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汉武帝宠爱上了一位叫“钩弋夫人”的赵婕妤，这位夫人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刘弗陵。武帝很喜欢这个儿子，说：“当初帝尧也是他母亲怀了十四个月才生下来的，如今赵婕妤的儿子也是这样。”于是他将钩弋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这个愚蠢的举动给了许多想要刘據滚蛋的酷吏们一个大好机会。绣衣使者江充、宦官苏文（后来被实行火刑的那位）就想，既然汉武帝将弗陵比作帝尧，又将钩弋夫人比作帝尧的母亲，这个糊涂老头很可能是想传位给这个儿子。于是，刘據的厄运来了。
有一天，太子刘據进宫探望母亲卫皇后。母子二人谈得高兴，不觉已到日暮。太子一看时辰不早，忙匆匆起身告辞，这事却让黄门苏文看在眼里。
第二天，黄门苏文就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昨天在皇后宫里很久才出来，可能与宫女们有奸情。”
汉武帝觉得太子很可能是女人不够用，就下令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刘據对父亲这样的安排总觉得不对劲，便四处打听，这才知道是苏文进谗所致。从此，他开始了与太监苏文的明争暗斗。自己办事更加谨小慎微。苏文和小黄门常融、王弼等人都是汉武帝的贴身宦官，他们一直侦察太子刘據的过失，时不时地向汉武帝告密。
卫子夫知道这件事之后，切齿痛恨，屡次劝太子刘據向汉武帝说明冤枉，请将这些谗言小人处死。太子刘據生性谦和，他唯恐汉武帝烦扰，不想追究这些事了。他对母后说：“只要儿无过错，何惧苏文进谗，父皇睿智，不会轻信谗言的，母后不必担心。”
谁知苏文等人仍不知悔改，他们又想加害太子。有一次，汉武帝得了病，在宫中卧床休养，他派常融去召唤太子刘據过来。常融领命出宫，去太子宫中召太子速去拜见。
常融先行回来，他按苏文的指示编了个谎言对汉武帝说：“太子听了陛下害病的消息，面有喜色。”汉武帝气得直喘粗气。
不一会，太子刘據到宫中给父皇请安。汉武帝看到太子的脸上泪痕未干，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太子刘據为了让父皇高兴，却假装有说有笑。汉武帝心中全明白了，他详细盘问太子和常融，让他们对质，探听出真情，立即令人诛杀了常融。
其实，这些不过是一些小事，但从这些小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刘據的储位已经危如累卵了。他后来的所谓“造反”无非就是父亲和父亲身边的小人所逼出来的，如果历史可以翻案，我觉得真应该为刘據平反：他的确反了，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
刘據之死，说明了父亲太仁慈不是好事，但父亲太过于英武，也不是好事。况且，晚年的汉武帝正是在英武与昏庸之间徘徊呢。
朱慈烺：末代太子的悲哀
朱慈烺：末代太子的悲哀
仁者可急中生智，奸诈之流也有临危之小聪明。多尔衮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将太子杀掉。
恐怕没有一个末代太子比朱慈烺更惨的了。首先，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由于他父亲崇祯风风火火地想把国家治理妥当，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其次，国破家亡后，他的下落又成为千古之谜。一朝堂堂太子，竟无人知其生平下落，和一个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区别，让人在感伤之余也对崇祯有所愤恨。当初，诸多大臣希望太子南下至南京监国，如果崇祯帝答应了，历史肯定将会改写。
太子之下落(1)
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占了北京外城，崇祯帝登上万岁山，举目四望，遍地皆是大顺军旗帜，北京城已非大明之土。崇祯知大势已去，慌忙回到乾清宫，招来周皇后所生之太子朱慈烺，其年不过十六岁。崇祯拉着太子之手，悲痛欲绝。随后，他让两个儿子永、定二王和太子一同逃出京城去，以希他日“报父母仇”。
朱慈烺泪流满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变故，他还没有马上明白形势的严重性。与父依依不舍之情，使得永、定二位弟弟只好将其强行拉走。
历史，确切地说应该是正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于朱慈烺身上永远地定格了。随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乾清宫，有关他的正史记载也一并消失。似乎这个人的经历只不过就是从出生始到和父亲诀别的那一刻终了。
但后人却不甘心，仍想从断简残篇里寻找出这位亡国太子的下落来。于是，这位太子的从前已不重要，这位太子的才能素质、十六岁前的所经所历也不重要。诸多人都把他的下落的寻找与猜测当成了研究这位太子的重头戏。
关于朱慈烺太子去向的记载共有六种说法：一说被李自成杀死，或是杀于永平或是杀于北京；二说被李自成挟持出北京西行；三说被明太监高起潜收留；四说被外祖父周奎送交清廷处死；五说出家于广东阴那山灵光寺；六说“不知所踪”。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编修明史，写到“崇祯太子时”，带了点苦恼地说道：“今太子无踪，史臣执笔，其何所适从？”
但从当时北京城形势分析可知，太子是不可能轻易逃出城去的。崇祯上吊于煤山前，李自成便将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中人无一人可出入，即使是攻进北京城后，李自成也并未放弃对明朝廷官员们的围捕。况且，崇祯太子身边已无人可用，无兵可使。只靠他一人之力和两位柔弱的弟弟以及几位忠心的太监是难以成事的。于是，其被李自成活捉便可作理所当然之事。
据《石匮书后集·烈帝本纪》记载：（李攻进城后）内臣献太子，自成留之西宫，封为宋王，太子不为屈。
《石匮书后集·太子本纪》谈到：李自成攻破京城后，太子被俘获。见到李自成，李命其下跪，太子怒道：“我怎么可以向乱贼下跪？”李自成问道：“你朱家何以丧天下？”太子愤恨道：“不该用周延儒等奸臣。”李自成道：“你还算明白。”
太子凛然问李自成：“如何不杀我？”李自成道：“你无罪，我不妄杀。”太子道：“既然如此，你依我三件事。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我百姓。”李自成答应了。
该年该月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战败逃出北京城，在路上，太子趁乱摆脱了李自成的魔爪。从大顺军中逃出后，可能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掌握在满族人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周家。并和自己的姐姐，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姐弟俩抱头痛哭，整日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意中惊动了邻里和巡捕，小人周奎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交给了当时的清摄政王多尔衮。
这消息一传出，“百姓闻先帝太子尚在，馈送牲牢礼币者甚众”。多尔衮有些坐不住了。对于他来讲，一位困于牢房的朱慈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架着一“太子”称号的朱慈烺。
对于他来讲，现在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入侵者，他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决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种态度的矛盾之中，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义士就会心怀希望地打着他的旗号前赴后继。可如果杀了他，清廷精心炮制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仁者可急中生智，奸诈之流也有临危之小聪明。多尔衮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将太子杀掉。
于是，一场“认证真伪太子”的闹剧上演了。首先是亲人指认，太子外公周奎和舅舅周绎，自然领会了摄政王的上级意图，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冒的，长平公主坚持说是真的，被周奎打了一个耳光后也不再说话。曾经是太子老师的原内阁大学士谢升也指出是假的。于是，太子是假便成立了。发到刑部后，主事钱凤览力争太子是真，立即被关讯问。不久，太子被杀，罪名是“冒充前朝太子罪”。也就是说，他死后连个太子之名都没有得到。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攻下北京后，下令搜索太子，太监粟宗周将太子献出，李自成把太子囚于刘宗敏家里。后来卫士将太子放出，到了南明小朝廷——南京。清兵攻入南京后，太子又被献出而遇害。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承认了太子的下落——在清廷刽子手的刀下做了亡命鬼。而过于悲情的说法却是，他死时并不是以前朝太子身份死掉的，只是以一个假扮太子的“平民”身份而被清廷斩于街市。
父亲崇祯(1)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君王如崇祯那样被后世几乎推崇成神仙，因为他是自杀的，因为在他短短的十几年统治时期，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尽力想改变明王朝的残局。
表面的历史给我们的感觉是，崇祯具备了我们心中“君王”的特质。他的勤于朝政在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里是有名的。自明中期以后，皇帝怠政之风盛行，令天下臣民忧心。正德皇帝视国家政务为儿戏，今日出宫外，明天下苏杭，寻花问柳，自不待言。嘉靖帝和万历帝都在位四十余年，他们笃信道教，整日在宫中做斋醮，曾“连数年不上朝理事”。天启帝爱木匠活，把国家政务尽委于大宦官魏忠贤。崇祯帝则一反过去诸帝的怠政之风，“日理平台”，像开国皇帝朱元璋那样“忧勤不怠”。不仅如此，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急务，臣下进谏也按时举行。
从这点来看，崇祯帝很合乎一个好皇帝的标准。这也正是人们所常称道之处。再加上他不好声色，所以不少人就认为他不应该是个“亡国之君”。
另外，崇祯帝平时生活比较节俭，一次在御座讲课时，崇祯帝里衣的袖口偶尔露到外面，“袖微损”，崇祯就悄悄地将破损的袖口往里边塞了塞。一个讲官看到了，便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
最后，他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大太监，为百姓与官员除了一害，此举使天下人心大快。无论当时还是后世，这件事都是崇祯帝最可称道之处。
在他死后，受到了士大夫、对手及史家等各方的同情，李自成就说他“君非甚暗”。历史往往是这样，不管他生前有多少可非议之处，而自杀可以算得上是“悲壮”、“惨烈”的死，都足以博得同情和好感。因为历来在亡国之际，少有君主“死社稷”的，于是，他被称颂，甚至连清朝皇帝顺治也对其认可，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皇帝，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用人不当。
但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崇祯杀了魏忠贤，却在后期依旧重用宦官。而他重用宦官的结果是，宦官临出宫时在柱子上写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如果崇祯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明君，怎么会有如此混账的太监？他给了他们那么重的信任，换来的却是当了太监的孙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他确信大势已去，但又不肯就这样把大明江山交给已经逼近北京的农民军。他找来大臣李明睿，问对策。
李明睿让他屏退左右，然后走到他面前，小声并郑重地说道：“如今之计，只有南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崇祯很颓唐，叹息一会道：“此事关系重大，怎可轻言。爱卿常读史书，难道忘了当初我祖先（英宗）被瓦剌劫持，又兵临京城，有人建议南下，结果被万人所唾骂。难道你想要我也被万民唾骂？”
李明睿笑了笑，不语。崇祯又道：“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道：“天命是与皇上站在一起的，请皇上不要犹豫，尽快决断。”
崇祯想了一想，轻声道：“其实我早就有南下之意，但朝中臣子无人附和，所以才到了这步田地。现在，你和我都有此意，但外边诸臣不从，该如何是好？此事重大，你要保守秘密，不可轻泄，否则，我诛你三族。”
李明睿明白，崇祯帝是担心外臣反对，而影响自己的“明君”之名。但到了该年的二月份，农民军已经逼近京师，并向他下了“最后通牒”。崇祯诏天下诸镇兵入援勤王，又命大臣们对战守事宜献计献策。愚蠢的崇祯不明白，各镇正在防守清军，一旦回师京城，就等于是把北方完全让给了满洲人。宁远总兵吴三桂并没有回京师，其他诸王见吴三桂未回，也跟着效仿起来。
大臣们各自献计献策，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计策都没有用，李明睿又向崇祯帝密陈南迁。都御史李邦华请崇祯下旨要太子先到南京，这样，南方就会以太子为天下之望，即使北京陷落，以太子在南京主事，必能卷土重来。
周皇后却认为田贵妃这是在想要对太子不利，因为从两个人所生孩子数量来看，是不相上下的。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定王慈炯是周皇后所生，而田贵妃生了永王慈炤、悼灵王慈焕、悼怀王及皇七子。后两个很早就死掉了。但她凭着这两个儿子也足以和周皇后的太子朱慈烺抗衡，后来诸多的朱三太子案就能证明这一点。
朱慈烺在太子岁月留下的资料跟他的下落一样，是个谜。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朝的太子像他这样留下这么少得可怜的资料。总是有一种感觉，这个太子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在大明朝末期，人人注意的都是崇祯和李自成还有满人，一个并没有成为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其分量真是太轻了。当时英雄太多，遂使他默默无闻。
皇太子案(1)
朱慈烺死后，事情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人死灯灭。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因此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穆虎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份，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朱慈烺。
其时，朱由崧已经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得知此事后，便命令太监李继周将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在见到李继周时曾问：“迎我进京，皇帝给我做吗？”
李继周摇头，“此事如何哪是我等奴婢所能知晓的！”
顺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三月初一，太子来到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朱由崧派了两个太监去辨认真伪。两人一见到太子就抱头大哭，还脱下了衣服给太子穿上。朱由崧知道后，大怒，跟两个太监道：“真假未辨，你们就行见太子之礼，混账！”
说完，将两个太监拉了出去斩首，又将李继周也杀了。然后，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
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来到太子所居处，正视良久，不说一语。太子大怒，“卢九德，你见我怎不叩头？”
卢九德不由自主地跪下叩头，已经魂不附体。
太子骂道：“才一年不见，你居然肥胖如猪，可见在南京享福不浅啊。”
卢九德上下牙捉对似的厮打，又被太子骂了许久，才张皇而出。见到朱由崧后，回道：“有些相像，却认不真。”
朱由崧陷入了沉思，老实说，他这个皇帝之位来得不易。如果太子是真的，按照祖宗成法，他必须要把皇位让出去。虽然，南京百姓对他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已经痛不欲生，但就这样把皇位让出去，实在不情愿。
当南京百姓知道了太子之事后，纷纷要求太子登基称帝。明旧臣、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在这个时候以保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长江以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朱由崧善待太子。危机一触即发，朱由崧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他准备再让人辨认太子，而这一次的辨认却是抱着某种目的去的。事实上，朱由崧政权的许多官员都在崇祯朝廷上任职，大多数人都远远地见到过太子朱慈烺。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说“认不清”；朱由崧认为，这是大臣们对自己不满，而刻意地不想认出太子来。
他找来亲信，对太子进行辨认。这些亲信在他的示意下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并对太子进行严刑拷问，审讯结果出来了：太子是假的，真名叫王之明。
既然王之明承认自己就是王之明了，那么，下面的审讯应该轻松多了，但事实却是，难度依旧，笑料百出。
审问官问道：王之明，你冒充太子该当何罪？
王之明：我既然被你们说成不是太子，也就罢了，何必要给我改姓名？
审问官：王之明。
王之明不回答。
审问官：为何不应？
王之明：何不喊“明之王”？
审问官大怒，吩咐用刑。
太子高呼：皇天啊上帝。
该年五月十日，清军大举南下，朱由崧到太平府避难。南京百姓这才冲进监狱，把奄奄一息的太子救了出来，并拥其登上皇位。这个皇位只持续了五天，五天后，清军大将多铎进入南京城。他第一件事就是问太子，有人告诉他，哪里有什么太子，是一个叫王之明的人冒充的。
多铎笑道：“你们真愚蠢，如果他承认自己是真太子，朱由崧早就把他杀了。”
一名降臣趁机说道：“是啊，太子本不承认自己是冒充的，都是马士英（一个太监）的安排。”
多铎连连点头，并骂道：“奸臣，奸臣。”
十天后，多铎设宴招待刚擒获的朱由崧，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朱由崧道：“你看，你让李继周把我叫来，又不认我，还给我改名，又让人抽打我。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朱由崧坐在他下首，不作一语。几个月后，多铎将太子和朱由崧带到了北京，随后都被处死。
太子孙登——孙吴政权的遗恨
太子孙登——孙吴政权的遗恨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中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事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品德无二，能力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将来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可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那么早地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众望所归的那个皇帝之位。
二十一年太子，他留给了吴国上下无限的悲哀，他留给父亲的是一份宝贵的治国遗嘱。他走的时候才三十三岁，正是一个人可创造辉煌的时候。他的宅心仁厚在整个吴国尽人皆知，他死后被称为“宣太子”，他活着的时候，其仁义、其道德已经人人传颂。他的死是吴国的大损失，也是中国历史的损失。我们在感叹他英年早逝的同时，也应该感叹，历史只是因为一个太子的死而改变了它本不该改变的发展方向。
一份宝贵的政治遗嘱
公元241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吴国太子孙登病逝。他在临死前给父亲孙权留下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千字文。
孩儿不孝不贤，所以被上天惩罚而缠上重病。自我反省，实在无话可说。品行鄙陋，恐怕终要离父亲而去了。我并不惋惜自己，只是一想到将离开父母，从此，人鬼殊途，永远也不能再敬奉仰望宫禁，不能朝拜陛下王后，生时没有为国家出一点力，死却留给陛下沉重的忧伤，这才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啊。
古人说，生死有命，长短在天。周晋、颜回都是智勇双全的人才，尚且夭折，更何况是我愚昧鄙陋，活到今天，已经是上苍对我不薄了。况且，我活着的时候是太子，死后还享受尊荣的地位，对于我来说，拥有的已经太多，我还有什么可悲叹遗憾的呢？如今天下大事还没有定局，流窜的贼寇还没有处置，四海翘首以待，把命运系在父亲您身上。处境危险的人希望安全，处境动乱的人更是希望太平。希望父亲能彻底忘掉我这个人，割舍普通百姓的情感，修炼黄老之术，专心保养精神，加进营养膳食，广开神圣英明的思虑，以确立万古不朽的功业，那么，整个天下的百姓很幸运地有了靠山，我死而无憾了。
父亲不必为我的死难过，皇子孙和仁义孝顺，聪明睿智，德行清明丰茂，应及早安排，从而让天下百姓有所希望。大臣诸葛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器量足以承担佐助时政的职务。大臣张休、顾谭、谢景都很机敏，有见识，入则应该用为亲近的心腹，出则可以成为坚利的爪牙。范慎、华融勇猛过人，气节雄壮，确有国士之风。刁玄性情优柔且宽宏，并有道家风范，裴钦博闻强记，他的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很分明。这些臣子里有的适宜任朝臣，有的可以任将帅，他们都通晓时政，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坚持道义，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志向。他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的了解很深。所以，当初父亲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我现在由衷地感到父亲的苦心。
我深切地考虑到，现在境外多事，战争不止，我们应该勉励六军将士，以谋求进取。军队是以人为群众的，群众则以财货为宝贝。我私下听说下面郡县有不少地方荒芜残败，百姓生活困苦，奸邪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加，刑法更加残忍，我听说治理政事要顺从民意，法律政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眼下确实有必要和将相大臣们仔细地选择合乎时宜的政策，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对刑法加以宽缓、赋税加以减轻，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从而让百姓归心。大臣陆逊对时政忠诚勤勉，献身忧国，尽心为公，有不谋私利的气节。诸葛谨、朱然、朱据、吕岱、张承、孙怡为国尽忠，通晓治国的体制。父亲可以让他们拿出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除掉苛刻烦琐的政策，爱护养育兵马，安抚百姓。五到十年，必能让远方的人欢喜而来，近处的人更加尽心尽力。无刀兵之祸，统一天下便可指日可待。
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中肯，不掺一丝虚假。所以，楚国公子贞临死前，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诫，君子认为他忠诚，何况我孙登，还能闭口无言吗？希望父亲大人能留意听取采纳我的意见，孩儿也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孙登嘱咐手下人，待自己死后将此信交给父亲。当孙权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无语泪流。老年丧子已经很不幸了，更何况这个儿子非比寻常，他是自己一生的寄托。
孙登死的消息传出来后，豫章太守谢景无法克制自己悲伤的心情，竟然擅自去参加了孙登的丧礼，并向孙权请罪，请求免去他的太守之职。孙权告诉他，你跟太子多年，和其他官员不同。同时又派亲近的使者去慰问他，并告诉他，豫章太守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需要他来承担。是时，吴国上下哀痛不已，作为父亲的孙权更是以泪洗面多日。
那么，一位太子的死何以会引起孙权这么大的反应，做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太子孙登在孙权眼里、在吴国百姓心中到底是怎样一个太子呢？
孙登太子二三事(1)
公元221年，孙登被立为太子。孙权为了让其成材，特意安排了诸多才识品德兼备的名臣作为他的宾客朋友。于是，孙登遗嘱里所提到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被选入东宫。他们陪着孙登研读诗书，孙登若外出，他们就跟着骑马射猎。孙权觉得作为未来之主的孙登应该熟悉近代史，于是就希望他能读《汉书》。并特意让张休去研究《汉书》很有名气的张昭那里学习，回来后再将所学的传授给太子孙登。
孙登与这群大臣相处融洽，经常同乘一辆车，有时候因为听讲很晚，索性就跟这些人睡在了一起。这些人在一起俨然没有师徒、主仆之分。太傅张温跟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和太子最亲近，他要在太子身边回答太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应当任用德行杰出的人”。孙权以为然，就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陈表他们和孙登熟悉了以后，孙登就废除了中庶子的一些繁文缛节。有一次，孙登把陈表按在自己所坐的凳子上，陈表觉得这样很不好，孙登笑道：“您的学问理应坐在我上头。”
不久，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并让他兼任宫府留事。孙登时常出去打猎，本来应该走近道，但为了避开农民的庄稼，他宁可多走几里地。倘若在他打猎的地方有人种地，即使野兽横行，飞禽扑面，他也要换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不想打扰百姓种地。
孙登的母亲出身卑贱，而徐夫人对孙登从小就有养育之恩。后来徐夫人被废黜，住在吴郡，步夫人开始得宠。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步夫人对孙登经常有所赏赐，孙登只是恭敬地接受，从不推辞。徐夫人派人来赐给他的衣服，他必要沐浴之后才穿。孙权要立其为太子时，他却推辞道：“本立道才生，要立太子，应当先立王后。”
孙权笑道：“那么，王后，也就是你的母亲是谁？”
孙登回答：“母亲在吴郡。”
孙权不说话了，他本以为孙登会说是步夫人。徐夫人虽然被废黜了，但在孙登心里，一日为母，终身为母。其恭孝之道，在宫廷那样的环境下实在是难得。
在关于这位仁义太子的传说中，有一件事是经常被人拿出来传诵的，就是弹丸事件。有一次，孙登出外打猎，骑马飞驰时，忽然一颗弹丸从他耳边擦过。众人大惊失色，迅速将其围在中间，另外一批人找凶手。恰好有一人手提弹弓正在四处瞄准，这批人就把此人绑了拖来见孙登，此人已经是魂不附体。
证据似乎确凿，孙登的手下决定先将此人棒揍一顿，然后找棵树吊死他。孙登叫人找到了从耳边飞过的弹丸，又把那人所使用的弹丸放在一起比较，发现此人用的弹丸要远远小于那颗弹丸。于是，就把吓得魂不附体的人放了。
孙登手下的人说，即使不是此人所为，必有人要对殿下不利，还是杀一儆百的好。孙登却说，国家有国家的法度，如果我以太子的身份将此人处死，那么，我就是明知此人冤枉而滥杀。我不但犯了国家法度，还留下了骂名，一举两失，你们说，天下的百姓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我和父皇呢？
有人曾将孙登辨弹丸一事放进智书里，认为孙登很聪明。其实，但凡是个人就知道应该拿来弹丸比较一下，而这件事之所以被人人传诵，无非是因为孙登的美德，在三国时期，这种行为在一个储君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智慧了，形而上地认为，这该是一种仁德。
此事过去不久，又一件事被史家记载了下来。
有一天，孙登起来想吐痰，但找不到了那个可爱的盛水金马盂。本来，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贵重就贵重在它是太子的私人物品。经过侦察，孙登找出了那个盗窃的人，他的手下人还是给他出主意，先棒揍一顿，然后砍脑袋。孙登很生气地将小偷责备了一番，然后让他滚蛋，并且告诉手下的人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
当他的弟弟孙虑去世后，父亲孙权痛苦不堪，两天才吃一顿饭。孙登得知此事后，昼夜兼程赶到父亲所在地，对孙权说，“孙虑走了，这是命运。如今北方的土地还没有统一，四海之民都在翘首盼望得到解救。老天把这样的重担子交给父亲，可父亲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反而不思饮食，我真是为父亲忧虑不安。”
孙权这才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十几天后，孙权觉得自己没事了，就打发他回驻地。但他却恳求说，“儿子不能早晚向父亲请安，这就是不孝。陆逊在那里，难道父亲还不放心吗？我想再多陪父亲一段时间。”
孙权想了想，就把他留了下来。不久，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全面主持留守的政务。在此期间，因为诸多地方粮食歉收，盗贼滋生，孙登明确法令，从而防范了诸多想要趁势作乱的人。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中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情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品德无二，能力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将来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可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那么早地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众望所归的那个皇帝之位。
在他死后，孙权按照孙登的意思将另一个儿子孙和立为太子，这位第二任太子小时候就因母亲王氏得宠，很为孙权喜爱，十四岁时，孙权就为其安排宫廷禁卫，并找大臣传授其经传。孙和喜欢学习，对才学之士也很有礼貌，因而很受朝廷内外赞颂。成为太子后，他对政事的处理并不亚于孙登。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却是，因为没有了孙登，才显出了孙和的才能。
孙登死后(1)
早在孙登还是太子之时，因为自己母亲被废黜和自己身体常常感到不适的关系，他常想让出太子之位来。首先是孙权不答应，接着就是朝中但凡有点脑袋的大臣也不答应。因为无论从子嗣继承的传统还是孙登的品德能力来讲，他做太子是唯一人选。
吴主孙权生有七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和最小的儿子孙亮。帝王多子本是情理中事，孙权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也算是一明君。早在221年时，孙权为吴王，就把孙登立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孙登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都是三国时的名臣代表，孙权把孙登交给这些人，显然是对孙登寄予了厚望。241年，孙登一死，对于孙吴政权来讲，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当时在东宫的这些人所代表的利益也让后来的孙和与孙霸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孙登在这些人的熏陶下，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大量关于孙登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位最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后来在其传末评道：“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父亲还很健康的情况下早早地离开了，他并没有继承大位，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孙吴百姓的损失，更是孙吴政权后来出现波折的导火索。
孙权的第三子孙和在242年获得太子之位后，更是受到了连失二子的孙权的宠爱。正是基于此，他对孙和的培养绝不次于当初对孙登的培养。名儒阚泽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对太子孙和的教导可谓面面俱到，自己也是不遗余力：“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
《吴书》上谈到孙和，说，（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孙和被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为侍从。
这样的一群人在太子周围，自然会让以前跟着孙登的那些人聚拢过来。在这些人看来，孙和有能力，有品德，和当初的太子孙登不相上下，况且其所立符合了儒家的立长原则。当两位太子的力量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让孙权不得不抽时间想上一想。
大概也是出于对太子势力的忌惮，孙和被立为太子八个月后，孙权制造了一起事件，从此拉开了太子相争的帷幕。243年八月，孙权当着群臣的面封四子孙霸为鲁王，这其实并不算什么，但让众臣感到奇怪的是，孙权对这位鲁王宠爱备至，几乎比宠爱孙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不久，宫廷里便传出了孙和与孙霸不和的消息来。孙权知道后，大为恼火，下令以后两人不允许见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孙权是真想镇压太子身边的势力，还是愚蠢得没有了原则。身为帝王却不知太子之位的重要性和凶险性，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他的命令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因为在他的“帮助”下，孙霸的势力已经和孙和旗鼓相当了。两个人的斗争逐渐明显化，朝中大臣们自然也分成了两派。从而形成了太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相互倾轧。孙权这个老人寿命非常之长，孙和与孙霸斗了八年，他居然还不死，但是，朝臣们的互相倾轧已经让他感觉到了朝堂危机。一次，他对亲信说：“兄弟不和睦，臣下又分成两派，事情不太好，万一发展到当初袁氏那样，就不好收拾了。”
他首先对朝臣们下手，先是对支持太子孙和的朝臣进行谴责、流放甚至诛杀，接着就对付孙霸集团中的大臣们。在经过了血腥屠戮后，两党斗争才算告一段落。最后，在250年，他废黜了孙和，又赐孙霸死，改立他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要知道，当时他剩下的几个儿子里还有五子孙奋和六子孙休没死呢，但他却立了最小的孙亮。两年后，孙权终于归西，继位后的孙亮才十岁，愚蠢与否不得而知，但因为年幼而无知却是肯定的了。这样一个小皇帝最终把孙吴政权拖进了万丈深渊。
我们现在看那段历史，觉得很奇怪，孙权的七个儿子，其中两个是病死的，两个是被他杀的。这四个儿子其实都很优秀，而最优秀的孙登之死对整个事件的影响是最大的。试想，如果他不死，以后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孙登在太子之位上长达二十一年，从未做出任何让孙权怀疑的事情来。这就足以说明，无论孙权以后会做出多么愚蠢的举动，也绝对不会废黜孙登。况且，孙登曾让过太子位，这就更加强了在孙权心里的好印象。
孙登死后，围绕着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在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例来。孙权虽然暂时以断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遗患已成。
我们在惋惜孙登早逝的同时，也该责难他：为什么不好好注意身体，而引起了后来孙吴政权那么大的风波来！
遗嘱中的奥秘(1)
孙登留给孙权的遗嘱，如果只看字里行间，大概无非是想要孙权注意身体，并妥善安置好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大臣。但如果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仔细分析，这份遗嘱实在是当时对孙权的种种举措的不认可与对时政的精彩剖析。
早在几年前，吴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吕壹事件”。吕壹靠溜须拍马得到了孙权的重用，任命其为“校事”，又给了他“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的权力，专拿江南豪族下手，且连尚书令顾雍、上大将军陆逊也被他们咬上了，可谓权势熏天。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恰是豪族同皇权矛盾的曲折体现。当吕壹因污陷朱据被抓住罪证后，孙权即“亦觉悟，遂杀吕壹”以安慰大臣。但这件事情虽然结束了，却在诸多大臣心上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孙登在遗嘱中劝孙权修黄老之术，意思是想让这位父亲以无为来治理国家，很含蓄地表示了他对父亲因猜疑而乱杀功臣的不满与担忧。
在遗嘱中，他从弟弟孙和开始，列举了过去与他共事过的东宫属官，希望父亲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才干，分别予以重用，继续信任他们，并特别恳请孙权凡事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天下百姓之心为心。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十年之内，就会收到“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的效果。孙登还在遗嘱中对于当时吴国的刑法严酷，徭役纷繁，建议孙权宽刑轻赋，以顺民意。
从上可以看出，孙登素来是关心时政并了解民情的，他临终时对父亲所上之言，可谓中规中矩，语重心长。孙权当时看了很是感动，并且也很认可。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孙登的遗嘱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实际上，孙登的遗嘱正是对孙吴政权所以存在的最好写照。我们可以来看，孙吴政权几番经营而拥有江东，与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这里面固然有孙策和孙权二人的雄才大略，但将那段历史仔细读之，发现，两个人的雄才大略固然是一个因素，可有许多英雄豪杰的帮助才是他们得以成为东吴王者的最主要因素。
第一个就是周瑜，这个被崇拜诸葛亮的人称为心胸狭窄的人其实并非如此。孙权刚刚执掌东吴大权时，鲁肃打算返回北方。周瑜就劝他留下，并把他推荐给孙权说：“此人的才能适宜辅佐您图成大业，应当广泛搜求像他这样的人才，来成就功业。”
在临终时，周瑜又给孙权写信说：“鲁肃忠贞刚烈，遇事精心认真。如果让他来代替我，我就是死也放心了。”这样，鲁肃在周瑜死后就接替了他的职位，掌握兵权。
后来任寻阳令的吕蒙本是一个武将，学识浅薄，后经孙权劝告，发奋读书，长进很快。文韬武略无所不知。鲁肃见到他说：“现在您的才能和谋略，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我将拜见您的母亲，并且要和你结为金兰。”这意思很明显，等鲁肃离开后，吕蒙就代替他执掌吴国的军事。
后来，吕蒙率军屯驻陆口，声称有疾病返回了京城，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您肩负重任呢？”
吕蒙回答：“年轻将领中陆逊深谋远虑，才能足以胜任重担。仔细地观察他谋划思虑，终究能够肩负大任，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
这四个人被《容斋随笔》的作者宋人洪迈称为孙吴四杰，他们在其任上都对孙吴政权做出了贡献，分别打败过曹操、刘备。
孙登的遗嘱里让父亲善待自己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四个人将大任交给下一个杰出人物的翻版。从这一点上讲，孙吴政权的存在无非是靠人才济济。
我们仔细读孙登的遗嘱，就会发现，他对整个国家的担忧是多么的沉重。他对父亲的种种举措是多么的担心，在他的遗嘱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臣子对国家的无限尽忠之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无限敬爱与温柔的告诫之意，是一个未来皇帝对自己不能承担大任的深深的忏悔。
如果说，孙登的遗嘱里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也只能是说，他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潜在危机，他看到了父亲处理一些事情的不正当方法。他想用自己最后的话来唤醒父亲，希望父亲能按照自己所布置的一切走下去。
可惜，这一切并没有被孙权所采纳，在他死后，孙权的昏庸导致了孙吴政权的崩溃。我们不可以假设孙登若在，孙吴政权是否能永远地存在下去。因为孙登毕竟死了，他的死于生者来讲是大痛苦，于整个孙吴政权来讲是最大的不幸。
昭明太子：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太子
洁身而去(1)
公元531年三月，梁武帝太子萧统在他所建的后池游园。他先是在岸上走了一会，接着就想下池去采摘荷花。陪他上船的人看他心不在焉，就有些担心。他们知道，最近宫里的诸多传言或多或少地对这位太子产生了一些影响。雕着鲜艳花朵的船行驶到池子中央时，忽然船身一震，萧统因为正站起来摘一朵荷花，重心不稳，掉进了池子里。船上的人吓坏了，慌忙跳进水中救太子。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太子弄到了岸上，经过一阵摇晃叫喊，太子醒转过来了，忽然就很痛苦地叫了一声：腿。
众人一看，太子的腿鲜血淋漓，可能是被池子里的植物刺破了，众人又把他扶回寝宫，有人就想去报告给皇帝，被太子拦住了。太子说，父亲已很忙碌，何必为这一点小伤去惊动他老人家呢。
但许多天后，伤口仍不见好，腿又肿了起来。梁武帝见太子多日不露面，就派使者过来探问，太子只好以偶感风寒为借口打发了使者，并勉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自己是小病，不要为自己担心。
可到了四月份，病情突然恶化。太子在床上几乎不能动，浑浑噩噩。侍从们不忍心看到太子这样，便找一个人偷偷地去告诉梁武帝。梁武帝闻讯后，立即赶过东宫来，是时，太子已永远地离去了，年仅三十一岁。
梁武帝痛不欲生，老泪纵横。下诏书让用天子之礼殓葬太子，加谥号为昭明。五月，葬于安宁陵，下诏命司徒左长史写作哀册文。太子之死震动朝野，京城男女奔走宫门吊丧，人群塞满了道路，哭声震天。其他地方的人民知道了太子的死讯后都极为哀伤。531年四月的梁朝上至天子下及万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526年十一月，昭明太子的母亲丁贵妃去世。昭明太子派人买到了一块好墓地，正要准备修葺下葬母亲时，有一个卖地的人找到了梁武帝身边的太监俞三副。跟他讲，自己有一块地很想卖，如果能高价卖给太子，俞太监可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俞太监心动，便跟梁武帝说，太子现在要安葬母亲的那块地不是不好，但有一块地要比这块更好。
梁武帝问道：“墓地有好坏之分吗？”
俞太监急忙道：“当然有，您的夫人的墓地或多或少地对您有一点关系啊。”
梁武帝大惊，“好，你让太子换墓地。”
就这样，昭明太子把母亲安葬到了俞太监买回来的墓地里。过了不久，有个江湖术士看了那块墓地后，跟太子说，“这块墓地折您的寿啊。”
昭明太子也大惊，“我该如何是好？”
术士道：“可设法延长寿命。”
按照术士的交代，昭明太子将制成的蜡鹅和各种物件埋在了墓旁。本来，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埋在土里的东西，很难见到天日。况且，昭明太子只是为自己着想，并无谋害他人之意，说穿了，无非是为自己祈福罢了。可因为两个太监（又是太监！），这件事居然成了昭明临死时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恨事。
这两个太监的名字叫鲍邈之和魏雅，两个人都很受昭明太子的喜爱。但后来，太子疏远了鲍太监而更加对魏雅亲近。鲍太监就把自己在东宫听来的事情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心下怀疑，但还是派了几个人去墓地挖了一回。果然，挖出了东西来。梁武帝大怒，准备将此事一查到底，幸好有大臣觉得此事只是小人从中作梗，况且，昭明太子平时所为没有一点不孝的痕迹。如果这样地查下去，对太子很不利啊。
梁武帝想到了太子平时的孝道，觉得也是，但此事不应该就这样不了了之，他将那个术士捉了起来，杀掉。太子因为此事，总觉得对不起父皇，在他临死时，还跟侍从说起此事。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为自己祈福，想不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诅咒父亲了。
这对昭明太子来讲，简直就是大不孝。他当初对母亲是何等孝顺，母亲死后，他从丧处徒步走回东宫，直到母亲入殓，滴水未进，每次一想到母亲，就会哭得昏天黑地。父亲给他带信说，哀伤不应毁伤天性，圣人说，如果一个人经受不住死去的人给自己带来的感情，那就等于不孝。我还在世，你却如此，你对母亲有孝心，难道对我就没有了吗？
昭明太子这才忍住悲伤，开始努力加餐饭。丧礼过后，太子整整瘦了一圈，当太子以瘦弱之身入朝时，大臣们无不为之感动而落泪。可他却在墓地这件事上做出了对父亲不孝的举动，在他有生之年，如何肯原谅自己呢？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明白，他的本意并非是诅咒父亲，但小人们的解释其实也不无道理：只为自己祈祷长寿，而不理会父亲，这就是不孝。
在池子中落水，伤情即使有大碍，无非是身体上的。作为帝王之子的昭明太子养尊处优，又有御医服侍，即使不能安然好转，也不至于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死掉。或许，过多的还是那件墓地事件以后，昭明太子始终充满了自责。在心理上，他其实早已病倒了。
在他死后，梁武帝其实并没有原谅他。昭明太子的儿子并没有按照礼制被封为皇太孙。这也说明，墓地事件的确成了梁武帝心中永远的痛，即使昭明太子已经死去，在其内心深处，他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儿子的所为。
太子之死归根结底于长满了荷花的池子，或许，上天对这位太子仅有的一点公平就体现在这里吧，是让他洁身而去的。
维摩时时显聪慧
昭明太子名萧统，字德施，小名维摩，梁武帝在近不惑之年，维摩来到了人间。502年，梁武帝立其为太子，当时因为年纪幼小，所以就住在宫里。到了507年，太子出宫住进了东宫。萧统的聪明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三岁时学习《孝经》、《论语》，五岁时已读遍《五经》，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510年九月，他就能在寿安殿讲解《孝经》，讲起书中大义头头是道。引得大臣们称赞不已。太子十二岁时，在宫中看到狱官办理案件评议罪犯的事，便问左右官员，这些人是做什么的。有人回答他，这些人是司法的廷尉官员。太子道：你把他们的文书拿过来给我看。翻了一遍后，他发现上面的罪犯都很可怜，就说，我能代表你们判决这些人吗？主管官员见到这个小太子很认真的样子，就说，当然可以。不过，殿下您要知道这些人所受刑罚可是很重的。
维摩点头，就在文书上开始写起判决书来。主管官员拿到文书后，只见上面的所有罪犯都签判打五十杖。他不知该怎么办，就去问梁武帝。梁武帝大笑，说，既然你跟太子说了他可以判决这些人，那么，就按照他判决的去执行吧。
从这以后，太子经常对案件进行审理，主管官员认为太子只是仁慈，所以，只把想要从宽发落的案犯的案子交给太子。但有一次，主管官员呈上了一份建康县令审判的一件诬告人诱骗人口的案子，案子翻过来后，县令认为太子之仁慈，若审理此案必会从轻发落，就只将诬告人打了四十下屁股。太子审理后，道：“他要是犯了罪，便应该全家妻儿同受刑罚，如今只是宽大不按罪判刑，难道可以轻罚了事？”下面人问该怎么罚，太子道：“罚他去服冶铸劳役十年。”
后来诸多官员才知道，太子虽然仁慈，但对于故意犯罪之人却很严酷。由此也明白了，太子除了仁慈之外，还有智慧。
522年，昭明太子的叔叔萧憺去世。按照旧礼仪，长辈死后，东宫在丧礼方面不能和旁系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昭明太子不得对叔叔的死有任何表示。一切文书信件都要按照平常的样式进行。昭明太子觉得这种规定很可疑，他跟太子仆刘孝绰谈论此事。
刘孝绰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张镜的《东宫仪记》所赐。其中有这样一条：朝廷有发哀出丧的事，东宫停止奏乐一个月以上；鼓吹乐队也要停止演奏，穿丧服的期限和上面相同。丧礼不和旁系亲属发生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解除丧服，丧服虽然可以脱掉，但是悲伤之情又怎能卸去呢？既然有悲伤的情感，书面上应称‘兼慕’，过一个月停止号哭之后，依照常规可以奏乐，称为‘悲竟’，这样才有道理啊。”
最后，刘孝绰认为，叔叔死了，东宫应该自称“兼慕”，一直到停止号哭之后。
于是，昭明太子下令说：“张镜《东宫仪记》在旁系亲属问题上有一些不合人情之处，我认为，张镜前后矛盾，首先他说太子要停止奏乐一个月以上，但却说东宫不能和旁系丧礼发生关系。那么，东宫是该悲伤呢还是只休息一个月，一个月后再奏乐玩乐？”
张镜是南朝宋人，少时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饮酒谈义，喧闹呼叫，而镜静默无言。后延之闻镜与客谈，辞义清雅，心内折服，自此不复酣叫。在新安太守任上时撰《东宫仪记》，遂成后世东宫之必学礼仪教科书。
昭明太子却对这样一本权威教科书提出质疑，很是难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后来《昭明文选》的流传后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仁义太子(1)
520年左右，梁军北伐，京城米价因此暴涨。昭明太子下令节衣缩食，每当大雨大雪过后，太子都要派心腹官员到巷里去仔细查看，看到贫困人家或有流离失所在道路上的人，就拿米救济他们，还将东宫的绢帛拿出来送给衣不蔽体的穷人们。在那几年，昭明太子让东宫的人做了上千件衣裤，在寒冷的冬天施舍给那些穷苦人们，但却吩咐下面，不要让这些人知道是自己给他们的。如果有人死在大路上，太子就命人将其好好安葬，并告诫下人，不要说是自己的主意。这真有点“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
有一次，他看见宫中警卫手里拿着荆条，这是一种浑身长满了刺，打在人身上能让人求死不能的东西。太子叫过来警卫的头人，问道：“你们拿着这东西做什么？”
警卫头回答：“用来驱逐宫外的闲人。”
太子摇头，“驱逐人可以用嘴巴，何必用这种东西呢？”
警卫头又回答：“殿下，这是历来的规矩。”
这种规矩其实可以解释为：谁手里有大棒，谁就是强者，强者手里必须要有大棒。
太子回到宫中，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找到警卫头，道：“其实你们可以换成小木板子。你们用它无非是驱逐闲人，而不是杀人。”
警卫们后来就把手上的荆条换成了小木板，每个人手里拎着一块板子，看上去很滑稽，但太子却觉得，木板不能伤到人，即使滑稽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昭明太子吃饭时经常会发现碗里有苍蝇之类的小虫子，他就偷偷地把它们拿出来放到盘子边，不让人知道。因为他不想为此而让厨师知道自己失职而担惊受怕。当时宫中流行赌博，即使是小孩子也对赌博产生非常大的兴趣。梁武帝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就立下严酷刑法，一旦捉到赌博之人，就处以极刑。昭明太子知道后，跟手下人说：“这些人虽然赌博，但他们用的是自己的钱，并没有侵犯公家财物，刑罚如此严酷，似乎与人情不符。”
过不久，他又跟父亲提到此事，梁武帝表示赞同，并让他修改惩罚限度。太子下令：老百姓赌博判徒刑三年，士人赌博免官。他将以前法令上规定处死刑的都改为无期徒刑，自此以下都减刑一半。
这些事情被明明白白地记载在昭明太子的传记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到底有无，而是想告诉人们一件事情：昭明太子之死无论是对梁朝还是对历史，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小的损失。
但为什么仁义之人往往早死，而继之而起的人大都以不仁不义著称于历史呢？如果说好人不长命，那么，为什么这句话偏偏要落到昭明太子的身上，而不是别的好人身上？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昭明太子之死导致了他后来的儿子不能被立为皇太孙，不能继承梁朝大统。有人说，这是因为昭明太子与父亲的那场坟墓事件。但我们再重新分析一下梁武帝这个人，就能明白，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昭明太子的儿子那时还小，作为并不昏庸的梁武帝来讲，小孩子不足以托大任。
我们说这一点，无非是想说明，昭明太子的仁义在信佛的梁武帝那里是被认可的。昭明太子的死让这位皇帝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孙辈里能否还会有第二个萧统，他只是知道，一个优秀的接班人就这样消失了，留给他的只是萧统的仁义道德和文采风流。
公元520年，梁武帝萧衍为扩大佛教的影响，亲自登台宣传佛家教义。昭明太子也随之信仰佛教，并读遍了佛教经典。并且在宫内建立慧义殿，作为集会之所。他还招引一些著名僧人谈佛论禅。
因受儒家思想影响，太子特别喜欢与有才学的人交往，他常常和文人学士一起讨论典籍，谈古论今，还著书写文章。到522年时，萧统诗文的数量已经不少，许多文人学士都要为他编纂文集，而萧统只命刘孝绰编定他的文集，并且让他写了一篇序。
我们一谈到昭明太子，就会想到《昭明文选》，这是因为这部书对后来的文人们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唐朝时就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
也就在522年，《昭明文选》开始编选，到他母亲死时，足足用了五年时间。当时萧统藏书近三万卷，许多著名文人学士都聚集在他身边，太子特意建造了“乐贤堂”，让画师把当时一些著名文人都画出来，挂于堂中。无数的文人为他编选《昭明文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群文人在一起，自然就会有矛盾，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弊端。萧统却很善于处理身边文人学士中的矛盾。有一次，刘孝绰作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但却把自己的老母亲留在了原来的宅子里。当时御史中丞到洽就参奏了刘孝绰一本。刘孝绰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弟弟一听有人欺负哥哥，就大笔一挥，写了一封信，信里列举了到洽令人不满的十件事，字里行间表现了对到洽的鄙视。同时另写一本呈奏萧统。萧统接到之后，看也不看，就叫人把信烧毁了。刘孝绰兄弟俩和到洽见太子如此，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文人如此，但对其他贵族，萧统却常常给其以难堪。萧统喜爱山水，于是就在玄圃中建造亭馆，与身边属员和文人学士游宴其中。有一次，他于后池泛舟，番禹侯大谈此间当奏女乐，太子不答，却吟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搞得这位侯爷不声不响，脸红耳赤，下船走了。
事实上，萧统在东宫二十年，从来就没有畜养歌舞伎人，梁武帝曾赐给他一支太乐女伎，不久，这些人就被太子送了回来。
昭明太子死后(1)
昭明太子死后，其弟萧纲被立为皇太子。事实上，萧纲被立为太子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大通三年（529年），昭明太子的“墓地事件”不久，萧纲就被梁武帝征入朝。这个时候，昭明太子就跟左右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和弟弟萧纲下棋。后来，我以班剑授之，弟弟就走了，难道这预示着我将太子之位让与他了？”
这个梦是否真的是昭明太子所做，已经没有探讨的必要。梁武帝在这个时候招萧纲入朝，在昭明太子看来，就是要废他而改立弟弟为太子。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个不知有无的梦只不过是他把这种“认为”说给大家听罢了。
昭明太子死后，梁武帝却又招其子、时任南徐州刺史的萧欢入京，据史料载：梁武帝“欲立以为嗣”，但一个月后，又将这个孙子“遣还镇”，而确定以萧纲为嗣。梁武帝给出的理由是：因天下未安，择嗣须重贤德，故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伯邑考为周文王长子，文王以次子姬发贤而越次立嗣，是为武王。但这种情况在封建正统国家是很少出现的，但在梁朝却出现了。正常情况来讲，按照封建礼法，萧统死后，以“世嫡孙”萧欢为嗣，于义为顺，那么，立萧纲为嗣就属于“越次”之举，梁武帝很担心这样做会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就援引周文王之例，来说明这是一个必要的非常决定。
我们暂且不讨论梁武帝立萧纲的理由是什么，或者如他所言，必要立一有德之人，或者如野史所云，是因为嫉恨萧统在母亲坟墓前做的好事。我们只是想说，萧统死后，无论立谁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萧统太优秀了。从发生的事件来看，也的确如此。萧纲虽被确立为太子，但他作为储君的合法性问题并未就此了之。萧统的仁德之名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况且，许多人也知道了坟墓事件本是别人的诬陷，他又那么早地死去，同情他的人自然是数不胜数，更引起了许多人内心的不平。
历史记载：“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赴宫门，号泣满路。”现在看来，这种气氛确实是有点不寻常，大家对他的感情比对皇帝还要深。让萧纲恼火的是，自己继承太子之位从外人看来，似乎是从萧统儿子萧欢手中抢来的。这就更容易使许多人的不平心情变得愈发强烈。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梁武帝为立萧纲为皇太子之事找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朝野仍然“多以为不顺”，《南史·梁武帝诸子传》更记载为：“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口尊口沓。”
曾为萧纲晋安王主簿的周弘正也特地奏记萧纲，劝他谦让。甚至到后来乱臣侯景叛乱的口号就是“次当支庶，宜归正嫡”。梁朝自昭明太子死后的政局始终不稳，完全可以归罪为昭明太子。
梁武帝精力充沛，一生共有八个儿子，依次为：萧统、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这八个儿子里除了昭明太子萧统和三儿子萧纲还算人以外，其他几位都不成器。第二个儿子萧综生时被封为豫章王，有一天，不知道他抽什么风，怀疑自己的爹不是梁武帝，就收拾了一下于525年逃到了魏国。梁武帝大怒，削其爵夺其封，撤除属籍。
昭明太子死后，自然萧纲是太子的最佳人选，但如前所言，这样的立嗣法违反了惯例，引起了太子诸子和萧纲其他兄弟的不满。大家都以为自己与萧纲一样有资格继承大统，所以对萧纲充满了仇恨，这些人之间也充满了仇恨。在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根导火索，就足以爆发各派力量之间的争斗。
梁武帝八个儿子中，萧综以外，四子萧绩封南康王，死于529年；五子萧续封庐陵王，死于547年。萧续死后，存者唯太子萧纲、六子邵陵王萧纶、七子湘东王萧绎、八子武陵王萧纪四人。
邵陵王萧纶自幼聪慧，博学能文，但性格暴躁，喜怒不定，行为怪诞。他在任南徐州刺史期间，经常扮作杂役模样，在市井闲逛。一次，他问一个鱼贩对刺史印象如何，鱼贩随口答道：“是个暴虐之徒！”
他哈哈笑完，抽出刀来就把鱼贩杀死了。本来，一个刺史杀一个鱼贩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可这种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一次，而是很多次。对他的行为怪诞，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有一次，他在街上闲逛，忽然遇到一辆丧车，不知是抽什么风，竟抢上前去，夺过人家的孝服穿上。扮作孝子，匍匐号啕，可谓丑态百出。
萧统死，萧纲立，萧纶以为“时无豫章（萧综），故以次立”。这就是说，萧纲被立为太子，在他心目中是“兄终弟及”。他的五哥萧续一死，他觉得只要父皇和太子三兄萧纲命不长，皇帝的宝座便是他的了。这个“博学能文”的混账就打听了父亲的活动，然后派伏兵准备刺杀梁武帝。幸好被宦官张僧胤探知，梁武帝的一条老命才保住了。可信佛的梁武帝不忍处罚，大哭着教训了他一番完事。但这件事以后，他并没有放弃杀掉父亲的决心。
不久，他就以请罪之名向宫廷献名酒曲阿酒一百瓶，梁武帝有了上次的教训，不敢饮用，将酒赐给宫中宦官，饮者不久即便死去。即使如此，梁武帝也不忍处罚，只是在宫中多置卫士，严加守备而已。
第七个儿子萧绎性好矫饰，多猜忌，趁着侯景之乱，拥兵自守。景乱未平，湘州刺史河东王誉趁机起事，朝廷遂派大将王僧辩先东下讨伐侯景，后再平誉。552年侯景之乱平，萧绎即位于江陵，并击败与之争位的武陵王萧纪。555年，西魏攻陷江陵，萧绎被杀。临死前，他烧了自己所收藏的大量书籍。
梁武帝的第八个儿子萧纪更是混账透顶，公元552年，他拥兵自称皇帝，用黄金、白银做成一斤重的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出征打仗前，他把金饼、银饼拿给将士们看，但并不分给有功的人。他的军队被他哥哥萧绎打败溃散，梁兵追赶萧纪。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他的梁兵：我用这金饼雇你，送我去见我七哥。追兵说：我先杀了你，金饼会跑到哪里去！那追兵手起刀落，结束了萧纪的性命，随手又取了那些金饼。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知道，萧统的死其实就是梁朝灭亡的先兆。虽然他弟弟萧纲在品德与能力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毕竟这个太子之位来历不正，引起后来的诸多内乱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天要灭梁，才让昭明太子死掉，才让梁武帝的那些儿子个个猪狗不如？昭明太子的品德与能力并不是与这些家伙比较而得出来的，就如一块金子，无论与任何东西比较，它都是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子。
一位不可多得的仁义太子，在青史上所留下来的美名却是《昭明文选》，从他的仁义上来讲，是不是一种悲哀？我们记住了他的风雅，却对他仁义的观察几乎于若隐若现，昭明太子在天有灵，岂不会痛哭？
太子刘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谦让之路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谦让之路
没有人逼迫他，包括他的父亲刘秀；也没有人暗示他，包括他的弟弟刘庄；完全是他出于本意而主动让出了太子之位。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东海恭王，东汉光武帝的太子刘强。《后汉书》评价其为“谦谦三让，实惟恭王”。和后来的李成器让太子位相比，他的“让”更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完全有能力做好东汉的第二代皇帝，也有这个资格。他死后的丧礼仪式近于帝王，但丧礼的节俭又和平民百姓相同。各种原因，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身后殊荣(1)
公元58年，光武帝刘秀死的第二年，当时东汉的“东海王”刘强病逝，年仅三十四岁。临终前，刘强给弟弟汉明帝刘庄写了一封信，读来让人泪水顿下，心脏绞痛。
我蒙受父亲和兄弟们的恩遇，得到了两国的封地，还有超越礼制的宫室礼乐。你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今生无以回报。由于我没有保重身体，常年患病，让皇太后和皇帝担忧，频频地派来太医看望，我想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但所有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很惭愧。我死后，请皇上照顾我的儿女，为我的女儿们找到一个好丈夫。如今父亲去世，皇上一定要加意孝顺母亲，在饮食起居上定要让母亲满意。另外，向其他的弟弟们辞别，从此，永远不能再相见了。
汉明帝和母亲阴丽华读了这封信后，失声痛哭。他失去了一位好哥哥，如果不是这位哥哥把太子之位让给他，他怎么能有今天？！
他忍住悲痛，下令以皇帝的仪仗为刘强举行隆重的葬礼，他亲自和皇太后出洛阳津门亭发哀。又特遣司空持节主持刘强的治丧事宜。并要求诸王诸公主诸外戚诸侯必须参加。刘庄所做的一切大概也算是对兄长礼让太子的回报与奖赏吧。
汉明帝对这个哥哥太了解了，谦恭、节俭，事事小心谨慎。所以，在以天子之礼为刘强治丧的同时，又特别诏令不许厚葬。要求随葬之物一律从俭，以彰刘强独行之志。
所以，挖到刘强墓的盗墓者们气得直想骂娘，因为里面的陪葬物品和老百姓死后的陪葬物品没有什么区别。
刘强的品德与经营东海的作为在东汉皇族中影响深远，几代皇帝对他都甚为怀念。后来的汉章帝、汉安帝都到过刘强陵墓所在地鲁城祭祀过这位一直活在他们心里的祖宗。特别是明帝刘庄，在这位天子心里，长兄刘强的言谈举止始终在他脑海里萦绕。刘强去世五年后，明帝到鲁城住了一个多月，以示对哥哥的怀念。九年后，明帝又诏广陵侯和他的三个弟弟一同到鲁城的陵墓祭祀这位哥哥。
如果我们仔细读那段关于东海王的历史，就会发现，明帝之所以在刘强死后谥其为东海恭王原因就在于刘强的让太子之位和治理东海的成绩。在刘强的遗书中，他谈到自己身受两国之封，很是惭愧。而这两国就是东海和鲁郡共两郡二十九县，租税收入数倍于其他藩国，东汉时期最大的藩国就是东海国，其都城则是刘强陵墓所在地鲁县。当初，明帝刘庄被封为东海王，但刘秀并没有给他鲁郡。所以，真正的东海王，拥有两郡二十九县的东海国第一任东海王就是刘强。
刘强本性谦恭俭约，加上缘于父亲对自己的过分错爱，所以在其在世统治东海国时，多次上交钱财帛布给朝廷以助国费，为朝廷着想、出力，以尽屏藩之责。他只是在尽自己之力为朝廷出该出之力，而刘秀见他如此有功于朝廷，更是心上不安。于是，对他的赏赐越加厚重。也正是因此，刘强总感觉父亲对自己太过于宠爱了。他曾不止一次上疏请求父亲照顾一下其他的弟弟，但刘秀总觉得对不起这位让出太子之位的东海王。父子俩都铆足了劲地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为对方尽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
刘强的死对于汉明帝来讲是失去了一位非常好的兄长，对皇太后来讲是失去了一位非常孝顺的儿子，而对于东汉来讲，则是失去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藩主。
在刘强身后殊荣还没有褪去一点星光的时候，其义子刘政继承王位，这个不孝儿子远不如他的父亲，其在东海的所作所为被史书称为“淫欲薄行”。在参加叔父中山王刘焉的葬礼上，这个瘪三竟把刘焉的姬妾徐妃据为己有，明帝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只削他一县以示惩罚。
只因有母
公元25年，刘秀中兴汉室，史称其所建政权为东汉。同年，刘秀的老婆郭圣通生下一儿，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东海王刘强。刘秀事业后代两丰收，大喜，第二年就立郭圣通为皇后，立这个孩子为皇太子。刘强懂事起就继承了父亲刘秀的聪明与仁慈，刘秀虽然也是开国皇帝，但在其登基称帝后，他并没有如其他皇帝那样大肆屠戮功臣，而是给了功臣们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圆满结局。
我们来看，从其立为皇后的25年到被废的41年，共在皇后之位上十六年，这十六年时间里，她无时无刻不在对刘秀进行百般刁难，并把这种愤恨发泄到其他人身上。略正常一点的人就该明白，如果有人用十六年时间对你百般刁难和责难，并且在你面前总摆出一张驴脸来，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何况是皇帝，有着生杀大权的天下之主。
在她被废后，阴丽华和刘秀总觉得对不起她。其实这种对不起的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太子刘强。在母以子贵的社会里，母亲被贬的下一步就是儿子被黜。可刘秀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废黜太子而改立阴皇后的儿子刘庄。
况且，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朝中大臣们也没有谁拍皇后的马屁而上疏请求改立太子，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平静，就仿佛根本没有废后一事，仿佛刘强还有一个皇后母亲坐在刘秀身边一样。但这种安静终于被打破了，打破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强自己。
二让东海
当刘强到了东海国，发现自己所拥有的辖区竟然还包括鲁郡时，他又开始慌了。接连给刘秀写信，认为自己只拥有东海国就可以了，不需要鲁郡。刘秀不答应，坚决地不答应。对这位有着儒者气质的皇帝来讲，儿子没有成为未来的皇帝已经是十分对不起儿子了。那么，必须要在其他地方给予补偿。
刘强又开始在东海国过上了惶惶不安的生活，他的舅舅郭竟总是劝他，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的恩赐，理应好好享受才对。刘强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无德无能，却拥有这么大的封地，其他兄弟会怎么想？其他兄弟想明白了还可，万一兄弟里有脑袋是一根筋的把这种想法跟父亲说了，一次不动摇父亲的心，二次、十次，父亲肯定会把自己的封地收回去的。与其以后收回去，倒不如现在就不要。
刘强的心理疾病又开始发作了，倘若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想法，我们把一生最重要的东西送给了别人，我们就会有施舍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是有功利性的。因为在我们正常人看来，他会感恩。而这个人给的东西，我们会心安理得地接受。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刘强之所以一让太子，二让东海国国王，是因为当时的宫廷斗争太过于激烈，稍不留意就会身败名裂。再说他母亲郭皇后，之所以总无事生非，是因为她的舅舅刘扬造反而被刘秀诛了，因为没有了靠山，所以郭大小姐感到了自己的危机。实际上，没有人给她危机，给她制造了危机的人恰恰是她自己。因为是刘秀的同乡，所以阴丽华在朝中的势力肯定有，并且还很大。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因为势力大，她就一定要争当皇后？这和“因为卖酒必须要喝酒”是异曲同工般的扯淡。
既然是这样，问题就出在刘强自己身上。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无非是因为读了几本宫廷斗争史的诸多瘪三臣子对他的影响。当他还是太子时，有个臣子就跟他说，“太子，你长久坐的是一个危险万状的位置，也是一个使皇帝感到痛苦难解的位置。不但有违孝道，事实上也杀机重重。历史上不少例证，帝王是明智的帝王，儿子是千古的孝子，结果却因为芝麻绿豆小事，反目成仇。《春秋》里，特别指出：子以母贵。为你自身的利害打算，不如辞去皇太子，逃出是非窝。”
刘强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宫廷必须要有斗争，有斗争要斗，没有斗争创造斗争也要斗。还有那群自以为读了历史、得到经验的臣子的影响，他自己也彻底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有斗争的，特别是离皇帝越近，斗争就越惨烈。可他似乎忘了一件事，刘秀不但是皇帝，还是他的亲生父亲。
刘强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所处的位置想象成地狱，而不是天堂呢？！
刘强在管理东海国的五年后，也就是公元57年，刘秀去世。就在这一年，刘秀的不孝儿子山阳王刘荆写了一封匿名信。这封匿名信是以大鸿胪郭况的口吻写给刘强的。当刘荆让自己的奴仆把这封信送给刘强，刘强看完信后几乎晕倒。
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刘强无罪而被废去皇太子之位，母亲郭后也遭罢黜屈辱，劝刘强回到东方起兵，夺取天下。并且说：“高祖起兵时，只是一个亭长，陛下在白水乡间，兴起了大业，何况大王身为陛下长子、原来的储君！您应当做秋天寒霜，肃杀万物；莫做圈栏之羊，受人宰割。皇上驾崩，民间百姓尚且要做强盗，准备有所图谋，何况大王呢！”
刘强在没有晕倒前，就把冒充信使的刘荆的奴仆捉了，将原信封好，快马送到京师明帝刘庄处。严刑拷问之下，明帝知道了是刘荆所为。但念及是同母胞弟，便将此事保密，命令刘荆离开京城，移居到河南宫。
刘强在这件事上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稳定大汉江山，而是出于慌张下的避嫌。这件事以后，刘强又上疏，跟第二个皇帝要求让出东海国的鲁郡。刘庄不允，阴丽华更是不允。
在刘强于东海国的前五年，他似乎在和朝廷联系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只是在让东海国，虽然，这种“让”如同弹力球一样打在墙上又弹了回来，但刘强还是费着气力不停地在向墙上扔球。
心理疾病与生理疾病(1)
公元58年，东海王刘强病逝，年仅三十四岁。他在遗嘱中说自己不注意身体而得了重病，让父亲和母亲为之担心。从各种零星的史料来分析，刘强对自己的身体是很在乎的。在东海国的六年时间里，政事上有郭竟，生活上有诸多人伺候，刘强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那么，他所谓的不注意身体只是对皇帝的客套话而已。
从刘强的一生来看，他的疾病应该与心脏有关。也就是说，一直生活在惶恐中的人心脏肯定有问题。这种人生性敏感，一点点小事都能让他绞尽脑汁。至于更大的事情，比如刘秀对他的特别赏赐，他更是翻来覆去地想。至于他到底在想什么，应该是，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心理疾病越来越重，最终导致了生理疾病。
早在他当太子时，刘秀曾经问过他政事。当时东海国附近有妖民作乱，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当时的东海国国王刘庄。他给父亲的回答是，应该加以剿灭。而刘庄的回答是，放纵之，原因是，这是一群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奋斗目标的乱民，不用去招抚，也不用去剿灭，关闭所在地之城门，他们闹够了，自然就散了。
事情果然如刘庄所料，几个月后，乱民平息。刘秀在这件事上虽然没有怪刘强的卤莽，但却对刘庄的计策表示了赞赏。
我们举这件事，就是想说明，刘庄是有资格当皇帝的，至少在计谋上，他要比刘强胜出一筹。作为中国皇帝里的最优秀最仁义的光武帝刘秀，其对太子的教育肯定也是从儒家的仁义廉耻方面进行的。刘强在这种“仁柔”教育的感化下，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必定是以“心思敏感、行事优柔”为主要特点。况且，在那一件事情后，刘强感觉到了父亲不喜用兵，虽然，刘秀是用武力得到了天下。但在得到天下后，聪明的刘秀觉得武力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一世。
刘强在太子岁月里正接受父亲所安排的而给他带来的敏感神经时，他的母亲正在后宫闹得风风火火。这让他很矛盾，在他看来，一切事情都可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没有必要用“斗争”来把问题扩大化。这种矛盾在他心里渐渐地成形，就导致了后来他让出太子之位的事件发生。一方面，他认为太子之位是个炸药包，随时都可能爆炸而炸到自己；另一方面，儒家传统中的“母以子贵”让他懂得现在的皇后不是他亲身母亲，自己必须要退出的，最后一方面，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应该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并且一定可以解决。
他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功成身退，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他让太子位完全是出于传统，包括书本和身边臣子的影响所致。这样的让，显然从内心深处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总有一点点扭曲的心理在里面。当他让出太子位后，对于过多的赏赐，又让他不安。这种不安也带了点扭曲，就像是一个人怄气把珍贵的瓶子给了别人，而别人拿一上好的夜壶送给他时，他赌气似的不要。在他看来，珍贵的瓶子都已经给了别人，还要一个夜壶干什么。
这是一种扭曲的赌气，一方面，他真的想把最珍贵的东西让出去，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对于与这个珍贵东西相同的其他东西要与不要，已经没有区别了。他所受到的教育和耳濡目染的一些事情，让他感觉，皇帝越是给他最好的东西，自己就越是有危险。
在东海的六年和辞去太子位在京城的九年，他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是一个对任何功名都不在乎的人。确切地说，他是在用自己的这种态度来做给刘秀看，自己确确实实不想要任何东西了。
他以为他所在的政权仍然是以前历史上的政权，仍然要有斗争，必须要有斗争。在这种心态下，刘秀的每一次赏赐，他都惶恐不安。他认为这种赏赐是对自己的迫害，可因为皇帝无戏言，他每次都推脱不掉。
刘秀的发自内心的“道歉”，对刘强来讲却成了一种负担。在这种负担的重压下，他的心脏支持不住了。如果历史可以复制，我们真希望能到他的身边，告诉他，这一切是你应得的，而且什么危险都没有。
事实上，从他到东海国的第四年，他的身体就已经垮了。刘秀和后来的刘庄屡屡派御医为其治病，但效果不佳。其实，他得的是心病，自然需要心药来医治。可御医们根本就不懂，一个在享受上仅次于皇帝的东海王怎么会有心病。由于心理疾病的加重，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当他得知父亲去世后，更是惶恐不安。还是历史，还是历史告诉了他，这个曾经是他自己成全而当上皇帝的弟弟，肯定会对自己有所动作。
特别是发生了刘荆造匿名信事件后，他更是害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几乎把功高震主这句话用在了自己身上，他殚精竭虑地想要刘庄相信自己，可他这种心思就如同重拳打在了海绵上，毫无声息。因为这块海绵根本就不具备进攻力，更没有进攻的打算。
但他依旧在琢磨，琢磨自己的将来，琢磨怎样才能免去自己本不该得到的一切。一直到他临死，他才彻底地放弃了这种心思。当生理疾病夺去他生命的同时，他的心理疾病却莫名其妙地好了。他的遗嘱中希望皇帝能封他的三个儿女为王，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按照常理，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它却在刘强身上发生了，并且发生得那么顺理成章，刘强也是心安理得。
所以，我们说，刘强自从让出太子位，甚至可以说，在他将要让出太子位的时候就已经得上了很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也注定了他必将死于这种病。
这样一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如此差的人，表面看上去是没有做皇帝的资格的。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他母亲郭圣通的被废，没有他对历史丑陋一面的了解与他手下诸臣子的影响，他肯定不会走到公元58年那一步。性格决定命运，但同时，读太多的书也不是什么好事。
书中有太多的并不正确的事实，从古到今，历史虽然在重复，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教训与经验是没有的。东汉光武帝时期的那段历史就是一最好的反驳。
没有了宫廷斗争与太子争斗的东汉光武，却出了一次刘强让太子事件，在让人费解的同时也让一些人觉得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合乎情理的。出于这种想法的人也患了刘强所患的精神疾病，把一般规律当成了必须该发生的普遍规律。
刘强之死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不受历史的影响，包括未来的准皇帝——太子。
太子李成器：何如人间作让皇
何如人间作让皇
李成器跟随父亲多年，一直承受着父亲所承受的一切，他不如李隆基的性格果敢坚决，并且从小就认为天下是李家的，即使武则天在位那么多年，李隆基从没有放弃过对李家江山的复兴念头。可李成器不一样，这个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仅几年后又被降为皇孙的孩子在经历了巨大的波澜后，对政治这种东西似乎已经厌恶了。即使没有达到厌恶的程度，也可能跟他父亲一样，达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
孔融四岁时让了一个梨，被传诵了几千年。而唐朝中期的李成器，后称李宪，把将登皇位的太子之位让给了李隆基，却少有人知。倘若将这两个人所让之物比较，就能得出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来：水果要比江山重要。孔融让梨，得到的是大人们“真乖”的称赞；李成器（也即李宪）让江山，得到的是李隆基的感激涕零。李成器死后被封为“让皇帝”，这三个字不仅仅是对他审时度势的认可，也是对他仁义的肯定。与他的祖宗李世民相比，他真是一位可爱而又可敬的人。他这一让，让出了大唐中兴，让出了宫廷兄弟情深的楷模。
死后荣光(1)
大唐帝国的皇帝李隆基在741年的那年冬天，一直心神不宁。这一年，长安城里的气温比往年要低很多，大雪纷飞，皇城里的每一个屋子都在日夜不停地供暖。但李隆基还是感觉冷，这种冷是因为心神不宁而对温度没有一丝感觉所致。六十三岁的大哥李成器已经病了很久，而入冬以来，由于天气恶劣，病情突然恶化。李隆基与他的兄弟们几乎使用了巫术来给大哥祈福，但李成器的病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的十一月，天寒地冻里，李成器还是自然而然地走了。走时没有一点痛苦，据照顾他的太监报告给李隆基说，他走得很安详。一听到这句话，李隆基可不安详了，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号啕起来，任谁都劝阻不住。
五十六岁一个老头，且是一国之主，哭起来居然像个孩子，不累不罢休。过了很久，他明白了即使再哭上十年，哥哥也不会再复活了，才在别人的安慰之下擦干了眼泪。哥哥生前大仁大义把太子之位让给自己，在他死后，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对于一个死人而言，做什么恐怕都于事无补，但对活着的人来讲，起码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更是一种安慰。
随后，李隆基下诏：“能以位让人，有上古之高风。生则成全其气节，死当表彰其贤德。按谥法推功善尚曰‘让’，德性宽柔曰‘让’，敬追谥为‘让皇帝’。”其安葬礼仪完全按照王礼安葬，墓称为惠陵。
不久，李成器的儿子上表恳辞，表示如果父亲泉下有知，肯定不会接受此帝号的，请皇帝收回成命。李隆基告诉侄子：你父亲得此封号是理所应当的。
下葬时，李隆基遣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摄太尉、上柱国、许平县开国侯耀卿，“奉霄载奠祖筵，以申天伦之感也”。又令词臣，将此事叙于典册，以教后人知。
根据历史的记载，唐明皇李隆基是个半截皇帝，上半截时把大唐捣鼓得很像模像样，下半截时把大唐折腾得一蹶不振。其英明程度之高让人惊叹，其昏庸程度之深，让人更是张口无言。当这样一个人处在英明与昏庸之间时，却为了一个哥哥几乎是求生不得。这很让人琢磨不透，皇帝从来不缺少兄弟姐妹，也正因此，大多数皇帝总觉得自己的兄弟姐妹太多，所以，都抱着宁少勿多的心态而杀之，凌辱至死。
但李隆基却是一个另类，他非但没有对兄弟姐妹们进行屠杀，反而做得要比平民百姓好出很多。李隆基曾经让人制作了一张大被子和一长枕，每当冬天时，便和李成器共一被、共一枕。在今天看来，两个大男人在一个被窝里总有点暧昧。许多人会想，李隆基这是在作秀。但即使是作秀，倘若不是兄弟情深，也不可能作秀二十多年。由此可知，李隆基对李成器的友爱之情是发自内心的。
李隆基登基后，由于李成器当初的太子头衔依旧还留在人们心中，所以，关于李成器的种种谗言竞相传到了李隆基耳里。可李隆基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反而对李成器友爱有加。他曾经跟李成器和另一位兄弟说，“魏文帝曾写过一首诗：‘西山一何高，高处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我现在还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种药的，吃了他就能如老鹰一样在天上飞。可我现在觉得就在飞，因为你们就是我的羽翼。魏文帝的兄弟曹植有超世之才，却被自己的兄弟文帝不重用而活活给憋死了。而没有了兄弟的文帝却被司马家夺走了天下，这难道就是文帝所谓的神丸之功效吗？从古至今，家族和睦才是永世太平之根本。这就是我的神丸，今天分与二位兄弟，我们大家同吃，同保高龄，直到永恒。”于是，三个人就把这根本没有的神丸吃进了肚子里，吃进了心里。
唐睿宗共有六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很早就去世了，故李隆基与其他四位兄弟一向以“五王”著称，分院同居的住宅则称“五王宅”。李隆基继承帝位之后，将原在兴庆坊的旧宅改为兴庆宫，但仍在此宫的四周为其两兄、两弟建造王府，以便于弟兄间的亲密往来。
据说，李隆基先生经常登上这一楼阁，欣赏诸王府中的音乐之声。有时候，他召集诸王前来楼上欢聚，玩耍嬉戏，谈笑风生。有时候，则亲自前赴诸王府第，赋诗饮酒，赏乐观舞，赐财赠物。诸王每天在侧门朝见玄宗，回去之后，就鼓乐齐鸣，开怀畅饮，或者击球，或者斗鸡，或者到近郊狩猎，或者在别墅行乐，终年如此，几不间断。而与诸王一起游乐的，颇多宫中的太监，显然表明帝君在时刻关心着他们。有一次，有人向玄宗报告说，宁王李成器，在酷热的夏日里尽管汗流如注，却仍然击鼓不止，而所读的书则多为来自域外的乐谱。李隆基听了，大笑着称赞道：“身为天子的弟兄，就是应该这样尽情享受啊！”人们闻言，都对李隆基的“友悌”之“德”肃然起敬，盛赞李隆基的“友爱之情”超过近古帝王。李成器更是以其过人的品格深受李隆基的敬重，在李隆基因谗言杀太子等三个儿子时，在他册立杨贵妃等家庭事件时，他都要征求这位大哥的意见。
李隆基与李成器的友爱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并没有成为榜样，在他们之前，有兄弟相残，在他们之后，有兄弟喋血。清人何亮基说，宫门喋血千秋恨，何如人间作让皇。
可世间又有几人能舍得把本该是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呢？即使他明知道别人得到这样东西后会比自己拥有时更能彰显东西的魅力？
有其父必有其子(1)
李成器的前半生可用一个字来形容：苦。他的苦是和他父亲唐睿宗李旦的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两个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还可以这样讲，李成器后来的让太子行为完全是耳濡目染了父亲多年来的身体力行。
李旦是武则天的少子，又是李隆基的生父。武则天是独一无二的女皇，李隆基开创了大唐第二次盛世，所以，这位倒霉的皇帝因为夹在两人中间而变得默默无闻。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虽然在建树上乏善可陈，但在“礼让”上却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道德标杆。
第一次让位是在690年，让位给母亲武则天。早在这之前，武则天就已经把握了朝政，并且把自己的几个儿子杀的杀，贬的贬。到最后，只剩下了谨小慎微的李旦，还在充当着大唐帝国的傀儡皇帝。
690年，武则天觉得这个皇帝在与不在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就跟李旦“商量”要他滚蛋。李旦知趣地滚蛋了。武则天登基后大肆屠杀李氏成员，只有李旦小心翼翼地生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他应算是个有智慧的人。武则天后来杀掉了他的两个爱人，他也只是偷偷流泪。当武则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把李旦的哥哥李显从房州接回来。这意思已经很明显，母亲想把江山交给哥哥。于是，他再让，让出太子之位，请哥哥当太子。
武则天死后，李显登基，因为这个位置是兄弟李旦让给自己的，所以，这位唐中宗就想立其为皇太弟，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不想做皇帝了，或者是我死了，我的位置还是你的。
李旦坚决不干，并且还辞去了太尉和相职，一个人开始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平民生活。四年后，也就是710年，中宗被他一向宠爱的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韦后也想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一时，“韦氏宜革唐命”的呼声甚嚣尘上。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韦后显然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本事，更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好命，就在她张牙舞爪准备称帝时，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率领精兵将其诛灭。而李隆基行此事所打旗号就是“以相王安天下”，自然打着谁的旗号，谁就是负责人，到了这个时候，李旦只好登基称帝。
可他在皇位不久，又赶上了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闹事。又是李隆基先于太平公主动手，将其党羽诛灭，太平公主被赐死。李旦累了，身心疲惫。三十多年来饱受政治风云的侵袭，他太累了，真的该歇歇了。不久，他不顾亲信反对，将皇帝所应有的一切权力尽交给了李隆基，从此后，“无为无事，闲居大庭”。快乐之极。
716年，李旦去世。在遗诰中，他把自己“三为天子，三以天下让”当作重头戏来大肆演绎了一番。他引以为自豪，后人也并没有觉得他傻。
一个人把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让出一次，不难。让出三次，其实也不难，因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还会有第三次，这是惯性。而难的是，他的这种谦让之品德能影响到儿子。
李旦的长子李成器生于678年，生下来被封为永平郡王，684年被李旦立为太子。武则天把皇位从李旦手里拿了过来，将李旦降为皇嗣，李成器也跟着成了皇孙。父亲小心翼翼地活着，他也小心翼翼地走路，很怕错走一步路，被奶奶武则天夺了脑袋去。693年，武则天见其和其父亲一样那么老实听话，就封其为寿春郡王。这个时候的寿春郡王依旧小心地走路，也是不敢错走一步路，还是怕奶奶夺了脑袋去。后来入朝廷参与政事，升为左赞善大夫，加因青光禄大夫。
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又封其为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四百户。李成器小心惯了，对这位伯伯的赏赐，还是秉着不敢走错半步路的调子，拒绝蔡王之封。他对皇帝伯伯说，我对寿春郡王情有独钟。
710年，皇帝伯伯被韦后杀掉，韦后将唐中宗的灵柩迁到太极殿，召集文武百官公布中宗驾崩的消息，并宣布由她自己临朝摄政。韦后想到了李成器，毕竟他可是当初的太子啊。便封其为宋王。不久，韦后被李隆基杀掉，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位。在其宋王的基础上，李旦又拜其为左卫大将军。李成器领受，在他父亲面前，他没有什么可推辞的。小心走路和大胆地走路，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但也就在此时，立太子一事又提到了李旦的日程上来。
李旦很为难！
这在其他皇帝那里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总喜欢礼让的李旦这里就成难题了。他经历的事情太多，凭借着多年的学识与经历，他深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别人立你为皇帝，并不代表你就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了。他当年的皇帝之位就是一空壳子，如今，三儿子李隆基有平叛之功，这平叛之功其实并不重要，国难当头，匹夫还有责任拯救呢，更何况是李氏家族成员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李隆基已经掌握了枪杆子，万一弄不好，政权就得从李隆基出。乐观一点，他还要做回他的傀儡皇帝，悲观一点说，李隆基敢杀伯母，这样的年头，与权力相比，父亲算个屁啊。
按照立长为太子的传统，本应立李成器。况且，李成器早在十六年前就是太子了。这么多年来说话不敢大声，走路不敢挺胸，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不立他为太子，儿子的命该有多苦啊！
就在他前后思量之时，有大臣认为，该立李成器，符合规矩。又有大臣说，咱们大唐的规矩早就没了。这位大臣只言尽于此，后来的历史也再也没有见到对这句话的发挥与延伸。但据笔者所猜测的，他后面的话应该是：太宗就是乱了规矩得的天下，武后不乱规矩怎么能有今天？
两方大臣的论战还没有开始，李成器出场了。他平息这场论战的方式和让父亲摆脱苦恼的方式一样：让。
李旦真想哭，多么善解人意的大儿子啊！而且，理由充分得让文武百官五体投地——太子乃天下之公器，非庸人之所能为也。天下太平时可以按照立长原则，国难之时，该立有功之人。倘若不如此，天下百姓不服，这就不是社稷之福了。儿臣愿以死请求立三弟隆基为储君。
李旦张着嘴，不说话。李成器以为父亲在考虑什么，就痛哭流涕，坚决不做太子，坚决要让李隆基来做。李旦激动得手直哆嗦，心想，果然有父之风，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大臣们见到这样的情景，自然要把这出戏唱得更加完美一些。都上奏认为李隆基的确功高盖天，况又仁义，理应为将来天下之主。
李隆基听得此事后，马上进宫跟李旦说，自己也坚决不做太子，但他给出的理由却是：李成器是长子，按照传统，就应该立他。
李旦是什么人？是一个和大儿子小心走路走过来的人，一听李隆基这话，就知道了李隆基并不是真不想做太子，只不过是为了给这场戏一个美妙的结局罢了。那么，既然儿子已经演到如此程度，作为父亲也应该大声鼓掌才好，三天后，李旦下制*说：左卫大将军、宋王李成器是我的大儿子，按照祖制，应该立为太子。但是，我三儿子李隆基对大唐社稷有无限大功勋，而大儿子深知这一点，在我面前哭泣让出太子之位予隆基，我答应了。念大儿子如此之仁义，特封其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别加实封二千户，赐物五千段、细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区、上好的田地三十顷。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李成器让出了太子之位。没过多久，他父亲也让出了皇帝之位。不管怎样，江山还在李家手里。两个人无论怎样让，不过是把东西从左手换到右手而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左手拿到东西后会不会把已经没用了的右手砍掉。
睿宗觉得这三个办法都不错，但是，他不能立刻执行。在他心里，第二个办法完全可以立即执行，但是，第一个办法和第三个……
他先找到李成器，希望他能去同州任刺史，李成器高兴万分。但他也觉得担子很重，因为到了那里不仅仅是当刺史，还要有牵制太平公主的任务。解决了李成器后，睿宗又找来太平公主，希望她能去洛阳，那里有盛开的百花，有山有水，其乐无穷。太平公主不干。
睿宗一想也是，只为了一个李隆基，却要我把两个亲人踢出长安去，有点不人道。于是，他对那两个出主意的宰相说：“我现在没有兄弟了，只有太平公主一个妹妹，还要弄到那么远的洛阳去，于心不忍，于心不忍！”
两个宰相给睿宗摆事实讲道理，从武则天讲到今天，睿宗觉得最近这些年真的太乱了，太乱了。所以，一狠心，便把太平公主迁到了蒲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
但是，太平公主在蒲州也并不安分。她虽然不能直接搅动长安政局，但在蒲州，她俨然土皇帝。在这个时候，李成器被调往蒲州担任刺史，监视太平公主的一举一动。
当太平公主知道了自己之所以来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完全是拜宋璟和姚崇所赐时，大怒，跑回长安向李隆基问罪。李成器赶紧派人向李隆基报信，李隆基权衡良久，忍痛上一奏章，请求将宋璟和姚崇以离间姑兄之罪名，严厉查办。睿宗也忽然觉得这两个人不是好东西，就把两人同时贬出了京城。
711年四月，睿宗忽然召集三品以上大臣，宣布要传位给太子：“朕生性淡泊，并不以至尊皇位为贵。从前为皇嗣时，让位于中宗。今欲传位太子，卿等以为如何？”大臣们惊慌失措，不知道皇帝在玩什么把戏。想当初，他总把江山让出去，那是因为迫不得已，如今也没有人逼迫他，他干吗还要让呢。难道是让出“瘾”来了？
李隆基得知此事后，急忙上奏坚决推辞，睿宗坚决不允许，大意是，这个皇帝位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大唐帝国礼仪风范在睿宗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才做了不到十个月的皇帝，屁股在龙椅上还没有坐热呢，就让位了。在蒲州的李成器早就把太平公主返回京城的消息告诉了李隆基，李隆基很怕太平公主诬陷自己有篡位之心，就让自己的老师李景伯上疏推辞，甚至连两个月前太子监国的权力也要让掉。属于太平公主集团的殿中侍御史和逢尧也对睿宗说：“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
睿宗思考良久，觉得此言不差。他之所以让位，是不想看着自己的妹妹和儿子一直斗下去，以致再出现丢祖宗脸面的事情。可两方都不允许自己让位，他的脑袋有些不够用了。这时，李隆基再接再厉，奏请他召姑姑还京。太平公主还京后，对李隆基并没有感恩之心，而是继续她的伟大事业。
712年七月，天象异常。在封建皇帝那里，这是老天要有事提前告诉天子的信息。太平公主寻来术士向睿宗报告：“根据天象，彗星出现预示除旧布新。帝座及前星有灾，这显示皇太子合做天子，不合更居东宫。”这种计谋真是厉害，太平公主无非是制造李隆基要抢先夺位的流言飞语，挑拨睿宗与太子之间的关系。
但是，她忘记了自己的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让出去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政治趣味的人。听妹妹这么一说，睿宗决定，传位避灾。太平公主急了，甚至都想把术士的话（其实就是自己教的）说出来，可睿宗已经拿定了主意。一年前，他让位没有充分的理由，如今，老天都告诉自己该让位了。那么，遵从天的旨意是做皇帝的本分，一定要让位的。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还是很谨慎，因为姑姑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视。父亲这样做是把自己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他如今还不想去冲锋陷阵呢。他入宫觐见，连连叩头，请求父亲给他个说法。睿宗就说了：“你诛凶定乱，能安我宗庙社稷。现天意人事，都已成熟了，不必疑虑！”
李隆基如何不忧虑？！
睿宗似乎也明白，“你若能尽孝心，现在机会来了，何必一定要等到柩前即位呢！”李隆基真是无可奈何了，史书载：“（李隆基）流涕而出。”恐怕这种流着眼泪不仅仅是父亲让位给自己的感动，还有前途未知的恐慌吧。
见李隆基登基已成定局，太平公主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提出让睿宗“自总大政”，也就是，三品以上高官的任命和重大的刑狱，太上皇要与李隆基共同兼理。
该年八月初三，睿宗举行了正式传位的大典，他被尊称为太上皇，自称曰朕，发布政令曰诰、令。李隆基即位，自称曰予，处理政事的文件格式叫做制、敕。父子不同的是，睿宗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接受群臣的朝贺，而玄宗李隆基则每天在武德殿上朝，处理政事。
第二年六月，太平公主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决定在七月四日攻进玄武门施行军事政变。李隆基得到消息后，在七月三日领士兵三百余人将太平公主一党杀死，太平公主跑出了皇城，三天后，她回到家里时，等待她的是一纸赐死于家的诏令。
李隆基彻底掌握政权后，将李成器从蒲州接回长安。他握着这位让给他太子之位的长兄的手说，从此后，我们就该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了。
幸福安宁的生活(1)
李成器与李隆基的亲密关系总让后来的诸多皇帝生出嫉妒羡慕之心。李成器是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对戏剧也非常有研究。他曾指导过杨玉环音乐，也就是皇帝老婆的老师。他经常与李隆基摆酒设宴，狩猎，打马球和斗鸡作乐。李成器对政治深感兴趣，特别获准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记送交官方的修史者，从任何角度来讲，这是一项十分严肃而又重要的工作，他每年送交的记载多达数百页。但他和李隆基之间有着一种很微妙的默契，即他从不想与李隆基讨论当前的政务，也不跟任何人拉帮结派。这种弟兄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温暖的私交关系，是兄弟情深的最好见证，也是除了兄弟之情没有任何其他感情的关系。
从713年到741年，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得那么好，始终给人的感觉是，两个人就是普通的亲兄弟，而没有皇帝与臣下之别。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李成器每天似乎都在重复着前一天的事情：整理历史，吹拉弹唱演，和李隆基聊天。
这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他有着高官（李隆基封其为太尉，后又封其为岐州刺史）厚禄（实封五千五百户）而又无性命之忧，非但如此，还备受皇帝的信赖与加倍的关爱。这样的皇室成员在以前找不到，在以后的朝代里也未曾出现过。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他不让出太子之位的后果是什么。或许，唐朝朝廷上会出现三股势力。第一股是李隆基，第二股是太平公主，第三股是他。
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的这股势力是最弱的。他让太子之位时，他的老父亲为什么要犹豫不决？无非是因为李隆基因为平叛韦后而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完全可以把一个皇帝拉下马来，如果李隆基肯。
李成器跟随父亲多年，一直承受着父亲所承受的一切，他不如李隆基的性格果敢坚决，并且从小就认为天下是李家的，即使武则天在位那么多年，李隆基从没有放弃过对李家江山的复兴念头。可李成器不一样，这个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仅几年后又被降为皇孙的孩子在经历了巨大的波澜后，对政治这种东西似乎已经厌恶了。即使没有达到厌恶的程度，也可能跟他父亲一样，达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
我们说，如果他不是生在武则天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日后一定也会是个好皇帝。因为他的性情温和必将将大唐带进另一种境界。但是，他生错了时间，那种宫廷时时刻刻都在摇动着的时代，那种被血沾染了所有宫廷柱子的时代，他的性格与这种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也正如他所言，天下太平时可立长子，这是一种水到渠成。这话的意思背后其实就是，自己还是有当皇帝的能力的。但是，国难之时，定要立扶危救世之人。这话的背后意思其实就是，我不适合做乱世天子，虽然，这种乱仅仅是在宫廷里的乱。但正是宫廷的乱才不好对付，他眼见自己的父亲两起两落，眼见伯伯被杀，伯母被杀，眼见姑姑的气焰嚣张。这一切，对他来讲，简直比乱民造反还要难对付。
他过了近三十年的幸福安宁生活，有人将这功劳推给了李隆基。其实，倘若没有李成器的“不以万乘为贵”和“淡薄名利”，李隆基又如何来显示自己的孝悌之术呢？
当太平公主搅乱朝纲时，李成器周旋于她与李隆基之间，其实，从各种史料来看，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会远远大于另一边。最终他站在了李隆基一边，时时刻刻给李隆基报告太平公主的情况，才使得李隆基在朝中与太平一党的斗争争取了主动地位。我们现在来看，太平公主完全不了解这个侄子。如果了解，她绝对不会怂恿他去再把太子之位夺回来，进而控制他来达到自己的武则天第二的目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李成器真的有把太子之位夺回来的心，太平公主自己真能控制得了他吗？
李成器之所以站在李隆基这一面，兄弟之情肯定占了一大部分。另外，他和他父亲一样实在不忍心再看李家天下的第三次丢失。作为李家的一员，他有责任与义务将外人——自己的姑姑的想法扼杀掉。他在蒲州的那段历史细节已不得为人知，作为蒲州刺史，一方面管理当地事务，另一方面还要监视自己姑姑的动静，真的很费心费力。但他做得非常好，几次太平公主将要引起的大惊慌都被他提前通知了李隆基。
《新旧唐书》对李成器的记载都是那么的公允，评价都是那么的正面。似乎这个从前的太子后来的让皇帝一生就没有做过坏事，似乎他在人间就是为了让人们称赞礼让之道，称赞李隆基的孝悌之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