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10)
李立三接着说：“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各位暂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
李立三演说完毕，全体共呼“劳工万岁”！随即，几十名工友一齐点燃了爆竹，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李立三迈步作前导，群众齐齐跟随在他身后，开始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旗帜蔽天，爆声震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安源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此发出祝贺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
(1922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敞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至此，这次罢工以完全胜利而告结束。正如刘少奇所说：“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花费计120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十、特别故事：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廉政建设
这似乎是多余的，却也是不能不加上的特别故事。
由李立三发动和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不仅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而且在廉政建设方面，也很有特色，在8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开创性的意义。
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为了防止和清除腐败现象，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思想教育工作，并积极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以权谋私，违反纪律者屡有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李立三等先是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反复告诫大家：“我们是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事业”的；“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报酬，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得不平等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李立三要求大家“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作出违背主义的事情。”
随着罢工的胜利，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员猛增至12000多人，为了充分体现和贯彻以真正为工人谋利益，解除工人所受阶级压迫与痛苦的宗旨，在李立三领导下，进一步修订完善了俱乐部总的章程。按照“民主的集权”原则，确定以“十人团”为基层单位，建立代表会议制度，让工人参加管理。
总章规定：以十代表大会为俱乐部的最高权力；由十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代表与百代表所组织的总代表会议与百代表会议，是俱乐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等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代表会议有权指挥俱乐部及俱乐部所属一切机关。
这样，建立起一套集体领导的体制，避免了少数人专权的家长式领导。
为了能够忠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谋取私利，俱乐部又陆续制订了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均经俱乐部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具有绝对权威，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不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部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依章制裁。
俱乐部制定了《办事细则》，作为《总章》的补充，对部员总的行为准则，作出规范。《细则》一共有21条，其中第3条规定：凡各代表、股长、干事有不称职时，得由主任团或总代表提出于总代表会议依法处理之；第13条规定：本部各种罚款，皆移作书报室及公共阅报处之用，收费由本部庶务处负责，此项账目每月须在本部公布一次；第17条规定：以后本部经费，无论何人，概不出借；第18条规定：会计股每日须将其收入付出现存之款项，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不仅如此，俱乐部一开始就注意加强纪律性方面的规定。比如规定：“俱乐部职员，如办事不公或手续失错，小事可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大事则撤换另选，最大事可送法庭惩办”。“禁止部员赌博，并派余江涛君至各区房子巡阅，又派各总代表为‘禁赌员’。”“派定查账委员3人，兼监督驻部职员之职，任期3个月。”“本部人员凡与两局(指铁路局和矿务局)职员沟通者，即行开除，永不恢复。”“如有总代表赌博，决从严处罚“。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也制定了《办事公约》，其中第7条规定：“本社人员应各尽职责，如有放弃责任，致社内发生无意之损失，或账目模糊，或有其他情事者，得由总经理会同俱乐部主任团查明免职，并令其照数赔偿其损失。”第13条规定：来宾餐宿分公私两项：甲、凡与本社有交易往来及临时来社帮忙者，其餐宿均归社会公理，但必须先由招待人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方可开餐，最多亦不得无故连住三天以上；乙、本社职员如有亲属戚友必须在社内餐宿者，远客不得过三天，近客不得超过一天以上，事前仍须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如有特别情形，须超过定章以外者，伙食费归各自办理。
由此可见其管理制度之严密与监督机制之健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监督机制，才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促进了廉洁风气的盛行。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11)
例如，当时，有一个股的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被发现并经查实后，俱乐部代表会议便依章作出将陈的房屋、用具封存，限期缴还公款，免除其经理职务的处分决定。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经过斗争，第一次迫使路矿当局按照罢工时双方签订的十三条协议中所规定“年终半个月夹薪”条款(即年终多发给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与全体工人兑现。根据俱乐部总章条款规定，此夹薪之一半，共银元为25000元，由工人交俱乐部使用。俱乐部以此为基础，加上部员入部费(每人每月缴一天的工资)和常月费(每人每月每元工资收入缴一枚铜元)以及罢工协议中规定的路矿两局每月给俱乐部200大洋的津贴费等，俱乐部逐渐积累起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
如何使用好这些资金，防止发生问题，俱乐部建立了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把经济管理工作完全置于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
一是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推选出由九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职权是“对消费合作社、教育股、会计股之账项，每月均审查一次。”
二是建立广泛的由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制度。规定经济委员会对各股的账目每月审查无讹后，由本会审查部主任及委员盖章，张贴在俱乐部门前，让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俱乐部的收支情况。现在保存的安源工运资料，有经济收支的详细记载，连1922年4至9月共6个月“李隆郅借款九十元”(实际是6个月的生活费，每月15元)和1922年年终账目中“付李能至一百三十二元”都有详细记载，并公布于众。
安源工运中廉政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领导者模范地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
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始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
罢工胜利后，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资，工人代表会议一致提出要给俱乐部的负责人每月200大洋的饷薪，可李立三、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为了不让俱乐部的领导者享受超出工人生活水平的任何特权和津贴，他们主持召开俱乐部干事会议议决：“驻部职员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本部派员出差，除路费外，每日伙食费八角；消费合作社之总经理及经理之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这样就使每个部员对于自身的权力和生活待遇方面都有章可循。李立三、刘少奇率先垂范。
据当时俱乐部会计股的财务报告记载，李立三从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共10个月中合计支洋145元(李立三虽然于1923年4月已离开安源去武汉，但仍然担任着安源俱乐部的主任，刘少奇只是代理主任，直至8月俱乐部改选，才由刘少奇任主任)，刘少奇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0月共14个月中合计支洋199元，平均每月都不到15元，同工人保持相同的水平。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人谋利益，“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力”的精神，受到工人们的高度赞颂。工人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正是领袖们的廉洁自律和无私奉献，使这里的党组织同工人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成为人民群众能长期跟党同心同德英勇奋斗的重要保证。
十一、并非结束的余波
毫无疑问，安源的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这也因此成为李立三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极其成功的高起点，他的非凡的组织活动能力和领导才干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也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真诚拥护和爱戴。从此，他成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很快从安源走向全国。
然而，后来由于历史上种种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史学工作者，不顾历史真伪，极不严肃地采用移花接木的“换头术”，把本来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去。1963年夏，电影《燎原》正式上映前，《北京日报》某记者约李立三写影评，李立三不得不违心地写了一篇《看了“燎原”以后》，发表在当年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之后，马上受到中央某位领导的批评，说文章对毛主席突出不够。不得已，李立三在原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内容，再刊登到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更有甚者，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有人又把在工人群众中流传了几十年的民歌歌词“有个能人李能至”，硬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于此，安源，几乎成了李立三心中的一块“伤心地”，成了他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禁区。他自1923年4月离开安源以后，再也未敢涉足安源了。即使在1954年他回故乡醴陵探亲，对近在咫尺的安源，也只能“望洋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实堪可悲之至！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
他像一粒不灭的火种，走到哪里就在工人中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他又像“救火队员”，哪里的工作受挫就被党派到哪里……
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是他的一次大手笔……
一、临危受命去武汉
安源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可是，时过不久，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却遭受到严重挫折。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16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线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
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军警将他送交陆军审判处，后于15日黎明将其杀害于洪山脚下。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2)
工人们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先后被杀死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发生后，武汉的工会即遭封闭，不能公开活动，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
这时，安源反动当局也蠢蠢欲动，他们利用李立三回原籍探亲的机会，密谋派刺客到醴陵去杀害他。工会得知后，100多名工人连夜赶到李立三的老家，使他再次得到保护，免遭于难。
在这极端困难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决定，为了保存干部，把在武汉的党员干部陈潭秋、李求实、贺昌、唐绍予、黄无一、黄静源、李树彝、龚逸清、任岳、萧劲光、陈清河、刘士奇、徐全直等调到比较安全的安源，同时给李立三委以重任，调李立三去武汉，担任湖北区委书记，其任务是：恢复已经被摧垮了的地下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帮助武汉三万困苦的伙伴慢慢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同年4月初，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的保护下，与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安源，经长沙抵达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立三虽然已被党中央任命为湖北区委书记，在武汉工作，中央同时又任命他为湘区区委书记(其他委员还有何叔衡、郭亮、易礼容)。
李立三从安源到达汉口后，第一步就是与工人区残留的个别同志重新接通关系，找他们谈话、讲解目前局势及发展前景，用说服的办法，去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克服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的心态，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如何恢复工会活动，如何在工厂车间组织一些工人小组的斗争和反抗。
4月12日，中共湖北区委通过学联联合各界召开了国民大会，提出“收回旅大”、“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到会者5万余人，会后分三路示威游行。
在武汉，李立三运用在安源的经验，以香山会馆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团结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举办起平民学校并使之在全市开花，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
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和加强了党组织，并在重点工人区，包括汉阳钢铁厂、京汉铁路车辆段所在的江岸区、武昌长沙铁路车辆段所在的徐家棚区、汉阳纱厂所在区，以及在人力车夫、店员中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秘密恢复了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并在各家工厂发动抗议和罢工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武汉期间，李立三以极大的精力重建武汉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3年1月，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目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由于在“二七”惨案发生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迫切要求中共制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据此方针，李立三在武汉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工作之中。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主要解决共产党员是全体还是部分加入以及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为代表，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也加入；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一方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在国民党内从事工作的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最后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李立三领导下的湖北区委，坚决支持三大决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积极创办和发展湖北省的国民党支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工人区、在学校及其他地方创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同时，又建立了完全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组织。搞罢工、搞政治运动时，共产党总是独立行动的。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合作，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选举“政治头脑明晰”的同志，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每省6人(由孙中山指派3人，由各省党员自行推选3人)，加上海外代表，一共20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他们是：由孙中山指定的陈独秀(安徽代表，因事，实际没有到会)、谭平山(广州代表)；由各省推选的代表，湖南：毛泽东、谢晋、林祖涵(即林伯渠)、罗迈(即李维汉)、夏曦、袁达时；湖北：李能至(李立三)、廖干五、詹大悲、刘芬；山东：王尽美；北京：李守常(即李大钊)、张国焘；浙江：沈定一、胡公冕、宣中华；直隶：于树德、陈镜湖、韩麟符；还有江苏朱季恂、广州方瑞麟等。毛泽东的代表证是39号，李立三的代表证是114号。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于1月20日上午9时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
李立三在大会的第二天(1月21日)上午就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说：“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表示满意。“他认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有4项工作搞得好：“第一、它为这次大会起草了一篇很好的宣言草案。这篇宣言，明确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纲领，使之面目一新。第二，国民党改组工作搞得好。国民党的新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旧组织是自上而下的。旧组织没有很好的基础，新组织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发动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搞得好。在军事紧急时期，党员全体动员，组织义勇军、慰劳团，使大局转危为安。第四，党务的进行，成绩极好，在短时期内而能进步如此之速，具证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君之勇气，本席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表示敬意。”
22日上午，大会指定毛泽东等19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员。
大会在围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孙中山早已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却总有人反对和阻挠。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3)
1月29日，当黄季陆提出的《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起来反对这个提案，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是予少数人破坏革命事业的机会。宣中华、李立三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结果，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
对于毛泽东、李立三在这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散会后，汪精卫曾走来向我说：“毕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惟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们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地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
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集中体现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当中。
大会于1月30日闭幕，选举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6人：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出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
每个地方执行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部、调查部。
鉴于李能至当时是汉口地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故决定李能至为汉口执行部下属组织部的干事。组织部部长是林祖涵，秘书是李实番。
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上海中共党组织的请求，立即调李立三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所以李立三没有回到汉口，而直接转到上海去了。
李立三到达上海后，改名为李成，即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下设的工人农民部的工作。
二、上海工运的播火者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我党建立初期，党中央一直很重视上海的工运工作。在1921年至1923年“二七”惨案前这段时间内，上海党组织在一些市区曾屡次发动纱厂工人罢工，也参加领导了海员罢工，但后来又几乎失去了与工人的所有联系，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由于工人党员人数太少和没有成功的工运工作经验，因而这里的工运工作，一直很薄弱。李立三曾经写道：“(3月)我到达上海时，上海地委的工会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当时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与警察局勾结，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警察组织，叛卖工人的利益。”
国共合作的形成，为李立三在上海开展工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于右任为主任，李立三、杨之华、孙良惠等共产党员都是委员。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对原国民党主办的一些平民教育机关和学校，经过充实和改造，逐步使之成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真正的平民教育单位。
当时在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是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他十分重视安源工运的经验。李立三到上海以后，与邓中夏一起运用安源的经验，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深入到工厂中去，同工人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先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然后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合法机关进行活动。
3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会活动的计划，把上海分为7个区：杨树浦、小沙渡、浦东、闸北、虹口、南市、吴淞等。先后在每个区都创办了平民学校，附设成人工人夜校，为工会培养干部。
从4月起，李立三先进入内外棉5厂东厂当清洁工，以与工人结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工会。他又在在内外棉9厂外面租了一间房，成立了平民学校，这也就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前身。这样，李立三逐渐在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利用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掌握的学校的现成课堂办起了职工夜校。除李立三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杨之华、邓中夏、项英、陈延年、陈乔年等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分头到各学校讲课，找工人谈心。作为上海地区工运工作全面负责人的李立三，每星期轮流到各学校去上一次课。他以特有的敏捷的行动和极旺盛的精力，不分昼夜地奔走在上海的各个工厂区，扎扎实实地办教育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逐渐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从中发展一批党团员，把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扎根于工人群众中。
李立三几乎每天都到半日学校里来。上课的内容，主要是结合学文化讲政治形势。李立三以亲身经历向工人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同资本家开展斗争的情况，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中国革命的远景。从此，安源工人的英勇斗争，逐渐成为上海工人心目中的榜样。他们还编写歌词，用民间曲调教大家演唱。这些歌曲，像春风一样很快传到工厂工人群众之中，撒下了革命种子。工人们把到夜校去接受党的教育，说成是“到夜校去听道理”。
4月，李立三创办了《上海工人》周报，自任编辑，发行1000多份，在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8月，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召集国民大会。李立三联合国民党市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支持召集国民大会，上海工人组织普遍参加。他利用孙中山来沪之机，组织1000多名工人参加欢迎游行，第一次在外国租界进行政治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上海市民面前显示了工人组织的政治积极性。
9月1日，他们首先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沪西小沙渡组织起由党领导的上海第一个“工友俱乐部”。李立三与邓中夏等拟订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共21条，规定俱乐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设8个部：①补习学校；②讲演会；③合作社；④书报室；⑤各种游艺会；⑥储蓄会；⑦部员救济会；⑧职业介绍所。李立三与邓中夏商量，由孙良惠担任俱乐部主任，派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在这里担任教育和组织工作。“沪西工友俱乐部，是沪西工人活动的中心，党的领导同志李立三、邓中夏等经常在此开会。二月罢工就是在此筹划和组织的”。在其影响下，附近几家纱厂，也先后成立了俱乐部小组，沪东杨树浦的“工人进德会”、“吴淞工友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李立三还亲自担任了“吴淞工友俱乐部”的主任。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4)
通过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艰苦工作，这些俱乐部的成立和发展，为五卅运动的兴起，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9月8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图谋解散工会，指使工贼借故开除两名工会女工代表，激起工人一致罢工。21日，各团体议决组成南洋烟草工人罢工后援会，推举李立三、郭景仁等9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工人罢工。由于有工贼的破坏，这次罢工遭到失败，成为后来二月大罢工的一次预演。
为此，李立三在12月24日的《向导周报》第96期上发表了“南洋公司与其走狗破坏失业工人组织之无耻”长篇文章，号召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指出，“工人阶级只有联络一致，才能抵抗资本家而得着最后的胜利！”
1925年1月，李立三在上海出席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四大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决定“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人运动。会后，中央工农部将所属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命张国焘为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邓中夏为秘书长。
三、五卅运动前奏：二月大罢工
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3、5、7、8、9、10、12、15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工人工资低，有时还要被罚工。日本资本家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监工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早就想组织起来反抗。
1925年，棉纱市场出现了畅销的形势，日本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压迫工人多出产品。2月2日，内外棉8厂粗纱车间有一名夜班女童工，因困倦至极，“倚机假寐”，被东洋(即日本人)领班踢成重伤，引起工人公愤，向领班提出责问，亦遭殴打。领班悍然与大班(相当于厂长)策划，把粗纱车间的50多名工人全部开除，用廉价工来代替，拒绝发给被开除工人的工资，并把要求结算工资的工人抓去监禁。消息传出，引起久受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的沪西12家日本纱厂工人极其愤怒，纷纷酝酿斗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找到俱乐部，要求为工人撑腰。
李立三同蔡和森、邓中夏商量，认为发动一次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因势利导领导工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斗争。通知发出后，各厂来了几百人在安远路夜校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群众情绪高，有较好的工人组织，又值棉纱畅销，资本家急于多出产品，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决定不怕牺牲，全力领导好这次斗争。会上，又进一步研究了斗争的形式和策略，决定运用安源罢工“哀而动人”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激发工人的义愤，又具有反帝性质，能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同情。李立三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同意成立罢工委员会，李立三被选为负责人。会议决定：①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等领到半月工资再罢工；②公推6名代表与东洋老板交涉。谁知，东洋老板勾结巡捕房把代表抓起来，送会审公堂审讯，由日本领事陪审，以“煽动罢工”罪名，判处工人代表关押3个星期。经再次开会研究决定，由俱乐部出面，向东洋老板提出7项条件：①不准日本人打骂人；②增加工资两成；③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④同工同酬；⑤改良待遇；⑥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⑦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印成传单，分发各厂。
为了号召全市工人参加罢工，俱乐部还散发了大批通俗易懂、哀怜动人的传单。传单写道：“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作12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资却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做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日本人喝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与指挥下，2月9日，一场大罢工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从5厂东厂首先引发。这天下午4时，5厂各车间工人全部关车，冲出车间涌向厂门。厂门被资本家锁上了，并加强警卫，不许工人出厂。工人不顾阻拦，有的从厕所的窗口爬出来，内外呼应用一根大木头把厂门撞开冲了出去。随之，7、8、12厂的工人跟着行动，罢工工人近万人奔向苏州河边，由俱乐部派人接应，通过早已准备好的摆渡船，渡过苏州河，在潭子湾三德里前面集中。这里有几间空房，不属租界，又有一块空地，开会活动很方便。罢工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工人集中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刘华等站在一个土高台上先后讲话。李立三在讲话中历数资本家欺压盘剥工人的行为，重申了7项条件，强调了罢工要遵守秩序，听从罢工委员会的指挥，团结奋斗，坚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众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刘华宣布组织起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李立三代表罢工委员会给工人纠察队授了旗。一时间，“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齐心奋斗，坚持到底”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此起彼落。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5个厂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湾开会，决定游行到沪西其他纱厂动员罢工。队伍从潭子湾出发，到恒丰路4区8署警察所前，同警察发生冲突，队伍被打乱并有人被捕。后集中起1000多人，到叉台角9厂、戈登路同兴纱厂、3厂、4厂、日华纱厂、丰田纱厂等动员罢工，这些厂的工人都纷纷响应，走出工厂参加到罢工游行队伍中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发展到22家，工人达4万多人。
这样，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像烈火一样席卷了全市。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和传单对罢工斗争进行了广泛宣传，从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机器制造工人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学生团体、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纷纷发表支持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声明，成立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进行演讲募捐，援助罢工工人，浙江、江西等地的一些团体也发表声明给予支持。
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是上海工人在1925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到各交通要道口值班巡逻，劝阻一些被领班和工头逼迫去上班的工人不要上班，对一些工贼走狗发出警告。和对中国警察提出了“中国人不要帮助外国人压迫同胞”的口号，起到了团结工人队伍、争取社会同情、分化敌人的良好作用。
罢工坚持了10多天，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对马号”、“伏见号”兵舰紧急调来上海，妄图用炮舰压服；一面从日本请来了内外棉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策划了一场“谈判”阴谋。罢工委员会派出孙良惠率工人代表与日本小大班川村在戈登路30号日本俱乐部进行谈判。川村急于想让工人复工，态度嚣张，施加压力，说工人是闹事，并以“关厂”造成工人失业相威胁。谈判3小时没有结果。后来，日本资本家元木出面，要罢工代表到租界去谈判。最后，商定在舢板厂新桥北堍明月楼茶馆谈判。
谈判前，李立三与邓中夏制订出周密计划，作了成功与失败的两种估计，由邓中夏率工人代表参加，茶楼挤得满满的。在总商会斡旋下，劳资双方于2月26日签订了复工协议。规定：①今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②工人回厂照旧工作；③储蓄金满5年发还；④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⑤警厅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委员会鉴于提出的主要条件已得到解决，取得了胜利，3月1日在潭子湾召开大会，放鞭炮庆贺胜利。
复工那天，日本领班一改平日蛮横凶暴的架势，一面放鞭炮迎接工人上工，一面赔着笑脸把工人迎进车间，向工人赔礼，下工时还放起了“天地响”送工人下班。
这次大罢工成为了五卅运动的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运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二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加相信工会，拥护工会，听工会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邓中夏、刘华等研究决定，趁势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5)
3月12日，沪西工人俱乐部开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杨之华、刘华以及俱乐部积极分子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共2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华主持，李立三讲话，提出了在罢工胜利后加强工会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到会代表交流了工会工作的情况，根据李立三的报告研究了在工人中登记、发展会员、健全工会组织的任务。到3月下旬，仅小沙渡、曹家渡和杨树浦3个地区，就发展2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力量的壮大，为上海工运的进一步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经过二月罢工，上海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至五卅运动前夕，由原来的8个小组发展到26个党支部。
据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载：上海地方所属26个支部，党员297人，其中上海本埠的支部15个，党员220人；外埠支部11个，党员77人。
四、顾正红遇害成为导火索
二月罢工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不但不履行双方议定的复工条件，反而在4月间借口棉纱销路不好，要开除工人。工会多次交涉都无结果。5月上旬，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公开宣布不承认工会，并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
面对此种情况，李立三与蔡和森、刘华等研究了对策，决定再一次进行罢工，并总结了上次罢工的经验教训，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是轮流罢工或怠工。先由5厂东西两厂和8厂、12厂罢工，7厂照常上工。因7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布厂的原料(棉纱)缺乏，开工不足，而工人的工资仍需照发。开始还发全工资，后改发半工资。到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把7厂厂门关闭，不准工人上工。7厂工人要求上工，聚集在厂门外的好几百名工人把厂门冲开，顾正红带头冲到办公室前，准备与日本资本家讲理，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小大班川村等带着一批人冲出来，川村向顾正红开数枪，先后击中顾正红的腿部、腹部和头部，经抢送医院，于17日不治身亡。此时，工人们准备转到三德里去。在渡船上发现一名日本人冒充中国工人探听消息，工人们把他扭住。在围墙上岗亭的日本哨兵看见，就朝下面人群开枪，又打死2名工人，伤10余人，逮捕3人。
惨案发生后，刘华赶紧向中共上海地委作了汇报。当晚，中共上海地委正在开会，李立三报告了近期小沙渡工人罢工及日本人枪杀顾正红等情况，会议派李立三立即赴小沙渡进一步了解情况。李立三连夜赶到潭子湾，与刘华一起研究对策，当即以工会名义发表宣言，公布顾正红惨案发生经过，控诉日本人暴行；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要求。李立三写了《为日本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使文》，揭露和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新罪行，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
5月16日，中共中央为援助纱厂罢工，发出了第32号通告，呼吁“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19日又发出第33号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同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的宣传联席会议上发言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会议决议：确定了学生代表会、雪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会、店员联合会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假文治大学召开新闻记者会；露天讲演与募捐同时进行；全国学联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和抵制日货等。
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舆论。“新闻报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因此，李立三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发言说：公祭顾正红大会可有万人参加，“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现在的斗争，只是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大活动，没有广泛的争取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是不对的。太过则反而引起政治上之压迫。”所以，这次会议“取消了原定的游行示威计划”。李立三的这个动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立三领导革命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策略水平。
游行示威因条件不具备暂时放弃，并不影响李立三要藉顾正红被害案倾力唤起工人群众的决心。24日，纱厂工会举行有数万工人参加的大会，公祭顾正红。潭子湾三德里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笼罩着一派悲痛与愤怒的气氛。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
李立三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工人踏着烈士的血迹，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公祭大会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也是一次显示上海工人阶级坚强的战斗意志的大会。大会还在进行时，军阀孙传芳派出军队，荷枪实弹，意图进行镇压。但工人们毫不退缩动摇，大家手挽着手，同仇敌忾，与军队对峙。杨之华、刘清扬等率一批女工走上前去，说服这些军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害，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许多军警当场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革命的学生对工人的斗争一直是很支持的。早在工人夜校成立之初，就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去讲课。在二月罢工时，大夏大学的学生帮助印刷传单。顾正红被惨杀后，同学们都十分气愤，首先挺身而出，进行募捐，支持工人斗争，先后有19名学生和工人被租界当局抓捕。帝国主义者想尽办法折磨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分别于25日、26日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27日上海学联再次开会，决定：①通过传单、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②募捐援助罢工工人；③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各学校60多个团体成立“上海各团体援助被捕学生联合会”，通过章程，选举15人组成委员会，决议联合其他各团体共同行动。
28日，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郭景仁、梅电龙、黄正厂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关于罢工形势的报告，他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工人”；要求国民党党部命令各区分部组织演讲队；雪耻会要“运动各同乡会”，“引起各团体注意”。会议最后作出4条决议：①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②向各校宣传，并需派工人同志同去；③印发传单一一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④上街演讲。并定于30日下午举行反帝大示威。
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设在二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统一指挥30日的大示威。同日，李立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要求学生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示威。会后，李立三连夜写稿，送各报要求登载，以发出工人学生和上海市民反帝斗争的呼声。但是，5月29日上海各报都开了“天窗”。原来是警务处发了通知，不准报馆登载。这激起了群众更大义愤。
党组织的决定，很快在工人学生中传达落实。29日上午，各厂工人代表积极分子赶到潭子湾开紧急会议。学联作出具体安排：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到租界演说；联合各团体一致行动；规定演讲队5至7人为一组。拟定了演讲大纲。晚上又召开各校代表大会，确定标语口号，起草宣言、通电，规定游行路线，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规定口令为“下雨”、“吃饭”。
当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再次开会，李立三汇报了小沙渡工人罢工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会议等情况，商定“须达到抚恤死伤者和不得借故开除一人等条件，工人始可复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6)
五、血染浦江的五卅惨案
原定30日下午开始游行示威，因29日李立三在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作动员时，把原定的下午开始说成上午开始，所以30日早上这几所学校就最先出发了。一批批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群众汇集到潭子湾，李立三把传单交给大家去散发。学生打着“学生讲演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在各繁华街道讲演。10时左右，集中在南京路上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多，交通堵塞。帝国主义着了慌，派出马队来冲，用自来水龙头冲，巡捕房抓捕工人学生100多人。上海大学的何秉彝带着队伍在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西捕和印捕借口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下午近4点“西捕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10余人，在狱尚有40余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路面。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如临大敌，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26艘开到上海，一批陆战队员登岸，在租界用沙袋筑起堡垒，对工人学生进行镇压。6月1日帝国主义巡捕又向群众开枪，死伤多人。6月2日小沙渡工厂工人被枪杀4人，沉尸苏州河。“新世界”遭机枪扫射，也有伤亡。被捕者累计达300人以上。
帝国主义的枪弹，激起全上海民愤沸腾。当晚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各工会组织、各马路商联会及各大团体均纷纷集会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课，组织工人学生去总商会呼吁罢市。
上海总商会是个大资产阶级的团体，它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有利害矛盾，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又剥削和压迫店员群众。它的政治态度一般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
在当时，要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关键是要发动商人罢市。然而上海总商会却反映冷淡。因此，30日夜工人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总商会，要会长虞洽卿、副会长傅筱庵出面宣布罢市。总商会说虞、傅不在商会，不能决定。群众又到海宁路包围了虞洽卿的住宅，仍无结果。直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商会才同意与总工会、学生总会谈判。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学生总会代表林钧前去。直到晚10时许，终于说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当时虞、傅二人均在北京)在罢市命令上签上了“鉴于我国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上海总商会，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总商会宣布参加罢市，显示出上海市人民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31日晚，中共中央开会决定：①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总体领导上海的革命斗争；②把“三罢”斗争推广到全国各大中城市；③创办自己的日报《热血报》。
六、上海总工会的诞生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统一上海各工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早在5月2日，李立三就根据党组织决定，召集24个团体代表开会，组成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5月18日又在会文路荣业里开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24日左右，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31日，李立三与总商会谈判结束，迫使其签了罢市令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连夜在宝山路又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21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夜11时推选出李立三、刘华、孙良惠、杨之华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公推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兼组织部主任，孙良惠为宣传部主任，杨之华为女工部主任。随后，刘少奇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数十万工人进行生死斗争的第一线。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后，就在宝山路宝山里公开挂牌办公。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号召上海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实现全上海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布《告全体工友书》，呼吁“从6月2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为了指挥这次大罢工，总工会先后设立了30个指挥点。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李立三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各界反帝统一战线，又在6月4日以总工会名义推动召开了各界团体联席会议。大家公推李立三主持会议，研究“三罢”期间的统一行动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上海的反帝运动。6日，李立三根据中央决议，在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4项先决条件和13项正式条件。先决条件是：⑴宣布取消戒严令；⑵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⑶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⑷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是：⑴惩凶；⑵赔偿；⑶道歉；⑷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⑸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⑹优待工人；⑺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⑻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⑼制止越界筑路；⑽收回会审公廨；⑾解决工部投票权案；⑿取消领事裁判权；⒀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陆军。这17条得到会议一致通过，并公推李立三、林钧、梅电龙为交涉代表。这样，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成为上海各界群众的中心力量。
李立三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公开领导推动和交涉全上海的反帝运动，成为各方面十分注目的人物，使得“一切公开场合都由李立三出面讲话”。
上海的“三罢”斗争风起云涌，反帝爱国运动热火朝天。
上海学联在五卅运动中是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各校几万名学生纷纷罢课，发表宣言，通电世界各国，公布五卅惨案真相，呼吁各弱小民族予以援助，积极开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货活动。
总商会的罢市令下达后，上海各租界内各行业都投入了罢市洪流。各马路、各公司、各商店，乃至交易所、银行、钱庄、报关、转运、保险、粮食、杂货、糖业、肉食、渔业、菜场、煤炭等等，莫不店门紧闭，一律停止营业。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武装西捕，至南京路等处强迫开市”，“拍桌漫骂”，也无济于事。
整个五卅政治大罢工，来势汹涌，席卷各行各业，气势磅礴，且步调整齐，目标一致。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都不干活了。面包厂停业，清洁工不清除垃圾，码头工人不装卸，报童不送报，自来水工人不送水，厨师、侍者、奶妈、洗衣工、电报工都不干活，完全打乱了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全部瘫痪，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正如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在6月19日致电日本外相币原所说：“不仅英、日两国，即其他各国亦感受非常之痛苦。”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英国海外部1926年6月30日写的该部在华工商经济情况报告中说：“五卅运动对英国工商者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少？那是无法估计的。”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7)
帝国主义者面对“三罢”斗争，继续采用屠杀政策，自五卅到6月10日止，又枪杀60余人，重伤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为此，罢工委员会不得不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不再发动工人学生到租界演讲，同帝国主义者发生直接冲突，而努力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把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全世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各大、中城市，以及穷乡僻壤的乡镇，都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大小城镇600多座，有1700万中华儿女直接投入斗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的新的一页”。
由于仅上海一地参加罢工的工人就达20多万，没有经济上的救助，要坚持罢工是非常困难的。李立三与总商会商量，登报或直接致电各大商埠、国外侨商和国际组织，呼吁劝募。通告发出后，先后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捐赠源源而至，据统计达到2375942.48元，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捐赠由上海总商会负责收集，再由各工会办事处分发给参加罢工的群众。救济费支出浩大，而总商会为了破坏罢工，又从中克扣渔利，经常拖延，不及时发放。“李立三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经常要为此事到总商会直至到会长虞洽卿家去谈判，一直坚持到复工为止。”
七、面对复杂的斗争审时度势
正当“三罢”斗争日益高涨，全国各地反帝怒火炽烈燃烧之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回到上海，就开始搞妥协活动。他在拜会交涉署时就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并与外国商会联系，“设法改善局势”，又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与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
6月11日“五卅委员会”开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了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4条要害条件。当晚7时，总商会突然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交涉条件。李立三当即发言：“事前未悉今日开会宗旨，不能代表本会……市民对外应一致主张，此刻另提条件，似不妥。望总商会暂照前提条件之主张，俟接到(工商学联合会)答复后，再行损益，则仍一致。”
会议开到深夜12时，“结果声色俱厉，不欢而散”。虞洽卿、方椒伯认为，他们提出的交涉条件，并非要工商学联合会通过，即擅自于13日上午9时送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同时在报纸上公布全文。
13日中午，总工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总商会修改的交涉条件，决定“致函总商会警告”。
14日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声明：“各报所载总商会另提13条，本会并未参加讨论”，以澄清当时社会上的谣传，误以为13条是经工商学联合会同意的。
16日、17日工商学联合会连续开会，讨论“发宣言反对总商会条件案”。17日，工商学联合会在闸北区召开市民大会，有200多团体3万多人参加，李立三在讲话中痛斥了总商会破坏爱国运动的丑恶行为。
19日，上海总工会率66个工会20余万罢工工人发表宣言：“无论外人如何强硬，政府如何妥协，总商会如何让步，我20余万罢工工人，誓当团结团体，坚持罢工。”
总商会迫于帝国主义者的强硬态度，于19日下午二时秘密开会，决定21日开市，退出三罢斗争。
20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办法和态度，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在会上提出开市的7项条件：总商会要负担罢工工人生活费；开市后仍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等。会议决定“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
同日，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有1万多工人学生参加的大会，作出3项决议：①开市不开工，但罢工工人的生活费须由总商会维持；②各商店将已办之英、日货聚集焚烧，以示坚决；③开市日期，至早须在25日(端午节)后。
在此情况下，总商会接受上述条件，决定组织国货提倡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由总商会负责筹款，援助工人继续罢工；25日起全埠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各店员均一律臂缠黑纱，以示哀痛；26日开市。至此，持续25天的上海总罢市方于27日宣告结束。
罢工斗争坚持到8月，已逾两月。参加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约100万人陷入饥饿状态，这是个十分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再坚持下去已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同时，在中国人民反帝浪潮之下，各帝国主义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可以利用。因此，党抓住有利时机，转而为工人群众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放而斗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自8月份开始召开各行业和各种规模的工人代表会议，同工人讨论复工问题，劝说工人们在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实行有条件的复工。
8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出《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提出“要有组织的上工”。上海总工会同时发表《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9条。李立三等多次分别召开日商纱厂、工部局电气处、华商纱厂、英国工厂等工会代表会议，具体磋商各业工人的复工条件。向工会干部阐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分析当前的反帝斗争形势；指出必须复工的原因。
8月12日下午6时15分，日本总领事矢田与上海政府官方代表许三元背着总工会商定复工条约：此次风潮所由起之内外棉纱厂对于受伤者及毙命工人之亲属给予恤款一万元。该约条件如下：①日本纱厂厂主应承认工人之工会但此项工会须依照中国政府近日颁布之工会法组织；②罢工期内之工资概不支给，但因各工人勉强罢工或受工值上之损失，厂主方面酌量给款补助各工人，以示体恤；③各纱厂当照工人劳绩分别增加工人工资，并同时考察工人生活状况，俟与其他各商酌之后，当谋相当改善之法；④本条解决工资，用低价小洋付给之；⑤日本工人头目，以后在工厂不得携带武器；⑥各纱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须注意为良好之待遇。本约成立以后，各纱厂有自行发电机者，将立即开工，其本厂无发电机者，则俟工部局接回电线后，方可开工。这一复工条约是总工会不能接受的。
接着，上海总工会召集日纱厂代表大会，李立三报告最近与日商纱厂交涉经过称：虽经我国官厅同日领事签订复工条件六项，但工友方面对此条件尚不满意，特提应商之点有三：①非俟政府将工会条约颁布后(工人组织正式工会后)，决不上工；②罢工期中工资三分之一，须先交总商会或总工会发给工人，方能上工；③以后工资，增加十分之一，须由总商会担保才行。若此三条不能办到，则工人绝对不能复工。
22日，李立三在日商纱厂工会代表会上向大家做工作说：“只要资本家对我们的条件有相当的承认，即可以与之解决。”要知道“我们的痛苦，是不可能一次解决的。”经与日商纱厂资本家谈判，达成复工条件6条：“①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②罢工期间的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善良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与以相当之帮助；③各厂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商；④工资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照付大洋。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⑤工厂日本人平时入厂，当然不带武器；⑥工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当留意优待工人。另有附议3条：⑴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⑵日厂斥退元木等失职人员2人；⑶补助工人停工损失约10万元。
在工人们取得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治权利后，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布告通告，日商纱厂于25日上工。8月25日日商纱厂1、2、3厂复工，晨6时工人到齐，该厂日本人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该厂大班亲至厂外招呼，并购备鞭炮在门口燃放，鸣放汽笛欢迎工人进厂。下午5时半工人出厂时，仍燃放鞭炮，工人三呼口号而散。是日，该厂大班发给全体工友赏工1天。随后，其他各厂陆续复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8)
八、上海总工会被封与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觉醒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对此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与军阀、地痞流氓、工贼团体相勾结，采取利诱和威胁的双重手法来对付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有些问题可以协商，一面扬言要大规模出兵相威胁，指使军阀实施武力镇压，出动地痞流氓、工贼，大干流氓勾当。
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
7月11日至14日，段琪瑞政府连续发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必将群众运动纳入“正轨”，“免除游行示威”，以达“内遏乱源，外崇国信”之目的。
帝国主义者，则广招流氓，收买工贼，结成团体，贿以金钱，并与工团联合会联成一气，向总工会进攻。
先是一批工贼、流氓假借工会名义，拿人劫货制造事端，然后反诬总工会拿人、打人、截物、“私设法庭，严刑被审判者”，为军阀镇压工会造口实。造谣北京汇来20万元，但工会不救济工人，挑拨不明真相的工人起来反对工会。流氓龙襄三等胁迫李立三辞职，借口清查总工会账目，扰乱总工会。后又假上海37个工团名义，召集各工团，欲在总商会开会，从中破坏。
7月14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严正揭露工贼流氓的造谣诬蔑。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责令日商各厂罢工应速复工。邢即发出布告：取缔“越轨”行动，“越轨即属违法，违法即当究办”，“按照戒严法予以枪决。”并令总工会及所属各工会，将工会人员姓名、所在地一并呈报登记。23日即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洋务工会，并将工商学联合会3名职员捕去。
7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起草了《工会条例草案》，共25条，在报上公开发表。草案公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强烈反对。7月15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出通电“评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指出“北京政府制订的‘工会条例’，为的是限制我们工人组织工会，压迫我们工人已成立的工会。”
8月18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向导》周报第1225期上发表《为海员工会济安会被扰告上海工人》，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军阀政府雇佣流氓捣毁工会及群众团体的罪恶阴谋活动，号召工人建立保卫团来保卫工会。
8月20日，北京政府通电各地：“目前工会条例尚未颁布，如有擅用工会、总工会各种名义企图扰乱者，尤应予以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