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中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的明君，但因为种种“机缘”而与皇位失之交臂。他们，就是那些没有穿上龙袍的太子。从太子到皇帝的这条路上，看似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
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皇帝，但却在这条“远耶？近耶？”的路上摔倒了。可以说，皇权之路其实更是一条“母子互通、父子相戟，兄弟仇杀”的争夺之路。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公元600年也就是开皇二十年前后几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大唐高僧玄奘出生，第二件是唐太宗李世民降生，第三件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在今天看来，前两件事要比最后一件重要得多。但在当时的隋朝，第三件事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件事的发生对隋政权的影响极为深刻。开皇元年（581年）即被封为太子的杨勇何以在二十年后被废？常自诩为明主的隋文帝，何以要背上破坏“立嫡以长”、“次不当立”的古圣先贤遗训和宗法制度的罪名？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一朝天上人间
一事铸大错
太子生涯
真的是朽木不可雕？
伪君子杨广
墙倒众人推
隋文帝之恨
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
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混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所残杀。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他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绝不会太差。可于仁义道德上，我们敢下定论之于李世民的矫揉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会更磊落光明、仁者无敌。
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
血洒玄武门
建成大功不可没
一个真实的建成太子
李世民的几件事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朱友文以谋反罪名被诛的冤屈在一年后才得以昭雪，而这个昭雪的人正是当初杀他的人，命运似乎跟朱友文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对于这份迟到的正义，朱友文，这个五代时期的第一位太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是心甘情愿为父亲偿还淫乱之债，还是悔恨自己生不逢时，遇到了朱温这个混账干爹？！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父债子偿
朱友文之功
如果朱友裕还在
迟到的正义
太子允礽——浮沉谁做主
康熙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允礽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就仿佛是精心浇灌的一朵玫瑰花到后来却成了一盆仙人掌。他望着这盆仙人掌惋惜又痛恨。惋惜的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把玫瑰变成仙人掌的；痛恨的是，玫瑰怎么一点定力都没有，就被人变成了仙人掌。如果把他和允礽调个位置，相信，他也会从玫瑰变成仙人掌。那简直是一定的！
首立首废
允礽被废后
再立再废
不该有的浮沉
结局谁做主？
太子扶苏：儒与法的缠绵
倘若扶苏不死，而顺利地登上皇帝位，秦朝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史料未记载任何关于扶苏理政的才能，可在当时的大秦帝国，宽厚仁义就是最大的治国方法。而扶苏，骨子里就有这种方法！
扶苏之死
扶苏在上郡
世间何以有嬴政
李斯、赵高、胡亥
扶苏与父亲：儒与法的缠绵
戾太子刘據：他反了吗？
刘據仁厚恭慈，自然就看不惯父皇的做法，常常趁着与父皇见面的机会，劝告父亲不要重用酷吏，应该施行德政。他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种劝阻的危害。首先，他让父亲施行德政，这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性；其次，他让汉武帝不要重用酷吏，这是让那些酷吏失业。如果有人总在你老板面前劝老板把你开除，你该怎么办？
巫蛊事件
“造反”有理
戾太子的末路
刘據早已有的危机
朱慈烺：末代太子的悲哀
恐怕没有一个末代太子比朱慈烺更惨的了。首先，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由于他父亲崇祯风风火火地想把国家治理妥当，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其次，国破家亡后，他的下落又成为千古之谜。一朝堂堂太子，竟无人知其生平下落，和一个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区别，让人在感伤之余也对崇祯有所愤恨。当初，诸多大臣希望太子南下至南京监国，如果崇祯帝答应了，历史肯定将会改写。
太子之下落
父亲崇祯
太子岁月
皇太子案
太子孙登——孙吴政权的遗恨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中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事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品德无二，能力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将来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可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那么早地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众望所归的那个皇帝之位。
一份宝贵的政治遗嘱
孙登太子二三事
孙登死后
遗嘱中的奥秘
昭明太子：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太子
一位不可多得的仁义太子，在青史上所留下来的美名却是《昭明文选》，从他的仁义上来讲，是不是一种悲哀？我们记住了他的风雅，却对他仁义的观察几乎于若隐若现，昭明太子在天有灵，岂不会痛哭？
不可多得的文人太子
洁身而去
维摩时时显聪慧
仁义太子
昭明太子死后
太子刘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谦让之路
没有了宫廷斗争与太子争斗的东汉光武，却出了一次刘强让太子事件，在让人费解的同时也让一些人觉得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合乎情理的。出于这种想法的人也患了刘强所患的精神疾病，把一般规律当成了必须该发生的普遍规律。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谦让之路
身后殊荣
一让太子
二让东海
心理疾病与生理疾病
太子李成器：何如人间作让皇
李成器跟随父亲多年，一直承受着父亲所承受的一切，他不如李隆基的性格果敢坚决，并且从小就认为天下是李家的，即使武则天在位那么多年，李隆基从没有放弃过对李家江山的复兴念头。可李成器不一样，这个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仅几年后又被降为皇孙的孩子在经历了巨大的波澜后，对政治这种东西似乎已经厌恶了。即使没有达到厌恶的程度，也可能跟他父亲一样，达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
死后荣光
有其父必有其子
和兄弟一起破太平
幸福安宁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太子：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
太子杨勇——他败给了人品
一朝天上人间
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二日，杨勇看着隋文帝派来要他去武德殿的使者，惊恐地说了一句话：父皇难道真要杀我？
许多天来听到的关于父皇对自己的失望和准备对自己采取的措施现在终于证实了。他跟着使者步履艰难地来到了武德殿，和他当初来武德殿相比，这一次简直就是去地狱。
武德殿上早已站满了人。隋文帝身穿戎服，禁卫军刀枪林立，如临大敌。这样的阵势只能是皇帝御驾亲征时才有的。殿东早已站满了文武百官，皇室亲属也在殿西屏声静气，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要发生什么了。太子杨勇站在下面，汗水早已湿透衣襟。
隋文帝让内史郎薛道衡宣读了废太子诏。这份诏书里既有必须要废他为庶人的堂皇理由，也有隋文帝必须要这样做的无奈和伤感。以至于在诏书最后还加了一句“良深喟叹”。
杨勇听完诏书，隋文帝以无可奈何的语气叫人告诉他，你所犯的罪过太多了，我不废你，神仙都哭啊。
杨勇向上叩谢圣恩，跟他亲爹说，是啊，我所犯的罪就应该被砍了扔到路上，当后来不好好做太子的人的榜样，父亲您真是够仁慈啊，居然还留了我一条命。
说完这些话，不知是愧疚还是激动，杨勇已哭成一泪人，跌跌撞撞地走出武德殿。
废太子诏中所列废太子理由有二：第一，杨勇的生活奢侈腐化；第二，昵近小人，委任奸佞。第一条和别人没有关系，但第二条就和东宫的官员有关了。于是，隋文帝在将杨勇的太子位废掉的同时，又将东宫太子左庶子唐令则、太子家令邹文腾处斩，与杨勇常往来的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典膳监元淹和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均赐死。随着这些人的被处斩，以杨勇为东宫的存在了二十年的东宫势力从此消失，杨勇的弟弟杨广被立为太子。
接着历史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先是文林郎杨孝政上书隋文帝，他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教诲，不宜废黜。
这个蠢货明明知道皇上已经废黜了太子，居然还以教训的口吻跟隋文帝讲“不宜废黜”，结果可想而知，他挨了隋文帝一顿皮鞭。
他屁股上的皮鞭伤还没有痊愈，贝州长史裴肃又上表隋文帝：杨勇罪黜已久，他应该想明白了当初所作所为，痛改前非克己自新了，请封他一小国。
隋文帝摇了摇头，并没有给杨勇封地，而是把这位长史大人叫进朝廷，《隋书》云：隋文帝跟裴肃“俱陈废立之意”。也就是详细讲了废杨勇立杨广的原因。
隋文帝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当时天下人并不熟悉其废立之因由，而作为地方官的裴肃正好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发言人；第二，和杨孝政一样，隋文帝根本不知道自己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他只能叫裴肃进宫，“俱陈之”。
接着就是许多地方长官上表隋文帝，希望隋文帝能对太子杨勇“宽而待之”。在这些人看来，太子杨勇只是因为生活腐化而被废黜已经很冤枉了，若废黜后不“宽而待之”，岂不是冤上加冤？
隋文帝对这些上表的态度是：或是置之不理，或是招来京师“俱陈废立之意”。
这些上表的人或许不知道，早在隋文帝欲废杨勇时，被他后来斩首的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就曾劝谏过：“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其辞直争强，声色俱厉，而隋文帝只是不答。
事实上，这些人都把劝谏的出发点放在了杨勇“品行”上，因为杨勇性格的率意任情，所以，难免会犯品德上的错误。这是裴肃的出发点。而杨孝政的出发点是：杨勇的性格导致了他身边难免有小人，是这些小人误了太子。元旻更是基于杨勇品行有劣而导致小人进谗言的出发点劝谏。
三个人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症下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隋文帝废黜杨勇的真正原因。
一事铸大错(1)
事情可追溯到开皇十八年（598年）的冬至，也就是快要春节之时，有司征召地方牧守和朝中百官到太子所居东宫朝贺。杨勇“法服设乐”以接受大臣们的朝贺，大肆热闹了一番。所谓法服，指的是儒家学说所强调的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为法服。太子穿法服本是想证明自己太子之尊严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讲，杨勇此举正是符合先王遗制的。这件事在“率性而为”的杨勇看来不过是小事，但在隋文帝那里却成了大事。
隋文帝闭着眼睛考虑了许久，他认为：太子没有权力以太子身份接受百官朝贺。那么，穿法服就是违背了封建礼制。其实，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杨勇干得太多了，可这件事却让隋文帝不寒而栗。
他还没死呢！百官就敢张扬到去朝贺太子？这显然是太子以太子身份在拉拢自己的势力！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问太常少卿辛亶：内外百官朝东宫，古礼有之？
太常少卿辛亶听这话里有“杀气”，便偷梁换柱道：大臣们只是庆贺节日，并无朝。
隋文帝不吃这一套，气愤道：胡说八道。节日称贺，大家都是你来我走。怎么东宫居然聚集了那么多人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还居然要有司征召！
他觉得这是太子想皇帝位想疯了，遂下旨要太子绝不可再如此。这件事以后，隋文帝便对太子杨勇疑心起来。隋文帝明白，太子就是准皇帝。作为他这个真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准皇帝形成第二权力中心，而这第二权力中心是在他还不想解散第一权力中心的前提下形成。但凡一个人的利益有外来侵犯风险时，他都会小心谨慎，疑虑重重。隋文帝更是有百倍疑心。而他的这种猜疑之心并不是没来由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就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轻取帝位。
成功，不仅能给人带来宝贵经验，还是以防备别人重走自己走过之路的镜子。隋文帝轻松取得天下，在他看来，太子现今的势力和当初的自己不相上下。中国一千年来的弑父夺位历史顿时让他冷汗直冒。
所有这一切，让隋文帝对太子杨勇既愤怒又担心。过去施在他身上的恩宠只是因这一件事便收回了大半，而剩下的那一点也随着杨勇的奢侈和“率性”灰飞烟灭了。
杨勇可谓是“一事铸大错”。
古语云：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这两句古语在隋文帝和杨勇那里似乎都行不通，父亲对儿子是高估了，杨勇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想要立登皇位。他处东宫近二十年，二十年来毫无逾矩之举动。作为儿子、臣子，他是尽孝尽忠的。
杨勇对父亲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不了解父亲对皇位看得那么重，守护得那么谨慎。事实上，早在开皇六年（586年），洛阳男子高德见隋文帝终日劳苦，便上书请他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隋文帝回答他：“我承天命来抚育苍生，每天孜孜努力，还害怕疏漏。怎么可以效法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这话虽然有“抚育苍生”的堂堂大言在里面，但不难看出隋文帝还不想早早地把皇位交出来。在这件事上，杨勇可谓是失智之举，法服设乐接受百官朝贺，让父亲起了疑心。
皇帝的疑心从来都比平常人要重，因为他掌握整个天下。天下就像是一块看起来热乎乎的蛋糕，拿到手里就不想放下。可是他脚底下的人都窥探着这块蛋糕，其实有的人只是害怕蛋糕掉下来砸到自己所以才小心谨慎地替他看管而已。但拿蛋糕的人却不这样想，有人抬头略看一眼蛋糕，他就觉得这个人要来抢。任何人都不例外，也包括太子。
杨勇被废黜后，其家人皆牵连坐废。杨勇的大儿子上表乞求隋文帝能让他担任宿卫，隋文帝心一软就要答应，可大臣杨素却说道：“小心圣心换来螫手啊。”隋文帝立即打消了念头。
由上述可以看出，废黜杨勇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隋文帝感觉到皇位受到了威胁。立杨广为太子不久，杨广入主东宫，他便下了一道诏书：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这道诏书有两个意思，第一，原来杨勇的部下不必以臣子之礼见杨广；第二，杨广的部下也不允许称臣于杨广。
其心思何在，昭然若揭。
太子生涯
史书对杨勇有这样一段记载：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后人修史，往往或多或少地带了点自己的感情色彩。这记载的最后一句“无矫饰之行”似乎就是针对杨广的“有矫饰之行”而发的。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从开皇元年（581年）被立为太子到开皇二十年（600年）被废黜，杨勇的太子生涯有三处大手笔：
开皇二年（582年），屯兵咸阳以备胡。
开皇六年（586年），镇洛阳。
另外，谏止隋文帝按检山东流民和北实边疆。
自此后，隋文帝让杨勇参决“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所有事情。此时的杨勇还是颇得隋文帝信赖的，杨勇常在诸多事情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意见虽“多有损益”，但隋文帝都尽可能有限度地纳之。
为了让杨勇成材，隋文帝在其身边安插了诸多名臣谋士。太子太师观国公田仁恭、太子太保武德郡公柳敏、太子少傅济南郡公孙恕、太子少保开府苏威。这些人在辅助太子过程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隋文帝又把朝廷重臣李纲推荐给杨勇。隋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杨勇以后能不负自己所望，而撑起大隋江山万万年基业。
但隋文帝虽然为杨勇精心“布置”了这么多，可有一件事是不容质疑的。杨勇虽然参决诸多“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的事情，但大部分只是“参”，而“决”的权力都掌握在隋文帝手里。这并非说杨勇无能力办好一些事，而正是因为太有能力才让隋文帝不得不抓权！
大隋开创之初，隋文帝万事亲躬，日理万机，不分昼夜。乃至吏治得失，民间疾苦，他无不留意。试想，一个总想让儿子早日管家理事，自己却大事不放，小事紧抓，做这样皇帝老子的儿子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开皇十四年（594年），齐州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之尸道路皆是。当时的刺史、跟随隋文帝一起打天下的卢贲，借机抬高米价，大发横财。隋文帝大怒，将其除名为民。杨勇跟父亲说，此人有佐命之功，倘若这样废为平民，其他功臣该如何想？
隋文帝又是大怒，训斥他道：此人狡诈之极，不可不废。你替他求情，难道是他曾经跟你很熟吗？
杨勇只好作罢。
其实杨勇的劝谏点很不正确，隋文帝得天下之易，天下皆知。所以，也就无所谓开国功臣之说。杨勇想从这一点对父亲进行劝谏，显然违反了事实，也触到了隋文帝的痛处：天下是我一个人得到的，哪里有什么功臣？！
在开皇之初，隋文帝整顿官吏，煞费苦心，也痛下杀手。事实上，卢贲之罪实不应得被废为民之罚，“宽仁和厚”的杨勇正是出于此，才上谏。但得到的却是隋文帝的置之不理。这样的事例很多，总之，杨勇虽身为太子，又被隋文帝美其名曰：参决政事，但在隋文帝皇权的巨大阴影下，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隋文帝考虑的却不是这一点，他所考虑的是，作为太子的杨勇之位应是稳如泰山的。也就是说，杨勇迟早要做皇帝，何必要现在急着“干预”政事呢？
在隋文帝看来，历来太子之位不稳的原因都是皇帝多女人，女人又生孩子，因为宠爱孩子的母亲而废黜了孩子。孩子一多，同父不同母，可算是半个兄弟，这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争斗。隋文帝得意的却是，自己的五个孩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亲兄弟不可能争斗，他本人更不可能废黜杨勇。直到太子“法服设乐”的事情发生，他才打消了自己从前矢志不移的念头。
真的是朽木不可雕？(1)
一个朝代灭亡后，留下了许多问题，当然也给后来的皇帝留下了宝贵经验和书本上学不到的诸多道理。南朝陈后主的灭亡就给隋文帝留下了这样一个道理：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他把这句话说给杨勇听的时候，杨勇穿着崭新的“文饰蜀铠”站在他面前。见到穿着华丽的太子，他又补了一句：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这句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我给你一把刀，把衣服给我剪碎。
但杨勇并没有理解老父亲的一片苦心，继续奢侈着。他又广交大臣，略谈得来的便叫进东宫，把酒言欢。其实这并不算什么，一个大隋朝的太子偶尔奢侈一点只不过是在道德上有些差池而已。对于皇室成员来讲，奢侈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过于节俭才显得此人有问题。人们往往称赞节俭，其实，称赞节俭的人大都是穷人，因为他没有奢侈的资本。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那么，“因为穷，才倡节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杨勇面对的却是隋文帝，此皇帝的节俭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可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节俭治家还可，治国便有些“杀牛用割鸡刀”了。至于杨勇的广交大臣，日夜笙歌，与他率意任情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隋文帝也深知这一点，所以，虽然他屡屡训斥杨勇，但没有打消把皇位传给儿子的决心。
隋文帝虽然是一明君，但绝不是道德圣人。儒家那一套对君子的规范，杨勇没有做到，他自己更是没有做到。他的帝位来得就不怎么光明正大。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或许也是杨勇屡教不改的原因。他只能恨杨勇朽木不可雕，而绝对不会把这块朽木一把火烧了。
但杨勇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让父亲摇头叹息的同时，也让母亲为之叹息摇头。
杨勇之母独孤氏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后，这除了她的建议常对隋文帝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宫中称为二圣之外，她的嫉妒心可谓旷古绝今。她不但对自己的丈夫隋文帝宠幸其他女子大加干涉，还对朝中纳妾的大臣嗤之以鼻，并在隋文帝面前恶毒攻击之。
有这样一件事曾被人传诵，大臣尉迟的孙女很美。有一次在仁寿宫被隋文帝看到，很是喜欢，便常常临幸之。独孤皇后知道后，趁隋文帝上朝时将此女杀掉了。隋文帝大怒，但多年来的“惧内”习性让他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骑着马跑出了皇宫，一路纵驰，进了山谷间二十余里。大臣高颎、杨素等追上他，劝他回去。隋文帝叹息道：“我是天下之主，居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这个皇帝做来何用？！”高颎道：“皇上难道要因为一个妇人而抛弃天下！”隋文帝当然不会，又骑着马回来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独孤皇后的嫉妒心已是近于变态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出身于鲜卑大贵族家庭，自然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在道德的衡量尺度上肯定比别人不一样，这或许就是她嫉妒心的来源。
在这位母亲看来，杨勇贪恋女色的确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率性的杨勇曾指着母亲的侍女说，这些都是我的。独孤皇后知道后怒气顿生，当时恰好发生了杨勇正妃元氏暴死的事情，独孤皇后借机说，这肯定是杨勇将其害死的。
杨勇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背离了母亲心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与母亲所提倡的价值观、伦理观相违背的。在独孤氏看来，太子的品行和品德已经不堪继任大统。
此时的杨勇在宫中二圣眼里已成了一块真正的朽木，不可雕了。隋文帝虽无废黜太子之意，但架不住枕头风总是吹，况且，独孤皇后因为没有品德上的劣行，说起话来自然义正辞严，有理有据。这让隋文帝不得不偶尔考虑一下杨勇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其实，在君权社会，平民都是三妻四妾，一个太子身边有几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碰上了独孤氏这样一个母亲。而这位母亲为了把儿子赶下台去，居然使用上了不足为外人称道的卑劣手段。
有一天隋文帝问重臣高颎：“据说广儿的妃子有神告曰：‘广必有天下’，你怎么看？”这显然是征求高颎对自己要废杨勇的意见。
高颎马上就跪下说道：“长幼有序，怎么可以说废就废？”
隋文帝听了这话倒是认可了，但高颎的话传到独孤氏那里后，这位皇后却是另一番打算：想要废杨勇，就必须要高颎滚出隋文帝的信任外去。恰好，过不久，高颎的夫人去世，独孤后跟隋文帝说：“高仆射老年丧妻实是一大不幸，陛下应该为他再娶一个！”
隋文帝便跟高颎说了独孤后的意思，高颎感激得一塌糊涂，流涕谢曰：“臣已老迈，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陛下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再娶之事，我看就算了。”
隋文帝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就不提此事了。过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了一个男孩，隋文帝大喜，独孤后找到机会了，她跟隋文帝说：“陛下还相信高颎吗？当初您想为他娶妻，高颎却说自己老了，绝不再娶。其实是因为他心存爱妾，而欺陛下。”隋文帝想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开始疏远了高颎。
杨勇太子之位产生危机之时，高颎苦苦劝谏，隋文帝却只当是一个老头在絮叨，最后居然认为这个老头有某种目的在里面了。当初，隋文帝可谓对这位朝廷重臣高颎的话采纳有加，但高颎之妾生孩子后，高颎的话便不采纳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隋文帝的次子杨广粉墨登场了。
伪君子杨广
其实，杨广一直就在大隋的舞台上，并且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开皇元年（581年），他和杨勇一起接受父亲的赐封，被封为晋王。那时，他不过十三岁。
同年，他被隋文帝任命为并州总管，出镇太原。关于杨广，历史上这样记载：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其文学修养、举止端庄严肃的性格特征和他不知是“矫饰”还是真的“仁孝”表现，使他深得父亲和母亲的钟爱。
在并州八年，杨广的确完成了隋文帝交给他的抗御突厥、守卫边疆、稳定河北、拱卫长安的任务。开皇八年（588年），任河北道行台尚书省尚书令。就在这一年，大隋统一事业灭陈计划开始了。作为总统帅的杨广制订了详尽周密的陆地和海上作战计划。亲自部署了两支先锋部队渡江后南北包抄陈都城建康的作战方案。
开皇九年（589年）一月，杨广攻占了建康。同年，又平定了上江诸将。平陈之战让杨广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隋文帝因此授他太尉之职。
开皇十年（510年），东南地区发生了平民叛乱，隋文帝派杨广到扬州处理政事。杨广在扬州一待就九年。在这九年中，杨广可谓殚精竭虑，稳定社会秩序，保证中央政令在该地区的贯彻执行，为大隋在南方的稳定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说杨广的出场，是指他欲夺太子位的出场。
在其出场前，他先是巩固自己的势力：先后结交了大臣宇文述、郭衍、杨约、杨素等。这些人有事无事地就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周围痛斥杨勇的混蛋，褒扬杨广的不混蛋和功德。
接着他又以杨勇为反面教材，制定了如下策略：杨勇奢侈，他节俭；杨勇跟大臣嬉笑不恭，他对大臣恭敬有礼；杨勇贪恋女色，他则学习父亲，只与萧妃居处。
父母耳濡目染，真是又欢喜又悲痛。想不到自己还有杨广这样的儿子；想不到自己还有杨勇那样的儿子。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隋文帝一看到杨广如此，对杨勇的所为就更加痛恨不已了。又加上独孤皇后的痛哭流涕，隋文帝看着东宫的辉煌灯火……
但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前面各个朝代的历史让他做出任何决策都必须要慎重，废长立幼，于国不利啊！
杨广做完了这一切后，在临回扬州前，去母亲处，上演精彩哭戏。
杨广：臣镇守有限，方违颜色，臣子之恋，实结于心（哽咽）。一辞阶阙，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日（流涕）。
独孤皇后：你在方镇，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切常离（泣下）。
二人相对叹息。
杨广：臣性识愚下，毕生把做一个好弟弟当成本分之事。但却不知怎么就得罪了哥哥，想要陷害于我（呜呜）。我真怕有一天喝汤喝到毒药啊（呜呜）。
独孤皇后（愤怒）：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好东西。我现在还在，如果我死后，他定会杀戮你们兄弟的。
杨广呜咽不能止，独孤皇后亦悲不自胜。
戏演完了，杨广走出来，觉得母亲对大哥已丧失信心了。他抹干了眼泪，史书载：始构夺宗之计。
墙倒众人推
当隋文帝知道杨勇心急如焚、惶恐不安的时候，便派杨素，一个早和杨广狼狈为奸的人去探听杨勇的动静。
杨素来到东宫，故意在厅外休息，杨勇在厅内等了半天也不见这个老家伙进来。本来他最近心情就不好，一见到杨素就破口大骂，总之，该骂的骂了，不该骂的也骂了。
杨素回到隋文帝那里，又添油加醋地将杨勇万分不满的情形说了一遍，最后，以自己多年老奸巨滑的经验总结给隋文帝听：皇上，太子恐怕有变。
这正是隋文帝想要听却又不想要听到的话。他自己猜测到杨勇要反，但又尽力不想确切知道他要反的消息。矛盾的心理让他对杨素的话半信半疑。
独孤皇后在这个时候恰如其分地出现了，她也派人去杨勇处打探。去打探的人都被杨广收买了，回到皇后宫中极力渲染杨勇欲反之征兆。至于是什么征兆并不重要，独孤皇后认为杨勇要反，那么，他的一皱眉一叹气都是要反的征兆。
在妻子和朝廷重臣的鼓动下，隋文帝只好派便衣时刻侦察东宫动静，及时回报。杨勇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他还在简陋的屋子里穿着粗制衣服祈祷杨广早点死呢。
杨勇这面墙已经摇摇欲倒了，先在上面推了一把的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十月一日，他从仁寿宫回到长安，哆嗦着说：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为何忧愁呢？仁寿宫离长安不远。但却使我每次回京师，严备侍卫，如入敌国。我最近拉肚子，寝不解衣，昨晚睡觉想离厕所近些，但在后房休息又怕不安全，还是回前殿睡觉。折腾得我好苦也。
其实这完全是他心理作用，可他偏将这看成是真实的了。
于是，他准备对东宫动手，先是将东宫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捉了起来，命专人审问。又让杨素随时报告东宫杨勇对自己抓他宫中人的态度，隋文帝这一举动当真是可笑之极，捉了人家的人，还想让人家点头称赞，这怎么可能呢？
自然，杨勇是有不满的，又经过杨素的润色，一幅太子要造反的画卷完整地展现在隋文帝面前了。但这画卷上还缺一枚印章，有这印章才能证明画卷是杨勇所作。
杨勇最信赖的东宫大臣姬威适时地站了出来，充当这枚印章，大推这面欲倒的墙。
姬威讲故事的手法很是老到：“皇太子由来共臣语，唯意在骄奢，欲得从樊川以至于散关，总规为苑。兼云：‘昔汉武帝将起上林苑，东方朔谏之，赐朔黄金百斤，几许可笑。我实无金辄赐此等。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过杀百许人，自然永息。’前苏孝慈解左卫率，皇太子奋髯扬肘曰：‘大丈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又宫内所须，尚书多执法不与，便怒曰：‘仆射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又于苑内筑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辍，营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是孽子乎？’尝令师姥卜吉凶，语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特别是最后一件事，太子让巫师算命，后来跟他说，老头子十八年有一个坎，期限就快到了。这显然证明了杨勇想要隋文帝快死或者快退位的事实，而如果老头子过了这个坎，他就要造反。
做老子的终于哭了，不知是因为恨铁不成钢还是儿子的大逆不道。他立即下令禁锢太子和东宫所有人，并让杨素审问与太子往来的部分大臣，严加审问。当然，不用他告诉，杨素也会严加审问的。几天后，罪证确凿，隋文帝下令搜索其他证据。杨勇宫中自然少不了他平时喜好之物，比如马匹，比如火燧。
有马匹的罪过是：造反时给士兵骑。
有火燧的罪过是：晚上造反时士兵用来照明。
隋文帝一掌拍了太子杨勇这面墙，又有这么多人来推，墙自然而然地就倒了。
隋文帝之恨(1)
在废黜太子四年后，也就是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在驾崩之前，他拍着床骂了一句话：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
这句话是骂杨广的，背景是他的爱妾宣华夫人陈氏在其病重时侍寝，和这位美丽夫人一起侍寝的还有太子杨广。一次，太子杨广趁着陈氏上厕所时对其无礼，陈氏告诉了他，他随口骂出了那句话。
杨勇被囚于东宫时，总给隋文帝写信。因为他发现自己是被冤枉的，后来当他得知信皆被杨广扣住后，就爬上大树大声叫喊自己冤枉。隋文帝也听到了，但同时又听到了杨素的另一句话：他已经情志昏乱，为癫鬼所缠，不要听疯人话。
他便没有听，他真就没有听。
四年后，他想要听杨勇说自己冤枉的话已不得，因为他骂完那句话后不久就驾崩了。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自然死亡，另一种是杨广派人击打他的肚子，直到他不喘气了才停止。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有他派人去叫杨勇一说。现在猜想，他叫杨勇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道歉，还是再废黜杨广立杨勇？
如果是道歉，杨勇绝对不会接受。人家当初爬到树上把嗓子都喊哑了，他却像武林高手闭关一样不肯见杨勇一面。倘若是再立杨勇，他躺在床上两年多，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已经没有权力再行废立之事了。至于杨勇被废，已是覆水难收。
我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一种说法，他是被杨广活活地拍肚子拍死的，还是自然而死。在《隋书》有关他的本纪中记载，在临死前，他还立了一遗诏。
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先是说了自己起于乱世，力挽狂澜，创下大隋基业，接着是说自己无论刮风下雨，云来云去，都在为江山社稷努力工作。然后就提到了杨勇，说自己当初废黜他实在是最英明之举，如果让这个家伙来继承大业，以后的江山不知会是什么样。最后说到杨广——一个闻名于天下的好人，将来也必是好君主。
现在的我们读历史，对其前段论述可以肯定，对其后段的评价与预测完全可以当他是糊涂老头。
况且，这份遗嘱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如果杨广真的是把他拍肚子拍死的，肯定也能拍出这样一个假遗嘱来。
从杨广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倒是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在他临死前，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了一件大错事，他恨当初独孤皇后在他枕头边总吹风，他更恨自己把杨勇推进深渊后连一眼都不去看。
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
血洒玄武门(1)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大唐太子李建成与其弟齐王李元吉正欲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慌张而来。她告诉建成，秦王李世民昨日在高祖面前诬陷他和元吉淫乱后宫，今日又带了诸多兵将前往玄武门。
李元吉明白，欲进宫就必须走玄武门。他所认识的李世民阴险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况且，李世民还带着兵马。他建议太子建成：“先把你我二人兵马集结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看看形势再说。”
建成却道：“集结兵马倒有必要，但托病不去却不可。世民诬陷我们，我们要去父皇处说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
太子建成在这种时候还敢于去见唐高祖，无非是因为玄武门守将常何是自己的心腹。即使世民有什么小动作，玄武门兵将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也无大虑。
两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带了几名扈从骑马赶到玄武门。进了门，到临湖殿时，两人觉得形势不对。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未见。常何也不在。而且，一路行来，总觉得天上地下都是杀气。
建成道：“恐有不测。”
一向骁勇善战的元吉也感觉到了这种危机，拉着建成掉转马头正欲回东宫，临湖殿左右早闪出了李世民和诸多兵将来。元吉扭头看李世民，大惊失色。只见李世民浑身着铠甲，手挽硬弓，骑在一高头大马上，俨然是两军对垒时的装束。元吉一面叫建成快跑，一面向世民开弓放箭。但因为过于紧张，力道不够，准度又失，三箭皆未中。元吉拍马就跑，李世民却并未向他放箭，而是把弓对准了李建成。一箭射去，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建成落马，扭转马头欲救，旁边又闪出李世民的爪牙尉迟敬德和七十余骑来。元吉曾是这个爪牙的手下败将，此时一见，更是慌乱非常。一不留神，被对方射中坐骑，跌落尘埃。李世民趁势拍马过来践踏之，不想被树枝扫落马下。元吉大怒，上前揪住李世民，拔出长剑，可惜李世民浑身铠甲，无处下手。元吉抢过李世民的弓来，对着笨拙的李世民当头罩下，想要勒死他。谁知尉迟敬德赶到，手起刀落。元吉紧随着太子建成而去了。
在这一弑太子过程中，建成带来的扈从大部分被杀，只有几人逃出了玄武门，赶到东宫报信。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得知建成已死，痛哭叹息道：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与领副护军薛万彻、谢书方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两千人飞驰玄武门。
李世民早已安排张公谨关闭城门，两千精兵不得入，放箭万支。掌握玄武门卫兵的敬君弘开城门与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大战，瞬间被杀。守门兵与东宫精兵战多时，喊杀声惊天动地。领副护军薛万彻主张去攻打秦府，来个釜底抽薪。李世民张皇失措，令尉迟敬德举起建成、元吉二人首级，东宫兵将见大势已去，大部分逃散，但仍有小部分士兵在奋力攻门。
李世民令爪牙尉迟敬德手持长矛，去见唐高祖。高祖大惊失色，“今天谁作乱？你来此干什么？”
尉迟敬德不拜高祖，紧握长矛：“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之。秦王怕惊动陛下，派我来保护你。”
高祖长叹，问一向支持李建成的大臣裴寂：“事情想不到真发生了，现在该如何是好？”
裴寂不答。因为恶棍尉迟敬德的长矛闪烁着带血的光。
早被李世民收买了的大臣陈叔达恬不知耻地接口道：“建成与元吉无功于天下，常嫉妒秦王大功，今被秦王诛之，实是人心所向。陛下现在如果能将国事交于秦王处理，就没有事可发生了。”
尉迟敬德又道：“现在外面仍有东宫与齐府乱贼顽抗，请陛下降手书，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
高祖在心里讲，我不答应行吗？你不给我一矛？
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的头颅血已滴尽，李世民在玄武门下脱掉战袍，去面见唐高祖。高祖前后左右之卫兵早被李世民在埋伏之前铲除，李世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建成大功不可没(1)
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成时所立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唐帝国。
隋朝末年的政局不稳和社会上风传的“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让太原留守李渊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惊恐不已。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在留守任上，他的眼光与胸襟都是隋朝其他大臣所不能比拟的。
他早有反意，但当天下已难以收拾，谶语人人耳熟能详的时候，他的准备还不充分。隋文帝已经对朝中几位姓李的大臣起了疑心，并且逼反了李密。作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自然也逃不过去，他很怕被隋文帝杀死。于是，称病不去京城就成了他那时经常玩的把戏之一。
他先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于河东和晋阳密结各路英雄，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当时李世民不到二十岁，阅历不如李建成，性格更不如李建成“仁厚”，所以，李渊把大宝都押在了河东李建成的身上。李建成在河东独当一面，后来又参与了太原起兵密谋，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公元617年，隋太原副留守的脑袋被李渊砍掉，李渊宣布正式起兵反隋。一个月后，李建成奉命从河东风尘仆仆赶回太原，就起兵后的战略制定和组织工作与李渊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协商。
从这时起，李建成为大唐的建立浴血沙场，创下了赫赫战功。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隋都长安，唐军进行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其中决定性战役的总指挥都是李建成。
第一场大仗的对手是西河郡丞高德儒。是时，李建成引兵攻西河郡，高德儒死守。李建成与士兵同甘苦，深得民心，很快便活捉了高德儒而结束了战役。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却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至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十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激战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佐高祖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高祖外出时，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建成无功于社稷在高祖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不成，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建成太子就不可能有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建成太子镇蒲州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还促成了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一千多人。
武德四年（621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622年）、六年（623年）、七年（624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上述所定论不虚。在这之外，太子建成在辅佐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如镇压乱民祝海山的暴乱以及征讨李世民未剿灭的刘黑闼。
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建成太子却是在幕后。但也正如刘邦所论之“功人”与“功狗”一样，谁是人谁是狗，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
一个真实的建成太子(1)
如果可以，真希望能将篡改《旧唐书》的许敬宗凌迟。如果不是他，有关建成太子的事情不会只寥寥数笔，建成太子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
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搜寻出其真实面目的。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丑恶，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善。
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
第二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的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看看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
在这里，除了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阴狠歹毒的人外，还被描述成了一头猪。既然李世民吐血数升，假设不死，那么毒药的分量应该与酒相当。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建成太子端着一碗比芝麻糊还稠的酒给李世民喝。李世民费了好大劲才把酒舔干净，然后肚子疼痛，回家吐血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报告给了高祖，说世民喝了像芝麻糊一样的酒，在吐血呢。按照人嘴的大小和肠子的直径与血的数量，高祖到了世民处，李世民肯定还在吐。在把李建成描述成猪的同时，也把李世民刻画成了更蠢的那一头。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马是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
建成太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达，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其实，贞观之治的出现先有李渊打下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后有诸多谋臣的辅佐，打一个不雅的比喻，随便放到龙座上一个人，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做到此一点。
关于他的纳谏如流，从贞观后期他和魏征的一段谈话里可看出背后的意义来。
魏征：陛下贞观之初诱导别人提意见；三年以后，见纳谏之人乐之。但前后相比，受谏之勉强已有了。
李世民大惊（被魏征看穿而惊）：你凭什么这样讲？
魏征：陛下初即位时，有人犯罪，您赐以死。孙伏伽谏止，认为此人罪不当死，您赏赐给了孙兰陵公主园，值百万。有人说赏太厚，您说，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人使谏也。但后来柳雄犯罪，戴胄上谏说不当死罪，您只是给予了戴胄一番表扬而已。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劳民伤财，您却有点不高兴，还说，国家不使一人，不收一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知道您对纳谏之事不上心了。
这段话记载于《唐书·魏征传》中，从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所谓纳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随着后来的贞观之治的出现，他便现出了本来面目。
既然他的纳谏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历史记载的他肚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危，他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便嘱咐太子说，徐茂公这个人太忠义，当初李密造反被杀，他不避嫌疑，替他收尸；他的结拜兄弟单雄信犯了死罪，他先是以官爵为单雄信赎罪，后来又割下自己的肉喂单雄信。所以，这个人虽然有才智，但你却于他无恩，恐怕我死后你上台不能服他，我先把他废黜了，等你上台用他为仆射，如果他不服气，就杀了他。
这就是李世民亲口对儿子说的话，徐茂公是什么人？参加了玄武门兵变，在并州十年，突厥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曾当众夸奖徐茂公说，古之卫青、霍去病都不及他。但这样一个为唐朝安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李世民却是不放心的。
尉迟敬德，这个在玄武门兵变中出力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李世民的鹰犬后来也不被李世民所放心。他曾看着尉迟敬德的满脸横肉问：有人说你要造反，为什么？
满脸横肉的鹰犬气急败坏，“对！我是要造反。我跟着您征战四方，身经百战，看看我现在浑身都是伤。天下已定，您却怀疑我要反？”
说完后，还撒娇，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把身体上的伤痕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赶紧挤出眼泪来，“快穿上衣服，我不怀疑你了”。
引上面几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有德明君，但看他治理国家之术和杀死建成之策，且可算作是有道（术）之君而已。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1)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之命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还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朱友文，梁太祖的义子。在“王侯将相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太子这个头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朱友文，一个被梁太祖看重却间接被梁太祖害死的后梁唯一的太子却只留下了不到一百字的资料。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乱臣贼子太多，作恶太多，罄竹难书。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大奸大恶后来又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五代本就是一群乱臣贼子表演的舞台，朱友文在这样的场景下显得格格不入，显得那么“单薄”。如果他不被弟弟杀死，后梁的历史必将改写，虽然在关于他不到一百字的记录里没有他的理政才能，但无论他的理政才能如何的糟糕，肯定会比杀他而登基不理政的哥哥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因为父亲的淫，而间接地导致了自己的被杀。在五代时期，死一个太子并不算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死的是朱友文，一个完全可以继承梁太祖后期改革的太子朱友文。
父债子偿(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