罢了；若是风暴把船吹到岸边一撞，那可完蛋了。
门格尔找到爵士，和他作了一次特别谈话。他毫不掩饰，说明当前处境；他是个不怕牺牲的海员，将无比镇静地面对现实；最后，他说也许不得已而为之，让邓肯号向海岸撞去。“为了救船上的人，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爵士说。
“海伦夫人怎么办？格兰特小姐怎么办？船长又说。
“我到最后关头会告诉她们的。船果真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你通知我一声。”
“我那时自然会通知您，阁下！”
爵士又回到女客们身边。女乘客也感觉到危险就要到来，但不知道危险到什么程度。她们也表现出很大勇气，至少不在男同胞之下。这时，地理学家不合时宜地大讲大气环流理论，小罗伯尔直竖着耳朵听着。他给小罗伯尔讲述西非旋风、羊角飓风、直线台风之间的许多有趣的比较。至于麦克那布斯，带着宿命论观点哎声叹气，静候世界末日的降临。
快到１１点钟的时候，风暴仿佛软了点，湿雾散开了。在迅速地明朗当中，船长看见了一片低地，在下风３公里远的光景。船正对着陆地奔去，前面浊浪淘天，高得出奇。门格尔立刻明白浪头遇到坚实的阻挡才会蹦得这样高。
“有暗礁，”他对奥斯丁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大副回答。
“我们的命是悬在上帝手中了，”船长又说，“如果暗礁有缺口能让邓肯号驶过去，如果上帝不能把船对准那缺口，那我们就完了。”
“此刻潮正高，也许我们能过去，船长。”
“你看那浪头跳得多高，奥斯丁，什么船能闯过去呢？只有祷告上帝来帮助我们罢，伙计！”
这时，邓肯外由于它的小三角帆让风推动着，正以骇人的速度急驶。不一会儿，它离暗滩只有２公里远了，水汽遮住了船长的眼睛。但是门格尔却还能看出满是泡沫的水面的那边有一片平静的水面。如果邓肯号能达到那里就比较完全了。但是，怎么能进去呢？船长把所有乘客请到甲板上来，他不愿意到沉船之际，还让他们关在舱里。爵士和旅伴们看着那片滔天巨浪。玛丽小姐脸都吓白了。
“门格尔，”爵士轻声说，“我设法救我的妻子，救不成就一同死；你负责玛丽小姐吧。”
“就这样吧，阁下，”船长回答，拉着爵士的手贴在自己眼泪汪汪的眼睛上。
邓肯号离滩更近了。当时潮正高，本来船底有足够水时载它过暗滩是可以的。可是，浪太大了，把船向上一抛，又向下一放，必然使船体后部触礁。没法子使浪头低点，水流得平滑点吗？总之，能使这带狂澜平静点就行。
门格尔最后想到一个办法。
“油！”他大叫起来，“朋友们，倒油！倒油！”
这句话的含义船员们立刻明白了。这正是通往成功之路的计策：狂浪的上面如果盖上一层油，狂浪就会平息下去，这层油在水上漂着，可以使浪头润滑，因而减少激荡。这办法见效快，但效力消失得也快。在人为的平静海面上一条船过后，狂浪比以前涌得更厉害，有可能给后来船只以致命威胁。
装海豹油的许多大桶滚到船头，船员们在死里逃生的关头，气力仿佛增加百倍，他们用斧头砍破木桶，挂到左右舷的栏板外。
“准备好啦！”门格尔叫着，等候着合宜时机。
只有２０秒，船就到了那条被咆哮的水浪拦住船可以驶进的缺口。现在是时候了。
“动手呀！”
船长一声令下，油桶一齐倾倒了，油滔滔地涌出木桶来。顿时那片油竟把那白浪滔天的海面压下去。邓肯号在压平的水面上一晃而过，一眨眼的工夫，驶进那片平静的水域。这时，船后面的洋面挣了油层的束缚，翻滚得更加汹涌澎湃了。
第二十四章 驶出灾难角
门格尔船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抛下两个锚，一边一个，把船稳稳地停下来。它是停在水深５米的地方。海底还好，是粗沙石，吃得住锚。因此，既不怕滑锚，又不怕搁浅。邓肯号在惊险中狂奔了许多小时，现在总算有个安乐窝了，这海湾被三面的尖峰环抱，挡住了从海上吹来的狂风。
爵士拉着门格尔的手，说：“谢谢你，船长！”这寥寥几字使门格尔感到无比欣慰。爵士把他刚才那份焦急心情永远保留在肚子里，海伦夫人、玛丽小姐、罗伯尔都想不到他们所死里逃生的环境有多么复杂。
现在就乘下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搞清楚了。邓肯号被这场风暴打到海岸的什么地方来了呢？怎样才能找到３７度纬线呢？百奴衣角在它西南面相距多远呢？这几个基本问题等待船长回答。他立刻动手测算、一面观察、一面在海图作出标志。
测算结果，还好，邓肯号离开航线不太远：相差不到两个纬度。它此刻在东经１３６度１２分和南纬３５度７分的地方，地名叫灾难角，在澳大利亚的南端，距百奴依角１６０公里。
灾难角，顾名思义，发生灾难之地的含义。它和坎加鲁岛上的一个土岬形成的波大角遥遥相对。两角之间是一条探险家海峡，这条海峡通向两个深水海湾：北边的斯滨塞湾和南边的文生湾。南澳省的首府阿德雷得港就在圣文生湾的东岸，这座城市建于１８３６年，人口４万，资源相当丰富。但城市居民多从事耕作业，如种植葡萄、柑桔和其他农产品，很少兴办大规模的工业。城市中农业人口多于工人。总之，一般人不注重商业和手工业。
邓肯号能不能把损坏的部分修理好呢？这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门格尔船长首先要知道哪些地方损坏了。他派人下水检查。潜水员回来报告。说蒸汽机的轮子扭歪了，顶住了龙尾骨：所以汽轮无法转动了。据此判断，损坏相当严重，甚至需要不少工具才能修理，而这些工具在阿德雷得是不可能找到的。
爵士和船长商量决定：邓肯号继续张帆前行，沿着大洋洲海岸寻访格兰特船长的踪迹，到百依奴角停下来，或许能得到一些重要线索，然后再次南行，直抵墨尔本；在墨尔本很容易修理损坏的船只的。蒸汽机一修好，邓肯号就沿着东海岸搜索，来完成这一连串的寻访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门格尔决定风一顺便开船。他们等候不久，飓风完全熄落下去了，接着便是一场可利用的西南风。大家作好开船准备工作，新的帆又上了桅杆。早晨４点钟，水手们转动辘轳，船渐渐离港了。邓肯号撑起它的主帆、前帆、顶帆、辅帆、纵帆、樯帆急驶着，它尽量靠岸，帆索扣在右舷上，接着大洋洲海岸的风力。
两小时后，灾难角不见了，船正在横流探险家海峡。晚上，它绕过波大角，沿坎加鲁岛，在距岸几公里的海上航行。坎加鲁岛是大洋洲小岛中最大的一个，从欧洲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徒，凡能逃出来的，都以此岛为栖身之地。岛的外观很美，岸上的岩石都披看无边绿茵。那里还和１８０２年初被发现时一样，人们还可以看见成群的袋鼠在树林里和平原上跳跃着。第二天，船上的小艇都放下去，一批人登陆后沿那彼岸查访。这时船在３６度纬线上，爵士不愿在３６度和３８度之间留下没有查访到的空白点。
１２月１８日一整天，游船都张着帆，紧贴遭遇湾前行，就和一般的轻快帆船一样快。这是１８２８年旅行家司徒特发现澳大利亚最大河流——墨累河——后所到达的地方。它不再象坎加鲁岛的海岸那样青葱了，只是一些贫瘠光秃的丘陆偶然打破那一带低下而又支离破碎的海岸线的单调；此外也零零落落地有个灰色的矶头，但表现出来的都是南北极地的那种荒凉景象。
在这次旅行，小艇帮了大忙。尽管驾驶小艇是件苦差事，但海员们并不抱怨。差不多每次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形影不离的朋友那位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３个都陪同他们前往。这３个人都没有亲眼见到不列颠尼亚号的一点遗物，但他们心中仍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在这一带寻访，格外小心，唯恐漏掉一个地方。每天夜里把船停下来，尽可能地不动，白天就到岸上仔细搜寻。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寻访，１２月２０日到达到百奴衣角，还没有找到一点沉船遗迹。不过，这并没有证明格兰特船长没到过这里呀。船只失事到目前已有两年了，它的残骸很可能，而且一定可能被海水冲散，腐蚀了，甚至早被海流冲得无影无踪了。而且，船只失事，土人很快知道，就和老鹰很远闻到尸体的臭味一样，他们一定会把船上的东西洗劫一空。此外，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伙伴被海水冲到海边，既被土人俘虏，当然毫无疑问会被带往大陆腹地。
但是，这样一来，博学的地理学家的推测站不住脚了。如果在阿根廷的领土上，他会有充分理由去阐述文件上的纬度是被拘留的地点，不是船只失事的地点。因为在幡帕斯草原上河流众多，可以把宝贵的文件送入海洋。而现在在澳大利亚，情况就不同了，南纬３７度线横截的河流根本不多；再说，科罗拉多河和内格罗河是流经荒漠的、不能住人的沙滩而注入海洋的，而且往往断流。而其他大河，如墨累河、雅拉河等，它们的支流互相交错，入海口商船云集。因此，一个易碎的瓶子丢在这样船舶来往不绝的河流里能安全地漂流到印度洋里来，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普通人一看便知。因此，地理学家的推测——瓶是由内河流到海里的，在美洲说得过去，移到大洋洲来就不合逻辑了。关于这个问题，少校曾提出讨论过，巴加内尔也承认他的推测在这里不适用。因此，文件里的纬度数只能是指沉船的地方，也就是说，那瓶子是格兰特船长在大洋洲西海岸撞毁的地点丢下海去的，这已是很明显的道理了。
然而，正如爵士所说的，这种肯定的结论和格兰特被俘的假定并不矛盾。这一点，甚至门格尔也早已预料到了，他在文件里写着：“将被俘于野蛮的当地土人。”但是，这样以来，找那几名俘虏，只是沿着３７度纬线找，而不涉及其他地方，是毫无道理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在百奴衣角找不到不列颠尼亚号的线索，爵士只好回欧洲了，他的寻访虽然没有成功，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个决定免不了使乘客们十分丧气，尤其格兰特姐弟二人感到失望。他们两个跟着哥利纳帆夫妇、门格尔船长、麦克那布斯及巴加内尔等着小艇上岸时，心里都在想，父亲是否得救在此一举了。“在此一举”一字千金，深深地打印在他们心上。
“有希望！有希望！永远是有希望！”海伦夫人不断地鼓励她身边的那位少女。
距岸不到２００米了。百奴衣角伸入海内３公里长，角的尖端是坡度缓和的山坡。小艇划到这个天然良港，是一群珊瑚礁围合而成。
邓肯号上的乘客顺利地登上了岸，陆地无比的荒凉。层层如带的陡岸沿海岸围成一条线，１８米高，是条天然屏障，没有钩绳是爬不上去的。幸而，船长发现向南半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缺口，它是由于石灰岩受到海水侵蚀，山基不牢，从而造成山崩形成的。
哥利纳帆一行人钻过缺口，相当于爬一条软梯而上了岩顶。罗伯尔像小猫一样，在笔陡的斜坡上攀援，第一个到达顶峰，远远地把巴加内尔和少校甩到后面。巴加内尔几乎要气死了，而麦克那布斯不改常态，心平气和。
一会儿，这个小旅行队集合起来，观察了一下展现在眼前的平原。那是一片长着灌木丛和地衣植物，土壤贫瘠的荒郊，爵士说它象苏格兰的低地中的荒谷，巴加内尔说它象法国布列塔尼亚半岛的瘠地。虽然，这一带无人居住，但在远处，依稀可见一些建筑物，这显然是有人间烟火的迹象，并且据那些建筑物推断，这里不是野蛮人而是劳动人民居住。
“一个风磨！”罗伯尔叫。
果然，２公里外，一个风磨的翅膀在风中转动着。
“真是个风磨，”地理学家用望远镜对准那东西之后回答说：“那是个小小的风磨，既实用，又朴实，一看上去就十分顺眼。”
“几乎象教堂的钟楼，”海伦夫人说。
“是的，夫人，风磨是磨肉体的粮食，教学是磨灵魂的粮食的，从这个观点看，二者也是相似的。”
“我们就到风磨那里瞧瞧！”爵士说。
大家上路了。走了半小时以后，经过人类劳动的土地呈现着新气象。由荒凉到生机勃勃的转变是突然的。那里不再是百草丛生，而是一座新开垦的活树篱笆围成的农庄。三两一群的牛和三两一群的马在草原上吃草，草场四周栽着高大的豆球花树。接着，到处都是金黄的麦穗和庞大的草堆，绕着新筑的围墙的果园，这果园仿佛是一座雅致实惠而又富有诗意的大花园，就连园林诗人霍拉斯见了也不得不赞叹。此外，还有草棚、脚屋，都配置得很合理。最后，一座简单而又舒适的住宅，在那尖屋脊的磨房俯瞰之下，被那喜气洋洋的风磨的大翅膀转动的影子慈祥地抚摸着。
这时，四只大狗吠叫起来，向主人报告客人的光临。一个５０上下、面容和蔼的长者从堂屋里出来。后面紧跟着５个健壮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人们一望便知，这位长者是爱尔兰的海外移民。他在本国受够了苦难，所以远涉重洋，来此地谋生，求幸福。
爵士一伙人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及身份，已听到热诚欢迎他们的话了：
“外地客人，欢迎你们来奥摩尔家做客。”
“你是爱尔兰人吧？”爵士问，拉着那位长者伸出的手。“我以前是，现在是澳大利亚人了，”奥摩尔回答说。“请进来，诸位，不必客气，宾至如归好了。”
这样恳挚地邀请只有不客气地接受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由奥摩尔太太领进屋里，同时，孩子们替他们卸下武器。
这所房子完全是木式结构，在屋子的楼下，是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几条长凳子，两个橡木橱，里面摆满白色瓷器和发亮的锡壶，一张八仙桌，２０个人都可以坐得下，这就是大堂里的所有家俱。这家俱的房子异常结实，和那几个壮健的小伙子相称。
午餐摆好。中间是热气腾腾的火锅，两边是烤牛肉和羊腿，四周是一些水果。主要菜肴在此，其中搭配的小吃自然不少。主人热情好客，桌上的摆设引人入胜，桌子宽大，菜肴丰盛，不坐上去实在不合适。农庄里的雇工和主人平等，他们已来和主人一块吃饭了，奥摩尔指着宴席。
“我早就恭候你们了，”他质仆地对爵士说话。
“你早就候着？”爵士吃了一惊。
“凡是来的人，我都恭候着，”那爱尔兰人说。
然后，全家主仆都肃立着，他用肃穆的声音做饭前祷告。海伦夫人爱看这淳朴的风俗，看了丈夫一眼，她知道他喜欢这古风。
大家吃得称心，便开始畅所欲言。苏格兰和爱尔兰近在咫只，两个岛上的人一握手就是一家人。奥摩尔讲述了他的历史——一部所有移民被贫困驱赶出来的历史。有许多人跑到老远的地方去碰运气，结果还是找到了窘困的灾祸。他们只怪运气不好，但是忘记了怪自己不聪明，懒惰、有缺点。谁能节衣缩食，沉着冷静，善于生计，勇敢上进，必然获得成功。
奥摩尔过去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是。他在本地几乎饿死，携带家眷来到澳大利亚。他在阿德雷得下了船，不愿做矿工，宁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两个月后，他开始经营农场，现在农场已飞黄腾达了。
这个澳大利亚的土地工是成“份”（每份８０英亩），由政府估计出售。一个勤劳的农民耕一“份”，除了维持生活外，还有节余。
奥摩尔靠他的农业经验，一面维持生活，一面节约，以第一“份”的盈利又买了几“份”土地。他的家庭兴旺，农场也兴旺，渐渐地变成农场主了。虽然，他经营不到两年，已经有了５００亩土地和５００头牛羊。过去曾在欧洲作奴隶的人，现在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并享受着世界上最后自由的国家里的民主和待遇。
客人们听了奥摩尔的自述之后，都衷心祝贺他。他说完自己的历史，无疑地，等着对方开诚相见，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很含蓄，总是表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已说过，我不便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爵士呢？他急于要说的是，为了寻访不列颠尼亚号，他才不辞劳苦地到百奴衣角来。他是个开门见山的人，所以首先问有没有格兰特船长的消息。
奥摩尔的回答并未给人带来好消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两年来没有一只船在这里的海岸或百奴衣角出现过。不列颠尼亚号出事才两年啊，因此，他绝对有把握肯定遇难船员没有来西海岸。
“现在，爵士，”那爱尔兰移已又补充一句，“请问那失事的船只和你有什么关系。”
于是，爵士讲述了捕捞文件的经过，游船的旅程以及寻访船长而作出的种种尝试。他毫不隐讳地说，他满肚的希望由于听到主人那斩钉截铁的回答变成了泡沫。
这些话当然给在场的人一种痛苦的感受。罗伯尔和玛丽小姐在那里听着，泪眼汪汪。地理学家想用一句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们。门格尔船长心中也不好受，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那些满载希望横渡大洋的慷慨的人们，心里已被绝望的毒汁浸入了。这时，他们忽然又听到一句话：
“爵士啊，感谢上帝吧。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的话，他一定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
第二十五章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这几句话引起全场上难以形容的惊愕。爵士一下子跳起，离开座位，叫道：
“谁这样说？”
“是我，”在桌子那端有个农场工人回答。
“你呀，艾尔通！”奥摩尔说，他的惊奇不亚于其他人。“是我，”艾尔通兴奋而坚定地说。“我，和您一样，爵士，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遇难船员。”
这一宣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玛丽小姐感到天晕地转，心里高兴地差点昏，不由自主地倒在海伦夫人的怀里。门格尔、罗伯尔、少校等也都围到艾尔通身边来。
艾尔通是个４５岁的人，一副严酷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他一定有非凡的气力，虽然很瘦。他浑身筋骨可见肥肉与他似乎无缘，中等身材，身膀宽大，举动坚决，面容严酷，神色充满了智慧和毅力。这一切使人一看便产生了好感。他似乎最近还受过苦难，这苦难在他脸上烙下的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他是一个不仅能吃苦，并且不怕吃苦，而且能战胜苦难的人。
爵士和他的朋友们一看便感觉出这一点，艾尔通这个人叫人家一接触，就不能不重视。爵士代表大家发言，提出许多问题，艾尔通一一回答了。他们两个在这种场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心里百感交集。
所以，爵士最初提出的问题都是杂乱无章的，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
“你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他问。
“是的，爵士，我是那条船上的水手长。”
“是船只失事后和他们一起脱险的吗？”
“不是，爵士。在那可怕的当儿，我被甩出船帮，被海水打到海岸上来了。”
“你不是文件中说的那两个水手之一吗？”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这回事！”
“那么船长呢？”
“我原以为他淹死了，失踪了，沉到海底去了。我一直认为只有我一个脱险呢！”
“但是，你刚才说船长还活着呀！”
“不对，我刚才说，如果船长还活着的话……”
“你刚才又补充了一句，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
……”
“是呀！他只能在这片大陆上。”
“那么，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吗？”
“不知道，爵士。我再重复一遍，我以为他葬身海底了，或者在岩石上撞死了。是您告诉我也许他还活着的呀。”
“那么，你还知道什么？”爵士问。
“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就在澳大利亚大陆。”
“船究竟在哪儿出事的？”少校终于忍不住了。
这本该首先提出的问题，但被爵士和艾尔通之间空泛的谈话给耽搁了。现在，谈话步入正规，比较有条理了，不一会儿，那段漆黑的历史情节开始明朗化了。
艾尔通对少校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当我正在船头接触帆时，突然被甩了出去，不列颠尼亚号正向大洋洲海岸驶去，那时它离岸不过两英里。因此，出事地点一定就在那儿。”
“在南纬３７度线上吗？”门格尔问。
“是的！”艾尔通说。
“是不是在西海岸啊？”
“不是，在东海岸，”水手长纠正说。
“在什么时候？”
“１８６２年６月２７日夜晚。”
“对了，对极了，”爵士叫起来。
“您该明白了吧，爵士，”水手长又补充道，“如果格兰特真活着，就一定在大陆上能找到他，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
“我们一定去找，一定找到他们，把他们解救出来，朋友们！”地理学家叫起来。“啊！宝贵的文件啊，”他又天真地补充上一句，“不能不说你落到最聪明的人手里。”
无疑地，没有人听这位地理学家恭维的话语。哥利纳帆夫妇、玛丽和罗伯尔又再次涌向艾尔通身边。他们握着艾尔通的手，好象有了这个人在眼前，格兰特船长的安全就有了保证。既然水手能安全脱险，船长还不能逃出那场灾难吗？艾尔通也乐意地重复着格兰特应该和他在一起的话语。大家又问了他许多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释。当他讲话的时候，玛丽小姐握着他的手。这是父亲的一个伙伴呀！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一个船员呀！他曾在格兰特船长身边生活过呀！他们共同漂洋过海，冒着共同的危险呀！玛丽小姐紧盯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激动地流出泪水。
直到这时为止，没有任何人再怀疑水手长的身份了。只有少校，或许门格尔也在内，他们心里想艾尔通的话是否能完全相信。这种意外的巧合可以引起若干怀疑的。当然，水手长举出许多事实以及许多彼此相符的日期，还举出许多动人的特殊细节。但是细节尽管正确，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骗子的手段往往高明得多，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少校保留态度，不肯立刻下断语。
至于门格尔船长呢，他的怀疑不久就被水手的话打消了。当他听见那水手对玛丽谈论她父亲时，他认为艾尔通真正是格兰特船长的伙伴了。艾尔通非常熟悉船长的孩子。当他们出发时，他还在格拉斯哥港见过他们。他说，那天船长向朋友告别，举行了宴会，两个孩子都来吃饭。那时，小罗伯尔还不到１０岁，船长托水手狄克照看他，他却背地里爬到桅杆上的横木，虚惊一场！
“真是这样吗？”小罗伯尔笑着问。
水手长又随便讲了许多小事情，仿佛无足轻重，但船长却看得十分重要。他歇下来，玛丽就柔声请求他：
“再说呀，艾尔通先生，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的父亲。”
水手长极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爵士不愿打断他的话头，但是有更多的问题挤在脑子里，海伦夫人让他看玛丽那种快慰的情绪，不让他开口。
就在这段谈话中，艾尔通叙述了不列颠尼亚号的历史以及它在太平洋上的航行。玛丽对那次航行也知道一部分，因为船只的消息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５月才消失。这一年中，这艘船在大洋洲各主要陆地都曾靠岸，他们到过新几内亚、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这些陆地多是殖民地，所以他们到处受到英国当局的歧视。然后，他们居然在巴布亚西岸找到一个据点，觉得可以在那儿建个移民区，并可以保证它的繁荣。的确，在摩鹿加和菲律宾的船路中间如果有一个中途站，一定能吸引许多船只，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就取消了。格兰特船长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反对那些不顾国际共同利益的政治斗争。
不列颠尼亚号在勘察完巴布亚之后，就到卡拉俄去办粮食，１８６２年５月３０日离开卡亚俄港，准备由印度洋取道好望角回欧洲大陆。启程后三个星期，一场骇人的暴风雨把船打坏了。船几乎要翻了，非砍断桅杆不可。船底漏洞开始进水，怎么也堵不住。全体船员几天几夜未合眼，快累死了，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抽水机。轮船在风暴中颠簸了８天８夜，舱里水深６米了，船体渐渐下沉。而小艇又都在狂风暴雨中刮走了。大家只好在船上等死，而这时候，正如地理学家推测的那样，船望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不一会儿，船就撞岸沉没了。先是猛烈一碰，艾尔通被浪头卷进去，打到一个珊瑚礁上，晕了过去。苏醒过来以后，他已落到土人手中。当他被带往内陆后，再也没有听到不列颠尼亚号的消息。关于格兰特船长的叙述到这里结束。这段叙述引起不止一次的惊呼，少校再也不怀凝水手长所说的事实，否则，不免太不公正了。有了文件，再加上艾尔通的个人经历对于这次寻访就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一切充分证明格兰特船长及他的同伴没有葬身海底。人们很合理地推测到那三个人的遭遇，所以大家又请艾尔通叙述一下他在内陆的情形。这段叙述很简单，很通俗。
艾尔通成了土人的俘虏之后，就在大运河流域一带劳动。他生活得很苦，因为那部落本身就是穷苦，但是他并不受到虐待。艰苦的奴隶般的生活过了两年，他的心中依然怀着恢复自由的希望。尽管逃跑会遇到很多危险，但他还是等待任何一个小机会以便逃脱。
１８６４年１０的一个夜晚，他趁土人防备不严，跑到原始森林里躲了起来。整整躲了一个月，他吃的是草根、树叶、树皮等，在广无人烟的地域来回徘徊。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星辨别方向，他常常沦入绝望的境地。就这样，他越过沼泽、河流、高山，走过许多探险家都不敢到的地方。最后，他跑得精疲力尽，死去活来，已奄奄一息，才来到奥摩尔这个善良的人家里，以劳动换得幸福生活。
“艾尔通对我很感激，我对他也很满意，”那爱尔兰移民听完这段叙述之后说，“他是个聪明又勇敢的人，只要他愿意，这儿永远是他的家。”
水手长做了个手势，表示对爱尔兰人的感谢，他等候人们继续提出问题。这时他心里想他的听众问这问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应该满足他们。但是，现在他回答的问题有的提过好几遍，还有什么新问题呢？因此，爵士让大家展开讨论，根据目前情况，应该怎样制定下一步的寻访计划。少校转向水手长，问道：
“你说你是格兰特船长的部下，有什么证明吗？”
“这还用说，”艾尔通毫不迟疑地回答。
但是，他感觉到少校对他有点不信任，因而又补上一句。
“我有船上的服务证书。”
说着，立刻走出大厅去取那证书。他来去不过一分钟。奥摩尔趁这个当儿说了这样一句话：“爵士，我可以向您保证艾尔通是个诚实人。他在我这里做了两个月的活，没有一点可责备的。我事先已知道他是个遇难的俘虏。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值得你信任。”
爵士正在向庄主解释他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艾尔通的身份，而这时艾尔通已拿着证书走来。这证书是船主和格兰特船长共同签署的，玛丽认出是父亲的笔迹。证书上写着“兹派一级海员脱姆·艾尔通为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关于对艾尔通的身份毫无怀疑的余地了。“现在，”爵士说，“我征求大家的意见，今后将怎样做的问题。你的意见，艾尔通，是特有用的。如果你再给我提些建议，我们将十分感谢。”
水手长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谢谢阁下对我的信任，我也尽力不辜负您的希望。我对这儿的风土人情也了解一二，如果我能给诸位帮忙的话……”
“你当然能给我们帮上忙！”爵士说。
“我和大家想的一样，”水手长又说，“船长和那两个伙伴既然从那场惨祸中逃脱出来，没有跑到英国的属地，现在又无任何消息，就不得不怀疑和我遭遇一样，被土人掳去了。”“你说的正是我所预料的情况，”地理学家附和说，“那几个遇难人明显做了土人的俘虏，他们在文件中也预料到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推测，他们所去的地方和你一样，在南纬３７度线以北呢”。
“很有可能，先生，”水手长回答说：“那些歧视欧洲人的土人很少住在英国殖民区的。”
“这叫我们找起来困难多了，”爵士说着，心里没有主意，“这么一大片陆地，我们又怎么能在内陆找到俘虏的踪影呢？”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海伦夫人用眼光探问全场的旅伴，但是得不到答复，就是那心直口快的地理学家也破例地哑口无言了，门格尔船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也感到有些为难。“你有什么好主意呢，艾尔通先生？”海伦夫人终于问水手长了，“假如是你，将如何做法？”
“我要做的话，夫人，”艾尔通相当快地说，“不再回到邓肯号上，直接驶到出事地点去。到那儿再见机行事，这样，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然后再斟酌处理。”
“好倒好，”爵士说，“只是要等邓肯号修好了才成。”
“船坏了吗？”艾尔通问。
“是的，”船长回答。
“坏得厉害吗？”
“厉害倒不厉害，只是需要些修理工具。一个蒸汽轮的叶片扭坏了，只有到墨尔本才能修好。”
“不能张帆行走吗？”水手长又问。
“能是能，但是，稍微起了逆风，邓肯号到吐福湾太浪费时间了。不管如何，还是要到墨尔本去的。”
“那么，让它先去维修好了，”地理学家叫起来，“我们不坐船去吐福湾了。”
“步行去吗？”船长问。
“横贯澳大利亚和横贯亚美利亚一样，我们沿着３７度纬线走就行了。”
“但是邓肯号呢？”水手长问，显得格外关心。
“等邓肯号修好后，去接我们。有谁反对这个计划？少校怎样？”
“我不反对，”少校回答，“只要横贯澳大利亚是可行的话。”
“那没问题，”地理学家说，“我还建议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一块去呢！”
“你说的是真心话？巴加内尔？”爵士问。
“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亲爱的阁下。这只有５８０公里的路程，一天走３０公里，不到一个月就走完了，和修好邓肯号所需时间差不多。啊！如果要在向北一点的纬线上行进，如果要在澳大利亚最宽的部分穿过它，如果要经过那些酷热的大沙漠，总之，如果要做许多最大胆的探险也没做过的事，那就不同了。这趟旅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坐轻快的马车，也可以坐土车，坐土车更有情调，等于从伦敦到爱尔兰去游览一番，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若是有猛兽呢？”爵士想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出来。
“澳大利亚没有猛兽。”
“遇到未开化的土人呢？”
“这条纬线上没有土人。即使有，也不象新西兰的土人那么凶狠。”
“还有英国的流犯呢？”
“在澳大利亚南部各省没有流犯，只有东部殖民区才有。３７度纬线穿过的维多利亚省不仅拒绝流犯入境，而且还制定法律，连外省期满释放的流犯都不准入境。甚至今年维多利亚省政府还通知轮船公司，如有接受流犯的港口，禁止以后运煤，并停止对公司的补助。”
“是的，”奥摩尔肯定了巴加内尔的说法，“不仅维多利亚这样做，而且南澳、昆土兰、乃至塔斯马尼亚各省也纷纷效仿。
“就拿我说，我也不曾遇见过，”艾尔通附和道。“你们该放心了吧，朋友们，”地理学家又说，“既没土人，又没猛兽，更没流犯，连欧洲也没有这样好的地区！现在，大家该同意这个计划了吧？”
“你的意思如何，夫人？”爵士问。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回答完，又把头转向大家说：“上路吧！朋友们！”
第二十六章 向澳大利亚进发
爵士做事一贯雷厉风行，决不浪费时间。巴加内尔的建议一经接受，他就立刻吩咐做好旅行的一切准备，就在第二天出发了。
这次横贯澳大利亚大陆会有什么结果呢？既然格兰特船长在这片大陆上已成为无可辨驳的事实，那么这次远征可能会有收获的，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线索。人们将沿南纬３７度线进发，当然谁也不能肯定就在这条线上找到。但是这条线上或许有他的踪迹，并且这条线直接通到失事地点。这才是主要目标。
而且，艾尔通也同意和他们一起去，做为向导，引他们穿过维多利亚的森林，并直达东海岸，这又增加了成功的把握。爵士十分高兴能获得格兰特船长的水手的帮助，于是问那位农庄主，是不是艾尔通的离去会给他带来几多不便。
奥摩尔虽然舍不得失去一个好的帮工，但仍然同意了。“那么，你呢，艾尔通，你肯和我们一块去找你的遇难伙伴吗？”
水手长没有立刻回答，犹豫了一下，然后一切考虑好了，就说：
“好吧，爵士，我和诸位前往。如果找不到船长的踪迹，我至少也会把你们领到出事地点的。”
“谢谢你，艾尔通，”爵士说。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爵士。”
“说吧，朋友。”
“我们准备在什么地方同邓肯号会齐？”
“如果我们不需要把全程走完，就到墨尔本吧；如果直达东海岸，那就在那里会齐。”
“那么，邓肯号船长呢？”
“船长在墨尔本听候指示。”
“好了，爵士，你信任我就行了。”
“当然信任你。”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长艾尔通受到全体船员的热烈欢迎，格兰特的儿女也不知向他表示了多少谢意。除那爱尔兰移民外，都对他的决定表示高兴。只有奥摩尔不大喜欢，因为艾尔通要走了，他失去了一位聪明而又忠实的帮手，但他知道这次远征非由他做向导不可，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爵士请求奥摩尔供给交通工具，说妥之后，乘客们回船了，并和艾尔通约定了会齐的时间和地点。
大家欢天喜地地回到船上，一切情况都转变了，任何顾虑也没有了，那些勇敢的访者不用在内陆瞎摸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获得信心的愉快。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两个月之后，或许邓肯号就能把格兰特船长送到苏格兰海岸登陆了！
当门格尔船长支持横贯大陆旅行建议时，他认为旅行队中一定少不了他。所以，在和爵士商量行动计划时，提出种种理由坚持要去。
“只有一个问题，不放心，”爵士说，“那就是你的大副可以信任吗？”
“绝对信任，”船长回答，“奥斯丁是个好海员。他一定能把邓肯号开往目的地，他心灵手巧会把船尽快修好的。而且他是个忠于职责的人，绝不会私自改计划或延缓执行的。因此，阁下信任他和信任我一样好了。”
“既然这样，好吧，你陪我一起去，”爵士又说，“我们找到玛丽的父亲，你在场也好。”
“啊，阁下！……”门格尔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所说的只此而已，因为他非常激动。
第二天，船长带着木匠和几名水手，载着粮食，去农庄里了，他负责和奥摩尔商量组织交通工具的事。
庄主全家都在等候他们，准备他一吩咐，就动手工作。艾尔通也在此，不惜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提供了许多意见。
有一点，奥摩尔和门格尔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女客乘牛车，男客骑马。庄主可以提供车子和牛马。
那种牛车是长６米的大拖车，上面盖着大皮篷，底下４个板轮，轮上没有辐条和铁箍。车头离车尾很远，不能急转弯。车头上安着１０米的车辕，准备六头牛成对地站在辕边。赶这样的牛车，非有技巧不可。艾尔通是赶车的能手，驾车的职务非他莫属了。
车上没有弹簧，颠簸得厉害，门格尔没有一点办法改造一下这粗糙的东西，只有车内布置得好一点了。首无，将车厢分成两段，中间隔层木板。后段装粮食、行李和行灶，前段乘坐女客。经过木匠加工，前段变成一个精致的小屋，地板上铺着地毯，里面装有盥洗设备，还为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准备了两张床铺。四周挂着皮帘，夜间放下来，可以挡住寒气。若是下起雨来，男客们可以躲进来避雨，但正常夜间，他们另搭帐篷居住。船长挖空心思要把这块狭小的地方变成一个安乐窝，他居然成功了。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在这流动的小屋里是不会留恋船上的客房了。
至于男客们就比较简单了：爵士、地理学家、罗伯尔、少校、船长和威尔逊、穆拉地这两名水手每人一匹马，这两位水手居然又能在陆地上“航行”了。艾尔通驾车，当然坐在车头。
奥比尔先生不爱骑马，所以宁愿坐在行李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