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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_5 朱艳丽 (现代)
  “可能性不大。”
  “我可否在贵公司的告示板贴个广告,悬赏若干元,以求追回那部打字机?”
  工程师觉得好笑,“我想是没有用的。垃圾车早也把它收去了。”
  1985年,林太乙姊妹授权台湾神通电脑应用“上下形检字法”于中文电脑产品。神通电脑称之为“简易输入法”,并打出“两个钟头学不会,请吃一碗牛肉面!”的广告语,证明是简单便捷。
  明快打字机(3)
  这一年,林语堂谢世已经9年有余。
  秋天的况味(1)
  为了尽快还清“明快打字机”欠下的债,不愿受约束的林语堂居然接受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之职。
  离美赴法前,林语堂吩咐廖翠凤卖掉了大部分家私,先还部分欠款。启程前两天,他突然收到美国税务局的来信,说他必须缴清3万多美元的个人所得税才能离开美国。“我的天啦!”林语堂颓然地坐下,双手直拍额头。他领了《苏东坡传》的部分版税,又向卢芹斋借了钱,才得以启程前往巴黎。
  科教文组织的工作薪水高,可实在是累人。忙不完的会议、写备忘录、应付人事问题、准时上下班,林语堂已经50出头,精力、体力上都吃不消,每日回家,靴子一脱躺在沙发椅子上,动也不肯动。短短两年,心力交瘁的林语堂慢慢显出老相来,头发脱落、秃顶,身体干瘦得像缩了水的皱皮桔子。
  1949年,林语堂不堪忍受,便辞去了科教文的工作,搬到法国南部坎城的一幢小别墅“养心阁”里修养。那是卢芹斋的私产,本是设计给4个女儿住的,但是女儿女婿各自忙事业,谁也不来,房子空闲着,由一对园丁夫妇料理。
  “养心阁”坐落在小山坡上,不远处便是碧波粼粼的地中海,院子里种满了高大挺括的棕榈树和色彩艳丽的九葛丹,有胭脂红、砖红色、铜橙色等,蜜蜂在其间嗡嗡作响。“久在樊笼里,难得返自然”,林语堂喜欢上这里的环境,恢复了写作生涯。
  傍晚时分,他到露天的咖啡馆喝一壶浓郁的咖啡,或是在岸边看渔人满载而归的喜悦,仿佛回到了年幼时的坂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生活花费低,又有新鲜的鱼类、瓜果蔬菜,林语堂忘却了巨额的欠款和外界的喧嚣,很安静,很闲适。
  翠凤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心灰意冷,躲进了自己的小世界,每天只是重复地念叨:“我们没有钱了,我们欠人家钱。我们从这里搬走之前,一定要把椅套洗干净还人家。”林语堂心疼地抓住她的手说,“凤啊,我们从头来过。你别担心,我这枝邋遢讲的笔还可以赚两个钱。”
  林太乙陪着父母在坎城住了一些日子。一天午后,两人在花园里晒太阳,林太乙突然问:“阿爸,人死后还有没有生命?”
  “没有。”林语堂看看四周,坚决地说,“你看这花园里处处都是生命,大自然是大量生产的。有生必有死,那是自然的循环。人与蜂有什么分别?”
  他又引用了苏东坡的一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林太乙望着父亲鬓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心里一阵凄凉,她想起父亲写过:“我爱春天,但它太嫩了。我爱夏天,但它太傲了。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叶泛黄,气度醇美,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它金黄的艳色不道出春天的无邪,不道出夏天的权威,却道出了晚年的成熟和温霭智慧。”成熟是时光的消逝,过去了,就永不会再回来。
  “人生既然这么短暂,那么,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太乙无可奈何地问。
  “我向来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林语堂说,“我们知道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光一样熄灭,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使我们冷静,而又有点忧郁;不少人并因之使生命富于诗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
  他默然半晌,接着说:“苏东坡逢到悲哀挫折,他总是微笑面对。”
  林太乙不期然地对上父亲的眼,她知道父亲的所指,外在的困顿都不能叫这位老人低头,微笑乐观,一切终会雨过天晴。
  在坎城,林语堂一连写了《唐人街》、《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等书。虽然销量不太理想,但毕竟是赚了钱,慢慢把欠银行和卢芹斋的钱还清了。
  随后,全家人又迁回了纽约。林语堂常常要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资料,不方便用自己的名字,太乙帮他办了张借阅证,化名林语珠女士。
  20世纪50年代初,林太乙和丈夫黎明从毛里求斯回美国,工作难找,就和林语堂商量办本和《西风》类似的文艺类刊物,取名《天风》。纽约生活不易,林语堂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欣然同意了。他们借了《中央日报》在唐人街办公室的一张写字台作营业点,办公基本上在林太乙的家里。
  林太乙的女儿还小,常常伤风,她忙完工作忙家里,累得够呛。林语堂不忍心女儿吃苦,从编辑、校对到包装、开车送到邮局去寄等粗重体力活都一手包办。
  195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朱门》,写“回汉冲突、腐败政治,爱人的智慧”,因为和早前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都表现了相同的人生理想和文化理想,所以被誉为“林语堂三部曲”。这本书的销量很好。
  同年,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绝交了。
  20年前,是赛珍珠发现了林语堂,并帮助他走向了国际文坛。林语堂对这份人情常怀感恩,拒绝了其他出版商的高薪诱惑,把历年来的著作一本不落地交给庄台公司出版,成了公司的台柱子。发明“明快打字机”那会儿,赛珍珠拒绝帮忙,林语堂虽然觉得自尊心极受打击,但是转念一想可能是美国人的思维在起作用,郁结了一段时间也就忘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赛珍珠夫妇在版税上耍了很大的花招。按照当时的惯例,书的海外版和翻译版,原出版公司抽10%,而庄台公司竟然抽达50%,有5倍之多。他的书被译为十几国文字,海外销售量巨大,这许多年来,吃的版税亏真不知有多少。而且,书的版权还属于庄台公司。
  秋天的况味(2)
  签约时,林语堂和赛珍珠的友谊正稠,对庄台根本不设防,连契约书都没有细看就签了合同。整整过了19年他才幡然醒悟,“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的。”正如郁达夫所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惟其憨直,惟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
  林语堂最不堪朋友的欺瞒,不怒则已,一怒惊人。他委托律师向赛珍珠夫妇索要著作权,态度强硬,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华尔希又惊又怒,赛珍珠甚至打电话给林太乙,问“你父亲是不是疯了?”
  几个月之后,林语堂要到南洋大学当校长,打电报给赛珍珠辞行,赛珍珠没有回复。林语堂痛心无比:“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20载的跨国友谊至此义断情绝。
  赛珍珠去世后,几个养子为了争夺她留下的700万美元遗产,拿她不为人知的隐私说事,这大概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如斯的婚姻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心病。
  林如斯是廖翠凤结婚4年才怀上的头一胎,生产时难产,母女俩险些都丢了性命,所以夫妻两人很宝贝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如斯从小就听话,成绩好,又漂亮,像个小大人,处处能帮父母手,没让林语堂费半点心。
  如斯从陶尔顿学校毕业后对父母说,她不愿因为是林语堂的女儿而享受特殊待遇,她要回国,虽然没有念过医学,但还是可以尽一份力。林语堂嘉许女儿报效祖国的宏愿,出面联系了昆明军医署,让她在旧识林可胜医生手下做事。不久,如斯认识了汪凯熙医生,林语堂夫妇都很满意这个年轻上进的小伙子,双方家长商定好,让他们回美国就结婚。
  谁知就在大办订婚宴的前一天,文静内敛的如斯突然和一个美国青年狄克私奔了。听到这个消息,林家上下惊如晴天霹雳。请帖已经发出去,新朋旧知该来的也来得差不多了,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夫妻俩只得装出笑脸应付各种诽谤、猜测、嫉妒、流言。
  狄克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仗着家里有几个钱,胡作非为,在中学时就被学校开除,靠父亲养活。如斯去昆明前就认识他了,只是一般朋友,为什么会和他私奔,林语堂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
  从此如斯居无定所,过的是穷困落魄的生活。她说狄克要写作,要这样要那样,但没有一件干得好的。
  林语堂不放心如斯和这样不堪的人一起,可女儿喜欢,做父亲的能有什么办法?他背地里对翠凤说:“憨囡囡,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疼她。我舍不得。”每次如斯和狄克回家,林语堂交代翠凤什么也不准说,还要格外整出一桌好菜,待女婿如上宾。“吃,吃啊!”夫妻俩热情地劝,装出喜欢的样子,生怕女儿心里难受。
  这桩不体面的婚事很快走到了尽头。1955年,如斯和狄克莫名其妙地离婚了。如斯生性敏感,有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抛家弃父却换来这么个结局,她接受不了,从早到晚发呆,像没有灵魂的木偶,扯一下动一下。狄克没有付分文的赡养费,如斯不愿意去要。林语堂劝她冷静想想,和人争钱固然讨厌,但是人总要吃饭,总要活下去,没有钱是不行的。如斯听了这话,很激动地痛哭流涕,说她不要讨价还价,不要和狄克有任何联系,她办不到。林语堂别过身,眼泪往肚里咽。
  他刚从南洋大学回来,那也是段不愉快的经历,廖翠凤吓得神经衰弱又发作了。林语堂对太乙说:“别担心,妈妈要有个厨房可以烧饭就会好起来的。”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
  林语堂在温暖的坎城租了一套普通的公寓,带着受伤的妻女疗养生息。翠凤稍微好些后,他买了一辆小汽车,全家人在欧洲游历。他对悲痛欲绝的如斯说:“这个世界假使样样照逻辑发展,生活就没有趣味。人的心思不可理喻,有矛盾,所以可爱。人如果没有弱点,没有不可抗拒的情感,没有不可逆料的意欲,便没有文学。人容易犯错,所以生命千态万状。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则我们会沦为机械人。”
  欧陆的风光梦幻一般美丽,他们不买明信片,不照相,像流浪汉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如斯还是提不起劲来,林语堂见缝插针地劝导:“凤如啊,你回美国后,找份工作,你不是喜欢诗吗?可以试着翻译唐诗。你还年轻,离婚不是天大的悲剧。”
  游玩了几个星期,如斯的情况有了好转,便回美国去了。相如也要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化学。女儿们都走了,老俩口在坎城过着无拘无束的恬淡生活。他们穿着便衣,手牵着手到菜市场买菜。翠凤的法语不灵光,林语堂就帮着压价。做了一道好菜,两人能像小孩子似的,乐上老半天。翠凤还在阳台上种起了马铃薯。坎城人友好和善,谁也不知道这个每天提着菜篮子溜达的中国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林语堂。
  他已经60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有时走在大街上,他会突然兴奋地大叫;坐在露天的咖啡馆里,毫无形象地大打哈欠,别人看他,他不理会,按心里的想法来,仿佛是很有趣味的游戏,乐此不疲。他乐观地对老朋友说:“老婆对我不嫌老,既不伤春也不悲秋,俯仰风云独不愁。”
  他又写了一部小说《远景》,描写了世外桃源的乌托邦,人人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这是林语堂理想的社会,是古希腊田园风味和老庄“无为而治”的综合体。他写道:“哲学教授应该接受考验,向他的女仆解释他教的科目。假使女仆听不懂,则大学必须开除那位教授。”
  秋天的况味(3)
  “儿童犯罪呢?”
  “把他的父母关起来。”
  “人口过于稠密呢?”
  “纳税,家庭人口越多,纳税越多。”
  因为翠凤念女情切,两人在坎城住了一年多,又搬回纽约去了。林语堂创作了《武则天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书。他还发表了《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宣布再度皈依基督教。他解释说:
  30多年来,我惟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回归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布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
  最后的日子(1)
  1958年10月,林语堂受学生马星野之邀,到台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私人访问。
  他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党政要员、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等争相拜访,连蒋介石夫妇都设私宴款待,和他笑谈《红楼梦》的译述问题。
  最让他开心的是,台湾的闽南侨胞对这位名满世界的老乡格外热情,来探望的人如海如潮,险些踏破了门槛。林语堂讲起了生疏已久的家乡话,“乡音不改鬓毛衰”,用闽南话,衰就念“cui”,特别中听,乡音难得,难得乡音啊!他喃喃自语道:“回到台湾,就像回到了闽南漳州的老家!”
  随后,夫妻俩到中南美访问了两个月。
  惟一挂心的还是如斯。
  “爸爸妈妈要去中南美,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吗?”如斯前阵子刚进了医院,廖翠凤怎么也不放心。
  “当然会的,你们放心去好了。”如斯挽住父母的胳膊,装出很开心的样子。
  “要是有什么事,你去找妹妹好了。”
  “可是妹妹在波士顿!”
  “对啊,堂,要不然我不去了,你一个人去。”翠凤转过身对语堂说。
  “爸,妈,你们尽管去好了。我不会有事的。”
  “你一个人住要小心,不认得的人不要开门让他进来。”
  “我知道,我知道。”
  “你钱够不够用?”
  “够了,够了。”
  “凡事要看得开,不要再伤心了。”
  “我不会的。我自从出院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像从前的拼图玩具少了一块,现在拾到了,完整了。”
  林语堂像抚小女孩一样抚抚如斯的头,“你要好好的工作,不要胡思乱想,知道吗?你根本没有什么事,身体好,又聪明,年龄也不大,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只要你用头脑想清楚。”
  “我对不起你们,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快别那么说,我们回来之后你搬回家住。”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会照顾自己的。”
  回到纽约,林语堂还是要卖文为生,出版了《辉煌北京》、《红牡丹》、《赖柏英》等书。如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正常的上班,坏的时候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谁的话也不听。翠凤伤透了心,林语堂让如斯搬进住所的隔壁,打通墙,以便随时照顾她。
  在这期间,他还在台湾中央报开了《无所不谈》专栏,每月4篇稿子。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林语堂年纪越大,越留念起童年、故乡,落叶归根的念头一点一点钻出来,在心里头蠕动。他一个人飞到香港找太乙。太乙带他四处游玩,他却飘忽地四下里看,像在寻找什么。“阿爸,你看,香港有山有水,风景像瑞士一样美。”太乙说。
  “不够好,这些山不如我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的山,我此生没有机会再看到那些山陵了。”
  “那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
  “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香港的山好难看,许多都是光秃秃的。”
  太乙看透了父亲的心思,带他到新界落马洲。许多游客、怀乡客就是在这里的山峰上,远远的看大陆那边,看根本看不到的故乡。林语堂也踮着脚,极力地往远处望,看那片片的梯田和无尽的山峦之外,再之外,那青青翠翠、重重叠叠的坂仔是否还在那儿,还在等着游子归来?他回想起第一次和父亲爬上坂仔的山,他也是这样望着望着,望山外的世界,可他再也回不去了。
  报纸上说有个女人生活艰苦,林语堂拉着太乙到警察都不敢去的贫民窟,给了那女人几百块钱。
  太乙问起家里人,林语堂小声地说:“我把妈妈照顾得快快乐乐。你的姊姊在慢慢摧毁她。”
  1965年,林家人聚在一起,大摆筵席贺林语堂夫妇70大寿。夫妇俩看着一家人和和美美,儿孙满堂,十分安慰。绝少喝酒的林语堂也兴致勃勃地陪着客人饮了一大盅,他诗兴大发,现场挥毫,填了一首《满江红》自寿:
  七十古稀,只算得旧时佳话。须记取,岳军曾说发轫初驾,冷眼数完中外帐,细心评定文明价。有什么了不得留人,难分舍。
  他还依原韵《临江仙》,和台湾中央社同仁的贺寿词以致谢:
  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
  自是文章千古事,斩除鄙吝还兴,乱云卷尽纹平,当空月明在,吟咏寄余生。
  乡愁乡思最磨人。
  次年,旅居美国30年之久的林语堂回台北定居了。
  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买下一幢房子。”
  有人问他回来后的打算,他说:“从此是,无牵挂,不逾矩,文章泻。是还乡年纪应还乡啊!”至于传得沸沸扬扬的做官论,他幽默地说,要是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我不能忍受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台湾当局表示要为他建筑一栋房子,林语堂考虑再三,接受了,但却婉拒了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就在阳明山上中西结合的房子里,林语堂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日子(2)
  房子的面积很大,有水池,有庭院,背靠着山,下了山坡就是大片的草地,可以种菜养鸡。林语堂买了十几尾鱼,养在水池里,平日里喂喂鱼,和翠凤聊聊过去、孩子们、亲人们的现状,简朴得就像没见过世面的山间老人。他心血来潮,还说要养一只鹤,就像“梅妻鹤子”的那位杭州隐士,真正是心闲自在了。
  日子安定下来,不安的廖翠凤面色渐渐红润。赶个大早买两斤刚刚砍下来的嫩得出水的竹笋,杀一只老母鸡炖汤,那是鼓浪屿廖家的味道,多少年没有闻到了?
  吃罢饭,夫妇俩收拾停顿,手挽手到市里游玩,邻桌是说闽南语的彪形大汉,走到街上,穿着时尚白衣红裙的妙龄女子,在用闽南话相互揶揄,到永和吃猪脚,老板热情地招呼:“户林博士等哈久,真歹细,织盖请你吃烟呷吃茶。”到五金店买东西,小老板一口地道的西溪话,他们兴奋地聊起故乡的硷水桃、鲜牛奶,又聊起江东大石桥,比什么都亲切。林语堂买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他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我们和和气气做了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林语堂越来越喜欢孩子,也越来越像孩子。逛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在看店,非得凑上去攀谈。小孩子说错了话,脸红到耳朵根儿,林语堂觉得一定要买点东西,因为脸红是作不得假的。他送林太乙到松山机场,在咖啡室里闲坐。有飞机降落,一小队士兵列队欢迎。他兴高采烈地喊:“快看啊,什么大人物来了?”说完便跑窗户边看,翠凤也跟着小跑过去。太乙好笑地想,他大概忘了,他自己也可以算是“大人物”。
  林家有不少小辈也在台湾,有几个还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林语堂得意地吸着烟斗说:“我们姓林的个个都聪明!”
  有很多文学崇拜者给他写信,林语堂每封必看,而且都批上评语。有位先生写的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夹生文章,他毫不客气地批到:“不知所云。”又批到:“不通,不发?”末尾又加上:“还是好好写通顺白话为首要。”
  有个高三的学生问他,读哪所大学为好,他回答:“读书在人不在学校。”
  如斯的情况越来越坏。她患了功能性的脑损伤,时刻焦虑恐惧,好像与现实脱节,沉溺在个人幻想的世界里。她不愿意年迈的父母痛苦,一个人住在所在单位的宿舍里。
  夫妻俩常为这个忧心。
  “我们生了三个女儿,同样照顾,为什么就是她有问题?是不是她小时候我做错了什么事,使她这样?”翠凤愁苦地问。
  “不,凤,你不能怪自己。”林语堂抚抚翠凤的肩头,极力地安慰。
  “她是我头一胎,我多么疼她。她小时候真乖,多听话,又聪明,像个大人一样,帮助我做家务,照顾妹妹。多乖、多听话。”
  “她会好起来的。爱她,照顾她,不要批评她,她会好起来的。她根本没有事。”
  他又对如斯说:“你不要一直想自己,想想别的,培养个人兴趣。人生快事莫如趣,那也就是好奇心。你对什么最感兴趣,就去研究,去做。兴趣是有益身心的。”
  “堂啊,你不要跟她讲大道理了,她听不进去。我的骨肉,我的心肝,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吃一片镇定剂吧。吃了就会好一点。你知道你爸妈都是七十几岁的人了。你要学会照顾自己,自食其力。我们是没什么积蓄的,你爸爸的工作是绞脑汁,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会疲倦的,你不要使他烦恼。”
  “凤,你不要跟她讲这些,我很好,一点也不疲倦。”
  “不,我要她明白。我们上了人家的当,我们存在‘互惠基金’的钱不值分文了。那互惠基金的主持人因为舞弊被抓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上了当,包括你爸妈。”
  “喔?”如斯很惊讶,“互惠基金”的钱是这几年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准备留着养老,怎么会不见了?
  “这件事轰动全美,在报纸上已经登了许久……”翠凤继续念叨。
  “凤,你不要跟她讲这些!”语堂生气地吼道。
  “我要讲,我要她明白,你爸很辛苦绞脑汁赚来的钱不见了。赚钱是不容易的。你不要使他忧愁,听见没有?”
  如斯振作不起来。她选择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在窗帘杆上上吊自杀了,清洁工人发现时,茶杯还是温的。遗书上写着:“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
  那时候,林语堂因为编汉英词典,操劳过度,有“中风的初期症状”,刚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来。
  他给太乙打电话,很镇定。
  “你姐姐今天早上自杀了。你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妈妈。”
  “什么?”太乙没明白过来。
  “你姐姐自杀了。”林语堂又说了一遍,沉稳得好像在说一件不关自己的事。
  太乙和相如赶到医院,他和翠凤早已哭成了泪人,他们一人抱住一个孩子,声嘶力竭地大哭。哭到没有力气了,眼泪还在往下掉,他们相互搀扶着,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们不要再哭了。我们不哭了。”
  可怜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夜之间,两人老了好几十岁。
  太乙悲伤地问父亲:“人生是什么意思?”
  最后的日子(3)
  “活着要快乐。”他声音低沉,没有再说下去。
  亲戚们帮忙料理了如斯的后事,太乙姐妹俩接父母到香港小住散心。在浅水湾吃饭,林语堂杯子拿不稳,茶水溅出来,把上衣全打湿了。孩子们在沙滩上热闹地嬉戏,阳光明媚,林语堂看了一眼就晃过去,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汽车里。林太乙说:“(父亲)变成了一个空壳子,姐姐掏去了他的心灵。”
  廖翠凤没有眼泪,面色灰白,她睁大了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丈夫和女儿,生怕灾祸再发生。她不再说英语国语,只说厦门话,似乎只有躲在厦门廖家的世界里才觉得安全。她失眠、恐惧,一直担心家里来了小偷,即使是送信的邮差也不让进门。外孙来了,她也不笑。语堂说:“就在这里吃午饭吧!”翠凤说:“不要!家里没有东西给他们吃!”有个老朋友来看他们,廖翠凤不见,“我们没有钱,没有面子见人!”
  林语堂先恢复过来,他是一家之主,还有脆弱的妻子和孩子等着他去照顾。他开始繁重的字典校对工作。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太乙给他买了一个带电灯的放大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看。他对翠凤说:“凤啊,我每校完一面要盖图章,你来替我盖吧!”翠凤静静地盖,一声不响。两人就这样一坐一整天。
  他写了一首《念如斯》:
  东方西子 饮尽欧风美雨 不忘故乡情独思归去
  关心桑梓 莫说痴儿语 改装易服效力疆场三寒暑
  尘缘误 惜花变作摧花人 乱红抛落飞泥絮
  离人泪 犹可拭 心头事 忘不得
  往事堪哀强欢笑 彩笔新题断肠句
  林语堂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干瘦,老弱。女儿们领他们去吃香港有名的烧鹅,林语堂似乎恢复了些兴致,和外孙玩得不亦乐乎。刚刚吃完,他就开始吐血,医生说是由于身心疲劳引起十二指肠脱垂。养病期间,他态度很温和,凡事都自己来,精神很好的样子。有一次,太乙听见他偷偷地对翠凤说:“女儿各有自己的事要做,我们不要搞乱她们的生活。”太乙捂着嘴大哭不止。
  1972年,按照“上下形检字法”编排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他说,这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李卓敏校长在序里写:“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这一部自不能例外,但人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汉英词典。”林语堂喜形于色,兴奋地嚷嚷:“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
  他已经77岁了,但还不肯罢手,他说还要再编一本国语词典,家里人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不理想,不准他再工作,他很失望地张张嘴,终于没有争辩。
  林语堂老得很快,记忆力衰退,走路要靠拐杖,瘦得皮包骨头,青筋裂出来了。1975年,他80岁,被世界国际笔会选为副会长,同时《京华烟云》被大会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
  他给安德生编撰的《林语堂精摘》写序言说:“我喜欢中国以前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古人没有被迫说话,但他们心血来潮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谈论重大的事件,有时抒发自己的感想。说完话,就走。’我也是这样,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
  林太乙为了调解他的心情,对他说有中文印刷机的展览,出了很多新花样,他摇摇头说不想动。他写《八十自叙》,出了很多语法错误。以前在纽约,十来岁的太乙帮他打信,他说“Confucius”(孔子),要拼写出来。太乙抢着说:“不必!不必!我会拼的。”结果太乙打成了“Confucious”,他看了一眼说:“我早就料到你会多打一个‘o’。”
  生命在慢慢逝去,他舍不得,他更敏感、更锐利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风和日丽的气候,他流泪;鸟儿啁啾地鸣叫,他流泪。圣诞节,林太乙带他到百货店买礼物,大人小孩笑逐颜开,欢乐的圣诞歌回旋地播放,他努力睁大了浑浊的眼睛,不放过些微的快乐景象。他突然抓住柜台上的一串假珍珠链子,用干瘪的双手摩挲,上下看,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低低地抽泣。年轻的店员鄙夷地看着这位瘦小的老人。林太乙气得胸膛快要爆炸,她想对无知的店员说,你要读过他的书,知道他多么热爱生命,方才知道他为什么在掉眼泪。让他抓起一个个装饰品,对着这些东西流泪吧。
  圣诞节过后,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每次感冒或患痛风,就要失去一部分身体机能。他不能走路,不得不坐上轮椅。“我真羡慕你”,他对太乙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后来,他不会打睡袍上的结,女儿教他,他像个孩子一样耐心地学。半夜里掉下床,他爬不起来,静静地睁眼到天亮。
  “爸爸,你怎么不喊我?”女儿心疼他。
  “你白天要工作,我不想吵你。”
  该来的总会来。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大量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急救,情况好转。三天后,心脏病突发。女儿们赶来,他半抬起手,像要抓住什么,用尽力气地喊了一声,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医生叫亲人们不要离开。
  ——打强心剂;
  ——肾功能失灵;
  ——脑部已经死亡,但心脏仍然跳动;
  ——心脏停搏;
  最后的日子(4)
  ——心脏恢复跳动;
  ——心脏停搏;
  ——心脏恢复跳动;
  ……
  一连9次,他尽了最后的努力,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生命。他赤裸裸地平躺着,只盖了一个单薄的被单,他赤裸裸地出生,又赤裸裸地去了。
  这已经足够,身后的繁华或是孤寂对这位相信善良、怜悯和热情的老人来说,已经不重要。就如泰戈尔说: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芦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有待充满。
  《谁最会享受人生》
  不当第一名(1)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到老”。
  从孩提时代起,不安分,就像胎记一样烙在林语堂性格的深处。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甚么是善,甚么是美,甚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
  早在铭新小学读书时,小和乐自作主张剪掉了辫子。
  辫子可以说是清政府的象征。清朝刚入关的时候,“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洗江南,才留起了一个朝代的辫子。光绪年间,虽然朝廷势微,规矩不能废。辫子仍然是那个时代男人们最普遍的装扮。
  国父孙中山见李鸿章后,毅然剪下辫子,从此走上了救国之路。
  在偏僻的坂仔农村,孙中山年幼的追随者,和乐,也毫不犹豫地砍掉了马尾。林至诚支持儿子,给他修剪了别致的西瓜头,短短的头发衬得小和乐又可爱又精神。他挺起胸膛,昂着小脑袋,故意在长辫子的同学师长面前走来走去,像初次打鸣的小公鸡骄傲十足。
  和乐的恶作剧更让学校的老先生们伤透了脑筋。
  一次考试,和乐所在班级的同学齐刷刷地获得了高分,素来及不了格的几个捣蛋鬼也漂漂亮亮地交了考卷。老师们怀疑其中有鬼,琢磨着肯定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小子偷了卷子。他们列了份清单,把嫌疑分子一个个叫到教员室,打算来个瓮中捉鳖。
  和乐不在清单之列。
  他成绩好,按老师的思维,拿高分的好学生总不会干坏事,尤其是偷试卷这种事,没有作案动机嘛!
  和乐心里偷着乐,可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读书、玩耍,看不出任何异样。老师疑心再大也想不到,屁大点的孩子,干了坏事还这么沉得住气。
  老师们忙活了几天,始终找不出那个始作俑者,于是又怀疑是不是内部泄了密,疑神疑鬼,最终就不了了之。
  后来林语堂写自传,颇为自得地披露了儿时的这桩公案:是他考试前一天摸进了老师的住所,偷看了试卷。他原是为了表示对考试的蔑视,所以让全班同学都拿了高分。类似的事情,他再也没干过,不是怕责罚,而是干了得意事却不能说出去,太难受了。
  文如其人,和乐自小做文章就是自由派,讲究不了起承转合的八股气,老师批评说“如巨蟒行小径”。和乐把自己的作品瞧了好几遍,还是不知“巨蟒”何在,提笔就在朱色评语的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似小蚓过荒原”。教作文的老夫子气得半死,厉声训斥和乐。和乐小声嘀咕:“难道对得不工整吗?”“你!”老夫子睁圆了眼睛,半晌没顺过气来。
  上了寻源书院,和乐的恶作剧升级了。
  寻源书院的校长毕牧师是个市侩的美国人,一心来中国淘金。鼓浪屿当时刚刚发展,他瞄准房地产会兴旺,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地皮交易上。
  毕牧师无暇顾及教学管理,又怕对上头不好交代,就直接借用修道院的那一套,把学生管得死死的,起码不会出乱子。他把校长室设在宿舍楼的对面,自己端坐其间,一面斜着眼睛,盯紧学生的一举一动,一手拿着算盘,劈劈啪啪地算计着地价涨落。这位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却认为算盘是个好东西,几颗珠子上下,数目就一清二楚。
  和乐进书院后,长久不能适应。算盘声日夜不停地从校长室传来,夜深人静的时候,颇让人毛骨悚然,好多学生睡不着,和乐做起梦来,全是算盘的声音。学生们敢怒不敢言。
  和乐又起了反抗心。
  毕牧师严令不准买消夜的点心,但是书院的饮食油水不足,过了9点,男孩子饥肠辘辘,不填点肚子,睡不着觉。校长室对着入楼口,带吃食进来,逃不过毕牧师的斜瞟眼。学生们急得抓耳挠腮,想破了脑袋,就是没有好办法。
  和乐朝着舍友们一挑眉毛,“我有点子!”
  毕牧师突然发现晚上外出的学生量增加了一倍,学生们空手出,空手入,说说笑笑,好不高兴。他直觉得有情况,眯起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学生,却没发现任何异状。
  算盘声又响起。
  和乐一群人在房间里笑翻了,可口的点心送入嘴,似乎狠狠地出了口恶气,吃起来特别香。和乐学毕牧师怀疑而无奈的神情,大家又放肆地哈哈大笑。“吵什么!快睡觉!”毕牧师扯着嗓门在下面喊。男孩子们捂着嘴,笑得更得意了。
  角落里放着竹篮和绳子。
  和乐们买了吃食后,就让留守的人用竹篮吊上去,自己再大摇大摆地从毕牧师的眼皮子底下走过。
  办法很快传开了,个个寝室都备了竹篮。晚上,宿舍楼的背面,十几个篮子同时上上下下,堪称寻源书院一景。
  和乐天资聪颖,书院的几门功课,如地理、英文、中文等,他觉得太容易、太简单了,晃几眼,就能考试拿高分。他的求知欲很旺盛,又有大量的业余时间,恨不得把全天下的书都看个遍。
  毕牧师却想出各种各样的怪招来限制学生学习的自由,他规定,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5点,学生们必须静坐在教室里,任凭教员摆布,不准看闲书、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有意见。
  和乐很憋闷,这和监狱有什么不同?
  不当第一名(2)
  兵来将挡,水来土湮。和乐自有办法。教员在上面讲得唾沫横飞,他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手里拿的却是《史记》等所谓的闲书。教员们很喜欢这个认真听讲的好学生,总是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和乐早就打通旁边的同学,老师一发问,就有条子递过来。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得有条有理,十足的乖乖学生样。老师们很满意他的表现,常常表扬他听话,和乐不屑一顾,“听话?天下没有比听话更无趣的词了。”
  他抱怨道:“上课和不上课的分别是,在假期,我可公然看书,而在上课的时候我只好偷偷地看书。”
  背书作弊则是智力大比拼了。
  有个教员特别喜欢让学生们背书,省事又可以混时间。可当天色渐渐晚了,学生又背得结结巴巴,他就很不耐烦,大发脾气。学生背书本来就紧张,被骂后,更是缩手缩脚,半天背不出一句话。和乐当然不会为背书所苦,但看不惯老师胡乱拿学生出气,想治治他。
  教员怕麻烦,每次的任务都集中在两三页。学生们得站在回廊上等,唱谁的名谁就进里屋背。和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他让先背的同学,以开门为信号儿,表明是书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如此这番,开了三四次门,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几页了。
  寻源书院的死板教育让和乐厌烦。“我的中学教育完全是浪费。”林语堂回忆中学时光,只有落下这一句评语。
  也因为这样,在别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私塾教育时,林语堂已经率先向填鸭式的现代应试教育开火。
  他说:“我可以不需教员之指导而自行细读一本10万字的地理书,然而在学校每星期只需读一页半,而费了全年功夫才读完一本不到3万字的地理教科书。其余各门功课,都是如此。此外,强迫上课之暗示,或对教员负责读书之暗示,皆极为我所厌恶,因而凡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
  他还认为,所谓最优秀的学生,就是上课时揣摩老师的心思,说老师想让他说的答案;在考试迎合老师的意见,思想老师教导的思想,其实就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而考试成绩,不过就是数字的累积,没什么要紧。
  林语堂是永远的第二名,他幽默地解释:“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上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我向来对于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凡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由于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原素。”
  在美丽的圣约翰,林语堂遇见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校长卜舫济博士。
  卜博士是个“中国通”,娶了位温婉的中国女子。他是严格的清教徒,每天早祷会后,林语堂就会看见他夹着黑色公文包,绕校园步行一周,然后带领舍监查房。9点整,他分秒不差地走进办公室,风雨无阻。要是走出办公室,那一定是5点的下班时间了。卜博士的生活习惯和钟表一样准时,连看书也是一样,每年一本长篇小说,一个月一章,严格控制,决不少看,也决多不看。语堂从卜博士的身上,充分领悟到英国清教的精髓。
  这一招后来被廖翠凤学来管理他的丈夫。翠凤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曾说,林语堂的作息时间就是按照英国绅士的做派,起床、刷牙、吃饭、工作,都是预先制定好了的。“语堂就是我的孩子,要是不这么办,就乱套了。”翠凤得意地埋怨道。
  卜博士办事认真,待学生极好,林语堂从神学院出来,就是他的主意。他是真正的教育家,把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搬到了圣约翰。
  林语堂的自由天性得到了任意的舒展,他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一个人得了4枚奖牌。然而,他还是不满意圣约翰的课堂教育,痛恨考试制度和“学分制”。
  教国文科的是一个前清的老秀才,姓金,还留着辫子,带大眼镜。每次上课,他先照着课本读10行,然后就像佛家坐禅一样入定了,眼睛不望学生,不望书本,不望墙壁,学生面面相觑,有些居然以为他这么做是别有深意,也依样画葫芦,呆望出神。望了一学期,也没有望出所以然来。金夫子新知识匮乏,但喜欢卖弄,有次心血来潮说可以开汽车到美国。他连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太平洋都不知道,学生们以为笑柄,常拿来开玩笑。
  林语堂痛恨老夫子误人子弟,又喜欢他的教学方式,因为他可以肆意地看任何想看的书,而不必像寻源书院一样,做递字条的惊险游戏。语堂的涉猎范围很广,赫克尔《宇宙之谜》、华尔德《社会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伦理学》,甚至包括韦司特墨的《婚姻论》。进化论对林语堂影响最大,他用此说来解读基督教,结果就犯下了《把基督教当文学来读》的布道趣事。历史课时,林语堂读的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英文版,教员诧异万分,对语堂刮目相看。
  上课是浪费时间,考试是浪费生命。考期临近时,别的同学都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刻苦攻读,林语堂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逍遥自在地钓鱼。苏州河当时清澈见底,鱼戏浅水,呆上半天,就能收获一小筐。林语堂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怂恿一个好友:大考大玩,小考小玩,玩好了才考得好。那同学被说动了,跟去钓了一晚上鱼。第二天,林语堂照常轻轻松松拿了个高分,那个同学却不及格,一脸沮丧地责怪语堂。林语堂有点愧疚,原来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
  不当第一名(3)
  到美国后,林语堂挑起国外名校的刺来。
  他借着评论《英美德大学》一书,把美国引以为傲的几大名校狠狠地冷嘲热讽了一通。哈佛除外,对母校总得留点情面。他列举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学便餐室的管理问题》;《学生坐位姿势及书桌尺寸之研究》;《初等学校佣人服役之分析》等等。而著名的克孙教授在国际心理学会第九年会上宣读了他的最新力作《寻常讨厌事物之原来与性质》,据说是费了几年的考据功夫,考证出507种讨厌事件,分别是:饭菜里有毛发;卧床不洁;看见秃驴的光头;看见蟑螂……
  林语堂挖苦地写道:“这种治学是有渊源的。”他还总结了“科学化论文”的套路,大约是:
  第一章 与个人的关系
  第二章 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章 与国家的关系
  第四章 与世界的关系
  “”可以代表“治外法权”,也可以代表“皮蛋”。若是还想做漂亮点,就做一份社会调查,请马路上的甲乙丙丁填写,回家统计一下,画一个曲线图,就是了。
  在哈佛大学,林语堂师从著名教授白壁德。
  白壁德最先倡导新人文主义,主张用古典理性对抗喧嚣的现代社会。他学识渊博,口才很好,很多学生就是被他辩论的力量折服,而成了他的信徒。白壁德在中国也赫赫有名,梁实秋、梅光迪、吴宓都出自他的门下。林语堂曾经和后两个人在一个板凳上聆听过白教授的高论,他还笑话吴宓,学的是传统,长得像和尚,风流韵事却足以写一部传奇。
  20世纪初,白壁德和主张直觉主义的斯平加恩大打口水战,波动了整个文艺界。初生牛犊的林语堂觉得文章应该如行云流水,而不能人为地设置条条框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毅然决定为斯平加恩辩护。这是他背离胡适,加入语丝的一次预演。
  翠凤担心得皱紧了眉头,不停地说:“阿唷,小心点啊!”
  随缘读书(1)
  林语堂爱书。
  林语堂爱读书。
  佛家说“人生一缘”,林语堂的“缘”就是书。
  林语堂读起书来也是不走寻常路。
  他反对一切“必读书目”之类的说法,教育部编审的“中小学生必看书讇妆尽薄ⅰ按笱乜词閫讇妆尽倍际撬档亩韵蟆9湃怂怠巴沸骸⒆洞坦伞保衔嵌潦槿酥凶畋康暗模唤袢怂怠肮攀橛卸尽保衔峭纺苑⒒柚铩?/p>
  林语堂在束缚人性的考试和课堂之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那就是图书馆。
  自由地读书,就是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图书馆才是一切知识的源头,也因为图书馆,学校才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他说,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
  他还说,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子,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畅饮潺潺的溪流,品味果实的甜美。
  圣约翰藏书只有约5000册,近1/3是神学类,林语堂多次在著作中抱怨。“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他钟情于哈佛,就是因为卫德诺图书馆。在那个浩如烟海的书世界里,只要是想看的书,都唾手可得,仿佛站在一个支点上,只要轻轻一翘,就可以托起整个地球。他和翠凤没有钱去看球赛,就借了心仪的书本回来,点燃灯,面对面坐着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贫贱夫妻的幸福。
  在上海,有了经济能力后,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起了图书馆。
  书房是林家总管廖翠凤惟一不能插手的地方。林语堂把书房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每次看完书,就随手一扔,常看的,就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不爱看的,就打入冷宫,埋在层层的书堆下面。书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只够铺开稿纸和伸开两支胳膊的地方。他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上的书拿开,一屁股坐下来,双腿搁在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可能是牛顿的力学理论,或者是莎翁名著。他还异想天开,要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
  翠凤觉得乱得难以忍受,语堂就拿“乱中有治”之类的混话来打哈哈。他描述了这样藏书的好处: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10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子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一层神秘与可爱的轻纱将永远笼罩着你的书室,你始终不会知道你会找到什么。总之,你的书室便将有一种女人的乖巧与大城市的秘密了。
  林语堂识得的某留学生也有个“图书馆”。那学生通共只有一箱子书,却按大学图书馆的方式,细致而严密地分类贴标签。语堂想找他借《经济学史》,学生马上很得意地说,那书是“580.73A”。语堂惊奇不已,赞扬是“美国人的效率”。
  廖翠凤以为逮着了好机会,当即建议语堂也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把书房拾掇一下。林语堂用烟斗一敲夫人的后脑勺,分类是科学,读书是艺术,怎能混为一谈?
  林语堂书房的名字叫“有不为斋”。
  “有不为”,就是“有所不为”,他说: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当作一回事。
  我憎恨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心理的宣言。
  我从未说一句讨好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都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分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大好佬。我的仆人也不会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了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送我的儿子们叫他们拿去挂在客堂。
  我从不假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随缘读书(2)
  我谈论我国的政治,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出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什么城市里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像我的母亲爱我的一半,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1933年10月26日,上海,天气晴好。
  林语堂来到了阔别近20年的母校圣约翰大学。
  当年,他是圣约翰的校园才子;现在,他是名噪一时的幽默大师。
  校方领导大费周折,终于请到这位校友来作讲座。
  《论语》在高等校府很受欢迎,学生中没有不知道林语堂大名的。加上他又是圣约翰的校友,前辈来演讲,学弟学妹们都涌进礼堂,想一瞻林语堂的风采。
  林语堂自选的题目是《读书的艺术》。校方很满意,说这个题目很适合时下的年轻人。
  一开场,林语堂就暗讽时事,嘲笑校园讲座的荒谬。他说,最近常有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而卖国官僚则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一些政治要员常到大学作秀,学生们不堪其苦。语堂的反讽,正好说到点子上了。学生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陪同的校方人员苦笑,今天的讲座估计是个大型炮弹,千万别把圣约翰给炸飞了。
  果然,林语堂把自己求学时离经叛道的读书方法倾囊相授。他尖锐地说,学校的书都读不得,要读小说概论,不如读《水浒》、《三国》,上历史课,不如读《史记》。
  他说:
  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卜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
  林语堂感叹着总结: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此话一出,又是热情洋溢的掌声。
  接着,林语堂详细讲了如何读书。读书首先要重“味”,找出和自己气质相和的书,他以婚姻作比:
  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文学上的爱人”,奇语,但极有道理。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他揶揄古人,追月法、刺股法、丫头监读法等苦读之举都是笨,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才是真谛,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读书的。
  “我不喜欢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学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高尚的,就是指老庄、柏拉图之类人类思想的源头者,而下流的,就是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余下“二流”的都是从这两流中抄袭过来的。
  校方领导冷汗直冒,频频向语堂使眼色,让他说点“正经的”。语堂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他的鸿篇大论。
  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敢说真话的大人物,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最后,林语堂引用了他读书那阵很流行的校园打油诗: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夏去秋来冬天到,
  收拾书包过新年。
  学生们笑声震天。有人在下面喊,这首诗,我们还在用呢!
  林语堂的演讲深受圣约翰学子的欢迎。光华大学、复旦大学闻讯,也纷纷请林语堂过去作讲座。他的随意读书法在校园流行开来。
  讲台风采
  刚到上海的那阵子,为了维持生计,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
  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早敲过了,林语堂才慢吞吞地来到教室。他带着一大包鼓鼓的东西,似乎要涨开了。
  学生们心里咯噔一下,小声地议论起来,“别是第一次课就要考试吧?”“怎么办,假期玩闹去了,压根没看书呢!”
  林语堂是过来人,一见那些学生的神情,心里就明白了。他轻叩了两下桌子,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慢条斯理地打开纸包,一层一层。学生的心都悬起来,伸长了脖子,看新先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纸包里竟全是带壳的花生。
  语堂笑着朝学生扫视一番,剥了一个,丢进嘴里,边咀嚼,边开口了,“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说的是英语,很慢,口音地道。
  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越发地糊涂了。
  林语堂拿着花生绕教室走了一圈,“请吃!请吃!”他博闻强记,一圈下来,班上的同学就认得了七八成。
  学生并不真敢吃,大部分只是意思性地拿了一两个。
  语堂不理会这些,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哄堂大笑。
  林语堂很满意开场白的效果,得意地剥起花生来。学生放宽了心,胆子也大了,陆续地开始吃花生。
  课堂变成了茶馆,闹哄哄的。
  花生吃完了,林语堂把纸包揉成一团,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然后甩甩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学生们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课真的结束了。他们都说,这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先生。
  林语堂遵守诺言,果真上课不点名。
  大学生逃课的现象在当时很突出。教员为了保证到课率,想出各种法子,点名就是强制手段之一。学生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教员斗智斗勇,点完名就溜的也不乏其人。
  林语堂反感填鸭式的教育,上课点名更是他最厌烦的方式。
  虽然不点名,但是他的课,学生很少逃,还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而来,搬着板凳,坐在过道里听。
  这是因为林语堂的课生动有趣的缘故。
  林语堂从不使用教科书,而是把报刊杂志上的时政要闻剪辑下来,编成《新闻文选》交给学生作教材。可能昨天报纸才刊了,语堂隔天上课就会详细地讲解。教学内容的新颖让学生们趋之若鹜。
  他是莱比锡语言学的博士,讲起文法也比其他教员高明。动词、时态之类的,语堂觉得生硬,很少讲。他也不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要是在文章中遇到了,学生不理解,他就现场举出好几个有名的句子,让学生感觉一下。他最常讲近义词的比较,以中文的“笑”为例,他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让学生体会其中的差别,培养英文的感觉。这么学习英文,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学期下来,进步飞快。
  林语堂上课很自由。他没有师道尊严之类的想法,不摆架子,率性而为。他极少一本正经地呆在讲台上,他给的理由是太累了,受不了。大部分时间,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笑话连篇。累了,就依靠在讲台上,权作休息。讲到高兴处,他甚至会一屁股坐在讲台上。有时,他也会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可讲着讲着,两条腿就搁在了讲台上。学生起初大吃一惊,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林语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相面打分。
  他的英文课没有任何形式的考试。林语堂经常在课堂上抨击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因而他发明了特别的考查方式。
  学期末,别的班上天天开夜车备考,语堂的学生不用。上最后一次课时,语堂端坐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每唱一个人名,学生就站起来。语堂上下左右地打量一番,就像个算命先生在看面相,略一沉吟,就给一个分数。他记忆力很好,班上120多个学生,三五节课下来,有半数就能叫出名字。过了半年,学生上课的表现和英文能力基本摸得清楚。也因为这样,他才敢相面打分。难得有几个吃不准的,语堂就让他们上台来,现场读一段英文,根据水平给分数。
  学生们开始很不服气,担心先生按个人喜好评分,后来发现林语堂相面打的分数,十分公正客观,远远超出了笔试考录。
  “下流”的林氏家教(1)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长女凤如,次女玉如,小女相如。
  “无后为大,不孝有三”,廖翠凤没有生儿子,按老一辈的说法,就是没有为林家后继香灯,所以她难过得要死。廖家的女人笑话她是“只会生女儿的”。林语堂不在乎,总是说:“凤啊,没有关系,我不想要儿子,我才不在乎什么传宗接代!”老三出生后,林语堂就让医生给翠凤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在西医还不是很普及的年代,这是相当极端的避孕法。
  林语堂认为时下女子的名字俗不可耐,都是宝珠、玲玲、或淑娟之类,他的孩子一定要与众不同。凤如、玉如给外面投稿,需要笔名。林语堂兴致勃勃,给大女儿改名如斯,取“逝者如斯乎”之意;二女儿就叫无双;至于相如,“这个名字不俗,不必改。”
  玉如不喜欢,说:“无双笔划太多(当时使用的是繁体字),而且叫无双,将来会嫁不出去的。”
  “这样啊,那你就叫太乙好不好?”
  “太乙?什么意思?”
  “是天地间的混沌之气,《吕氏春秋·大乐》里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乙’,就是这个意思。”林语堂得意这个好名字。
  玉如心里犯嘀咕,“我宁可叫林玉如。”
  林太乙没有浪费这个名字,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了著名的旅美华人作家。她曾经是香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写了《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书。林语堂著作等身,但靠着林太乙的笔头,后世的读者才认识到一个生活中的鲜活的林语堂。
  林语堂写过一副对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玉如偷偷在后面加上:“教女儿读书更要认真。”林语堂知道后笑了好久,不停地说:“好!好!”
  他从不随便打骂孩子,而是把她们当成平等的生命。一次,家里来了客人,闹哄哄的,玉如睡不着,双腿在床上乱蹬,大吵大闹。翠凤忙着待客,没有时间照顾女儿,就打发语堂上楼看看。林语堂陪着女儿躺了一会,温柔地说:“睡不着没有关系,你以为11点很晚了吗?对大人来说,一点都不晚。你听,客人们还在楼下说笑呢。你不要着急,等一下就睡着了。”
  到了能走能说的年纪,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各项活动,他说,社会是个大学堂,除学校外,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街上常常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黄包车上拉生意,小孩子不懂,问怎么回事。翠凤说,那是坏女人,过皮肉生涯的,末了加上一句,你们可千万不能学她们。林语堂却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不得已,才过这种生活的,我们不能看不起她们。
  参加文学聚会,林语堂也一手牵一个,一手抱一个。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叫条子”。所谓“叫条子”,就是客人圈画妓院放在茶楼的花名册,叫人拿去,被叫的姑娘就会应约出场。语堂自己不圈,让孩子们圈。可他少不更事的宝贝千金懂什么,略小一点的连识字都不怎么会,多半是乱画一气。姑娘们来了,女孩子们就得意地说:“你们是我叫来的。”
  林语堂写作的时候,像换了一个人,正儿八经的,廖翠凤都不敢入内打扰。但对女儿,他下了特赦令,允许她们胡闹。他说,只要没有字的地方,你们随便画。有些涂鸦之作,语堂觉得童趣盎然,就登在《论语》作小插图。
  有一回,玉如问他:“爸爸,别人的爸爸都上班,你在干什么?”
  “写作。”
  “为什么写作?”
  “因为我有话要说。”
  “我也有话要说。”
  林语堂望着女儿,顿了顿,没有说话。
  过几天,玉如早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唧唧喳喳地说今天搭车,车里好闷热,后来开窗淋了雨,觉得好舒服,似乎飞到天上去了。
  林语堂突然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问我为什么写作,我说我有话要说,你说你也有话要说。”玉如茫然地点点头。语堂认真起来,“做作家,最要紧的就是对人,对四周的事物抱有刚出生孩婴儿一般的兴趣,要有自己的体悟和看法。要不然,谁会听你说?你看,你就不肯多听周妈的话!你说,今天在车上淋了雨,感觉很痛快,你何不把这样的感觉写下来?真的写下来了,就是好文章。”
  玉如按作家父亲“说真话”的原则写了篇小作文,讲周末去“灌音”的事。“灌音”就是对着麦克风讲话,录在片子上,回家用留声机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这很希奇,当然是她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兴趣浓厚的父亲所为。但是学校的先生不知道什么是灌音,说玉如胡编乱造,狠狠地批评了她。玉如很委屈,她本来想写上馆子“叫条子”,担心先生骂,改而写“灌音”,结果还是挨批了。她只能写,我有一个奇怪的爸爸。爸爸从来不骂我,他对我那么好,我真是喜欢爸爸。
  星期六是林家看电影的日子。玉如刚刚满5岁,就获准上影院。第一次她哭闹着不肯进去。林语堂很耐心地问为什么,玉如含混不清地说:“你们……你们都有票,我没有。”
  “你还小,不需要买票。”
  “你们都有,我要和你们一样。”
  林语堂想,凡事要求平等是好事,就依了女儿。翠凤不高兴,说这样子会把女儿惯坏的。
  电影多半是外国片,有些似乎少儿不宜,玉如记下了她看完后的印象:第一,洋女人穿低胸的晚礼服,总要男人替她拉背后的拉链;第二,外国男女很喜欢亲嘴;第三,外国女人生气时会掴男人的耳光。
  “下流”的林氏家教(2)
  林语堂要自由,要天性,他要让他的孩子也像坂仔的野草一样,不经任何修剪地成长。
  他讲故乡的神奇传说,教她们自然的美丽和奇幻。晚上,他把书房的灯打开,带着孩子们到花园里探险。蜘蛛网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柔和的光芒。他说,妈说,蛛网很脏,你们看,在花园里就一点也不脏。蜘蛛八只脚,看起来很可怕,织网却整整齐齐的,小虫子以为没有,飞过来就被网住了,你们说奇怪不奇怪?每一样东西,只要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发挥功能,就很美丽,你们要牢牢记住了。
  玉如的脑门突出,别人取笑她是“凸头的”。她气急败坏地跑回家,一个人生闷气。林语堂安慰她,额头饱满是聪明的象征。玉如不信,父亲总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语堂接着说,宋代有个很有名的文人叫苏东坡,他的妹妹苏小妹就有个很饱满的额头。苏东坡笑妹妹,说她人还没进门,额头先进来了。苏小妹是个才女,将来你也会和她一样的。玉如这才破涕为笑了。
  全家人到庐山避暑,晚上热得受不了,林语堂让翠凤弄了两床席子,和孩子们幕天而睡。庐山的夜景肃穆神秘,凉风习习,星星嵌在天鹅绒的缎子上,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摘得到。玉如和相如是第一次外出,很兴奋,睡不着,要拉着爸爸数星星。林语堂舟车劳累,困得哈欠连连,又不忍心拒绝女儿的要求,硬着头皮一颗颗地数。才数到30来颗,他就深入梦乡。女儿叫醒他,他猛地睁开眼睛又接着数。玉如泄气地说,好多星星,怎么也数不完!林语堂抚抚她的头,告诉她,宇宙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人在里面,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东西。
  山间多雨,雨越大,林语堂越兴奋。他率领娘子军到溪边放纸船,还一个劲地问,放纸船好不好玩,全身湿透好不好玩?
  杨杏佛被暗杀后,林家被流氓监控了两个星期。多话的林语堂其间一直很沉默。流氓撤走的那个傍晚,天空下起了麻麻细雨,他披了件单衣,外出散步,玉如一路小跑,跟出来了。
  “为什么大家都说妹妹长得真较粹(玲珑可爱)?我看不出她有什么较粹。”玉如不知道国事动乱,毫无心机地问。
  “小孩子因为天真,所以大人觉得他们较粹,”林语堂说:“这世界很复杂,大人多半已经失去天真。”
  “天真是什么意思呀?”
  “小孩子不懂事就是天真。”
  “为什么懂了事就不可爱呢?”
  “憨囝仔,”林语堂无奈,“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应赛珍珠之邀,林语堂到美国讲学一年。
  那时,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很差,被辱骂为“猪仔”,从事的也多是端盘子、洗衣服等低贱的体力劳动。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就是留辫子、抽鸦片、迷信、好赌、怯懦的动物。玉如三姐妹上学后,常有白人小孩来挑衅,问,你抽鸦片吗?中国人也会伤风吗?中国有桌椅吗?你是用敲鼓棍子吃饭的吗?你吃鸟巢吗?你为什么没有裹足?你的眼睛为什么不是向上翘的?
  玉如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回答。林语堂把三个孩子叫到书房,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林语堂言出必行,他挤出工作的时间,给女儿们当起私塾老师,补中国文化课。林至诚这样教过他,他也同样教自己的子女,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林语堂首先说,我不是百科全书。拿破仑死于哪年,成吉思汗何时入主中原,我记不得,你们的教员也记不得,他们非得到要上那一课,才会翻书看,改试卷时还要对一对书,才做得准。你们只要纲领搞清楚,如唐宋元明清,顺序不能乱,细节问题,有《历代名人士卒年表》和《世界大事表》。
  上课的内容很随兴,今天中文,明天英文;今天唐诗,明天聊斋。课本更是千奇百怪,《冰心自传》,《沈从文自传》,《西厢》,朱子的《治家格言》,甚至连《教女遗规》都有。玉如又有意见,为什么今时今日,我们还要学三从四德这类东西?林语堂说,了解古代的女子总是必要的,好坏你们自己判断。上完了课,他让学生做一篇日记,题目自拟,内容不限,但要写真话,不准写《自强不息》,或是“天天玩,不顾学业,这么浪费光阴,岂不是可惜?”类似的假话。
  地理课就是看中国地图,其余的一切不管,林语堂的理论是,现在背了,将来也得忘记。
  英文课也简单,不用名家作品,就用晚报上的罗斯福总统夫人每日纪录。语堂说,都下流得很,平凡得很,但是可以打好底子。例如有一日学的是:“车站人站得那么多,火车将开时,罗斯福只得请大家退几步恐怕车开时有人碰伤”及“小孩都在窗外探头”。语堂让女儿念一遍,然后用自己的话转述,说不下去了,看一回报纸,再接着说。
  初到美国,经济情况不比国内,佣人没有了,翠凤一个人照顾不了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只动笔的林语堂也得分担家务。他带着三个宝贝疙瘩站在街脚,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鞋擦得蹭亮。只见那小童先在鞋子上打油,然后用软布条劈劈啪啪地擦,三两下子,鞋就光亮起来。林语堂兴奋极了:“看见没有,擦鞋的姿势最要紧!”他双手腾在空中,一上一下,现场学起来。4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已经够轧眼了,林语堂还手舞足蹈,来往的行人觉得怪异,频频回头看。女孩子脸面薄,硬拉着父亲走,林语堂正兴起,不肯动,你拉我扯,闹得不可开交。
  “下流”的林氏家教(3)
  林语堂学得最好,擦起鞋来架式十足,也够亮。他扬扬自得,廖翠凤说,堂啊,往后你就负责擦鞋吧!他笑不出来了。
  一年后,林语堂全家移居欧洲。玉如本来还有几个月就小学毕业,她央求爸爸,等我毕了业再走吧!林语堂不以为然地说,小学毕业有什么要紧!
  在船上,林家分成了两派。林语堂是牛肉队长,廖翠凤是青菜队长,两人都想把女儿争取过来。林语堂不顾翠凤的眼色,很大声地说:“吃肉的人脸有血色,吃青菜的人脸是青色!”满舱的人大笑不停。
  途经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林语堂以为机会难得,非得去探探火山口。翠凤拧不过丈夫,又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丈夫胡来,只能一起去。维苏威火山闻名世界,它是欧洲惟一的活火山,自罗马时代以来,已经爆发了50多次,最有名的一次就是将庞贝古城尽数毁灭,方圆10里不留活口。
  林语堂临时雇了一个向导,向火山进发。翠凤在最前面,凤如、玉如居中,语堂抱着小女儿殿后。风很大,雾浓得看不清楚半尺外的事物,几个人只能走两步,就相互叫喊,确保没有人掉队。走了半个小时,就听见远处轰隆隆的声音,像狮吼,像雷鸣,惊心动魄,向导说,那是火山里熔浆激荡的声音。凤如和玉如不过10岁出头,吓得腿都软了,说不出一句话。越靠近山肚,声音越大,每隔5分钟就“哗”一下,好像就要崩裂而出。林语堂觉得还不够,说,既然来了,不如进火山口看看。女性成员集体反对,但是没有用。火山口里全是刚刚硬化的熔浆,有些还冒着热气,踩在上面,软软的。他们一直走到离冒火处只有十几尺的地方,热浪滚滚的红色熔岩不断地往下流,流几尺,就慢慢变成黑色,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声响从地底连绵不绝地传出来,像身处地狱一般。林语堂还要往前走,翠凤急得声音都变了调:“小心呀!不要再走啦!”
  下山后,翠凤和孩子们神魂未定,呆滞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鞋底全烧焦了,凤如的腿严重擦伤。廖翠凤说,在火山口里时,她觉得如果要死,起码大家死在一起了。
  玉如就这次旅行写了篇《探火山口》,林语堂把它投给上海的《西风》月刊,居然发了。玉如高兴坏了,她想起爸爸曾经说,作家,就是要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她开始理解这句话了。
  到了巴黎,林语堂常常带女儿们去一个叫做“地狱”的娱乐场。一个男人在黑暗的房子里弹钢琴,突然,灯光亮了,出来很多一丝不挂的女人,在“火”上大跳热舞。一个父亲带三个未成年女儿看脱衣舞表演!林语堂说,百老汇脱衣舞娘李玫瑰的表演很艺术,不猥亵,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好清教徒这般正当地欣赏脱衣舞。4个人看到半夜才回家。
  巴黎台阶多,上去的时候气喘吁吁,下来的时候却很轻松,林语堂故意一本正经地问女儿:“我们爬上来时每人一定瘦了半磅,现在走下去,每人会胖回半磅,对不对?”
  玉如中学毕业后,林语堂说,你不要上大学,先入社会做事,学做人的道理。玉如为之气结,爷爷拉下脸借钱才供父亲上了大学,而她现在有条件不费吹灰之力入学,怎么能不上?林语堂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手持一部字典走天下,什么知识都有了,任何学问都可以自修。玉如知道,跟父亲辩论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就问:“那我到哪儿工作呢?”
  “耶鲁大学缺中文教员,我们去试试!”林语堂兴致勃勃。
  “我吗?到耶鲁大学教中文?”玉如吃惊得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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