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葬于北京西山，是指今北京阜城门外的海淀区内，据说就在今西三环路内的中国画研究院里。院里的白塔庵塔，就是建文帝安葬后建的衣钵塔。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的说法特别多，几不胜数。
▲建文帝先隐藏于江苏吴县普济寺，后经姚广孝帮助，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死后就葬在穹窿山上。
▲建文帝曾藏在四川平昌佛罗寺，死后就葬在寺后山坡上。因建文帝经常在寺中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将平罗寺改称为望京寺。
▲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宜宾越溪河，隐居于隆兴，死后葬在隆兴的地下塔林（俗称空山，凿空山地而建墓）。甚至传说清康熙帝也曾来到越溪查访建文帝的遗迹。
▲云南武定狮子山，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山正续禅寺驻锡。寺中现有惠帝祠阁，阁内彩塑三尊僧像，中间一尊身披袈裟，背靠龙椅，据说就是建文帝像。像为清康熙初年所造。龛额书“明惠帝”三字。阁前对联写道：“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旧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据说寺内的乾坤双树、龙凤翠柏、月潭潜龙等十余处景物都与建文帝有关。
▲重庆市的龙兴古镇，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地的龙藏寺为僧，“龙兴”亦因此而得名。
▲重庆市瓷器口宝轮寺，相传建文帝曾隐居于此。后人因将所在的白岩山改称为龙隐山。宝轮寺也就称为龙隐寺。
▲江西上饶玉山县三清山上有一座三清宫，据说建文帝化名为全真道人詹碧云，曾隐居于此，“明冶山碧云藏竹之所”就是建文帝的墓。
还有，既然建文帝没有被烧死，又在各地生活了数十年，留下后代也是可能的。清初人查继佐记载的传说中就有此一说。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二“建文逸记”记载说：“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后又纳一妾，生四子”。“走住福州雷峰寺。三保（即郑和）下洋过之，拜泣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不能对，别去”。又有传说建文帝逃出宫后，云游四方，晚年隐居于武昌，死后葬在武昌洪山。建文帝改名为让銮，暗喻出让銮舆，子孙便以让为姓。近有让姓后人出示《让氏家谱》，据此推断湖北让姓为建文帝的后代。最近，湖南湘潭锦石何氏族人，同样根据家谱推断其始祖何必华（字汝川）即建文帝，因避难来到湘潭，改姓何氏，于此生息数百年。其实，自称为建文帝之后的，还不止在湖北、湖南。据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调查，抗战时期，云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
8．疑云重重，难以证实
但这些传说许多都无法证实，或者经不起推敲。就拿《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的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阯，在云南在路遇建文帝后自杀一事来说。永乐时期确有个工部尚书姓严，但他叫严震直，而不叫严震。而且，他是在洪武二十八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只阯的。严震直于建文年间致仕，永乐年间又被起用，但永乐年间并无出使交阯的事，而是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结果，在走到泽州时病死 。
查继佐《罪惟录》的记载中，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就有二十三种之多。因为没有确切证据，作为严肃的史学家，查继佐提出“十六辩”即“十六疑”，对它们一一加以辩驳，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闻之，后此无一败？疑一。
鬼门可出，水关何必复导？疑二。
金川既启，廷臣惊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
兵势汹汹此何时？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舣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疑五。
遯野亦多人，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诬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吴，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诰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氏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阳胡遂弗后，疑十二。
一再迹云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盖，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岂不闻胡濙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
间关晤接，无他言，而琐及所献，疑十六。
面对种种疑问，最后，他说：
按出亡之说，传二十有三，岂无一真？惟传二十有三，乃信无一真也。真则一而已矣。即让皇之谥，本自“逊国”二字来。此实录之后，史家不得已，分例“逊国”，以与“靖难”埓。秉笔者不免说谎，数百世安之。却逊与让之义，犹然为出亡作解也。
查继佐的辩驳是在明亡之后。早在明万历年间，即建文逊国传说甚盛时，时人沈德符就有一番辩驳。他说：
建文帝出亡，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胡濙）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必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诧。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6．感情代替了史实，政治掩盖了真相
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怎么解释呢?就神话或民间传说形成发展的规律而言,借用胡适先生的话:
凡故事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
关于建文帝传说的发生和演变是符合这一规律的。由于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传说，而传说不断扩大不断丰富，越说越神，越说越圆。
和许多不断演化的传说一样， 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追寻，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远离了史学或学术，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情牵挂。归纳起来：
（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压和为尊者讳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评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责明成祖朱棣，更无法记述事实真相。
（2）明人为伸张其政治抱负，对建文帝其人充满同情和思念，为寄托对建文帝及忠臣义士的怀念，宁可相信传说而不愿深究历史真相。为了宣扬忠君殉节的观念，甚至有意渲染并不存在的传说。
（3）清初史学家，或由于自身的经历或由于政治环境而回避事实真相。以遗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国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国二臣，身负骂名，岂敢再指那些宣扬忠节的书为伪书？
（4）旧史家在正统观念指导下，斤斤计较“书法”的长短，为了给统治者开脱，不惜抹杀事实，曲圆其说，比如，宣扬燕王继统出于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逊国是有意让位，朱棣入统受之无愧，等等。
还有，清朝在入关之初，也遇到了同样尴尬的局面。他们赶走李自成，声称为明朝报君父之仇。而崇祯帝自缢后，仍有儿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就奉朱三太子为旗帜反抗清朝。所以在当时，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绝不可能在民间躲藏，用此来断绝复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这同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样，是政治问题。于是，清初的一些书写历史的馆臣体会当政者的意思，便主张建文帝焚死之说，以避免人们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结论的结论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的话：“官书曲解历史，野史漫无根据，皆非信史”因此，从明末王世贞、钱谦益以迄清初徐乾学、朱彝尊王鸿绪辈，皆思于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实甚少发明者，诚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的结论是：
（1）建文帝不论是焚死还是出亡,不妨两存其说。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传说中各种细节也都是不可信的。
下篇 一代雄主
一、靖难之役透视
一个好端端的江山，为什么发生了四年的战争？一个承平天子为什么被赶下了台？除了战争双方的个性不同，能力悬殊，用人各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不少论者都把靖难之役看做是皇室内的夺权斗争，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在仔细分析靖难前后的史籍之后，不禁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尽管由于永乐年间的禁毁，我们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丝马迹，而将这些蛛丝马迹悉心串联起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这不仅使我们能对“靖难”前后的政治变迁做出更深刻的判断，而且也使我们对建文帝和永乐帝的评价更为准确。
那么，就让我们来透视靖难之役。
要透视靖难之役，还应该从建文政治说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与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变更祖法实行新政的思想是极为明确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书齐泰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这显示他们对祖宗旧制的蔑视和实行变法的决心。
我们先来看看建文前后刑法的变化。
建文帝长于深宫，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书均记载他“仁柔”、“孝友”，这种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则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裁决。时尚严覈，帝济以宽大，于刑狱犹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 。据说，朱元璋曾经以律授皇太孙，皇太孙“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条，帝览竟，大喜曰：‘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建文所改七十三条，内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证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不过由严改为宽，大概是确实的。
建文即位，继续实行了宽刑的方针。他说：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盖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 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 。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诏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察院仍汉制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 这一机构的改变是刑狱减少的结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说：“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 因而，洪武时的情况是“用刑太繁” 甚至“无一日无过之人” 。后来，他虽说过“刑罚世轻世重”的话，但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画一之制，“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旧规，实行宽刑，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 ，“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贬黜放废的人。这种措施是对洪武政策的实际否定，是一种平反。
我们再来看看田赋。
建文帝在即位诏中表示，要“诞布维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着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的诏书 。每个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诏书却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确实想有一番作为。这年冬天，他又下诏赐明年田租之半。诏书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正月，又下养老诏，命官赎民鬻子 。同年三月，诏均江浙田赋，人得官户部。诏书说：“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文帝屡诏求言，并能责己纳谏。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视朝稍宴”，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左右曰：“以疾谕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谏难闻。”于是下诏：“昌隆言中朕过，礼部可颁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执政大臣曰：“奸臣专政，阴盛阳微。”执政恶之，故贬。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弃之，人将不食吾余”，命复原官 。甚至，有两个宫人在宫中殴哗，建文帝也以“一宫未齐”，“悱然感愧自责” 。这种作风，与朱元璋相较，真有天渊之别。这样，建文帝把以监察各级官吏为主要职务的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突出他们约束规谏皇帝的职能，就绝非仅出于“慕古改名”而已。出于同样原因，谨身殿改为正心殿，并建置省躬殿，置“古书圣训”其中，以“尚父所存丹书之旨，夏书所歌宫室声色之戒” 自勉。
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如前所述是宽刑省狱的结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执刑深刻，犯者滋众，先皇帝甚厌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圣训，凡便于国、利于民者则言之，为民之蠹、为国之病者则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慑于势而屈所当为。一以道辅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斯不负建国图治之意。苟为不然……则是官之名虽更，而实之可厌苦者自若也，奚可哉！” 可见，不仅改其名，而更着重于改其实。
与此同时，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 。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百零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百零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大量的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明人朱鹭说：“(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是正学(方孝孺)之过也。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 。话虽不甚到家，却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我们不妨称之为建文新政。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为指导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 。即位以后，他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儒辈论周官法度” ，一心恢复二帝三王之治。虽然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喜欢用此标榜自己，但建文帝是个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于权术和欺骗。这可能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史籍残缺，我们不妨从他的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言论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样是个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复井田制。其目的在于“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他认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使陈涉、韩信有一■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且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 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内是无法实现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矛盾还是不断尖锐化。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有鉴于此，方孝孺作为一个政治家，旨在以复古为口号为社会寻找出路，企图克服当时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他斥王淑英反对复井田的话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处，是在于发挥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能均天下之谓君。”众人之所以要推选君主是为了“使人尽心于民事”。因此，“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评那些将君民关系倒置的后世之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进而指出：“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 270年后，被称作具有启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了光辉的《明夷待访录》。他在《原君》中激烈抨击了君主制，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言辞相同而已。及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力排“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 。他们的心，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方孝孺的思想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很难相容。朱元璋认为 “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则“国法不容”，“天道不容” 。那么，他不满于方孝孺，说：“斯人何傲！”并贬其为蜀王府教授 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给社会带来一定好处，因此明人有“四载宽政解严霜”之誉 。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朝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为鼻祖者” 。中原地区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更多：“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这些记载和传说，足以与建文新政相印证。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权。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并不十分重视科举，而是进士、贡举、杂流三途并用 ，做官并不一定要读书。王世贞说：“国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数数焉，大要各以其途进” 。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诛戮，并未触动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种种特权。他杀的只是一些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的高级将领。这种右武轻文的政策，是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打江山靠军人，巩固江山也靠军人。但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和平之后，这种政策需要改变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势的变化，因而“归重左班” ，着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不仅升高六部尚书的品秩，让文臣分享较多的权力，而且大开科举，为知识分子进入政权开路。方孝孺说：“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 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队伍。他还诏举优通文学之士作为科举的补充。甚至下令“并卫所”，“诏军卫官举通经军士” ，颇有点和武弁们为难。
这些情况，如何帮助我们透视靖难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会得罪于洪武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必然会反对它，并竭力维护洪武的政治传统不受损害，凡已变更的，均需恢复旧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这样两部分人，其一是众亲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们的权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有的亲王甚至罹于削爵杀身之祸。其二是众多的武将，因为文臣地位的提高势必使他们的权益受到抑制。这两部分人对建文新政的不满是必然的。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靖难之役，便会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须要提出足以号召的政治口号，而这口号正是“恢复祖宗旧制”。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祖宗成法，声称“靖难”、“清君侧”正是以维护祖制为理论依据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须要寻求依靠不满于建文新政的势力，而这正是诸亲王和众武将。
将这两点归纳起来便知，靖难之役是以朱棣和亲王军人集团为一方，他们极力维护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团为一方，他们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说，建文与永乐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是争取实行开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团与保守的亲王军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制，另一方则希望较多地参与政权，变更旧制，推行新政。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由于戎马倥偬，时间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这些天真的政治家没有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个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强大的亲王军人集团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这一结论完全可以用靖难之役前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复旧”的口号也明白地写在朱棣给朝廷的上书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胁的军人们聚集在“恢复旧制”和“诛左班文臣” 的旗帜下，公开叛附燕王或徘徊观望，成为朱棣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罪惟录》记载：
燕王初作难，苦无以为名，托云清君侧，不足以勇士怒，及两胜后，凡从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阵亡士卒，让皇(建文帝)有诏；“这孩儿每不肯用心厮杀，以致败衊，子孙勾补入。”茹■以劝大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闻反以蒙罚，谕俱复其父职，死亦免其徭。”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军人们不肯用心厮杀的原因，这里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争取这股势力。史籍记载“诸大将”又“多怀贰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战而溃” 。“将士往往离散不肯向敌” ，卒至失国。明人朱鹭说：朱元璋“专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泽，而亦无长短可效，不过定制度、修诰章，竞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竞文，缙绅亲而介胄疏。于是，翰院有锡谥，尚书登一品，四稔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涌跃致身，趋死如归。其凛凛箸亢节者，无虑弥百数，盖振古一创见。而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他感叹道，“两朝相及，曾不甚辽，一何文武离合之异也” ！
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凡百若而人” 。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 。地方官，仅北平所属郡县，“望风而解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 。他们拒绝与朱棣合作。许多人慷慨就戮，在极端野蛮的酷刑下毫无惧色，方孝孺甚至置杀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呢？用就义者自己的话说，是“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 。除了要尽那点君臣节义外，主要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们宁肯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则“专一煦以阳春” 。朱鹭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诗中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阳春，甘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 。他们还企图以自己的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靖难前后文武阵营的划分是很清楚的。
至于亲王，燕师南下谷王朱橞打开南京川门迎降自不待言，宁王朱权则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虽然说是受了胁迫，但宁王的兵力毕竟全部加入了靖难军中，而且他们双方更有“事成当中分天下”之约 。亲王们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实更是无可辩驳。如此，怎么能说不存在亲王军人集团呢？
二、绝不安于守成
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历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同时，朱棣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复旧”相标榜。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他反复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 。永乐七年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朱棣亲为之序。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制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矣，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维护者 ，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 。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下令恢复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复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连永乐年间新印制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 。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复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朱棣既声称复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君赏赐 ，等等。
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拢络人心，巩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 。在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藩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皇明祖训》规定，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与之抗礼 。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头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 。《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 。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 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 ，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到永乐二年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朱棣的复旧，甚至偏颇而极端。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徵至京而死。 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等。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 “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馀万。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 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 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朱棣说：
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又说：
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以“内君子，外小人”作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论，君子之所为者行之，小人之所为则以“外小人，内君子”为说词。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随时变通，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
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 。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朱允炆失败了，历史没有给他转向文治的机会。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 ，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他说：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 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 。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
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
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 ，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 。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 。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 “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 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 。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 。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 。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 。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 《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 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 ，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 。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 。“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 。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 。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 ，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 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 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险的。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 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
(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同时，他还领导着一国之风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 “弗虑无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
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须臾踅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孙。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 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 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关于正名分，朱棣说：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