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
语堂没了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父母所谋划的，他管不了，也懒得管。
见语堂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这桩亲事进行得格外顺利。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
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人家，会受穷的。
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这句话一锤定音，语堂和翠凤订婚了。
订婚后不久，林语堂从圣约翰毕业。
就业成了当务之急。他不想进洋行，整天穿西装打领带，满身铜臭，最令人厌恶。经过反复考虑，林语堂接受了北京清华学堂校长周治春之聘，到清华任中等科英文教员。
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起来的，任教的老师届满三年，就可以申请奖学金到美国留学。语堂的小算盘打得砰砰响：他想出国留学，这是儿时的梦，到梦想成真的时候了。
在清华大学，林语堂是出了名的“清教徒”。礼拜天，同事们常常到八大胡同喝花酒，邀请他一起去，林语堂避之不及。为了堵住众人的嘴，他主动申请，主持周末的教会班，带着一帮孩子学习他早已放弃的基督教。
林语堂不喝酒，不近女色，在年轻人当中实属异类。同事们都笑话他是处男，语堂笑而不辩，算是默认了。
放寒暑假，语堂到廖家探他的未婚妻。两人就在敞开门的客厅对坐聊天。对未婚的男女而言，这已经是格外的恩赐了。
“没有钱不要紧”(2)
廖家催得紧，要语堂尽快迎娶翠凤。林语堂并不是不喜欢翠凤，可就是心里放不下锦端，他找出各种理由，先是说要读书，后来又说要出国，婚事一拖再拖。
翠凤很着急，几年的蹉跎，她成了24岁的老姑娘，同龄的女孩早就结婚养孩子了；父亲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嫌这么大的女儿还在家里吃闲饭。她更担心，语堂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要不怎么老是不提结婚的事呢？可女儿家又不能太显白，她只能半埋怨地嗔到：“这位语堂先生，他已和我订婚了4年，但为什么不来娶我呢？”
1919年，林语堂申请到奖学金，要到哈佛大学念比较文学硕士。
廖家下了最后通牒：出国前一定要与廖翠凤完婚。廖悦发说：“玉堂和翠凤订婚已经4年还不娶她，出洋如果不是两人同去，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林语堂也清楚，再拖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他于是同意和翠凤结婚，然后一起出洋。
在双方家长的主持下，操办了婚礼。
语堂要从坂仔到厦门迎亲。林至诚捋着胡子，笑眯眯的，语堂娶了个钱庄家的女儿，还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留洋，乐得他逢人就说：要大顶的花轿，新娘子是胖胖的哟！
不知哪个好事之徒把这话传到了翠凤的耳朵里，气得她立刻吃了好几片泻药减肥。
婚礼在英国圣公会协和礼拜堂举办。这个教堂是厦门最早的教堂之一，专门供洋人和有地位的华人做礼拜。
语堂向来不看重外在的形式，迎亲时只顾着和伴郎聊天。正口渴，女方家端给他一碗龙眼茶。龙眼茶本是象征“早生贵子”，新郎意思性地喝一口就行了。语堂哪里知道这些，他二话没说，一口气把“贵子”喝了个精光，还津津有味地嚼起龙眼来。廖家的女人看着他这般不懂规矩的憨样，唧唧喳喳地聚堆议论。
新娘房安排在廖家，是一幢苍老古朴的英式别墅，四周种满了古榕、香樟、玉兰树。林语堂牵着新娘一步一步走上长长的台阶。他看着旁边披着红盖头的女人，恍惚间，仿佛以为她就是锦端。可是锦端已经去美国了，不行，语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暗暗下定决心，他结婚了，旁边的这个女人就是他要过一辈子的妻子，他要对她好。
当着众宾客的面，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的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廖家人这才意识到，来自“呷糜的人家”的傻小子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廖翠凤听了这话，几次红了眼眶。她的父兄都蛮横不讲理，语堂却这般温柔和细心，她深深为自己的选择庆幸。
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办完婚礼，林语堂和翠凤就踏上了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号。
林至诚到上海来送他们。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不再健壮如初。林至诚心里很矛盾，出国留学是林家上下共同的愿望，可儿子媳妇这一走，不知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见得到。他颤微微地拍着语堂的肩，说，和乐，你终于要去美国了！有媳妇陪着你，阿爸不担心，她会好好照顾你的。
望着林至诚难舍的表情，语堂一阵心酸。他想起第一次离开坂仔时，船马上要开了，林至诚求着让船家再等等，跑到小贩那里买了些零嘴，塞给了自己，说是路上别饿着。这一幕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间父亲的黑发全白了。
出国不到一年，林语堂就收到林至诚病逝的消息。这位心怀世界的乡村牧师最终没能等到学成归来的儿子，抱憾而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语堂打量着父亲梦想的西方世界，面向东方幽幽地问，父亲，你看到了吗？
婚姻是适脚的旧鞋(1)
林语堂有很多关于婚姻的妙论。
在《罗素离婚》中，他说：“婚姻是这样的叫人烦难，所以今日婚姻问题，算是社会问题中之最复杂问题。婚姻强叫生理上情绪上必然不同，实际上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这两人对文艺思想人情事物，必有不同之反应，兴会好恶，必然不能一律。叫这些时浮时幻之兴会感好，息息相应，脉脉相关，若合符节，真非易事。万一两方情意好合，相迁相就，互相体贴了解，经过十年八年的操练，也就像一双旧鞋，适足无比，这就是所谓美满姻缘了。”
在《说青楼》中，他说：“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
在《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中，他说：“女子出嫁，只能靠碰。最自由的结婚，还是乱碰的结果。你想二万万的女同胞中，决不是二万万个都是某青年可能的日后妻子，至少有一万五千万，或者太老，或者太小，到年纪相若的，虽有几千万，有机会相知的还是寥寥无几，相知中看上眼，又要对方同意的，真无几人。到了青年想娶亲而可以娶亲的时候，某位女子来得凑巧，或因搬家相识，或因路上相逢，或者刚刚学成回梓，年华相若，相貌也差不多，一经撮合，婚事成矣。”
在《红牡丹》中，他说：“你在娶一个女人之前，决不会知道她的真面目。”
……
一个能对婚姻发堂堂宏论的人，只会是婚姻美满者。因为大半婚姻不幸的人得靠讥讽婚姻美满者过生活。
林语堂就是明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他的婚姻决不像他写的那般无奈，反而是一首和谐的钢琴协奏曲。
“哥伦比亚”号就是这段乐曲开始的音符。
船上有不少和语堂一样，靠清华奖学金留洋的人，包括桂中枢、钱端生、郝更生等。旅途漫漫，相似的背景和学历让清华人结成了一帮，他们一起吃饭，聊时下的话题。
廖翠凤是惟一的女人。
她必须得尽快学习西餐礼仪，什么刀切面包，什么刀切牛排，错不得，错了是要闹笑话的。餐布如何放，红酒如何品，也不是小问题。她不要问语堂，因为她聪明的丈夫不拘小节，虽然吃惯西餐，可基本的礼仪还经常弄错。翠凤张大了眼睛，向周围的人学习一切需要注意的规矩，她还得时不时地提醒语堂：“堂，你的刀用错了。”或者是“堂，你的发油该抹抹了。”
没多久，翠凤闹上了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在床上滚来滚去。医生过来检查后，才发现患上了盲肠炎。医生建议尽快开刀，语堂也这么想。他对翠凤说，经过夏威夷时，他们下船做手术。
翠凤坚决不同意。她是在钱庄长大的，对经济敏感。语堂冲动，不管任何的事，带着妻子就上了船。可她要管。
本来，清华的公费留洋很充足，除去治装费、川资杂费，每个月还有80个银元。一个银元大约相当于一美元多，可以保证留学者在美国过得很舒服。可是，语堂只申请到半奖，也就是只有40个银元，紧巴巴的就够一个人过活。现在，夫妻俩都出来了，一人一月只有20银元，怎么够？语堂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告诉翠凤，临行前，北大的胡适找过他，说只要回国后愿意离开清华到北大任教，北大就每个月资助40银元的津贴。而且，廖悦发给了翠凤1000银元的嫁妆，慢慢补贴进每个月，勉强也够两人生活。
可要开刀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外国的医院贵，翠凤粗略地估计，开刀，加上护理，1000银元的嫁妆就得去个七七八八，那下了船怎么办？
翠凤把这笔账详详细细地算给语堂听。她告诉语堂，反正是慢性的，先吃药撑撑看。
语堂很吃惊，他不知道钱庄长大的女儿也能这么精打细算。他明白，翠凤对经济的计较劲，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心。
翠凤还是时常肚子疼，语堂就在房间里陪她。他陪着翠凤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给她端水，有时连洗衣服等杂活也帮忙着干。
船上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新婚蜜月，见他们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常常拿他们开玩笑。语堂心疼翠凤捱病，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解释。
所幸，翠凤的病情慢慢缓轻了，两人顺利地到了美国。
语堂和翠凤在波士顿赭山街51号租了两间房，真正开始在一起生活。
翠凤是个好管家。她把每一个银元都掂了又掂，仔细地计算花出的每一分钱。她熟知哪里有便宜的新鲜蔬菜，哪个超市的肉要便宜几美分。她每天只是想着，语堂上学很辛苦，营养一定要跟上，吃的东西也不能重样。翠凤把在厦门廖家学的十八般武艺搬到了波士顿的两个小房间里，她要语堂无后顾之忧。
语堂则和卫德诺图书馆干上了。修课写论文之余，语堂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卫德诺的藏书浩如烟海，有几百万之多，语堂的房东太太骄傲地告诉他，若是把一本书顶一本书地排，可以排好几英里呢。
他随心所欲地看任何他想看的知识，从文学评论到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吃饭的时候看，躺在床上看，连上厕所都拿着本书。他的住所刚开始空荡荡的，现在也被书堆得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对语堂而言，卫德诺就是哈佛，哈佛就是卫德诺。他说：
婚姻是适脚的旧鞋(2)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
语堂每天都泡在书里，对所有的外在生活都视而不见。有时候翠凤和他说话，没说上几句，语堂的心思就回到了书上。翠凤一点都不在意，她只需管语堂肉体上所需的一切就行了，精神上的她管不了。语堂看书看到精妙处，手舞足蹈，和翠凤大讲海涅的情诗、歌德的小说、莱布尼兹的哲学。翠凤多数时候不知道语堂在说什么，可她仰头看着丈夫激动得涨红的脸，她也跟着会心地笑，仿佛她也觉得这实在是世上最好的文学。语堂看得不痛快，她就跟着着急，觉得那个不知什么名字的作家是乱讲一气。
语堂有些话也让她害怕。语堂对她说，基督不是童女所生，上帝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要信耶稣才能进天堂一点都不对。翠凤半信半疑，她只是庆幸，幸亏是出国了，要是廖悦发听到这些，还不知道发怎样的脾气呢。
语堂忙于读书，没什么社交生活。翠凤也只和负责照顾外国学生的教授夫人往来密切一些。一次，教授夫妇发请函邀语堂和翠凤吃晚饭。两人匆匆准备了一下就去了。到了之后才发现记错了日子，早来了一个星期，双方都很尴尬。翠凤也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语堂就更不用说了。夫妇俩傻傻地呆在教授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教授夫人只得叫佣人草草地准备了晚餐，款待了他们。
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球票，两人连哈佛对耶鲁的足球赛都没有看过，那可是每个哈佛人必修的“功课”。
有时候，翠凤也会想起厦门的娘家。母亲性子弱，老是被父亲骂，是不是又在偷偷抹眼泪？妹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廖家的女人们该聚在一起做肉松了吧，廖家的肉松可是出了名的好，又松又软，那味道可比波士顿的强多了。未出阁前的日子历历在目，可又觉得隔了好几个世纪，午夜梦回，翠凤感到很寂寞。
波士顿的冬天冷，家里条件简陋，没有取暖的设施。两人哆嗦着蜷在床上，相互取暖，这时候，翠凤才觉得安全了，空空的心被塞得满满的，她知道，语堂需要她。
翠凤的盲肠炎把他们更紧密地拴在了一起。
在“哥伦比亚”号上，盲肠炎就狠狠地折腾了新婚的语堂和翠凤。症状减轻后，翠凤觉得可能没事了。谁知到美国不出半年又犯了，这回是急性的，必须马上开刀。
语堂把翠凤背到医院，想都没想，立刻支付了医药费和住院费。然后，他把所有的口袋里里外外摸了遍，只找到13块钱。
为了不让翠凤担心，语堂什么也没有说。他安慰第一次做手术的妻子说，割盲肠是个小手术，不用紧张。
把翠凤交给了一位天主教的医生后，语堂拿出本安格卢撒克逊文字的文法书，在手术室外温习。三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还没有动静。语堂觉得不对劲，割盲肠根本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他静不下心了，急得团团转。
手术总算结束了。原来那位医生从来没见过中国女人，拿着显微镜把翠凤的内脏仔细搜寻了一遍，才动手割了盲肠。
翠凤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
语堂拿那13块钱买了一盒老人牌麦片，顿顿煮点麦片充饥。头两天还勉强吃得下去，后几天，语堂闻了麦片的味就想吐。他就闭上眼睛，硬着头皮吞下去。
翠凤回家，发现语堂居然靠一盒麦片过了一个星期，又难过又感动。她赶紧给二哥发了电报，要家里电汇1000个银元，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从此，语堂的肚子对麦片产生了抵抗力，再也吃不下任何麦片了。
翠凤很得意。语堂是为了她，才吃了那么久的麦片。这种毅力颇有英雄断腕的气概，也许只有她的丈夫做得到呢。
这事还没完。
可能因为做手术的时间过长，不久，翠凤的伤口发炎，要做第二次手术，还要留院观察很长时间。
美国的医院向来是大门敞开，无钱莫进来。1000个银元经不起花，转眼就没有了。翠凤这回怎么也不肯向家里伸手了。她了解父亲，上次若不是二哥，廖悦发是不会管出嫁的女儿的。她不想让父亲和亲戚说些难听的闲话。她对语堂说，就是不治病，也不向家里要一个铜板。语堂很佩服翠凤的骨气，他四处举债，看能不能筹点银子。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不富裕，住院治病也不是小数目，到哪里能借到那么多钱？一筹莫展之余，语堂猛地想起胡适来。他已经答应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那他能不能向北大预先支付工资呢？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语堂忐忑不安地给胡适发了电报。胡适很快有了答复，汇过来1000美元。翠凤有救了，语堂捧着支票，高兴得大叫。
翠凤到次年二月才出院。刚下了雪，明亮亮的，银装素裹，很漂亮。语堂担心路上滑，弄了辆雪橇，自己拉着，带翠凤回家。他像个孩子一样，滑得很快，有时还故意做一些惊险的动作。翠凤吓得心都快跳出来，她紧紧抱住语堂的腰，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整个世界好像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翠凤觉得异常的温暖，她抱住的这个人虽然有时候不懂事，可却是她最亲的人。
婚姻是适脚的旧鞋(3)
第一学期结束时，语堂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哈佛的考试。比较文学的系主任很看重林语堂，他认为，这么聪明的学生留在哈佛上课，是浪费时间，于是对语堂说，只要他愿意到德国的殷内大学修一门莎士比亚课，就可以得到硕士文凭。语堂并不看重文凭，但是，有哈佛硕士学位，总是好的。
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让语堂夫妇很兴奋。
接下来的事，真的是意外了。
语堂的半公费奖学金突然取消了。晴天霹雳！语堂忙给清华写了封信。可山高水长的，清华一时半会也没有回应。他四下打听，才知道：清华在美国的监督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施秉元原是清华的校医，靠了自己的叔叔施肇基是驻美大使，才谋到了这份肥差。清华校方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想大事化小，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没有了津贴，语堂的经济立刻陷入绝境。他只得又向北大求助。胡适又一次雪中送炭，寄过来1000美元。在这期间，《哈佛中国学生月刊》举办征文比赛，一等奖有25元奖金。语堂连续投了三次，每投必中。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停止了投稿。
美国是呆不下去了。林语堂又不愿意打道回府，于是向基督教青年会申请工作职位，想先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再继续求学。
“中国劳工青年会”聘用了语堂，让他到法国教中国劳工读书识字，且愿意支付夫妻俩从美到法的旅费。这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好差事，两人拾掇拾掇就来到了法德交界的乐魁索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洋政府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向法德战场派出了约15万劳工，主要是清理死尸，协助法国对德作战。战争结束后，法国男青壮劳动力奇缺，很多中国劳工就留了下来，不少还和法国姑娘结成了异国姻缘。
语堂为他们编了本千字文的课本，教基本的入门知识。夫妻俩住在青年会外面的房子里，床很高，床垫子又极其厚，住得很舒服。糟糕的是屋子里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到后花园之外。
工作很轻松，语堂带翠凤到附近的凡尔登战场参观。法德在那里打了三四年的壕沟战，炮火席卷了每一寸土地。一棵树木也找不到，光秃秃的，刺刀、弹壳、断成两截的枪支却随处可见，任人拾取，可见军队撤退时的仓促。语堂想起，法国自信马其诺防线坚不可破，却在德国的铁蹄下化为乌有，战争的荒诞真让人可悲。他还想起元曲中的一段，“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翠凤在战场上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把残余物拿起来仔细看。语堂还以为她要捡一件做纪念品，翠凤却说：“堂，你的靴子裂了缝，不能穿了，我给你捡双旧靴子。”
语堂从漫无边际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妻子，这位钱庄长大的女儿居然在捡别人穿过的旧靴子！语堂心里涌起阵阵暖流，翠凤说“没有钱不要紧”不是随口说说，她在用自己的吃苦耐劳证明这句话。
闲暇时光，语堂翻看了大量在法劳工的资料。他有一点私心。语堂的祖父被太平天国的军队拉去当脚夫，下落不明，不知哪里来的消息，说他到了法国。语堂很希望能找到素未谋面的祖父的资料，当然，这只是语堂的一厢情愿而已。
林语堂还自修了德语。他有语言天赋，又熟悉语言学，学起德文得心应手，短短几个月，他居然能写信了。在乐魁索存了一点钱后，语堂就写信申请入德国的殷内大学。
翠凤充分发挥了钱庄女儿的本色，她敏锐地意识到，德国马克的大贬值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把所有的积蓄换成了美元。可惜，她没有经验，美元卖得太早，获益不多。
殷内是大文豪歌德的故乡，一个很美丽的小镇，保留着欧洲旧大陆的风光。居民还以决斗为乐，身上的伤痕越多，越值得骄傲。旧式的古城堡、狭窄的街道、布鲁塞尔的大教堂、比利时列日城繁华的市街，语堂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很着迷。他爱上了旧大陆的风光和声音。在美国，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在旧金山，看见的都是一个模式，同样的冷饮柜台、同样的牙刷、同样的邮局、同样的水泥街道，欧洲则变化多端。
殷内消费低，生活很闲适。语堂和翠凤手牵着手去上课，在街上散步，到附近的地方郊游，有时也看人决斗。周末，两人到火车站的浴池好好地洗个澡，再买点点心祭五脏庙。他们租的公寓有壁炉，翠凤向房东太太学习怎样生火，使房间暖和。没有水管子，到室外取水成了语堂的任务。他不仅不厌烦，反而自得其乐，他猜想，歌德、席勒没准就是拎水拎出来的灵感。
翠凤照料着语堂的衣食住行，她保证语堂营养适当，对自己，则是能省就省。她对语堂的外表整洁很在意，常逼着他换衣服、剪头发。外国人看来，还以为他们是兄妹。他们的朋友，一个离了婚的女音乐批评家问：“林先生，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语堂笃定地回答：“没有。”
惟一让翠凤烦心的是，结婚一年多了，她却始终不见有身孕。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可能不能生小孩了。翠凤哭得死去活来，语堂轻抚她的背，起了无限怜悯之情。
在殷内大学读了一个学期，林语堂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1922年，他转到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
婚姻是适脚的旧鞋(4)
莱比锡大学的中文藏书汗牛充栋，林语堂又过上了整天泡图书馆的生活。
他们依然经济拮据，为了维持生活，翠凤只得变卖嫁妆。她的母亲长得小巧，喜欢戴玉首饰。翠凤嫁的不是有钱人家，又要远走他乡，母亲偷偷贴了不少作陪嫁之物。可外国人很少用玉器，翠凤的首饰卖不上好价钱。每卖一件，翠凤就像割了一块肉，要心疼好久。语堂总是安慰她：“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翠凤苦笑不已，她怀疑这话的可靠性。
在莱比锡，中国人很少，语堂居然还遭受了“性骚扰”事件。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语堂住在郊外。他的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有点色情狂的倾向。她每时每刻都在抽烟，就着咸肉喝啤酒，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语堂，事无巨细地讲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还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女房东的女儿已经成年，非常讨厌母亲的行为。那位寡妇还给语堂看她作的诗，存心引诱语堂。一次，语堂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语堂进去扶她。林语堂吓着了，赶紧叫翠凤代劳，寡妇就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起来了。
廖翠凤终于怀孕了。她高兴得像变了个人，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因为钱不够用，再加上盲肠炎的可怕经历，翠凤怎么都不肯在国外生孩子。林语堂同意，“我们还是回家去，否则我的女儿将要成为德国人。”他只得在短短几个月内准备博士考试。
考试及格，对于语堂，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他居然事先定好了船票，打算在口试的当晚离开。翠凤收拾好行礼，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等他。语堂从一个教授室，跑到另一个教授室，紧张而不慌乱。正午12点，语堂满脸笑容地跑到翠凤身边。
翠凤担心地问：“考得怎么样？”
“过了！”语堂答。
翠凤当街给语堂一个响亮的吻！
然后，夫妇俩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庆祝，晚上就离开了莱比锡。
他们到威尼斯、罗马、拿波利斯等地游玩两周，然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这段游学的时光，据林语堂回忆，是十分甜蜜的。两人就像没有经验的水手，在婚姻的船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探险，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更熟悉，两人真的是同舟共济的夫妻了。
金玉良缘(1)
语堂和翠凤的爱情从结婚开始。
林语堂的女儿们说：“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
语堂爱静，翠凤喜欢热闹。
语堂出身于一个快乐的牧师家庭，崇尚个性自由，不拘规矩。翠凤在重男轻女的旧式大家庭长大，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大家庭的生存规则。基督教的清规戒律也要求她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虽然婚后语堂一直教她遇事乐观，享受人生，可幼时的教育已经在她的性格上扎根，她严肃地过每一天。
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贴，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语堂看，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语堂从这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吃饭时，语堂专拣肉吃，而翠凤却偏爱吃鱼。语堂爱吃翅膀儿、鸡肫、鸡脖子，凡是讲究吃的人爱吃的东西，他都喜欢吃，可翠凤从来只拣切得周正的肉块吃，如鸡胸或鸡腿。
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翠凤对除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颂歌，而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语堂哑然失笑。翠凤说的是实在话，语堂欣赏这样的现实态度，因为它真实而不虚伪。
廖翠凤是尘世的，精明的。一个在精神的海洋里漫游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妻子。每当林语堂合上书，搁下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尼采等离他远去，一桌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还有笑吟吟的妻子，温馨的家在等着他，幸福的感觉就慢慢充盈整个心房。
林语堂常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翠凤。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翠凤满屋子地找，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语堂就随着女儿管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翠凤的管教，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语堂，语堂就乖乖地做翠凤交代的事。
林太乙儿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件趣事：
廖：语堂，你的头发要剪了。
林：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
廖：但是太长了。你去照镜子看。
林：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太整洁不像作家了。
廖：语堂，你应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
林：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除非自己觉到太长了。我已43岁。
廖：43岁是43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
林：我要使我的头发像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它。
廖：请你听我的话。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的头发站在讲台上，我要觉得惭愧的。
林：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
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
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第二天）
廖：你到理发店去吗？
林：不，我要预备演讲。
廖：不，请你吃过中饭去吧。
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去吧。
林：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
廖：但你也许是的。
林：我不是。
廖：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
林：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
廖：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那是太脏了。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
林：对的，香！
廖：谢谢你。
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还有一次，翠凤说，她的一个朋友生了“两个双胞胎”。语堂是攻语言学的，立刻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他纠正翠凤：
“你不应该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
“当然，双胞胎就是两个，有什么错？”
“你可以说一对双胞胎。”
金玉良缘(2)
“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
林语堂无话可说。
语堂说《浮生六记》里的芸娘是中国文学里最可爱的女人。“红袖添香夜读书”，芸娘陪着丈夫沈复读书求学，鉴画作词。她一心对沈复好，看见一位漂亮的歌妓，想方设法为沈复娶作妾。歌妓被达官抢走，她气得生了场大病，竟死了。《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有不少芸娘的影子。
语堂也很崇拜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李香君以弱女子之身，怒斥魏忠贤的干儿子们，语堂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终日带在身边。他还提了一首“歪诗”：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
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
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
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相较于芸娘和李香君，廖翠凤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
她不爱打扮，不赶时髦，头上梳个简单的髻，穿着样式普通的旗袍。她不懂语堂嗜之如命的哲学、文学，对国家大事也毫不关心。但这些都无损她做林语堂的好太太。
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翠凤算算账，发现让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语堂高兴地去捏翠凤的鼻子。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语堂那么高兴，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一星期一次的大清洗时，语堂再怎么赞美翠凤的鼻子，也无济于事了。翠凤让女工开着真空吸尘器像坦克一样轰隆隆地驶进每一个房间，语堂跳着脚，“啊呀，凤啊，等我写完再让她清理书房，可以吗？”“不行，”翠凤说，“她吸完尘还要洗厨房的地板呢！”
厨房是翠凤的专属领域。她可以把一堆凌乱的杂物做出美味的饭菜。语堂有时候跑进厨房，看翠凤做饭的样子。他说：“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铲子，做出来的饭菜才香！”翠凤不耐烦地说：“堂啊，不要站在这里嗦，快出去！”女儿们笑话语堂，他告诉她们：“我们都要听妈妈的话！”
语堂和翠凤像两个有棱角的小石子，放在婚姻的瓶子里互相磨合，磨得嵌在了一起，丝丝入扣。
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有时兴致起来，林语堂也会跟朋友们到三条书院“打茶围”。不过，像林语堂这样偶尔来一次的客人，是不会有出轨机会的。他曾经很喜欢一个叫“富春老六”的名妓，还给她写过好几篇捧场的文章。相熟的人知道，他只是喜欢而已，和他喜欢芸娘和李香君没什么两样。
他有很多女性朋友，但“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翠凤有时候会当众对他表示佩服，他不吝自我赞美，但决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他说，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金玉良缘(3)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翠凤想起结婚伊始，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
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 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人生的盛宴》
在《语丝》的日子(1)
回国后，林语堂夫妇先返乡祭祖。
故乡还是旧时的模样。青山秀木依然，柏英抓过的蝴蝶仍在山野间翩舞，西溪的流水万古不变地淌在坂仔的胸膛上。林语堂深深地大吸一口故乡的气息，这山，这水，甜在心底。
“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林家调皮的五儿子在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回来，是林语堂博士了。
牧师太太彻底的老了。她用枯瘦得只剩下皮的手，牢牢拽住语堂，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眼泪哗哗地往下落。瑞珠也不敢再大声地训斥弟弟，热情但有些生分地接待了他。
洗尽满身的风尘，换上干净的长衫，林语堂来到了林至诚的墓前。
林至诚埋在五里沙。他从那儿出来，最终又回到那儿去了。
伶牙俐齿的林语堂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对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说，却不知从何处讲起。幼时的快乐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留学的艰辛与愉悦，翠凤对他的好，他一股脑地告诉了父亲。
他还去看了美宫。美宫的坟似乎刚被修整过，新簇簇的。语堂坐在坟前，仿佛又看见二姐穿着红艳艳的新娘服，流泪着微笑，说：“和乐，和乐，你要读书成名！”
廖翠凤呆在厦门的娘家生产。第一次生孩子让她吃尽了苦头，因为难产，母女俩险些都搭上了性命。
林语堂抱着浑身通红的小毛头，坐在妻子的床边。两人兴致勃勃地讨论，小毛头的鼻子到底像谁多一些。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林语堂给她取名“凤如”。
待翠凤坐完月子，林语堂举家来到北京。他要到北京大学任教。
出国前，语堂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的英文教员。4年后，他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来，含金量今非昔比，北大外文系热情地接受了他，聘他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
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
细究来龙去脉，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
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死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是真正的知己。
北京已经不是林语堂以前认识的北京了。
他出国时，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胡适说：我们回来了，一切将大不同。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北京《新青年》为轴心，向全国辐射。袁世凯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企图复辟帝制的把戏被照出了原形。
一大群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擘，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在运动中初显身手。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名篇。
胡适则大力提倡白话文，他创作了一系列白话文诗歌，集结出版。代表作为《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平白如话，被守旧派围攻，骂了不少难听的话，却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其时任教于清华的林语堂也牛刀小试，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正是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才有后来的两千美元的佳话。
语堂学成归来，本来想大干一场，谁知，寥寥数年，中国风云变幻，新文化运动已换了一个天地。
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多达几百种，影响较大的就有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新社会》；天津的《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
胡适的白话运动也成就斐然。早在三年前，教育部就明文规定，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所有公立小学的一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文教学。守旧派的林琴南等人虽然还在报纸上发发牢骚，但已经是隔靴搔痒，难成气候。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隐退的隐退，分裂的分裂，陈独秀和胡适的分道扬镳就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文化上的焕然一新并不能掩饰政治上的乌烟瘴气。军阀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府首脑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二七惨案”的悲切未了，贿选总统的闹剧又粉墨登场。
林语堂在这个时候回国，并非明智之举，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山野孩子一个猛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
北大当时是文化的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这得归功于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在《语丝》的日子(2)
蔡元培是前清的举人，学贯中西，是语堂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林语堂还是清华普通教员时，参加集会抗议凡尔赛和约把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在座的不乏社会名流，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抗议，有些还卷起袖子，大骂政府不是东西。蔡元培站起来，眼光缓缓一扫，不怒自威，说话的人立刻安静下来。他很温和地说：“抗议有什么用？我们应该集体辞职。”隔天，他就一个人离开了北京。这种处事原则，林语堂认为才是真正有硬气的。
在北大，新旧文人齐聚一堂。同一个教室里，前一节课，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大谈小脚女人的魅力；下一节课，西装笔挺的海归青年宣讲女权运动的兴起。北大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剪影。
新派的教授们主要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奠基中国现代小说的鲁迅和周作人为主；一是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为主。
林语堂打从心眼里感激胡适的知遇之恩兼君子之谊，再加上都是留学英美，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以为他会加入胡适一派。
然而，他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和任意而谈的周氏一派越走越近。
说怪也不怪，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而林语堂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长大，活泼好动，对于一本正经地写文章、随时准备着居庙堂之高的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十分反感。
1924年底，《语丝》创刊，成了周氏一派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与此同时，胡适一支也创办《现代评论》，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陈西滢、蒋廷黻、沈从文、丁西林等。两派正式演化成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
《语丝》的创办极有趣。首任主编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原是《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投了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诗是这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徐志摩当时以有妇之夫的身分，单恋林徽音，闹得满城风雨。《晨报》主编认为有讽刺桃色新闻之嫌，就从已经排好的清样中把稿子撤下来了。鲁迅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
孙伏园很梗直，辞职书一扔，气冲冲地离开了报馆。
他找到了钱玄同。两人各随便挑了一本书，任意翻开一页，然后闭上眼睛，用指头任点一字，凑在一起，就有了“语丝”之名。孙伏园在《语丝》创刊号上，愣是把《我的失恋》排在了醒目位置。
《语丝》聚集的就是这样一批血气方刚的叛逆青年，敢说敢为，无所顾忌。他们自嘲《语丝》是“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地方”。《语丝》也没有统一的文学宗旨，他们各自说自己要说的话。从平和冲淡到气势凌厉，各种风格都能在《语丝》上找到。
“随意地说话”和语堂的野性子不谋而合，他找到了一块适合自己的平台。
他要大展拳脚了。
从总统竞选、军阀混战到三河县老妈子的吃饭、如厕问题，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贬，只要心中有话要说，他就痛痛快快大骂一场，没什么情面可讲，颇有“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他仿佛又站在了辩论台上，挺着胸膛，与社会浊流唇枪舌战，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妙笔生花。
其间，他还作了一首讽刺性的歌曲《咏名流》，谱上曲子，到处传唱，一派语丝的“无所顾忌”的作风。歌词如下：
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
一个投机的好汉；
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
一面对执政联欢；
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他们的态度镇静，
他们的主张和平，
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
什么热血冷汗；
他们的目标：
在《语丝》的日子(3)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们的胡须向上，
他们的仪容乐观，
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
那么肥厚嘴脸；
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北京民众自发地聚在了一起，哭着目送孙先生的灵柩下葬。林语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还看见宋庆龄身穿孝服，一脸坚毅地跟在灵车的后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北洋政府连死人都不放过，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孙先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等等。林语堂“啪”地一拍桌子，一连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点浩然气》等文，他要为孙先生讨回道义，让亡者入土为安。
进而，他和钱玄同、刘半农一起，展开了一场批判复古逆流的大讨论。林语堂语不惊人死不休，说“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只有“欧化”才是救国的惟一捷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老前辈了，“骂”起人来显然技高一筹，干脆说要做“卖国贼”，卖给“遗老遗少”。
现代评论派看不惯《语丝》叛逆的做派，说他们是一群学匪。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骂人”新秀，干脆写了一篇《祝土匪》，以草莽英雄自居。他扬扬自得：“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1928年，林语堂出版了散文集子《剪拂集》，因为文风犀利劲捷，有人评价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
林语堂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当然，照料金鱼是翠凤的工作，林语堂只是负责闲下来的时候观赏罢了。凤如很乖巧，语堂喜欢逗她玩，给她洗澡。看着凤如蹬着小胳膊小腿在水盆里嬉戏，他很满足。
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林语堂就去参加《语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来今雨轩是北京著名的茶楼，化自杜甫的名句“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故交新知欢聚一堂”之意。
《语丝》初办时，销量并不好。可激进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在当时也找不出第二家，《语丝》慢慢地在北大等高校打响了名头，每出一期，总被学生抢购一空。
在浓密的松荫下，《语丝》的干将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叫上一碟瓜子，一壶茶，坐在了一起。他们磕着瓜子，随意地聊着，话题变化很快。国家时政是必定要聊的，生活艺术、女子心理也屡有涉及，有时候甚至也会串到节育理论上。有人来得匆忙，肚子饿，就叫上一碗面，或是包子，但东西还没下咽，就急着发言，说到一半停下来，嚼几口，接着又说。
林语堂刚加入《语丝》不久，是后生晚辈，聚会时，他说话少听得多，虔诚地看着文学前辈们，一点也不像杂志上“漫骂主义”的愤怒青年。
周作人最常出席，但话不多。他声音低缓，和他的文风很像，走的是平和冲淡的那一路。就算激动地争执，他也不会提高嗓音，依然慢条斯理。林语堂在一旁，干着急。
鲁迅可不同于弟弟周作人，要活跃得多。他反应很快，诙谐百出，是聚会的中心。每当讲到敌人的丑态，或是新发明一个讽刺的妙语，他会得意地大笑，爽朗极了。鲁迅永远一件玄色长衫，不修边幅，中等身材，两腮瘦得凹下去了，可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犀利得很，往往一个字，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
鲁迅讲一口带着绍兴方言的兰青官话，听起来很费劲，但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他都能入木三分，在别的地方很难听到这种高论，所以林语堂听得格外认真。
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俩闹得很僵，同时在场的机会很少。林语堂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从来不乱打听。
黑框眼镜是钱玄同的标志。他笑嘻嘻的，是个可爱的人物，常常涨红了脸，大喝一声：“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坑里去。”要是说到“孽种”和“文妓”，那是在骂旧派文人。有人告诉他，俄国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伟大，他深信不疑，每次发言，一定会举出此例来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化。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改信天主教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钱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见着其中任何一样，跑得比谁都快。
刘半农早前是“鸳鸯蝴蝶派”，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红大江南北。因为没有学历，被系里的陈源说“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后来，他穿着中国蓝绵袍子去女校上课，学生们很失望，说，原本以为是个风雅的文人，怎么知道是个土老头？他听说了，又写了一首词：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在《语丝》的日子(4)
教我如何再想他？
郁达夫一来，聚会就达到了高潮。
郁达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沦》的大胆描写声名鹊起。他放着发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窑子，都来者不拒。林语堂不太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但却喜欢和郁达夫亲近，说他是真名士自风流。
烫上一壶绍兴老酒，再点几个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林语堂喝了酒就要睡觉，所以滴酒不沾，却从不提前走。他要欣赏酒后文人图。
郁达夫生性豁达，喝了点酒，情绪就上来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着新剪了平头的脑门子，大讲异国他乡的趣事。讲到可恨的事，就痛骂不止。鲁迅的酒量很好，喝过酒反而更沉着，妙论不断。
无拘无束的《语丝》茶会让旁观的林语堂受益匪浅。
一颗文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落水狗及其他(1)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大规模论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幕。
语丝派是一群年轻的叛逆分子，“必谈政治”，嬉笑怒骂，只凭心中所想。
现代评论派的主力则大多留学英美，学了不少英国绅士气，主张“好人政府”。他们道德感很强，又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被称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
刚开始的时候，两派各自为政，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无事。
《语丝》曾刊登过胡适的诗作，《现代评论》也不排斥语丝派的投稿。
徐志摩是“正人君子”的一员，可做起事来更得语丝派的精髓。他先是满世界地追求“人间四月天”的林徽音，“徽徽，许我一个未来”成了众人皆知的情话。后来，他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高调恋爱，还把“摩摩”写给“眉眉乖乖”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书中尽是这样的句子：“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年轻人拿这本书当自由恋爱的模本，老派人看了，瞠目结舌，直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是太平盛世，文人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把两派都卷进来了。语丝派扛起“唤醒国民”的大旗，投入了民族自救的洪流，而现代评论派则倾向于当局的一边。
论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分水岭是“五卅”惨案。
北洋政府把北京搅得不像样子，可在上海，普通民众遭受了更大的灾难。
上海是各国列强的经济重地，他们办工厂，把工人的血汗榨得一点不剩，日资本家还动不动就枪杀中国工人。工人们忍无可忍，在英租界附近举行反帝大游行，学生听说了，前来支援。可是，英国巡捕居然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整持续了20分钟，当场死亡108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播开后，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被震动了！
北大的学生第二天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林语堂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五卅”惨案的照片：马路上，尸首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那里，尸身上全是子弹打过的痕迹，有的穿了一个大窟窿，有的血肉都翻出来了，还有很多断损的胳膊、大腿散在各处，无人认领。
语堂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悲惨的事，心也像被枪弹打过，血流不止。他睡不着，吃不下，仿佛听见了工人们临死前悲切的喊叫，看见了无情的杀戮者狰狞的大笑，整个人被一股愤怒的情绪包裹着。
他自己做了小旗子，和愤怒的学生们一起冲上了大街，抗议帝国主义没有人性的大屠杀。
惩办杀人凶手！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反对把中国当作殖民地！
国人的“五分钟热度”让林语堂心寒。
头几天，人们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学生们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下面的人一起痛哭失声。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共同的话题。可短短一个星期，商场又开业了，黄包车也开始到处拉客，贴在墙上的标语被撕下来，行人急匆匆地走过，踏得面目全非。连部分学生也开始谬论：“就是你们胆敢搞游行示威，才惹下杀身之祸的。”
现代评论派向来主张精英治国，以普通群众为主力的五卅运动，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现在风向转了，“正人君子”们“事后诸葛亮”，纷纷说起风凉话来。丁文江，字在君，当时在北洋政府里任职，他说：
“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
“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
“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若是我们大家立刻不吸‘前门’‘哈德门’牌，山东种烟叶子人今年就要损失二百多万。”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中国实情，信口雌黄的“高论”立刻遭到语丝诸人的反对。
首先披挂上阵的就是“骨头最硬”的鲁迅。他在《补白（三）》中毫不客气地说：“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满腔热血的林语堂也忍不住了，点名道姓地写了《丁在君的高论》，和现代评论派面对面地交起手来。他警告丁在君，“这类迎合官僚和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绝对唱不得的。”
不久，又发生了鲁迅“门牙”事件。
10月26日，五万多北京群众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开“关税特别会议”，要求关税自主。巡捕把交通切断，惹恼了群众，双方动起手来，各有伤亡。次日，各大报章却出了这样的消息：“……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这还不够，第三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跟着报道：“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鲁迅是知名的文化人士，出了这样的事情，还不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开始关注起鲁迅的门牙来。鲁迅到北大上课，一向满员的课堂居然缺席了二十几个学生，因为学生们估计鲁迅门牙掉了，会在家中休养。而另一个青年作家朋其还专门跑到鲁迅家里，非得让鲁迅张开嘴，确认门牙健在，才放心地离开。
落水狗及其他(2)
林语堂深知，当局是为了转移群众注意力，才怂恿新闻媒介拿鲁迅的门牙做起文章来。他已经把鲁迅视为精神导师，很想借此发挥一通。
姜还是老的辣，鲁迅自己回应了这场闹剧。他写了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四两拨千斤，轻轻松松就把当局涮了个遍。
林语堂从“门牙”事件中学到了新招：以门牙之微，也能发挥大的威力。他构思了一篇《谬论的谬论》，向鲁迅致敬。文章的矛头直指新上任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小学生每天必须要读四书五经，妄图又一次掀起复古逆流。林语堂针对性地提出了“必谈政治”、“欧化的中国”，粉碎了章士钊一厢情愿的“读经救国”梦。
这篇文章得到了新文化前辈们的一致赞赏，发在了《语丝》第52期的重要位置。
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中，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还只是短兵相接，那么在“女师大”风潮中，两派全面开火，双方主力全部参与进来。
“女师大”风潮由来已久。
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离职后，继任者是杨荫榆。杨荫榆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她把学校比作“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常年披着黑色斗篷，像幽灵一样在校内四处侦察。见着信，就以为是情书；闻一声笑，便是怀春了；有人上公园，那必定是约会；要是有男生来找，说不定是见不得人的情夫，她非得审问得清清楚楚。
杨荫榆飞扬跋扈，冷酷无情。一位学生得了猩红热，因为以前曾顶撞过杨荫榆，她居然阻止学生出外就医，直接导致了该女生的死亡。
来女师大就读的多半是从旧家庭出走的“娜拉”们，杨荫榆的“寡妇主义”和高压政策，她们十分反感。
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学生们悲痛万分，有的人还当场昏倒在教室里。她们联名上书，要求请假去参加公祭大会。杨荫榆竟然荒唐而无知地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累积的怨气一触即发。学生们集体旷课，像慷慨就义的烈士，雄纠纠、气昂昂地去参加了孙先生的悼念活动。
回来后，学生们当即发表宣言，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对杨荫榆当校长。
杨荫榆不甘心被一群黄毛丫头给治了。趁着5月9号国耻日，学生集体开会，她带着一帮警察，浩浩荡荡来到会场，要求以校长名义主持大会。学生们毫不畏惧，让她下台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杨荫榆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会场。
第二天，她在学校的公告栏上发了一则通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整个女师大愤怒了。
她们紧急召开全校公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学生代表给校长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并把杨荫榆的行李扔到了大街上。
社会各界对此事反响剧烈。思想传统之辈早前被骂得缩头缩尾，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由头，一个个站出来指手画脚，说学生居然胆敢把校长赶出学校，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舆论开始一边倒。
语丝派同仁大多在女师大兼课，对事情的发展始末了解清楚，他们决定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
又是鲁迅第一个挺身而出。
他先是在报纸上告诉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5月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明了对女师大事件的支持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并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有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作后盾，学生们奔走相告，信心大增。
岂料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粉刷茅厕》的千字短文。陈西滢以一贯地说“闲话”轻松口气，绵里藏针地讽刺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还说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把学校弄得像“臭茅厕”一样，“人人都有扫除义务”，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
在宣言上签名的7名教员基本都来自浙江，又全是北大国文系的教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西滢的“某籍某系”指向明确。
现代评论派都打上门来了，语丝派岂有不应战之理？
鲁迅当晚就写了《并非闲话》，打了个漂亮的反击战。他说：这种蛆虫充满的“臭茅厕”，是难以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林语堂已经被誉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来了场硬仗，他当然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第一个冲上前线。在语丝的茶会上，林语堂总是态度激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论战的号角刚刚吹响，女师大事件又有了新的变故。
杨荫榆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居然想出了武力解决的坏点子。
巡捕房带着大批的打手，冲进女师大，把坚守学校的学生骨干7人打成重伤，强占了女师大校舍。
鲁迅等人紧急成立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宗帽胡同租了几间房，作为新校舍。
各位兼课教授的任务成倍地加重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落水狗及其他(3)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
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看，那个个头高的最凶！”“那个带头盔的又打人了！”林语堂拿起石头，扔得那叫一个准！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教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
流氓被砸得厉害，也注意到这个“祸害分子”，故意近身来，给了林语堂一棒子。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他那勇敢无畏的祖母一条扁担赶走十几个土匪，他自信自己也有那个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