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托马斯是一个挺不错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布列安·托马斯当翼锋，就甭打算搞边线突破。当然，他现在年纪太大了，但是他对伦敦威尔士队还保持着强烈的兴趣，无论何时，只要工作走得开，他还去里奇蒙的老鹿苑看他们比赛。他对所有的队员都很熟悉，一场比赛后，总要花些时间在俱乐部房间里和他们聊天。他的名声保证他在这里备受欢迎。其中有一个队员，别人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托马斯却知道他不只干这个角色。他所在部门是在外交部管辖之下，却又不属于外交部。他是为秘密情报处工作的，在公众之中，有人用不准确的“军事情报六处”称呼他们。他的名字叫贝利·劳埃德。
现在，这两个人约好8点到9点之间在河边一家安静的酒馆里喝一杯。托马斯买了酒以后，他们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但是劳埃德猜得出，这位特警处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谈谈两个月后才开始的球赛季节而约他到河边酒店来的。他们两人手里都拿着酒，心不在焉地互道“干杯”。托马斯点头示意到外边通向码头的平台上去，外面比较安静，一帮青年男女已经喝完酒去吃晚饭了。
“碰上问题了，伙计，”托马斯开了头，“希望你能帮帮忙。”
劳埃德说：“好吧，只要办得到。”
托马斯说明了巴黎方面的要求和中央档案局、特警处交了白卷的事。
“我感到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绝不在本土下手的那一类，你明白吗？他可能只在国外作案。如果他有案底，也许情报处注意过他呢！”
“情报处？”劳埃德安详地反问一句。
“得了，得了，贝利。有时候我们总免不了要多知道点儿事吧！”
托马斯的声音犹如耳语。从背后看，他们这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像是越过黑沉沉的河水眺望着南岸的灯火。
“我们在搞布雷克案件时看了一大堆材料，好些外交部人员的真实身份都叫我们偷看到了。你也是一个，对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明白了。”劳埃德说。
“你看，在公园里我只是布列安·托马斯。可是我同时又是特警处的侦探长，对不对？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隐姓埋名啊，你说是吗？”
劳埃德望着手里的杯子。“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要求？”
“不，我现在还办不到。法国方面是勒伯尔对曼林逊的非正式要求。他从中央档案局里找不出什么来。他回答说他帮不上忙，但他又告诉了迪克松。迪克松要我作一次迅速的查核，全是保密的，明白了吗？绝不能透露给报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也可能不列颠对勒伯尔爱莫能助。我只想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都扫它一遍，你是最后一着啦。”
“估计这个人是冲着戴高乐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从调查的来头猜出来的。但是法国人异常谨慎，他们当然不愿意公开张扬出去。”
“当然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查询要求是通过老家伙通讯网提出的，由勒伯尔直接找曼林逊。也许法国保安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之间并没有老家伙通讯网那样的联系。”
即使劳埃德意识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总局和秘密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未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你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劳埃德盯着河水说道，“你记得菲尔比案件吗？”
“当然啦。”
劳埃德接着说：“在我们这个部门里，这个案子还余痛未了呢。菲尔比是1961年1月从贝鲁特叛逃过去的。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情报处内部却闹得不可开交，调动了好多人。必须如此，因为他把阿拉伯处的大部份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个必须迅速调离的人是我们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贝鲁特和菲尔比一块儿待了六个月才刚去的加勒比。就在同一个月，一月份，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市城外一条僻静的路上被杀害。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杀死的，他的政敌很多。我们的人那时回到了伦敦，有一阵子我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又另调了工作。他谈
到过一个传闻，说特鲁希略的车子是被一个枪手用步枪打了一枪被迫停车的，埋伏的人冲上去炸开了车，这才把里面的人打死。这一枪真他妈的打得准——从150米外朝着一辆飞跑的汽车打的。子弹穿进司机座旁边那个小三角窗子，只有那个窗子不是防弹玻璃，整个汽车是装甲的。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到这会儿游击队才出来。奇怪的是，传说这个狙击手是个英国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头上晃来晃去，眼睛都盯着已经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两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炎热、遥远的岛国里干旱灼人的景色：一辆小汽车以70英里的时速从柏油马路上冲到岩石嶙峋的山脚边，一个穿着浅黄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缓带的老头——他以残酷无情的铁腕统治这个国家达三十年之久，被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打死在路边。
“这个人——谣传中的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一阵子我们困难重重，一个加勒比的独裁者实在不值得我们操心。”
“这个同事——这个和你谈这件事的人，他写过报告没有？”
“一定写过，例行公事。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没有什么根据。而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是有根有据的情报。”
“但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一定会归档的吧？”
“应该是这样，”劳埃德说，“不过它的可靠性极小。因为只不过是当地酒吧间里的传闻之一，那地方谣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设法回过头来查查那些档案吗？看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你回家吧，”他对侦探长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打电话给你。”
他们走回酒馆，送回啤酒杯，然后走向店门。
当他们握手告别时，托马斯说：“我很感激你。也许什么都找不出来，不过还是寄希望于万一。”
当托马斯和劳埃德俯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谈话的时候，当豺狼在意大利的米兰一家屋顶餐厅饮尽最后一滴查巴格里昂酒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在法国巴黎内政部长会议室里出席了第一次进度汇报会。
出席的人和24小时前相同。内政部长坐在桌子首端，各部门首脑分坐在桌子两边。克劳德·勒伯尔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坐在桌子另一端。
部长略一点头，会议便开始了。
他的秘书长桑根纳蒂最先发言。他说，这一天一夜以来，法国每个边防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令，彻底搜查一名进入法国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子外籍男子的行李。特别要检查护照，并由边防检查站官员在海关关口查看以防伪造（对此，边防检查站首脑点头表示承认）。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和商人可能会议论海关突然增强戒备一事，但不会使任何遭到检查的对象意识到全国各关口的目标都是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假如任何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提出问题，即以常规抽查来答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建议考虑采取突然行动，把罗马“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头目中抓一个来。外交部出于外交上的原因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豺狼行动的内情；而外交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虽然他明白内情。这样一来，就不能指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保安总局的纪博将军说，他们的档案经过彻底的查阅，除了“秘密军队组织”及其同情者外，没有发现有关任何政治刺客的情况。
情报局局长说，对法国刑事档案清查的结果也是同样。不仅对法国人查阅的结果是如此，对那些企图在法国国内下手的外国人，查阅也未获结果。
边防检查站首脑开始汇报。他说，今天上午7点半，在北火车站附近邮局，截获了一个打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所住的旅馆的电话。自从八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里出现后，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便奉命报告所有打给这一号码的电话。今天早上，这个值班员反应迟钝，直到接通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列在单子上的号码，这才呼叫边防检查站。幸而他还有监听的常识。电话内容是：“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死前说了话，结束。”
几秒钟内，全室一片寂静。
“他们怎么发现的？”勒伯尔从桌子的另一端不动声色地发问。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除了罗兰上校而外。他在沉思中盯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罗兰清晰地说，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墙壁。大家的视线又转向行动分局首脑。
罗兰上校从沉思中迅速回到现实。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引离罗马，我们用了一个诱饵，一个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外号若若的老朋友。他有老婆和女儿。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拘留，一直到科瓦尔斯基落网，然后放他们回家。我想从科瓦尔斯基那儿要的是他那些头子的情况。那时候，没有任何有关豺狼行动的线索。当时也没有理由不让他知道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了。当然，后来事态有了变化，一定是这个波兰人若若透信给那个瓦尔米了。很抱歉。”
勒伯尔问：“边防检查站的人在邮局抓住瓦尔米没有？”
边防检查站的人说：“没有，我们只差了两分钟，这得归咎于那位接线员的愚蠢。”
森克莱上校突然冲口而出：“纯粹是一连串的无效劳动。”好多双不友好的目光都向他投射去。
纪博将军说：“我们针对着一个未知的敌人，在茫茫黑夜之中摸索前进。假如上校自告奋勇接管这一行动计划，承担其一切责任，那么不妨……”
来自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看着他面前的卷宗，似乎它们比保安总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为重要。他已经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是不明智的。
这时，内政部长开口了。“从某一方面看，他们知道雇用的枪手走漏了风声也许反而好些。他们现在必定会终止这一行动吧？”
森克莱为了挽回刚才的失言，接嘴说：“当然，部长说得有道理。他们再干下去岂不是太蠢了吗？他们一定会让这个人住手的。”
“他并没有真的漏气了。”勒伯尔平静地说。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这一警告也许只会促使他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比如伪造证件、化装……”
由于部长的话而产生的乐观情绪现在又消失了。
罗杰·弗雷伊以尊重的目光望着小个子侦探。“先生们，我想我们该听听勒伯尔的报告了。归根结底，这次清查是由他负责的。我们坐在这儿都是为了尽量协助他。”
在部长的敦促之下，勒伯尔概述了一下昨晚以来他所采取的步骤。在清查了法国档案后，他更加深信这个外国人如果有案底，那也只可能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档案上。他已向国外发出查询要求，用国际警察组织的直通电话同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通了话。
勒伯尔最后说：“他们的答复在今天白天陆续到达。结果如下：荷兰，没有。意大利，有几个已知的合同杀手，但全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缜密的了解透露出卡拉比涅利和罗马黑手党首领之间有誓约，即黑手党的任何杀人凶手除执行命令外，绝不进行政治暗杀，而黑手党是绝不参与杀害外国政治家的。”勒伯尔抬头看看在座的各位，“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相信这可能是真的。英国，什么也没有，但常规查询已转到另一部门，特警处将进行进一步检查。”
“一如既往，慢条斯理。”森克莱屏着气低声嘟嚷着。勒伯尔听到这话又抬头看看。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是一丝不苟的。不要低估了苏格兰场的能力。”他接下去念报告。“美国方面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据地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际大军火商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干过，后来是驻加勒比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在猪湾事件之前，由于在斗殴中打死一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而被开除。这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队伍的。于是，这个美国人就被军火商招去了，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个军火商向猪湾入侵部队非官方地提供武器。后来他的主子在军火生意中的两个对手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干的。军火交易是一个玩命的买卖。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查尔斯·亚诺德，外号‘丘克’，联邦调查局正在查找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建议考虑的第二个嫌疑人员是一个叫马科·维特列诺的人。他以前是纽约黑帮头目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的私人保镖，这个头目1957年10月在理发时中弹身亡。他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出美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企图混入当地的黑社会中，但没有成功。联邦调查局认为，如果他已经穷途潦倒，那么他有可能被某个外国团体雇用；如果价钱合适，就可能去干杀人的勾当。”
房间里一片寂静，十四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比利时人说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名叫尤里·贝隆吉的精神病杀人者，原来在加丹加是冲伯的一员大将，1962年被联合国从加丹加赶了出来。由于在比利时他还有两件杀人的悬案未结，因此他不可能回到比利时去。他是受雇用的，而且很狡猾，估计他有可能逃到中美洲去了，比利时警方正在进一步查明他的去向。西德也有一个可能性，汉斯迪特·凯塞尔，一个纳粹党卫军少校，有两个国家把他列为战犯。战后改名换姓住在西德，是纳粹分子一个地下组织的雇佣枪手。据说西德有两个战后进入政界的左翼社会党人要求政府加强对战争罪犯审讯而被暗杀，他有重大嫌疑。后来人们都知道他就是凯塞尔，由于身份暴露，他逃到西班牙。据说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住在马德里。”
勒伯尔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附带说明一下，此人的年龄似乎已经不适宜于这样的工作，他现在已经57岁。”
“最后是南非，也有一个嫌疑分子，一个职业的被雇用者，名叫彼得·舒依伯。在南非他没有犯案，却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头等的射击手，善于击中一个特定的目标。目前只知道他在加丹加事件后逃出刚果，估计他仍在西非某个地方。南非的特种工作部正在进一步清查。”
勒伯尔暂停了一下，又望望周围，在座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他接着用恳求的语气说：“当然，我也认为这些情报都仅仅是可能，我只是试着和七个国家联系，而这个豺狼可能是个瑞士人、奥地利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说没有可疑的人，这也可能是错的，豺狼也可能是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更可能是南非的、比利时的、德国的或者美国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出现一个突破。”
森克莱又说话了：“单纯靠希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勒伯尔很有礼貌地问道：“那么上校是否有什么新的建议？”
森克莱冷冷地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人在得到警告后已经撤销他的任务了。在他的阴谋被揭露后，这个人肯定不能再接近我们的总统。况且罗丹和他的同伙一定给了这个人不少钱，他们会向他要回这些钱并且撤销这次行动。”
勒伯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你认为这个人因被警告而撤销了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与‘希望’相差无几，现在我还是准备继续查询。”
部长问道：“你所说的这些查询目前的进展如何？”
勒伯尔说：“部长，几个认为有嫌疑分子的国家警方，估计到明天中午就可以收齐资料，照片也用电传传来。有些国家的警方还在继续追查，想尽可能确定这些嫌疑犯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桑根纳蒂问道：“你看他们会保密吗？”
勒伯尔回答说：“他们没有理由不保密。每年我们有上百次高度机密的调查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关系进行的。好在所有这些国家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反对刑事犯罪的，所以我们不像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部门那样相互敌视。也就是说，各国警察部门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
弗雷伊问道：“即使涉及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吗？”
“部长，对警察来说这全是犯罪行为。这就是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行，也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调查的原因。毫无疑问，我这些同行的上司一定会知道有过这番调查，但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无论在哪儿都是罪犯。”
森克莱冲口而出：“但只要他们知道进行过这番调查，他们就能琢磨出个奥妙，然后私下里取笑我们的总统。”
勒伯尔说：“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要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他们中间的某个人。”
森克莱回嘴说：“假如你意识不到有些人因为有人想谋害法国总统而多么兴高采烈，你就基本上不懂政治。总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公之于众。”
勒伯尔纠正他说：“这不是公之于众，这是极其私秘的通报，只限于一小批人。这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秘密，这些秘密如果暴露出来，将会毁掉本国一半以上的政治家。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莫里斯·布维埃生气地说：“宁愿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在追查刺客，也比向他们发出参加总统葬礼的讣告强。我们和‘秘密军队组织’战斗了两年，总统指示说一定要防止成为报界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话题……”
部长插话说：“先生们，先生们，够了。是我授权勒伯尔先生在外国警方首脑中进行谨慎的查询，而且，是在……”他望了森克莱一眼，“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毫不掩饰因上校窘迫而使他们产生的快感。
部长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罗兰举了一下手。他说：“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个常驻办事处。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队组织’流亡者，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可以查找那个纳粹分子卡塞尔，而不用惊动西德人。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的关系并非良好。”
他所暗示的是2月份的绑架阿古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波恩政府的恼怒，有几个人会心地笑了。部长朝着勒伯尔扬扬眉毛。
勒伯尔说：“谢谢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的下落就太好了。我还希望其他部门能像过去24小时一样，继续给我提供帮助。”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罗杰·弗雷伊部长说后，收拾起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大门外的台阶上，勒伯尔深深地吸了一口巴黎夜晚温馨的空气。钟声敲响了十二下，已经进入8月13日，星期二。
刚过午夜12点，贝利·劳埃德打电话给托马斯侦探长。托马斯正打算熄灭他的床头电灯，他估计这位外交部情报处的老兄要明天才会打电话来。
劳埃德说：“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已找到了报告的原件，这不过是当时岛上流传着的谣言的一份普通的报告。这份报告送上去不久后，就被批上了‘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字样。我刚才说过，那时我们被不少其他事牵制住。”
托马斯不愿惊动身旁睡着的妻子，轻声地问道：“有名字吗？”
“有的，有一个英国商人最近忽然不见了。当然，他可能与你说的那件事毫无关系，但他的名字与那些谣传联系起来，名字是查尔斯·格尔索普。”
“谢谢你，贝利，到了早晨我再继续查。”他挂上了听筒，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年轻人，他把这次查询以及他的答复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给情况室。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情况室值夜班的人简单地看了一下，因为这是一件关于法国的事，就把它放入外交部法国科的邮袋里。按惯例，第二天早晨就将送到法国科的头头那里。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四章
豺狼照例在早晨7点半起身，喝了放在床边的茶，洗了澡，刮了胡子，穿好衣服，然后从衣箱的夹层里拿出一叠钞票共计1000英镑，装在上衣内口袋里，下楼用早餐去了。
9点半钟的时候，他走出旅馆去找银行。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分别在几家银行里把英镑换掉，其中200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其余800英镑则换成法国法郎。
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他在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进行他这天上午的第二件事。经过了几次打听之后，他来到加里布地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这里靠近加里布地火车站，是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街角的一家经营出租汽车间的地方租下了一间，两天的租费是10000里拉，因为只租用两天，所以租金比一般的价钱要高一些。
到了日用杂品商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对金属的夹子，几米细铁丝，一支电烙铁和一些焊条。还买了一个帆布袋，把所买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存放在他的汽车间里。他把汽车间的钥匙装进衣袋后，就到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找了一家上等餐馆用午餐。
在餐馆里，他用电话联系了几家有汽车出租业务的商行后，就乘一辆出租汽车到一家规模比较小，生意也不怎么兴隆的汽车出租商那里，租了一辆1962年的旧“阿尔法”牌运动跑车，并说明他预备在意大利作为期两星期左右的休假旅行，两星期后把汽车送还。
他的护照——英国的和国际的驾驶执照都是齐全的。一小时后，汽车保险的手续也办妥了——出租汽车商行附近就有专门办保险的。汽车押金很贵，差不多相当于100英镑，到下午4点时，钥匙插在点火装置上，这辆汽车就归他使用了，汽车行的老板祝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他在伦敦时已经向汽车协会打听过，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所以意大利牌照的汽车开到法国去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只要有驾驶执照、租车证明，还有保险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上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接待处询问到附近一家信誉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称，这家公司是专替国外旅客提供汽车保险保证金的。他在这家公司为自己驶往法国旅行所需的额外保险费付了现款。他们对他说，这家公司同法国一家大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因而它承诺的保险在那里也同样有效。
他离开保险公司后，就驾驶着那辆“阿尔法”小汽车回到大陆旅馆，把汽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并取出了里面藏着步枪部件的皮箱。20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那条有出租汽车间的小街，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后，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把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小时，把藏有步枪部件的薄钢管紧贴在“阿尔法”跑车底盘内侧的凸缘上焊住。他之所以选择“阿尔法”跑车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伦敦时看遍了汽车杂志，才知道在所有的意大利汽车中，只有“阿尔法”跑车的那副牢固的钢制底盘内侧有一道较阔的凸缘。每根钢管都用一层薄薄的麻料织物套住，再用钢丝紧紧地捆绑在凸缘内侧，凡是钢丝和底盘边缘接触的地方都用焊条焊住。
当他干完这些活的时候，他那身工装裤已沾满了汽车间地面上的油污，他的两只手也由于在底盘上捆绑铁丝时过分用力而酸痛不已。可是任务完成了。那几根钢管除非钻到汽车底下去凑近细看，不然根本无法发现，而且要不了多久，上面就会蒙上厚厚的尘土。
他把工装裤、焊铁和剩下的铁丝都装进了那只帆布包，塞在屋内一个较远的角落里的一堆破衣碎布底下。那副金属夹子则放进汽车驾驶座前面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内。
当他最后把手提箱放入汽车后部的行李仓，把“阿尔法”汽车开出汽车间时，整个城市已经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他关上汽车间的大门，扣上锁，把钥匙放进口袋，就驾车回到旅馆。到达米兰后仅仅24小时，他就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
他洗了个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劳累，把感到剧痛的双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才穿好衣服去喝鸡尾酒和吃晚饭。
他在走进酒吧间之前，先到接待处柜台边停留了一下，要他们在晚饭后替他把账目结清，并要他们在明晨5点半叫醒他，同时送来一杯茶。
在吃罢第二顿精美的饭菜后，他用剩下的意大利里拉把账结清。11点过后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伯·奎格利爵士背着双手站在他外交部办公室内的窗口旁边，俯瞰着窗外大片平整洁净的近卫骑兵队阅兵场。一纵队井然有序的近卫骑兵队，正行进在碎石路上，蹄声得得，整齐地向白金汉宫跑去。
这是一幅多么悦目赏心的景色啊！杰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窗口，从外交部望出去，看着这幅最典型的英国景色。看着那些身穿蓝军装的骑兵驶过，看着阳光和那些昂头翘首赞叹不已的旅游者，听着广场上传来马具和马嚼子的丁当声、振奋精神的马的嘶叫声，这就足以补偿他在其他小国家的大使馆中虚度的那些年头了。每次注视着这样的景色，他总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并由衷地感到一丝自豪。有时候，他一听到碎石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就会从办公桌旁站起身来，到窗户前站着，看着骑兵经过，然后才回来处理文件。而有时候，当他回忆起那些从大陆来的法国佬和德国佬企图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长统军靴的沉重的脚步声来取代这些马刺的丁当声时，他不禁要鼻子发酸，马上转回身去埋头于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却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窗外，使劲闭住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显得都看不出了。杰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满腔怒火，当然，他是独自在室内。
他担任着情报处法国科的首脑，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国家的管辖权。他的职责就是研究那个混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动，以及经常有的阴谋，然后将那些情况向常务次官做出报告，最终报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里。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那些条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务多年，成绩卓著，曾在除了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他的政治判断一向合乎情理，尽管常有失误，但是照例与当时他的上级的判断一致——这是一项极好的资历，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他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得众所周知过，他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得令别人难堪过，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一项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与部内最高层人士中占优势的观点不合拍的意见。
他的妻子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这位大使后来成为国务副大臣助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于1937年从柏林送来的一份备忘录，阐明德国重新武装对于未来的西欧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这份备忘录被忽视了。
战争期间，他回到了伦敦，当过一阵子巴尔干科科长，曾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契特尼克游击队。当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听信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菲茨罗伊·麦克来恩的劝告时——此人曾跳伞降落到南斯拉夫去过，他建议支持一位名叫铁托的倒霉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奎格利便被调职到法国科去了。
到了法国科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吉罗德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长期住在伦敦并致力于筹组一支称做自由法国的部队的、资历较浅的法国将军的话，他的主张倒也不失为一项良策。至于丘吉尔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法国将军，则是哪个行家都猜不透的。当然并不是哪个法国人都有多大用处。
谁也不能说杰斯伯爵士（他是因在外交界服务有功而于1961年被册封为爵士的）缺少胜任法国科科长的必备条件。他天生不喜欢法国和同法国有关的一切东西和人。由于戴高乐1963年1月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反对不列颠帝国加入“共同市场”，杰斯伯爵士曾经与法国外交大臣有过20分钟的不愉快的谈话，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在敲门，杰斯伯爵士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蓝色的薄纸，似乎正在那儿看这个文件，他说：“进来。”
一个年轻人进来了。他转过身来把门关好，走到办公桌旁。杰斯伯爵士的眼睛从那副半月形的眼镜上面望着他。
“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昨夜送来的报告。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份从法国警方的高级侦探向英国警方的高级官员发来的非正式请求书，然后转给特警处的警官，认为应该予以考虑，当然又是非正式地转给年轻的外交部情报工作者。是这样吗？”
“是的，杰斯伯爵士。”
劳埃德望着这位外交家瘦小的身影，站在窗前研究他的报告，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以为至少杰斯伯爵士已经很熟悉报告的内容了，拿在手中仅仅是一个姿态而已。
“然后这个年轻官员也认为应该考虑。于是他超越他自己的职位，也不请示他的上级，认为可以帮特警处的忙，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毫无根据地指责一个英国公民表面上是一个商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冷血的杀人者。是这样吗？”
劳埃德想：这个老混蛋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立即就明白了。
“亲爱的劳埃德，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份非正式的请求书是昨天早晨提出来的，而外交部的与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部门的领导人直到24小时以后才得到通知。这件事有点奇怪，你说对不对？”
劳埃德知道了，这是部门之间的纠纷。但他也知道杰斯伯爵士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懂得权力之争；与国家大事相比，他们更致力于特权阶层成员之间的事。
“最尊敬的杰斯伯爵士，托马斯警官向我提出请求，正如你所说的是非正式的，是昨晚9点钟的事。我是在午夜时提出我的报告的。”
“诚然。但是我也注意到他的报告也是午夜之前写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法国人是请求提供线索，可能有的线索是通过正常的国际间警方合作的渠道提出来的。”劳埃德回答说。
“你是这样认为吗？是这样认为吗？”杰斯伯爵士改变了他那温和的问询口气，有点生气了。“但这显然不是你的部门和法国科之间的合作。不是吗？”
“杰斯伯爵士，我的报告现在在你手里。”
“太晚了一点，先生，太晚了一点。”
劳埃德决定要进行反驳。他明白，如果他帮助托马斯而需要请示的话，也应该请示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请示杰斯伯·奎格烈爵士。他知道他的上级是受他的下属所爱戴的，而对于法国科不通过他而责备他的下属则是很反感的。
“杰斯伯爵士，什么太晚了？”
杰斯伯望着劳埃德，显然他不肯透露他那种不愿意帮助托马斯的心情。
“你一定清楚有一个英国公民的名字写在这里，提出这个人既没有丝毫根据，更不用说证据了。你认为这样来抛出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一件怪事，而且根据所提请求来说，有一个名誉的问题。”
“我认为向特警处侦探长提供一个人的名字只不过是说有一种可能性，怎么能说是抛出呢？”
杰斯伯爵士为了忍住他的愤怒，把嘴闭得更紧了。这个无礼的家伙，可又那么狡猾，必须要小心提防。他使劲忍住怒火。
“我知道的，你的观点是要向特警处提供帮助，这是一种很可敬的行为。那么你是否认为在事前商量一下也是太过分了呢？”
“杰斯伯爵士，你是否在问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
杰斯伯爵士脸红了。“是的，先生，我是这样认为，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杰斯伯爵士，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我是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你如果不同意我昨天晚上的行动，那么最好请你向我的上级提出意见而不要直接跟我说。”
你瞧，这个年轻家伙竟敢教训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
杰斯伯爵士生气地说：“我会向他提出的，会向他提出的，而且要更为严厉地提出来。”
劳埃德一句话不说，转过身走出去了。他毫不怀疑他的那位老头儿上级会责备他的。他将向他解释托马斯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时间也很紧。如果老头儿坚持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那么劳埃德难免要挨批评，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责备应该来自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来自杰斯伯。这个混蛋的托马斯，把我扯到里头了。
然而，杰斯伯·奎格利爵士对于是否要去告这一状却犹豫不决。严格说来，他是对的，有关查尔斯·格尔索普的情况，尽管完全埋没在早已丢弃的档案中，还是应该向上级领导讲清楚，不过不一定要向他讲清楚就是了。他作为法国科科长，只是参加听取情报处的情报汇报，而不是参加领导情报处。他可以向领导情报处的那个脾气很坏的天才（不是他选择的字眼）诉说他的不满，结果也许会使劳埃德挨一顿痛骂，也可能毁了那小子的前途。可是他也可能遭到那位情报处首脑的反唇相讥，怪他未经允许而擅自传唤一名情报官员，那可就自讨没趣了。此外，这位情报处的领导人与最高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约克郡去打猎。一个月以后将是主显节，他仍想届时能得到请柬。还是别管它了吧！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重新望着窗外的骑兵卫队检阅场，心里说。这天中午爵士请一位朋友在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又说：“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我估计他们一定会和法国人合作得很好的，希望他们别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不错，他自己也很欣赏。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客人和最高当局身边的人也是很接近的。
这天下午4点，英国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回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时，警察局长的一个私人报告和杰斯伯爵士开的这个小玩笑的新闻，几乎同时传到首相的耳边。
4点10分的时候，托马斯侦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
这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时间，托马斯都在设法找这个只知道叫查尔斯·格尔索普的人。按照常规，当他要查询一个已经出国的人时，他总是从护照办公室开始。
在护照办公室上午9点开始工作时起，他就亲自去看。有六个查尔斯·格尔索普的护照申请书的影印件，他还从护照办公室拿到了六个人的照片，答应复制出来后一定都送还归档。
其中有一张护照是1961年1月提出的，这个查尔斯·格尔索普在提出这份申请书以前从未申请过。这个情况虽然重要，但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他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那么怎么会把格尔索普这个名字与多米尼加独裁者被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申请书暂时放一下。
在其他五个人中，有一个似乎太老了一些，到1963年8月他将65岁了。其余四个是有可能的。他们是不是符合勒伯尔提出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儿特征，这对托马斯来说关系并不大，如果这六个人都不是，那就更好，这样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答复勒伯尔了。
这四张申请书都是有地址的，两个在伦敦，其余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问问查尔斯·格尔索普先生在1961年是否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是不够的。即使他曾去过多米尼加，现在他也可以否认的。
这四份申请书的职业栏内，没有一个人填写“商人”。当然这也不是结论。劳埃德提出的情况只不过是酒吧间里的传闻，那时可能说这是个商人，但也可能是误传。
那天上午，托马斯打电话给外省的警察局，要他们查查那两个格尔索普。其中一个现在有工作，并且不久将带着家里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时警察到他家里查了他的护照，上面并没有1960年或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印鉴。这张护照只用过两次，一次去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达·布拉瓦。警察还到他正在工作的制造肉汤的工厂查询过，工厂说这个查尔斯·格尔索普自1961年1月从未离开过会计处的工作岗位，而且此人在厂工作已达十年之久。
另一个不在伦敦的格尔索普当时有事离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馆里，他身边没有带着他的护照。他请警察到他的家里去向邻居借用他住宅的钥匙，并说护照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可以查看。护照找到了，上面也没有多米尼加的签证印鉴。他是一个打字机修理工，到他厂里一查询，说此人1961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厂里工作。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能证明这一点。
在伦敦居住的两个查尔斯·格尔索普，有一个是蔬菜铺的老板，当两个便衣警察去访问时，他正在卖菜。他就住在蔬菜铺楼上，几分钟后就把护照拿了出来。和其他几个人一样，他也没有去过多米尼加。当问他的时候，这个蔬菜商告诉侦察官，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
对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格尔索普的查询就比较麻烦一些。四年前他在护照申请书上写明的住址是伦敦高门区的一个公寓里，侦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员，据查此人已于1960年12月迁出，新地址则没有留下。
从护照申请书里知道此人的全名是查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但这个人的名字在电话簿里也找不到。托马斯利用特警处的职权，到邮政总局去查找，知道这个格尔索普住在伦敦西区，他不愿把姓名登在电话簿上。托马斯就向该地区的选民登记处查询他的电话号码。地区的民政机构告诉他，有一位查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确实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在这个地区的选民登记名册里。接着侦察官根据探明的地址去访问他。但多次按电铃无人回答，门也锁着，附近的邻居并不知道格尔索普先生到哪里去了。
当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长只好另想办法了。他要求国内税务局查明这个格尔索普的工作单位以及他在这个单位的工作经历。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静听了一会儿，他有点紧张，问道：“要找我？什么，当面谈？好的……当然，我就去，给我5分钟时间……好，再见！”
他立即离开办公大楼走过议会广场，一路上捏着鼻子。虽然是炎热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没见好反而更加严重了。
穿过议会广场，他进入唐宁街走向首相府。唐宁街照例是光线不足，因为阳光从不照到这条不显眼的小街上，而这里却有着不列颠帝国首相的官邸。
在唐宁街10号门口，远处有两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门口却有一小群人，可能他们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里拿着黄色信袋进去，也可能他们正在等待着有机会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马斯走向唐宁街10号的边门，经过一块草地。他按了下门旁的电铃，门开处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警官，一见他便向他行礼。
“你好。哈罗比先生要我告诉你直接到他房里去。”
詹姆士·哈罗比，也就是刚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队长，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看起来比他41岁的年龄更年轻些。他虽然只念过中等学校，在警察方面却干得非常出色，然后调到唐宁街来。他跟托马斯一样，也是个警长。托马斯进屋时，他站了起来。
“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说着他向警官点头示意，警官出去后把门关好。
托马斯问：“到底有什么事？”
哈罗比惊奇地望着他。“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15分钟前，首相给我打电话，提出你的名字，并说他有事想找你当面谈，而且要你立即来，你想得起来有什么事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哈罗比拿起桌上的听筒要了首相的电话，说：“首相，我是哈罗比。托马斯警长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放下电话听筒，对托马斯说：“直接进去，快些去，一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有两位部长还在外面等着呢！”
哈罗比引他走出办公室到了过道里，带他到过道尽头的用绿色粗呢包着的大门里去。一个男秘书走出来看见他们俩，往回退了一步并把门打开。哈罗比让托马斯先进去，接着说：“首相，托马斯警长来了。”然后他自己出
去并轻轻地把门关上。
托马斯觉得这个办公室非常安静，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华，随便放着一些书籍和报纸。墙上有木板护壁，还有一股烟的味道，这不像是一间首相的办公室，倒像是大学教授的书房。
站在窗前的人转过身来，说：“你好，警长，请坐。”
“您好，首相先生。”托马斯选了一张书桌旁的直背椅子，坐在椅子边上。他从未有机会和首相靠得那么近，现在给他印象较深的是首相那双忧虑的眼睛以及下垂的眼帘，很像一只刚跑完长距离的警犬似的。
首相走过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房间里一片寂静。托马斯听到过一些有关白厅的谣传，说首相的身体不那么好，以及不久前首相刚处理完一件麻烦的桃色事件，这件事到现在还是民众最普遍的谈话资料。即使如此，托马斯对于坐在他对面的首相看上去如此疲惫也感到惊讶。
“托马斯警长，我注意到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侦察工作，这是根据法国警察署的一位高级侦探昨天从巴黎打来电话提出的要求进行的？”
“是的，首相先生。”
“这个请求说明法国保安人员要找一个人，一个职业刺客，他可能是‘秘密军队组织’雇用的，准备在法国执行一件任务？”
“首相，实际上他没有说得那么多，他们的请求是向我们探询是否知道有这样一类职业刺客的线索，并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的意见。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我们提供意见。”
“虽然如此，你能推论出他们提出请求的原因吗？”
托马斯轻轻地耸一下肩膀，说：“跟您一样，首相先生。”
“的确这样。我想法国当局要找这样一个人的原因，用不着什么天才，谁都能推论出来的。此外，警方要找的这类人，如果真的已经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那么他的目标又是谁，你能推论出来吗？”
“首相，我想法国当局是怕这个刺客企图谋杀法国总统。”
“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不是第一次，首相，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首相望着他面前的文件，好像在他任期将届满的最后几个月，这些文件可以为将发生的大事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似的。
“你明白吗？警长，在我们国家里有这么几个人，显然是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几个人，非常关心你正在查询的事。如果你没有全力以赴，那他们是很不愉快的。”
托马斯感到很惊奇，他说：“是这样的，首相。”他奇怪的是，首相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新闻的。
“现在请你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的查询工作进行得如何？”
托马斯从最初的情况说起，简单明了地说明这件事如何从罪犯档案馆转到特警处，以及他与劳埃德的谈话，提出一个名叫格尔索普的名宇和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人的调查情况。
当他说完以后，首相站起来，走到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阳光照耀着的铺着青草的庭院。他双肩下垂，看了好一会儿。托马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许他想起那个身材高大的法国总统，目前正在离此地300英里的他自己的国家里主持工作。他们两人曾在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滩上一同散步和交谈，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不少事，而这许多事，并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或许他在想，那位在八个月以前进入爱丽舍宫，目前坐在富丽堂皇宫廷的总统曾经用响亮的声音阻止了不列颠帝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这是一件与英国首相政治生涯至关密切的事，但是首相希望通过今天这件事给法国政府帮点忙，以便在他退休之前进入欧洲“共同市场”。
或许他想到在过去几个愁苦的岁月里，当时为了一个拉皮条的人和一个高级妓女所揭发出来的情况，几乎使目前的英国内阁倒台。他是一个年迈的人了，在他自己生长的世界中，有他自己的善与恶的标准而且毕生奉为宗旨。但是现在的世界变了，有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见解，他是属于过去的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标准，对于这些新的标准他认识得很模糊，而且不喜欢。
望着阳光照耀的草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前景如何。一次外科手术可能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紧接着的是他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休，这个世界就该移交给年轻一代了。但是否要移交给那些老鸨和荡妇，或者奸细和刺客呢？
托马斯从后面望着他的双肩逐渐坚挺了起来，他转过身来。
“托马斯警长，我希望你明白戴高乐将军是我的挚友。如果他本人有任何危险，而危险恰恰是来自我们这个岛上的公民，那么这件事必须加以制止。从现在起，你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查询。我立刻就亲自通知你的上级，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为你提供一切条件。你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都将不受任何限制，你如果需要谁来帮助你，不论是谁，都可以把他调到你的单位去。你如果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可以到任何单位去调阅卷宗，我将亲自下命令。你必须毫无保留地与法国当局合作，不论法国人所要找到人是谁，他也许不一定是我们的公民或者在我们的土地上策划这个阴谋，但你一定要找到他然后才能停止查询，到那时你再来向我报告。这个格尔索普或者任何一个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如果他被怀疑正是法国当局在找的那个人，你就必须看住他，不论他是谁，你必须制止他。我讲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首相所讲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托马斯不怀疑首相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有关消息才下达这样的指示的。他也怀疑这可能与某些人企图使他的查询无法进行有关，但他不能肯定。他说：“我明白，首相。”
首相把头侧过去，暗示这次会面已经结束。
托马斯站起身来，说：“首相。”
“什么事？”
“有一点我还不明确，您是否同意我把这个叫格尔索普的人两年前曾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谣传告诉法国人？”
“你是否有足够的根据说明这个人过去的行为与法国人所描绘的和正要找的那个人相符合？”
“没有，首相。除掉两年前的那个谣传外，我们对任何一个格尔索普都没有什么证据。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花了半天功夫调查的格尔索普是否曾在1961年1月到过加勒比地区。如果他不是的话，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首相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仅仅是两年前的不那么可靠的谣传，那么我建议你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浪费他们的时间。警长，请你注意‘不那么可靠’这个词。希望你努力进行查询工作。什么时候你对于这个格尔索普或其他什么人的查询工作，得到比谣传的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被刺更多的情况时，你就应立即通知法国，同时你就得盯住他，不论他在哪儿。”
“是的，首相。”
“请你叫哈罗比进来，我要他立即下达我的命令。”
托马斯回到他的办公室后，迅速使下午的情况有所改观。他集中了特警处最优秀的六名探员，其中一个是从休假中召回来的，有两个本来是派去监视一个人的住宅的，那人被怀疑曾把皇家军用品工厂的情报提供给东欧某国大使馆的武官，还有两个是前一天帮助他查阅特警处档案的，最后一个正轮休在家侍弄花房里的花草。这些人都被要求立即到特警处报到。
他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要求他们严守秘密；同时又回复了一连串的电话。6点钟刚过，国内税务局来电话说已经搞清楚查尔斯·霍拉德·格尔索普的交税情况。他派了一个探员到格尔索普的寓所，向他的邻居和附近的商店打听格尔索普的下落，又把四年前的护照申请书上的照片在照相室里进行了复制，每个探员口袋里都有一张。
税收记录表明，格尔索普过去的一年是个失业者。再前一年在国外。在1960年至1961年的财政年度里，此人大部分时间受雇于一家公司。托马斯了解到这是一家英国最大的小军火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一小时之内，他找到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的名字，并查明他正在伦敦近郊他的乡间住宅里。托马斯用电话联系约他立刻见面，到了天黑的时候，托马斯的警车沿着河边的公路驶向佛琴尼亚村。
此人名叫帕特立克·蒙逊，看上去不像一个军火商。托马斯知道他们这些人多半表面上是这样的。从蒙逊那里得悉，这个军火公司雇用格尔索普差不多一年。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公司曾派格尔索普去多米尼加把一批英国陆军剩余的轻机关枪兜售给特鲁希略的警察头头。托马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线索，他望着蒙逊。
“以后怎么样就不用说了。”他这样想着，但没说出来。“那么为什么格尔索普这样匆匆忙忙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呢？”
蒙逊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当然是因为特鲁希略已经被刺死，他的政权在几小时内就垮台了。你可以想象新的政权对于一个来向旧政权兜售军火枪炮的人会怎么样。
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当然，这是一个理由。蒙逊说，格尔索普回来时对他说，当时格尔索普正在和独裁者的警察头头谈买卖，突然传来特鲁希略在郊外遇刺身死的消息。那个警察头头吓得面色灰白，马上回到他自己的庄园，在那里，他有一架飞机和驾驶员等着待命。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人们愤怒地在街上到处搜索一切与旧政权有牵连的人，格尔索普只好贿赂一个渔民帮他逃出那个小岛。
托马斯问：那么格尔索普又为什么离开这家公司呢？
回答是开除的。
为什么？
蒙逊想了一会儿说：“警长，军火买卖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可以称得上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能够打听出别人在兜售些什么以及他出什么价钱，对于也想做这件买卖的人是多么重要。对于格尔索普这个人，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他的忠诚是不够满意的。”
托马斯在驾车回城途中回忆了蒙逊对他说的话。格尔索普当时匆忙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理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它非但不能证明，反而否定了情报处关于格尔索普与特鲁希略有关的谣传。根据蒙逊所说的，可以分析出格尔索普并不像在骗人。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他既是那家军火公司派去兜售军火的全权代表，同时又接受革命者的雇佣？
蒙逊刚才说的话，有一点使托马斯很纳闷。他说当格尔索普进这家军火公司时，他对于枪炮是很不熟悉的，当然一个射击手对枪炮必然是个专家。也许他在军火公司工作的时期内学会的。但是如果他对于射击是新手的话，那么反特鲁希略集团为什么要雇用他来对准特鲁希略飞快行驶中的汽车射击呢？也许并没有雇用他？另外，格尔索普自己说的话完全是真的吗？
托马斯耸耸肩。这一切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否定什么，他想又得从头开始了。
但是在回到办公室后，有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到格尔索普寓所附近去查询的探员回来报告说，他找到了这天在家休息的邻居。这位妇女说，格尔索普几天前曾经说过他将要到苏格兰去旅行，这个妇女还看见他的汽车停在门口准备出发，车上装有钓鱼竿一类的东西。
“钓鱼竿？”托马斯警长突然感到一阵战栗，虽然这时办公室里很暖和。
当那个探员刚汇报完，另一个探员又走了进来。
“头儿！”
“干什么？”
“我刚才想到了一件事。”
“说下去。”
“你会说法国话吗？”
“我不会，你呢？”
“我会说，我母亲是法国人。法国刑警总队要找的那个刺客，他的代号叫豺狼，对吗？”
“怎么样？”
“也许是个巧合，也许他花了不少心机取这样一个名字。法语的豺狼叫‘查格尔’，拼法是C－H －A－C－A－L ，正好是查尔斯·格尔索普这个名字的前面几个字母组合起来的。”
托马斯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我的上帝呀！”他伸手抓起了电话。
策
第二部 追捕
第十五章
巴黎内政部的第三次例会是这天晚上10点钟刚过之后开始的，原因是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去参加一次外交接待会后，归途中被街上繁忙的交通耽搁了。他坐下后就宣布开会。
保安总局的纪博将军第一个报告。他说，特工组织在马德里办事处已经找到那个前纳粹凶手凯塞尔。他住在马德里一幢公寓的顶层过他的退休生活。他现在和另一个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合伙开了一家颇为兴隆的商行，因此可以判断，他与“秘密军队组织”不会有什么瓜葛。当巴黎提出进一步查核的要求时，马德里办事处早就有此人的档案材料，他们的看法是，此人根本没有和“秘密军队组织”有联系。由于年龄的关系，这个前纳粹凶手的关节炎犯病的次数不断增加，影响他的行动，而且他还酗酒。他不可能是那个豺狼。
将军说完以后，大家的目光都对准了勒伯尔。
他的报告语调低沉。他说这一天里刑警大队收到三个国家关于查询嫌疑分子的答复。美国来的消息说，那个军火贩子“丘克”亚诺德正在为他的老板兜售一批美国陆军剩余的AR－10型步枪给哥伦比亚的陆军参谋长。他在波哥大期间，中央情报局的人是经常严密监视他的。看来他目前是想专心搞成这笔军火买卖，虽然美国官方是不同意的。他的档案连同那个前黑手党枪手维特列诺的档案材料都已电传到巴黎。但这个维特列诺到现在还未找到，此人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矮胖无比，头发乌黑发亮，肤色黝黑。鉴于他的外表同维也纳的旅馆职员所描述的豺狼的模样大相径庭，勒伯尔觉得这个人也可以不予考虑。
南非人了解到彼得·舒依伯现在已是英联邦的一家钻石开采公司的私家军队的首领。他的职责是在公司拥有的广大的采矿地的边界上巡逻，坚决阻止非法的钻石开采者进入边界。至于他用的是什么办法等等之类不便打听的问题都没有提出，他的雇主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的雇主证实他就在公司里；他此时肯定身在西非，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比利时警方查核了他们以前的雇佣军。在比利时驻加勒比地区的某个大使馆的档案中找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表明那位加丹加的前雇员已于三个月前在危地马拉的一场酒吧冲突中被杀死了。
勒伯尔读完了他面前卷宗里的最后一份报告。当他抬起头时，发现十四双眼睛都盯在他脸上，并且大多是阴冷和不怀好意的。
“就这样，什么也没有了吗？”
罗兰上校的问话也正是在座所有人的问话。
“我想是什么也没有了，”勒伯尔说，“看来没有一条线索能站得住脚。”
“站得住脚，”森克莱悻悻地跟着重复了一声，“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你们这种‘纯粹的侦探工作’吗？看来什么都站不住脚！”他怒冲冲地直瞪着布维埃和勒伯尔，并且很快就意识到整个房间的情绪大多是倾向于他这边的。
“先生们，”部长平静地用了复数人称把两位警长都包括在内，“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啦，所谓从头开始，对吗？”
“是的，我怕只能这样了。”勒伯尔回答。
布维埃尽力为他的部下辩护。“我的同事实际上是在既无线索又无头绪的情况下，搜寻一个全世界最难以捉摸的人物。这类人是从不宣扬他们的职业或他们的行踪的。”
“这一点我们知道，亲爱的队长，”部长冷冷地反驳道，“问题在于……”
敲门声打断了他的发言。部长皱了一下眉头；他曾经指示过，非遇紧急情况不准干扰会议。
“进来！”
内政部的一名传达员站在门口，踌躇不前，怯生生的样子。“请原谅，部长先生。有电话找勒伯尔警长，伦敦来的。”察觉到屋内气氛并不友好，传达员忙说，“对方说有急事……”
勒伯尔站起身来。“请原谅，先生们。”
他5分钟后就回来了。会议室里的气氛仍像他出去接电话时那样冷淡，而且很明显，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曾经吵得不可开交。他进屋时，正好打断了森克莱发出的严厉斥责。勒伯尔就座，森克莱的话便也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先生们，我想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正在找的那个人的姓名了。”勒伯尔一开头就这样说。
会议在30分钟之后，差不多是在一种轻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当勒伯尔传达完伦敦打来的电话内容时，围在桌子旁边的人都舒展地吐出了一口气，就像一列火车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站了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终于有一些事可干了。在半小时之内，他们已一致认为，只要一个字都不声张，他们已有可能在法国搜索一个名叫查尔斯·格尔索普的人，把他找到，而且如果情况需要，就把他干掉。他们知道，有关格尔索普的详细材料要到明天早晨才能从伦敦电传过来，但与此同时，情报局可以从他们无数的档案资料中查找一下这个人填写的登陆卡片，还有这个人在法国任何地方住旅馆时填写的旅馆登记卡。边防检查站可以把他的姓名和外貌特征告诉法国每一个边防哨，每一个港口、要塞和飞机场，指示他们一旦这样一个人进入法国领土时便马上拘留。如果他还没有到达法国也不要紧。只要在他抵达之前保持绝对沉默，那么一俟他来到，便可以把他捉住了。
“这个讨厌的家伙，他们叫他格尔索普，已经在我们掌握中了。”森克莱·德 ·维劳本上校当夜同他的情妇一起躺在床上时告诉了她。
当杰奎琳最后让上校入睡之时，壁炉台上的钟已敲了十二下，已经是8 月14日了。
托马斯侦探长同巴黎通过电话，放下了话筒之后，便在他办公室的座椅中舒坦地坐了下来，审视着眼前的六名探员。是他刚把他们从各自的任务岗位上召回来重新组织在一起的。议院塔上的大钟在宁静的夏夜里敲了十二下。他向他们介绍情况、布置任务，讲了一个小时。
一名探员被派去调查格尔索普青年时代的情况，如果他的父母仍在的话，现在何处；他在哪里上的学；如有可能，再查出学生时代在军训队里的射击成绩；值得注意的特征、显著的标记等等。
第二名探员被派去调查他刚成年时代的情况，从他离开学校时起，包括服国民兵役期间的服役成绩和射击技能，以及退伍后的就业情况，一直到他因军火公司怀疑他有欺诈行为将他解雇离开为止。
第三名和第四名探员被派去追踪他自1961年10月离开目前所知的最后的雇主以后所干的活动。他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得到过多少收入和收入的来源。由于警方没有他的记录，因而估计不会留有指纹印，托马斯要求得到直至目前为止这个人每一时期的相片。
剩下两名探员的任务是确定目前格尔索着的行踪。把整套公寓房间查看一下有无留下指纹，查明他在哪里买的汽车，是什么时候颁发的驾驶执照。如果伦敦找不到，就着手往外地各郡的执照管理部门去查对。追查一下他在本地停放汽车的汽车间，看看他是否打算驾着汽车作长途旅行，查一下横渡海峡的渡口，到所有航空公司去查一下订购飞机票的名单，不论是哪条航线上的乘客。
每名探员都详细地记着笔记，直到他讲完之后，他们才站起身来相继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中，最后两位探员交换了一下目光。一个说：“真要彻底清理了，这事可不大好办。”另一个接着说：“奇怪的是，这个老头儿不告诉我们他干了些什么，他还要干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一定是从最高层下来的指示。我看一定有个混蛋要谋刺暹罗国王呢！”
要签发一张搜查证，需要把行政长官叫醒，这倒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后半夜的时候，托马斯疲倦地在他的办公室椅子上打盹；而在巴黎的克劳德·勒伯尔则在他的办公室里喝着黑咖啡。同时，英国特警处的两名探员，则正在格尔索普的公寓里极其仔细地搜查着。
两个人都是专家。他们先搜索抽屉，把每一只抽屉里的东西都有条理地倒在一条被单上，然后用心地—一挑拣。当所有的抽屉都倒空之后，他们就察看那只不带抽屉的书桌的木结构部分，看看里面有没有暗屉。查完木器家具便查两个沙发。等他们查完时，这个房间已像感恩节当天的火鸡场了。一个人检查客厅，另一个人检查卧室，查完这两间房再检查厨房和浴室。等到把家具、软垫、枕头以及衣柜中的衣服都检查过之后，他们就开始检查地 板、天花板和墙壁。到早上6点钟时，这套公寓房子已经被搞得底朝天了。街坊四邻们聚集在楼梯口，望着格尔索普的紧闭着的房门，相互议论着。
当两名探员从屋子里走出来时，大家又都缄口不语了。其中一名探员拎着一只提箱，里面塞满了格尔索普个人的信札文件和私人物品。他下楼走到街上，跳进停在那里的警车，回去向托马斯侦探长复命。另一名探员则开始逐个找人谈话。他先从那些街坊们开始，因为他知道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在一两个小时内都得去上班。至于本地的商家，则可以稍晚些时候再谈。
托马斯花了几分钟时间把摊开在他办公室地板上的那些东西翻弄了一下。那位探员从那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拣出一个小小的蓝本子，他走到窗户旁边，在冉冉上升的太阳的光辉下，翻阅了一下。
“侦探长，看一下这个。”他用手指戳了一下他手中的那份护照中的一页。“看，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飞机场，1960年12月入境……他到过那儿，没错。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托马斯接过那份护照，看了一会儿，然后抬眼望着窗外。“啊，不错，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他人不在，但护照怎么会在我们手中呢？”
“噢，这个王八蛋……”探员顿时恍然大悟，不禁低声骂了出来。
“你说得对。”托马斯自幼所受的教会教育使他不轻易骂人。他说：“如果他不用这份护照旅行，那么他用什么呢？给我电话，马上替我接巴黎。”
在同一个时刻，豺狼已经在公路上行驶了50分钟，米兰城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了。
“阿尔法”跑车的车篷已放下，朝阳照耀着从米兰通往热那亚的7号公路。在这条又宽又直的公路上，他把汽车开到每小时80英里以上，使得车速表上的指针在紧靠红线的地方颤动着。寒风把他的一头灰发吹得狂飞乱舞，不过他的眼睛有一副墨镜保护着。
公路地图上表明距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还有210公里，约为130英里，他原来估计这段路得行驶两小时，现在看来可以提前。刚才7点时，热那亚的货车纷纷驶往码头造成交通略有堵塞，不过，不到7点一刻，他就已经进入了7号公路，驶向圣雷莫，靠近边界了。
当他于7点50分到达法国边境站时，交通已经拥挤起来了，而且气温也在升高。他在排着队的汽车行列中等了30分钟后，被招呼把车开上斜坡让海关检查。警察拿着他的护照仔细察看，只说了一声“请等一等，先生”，就走进了海关的小屋。几分钟后他同一名穿便衣的人一起走了出来，后者拿着那份护照。
“早安，先生。”
“早安。”
“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穿便衣的人对护照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你来法国的目的是什么？”
“旅游。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科特达祖尔呢。”
“噢，汽车是你的吗？”
“不，是租来的。我在意大利经商，碰巧在回米兰之前有一个星期空闲时间，因此我就租了一辆汽车，作一次小小的旅游。”
“原来如此。你带着有关汽车的证件吗？”
豺狼递上了国际驾驶执照、租车合同，以及两份保险单。那个穿便衣的人都一一作了检查。
“你带有行李吗，先生？”
“有的。车尾行李箱里有三件，还有一只手提袋。”
“请把它们都拿到海关大厅中来。”他走开了。
那警察帮豺狼卸下了三只皮箱和那只手提袋，他们一起把行李拎到了海关人员那里。豺狼在离开米兰之前曾带上了那件旧的厚呢大衣、肮脏的长裤和鞋子，他把这些东西都裹成一团塞在车尾行李箱里。那个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证件被他缝在第三只箱子的衬里夹层里，另外两只箱子里的衣服被他分散放在三只箱子里，那几枚勋章则放在他身上的口袋里。
两名海关官员分头检查他的箱子。当他们进行检查时，他正在填写供一般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填写的表格。箱子里面没有什么引起他们注意的东西。那两名海关官员在拿起内装染发剂的玻璃瓶时，迟疑了一下。他为了预防引起怀疑，早已把染发剂注入倒空的装润肤香水的玻璃瓶中了。在那个年代，剃完胡子抹擦的润肤香水在法国还没有时髦起来，市场上也少见，主要是美国才有。他看见那两名海关人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可是他们仍把玻璃瓶放回 了手提袋。他从眼梢上可以看到窗外有另一个人在检查“阿尔法”跑车的车尾行李箱和引擎罩盖。幸好他没有检查汽车底下。那人打开了行李箱中的那团旧大衣和赃长裤，看了看，露出厌恶的神色，可能他以为那件旧大衣是用来在隆冬寒夜保护这汽车的引擎盖的，而脏衣服则是准备万一汽车在中途需要修理时穿的。那人把那些衣服放回行李箱中，把盖子关上。
当豺狼填完表格时，小屋子里的两名海关人员也关上了皮箱并向那个便衣人员点了点头。后者接着拿出了入境证，验看了一下，又跟护照核对了一下，便把护照交还给他。“谢谢，先生。一路顺风。”
10分钟之后，那辆“阿尔法”跑车就轰隆隆地驶进了芒东的东郊。
豺狼在那俯瞰老海港和快艇潭的一家咖啡馆中舒畅地吃罢早餐后，就沿着考尼希海滨驶往摩纳哥、尼斯和戛纳了。
托马斯侦探长在他伦敦的办公室中搅动着一杯浓浓的咖啡，一只手抚摸着他那长满胡茬的下巴儿。在办公室的另一头，两位负有寻找格尔索普行踪重任的探员正面对着他们的领导人。这三个人在等待着另外六个人的到来。那六个人都是特警处的警士，是前一个小时内托马斯打了一连串电话，把他们从例行任务的岗位上替换下来的。9点过后不久，他们陆续前来报到，并得知自己的任务已经过重新部署，被编进托马斯的工作小组里去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等他们全都进屋之后，托马斯就开始布置任务了。
“好了，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人。我不必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找到他，这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得抓住他，而且要尽快抓住他。现在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认为已经知道，他目前正在国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用一张假护照作这次旅行的。”
他推给他们一堆相片——那是经过放大的格尔索普护照申请表上的相片，并说：“这就是他的相貌。不过他很可能经过化装，因而看上去不一定符合这张相片上的模样。你们得去护照处把近来申请护照的人的全部名单拿到手。从最近一百天查起，如果查不到，再往前查一百天。这是个苦差使。”
接下去他概略地介绍了一下最普通的搞假护照的办法，事实上恰好是豺狼使用的办法。
“重要的是，”他最后说，“别满足于出生证明书，得核对死亡证明书。所以你们从护照处拿到申请人名单后，就把全部工作挪到萨默塞特大厦去做，在那儿把名单各人分一部分，然后同那些死亡证明书核对。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份护照申请单上的申请者是个已经死亡的人，那么这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现在你们去吧。”
那八个人逐个儿走了出去。托马斯先给护照处，然后又给萨默塞特大厦里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处打了电话，以保证他的工作小组能获得对方的通力合作。
两个小时以后，当他把一把借来的电须刀的插头插进台灯的插座里，正在剃胡子时，两名探员中的一名级别较高的、担任小组长的探员打回电话来了。他说，在最近一百天中，新申请护照的共有841人。他解释道，这正好是夏天度假的季节，因此申请护照的人是比平时多。
托马斯挂上了电话，用手帕擦了一下鼻子。“该死的夏天。”他说。
那天上午刚过11点，豺狼便驾车进入了戛纳的市中心。他像往常那样，在干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要找最好的旅馆居住。当他驾车巡游了好几分钟之后，更一下子拐进了美琪大饭店的前院。他拿出梳子梳了一下头发，便下了车，大步走进了饭店的门厅。
正是快到晌午的时候，大多数旅客都出去了，大厅里并不繁忙。他那身精致的浅色服装和神气十足的样子，令人一望便知是位英国绅士，而当他询问一名侍者公用电话间在哪里时，也没有引起怀疑。
衣帽间的入口与电话交换台之间隔着一个柜台，当他向那边走过去时，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个女人抬起头来看着他。
“请替我接通巴黎，莫里托尔5901号。”他说。
过了几分钟，她打手势要他到交换台旁边的一间公用电话间里去用电话，看着他顺手关上了电话间的隔音门。
“喂，这里是豺狼。”
“喂，这是瓦尔米。感谢上帝，你来电话了。我们找了你两天了。”
这时，谁要是透过电话间门上的玻璃看进去，就会看到里面那个英国人紧绷着脸，皱起眉头的样子。10分钟的谈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没有讲话，只是在听。偶尔他的嘴唇动几下，简短地问句话。可是其实没有谁在看着他，交换台的接线员正忙于看爱情小说。而后她所见到的，是那位客人高高地站在她头前透过那副墨镜朝下看。她从交换台上的记录表上读出了打这次电话的费用并收了他付的钱。
豺狼在饭店的阳台上要了一壶咖啡，眺望远处小十字形的花坛和碧波粼粼的海面，那些皮肤晒成棕色的游海水的人正在那儿嬉闹玩耍，又喊又叫。他陷入了沉思，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关于科瓦尔斯基的消息他可以理解，他想得起维也纳那家旅馆里的那个大个子波兰人。但他无法理解的是，守在门外的保镖怎么会知道他的代号或者他被雇用的目的。也许那是法国警方自己侦察出来的。也许科瓦尔斯基已察觉到他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也当过刺客，不过是个又蠢又笨的刺客而已。
豺狼估计了一下局势。瓦尔米已劝他放弃计划，回家了事，不过又承认并未得到罗丹直接授权取消这项行动计划的命令。迄今所发生的事证实了豺狼心中的强烈疑虑，那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安全保卫工作极不严密。可是他知道有一些情况是法国警方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那就是他这次旅行用的是化名，携带的是写着那个化名的合法护照，还带着三套不同的假证件，其中有两份外国护照，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改变容貌的用具。
这个瓦尔米刚才提到了法国警察署警长勒伯尔的名字，可是这个勒伯尔能依靠什么线索去继续搜查呢？只有一个一般的外貌特征：高个儿、浅黄色头发、外国人。符合这种外貌特征的人在8月份住在法国的有成千上万，总不能把每个人都抓起来吧？
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法国警方正在搜捕一个携带着查尔斯·格尔索普护照的人，那就让他们搜去吧，祝他们幸运。他现在是亚历山大·杜根，而且有证明。从现在起，随着科瓦尔斯基的死去，便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或行踪下落了，甚至连罗丹一伙也不会知道。他终于完全独自一身无拘无束了，这正是他一直盼望达到的境地。
然而，危险已经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进行暗杀的意图一旦泄漏，他将要攻打的便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了。问题在于他实施的暗杀计划能否冲破那层层防御的屏障。权衡了一下以后，他坚信能够冲破。问题依然存在，必须予以解答。回家了事，还是继续进行？如果回家，便会同罗丹及其一伙恶棍对目前存放在苏黎世银行他的账户下的25万美元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要是他拒绝把这笔钱的大部分归还给他们，他们必然会毫不迟疑地追踪他到 底，拷打他，逼他交出那张领款的字据，然后杀了他。要想逃出魔掌，就得花钱，而且得花很多钱，也许会使他破产。继续干下去，则意味着危险越来越多，直到任务完成为止。随着日期一天天逼近，越往后会变得越加难以撒手，到最后就欲罢不能了。
侍者送来了账单，他瞥了一眼，不禁心里咯噔了一下。见鬼，这些人真会敲竹杠。要想过这样体面的生活，非得有钱才行，越多越好。他抬眼望着远处晶莹的大海和在海滩上行走的体态轻盈的棕色皮肤的少女，望着沿小十字形花坛缓缓行驶的发出嘶嘶声的“卡迪拉克”的汽车和发出咆哮声的“美洲虎”汽车，车中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司机一眼望着路面，一眼迅速地扫向人行道，看看有没有要搭车的乘客。这一切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自从他把鼻子压在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眼睁睁地看着介绍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的大张宣传画时起，他就这样想了。那种世界同上下班挤火车和复写三份表格以及喝不冷不热的茶所构成的辛苦而单调的工作，相去何止万里？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已经习惯于精致的服装，昂贵 的饮食，漂亮的公寓，双座轻便汽车和高雅的女人。而现在转身回家就意味着丧失这一切。
豺狼付了账，还留下一笔可观的小费。他跨进了“阿尔法”汽车，离开了美琪大饭店，直向法国的心脏驶去。
克劳德·勒伯尔坐在桌前，疲惫不堪，感到好像他这一生从来没有睡过觉似的，而且今后也没有可能睡觉了。在房间另一角的行军床上，卡龙正打着鼾，他已经整夜没睡觉，搜索各种调查报告中的这个查尔斯·格尔索普现在到底在法国的什么地方。直到天明时，勒伯尔才接过手来。
放在他面前有一大叠从各方面来的有关法国的所有外国人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说：从今年年初开始，没有这样一个叫查尔斯·格尔索普名字的外国人合法地进入法国边境站，再往前就不好找了。在巴黎或外省的每一个旅馆里也没有这样一个名字的旅客。总之，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被列在不受欢迎的名单里，法国有关方面也从未曾注意过。每一个报告送进来后，勒伯尔一定要嘱咐来人再继续找下去，不论多久以前的，都得看看格尔索普是否来过法国。希望从这里能找出他来法国后是否有一个常住的地方、一处友人的住宅，或者熟识的旅馆。他可能现在仍住在那儿，即使他用一个假的名字。
托马斯警长今天早晨来的电话，对早日逮住这个狡猾的杀手的希望是一个打击。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用“从头开始”这个词儿。幸而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卡龙和他两人知道，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晚上参加会议的人。寻找格尔索普这个人的做法可能又要放弃了。这个情况他将在今晚10点钟的会上告诉他们。如果到时他提不出格尔索普以外该找什么人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森克莱上校的冷嘲热讽和其余人的沉默的压力。
有两件事使他聊以自慰。一件是他已经拿到格尔索普的半身正面照片和他的外貌情况；虽然他使用假护照时可能要进行化装，但不管怎么说，总算聊胜于无；其次是在会上没有人能提出比他现在所做的更好的办法。
卡龙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英国警方在格尔索普出门办事的时候惊动了他，他不敢回去了；而他又没有别的护照可用，因此他就隐蔽起来，把整个行动取消了。
勒伯尔叹了口气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万幸了，但这是不能指望的。英国特警处的报告中说：这个人的浴室里洗漱用具和剃胡子刀都不见了，而且他的邻居说他是出门去钓鱼的。现在格尔索普却把护照留在家里，这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了。别指望这个人会犯那么多错误；我现在对于这个查尔斯的脾气已经有点摸清 了。”
英、法两国警察在努力搜寻的那个人，已经决定离开车流拥挤的干道公路，从戛纳驶向马赛，然后再折向北，从马赛到巴黎。他也不准备经过RN7号公路。他知道，每到8月，这条路总是那么拥挤。由于用了杜根这个假名字，而且又有证件，他感到很安全，便决定慢慢地离开海边驶向阿尔卑斯山，因为地势高可能凉爽一些。他并不着急，现在离开他预备动手的日期还有好几天呢，他是比原计划提前到达法国的。
从戛纳起，他就向北行驶，沿着RN85号公路经过风景秀丽的香水城市格拉斯，然后到达卡斯特兰。这个城市在凡尔登河边，河的上游有一座高坝，河水驯服地从萨瓦流到卡达拉希和迪朗斯河合流。接着他驾车驶向温泉城市迪涅。平原地带的炽热已经落在他的后面，山间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是凉快的。当他停车的时候，还感觉到有点热，但在汽车的飞驰中，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松林的清香、田野的炊烟布满空中，他像在洗凉水淋浴一样舒服。
经过迪涅后，他的车跨过迪朗斯河。他在河边一家小而幽雅的旅馆里吃了一顿午餐。再往前100多公里，迪朗斯河像一条灰色的蛇，婉蜒在两山丛中的河谷里。山里的河流，只能说像一条溪，河水里浮游着鱼类，两岸满布着青草。
到了下午，他沿着弯弯曲曲的RN85号公路向北，经过锡斯特龙，仍沿着迪朗斯河上游的左岸，直到公路离开河边转向正北直上，薄暮时分他进入了小镇嘉普。他本来可以再往前开到格勒诺布尔，但他觉得他不必急于赶路，而且8月间在小城市找旅馆会更方便些，所以决定住在乡村式的小旅馆里。
在镇外的路边，他找到了一家舍尔夫旅舍，原来是萨伏亚公爵狩猎时歇息的房间，依然保持着乡村特色并供应美味的菜肴。旅舍里有几间空房间，他住下了，洗了澡，穿上了那套灰色夏装，一件丝绸衬衫和针织领带。这时女服务员进来了，他满脸笑容地请求她，她只好答应熨烫他那件在路上穿皱了的格子上衣，答应明天早晨交还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满布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当他正在进晚餐的时候，一个也在餐厅里进餐的身穿短袖袒胸衣服的女人，向餐厅服务员提出说屋里有点凉意，要把窗子都关起来。服务员在关闭豺狼旁边的窗户时，问他是否同意。他转过脸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年纪，漂亮而有风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耸的胸部。她只有一个人。豺狼向服务员表示没有意见，同时向服务员身后的女人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
这顿晚餐是值得赞许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纹鳝鱼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罗纳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餐厅里每个顾客都喝这样的酒。
在他喝完了冰冻果汁后，听见那个少妇低声对服务员说把咖啡端到休息室里去，服务员鞠躬而退，似乎称呼这女人为“男爵夫人”。过了几分钟，他也要服务员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则先走了过去。
当晚10点15分时，托马斯接到从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处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坐在办公室的窗前，朝外望着已经冷清下来的街道。这时，餐馆里不再招呼迟来的顾客，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了，这一带的办公室已经没有灯光，无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这幢特警处的办公楼里却是灯火辉煌，即使很晚的时候也还是如此。
在一英里外喧闹的滨河市区，死亡登记处也是电灯通明。在这里，贮藏着成百万张死亡的英国人的死亡证。托马斯派来的六名警士和两名探员还趴在一大叠文件上，偶尔站起来去找那留下来值夜班的登记处职员核对一下文件。那个带队的年长的探员打来个电话，他显得那么疲倦，但口气中却似乎是乐观的。因为申请护照的人没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记的卷宗里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有一个希望出现了，他们有可能从查对成千上万张死亡登记证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了。
“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等托马斯回话后，他宣读了这个名字。
托马斯问：“他什么情况？”
“生于1929年4月3日，地点是桑博恩·费修利，属于圣马尔科教区，在今年6月14日通过正式的手续，填写正式的表格申请护照。第二天护照发下来了。6月17日邮寄到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邮件的。”
“那么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1931年11月8日，也就是他才两岁的 时候，就在他家乡的一次公路车祸中被撞死了。”
托马斯思考了一会儿。“过去一百天之内发出的护照，还有多少份没有检查？”他问。
“大概还得检查三百份。”电话中回答。
“那就让其他人去检查吧，万一其中还有另一个冒充的人呢，”托马斯对他指示说，“把工作小组交给别人负责，我要你到收到护照的那个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就马上用电话告诉我。如果那里有人住着，就去找住户谈话。把有关那个假杜根的详细情况都带来给我，并把存档的那张附在申请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带来。我要看一下杜根这小子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11点时，高级探员便来电话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顿市的一家出售烟草和报刊的小店，就是那种有一扇玻璃窗贴满妓女的地址广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楼上，已被叫起来询问过，他说他经办过替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代收邮件的业务，酌收费用。他记不起有哪个常客名叫杜根的，不过可能是那个杜根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谈妥由该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来领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探员把一张格尔索普的相片给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记不清了。探员又把护照申请表格上的那张杜根的相片给他看，他说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不过说不准。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是戴着墨镜来的。很多到他店里来购买陈列在柜台后面的色情杂志的顾客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来。”接着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巴黎。
这天晚上在法国内政部的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
勒伯尔在接电话之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格尔索普不会用他自己的名字进入法国，除非他乘一艘渔船偷渡进来，或者在某个比较偏僻的边境处入境。但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刺客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在任何地方检查证件时，会发现他 的证件手续不全而遭逮捕，他的护照上没有入境印章。但也没有任何人用查尔斯· 格尔索普这个名宇在法国的旅馆登记入住。总档案馆、边防检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证实了上述论点，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论。
勒伯尔继续分析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这个人没有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他认为并没有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话，警察在他的伦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托马斯警长的人在他公寓里发现衣橱里挂的衣服之间有空档，放衣服的抽屉是半空的，洗漱和刮胡子的用具都不在了。这说明此人离开伦敦出门去了。这个情况也被他的邻居所证实，邻居说格尔索普是驾车到苏格兰去旅行了。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和法国的警察都是不相信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格尔索普弄到了一张假护照，这就是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搜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没有进入法国而在其他某个地方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但也可能他已经未被怀疑地进入法国了。
听他说到这里，几个在座的人都纷纷提出了质问。“你是说他很可能在这里，在法国，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亚历山大·桑根纳蒂急着问。
“问题在于，”勒伯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这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72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可是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时间表上很可能把暗杀总统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们每个人都焦虑万分。
罗兰上校沉思着说：“当然，也可能那个格尔索普，通过那个他不认识的中间人瓦尔米从罗丹处获悉计划大体上已经暴露后，就离开他的公寓去销毁他的准备工作的物证。譬如说，他的枪和子弹可能现在已被扔进了苏格兰的某个湖泊。这样，他在回家时，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显得一干二净。在那种情况下，想对他起诉便很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