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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映面宋美龄

_4 阳武 (现代)
  的幌子下,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可耻行为。
  她们正义的声音通过电台大功率发射机,越过浩瀚的太平洋,送到大洋彼岸每个有正义之心的美国听众耳中。果然,美国人骚动了,大学生上街进行游行声援,美国国会也重新研究中国问题,各种舆论向正义的一方倾斜。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回香港。
  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
  孔祥熙和宋霭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
  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 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三、再聚陪都(2)
  夜半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宋庆龄第二天离渝赴港,之后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霭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再次来到重庆。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以十多个师的兵力,伏击正向抗日前线转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9000多官兵死伤,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惨案,震惊中外。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也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霭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
  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也不便会客,再说别人也不好来拜访。这里终究不是她的家。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爱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之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过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而且还是有名的雾都。
  宋庆龄常常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
  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宋庆龄住宅遭到爆炸的事还是传入了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接着,她又拨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前方战事吃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后方伤员,也是对前线战士的一种鼓舞。
  宋氏三姐妹视察了第五陆军医院,她们沿着一间间病房、一排排病床问候。三姐妹亲切的笑容,真情的流露,使战士们大受鼓舞。特别是霭龄的医药捐赠,以及她保证让每位伤员官兵出院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带领章、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还打算为退伍军人按月提供额外的津贴的承诺,让战士们感到温暖。
  随后,宋氏姐妹还视察了陆军医院的手术室,并观看了一次手术。宋氏姐妹离开第五陆军医院的时候,伤员们已经不是因残废而感到沮丧,而是重新鼓起了生活勇气,他们恨不得立即伤愈出院,重返前线,报仇雪恨。
  宋氏三姐妹视察了儿童保育院。当难童用银铃般的童声唱着儿童节歌、接过夫人们送过来的糖果时,一张张小脸绽开了幸福的笑容。
  三姐妹在重庆的数月间,人们跟在她们身后,尽可能地靠近她们,向她们招手,同她们说几句话,报以微笑。
  不知疲倦的宋氏姐妹,经常参加活动——向各团体讲话,出席各种会议,访问学校、农场和医院。她们一起露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从此,人们更加辛勤地工作,斗志更加昂扬。
  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她们激励士气、促进团结、努力救国的活动,这是最佳的抗日宣传。
  又是一年的八月十五。宋氏家族的6个儿女都聚在了重庆。十多年了,兄弟姐妹们由于政见的不同,很难聚齐。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宋氏兄妹们的感情也出现了转机。这回,总算有了相聚的机会。
  三、再聚陪都(3)
  香甜的月饼,丰盛的晚餐。酒杯的碰撞,童年的回忆。兄弟姐妹中弥漫着亲情。
  在宋美龄的多次努力下,宋氏兄弟姐妹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围在一个餐桌吃饭,这是可喜的,这是第一次,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
  而宋美龄能够放下“贵妇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样为抗战尽力,慰劳伤员、组织疏散、抢救难童,冒着危险亲临前线慰问,甚至去担任一个普通播音员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她对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的深切同情,她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难童的一颗爱心。
  尤其,她把成千上万的妇女吸引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抗日妇女领袖。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她们跳舞,她们欢乐通宵。
  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又有些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
  宋美龄在欢乐之余也显得有些担心。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四、天各一方(1)
  20世纪20年代中期直至40年代末期,宋家三姊妹可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姊妹花”。
  1915年,孙宋联姻。这给一向看重家庭和睦的宋氏家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
  如果说宋氏家族的第一次分裂缘起于一场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
  自从宋嘉树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护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础。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裂。
  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南京、武汉自立“国民政府”。宁汉对立,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纷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形成的协调、平衡、友爱的局面。
  宋氏家族的对立与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政策;宋霭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
  一个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角逐漩涡之中的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要保持一尘不染,是难以做到的。
  1927年,宋庆龄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呼吁国共合作。
  她写信给宋子文,希望在国民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得到弟弟的支持。
  可这时宋子文已经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并且还串通大姊霭龄一起怂恿小妹,让她和蒋介石结婚。愤慨之下,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姊弟感情也破裂了。
  宋美龄与蒋介石正式结合,宋庆龄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没有参加婚礼,于此前自我流亡去了莫斯科。宋氏家族成员除了宋庆龄,都转向了国民党右派的阵营。
  蒋介石作为敌人和妹夫的双重身份,在宋氏姊妹之间像是砌了一堵墙,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政治上的沟壑使她们疏远了。有一段时间,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信,都转手由秘书代笔。这样的关系,几乎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
  政治把姐妹们分开,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永远无法把她们隔离。
  她们时时怀念着三姐妹在美国时的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怀念她们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的日子。
  在1927年,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政府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政府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到上海筹款。宁汉对立以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要求。
  蒋介石为了把这个“理财”专家弄到手,对宋子文软硬兼施。一方面,蒋命令上海警备队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并指使人不断给宋子文发匿名恐吓信,紧接着又派人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了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剥夺了宋子文统一领导江浙财政的职权,免除了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收了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大姊宋霭龄站在蒋介石一边,发动宋老太太与宋美龄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进行车轮大战,一起帮他“洗脑筋”,促其反水,以维护家族利益。
  在恐惧和动摇之间,宋子文留在了上海。
  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宋子文为维护既得利益开始倾向蒋介石一边,并到武汉劝说姐姐宋庆龄。
  在蒋介石的威胁、恫吓和宋氏家族的“劝降”面前,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她对大姐和子文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深感羞愤和痛苦。
  当时宋子文倒向蒋介石,无疑给武汉国民政府一个不小的打击。当宋庆龄闻听此事后,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宋庆龄心中的苦楚,几乎不亚于几年前丈夫孙中山去世给她的巨大打击。要知道,宋庆龄对自己的这个大弟弟曾经是多么的器重,并且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自此以后,宋庆龄成了宋氏家族在外漂零的一只孤雁。
  政治立场的殊异,使三姊妹分道扬镳,霭龄与美龄组成联合阵线,庆龄则孤军奋战。
  宋氏三姐妹虽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手足之情依然浓厚。
  蒋介石想极力拉拢宋庆龄,让美龄以姐妹亲情去说项,并请庆龄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庆龄的断然拒绝。
  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宋庆龄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向了马赛。
  宋庆龄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宋美龄看后很失望。
  如今政治使她们姐妹分开了,只有亲情才能使她们姐妹团聚,她准备给姐姐写一封信,约她到南京公寓一聚。
  谁知,蒋介石和杜月笙早有了暗杀庆龄的歹心,宋庆龄因车祸住院,上海一片骚乱。
  而在南京,当宋美龄知道姐姐受伤住院的消息后,大闹蒋介石的军机会议,然后,急切飞往上海。
  四、天各一方(2)
  在医院,亲情与关爱弥漫在姐妹周围。但一涉及到政治,姐妹间便没有了共同话语,政治分歧将姐妹亲情凝固了……
  当宋美龄和她的工作人员离开病房的时候,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死灰色的天空,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宋美龄的心情很乱,她是满怀希望而来,结果扫兴而归。
  此时的宋美龄,同情变成了愤怒,发誓从此再也不登二姐的门。
  1931年,母亲倪桂珍去世。宋庆龄第二次从国外返回上海,也是4年间第二次同宋美龄见面,从此宋庆龄留在上海直至抗战爆发。宋美龄则同蒋介石住在南京,只是每个周末回到上海同兄弟姐妹们相聚。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西安,人心大快。宋美龄为营救丈夫全力奔走,也将求助之手伸向了一母同胞的二姐庆龄。作为革命者,蒋介石被扣,值得庆祝;但美龄的哭诉又让她产生了一些恻隐之心。庆龄陷入了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南京形式急剧变化,亲日派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轰炸西安,企图让蒋介石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力量崛起,中国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绝不能让蒋介石一人的死再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灾难。
  一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宋庆龄便有了力量。她和陕北中共中央联络之后,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前的恩怨暂且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争取和平解决,以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美龄正为丈夫担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乎绝了交的宋庆龄却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深深地打动了宋美龄。二姊深明大义,不计较荣辱恩怨的胸怀,令她钦佩不已。12月13日,庆龄偕何香凝一起飞往西安,说服张学良、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庆龄的这个举动,给濒于破裂的姐妹之情带来了转机。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宋氏姊妹冰释前隙,再度合作。1938年,当人们惊奇地发现宋氏三姊妹一起在香港饭店露面时,顷刻间舞厅变得“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只见“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宋美龄”和“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宋庆龄”携手朝人群走来,那种温融的气氛,使一些亲历过这种场面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难以忘怀。
  尽管宋氏姊妹的感情得到了回升,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宋庆龄对蒋介石的看法。
  有一次,胞弟宋子良、宋子安到达重庆,蒋介石想为两个小舅子接风,建议宋美龄邀请大姊和二姊一起聚餐。宋美龄知道二姊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好感,就说:“让我先问问阿姊再说。”随后,宋美龄便立即打电话给宋庆龄,再三强调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家庭私宴。
  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会,依然婉拒了。这样,一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在宋庆龄的回绝下告吹了。
  宋庆龄的反感、冷淡,尤其是政治上的独立精神,使得蒋介石对宋庆龄由恼怒发展到憎恨。在他的暗示下,特务们对宋庆龄采取的恫吓和威胁也逐步升级。对此,宋庆龄毫无惧色,依然在公共场所露面。但却苦了小妹宋美龄,她不得不时时留心,保护着一母同胞的二姐。有鉴于此,凡是牵涉到宋庆龄的事,蒋介石身边的特务们有所畏惧,不敢胡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美龄同两个姐姐分手,同蒋介石一起前往南京。此时,宋庆龄和宋美龄又出现了裂痕。尤其是宋庆龄发表于1946年7月23日的《关于重组联合政府并呼吁美人制止他们的政府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更是让宋美龄不满。
  就这样,在蒋介石这堵“墙”的分界下,宋氏兄弟姐妹一面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圈子里生活,一面又不顾政治藩篱的束缚,始终保持着亲密的骨肉深情,直到蒋家王朝逃到台湾,才云水相阻,天各一方,姐妹们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想东山再起的宋霭龄,在蒋介石面前却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
  1946年下半年,宋霭龄将孔氏家族的财产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并在美国的里弗代尔独立大道购买了一幢新的别墅,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居住地。
  1947年初,宋霭龄在最后离开生她养她的中国前,到几个地方走了走,对故国故土作了最后的道别。
  第一站是到南京看望小妹。在南京,美龄陪伴大姐,或做竟夜长谈,回忆几十年来宋氏家族的兴衰沧桑;或饱览名胜,游览故土山水丽姿。最后巡游北方,先后访问了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地。
  宋霭龄终于在蒋介石痛失大陆的前两年,离开了上海,飞往了美国。
  在上海虹桥机场临上飞机前,霭龄接到了庆龄的电报,庆龄祝她旅途顺利,到美国后生活愉快,也希望她能认清形势,适当的时候重返祖国。
  当飞机舷窗外片片白云掠过的时候,霭龄心头忽然泛起一种懊悔和沉重,她第一次感到这大半生自己最对不起的人,是像这白云一样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庆龄妹妹……到美国后,霭龄第一封电报是发给庆龄的,与其说是电报,不如说是一篇忏文。
  从此以后,宋霭龄和孔祥熙终其一生,没有重新踏进中国大陆一次。在此20年前,宋氏家族中霭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政府,从而催生了蒋家王朝。如今,宋氏家族中又是她第一个离弃了蒋家王朝,飘洋过海到了美国。1973年10月19日,宋霭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岛医院去世,终年85岁。
  四、天各一方(3)
  宋子文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在美国当起了“寓公”。起初,他对台湾发生的事情还有所关心,特别是对蒋介石提出的“反攻大陆”也着实兴奋了一阵,并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加强台湾的国防力量”。不料,这一要求不仅遭到美国拒绝,而且惹来一大堆麻烦。美国舆论界对国民党当局不断乞求援助的做法,发表了很不客气的意见,并引起了孔宋豪门“捐献助国”的话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台湾和香港报刊纷纷就孔宋财产问题发表评论。台湾国民党中央也电招孔宋来台“共赴国难”,对此,孔宋只得装聋作哑,不再吭声了。打这以后,宋子文深居简出,交际圈子大大缩小,偶尔与大陆时代几个故旧相聚,也只是以打牌来消磨时光,宋子文虽私产亿万,但生活却十分乏味,愈到老年愈加怀旧,也愈感孤独。他不愿去台湾,更不敢回大陆。1963年2月,蒋氏夫妇邀他在台湾小住了几天,并请他为争取美援再为蒋介石出把力,最后都为宋子文所拒绝。1971年4月24日,宋子文进餐时,因食物进入呼吸器官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逝世,终年77岁。
  在宋氏三姐妹中,最受世人尊敬的莫过于宋庆龄,她选择的是一条革命的道路。
  她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也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最坚决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她历数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孙中山的种种罪行,坚决同这些叛徒决裂。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她又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不幸因病去世。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夫妇、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宋美龄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反应,其实,84岁高龄的宋美龄已经悲恸无言——政治是无情的,但姐妹间的骨肉亲情却是永恒的。
  五、晚年离愁(1)
  宋氏三姐妹,小妹走得最晚。 宋美龄,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既有代表民族利益光芒四射的一面,也有站在蒋家王朝立场上反共反人民的一面,瑕瑜互见。她有与生俱来的聪明、美丽与政治手腕,加上孔宋家族与美国背景,使她成为中国近现代百年史上最有争议与影响的女人。
  她不仅经历了满清末叶、民国启建、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亦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更见证了冷战时代的降临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宋美龄见证了世纪的递嬗与朝代的变迁,亦阅尽了“千古兴亡多少事”。
  她传奇的一生,始于一个富有而且西化的家庭。
  她选择了自己的婚姻,既享受了蒋家的显赫,也担负了历史的责难。
  她一生靠近权力中心,纵横捭阖于政治风云之中。
  她晚年萦怀两岸关系,期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
  1949年以后的宋家三姐妹,因为中国政权的急速转移,加上三者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某些差异,所以,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分别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 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霭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她们都不得不安于各自的命运,或者像美龄所说的那样:这是“上帝为她们安排的命运”。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退据海岛,宋美龄当时正滞留美国。她几番权衡之后,还是到了台湾,与蒋介石相厮守。1975年蒋介石死后不久,宋美龄离开了染指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去了美国。从此,“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
  晚年的宋氏三姐妹,只有离愁,没有团聚;只有相思,没有相见。
  宋子文的去世,给宋氏三姐妹提供了一次相聚的机会。
  当时,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进行秘密的接触,以求改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想通过宋氏三姐妹奔丧的机会,推进中美两国建交。为此,他邀请了内地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在台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前来参加宋子文的葬礼。
  据说尼克松当天就收到了中方的回复:“宋庆龄副主席赴美参加宋子文的葬礼,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没有直达航班,现在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经伦敦飞美国。”
  同时,尼克松也收到了宋霭龄、宋美龄将前来参加葬礼的回函。
  不料,已离台经夏威夷飞纽约的宋美龄,中途得到了蒋介石的通知,以勿入中方的圈套为由,要其停止飞赴美国参加葬礼。
  接着,宋子文家属又收到孔家的电话,宋霭龄临时决定不参加弟弟的葬礼了。
  得知这意外的消息后,尼克松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电告蒋介石,说明宋子文的葬礼纯属宋氏家族的私事,和内地中方无关。
  但宋美龄仍留居夏威夷观望。
  4月28日,宋子文的灵柩从旧金山运抵纽约。葬礼的前一天,中方电告说,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无法赴美参加弟弟的葬礼。尼克松深感遗憾,他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蒋孔两家。
  结果,宋美龄飞回了台湾,在美国的宋霭龄则犹豫不决。
  政治的原因,使三姐妹终于未能再次相聚。
  1971年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参加者有宋子文的遗孀张乐怡及其3个女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以及顾维钧,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宋氏三姐妹均未出席,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不能不说这是古今中外最为典型的亲情悲剧事例。
  打倒“四人帮”后,宋庆龄曾托宋美龄的好友、前美国空军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女士给宋美龄转交了一封信,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只叙姐妹之情。但是宋美龄没有表态。宋氏三姐妹最终不能重聚,这不能不说是她们的人生遗憾。
  历史真相是,宋庆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确有一个盼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她很思念美龄,很想见上小妹一面。
  1981年宋庆龄重病期间,嘱托童小鹏同志,请友人向她在海外的亲友问好。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及时地向宋美龄转达了她二姊病危的消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宋美龄仍没有能跨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多少年的离愁别绪,她不心酸,也不哀伤吗?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灵堂正中摆放着孙中山的独子孙科的夫人从台湾敬献的花圈,上书:“沉痛哀悼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6月4日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氏陵园”其父母陵墓的东侧。当年,宋嘉树见6个儿女肩负使命,散居国内外,便在上海万国公墓提前购置了8穴墓地,作为全家最后的归宿地,全家“约定”死后葬在一起。宋庆龄不忘“约定”,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希望身后永远陪伴着父母。
  宋庆龄生前仿佛一位神话里的人物,身后享受了至高的荣耀。
  宋庆龄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
  宋庆龄一生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将她的爱和恨演绎得淋漓尽致。
  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之美,是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五、晚年离愁(2)
  宋庆龄的革命一生,无愧为中华“一代国母”,其光辉一生,正如何香凝《菊石图》所写的: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1948年,宋美龄赴美为国民党求援,从此再也没有踏回上海的土地,也再没有同宋庆龄见面。据说,1981年宋庆龄去世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虽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唁电,但她当时就失声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泪,虔诚为二姐做祷告。
  宋氏家族是一个按照基督教的理想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纽结起来的大家庭。宋嘉树夫妇对自己的家庭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今生今世互亲互爱,永不分离。他们全家8口人,在人生的归宿处——宋氏墓地也造了8穴地;宋嘉树的妻子临终前,曾要求女儿们永不剪发,她们姊妹三个谨守母言,一直都梳着发。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内在聚合力啊!宋氏姊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聚合力的牵引,才在新中国建国前的政治风云中,一方面和政治斗争中的不同阵营保持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中断缠绵的姊妹之情。
  长期孤寂地寄居在美国的宋美龄,看着自己的二姊安睡在亲爱的父母身边,遥望着绿草如茵、阳光和煦的宋氏墓地,那种“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故土情,那种千丝万缕的姊妹情,搅动了她那平如秋水的心境。
  应该说,蒋介石的死,宣告了宋美龄政治生命的结束。
  1975年9月16日中午,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离台赴美。
  1995年适逢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宋美龄应邀重返国会山庄接受致敬,并发表简短谈话。此次华府之行,使垂垂老矣的宋美龄重温了一场遥远的旧梦。
  50多年前,宋美龄以其杰出的风度气质、流利的英语亲往美国国会与各大城市演说,要求协助中国抗战而引起轰动。因此,美国会议员有意藉纪念二次大战与联合国成立的机会,重邀宋美龄到国会演说,无疑颇有“遥想公瑾当年”,让人重温宋美龄国会演说的味道。偏偏打着“务实外交”旗帜的李登辉,也排定于当年重访美国母校康乃迪克大学,台独丑行的表演,不仅让美国方面居间处理感到尴尬,也使宋美龄这场历史性演说暗然失色。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园”。愈是晚年,宋美龄愈是思恋生她养她的故土,因为那里镌刻着她的花样年华。多少事,自难忘。
  宋美龄的晚年生活很是孤寂。平时以养花、作画、阅读、练字来消磨时光。30位侍从人员除了安排她的生活起居、衣着、车辆外,还替她整理文牍,处理书信。
  但相互间难有深入的交流。自1991年,宋美龄更是深居简出,颐养天年。很少在公众场所露面。
  她喜欢一个人静静欣赏她以前画的国画,回味往事。
  宋美龄晚年的心境也苍凉。不仅是故旧大多凋谢辞世,连家族晚辈如外甥女孔令伟、孙子蒋孝勇也一一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宋美龄心中的至痛。特别是在张学良去世之后,宋美龄更显落寞。不免有“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寂寥之感。
  她偶尔接见访客、逛逛公园、参观画廊。她虔诚信教,平日与《圣经》为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早已能驾驭生命中的风浪与波折。1997年3月20日欢度百岁生日时,纽约宋寓热闹万分,贺礼极多。每年过生日,似乎是她最快乐的时刻。
  孔令仪夫妇曾希望宋美龄将自己亲身参与或曾居关键角色的往事书写或口述,集成自传,但令人遗憾的是,她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对历史而言,乃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2003年10月24日,106岁高龄的宋美龄安详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她的逝世,似乎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个篇章告一段落。
  姐妹相继凋逝,均没有看到海峡两岸统一,这是她们最大的遗憾。
  与大姊一样,她的骨灰留存在美国。
  上海的万国公墓,永远欢迎她们的魂归。
  鹤驾已西,鸾音不再,令人憾惋。
  106岁的宋美龄走了,没有留下文字传记,没有留下私密日记,也没有留下专门的音像资料。留下的,是许多外人或许永不可知的谜团。有人说,这就是宋美龄的风格。
  第六章 日常起居
  一、衣着服饰(1)
  幼年的宋美龄,同所有的中国儿童一样,吃饭穿衣,都是听候父母安排的。那个“小灯笼”似的宋美龄,脚蹬“猫猫鞋”,身穿厚鼓鼓的棉花袄,与其说是上海一富商子女形象,倒不如说那是旧时中国几乎所有儿童的真实缩影。
  旧时,那是典型的中国儿童的娃娃装。
  但是,她很快便有了自己的选择。
  “小灯笼”长得快,衣服一天天变小,每二三个月就得换新的。母亲拿来一件大花褂子。她嚷嚷着:“我不穿花衣服,我要穿哥哥那样的。”
  哥哥子文只大她两岁,穿过的衣服很多,随手找来一件给她穿上都很合体。
  母亲也就由她。
  看着小妹穿着自己曾经穿过的衣服,活脱脱一个假小子。宋子文嘲弄她说:“你这个撒旦小羊羔,穿男孩的衣服,真调皮!”
  在哥哥的眼中,小美龄是一个小调皮。
  不过,在父母亲的眼中,她却永远是一个小公主。小公主就应有小公主的打扮。
  特别是她留学去美国以后。
  因为这时已由不得她。
  就在美龄去美国落脚波特文时,她收到了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是给她的花花绿绿的漂亮的衣物。那黑绸服和绣有青龙图案的黑绸小裤,是父母的暗示:你是一个中国女孩!同时也是向异国他乡的朋友表明,我们的女儿是中国女孩。
  入乡随俗。这个时期,宋美龄多半时间或者说只要在大众面前,总是美国学生打扮——脚蹬结实的美国鞋,身穿美国衫和美国裙。
  她心血来潮时也别出心裁,经常用一些色泽明快的丝绸在自己宽大的短外套或茄克衫上做点缀。或者在只有她同二姐一起时,干脆穿上中国旗袍,哪怕有时美国小朋友的不速造访使她们措手不及,不得不立马钻进衣橱换上西装。
  更有趣的是,她有时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中不西的模样。比如在她参加体育活动时,上穿一件水手领罩衫,下身却配一条过膝的锦缎灯笼裤。虽然不伦不类,却别有风彩。
  这种打扮,在她学成回国,走下高高的远洋轮扶梯时,展现在国人和家人面前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亦洋亦中打扮的具有几分傲气、又具有十分活力潇洒的才女:“……纤秀的脚上套着一双黑色的打蝴蝶结的便鞋,天蓝色的袜子织有红色的楔形花纹。短短的红裙子滚着蓝边,裙子下面微微露出好几条衬裙的花边,每条衬裙的颜色都各不相同。白色的小围裙,镶银边的黑天鹅绒紧身马甲。小小的外套也是黑天鹅绒的。胸前敞着。雪白的衬衫打着小裥相,一颗闪亮的扣子将领口收住了。头上戴一顶金色的小圆帽,帽沿上缀着白花边,帽子背后拖了两根红飘带,表明了她的姑娘身份。”
  这种喜欢穿西式服装的习惯,让她在回国之初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中式服装有些怪模怪样。据说,她是自称第一个在公开场合穿短上衣和便裤的中国妇女。为此,曾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说她“有失体统”,说她“不像个大家闺秀”。但是,宋美龄不理会这些,我行我素,对任何人的评头品足,她都不介意。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乐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人是会不断变化的。
  回国后,宋美龄加入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是一个慈善性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活动中,她对中国童工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尤其是对童工们营养不良、体力不支的凄惨命运极为关切。从此,更激发她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从事社会活动上。
  很快宋美龄便成了社会的公众人物,成了上海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活跃分子。有资料这样描述她:“她长得标致,举止典雅大方,又有钱盛装打扮。因此,……她便成了一位众星拱月似的人物。”
  “她有着如花似玉的容颜,蓄着乌黑的波浪般的长发;穿饰物精致的服装,戴有花边的金色小圆帽,完全是一位风姿绰约、意气风发的美女。”
  人的变化更随社会的变化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人是社会的人。
  在她做了第一夫人,又历逢抗日烽火、国难当头的历史巨变之后,宋美龄不再是一般的社会公众人物,她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引起社会关注。这时宋美龄的形象一般是“布袍淡装”,“不佩任何首饰”。她的贴身秘书在《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中这样描述:“宋美龄的头发笼统梳向脑后,绾上一个大发夹。一身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只有八成新;脚穿平底皮鞋,普普通通的长统丝袜,通身没有首饰……”
  以致于人们初次接触她时,还以为她是一个普通职员。人,不论富贵贫贱,非常时期只能非常打扮:——当她在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时,“头戴钢盔,军服绑腿”,摸爬滚打在第一线;——当她视察儿童保育院时,则是“短袖阴丹士林布长摆旗袍,平底布鞋,普通丝袜。”
  时任国民政府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这样盛词赞颂宋美龄:“简单朴素,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蒋夫人,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足履布鞋。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元首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特殊的身份,宋美龄的穿着代表着国格、国风。特殊情况下,宋美龄不但深深地懂得这一点,而且努力做得更好:——为慰劳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空军志愿大队,“宋美龄特地梳了一个燕窝带凤凰闪翅的美丽发型,还配了两簇鲜艳大方的金花压发。浅领、长摆、高衩紧身旗袍,袖长不到两寸,胸前还有精工绣制的出水芙蓉。耳坠上饰以镶有碧色珍珠的夹压式耳环。”
  一、衣着服饰(2)
  一个全新的宋美龄。
  ——为陪同蒋介石参加外交活动,“宋美龄则是一身英国女王式的白色常礼服。
  长裙委地,紧袖及腕,并戴有白丝手套。”
  一个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宋美龄。
  ——当宋美龄出使美国,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她穿着黑色金丝绒旗袍,胸前佩着镶有宝石的中国空军徽章大扣花。”
  一个更为显得清高淡雅,豪气勃勃的宋美龄。
  不过,她的心态永远是平民,或者说她一直努力把自己摆在平民的位置上:——她像运动会上的中学生,“身穿一件短袖白布衬衫,蓝布运动长裤,平底皮鞋。”
  ——她同下属一样,脱掉袜子,挽起裤腿,赤脚下水摸鱼,惹得那些下属情不自禁地嚷嚷:“今天好幸运哪,亲眼看到了赤足大仙蒋夫人。”
  ……
  当然,宋美龄婚礼的穿着无疑是豪华得无以伦比的:“美龄穿着白色长裙礼服,披着银白色乔其纱,披纱用一枝香橙花别着,稍稍偏向一边。饰以银丝的白软缎长裙长长地拖在身后,像一只出水的白天鹅,透过纱裙可以看到银色皮鞋。她的乌发藏在白色尚蒂利桃花的罩纱里,罩纱垂到肩上,形成第二层披纱。”
  一个显赫的婚礼,一次辉煌的盛举。宋美龄终究是绝艳无比的宋美龄。
  二、浓妆淡抹(1)
  人是爱美的,尤其是女性,又尤其是少女。
  12岁时的美龄与同龄的女孩不同,她早熟。在皮德蒙特时,可能是大女孩恋爱的影响,抑或是她天性使然。有一天,她用中国搽脸粉搽了脸,而且还涂了口红。
  结果被人发现了。
  当时在美国,抹胭脂涂口红被看成是伤风败俗。
  “哎呀,美龄”,一位年纪较大的学生惊讶地喊道:“我想你脸上化妆了吧!”
  “是的”,美龄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句:“搽的是中国粉!这有什么。”
  她的伶牙俐齿使得那位学生无话好说了。
  然而,这只是她年少时的事。
  在她成为中华民族的公众人物后,她的随行秘书称她为“鹊尾淡妆宋美龄”。“鹊尾”,指的是当时中国中年民妇的朴素发式,人们把它叫做“喜鹊尾巴”。
  她反对化妆进办公室。就是说坐办公室的女性上班时是不应化妆的。而且强调这一条一定要成为一个章法。
  起因是这样的。
  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接待了一位姓钱的小姐。这位小姐是江南人,大学刚毕业,在财政部供职。她不但很以才高自居,而且常常浓妆艳粉上班,因而人们称她为“花瓶”。这件事终于传到了这位小姐的耳朵里,她非常气愤:认为这简直是侮辱女性,这是从根本上否定男女平等。为此,她特别向全国妇女的指导机关发出呼吁,希望用行政命令和新闻舆论,双管齐下,制止这种蔑视女权的可耻现象。
  秘书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宋美龄。
  “你打发她走了?”
  “让她等着咧!”
  “把她叫来!”
  不等钱小姐说话,宋美龄就问:“你上办公室也这么化妆的吗?”
  “当然!审美,修饰,是女性的权利嘛!”
  “那么,把女孩子叫做校花、皇后、花瓶,也是男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凭什么去讨伐人家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办事泼辣伶俐,强似男人,表明我们绝对不是花瓶!”
  说到这里,宋美龄特别强调:“我建议你,上办公室不要化妆。记住,财政部的办公室是显示才华的地方……
  “
  从此,女性职员上班不化妆成为一条规则。
  是不是因为反对女性化妆就允许男性在办公室不修边幅呢?
  对此,宋美龄一样有自己的审美原则。
  一次,在处理完公事后,宋美龄问张紫葛秘书:“你何以不修边幅?”
  看来,宋美龄注意他很久了。于是,他便实话实说:“一个大男人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相处的是女性,接待的也多半是女性,当然为的是避嫌了!”
  宋美龄当然知道这些。
  她说:“一个青年男子在妇指会工作,人言可畏,干脆衣冠不整,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可以理解。不过,我劝你,不要自作无谓之约束,今后务必改善衣着,使其名实相符,不至于出去公干时吃闭门羹。”
  “坐办公室浓胭艳粉当然不好,可不修边幅一样也不雅嘛!”
  宋美龄特别补充了一句。
  其实,必要时,宋美龄也很注意化妆。
  也是在她出席慰劳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志愿大队颁奖大会时,宋美龄不但穿上最高雅的旗袍,梳了最美丽的发型,配上最精制的饰物,而且还化了重妆。当时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这样描述的。
  “微微用了一点眉睫露,使她的睫毛显得很长,作扇状展开,眼睛变得更大更美了。薄薄涂了一层唇膏,使她的嘴变得小巧,唇形玲珑,还略现了一点儿合乎她的性格的菱角翘。”
  这种化妆,不但使得她更漂亮,更潇洒,而且显示出中国妇女的庄重,高雅。
  在宋美龄看来,化妆是一种社会礼貌,而且应该是有等级的。与比较亲近的人相见,可以不化妆;与儿孙辈相见,是一定要化妆的;至于会见外宾等正式场合,那是更不用说的了。
  宋美龄一辈子特别是晚年身居台湾士林官邸后,是很重视化妆的。随从的一位小姐这样回忆道:“宋美龄是非常重视化妆礼节的长者。”
  宋美龄化妆不是草草而行,有她独特的程序:晨起盥洗之后,擦一些LOTION之类的油在脸上,然后再画画眉、擦擦口红、梳头。
  在一般人看来,高贵的宋美龄所用的化妆品,一定会是全世界最高档的。其实不然。
  “宋美龄画眉的颜料,非常特别,听说是以前的‘宫廷秘方’,就是拿纸烧成灰,作为画眉时的颜料。
  用纸灰作纹眉材料,说来十分有趣。
  起先,内务科服务人员几乎每隔一阵子,都要拿不用的废报纸去烧,但绝不将纸灰清除掉。有些初来的侍卫人员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结果发现夫人的随从竟然把这些旧报纸烧过的灰烬收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调成黑色的膏状液体。原来,这些纸灰是给宋美龄纹眉用的“颜料”。
  为此,晚年宋美龄有一个绝妙的表白。每当她同随从一起看电视,当她看到一些节目间播放的一些化妆品广告,看到那些青春靓丽,肌肤娇嫩的美女时,总是慢悠悠地说:“这些商家,用美女来做广告,向你许诺,用了他们的化妆品一定能永葆青春。每天每时,都有数不尽的新化妆品问世,弄得眼花缭乱,不知该用哪一种好了。其实,化妆品全是冲着那些爱美又有虚荣心的女人来的,是要从女人口袋里掏钱的。”
  二、浓妆淡抹(2)
  至于口红,宋美龄用的也只是一般的口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宋美龄评传》说:“毕竟,宋美龄的年纪大了,有时画眉或是擦口红的时候,常常不是画低了或是画高了,总是参差不齐。抹粉也常有一边的脸比较白,一边比较暗的情况。假如不出门见客,纯粹是家居而已的话,我们明知道她的化妆好像有些问题,也不去干预她,假若是她要出门,甚至是要参加重要如国宴般的宴会或是约会,通常她会主动问我们:‘我化的妆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我们就帮助她指出来,或是告诉她眉线画歪了,口红抹出界了,或是脸上抹的粉有不匀称之处。她听了我们的提醒,就决定是不是要重新来画,还是要再补妆等等。”
  宋美龄化妆,一生都是自己动手,不像一些贵夫人,请化妆师或身边人代劳。晚年孀居美国,身边的人愈来愈少,八十几岁的人了,手脚不利索,仍然坚持自己化妆。毕竟人老了,化妆时一些比较细腻的动作不太灵活了,涂口红时,常常涂得不成口型,然而又偏偏没有人能帮忙修整。因此,经常出现口红抹在嘴唇外缘,口红与嘴唇本色交错相杂的情形。
  化妆严格程序,卸妆一样要注意样样到堂。
  一般人卸装,都是用肥皂。而宋美龄却不。因为肥皂碱性太重,会加速皮肤老化,所以宋美龄用的是卸妆油。即先用卸装油将妆卸掉,然后用一块专用小白毛巾,把脸上的卸装油及脱落的粉,慢慢擦拭,直到那块洁白的小毛巾布满一层白粉,再用温水把脸洗一遍,最后涂上护肤霜,才算完成了卸妆工作。
  宋美龄化妆的最后一道是梳头,梳她的“包包头”。
  所谓“包包头”,就是真发所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透过“包包”,里面才是真发。“包包”通常称之为发套,亦即一种保护真发的假发。做“包包头”是一定要到专门洗发店去的。
  宋美龄偶尔去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在台湾时,一年难得去上一次。但“包包头”倒是经常要去圆山整理。因为“包包头”用久了会很脏的。只要她认为“包包头”脏了,就会叫孔二小姐的女朋友萧太太,拿到圆山饭店的女子美发部清洗。
  比较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宋美龄离开大陆几十年,在士林官邸,在美国,“她的装扮模式,还是沿袭过去20年代的方式,柳叶眉、薄嘴唇,惟一改变了的,是以前老一辈妇女常见的额头前留的那撮刘海不见了。”
  三、家居住所(1)
  幼年的宋美龄,在优美的中西合璧的豪宅中长大。她这一辈子,从未因居住发愁,也不发愁居住。
  因为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社会地位,她不但衣食无忧,住亦无忧。
  抗日战争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异常繁忙。为了不影响工作,宋美龄在妇指会有一处她个人的住所。
  说是一处住所,实际上只是一间教室改成的。
  教室的一头,用层板半墙隔掉三分之一,成了一间浴室。
  三分之二处的卧室其实很简单:一张中等宽度的藤编床,一对小沙发加茶几,一个小平柜,几把木椅子。
  宋美龄每次来这里,总是先冲凉一次(当然是夏天,重庆是有名的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然后在那床上略躺一会儿,偶尔也在这里睡午觉。
  战时重庆,空袭警报频繁。
  为了宋美龄的安全,蒋介石的亲信——农民银行的协理徐继庄特别邀请宋美龄搬到他公馆里的防空洞去住。
  “那很好”,她面现喜色。因为徐的公馆在李子坝,从妇女指导委员会到那里,比上歌乐山别墅至少缩短五分之四的路程。
  宋美龄从工作方便考虑,爽快地答应了徐继庄的邀请。
  “牢实吗?”宋美龄问。
  “哪能不牢实呢!洞顶的岩石足有百把公尺高。”徐协理回答。
  他详细地叙说了防空洞的建造结构:“宽、高各4米左右,磨石地面,墙顶均用士敏土(混凝土)涂抹光洁。通风良好,有4个大蓄电池保证光明。洞内还岔出一间卧室,附有工作间,陈设了卧榻、沙发,供夫人躲警报之用。”
  “修得这么好,花了多少钱?”宋美龄问。
  “多少钱?我,我没注意。”
  “银行开支?”她又问。
  “当然银行开支,这是银行的不动产嘛!”徐继庄回答。
  “我绝对不到你那里躲警报!”她说得斩钉截铁。
  “你简直胡闹。你这防空洞,少说也得花几万银元。乱花公款,简直不像话!你办四省农民银行时,就有人说你挪用公款,胡作非为。现在看来,你硬是有这毛病。算了吧,你也别想当总经理了!”
  在重庆,她一直住在歌乐山别墅。
  进歌乐山,路很窄,勉强可供轿车对错;路面坎坷,碎石铺得很薄。
  这条路本打算修的,因为花钱太多,又要占用农田,就将就用了。
  到歌乐山别墅一路无军警,别墅附近才有几个便衣,进了大门才看到挂短枪的卫士。
  说是别墅,也就是一栋砖木结构的瓦顶平房,屋里墙壁天花板都是石灰刷就,不曾使用油漆涂料。
  歌乐山别墅宋美龄工作室里,一张大办公桌,一个转椅,两对小沙发和几把木椅。墙角有只中等大小的保险柜,没有任何装饰或花卉、鱼缸之类。墙上贴有两张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地图上各有一些大头针插的小旗和其他涂色标志,表明当前世界形势。
  在这里,当宋美龄办完事或需要人办事时,就拍拍巴掌,拍得很轻,旋即,便有侍从进来。
  这是她“呼唤”仆从的方法。
  为此,跟随她的工作人员说,买个叫人铃不更好吗?
  宋美龄说:“我不用叫人铃!”“那玩意儿侮辱人。外国人喂狗,叫狗来吃饲料,就是敲铃铛的。我能把仆役当狗吗?拍巴掌,自古以来就是击掌为号,这就表现了天赋人权、一律平等的精神。仆役、侍从,在人格上和我是朋友关系。”
  宋美龄在大陆居住最有名的,当属庐山的“美庐”。
  “美庐”处于庐山牯岭东谷。
  “美庐”,曾作为蒋介石的夏都官邸、“主席行辕”,但还是以“第一夫人”宋美龄生活的“美的房子”而闻名。
  “美庐”始建于1903年。由英国兰诺兹勋爵建造,1922年转让给巴莉女士。巴莉女士与宋美龄私人感情颇深,1933年夏,巴莉女士将这幢别墅让给了蒋介石夫妇居住,次年,巴莉女士干脆将这幢别墅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宋美龄。从此,宋美龄就成为了这幢别墅的主人。
  “美庐”,前临长冲河,背依大月山,坐落的位置,形如安乐椅。蒋介石很喜欢这里,视其为风水宝地。在他眼中,“背山面水”,正符合中国风水学说所推崇的格局。宋美龄更是喜欢这里的恬静、秀美。因为宋美龄名字中的“美”字,更丝扣着这幢别墅的主人适得其所,因而被命名为“美庐”。
  “美庐”很美。
  在“美庐”庭园,荟萃了庐山珍木异卉,可谓满目葱茂,温馨扑面。庭院石栏旁的金钱松,高俊挺拔,树高30米,是为庐山最高大的金钱松;别墅四周的庐山松,苍劲偃盖,虬枝曲铁,不时传来阵阵松涛;牯岭玉兰,早春怒放,花色洁白,散发出幽幽清香;庐山结香,更是喷黄吐华,密密似球的花,溢满枝头;箸竹丛丛,露珠滴翠;卫矛枝横,暗藏箭羽。
  每到盛夏时节,依攀墙垣的凌霄花,红英灼灼,凌空抖擞;“五爪金龙”橙黄的花瓣上洒落着斑斑紫丹,其遒劲似龙爪。入秋之后,被誉为“活化石”的鹅掌楸,那形似鹅掌的叶片,被染成一片金黄;五角枫,一树烈焰,飞霞流丹,而鸡爪槭,更是红得透明,红得灿烂……
  三、家居住所(2)
  “美庐”的庭园结构,以遵循自然风貌为最高宗旨,不着意人工的修饰,注重因形就势的风格。一条小径巧妙地依着景物而迂回环绕,使人得以细细观赏,慢慢品味。庭园中有一天然裸露石丘,上面镌刻着“美庐”二字,左下刻有“中正题”,这是蒋介石于1948年8月亲笔题写。可以说,这块摩崖石刻,既是这幢别墅庭园的“点睛”之笔,也是他们夫妇对“美庐”钟爱的文化印迹,更成为他们眷恋大陆的历史见证。
  绿荫笼罩下的“美庐”别墅,为石木结构,主楼为两层,附楼为一层。整体占地492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不足10%,因而显得庭园特别敞净,而建筑主体却又显得十分适宜,既不笨拙,又不纤弱,更显彰出一种和谐之美。
  登十字形长石阶,步通透式凉台,进入室内是一装饰典雅、中西合璧的会客厅。
  猫眼绿的地毯,墨绿的沙发,墙壁上挂着宋美龄不同时期的半身照、蒋介石夫妇在“美庐”生活的部分照片。紧邻的是宋美龄的卧室,室内居中的是双人床,据说是用英国优质木料制成。床左侧放置一圆形雕花梳妆台,方柜上摆设着精致的日常用品。
  二楼,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会客厅、卧室。卧室的配置和宋美龄卧室相仿,只是多了一张躺式沙发。
  与主楼相连的是附房,于1934年冬,依照主人的意图增建的。附房采用封闭式内廊联为一体。从外面看为一排玻璃窗;内部布局,一侧是通道,一边是各自独立的各功能用房:餐厅、琴房、侍卫室等。
  ……
  历史无情。这座美丽的别墅,终于没有留住它的主人。
  从公元1950年1月宋美龄由美返台,直到1975年蒋介石辞世,在台北,宋美龄随她的夫君蒋介石,一直住在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位于台北市郊13公里处的草山。这里青山环绕,树木森森,又多温泉,是著名的浏览疗养胜地。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后,选中了这块地方。
  士林官邸被茂密的树林围裹着,远远望去,只见一片树林,却看不到官邸的内部情景,加上戒备森严,就显得神秘莫测。
  官邸的四周是一片宽阔的草坪,绿草如茵,繁花绿树相映成趣,还点缀着假山丘陵。这里溪水潺潺,有小桥横跨溪上,颇似蒋介石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的景象。
  士林官邸专修有游泳池、健行步道、篮球场、高尔夫球场等现代化娱乐健身设施,使得官邸的风光更加绮丽迷人。
  台湾当局为了使官邸达到防空的目的,还把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林同一色调的灰绿色,不但兼顾了建筑安全,还顾及了官邸隐密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个环抱着,但是,它的腹地却十分空旷。这在军事地形学上说,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为了顾及蒋介石及其家族的安全,便把整座山要塞化,意图把官邸附近地区,部署成固若金汤的陆空防御要塞。同时,在作战紧急时期,也可作为全台的作战总指挥所。
  士林官邸严密甚至有几分阴森。
  据随从宋美龄的小姐回忆:“我第一次走进官邸的那个夜晚,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夜晚。我记得,在士林官邸大门口迎接我的是官邸的一位医官,他很和蔼地把我迎进官邸大门,准备陪我走进宋美龄住的二楼的卧室。
  “进官邸的那一刹那,我真有些莫名的惶恐。或许是自小所受教育的关系,对蒋介石一直有一种像是皇帝般的敬畏感觉,谁会料到竟有朝一日走进台湾这个‘第一家庭’的深宅大院,而且被上级指定为照顾宋美龄的专业护士。
  “敬畏心让我根本忘了去留意官邸楼下的摆设,我只觉得夜晚的官邸异常宁静,甚至静得连人们走路时都可以听见全身筋脉的摩擦声。直觉上,官邸除了宁静,光线也格外幽暗。我们走到楼梯口,正要上楼的时候,楼上突然响起了狗吠声,而且从叫声的宏亮,可以知道是两只狼狗同时发出的声响。这时,我不自觉地起了一阵寒战,自幼,我就十分畏惧狗……
  “我有些神经质地跟着医官和几个侍卫人员走上二楼,我终于看见那两条吠叫时声若洪钟的狼狗,一条在蒋介石的卧室,另一条显然是牡狗,就在宋美龄卧室……“宋美龄的卧室不大,大概只有十几坪大的样子。在幽暗的五烛光小灯的照明之下,我看见宋美龄蜷曲着身体,躺在床上休息。尽管那时狗吠声不断,可是躺在床上的宋美龄,却很安详地在卧榻上假寐。”
  公元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走完了他的人生。
  这年9月17日上午9时30分,宋美龄在松山机场坐她的“中美号”专机,离开台湾,飞往美国。
  她决定,隐居美国——一个教育过她、支持过她的国家。
  宋美龄美国的寓所在纽约长岛的蝗虫谷。
  蝗虫谷坐落在纽约长岛北岸,这是一块面积达37英亩的地盘,是孔祥熙和宋美龄于20世纪50年代合买的。
  据《宋美龄评传》称:在这片林荫处,有一组庄园式的建筑,主建筑有3栋,其中1栋有28套房间,这就是宋美龄在美国的住所。由于蝗虫谷镇多年前颁有极严格的法令,规定每一户住宅的建造,都必须留出至少2英亩以上的园地,因此,这里家家户户都似坐落在幽林之中。
  三、家居住所(3)
  宋美龄从此生活在宁静而且几近冷清的氛围中。
  有人估计,她每年会客不超过10次。更多的时间,“以莳花、作画、阅读、练字来消磨时光。”
  四、心仪国画
  公元1949年,宋美龄结束在大陆的生活,退避台岛。1950年开始,她便学习绘画。
  她开始学画,并非艺术追求,亦非兴致,完全是一种偶然。
  她说:“我晚上未能入眠时,就画画。”
  慢慢地,她体会到了个中的奥秘、情趣,继而达到一种境界:绘画能使人忘掉烦恼!
  绘画能让人远离焦虑!
  绘画同“晨课”一样能使人神怡神往!
  绘画能修身养性。
  宋美龄工笔国画,当然是从师的。据说,宋美龄心中属意的老师是溥畲。可是,当这位先朝遗老溥老先生听说蒋夫人要找他做老师学国画时,就发出了话:“我们大清帝国就是被你们中华民国推翻的,我岂能教宋美龄。”
  当然,这只是一种坊间趣谈,不足为信。但是,宋美龄后来确实未从师这位溥大师。
  据有关资料,宋美龄花甲之年学国画,她周围的人特地请了黄君璧、郑曼青先生。黄、郑二位可是当时台岛的国画大师。
  这时的宋美龄,一样具有年轻时的好胜心理,要干的事,全力以赴。据说她为了学画画,可以茶饭不思。
  刚开始的几个月,宋美龄每到下午就一个人钻进自己的书房,埋头学画。因为还在学习阶段,画室的地面到处是揉作一团的废画纸。
  一天,正当宋美龄又一个人闷头画画的时候,蒋介石一声不响地来到她的书房,站在宋美龄背后静静地观看她画画。大概是蒋介石看见地上到处是废弃的画纸,也可能是为了宽慰初学的夫人,就在她的背后发出了轻声一笑。
  听见蒋介石的笑声,宋美龄回过头来,一脸的凝重,只是瞅了一眼,然后说:“笑什么?没看过画画?”
  蒋介石感觉夫人有些不悦,自知无趣,便走出了宋美龄的书房。
  宋美龄学画、绘画,工笔20年。据一位官邸侍从回忆称:“夫人艺术造诣甚深,勤于绘画。邸内装饰之国画,多出自夫人手笔,并精印成册,分赠中外友人共赏。”
  学画养性,观画怡情。艺术观赏可反映出一个人文化修养水平的高低。宋美龄不但画画,也经常外出看画。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到台湾的宝物,当时全部暂存在台中雾峰,其中包括不少古画。为此,宋美龄不惜三天两头往台中跑。工作人员当然知道她的来意,总是不厌其烦地将库中古画搬出来,供宋美龄观赏。
  宋美龄欣赏字画,后来几乎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
  1973年,台北圆山饭店落成。宋美龄特别交待圆山的管理层,要在圆山饭店内复制一幅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挂在饭店一楼咖啡厅墙上。就在这幅复制的清明上河图完成的时候,宋美龄还亲自到圆山视察。她看到这幅复制的图,觉得十分满意。当时,她突发奇想,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觉得‘清明上河图’里面,最精彩的就是左边的御花园部分,我们何不在台北设计一个公园,完全仿造‘清明上河图’里御花园的样子试试看。”
  至于宋美龄仿造公园的最后结局如何,这不是本书所要交待的。但宋美龄赏画赏出文化、赏出生活品味,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应该说是别出心裁的。
  宋美龄美术生活意境,使她出自古人,又超出古人。
  五、“晨课”养心
  早年,父亲宋嘉树海外回归祖国后,最初做的就是传教工作,母亲倪桂珍也是一个圣公会的忠实教徒。父母的结合,用中国的话说,是“天作之合”,而用基督教的话语,则是“上帝的意志使他们成为夫妻”。
  在这个亦美亦中的家庭里,如果说父亲“民有、民享、民治”的林肯思想影响了这个家庭,影响了他们的子女的话,那么母亲严厉刚强,决不优柔的品质,更对他们的子女影响深远。
  在这个家庭里,几乎所有的孩子在他们还在襁褓中时,就被母亲领着做祈祷。因为在母亲看来,没有什么比对全能全知的上帝的虔诚更重要的了,不自觉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指引,就不可能成为有作为的人。
  不过,幼时的美龄对祈祷十分厌倦,她常常以口渴为借口,偷偷地溜到外边去玩,这样便常常惹得她母亲生气。强迫之下,美龄只得和兄弟姊妹一样到教堂去。
  冗长的说教虽使得她觉得厌烦,但是却又养成了她后来做事的恒心。
  当然,这只是美龄小时候的故事。
  严格的家庭教育奠定了他们做人的基础,教会学校的基督精神训练终于使宋美龄成为一个全新的基督徒。她不但精力充沛、富有创造精神,而且独立不凡,具备多方面才能。
  基督教信奉“救世主”,讲究拯救人类,讲求“修灵”。
  在宋美龄的卧室里,总是挂着一张耶稣像。每天一大早,宋美龄便拉着蒋介石跪在耶稣像前作“晨课”。住在南京时,中山陵的“凯歌堂”,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她与蒋介石都要在这里花上两个小时,认真地读经、祷告。
  到台湾后,士林官邸还专门修建了“凯歌堂”,供祈祷之用。
  宋美龄信耶稣,在大陆时,是祈求上帝保佑她的丈夫能够“统一中国”;到台湾后,要上帝帮助丈夫“反攻大陆”成功。她的政治抱负未能得到实现,也只能在诵祷求得精神的超脱。
  一次,晚年的她在与她的外甥女孔令仪的闲聊中,谈到人们夸奖她如何年轻、如何漂亮、如何能干时,她淡淡一笑,引用《圣经》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权、名、利已成硝烟散去,让我们忘掉这一切吧。”
  宋美龄每天一大早跪在耶稣像前,等于是闭目养神,精神上完全放松。
  宋美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我对祷告的作用认识,是在一次次祷告中不断加深的。现在感到祷告起到精神作用,精神是支柱,是擎天柱。每次祷告前,有许多烦人的事在脑子里打转转,怎么都挥之不去。祷告之后,浑身轻松无比。因此,每天做祷告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六、饮食风格(1)
  民以食为天。
  人作为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要生存下去,首先应懂得吃、学会做吃的。宋嘉树、倪桂珍为了自己的孩子们能吃得好,很早就特别为他们雇有家庭厨师。宋母常常亲自向女儿们传授烹调,尤其是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据说,大姐霭龄最疏于学习,毕生只学会做烤鸡。
  美龄倒有这种天赋,不但能做好几道中国菜,而且还学会了做西式小姜饼和圣诞蛋糕。
  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晚年平静的生活中,宋美龄的饮食生活并不奢靡。
  她每天的食谱是:早上一杯牛奶,两片面包,还有一小碟用类似四川泡菜方式制作的芹菜、胡萝卜等小菜。午餐同蒋介石一起用餐。蒋介石是四菜一汤,其中有两道素菜,多数是青菜、豆腐之类。宋美龄只吃一两饭,主要吃青菜、豆腐等素菜。荤菜只吃一点鱼或牛排,晚餐与午餐差不多。
  从宋美龄的食谱看,不但分量少,而且质地也不是很好。宋美龄执意如此,主要还是出于保持身材苗条的考虑。
  宋美龄食态优雅而不失身份。抗战时期,一次在请郭沫若作完报告后,宋美龄说:“郭先生,我留你吃便饭。真正的便饭,望你不要嫌我简慢了你。”郭沫若躬身说:“夫人说哪里话,再随便,只要是夫人招宴,就不胜荣幸了。”宋美龄把客人领到饭堂,因为是招待客人,多了两道荤菜,四荤四素。入席,主客对坐。
  郭沫若上坐,宋美龄对坐,一边横头和另一边横头有两位陪坐。
  宋美龄拿起筷子:“请!郭先生,也没有准备酒,太简单了点!”“哪里,哪里!”郭沫若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宋美龄先滔了半碗鸡鸭混合的鲜汤,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了,才装了大半碗饭,细嚼慢咽,而且基本上只吃蔬菜。宋美龄没有边吃饭边说话的习惯。席上陪客者你一言我一语一搭一搭地说着话,宋美龄只偶尔应一句,“哦!”“是吗!”这不仅仅是长期的家庭生活培养的高雅习惯,也是美食要求。
  宋美龄结婚时,身高是1.66米,体重是50公斤。一般妇女年过40,皮肤开始变黑变糙,嗓门也变粗了,腰围也增加了,肚子也凸起来了。然而,宋美龄直到60岁时,仍然身材适中,没有多少变化。她仍然是肌肤白净,柔软润泽 ,青春焕发,光彩照人。尤其是她那纤纤十指,仍然凝脂滑润。宋美龄也化妆,而且终身不辍,但内在的美、身材匀称的体形不变,是不能靠化妆维持的。曾见过宋美龄的一位女士回忆说,60岁以后的宋美龄,并没有佝背偻腰,没有一般老人那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她看起来只有40多岁,当年的青春美被另一种沧桑之美所替代,老年宋美龄依然很美。
  其实,宋美龄这一生,也有很多疾病缠绕并折磨着她。
  除前面提到的“荨麻疹”终生未根治外,因为战争年代的几度生死遭遇,在宋美龄晚年生活中,全身性的酸痛,也经常困扰着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经常犯关节痛,她不得不将台湾最好的中医请进府中,进行针灸疗法,但毕竟是多年留下的顽疾,加上年岁大了,也就只能忍痛放弃诊治。
  1972、1973年前后,宋美龄还动了一次乳癌外科手术。她同那位为她做乳癌外科手术的医生,私交甚好。1993年,那位医生不幸去世,宋美龄为此非常悲痛。
  老年宋美龄,一是因为人老了,无病也有病。另外,因为她洋化生活习惯,膀胱炎开始困扰。
  关于这一点,似乎宋美龄也未作否定。
  比如,当时中国的女孩子是先穿底裤,再穿裤袜,可是,宋美龄美式生活习惯,她是从来不穿底裤的,而是直接穿裤袜。医生认为,她的膀胱炎不断复发,和她这样贪凉分不开。尤其是更年期后,膀胱的荷尔蒙少了,原本很容易感染,如果习惯不良,更容易因为着凉而感染。因此,医生劝她注意下身保暖。
  宋美龄很听医生劝告。开始穿裤装,于是,膀胱炎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1989年,美国医生在为宋美龄体检时,发现她卵巢部位长了一颗瘤,医生建议手术,以免后患。
  宋美龄从不讳疾忌医。她听从医嘱,由美国医生主刀,做了切除手术。
  美龄爱美、追求美也曾采取过极端的方法,那就是平素反对吸烟、不吸烟的宋美龄,居然也违反医学原则,曾一度吸烟减肥。不过,这种瘦身法只维系了几年,也许她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舍本逐末,后来也就放弃了。
  到了后来,一种新的减肥方法被宋美龄采纳,就是每天临睡前要灌肠。
  宋美龄没有便秘的毛病。但人们通常的生活中,肠壁不可避免地会吸咐一些毒素,尤其是老年,新陈代谢功能减弱。灌肠的目的,就是要将毒素清洗出来,达到排毒的作用。每天坚持灌肠,这在一般人认为是件既麻烦又痛苦的事情,可是她却把它当作一件愉快的事来做,可见其恒心。就此,她对她的副官说,每天痛痛快快地灌一次肠,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我觉得自己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新陈代谢大工程,小小的麻烦换来痛痛快快地睡一觉,何乐而不为呢。
  宋美龄始终保持冰肌玉肤,其中奥秘在于用膳必用汤之外,还坚持天天按摩。为她按摩的是荣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小姐,按摩时间分为午睡前或晚上临睡前。按摩程序是从眼睛、脸部,然后是胸部、腹部,再就是下肢、脚背、脚心,一直到宋美龄十分惬意地昏昏欲睡,护士们才悄悄离去。
  六、饮食风格(2)
  在宋美龄卧室门旁,专门置放了一个小磅秤,几乎每天她都要称一称。如果体重稍有增加,她便会注意节食;如果瘦了,她则会注意调节营养。
  七、夜生活习惯
  完全的美式教育,养成了宋美龄夜生活习惯。
  宋美龄是有名的夜猫子。
  她是上海十里洋场呆过的人,习惯于通宵达旦、歌台舞榭的生活。
  到了台湾后,她的年岁也大了,没有了年轻人那样旺盛的精力。但尽管如此,“入夜之后的士林官邸,还是有一分和一般豪门巨宅不一样的柔和气氛”。宋美龄在官邸的长期生活中,形成了她一定的生活规律和作息制度。
  蒋介石的生活规律是,“一日之计在于晨”,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宋美龄则不同。她是一个标准的电影迷。
  在士林官邸,每天到了晚饭之后,宋美龄只要兴致一来,就要副官叫来放映师。
  因为习惯于宋美龄的爱好,或者是她与放映师有了很好的默契,放映师一到,便能如数家珍地将最近所采办的最新影片报上名来,一经锤定,晚饭后便准时放映。一般都是晚8点开始。
  宋美龄同蒋介石是特坐。
  放映时,士林官邸不论官阶大小,都可以自由欣赏。因为他们随时会被使派。
  放映厅里,也常有客人陪着,但很少,一般只是陈诚夫人陈谭祥,算是宋美龄经常邀请的客人。
  官邸放的电影一定是从片厂或是中央电影公司取回的原片,不但要新,而且一定一刀未动的。
  宋美龄比较喜欢欣赏外国影片。因为她的英语水平高,直接可以进入角色,虽然那时还没有加入字幕,她也全不需翻译。因为,她完全能明了片中的情节和对话,而且每每都看得津津乐道。
  蒋介石却不同。
  他不喜欢洋片。其中原因,有与他不懂外语不无关系。尽管夫人可以随时翻译,但总难入味。他终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随者。他喜欢中国电影,特别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或《七仙女》之类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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