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眼睁睁的，当初被肖梅当作幸福终极目标而不懈追求的异族婚姻，终于在两个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期待中破裂了。
38.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肖梅。我作为肖梅最好的女朋友，真的应该提醒她Bill的为人。然而，我没有说，一直没有说，反而把保守了这个秘密当作自己高尚的证据。
那还是在肖梅生孩子之前。我因为工作上有些福利和保险权益的表格搞不懂，就拨了肖梅的手机想请教一番。电话一通，是Bill接的，我想也许肖梅在洗澡。我问Bill一些问题。他很爽朗地邀请我最好带上表格去他们家，他可以当面帮我解释。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末了，他问向东来吗，他好准备晚餐。我说他晚上要教学，恐怕我只能一个人从公司过来了。
进了门，才发现肖梅并不在家。
Bill说肖梅昨天去美国出差了，手机也忘带了，好在一两天就回来。
Bill邀我走进餐厅。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沙拉和红酒。Bill 将顶灯调暗，随手点燃了玻璃大碗里的莲花形蜡烛，两只白色的莲花立即在水中转了起来，很像小时候放的莲花灯。Bill绅士地拉开餐椅请我坐下，又为我斟上一杯红酒。他从厨房端出两盘事先准备好的晚餐，是温哥华蟹腿配烤土豆。
第55节：你来我走(55)
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自然地吃着这顿烛光晚餐。
Bill说起他和肖梅的蜜月，不断地夸肖梅是如何如何的可爱，他们在一起是如何如何的浪漫。透过烛光，我不得不承认，Bill是很帅气的，虽然脑袋秃得在昏暗中冒光，但他身上有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才能散发出来的迷人，有一种土特产的独特味道。
听着他讲他们的幸福，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发自内心地为肖梅高兴，也为今天Bill的盛情招待找到了足够的理由。
吃过晚餐，Bill戴上花镜看起了表格，他把每一处都解释得很详细。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10点钟，我看了看墙上的表，谢过了他，起身告辞。
Bill要开车送我，我们一起走到房门口。
我穿上鞋，鞋带今天不知怎么变得复杂而系不上。好不容易穿上了，我直起身，目光和站在一旁等候的Bill撞在了一起。“Ginger，不想拥抱一下告别吗？”Bill说。
我没有思想准备，虽然我不是那种保守到不能和别人拥抱的中国女人，但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必要要和我最好的女朋友的丈夫拥抱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和他简单地拥抱了一下，再一次感谢他今晚的晚餐和帮助。
Bill松开我，很冷静地说：“Ginger，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一时乱了阵脚，带着敌意抬头望着Bill那张“老爸爸”般慈祥的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无法相信那话是从Bill的嘴里溜出来的。
“不要用你那中国式的惊讶看着我，回答我，可以吗？”Bill拉起我的手深情地望着我。
我本能地缩回了手，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当然不行，你怎么会问这种话？”
“我喜欢你。”Bill的眼里闪着柔情蜜意，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低沉起来。
“你刚刚说过你爱肖梅的。”我反问他。既然我是肖梅的好朋友，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提醒他一下，我是肖梅的朋友，而他是肖梅的老公。
“没错，我是爱她的。我也喜欢你，这并不矛盾。”Bill双手一摊，反倒取笑起我来。“Life is so short（生命如此短暂）。我们应该学会潇洒点，对吗？”
“No，thanks.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说完那话，自己都觉得自己像胡兰子，那么土的话我都说得出口，真是乱了阵脚。
Bill没有再纠缠我，送我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彼此无言，我一直默默地扭头望着窗外，心里盼着早些到家。
第56节：你来我走(56)
快到家的时候，Bill放慢了速度：“Ginger，我们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该怎么做，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肖梅的，对吗？”
“当然。”我突然开始鄙夷起自己，怎么就像个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窝囊废。
“我和肖梅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玩。不过等她回来了，除非她提出邀请，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的，你明白吗？”Bill 说。
他的秃脑袋在黑暗中闪着光芒，那一定都是智慧。我不知道是应该说他虚伪呢，还是应该说他在情场上的老练。我隐隐地为肖梅的婚姻感到一种不安。
我把那晚发生的事和向东说了，然后等待他的反应。他没有用中国男人的妒忌来责备我，反倒很不解地琢磨起Bill。
他索性问我，Bill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说:“我又不是心理学家，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Bill看来是个博爱主义者，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该告诉肖梅，让她小心点，这才结婚刚几天。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老婆的朋友都不放过。”
“别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还不知道肖梅那个脾气，弄不好，她不埋怨Bill，反倒会怀疑你勾引她丈夫。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一样，崇尚个人自由。也许Bill 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你不同意，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嘛。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只有小心些为好。”向东说。
一只灰突突的大蛾子飞进了房间，从窗户根儿扑腾到家具上。向东用湿毛巾扑住了蛾子，抖落到了窗外。蛾子扑腾过的地方，我都用清水擦了一遍。不知为什么，这只突然闯进我房间的蛾子让我本能地感到一种恶心和厌恶。
39. 最后一只猫
一阵冷风吹过，几片残存的枫叶被带走，尽管白天的日头还很火红，凉意已经告诉我，又一个深秋来了……
凌晨六点钟，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中的肖梅变成了一只白猫走进我的房间。她手一伸，从后面拉开了拉锁，将一身的猫皮大衣脱了下来，露出粉红色的肉。一会儿工夫，那粉红色变成了血浆一般的鲜红色，一滴滴流下来……
我披了衣服走到阳台上。城市还在沉睡中，淡淡的雾气弥漫在街道上。多伦多的城市是平坦的，可以看得很远，隐隐听到有警笛的声音划破城市的上空。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孩乱按了火警，还是哪家的老人犯了心脏病。来了许多年，这急促的声音在多伦多的寂静中早已听习惯了。
第57节：你来我走(57)
回到屋里，睡意全无，吃早饭还早，在客厅里开了电视机，胡乱地做些家务活。七频道正在转播一个突发事件，警察从一个大house中相继抬出了几副担架送上救护车。我怕吵了高兴和他爸，故意关小了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树丛掩映的画面上猜出是一个自杀性家庭暴力案件，女主人患有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她在凌晨用刀刺伤了丈夫和孩子，而后自杀。主持人拿着话筒不停地在镜头前唠叨着，好像是在呼吁全社会要重视产后妇女的精神健康，避免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
向东起来吃早饭的时候，电视还在转播。警察已经用黄带子围起了事发区域，镜头里看到很多邻居围在篱笆旁，有人在前胸画着十字，有人在抹着眼泪。最后抬出来的死者身上盖着白布单，苍白的手臂僵硬地垂在外面，那是一只赢弱的手臂，一只对这世界失去了信心撒手而去的手臂。不知道是怎样的打击让她放弃了生命， 还让她狠心地要带走她全部的亲人和她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我死了，那一定是他杀。无论怎样，我都坚持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对向东说。
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张太太打来的。
“你们在看电视吗?在看新闻吗?”张太太问。
“在呀，好像是什么自杀事件。”向东问。
“那个女的是不是肖梅？是不是啊?”
啊?!!!……
我扔了手中待洗的衣服冲到电视机前，向东也拿着电话跑了过来。电视上，镜头已经转到了街口，只能看到一辆救护车从浓密的树丛中穿过。
“这种相似的街道，相似的house在多伦多有成千上万，看不清，也不一定就是肖梅家呀。”向东极力反驳着。
张太太火一般地开了车过来接上我们直奔肖梅家而去。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车子拐过街道的一瞬间，我们都傻眼了。警察的出现证实了电视上看到的死者就是肖梅。一个警察过来拦了我们的车，我独自跳下车，顾不上张太太和向东的叫喊向前跑去。扒开人群的一刹那， 我看到了肖梅家的大门大开着，黑洞洞的，像一张哑口无言的嘴张在那里。篱笆前已经有邻居送过来的鲜花和卡片。那一刻，泪水像夏日的暴风雨一样从我的身体里迸发出来，一个女警官跑过来搂住我颤抖的肩膀。
“Oh，please let me see her.I’m begging you，let me see her.She is my friend，my only friend here……Oh，I couldn’t lose her……(让我再看她一眼吧，我求你们了，让我看看她吧，她是我的朋友，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我怎么能失去她呢……)”女警官紧紧搂着我，小声说着：“I’m sorry，I’m sorry.”
第58节：你来我走(58)
一群记者围过来问我: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请问，据你判断她是什么原因要自杀的……我平生第一次上了电视镜头，他们给我一个满脸泪水的大特写。
一阵冷风吹过，几片残存的枫叶被带走，尽管白天的日头还很火红，凉意已经告诉我，又一个深秋来了。昨晚刚刚看过转播的 “神州五号”胜利返回的新闻，这是这个秋天里唯一一件还能让我笑得起来的事。
肖梅已经走了有两个月了。Bill带着受了惊吓的孩子们移居了美国，Bill临走的时候给了我电话，让我去即将迎来新主人的房子里取肖梅留下的东西，他不想带走了。
屋子里的东西都搬空了，窗户下放了几只小纸箱。我翻了翻，除了一些零乱的肖梅的个人用品，还有那只祖母的小铜镜。记得那次她抢了铜镜过去，镜子里是一张因为长期缺少睡眠而憔悴不堪的脸，肖梅“啪”地一下把铜镜掷到了对面的墙上，镜子摔得粉碎。 我生气地一摔门走了，后来她来电话说抱歉，并保证一定要给我安上新的镜面。我说那是祖母给我的，安上新的有什么用，新的固然比旧的富丽堂皇，但怎能替代那么多年这镜子所照过的岁月呢? 肖梅听了默不作声，接着就哭了起来，她说要是Bill知道这些就好了，就不会说不爱她了。
傍晚回来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柏油马路黑黑的，像刚刚火局过油的头发一样。我锁了车库的门，远远地就看见一只猫从街上穿过，那是邻居家的“乌云盖雪”。我挥了挥手，它直奔我而来。它比以前更胖了，一点也看不出它最近在吃减肥猫粮。“乌云盖雪”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一路上它“喵喵”地叫着，好像在和我说话。
晚上，我又开始做梦了，梦到了肖梅，梦到了那只猫，她轻盈地褪掉她的猫皮大衣，钻进我的被窝，睡在我的身边。月光明晃晃的，照在她猫样的脸上，她睡得那样沉，那样香，好像有几个世纪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我为她轻轻拉了拉被子，躺在她身边睡去了……
42.比富大会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
高兴是在加拿大出生的，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探亲。回到北京，我们住到了父母拆迁后的新房中。
已经是夏末，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炎热的夏天了，每时每刻都像待在锅炉房里。打开空调，温度急剧下降，冷得毛骨悚然。干脆关了空调，推开窗户，窗外是喧嚣的大工地，街对面的起重机离我家近在咫尺，每次运输建材都让我有种是往我家运送的错觉。放眼望去，西山被一栋栋矗立起来的住宅分割成了不同比例的小块儿。北京的变化真是快，这个曾经让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在我离开的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陌生。到处都是大拆大建的工地。城市在疯狂地拓展和延伸，走的时候一说三环外就觉得挺远的，现在能在五环边上买的房都算近的。新建设的环行路酷像削不完的苹果皮，一圈又一圈地绕下去。 我走的那年，谁要是买个房都觉得新鲜，这一回来，同学朋友每个人都买了好几套，从无房户直接变成了地主。
第59节：你来我走(59)
燥热让人心烦，打开电视，随便一个台，无论是新闻还是电视剧， 都能看到在北京生活的洋人面孔。每一个关于北京市政建设或是文化活动的报道总是伴随着洋人总结性的赞美和肯定圆满结束。我一边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电视，一边生气:我在多伦多怎么没这待遇，中国人的友好简直超过了外国人的期待。
同学朋友纷纷打来电话约吃饭。吃饭是回国探亲最重要的活动，连早饭都能被约出去。每天起来就有朋友来电话等“号”儿：宁宁，今天有“空号”吗？约您这个海外人士真难呀。中午饭还没吃完，就有朋友在外面等着来接，去吃晚饭。
又是一个饭局，同学聚会，约好了晚上6:30在眉州东坡酒楼见面。对于今天的饭局，我是比较积极的，积极的原因是想趁机见一见从前的男朋友。虽然他已经消失在我青春的往事里，但当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后，特别是离开中国多年后，本能地有一种想“窥探”他生活近况的欲望。台词，场景，我早就已经设计了A、B、C、D， 一心盼着他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抱怨着婚姻生活的不幸，最好再流露出没有娶我的千古遗憾。然后我会满怀同情地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幸福！”而心里却念着：送你俩字儿——活该！
我提前了十分钟到，包间里空无一人。我要了壶菊花茶，随手翻起了报纸，半个小时过去了，稀稀拉拉地来了一两个同学，抱怨着堵车，抱怨着忙。我说：真不像话，就让我这个外地人在这里等。
点了菜，肚子咕咕地也不好意思吃。实在绷不住了，组织人打了电话一个一个问，有的人堵车在路上，有的人接了电话才刚出来。很多年没有见老同学了，脑子里还残存着上学时大家在小饭馆儿里吃麻辣烫的情景，一瓶啤酒，几盘小菜，一班人挤挤地挨在一起，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憧憬。
晚上8:30，大家终于都到齐了。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从前的男朋友也赶来了，只是没有预想的激动，但却有一种互相看着慢慢变老的“浪漫”。
同学甲点了一支烟，一边吐一边问：“宁宁，你在那边开什么牌子的车呀？”
“也就是一个丰田的Corolla(科罗娜)。”我没好意思说是二手的。
“你们知道吗？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纯——进口的车，这两天闹抵制日货，我都没敢开出来，怕人砸我的车。”同学甲把“纯”字拉得很长。
第60节：你来我走(60)
同学乙也不示弱：“宁宁，你在那边住什么的房呀？”
“Townhouse，就是国内的连体别墅。”我说。
“就是连体别墅呀，我刚买了一套，下个星期到我那里去吃烧烤呀。”同学乙得意地说。
同学甲一看同学乙的进攻，马上说：“买几套房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了，你随便问问，谁手里不是三套四套的，前两年买房子还是投资，现在恐怕是要砸手里了。真正的生活是去国外度假享受。我刚从马来西亚玩儿了一圈回来，好玩儿极了。”
“东南亚都让中国人玩儿烂了，下岗工人都组织去呢。我们全家刚从欧洲回来，不去巴黎不知道东西有多贵。我现在生意一有空就出国玩儿。对了，宁宁，明年我们全家可要去加拿大滑雪呀，到时候住你那里呀。”同学乙笑着说。
“好，你来了，我就把basement收拾出来给你们住。”我说。
“basement是什么？”同学乙问。
“就是地下室。”我说。
“哟，我说老同学，我去了，你就让我住地下室呀，真拿我们当王启明和郭燕看呀。我们可不是去投奔你的穷亲戚，酒店我们住得起，住你家不是想和你叙叙同学之情吗？”同学乙脸上闪过一丝不高兴。
我没有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同学甲还不放过我：“宁宁，你在那边养什么宠物？”
“我啥都不养，我能养活我自己和我儿子就不错了。”我说。
“我现在玩儿鱼呢。我买那个鱼缸就花了三千多，每天忙完了回去，往一缸鱼前面一坐，‘江湖’，那不就是一缸子‘江湖’吗？。哎，白天看完了生意场上的打打杀杀，晚上看看它们，享受！”
同学甲还沉静在自己的感想中，同学乙已经不耐烦了：“你玩儿的一定是热带鱼吧。我现在玩儿海鱼，你那鱼缸算什么，我光一年给我那几条鱼换海水就要花一万五。一万五呢！”同学乙睁大了眼睛用手比画着。
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忙着夹菜。同学甲和同学乙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了“相声”。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从前的男朋友，他倒是看上去比分手的时候可爱得多，只是笑，只字不提他生活的好坏，我想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想法立时变得无聊而无耻。
“我最近又给我的保姆涨工资了，一千三。”同学甲说。
“我一个保姆，一个月嫂伺候孩子，月嫂可比保姆贵多了。”同学乙说。
第61节：你来我走(61)
“现在手机费多便宜呀，我还愣是一个月打三千，业务忙呀！”同学甲说。我侧眼看了看同学甲，果然头发少了许多，可能辐射太多了吧。
“我也业务忙，每天都要陪客户，顿顿都要喝三四瓶。”同学乙说。
“三四瓶算什么？我一顿要干掉一瓶白的还得加啤酒。”同学甲不屑一顾地说。
“我上礼拜陪客户去天津，一上高速就是120，还有人超呢。”同学乙说。
“120算什么。我一脚就是160。”
两个人说得好不热闹，我听得哑口无言。说着说着他们又转向了我：“宁宁，你看看咱们同学中也有出国的，人家不是嫁了老美就是嫁了老德，生了混血儿，住着有花园的大洋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出去了出去了还是中国老公，听你讲的生活好像还没有你在国内时风光呢。你这国出的……”同学甲摇了摇头说。
我无言以对。我们在加拿大就是一份工资，多挣多交税，少挣少交税，生活好像文革刚过的时代，你挣三十，我挣四十的，生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家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没有人去比车的大小和牌子。
同学甲和同学乙又看了看我手中抱的高兴。高兴虽然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身上除了一件Gymboree（金宝贝）的T恤，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再加上高兴一张口就：“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拿。”同学乙惊讶地问：“他怎么不说英文？”
我心里笑她，高兴还不到两岁，英文和中文对他都是一样的。他们呀就是觉得人一出了国，一切都要彻底抛弃，包括你的语言和文化，而加拿大人却还羡慕我们有双语的背景。
吃得差不多了，沉默的同学吃完一抹嘴儿，呼应着谢谢。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AA制，刚要掏钱，同学甲和同学乙又为谁买单而争了起来。“我来，我来。”“这点钱，我来吧。”两个人抢着。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同学甲虽然嘴上说“我来”，手却放在裤兜口儿总也掏不出来，好像被东西粘在了那里。还是同学乙实诚，一把抢过了账单付了。
吃完了饭，同学甲提出要用他的纯进口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餐馆离我家只有两站地，这在多伦多我如果不开车都是走回去的，正好消食。
我领着高兴走在街上，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城市被霓虹照耀得绚烂夺目，这场景在多伦多只有在downtown才能看到。高兴看得手舞足蹈，我的心里却像翻倒了五味瓶，失落不平衡涌上心头。这几年在加拿大，多少次为找房子，找工作发愁，也没有觉得自卑。思量着同学说的话，看着他们物质生活的膨胀，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looser（失败者）!
第62节：你来我走(62)
43.新红资俱乐部
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再次回到北京是跟着我的老板库切尔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这书展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国的人口基数造就的读者群早就让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垂涎欲滴， 不惜代价降低版税来挤进中国这个大市场。
加拿大的图书市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加拿大人总是以他们特有的“稳重”和“矜持”来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不急不慌，不像美国人那样，看到点市场就兴奋得不得了。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又少，该发展的都发展了，该建设的都建设了，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太窘迫的想法需要在遥远的中国实现。加拿大人早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工作的慢节奏，一时半会儿还很难适应中国人的快节奏。接触了几天的出版社，库切尔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带他去享受一下北京的生活了。
东四九条，我们摸着黑往里走了个百来米，看见一辆老红旗车停在一个朱门宅院前，没有名字，没有斜披欢迎绸带的领位小姐，只有门牌号——东四九条66号。我们四下里观望了一下，揣摩着八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饭馆，于是推了门溜了进去，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在溜门撬锁。
坐在新红资俱乐部的小院儿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点了灯。身边奔忙着穿旗袍和扮成红卫兵的服务生。服务生把一瓶Great Wall 1992（长城干红1992)轻轻插到冰水桶里，冰块儿在接触葡萄酒瓶的一刹那发出“噼啪”的粉碎声。院子里传来低沉而悠扬的歌剧，起风了，柳枝伴着光影晃动着，让人想起了电影《蝴蝶君》的开场。我举着酒杯坐在院中，让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延续下去，让内心缠绵的想像延伸下去。这情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离开多年后重新回到这景致中，时空有了些错位，心情也不再依旧，唯有那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很快，小院儿就被客人填满了，都是老外，我坐在里面反倒像是“客人”。听说新红资俱乐部的主人是一对美国通夫妇，寻了这川岛芳子的故居圆他们的中国梦，当然也没少从来中国的老外和热情招待老外的中国人身上赚钱。
第一道菜是毛氏红烧肉，一个偌大的盘子里盛了一小勺红烧肉，肉是点缀，盘子上放的荔浦芋头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儿。库切尔兴奋地掏出相机“啪”就是一张。第二道菜大同小异，一勺膳糊，主席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像，名为“邓家膳丝”。
第63节：你来我走(63)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该上北京市长了。”库切尔“啪”又是一张。
“北京市长”没有来，两根芦笋被劈成了四半儿拼了个“忠”，浇了些芡汁儿就端了上来。我敢说这道菜的成本只有两毛钱。
晚餐后，我们挪进了充满僵尸味儿的厢房酒吧。房间里摆满了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样的沙发，破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毛边儿。
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想法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不是抄袭别人的劳动吗？怎么是改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不好说什么，只和社长说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改革。
从新红资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多了很多乘凉的人，搬着小马扎坐在树下。有几个老头儿在路灯下支起了一盘棋，你将我杀地好不热闹。库切尔驻足看了会儿相棋，一个老头儿司空见惯地问:“您哪儿来的呀?”库切尔操着刚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系——米国银，我——系——加拿大银，我——系——你们的朋友!”
第64节：你来我走(64)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
什刹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满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氛。走的那年，什刹海两边还只是浪漫野情人谈情说爱的僻静首选。这才几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给了什刹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着吊带裙的北京小妞儿……北京的夜晚让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时尚和传统在这里交融，古朴和诱惑在这里交织……
夜已经深了，我和库切尔坐进了银锭桥胡同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黄色的路灯下，人影恍惚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登三轮车的故意把车铃按得“丁当”作响；卖莲蓬的胖妞儿挎着篮子吆喝着；桥那边飘来油炸臭豆腐的香味儿；湖面上飘来没魂儿的二胡声;外国友人的闪光灯闪得比月光还亮……
我和库切尔趴在二楼天井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市井，聆听着遗失了许多年的嘈杂，多伦多是安静的，推开窗户，住家的灯火像墓地上的鬼火一样散落着，四下里静悄悄的像个大农村。以前所憎恨的喧嚣在多年之后竟觉得亲切入耳，恨不得装进瓶子带回去。
柳树下，月光中，小桥旁，库切尔的话多了起来。
“看看，多伦多哪里能看到这景致。我喜欢走在柳树下，前后左右地围着中国人，肩并肩地走着，听着他们唧唧喳喳的，就像在《十七岁的单车》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多伦多和纽约比起来，多伦多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纽约和北京比起来，我看也是nothing。”库切尔刚发表完一通演说，柳树配圆月的风景又勾起了他对往昔浪漫时光的回忆。他从小学时仰慕的女孩儿一直讲到了他现在的老婆，一股脑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倒了出来。
后海真是摆张桌子就挣钱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膨胀到极点的欢乐气氛。坐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有工人在下岗，打工的人拿不到工钱。我曾试图着去寻找亚当的那扇门，视线却迷失在后海密密麻麻的酒吧中，四合院都是翻新过的，满眼都是灯红酒绿，不要说二层的小楼了，三层都快盖出来了，哪里还有那门的踪影。
盛在金边儿小杯中的热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库切尔显然有些失望，这杯价格精彩的咖啡在一个喝咖啡王国的人眼中简直就是一杯“boiling water(白开水)”。我没有点咖啡，点了一听可乐倒在玻璃杯中，一边倒一边对服务生说：“你们酒吧的饮料真贵呀。这可乐外面也就一块多，到了这儿就要十五元一杯。”
第65节：你来我走(65)
“不贵呀，酒吧嘛都是这个价钱。你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吧？”一个声音从邻近的桌子传来。我侧头一看，烛光下，对面桌的两个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从上半身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身高悬殊很大，一个瘦高，一个矮胖。如果酒吧屋顶的老式电扇这时掉下来，她们俩肯定是一死一伤。我友好地点了点头。高个儿女孩略带讽刺地说：“那还消费不起？我们都没说贵。这地方我们常来也没说过贵，你们从国外回来倒嫌起贵了。”我一时语塞，却也无心和她们争什么。那两个女孩儿一见开了话头儿，转头用生硬的英语和库切尔攀谈起来，大大方方地要着库切尔的E－mail和酒店电话，嘱咐了好几遍回头联系。我在一旁默默地喝着高价的可乐。看着她们两个充满稚嫩的脸，我实在不愿意把她们往“小姐”上联想，但听到她们滑稽的英文，看到她们不合时宜的打情骂俏，又无法把她们和正规大学的学生联系起来。听说现在很多英语口语班中，学习特努力的不是秀水街练摊儿的就是酒吧陪酒的，可谓学以致用。两个女孩儿英文说不通了，又改用中文调侃着，一颦一笑都是表演给库切尔看的。库切尔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只笑不答地坐在那里看她们。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我在多伦多听他们讲笑话的表情:尴尬，无助，而又无可奈何地必须听下去。这两个女孩子也真没眼力价儿，也不看看库切尔一头的灰白发。这个年纪肯定不会是单身。几年没回来，发现国内的女孩子交友的观念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没有人在乎认真不认真，结婚没结婚。相比之下，库切尔这个来自西方社会的人倒显得保守而谨慎。他在一旁悄悄对我说:“就算我没有结婚，我一个五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
记得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朋友曾经和我说过，北京越来越成为外国人喜欢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北京，甭管你是从世界哪个犄角旮旯来的人，甭管你多黑多白，都有姑娘追。怪不得多伦多的华人网上说，尽管移民来了加拿大都不满意，但加拿大大使馆的门口还是有很多女孩子等在那里，一看有年轻男士办完了签证的出来就上来攀谈，寻找各种机会，目的就是想出去。没结婚的就想和你马上结婚，结婚的就让你带张玉照出去给身边的朋友。
从什刹海出来，库切尔仍然兴致不减，一定要去做足底按摩。我打了电话问朋友，找了一家比较正规的足底按摩院。别说，我还是头一次来按摩院。这种地方以前并不十分流行，因为去按摩院的人常常被怀疑是“坏人”，如今这按摩院已经成了大众化的保健院。往宽大的沙发里一躺，双脚往浸满草药的木盆里一放，一股温热的感觉从足心一直沁到头顶。在多伦多是不敢享受这份“奢侈”的，八十加币一小时不说，还要另给小费和加税，一天的工资都给了他们，不知道谁伺候谁。
第66节：你来我走(66)
温热的水汽夹着草药味让我隐隐想睡，有美容师走过来替我按摩头部，背景响起轻柔的乐曲。洁面，去死皮，敷面膜，除去鼻子上的黑头，精华素导入……被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朦胧中想起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在L.I.N.C.班里遇到一个从内陆小城市来的女人，那个城市有多小，我不知道，反正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没有听说过那个城市。她的口头禅就是：加拿大太好了，实在太好了！我就问她加拿大哪里好？她说：“一开水龙头就有热水还不好？”我的鼻子差点儿没气歪。几年前演《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说这话还有共鸣，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春风早就吹遍祖国大地了，对幸福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真让我惊讶。如今回来，不要说她，连我自己都觉得出去了一圈反而土了。按摩院里装修得富丽堂皇，按摩师和美容师轻声细语，还不收小费。看看现在的北京人，家里洗澡洗腻了，非要花钱出来让别人帮你洗脚。看看隔壁VIP包间里的客人，挺着将军肚，鼻涕还没擦干净呢，电话上口气大得不得了：“王总呀，今年我们上的这个地产项目不错，好好发展一下核心生产力，争取丫的明年整个一两亿……”
做足底的姑娘都是从乡下来的，个子小小的。做之前，她拿来一件浴衣让库切尔换上。库切尔一脱上衣，露出毛茸茸的前胸和后背，小姑娘看了一下，笑了：“现在我相信我爸爸的话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小姑娘在他的脚上裹了白毛巾，小手熟练地揉搓起来，一边揉一边说：“这么大的脚，应该收两倍钱了。”
“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的脚除了我太太摸过以外，没有别人碰过。”库切尔笑着说。
小姑娘也不示弱；“那我今天摸了您的脚了，您带我去加拿大吧。”
“Oh， 那我得要先问问我太太。”库切尔说。
“到了加拿大您不用给我买别的，就给我买辆悍马吧。”小姑娘说。
“悍马是什么？” 库切尔问我。
“就是Hummer，现在是中国有钱阶级的标志。Hummer在加拿大也是很贵的车，电影里抢银行的都开那个。”我说。
“我是加拿大人吗？怎么连悍马都不知道？” 库切尔手一摊说。
从按摩院出来的时候，感觉脱胎换骨了似的，在多伦多待的几年老筋都被抻开了。已经十二点了，我打车送库切尔回了酒店。这一天下来比上班还累，酒店大堂依然灯火通明，照得我只好又强打起精神。
第67节：你来我走(67)
和库切尔吻别后，我走出酒店，没看到一辆出租车。库切尔很绅士地跟了出来，送我到街对面等出租车，他坚持要等我安全上车才能离开。一辆红色的富康“哧”的一声停在我面前，上车前库切尔又用他那法国式的拥抱和亲吻向我告别。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故意拉长了腔调说：“下——一站您去哪儿啊？小——姐。”也不怪他乱想。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短裙，深更半夜和一个白人老外吻别在高档酒店门口，是有点让人浮想联翩的。
一路上我没有和司机说一句话。
45.英雄剧场
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影儿。刚要走，忽看见旁边一个女子冲她挥手。我顺势望去，原来那姑娘的男朋友正在不远处给她拍照，姑娘示意库切尔离开。这几日，库切尔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超级友好和热情，他认为那姑娘想和他一起照，中国人喜欢和外国人照相。他很自然地走过去一搂那姑娘的肩膀摆了个标准的友好姿势。姑娘的男朋友只好将计就计地拍了照。
傍晚，我们赶到朝阳剧场看杂技表演，票是头一天定的，否则就会扑空。坐在装修过的朝阳剧场里，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来朝阳剧场听一个勇救落水女青年的英雄报告。那时的剧场破旧不堪，走廊里充满了刺鼻的尿臊味儿，三合板儿的椅子被少先队员们翻弄得噼啪作响。那个被称作英雄的大哥哥就坐在眼前的舞台上作报告，射灯烤得他满脸是汗。开始他很紧张，细声细气地说:“大冬天的，我正好路过河边，就赶上有人落水了，我不跳下去谁跳……”一个老师随即走了进来，和他叨咕了一番。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第68节：你来我走(68)
时过境迁，剧场还是那个剧场，装修过了，富丽堂皇；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加了灯光和布景，专业了；坐椅还是那一排排，换了沙发椅，柔软了；身边不再是系着红领巾、露着红脸蛋儿的祖国的花朵，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老外。如今的朝阳剧场今非昔比，借着靠近CBD的优势，已经成为外国游客观看杂技、相声和民俗的定点场所。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当年这耗子都不拉屎的小剧场，如今轮到了抖起来的一天。
杂技还算精彩，老套路，新排练。一个个姑娘小伙子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台上耍着把式，演员们一场接一场地重复着演出的内容，毫无厌倦之情，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场收入肯定没的说。纽约的百老汇也不过如此，一场一场的重复，一场戏能演七十年。
库切尔看得兴高采烈，频频鼓掌。休息的时候，有换下来的小演员在场里兜售冰激凌：爱斯奎母——爱斯奎母。一听就是小戴的老乡。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城里想城外，在城外想城里，没出国想出国，出了国又开始怀旧。杂技这些东西不过是从前拥有的最平凡的生活，没有人会为看了一场杂技而兴奋。可在库切尔眼里就变成了异域的精华。而当我也用这种眼光来重新审视它时，我由衷地从中感到了久违的快乐。
看完杂技，高歌打来电话，一定要请吃夜宵。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认识一下我的老板，兴许哪天就会有生意上的来往。
两年没见高歌，她明显有些憔悴，好像缺少睡眠。高歌和库切尔寒暄过后，就和我抱怨起国内的生活，天气太干燥，皮肤老是缺水状态; 工作太紧张，洋鬼子拿她当便宜的劳动力使唤，白天是首代，处理公司业务，晚上是三陪，陪客户喝酒唱歌……她的嘴一张一合的，吐出来的全是不好：北京治安不好，听说有的人走在街上好好的，突然一棒子就给打死了；还有人走着走着就被联防抓去翻沙子；不是独资的牛奶不能买，喝了就死人;什么都是假的，连鸡蛋都有假的……公司带给她令人羡慕的光环，也带给她压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她也有些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她不再像上次在多伦多时那样炫耀国内精彩的生活，反而开始无限眷恋多伦多的好:中央岛午后的阳光，湖边慢慢悠悠散步的加拿大人……
第69节：你来我走(69)
“还别提黄金周我和我老公去山西玩儿，我们是坐火车去的，怕人多没座位，我特意准备了个小马扎。嘿，我刚坐下，一抬头，脑瓜顶一圈全是屁股……你在多伦多见过这阵势吗？”高歌又是一通抱怨，听得我捧腹大笑。
“没那么严重吧，在多伦多不也一样，拧开电视，每天都可以看到凶杀、暴力和抢劫。只要一关电门，一切都消失了，窗外是一片宁静，人们该干嘛就干嘛。”我说。社会治安是世界问题，有什么必要非要强调中国呢。
人就是这样，远距离的时候，多一般的姑娘只要年轻都是美人。一走得近了，多俊的姑娘脸上也看得见雀斑和麻点。刚刚去过的英雄剧场，二十年前那副德性，现在不也变得跟十八九的大姑娘似的吗?
“高歌同志，随遇而安吧。你在加拿大已经没有生活基础了，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又从多伦多搬回北京。这种国际大搬家再来一次您就该散架了!”这是我给她的忠告。
46.多伦多的飞人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这本是个该想家的日子，然而，看不见那红红的春联，听不见“噼啪”的爆竹声，春节在多伦多过到第六个年头就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没有区别了。要不是张太太打电话来，我们这些上班族几乎想不起来哪天是年三十。
张太太邀了一帮人去她家吃年夜饭，顺便摆了麻将桌打打牌。
张先生回国后没多久，原汁原味儿的秀水街就拆了。现代化的秀水街的建成意味着新一轮的“土改革命”。前后这么一折腾，张先生以前靠吃租子的地主生活就泡了汤。张先生干脆停了手，把本钱都扔进了生意中。谁想到随着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市场日渐繁荣，怪圈也出现了。人是越来越忙，利润却是越来越薄。张先生进入他的生意时很轻松，找了个项目，投了点本儿就进入了市场。进去了就像买股票被套住了一样，想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张先生去年忙活了一年，不但没赚，还亏损了不少，眼看着伤了元气，心里那个急呀，又不敢跟张太太说。
所谓的年夜饭，无非就是以张太太为主，各家为辅凑起来的一桌菜。张太太的红烧肉，李先生的凉拌粉丝……谁家的手艺如何这几年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吃得也有点不耐烦了。吃完了饭，张太太家有中文电视，自家没有的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转播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晚会在北京的时候只不过是年夜饭的背景音乐，在多伦多可就成了宝贝，不但要仔细地看，还要转录下来传给没有中文电视的朋友看。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张太太拉了两个人打麻将，三缺一，硬是拖了我去。
第70节：你来我走(70)
“你老公怎么今年没有回来？”对面一个和张太太年龄相仿的妇人问，那妇人也是一身的珠光宝气，脖子上的金项链粗壮而结实，身上喷了双倍的“第五大道”香水，不知道是想增加魅力还是在掩饰狐臭。
张太太介绍说那是东北来的刘太太，和她一样，在这里做留守太太，照顾儿子上学。张太太和刘太太是在美容院认识的，没事两个人就招呼人来打牌。
“忙呗，去年生意不好，想趁春节好好进贡一下客户，等进贡完了，又订不上飞机票了。”张太太熟练地洗着牌。
“依你们家的老底，就算什么都不干也够你们过了，干吗不关了过来过安稳的日子。”刘太太说。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你挣了一百万，你就想挣两百万，然后就是一千万，哪里有个够。其实呢，钱对于我们家老张早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了。可是当他累了，厌烦了，不愿干了，想收手？晚了！说是有一个大数字的资产在眼前晃悠，都是欠着的。唉！穷有穷的烦，富也有富的烦。”张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扔牌。
“是啊，我们家老刘也是这样。生意上只能咬着牙硬挺下去。”刘太太深有感触地说。
“我真是爱死麻将了，要没它在这里陪着我，我真他妈不在这里待了。”张太太做庄，扔出了个“发”，转头对我说：“我们比不了你，你有工作。你说我们真是没钱吧，也就出去打工了，餐馆洗碗一混就是一天。我们偏偏又有几个钱，抹不开面子去打工，总不能开着宝马车去餐馆洗碗吧?在家里待着真寂寞，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就是给孩子做饭。美容院和发廊都去腻了。想去做个义工吧，英文又不行。”
“还说呢，去年我们去CNE(国家博览会)做义工。人家派给我们最简单的活儿——在门口发地图。一个人问路，我们结结巴巴地告诉他‘Turn right，Turn right，Turn right’（右转）。一会儿那个人连续三个右转后又转回来了。”刘太太一边说一边笑。
“你们不是经常回中国吗？我们想回又心疼飞机票。”我问。
张先生和张太太这两个太空人这几年可没少给加航赞助飞机票。张先生一到节日的黄金周就跑来给加拿大的经济做贡献。张太太一到女儿的寒暑假就一秒钟也不迟疑地飞回去和张先生团聚。
“你说这些年，我们家这么帮衬加航，飞机票花得都得有几十万了，加航居然还年年亏本，去年有传言说加航要倒闭。它倒了我们怎么办？岂不是没有飞机回去了？”张太太说。
第三部分
第71节：你来我走(71)
“哪能呀?这么大个国家还能没飞机?不是我说你们。当年我爸我妈分居，那是时代造成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支边，不分不行，不去就没有粮票。现在可好，新时代的分居纯粹是自找的，没人逼你们。”我一边摸牌一边说。
“我们也是不分不行啊。”张太太摸了张好牌，正乐呢。
张太太的女儿已经在加拿大上完了初中，高中也上了一年了，再有两年就要考大学了，为了女儿美好的前程，张先生和张太太决定就这样天各一方地凑合到女儿能自立再说。
“没办法。我女儿讲话，她本来在北京活得好好的，是我们把她带到这里的，逼她好好读英文，逼她交洋人朋友，不要像爸妈一样老在社会外面待着。现在好了，她英文读会了，朋友也有了，中文都忘得差不多了，又让她回去，门儿也没有。我女儿说她把青春都献给了加拿大，回去她的中文还是小学水平，怎么考大学？再说，人家都是削尖了脑袋要出来上学，咱家条件这么好，干吗要回去呢？哎，小孩子根本理解不了我们做父母的苦。”张太太“啪”地又扔出一张“红中”。
“我也发愁死了我儿子的中文，一个星期一次的中文学校根本没用，小孩子一扎堆就说英文，就跟我们去L.I.N.C.班聊中文一样。现在我儿子就和他爷爷奶奶没法交流，再过几年，我看他和我也没话说了。”刘太太说。
“可我暑假带女儿回去的时候可风光了，走到哪里人家都叫她‘小老外’。我给她报了个补习班，你们猜怎么着，老师还让她帮着英文班的老师批改作业呢。”张太太自豪地说。
“我们做女人的命真苦，都四十几岁的人了，还不能和老公团聚，跟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国内一个家，加拿大一个家，到处都是家，到处都不是家。我经常是今年把套装的上衣带了回去，裙子又忘在了这里，带去了裤子，皮带又忘了。 哎，这种生活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算是头儿。”刘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摸牌。
“咱们是熬，我老公那边是忙着挣钱给我们寄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呀！来，来，碰一个。”张太太说。
“男人说忙，你也信。忙现在都成男人泡妞儿的借口了。究竟在忙什么，鬼才知道。你看了那个电影吗？叫什么来着，对了，《手机》。手机一响，如果是老婆，准保说忙着开会呢。更何况咱们打的是国际长途，听得见，够不着的，他们想怎么糊弄咱们，咱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国内的女孩子，专门瞄着人家的老公致富，没点坚强的意志还真扛不住。现在傍大款已经不兴谈婚论嫁了，捞足了实惠再说……”
第72节：你来我走(72)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张太太拿牌的手悬在空中：“现在几点了？”
“十点一刻。”刘太太看了一眼钟说。
“没问这里，我问中国几点了。”张太太没好气地说。
“大年初一早上，十一点一刻。”
“不行，我要马上打电话。”张太太摔了麻将牌，抄起电话劈里啪啦地拨了起来。正是拜年的时间，国际长途总也打不通。张太太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把把电话摔了，顺着电话线爬过去。
电话好不容易通了，却没有人接，铃声一直响到占线。张太太又是一通拨，这回有人接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骂骂咧咧地：“谁他妈的这么早来电话，找死呢？”张太太还没来得及回嘴，电话“啪”的一声就挂了。
张太太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拿着电话愣愣地站在那里，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张太太愣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让一屋子的麻将声、电视声戛然而止。 张太太大叫：“回北京，明天就回北京。老娘在这里守活寡，丫的他倒在那边快活。 哇——哇——”
大伙儿都围过来劝张太太。
“你先别急，也许张先生丢了手机，让别人捡了去，也许他病了……”我说。
“就是，也没准你拨错了号……你老公的手机尾号是1155还是5511?”刘太太一看闯了祸，赶紧岔开话题。
“你要不打打他哥们儿的电话，你不是说他来电话昨晚去他哥们儿家过年了吗?”我说。
张太太慌忙找出张先生哥们儿的电话，手抖得怎么也拨不清“011-8610”。张太太心里发虚，万一张先生没去和他们过年，这一大堆人这么看着她，她多没面子。我接过电话替她拨通了递给她。那边一听是张太太的声音，马上说:“哎呀，嫂子，你可来电话了，大哥他出了点事。”
“啊?出什么事了?出车祸了?”张太太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
“大哥昨晚多喝了几杯，我们劝他留下，他非要赶回去，怕你往家里打电话没人。 酒后驾驶撞上了警察，口角了几句，一拳把人家警察的鼻子给打出血了。这不，都在局子里关了一宿了，我这儿正等着赎人呢。嫂子，回头大哥出来了，你可千万别埋怨他。大哥去年生意做的不好，你们娘儿俩又不在身边，他心里苦闷才喝的酒。”
第73节：你来我走(73)
张太太挂了电话，又是一阵大哭。“我错怪他了，我什么人呀?这么好的男人还怀疑他……呜呜……”张太太一抹脸上的泪水，破涕为笑，瞪了一眼刘太太：“都赖你!吓死我了。”
虽然是无中生有的一场虚惊。张太太从此还是留了个心眼儿， 常常冷不防地给张先生去个电话。她专门算好了时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打过去，看看张先生到底晚上回不回家。 当下正流行视频聊天，张太太电脑知识有限，不过，她真想给张先生身上挂一个摄像头，这样她在加拿大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着张先生。
47.雄心再起
当我写到“贡献终身”的时候，握笔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下，心想: 这辈子就这么贡献出去了?
清晨醒来，仰望着天花板。现在在哪里?什么季节?什么年代?什么时辰? 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刚从北京回来，感觉自己刚刚踏出那扇门，一下子又挤进了多伦多的这扇门，时空有些错位。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空间上只有一步之遥，心灵上也没有距离。耳畔还回响着那个门里父母亲的唠叨，这扇门里的电视已经播上了CBC的新闻。窗外阳光明媚，空气新鲜，耳朵里还灌着北京的嘈杂，舌尖上还留着卤煮火烧的香味。
北京之行让我感到了一种在加拿大浪费时间的负罪感。 原来同一个起点的同学和朋友在几年间都腾飞了，没飞起来的也是扑着翅膀振臂欲飞。这几年在加拿大待的，雄心全没了，理想也幻灭了，就剩下没有追求地和那些加拿大同事整天聊钓鱼和《美国宝贝儿》（注：电视节目）了。加拿大既是一个慷慨大度的国家，也是一个自私而残酷的国家，吝啬地给你发展的空间，残酷地将你的梦想和热情消磨至尽。
整整一个冬天，我把自己憋在朝西的那间阴暗而潮湿的小屋中。小屋本来是一个小的洗衣房， 被我改成了画室， 支上了画架子， 摆上了画框， 地上铺满了油彩和画笔。
上周我逛完了AGO（安省美术馆）的一个艺术展后突发奇想，决心要在加拿大成为一个画家。 这个想法像暗房中一缕从窗缝穿过的阳光，顿时照得我的心亮堂堂的。成为写实派的画家显然功底不够，我也没有耐心去画那些肖像和静物。我决定主攻抽象派绘画。平日里最瞧不起抽象画，寥寥几笔，我儿子都会画。可真坐到画布前，才发现脑子里全是具象，根本找不到抽象的灵感。
第74节：你来我走(74)
冥思苦想，夜不成寐。梦中醒来，寻着灵感的火花，急忙披了衣服跑到“画室”，抓起笔画了几片颜色。天亮的时候，我又添了几笔。白天里，我坐在办公室里无心工作，心里想着昨晚“诞生”的作品。下班的路上，我心事重重，看到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抽象的，都能被我联想到我的作品。回到家，我一遍遍地反复涂抹着我的作品，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第二天忍不住去楼下的Harbourfront Centre（湖港中心）看看展览，吸收一下别人的灵感。第三天，我决定放弃我的处女作，用利得粉刷一遍画布，重新再来。
当个画家可真不容易。我每天下班后忙碌在我的画室里，一个月后，我的作品堆满了小屋。我跑了几家小画廊，学着洋人的样子推销着自己感觉不错的作品。作品在小画廊中挂了许久，落了灰，我偷偷地取了回来，连同画具一起塞到了储藏室里，除了高兴有时候进去，“这个”“那个”地指一通，没有人再问起。
我又决定开始写作。写作是有梦想的人最好的表达途径。我决定每天坚持写英文日记，然后放到博客上去，不但可以记录自己的感受，还可以练英文。我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出版一本英文小说。
我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写作当中。写作很费脑子，英文的写作总不能让我淋漓尽致地表达我的想法，每天要浪费很多时间在语法和单词上。写来写去，所写的只是我能说的，却不是我想说的，我对英文的理解远不如对中文的理解。一天Flora的女儿来家玩。她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举着她得了A的作文让我看。作文写的是她参观多伦多动物园的感受，言语中充满了西方长大的孩子无拘无束的想像力，且用词简练，没有语法错误。我努力了大半天，写的东西还达不到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我开始迷茫了，整日里心慌慌的，总觉得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
我开始写简历，想在国内看看有没有好机会。过去一毕业还没来得及写简历就找到了工作，英文简历刚刚修改到无误，却又不知中文简历该如何下手。
我在英才网上贴了我的简历，还真有一家英国公司对我感兴趣，这是一家向外国人介绍上海生活的杂志出版公司。一个美国人从上海打电话来面试了我三回，表示满意，薪水和福利也给得不错。是什么原因让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想还是我犹豫不决的心。我好像没有急迫到要马上回流，不过是人云亦云地想试试自己究竟是“海归”呢还是“海待”。当那个美国人给我正式下聘用通知的时候，他希望我马上上任。我仔细读了一遍职位描述，发现他请我去做艺术总监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我去帮他管公司的上海人。他说他喜欢上海，但上海人难对付。他希望公司能有一个能和他用英文沟通，但又能用中国人的严厉向上海人传达他想法的中国人来帮助他。我听明白了，就像以前我们在外企骂的那些“二狗子”，结合了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狠毒”方面的那种人，专门帮着外国老板削减中国员工的福利，整治不听话的中国员工。仔细想想，这方面我还真不擅长。
第75节：你来我走(75)
向东看了一眼录用通知就开始奚落我：“您从北京搬到上海去工作，和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来工作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两边都不是你的老家。”我想了想也是，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已经要了我半条命，再从多伦多搬到上海实在动静太大。我就问是否能推荐我去北京的杂志社，谁知那个美国人马上说不行，如果我去了那边，那边的工作做好了，他在上海这边就会显得差了。在利益面前，洋人也一样互相拆台。
我开始托以前的老师为我投简历，表达自己想要回学院工作的愿望。我想去学校的愿望是有的，决心却是没有的，只是听几个去年从德国回去的同学的煽乎：再不回来，以后你想回大学都进不来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不要指望那点工资。现在开放了，教师都在外面开公司，挣得比工资还多。回去就图个头衔和学校旱涝保收的体制，总得给自己找个不用担心养老的地方吧。
多方一打听，果然行情变了。现在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不好进。留学和移民回流的人的首选都是大学，不要说研究生了，博士生，博士后想进去的都排成了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可惜机会在河东的时候我跑到了河西，现在想奔河东了，风水又轮跑了。
“海归”们一如当年向外冲一样，现在又拼命地往回扎。混得顺利的，占据了高起点， 拿了安家费，出师不利的，听说两千元一月的工作都抢。打开城市电视转播的中央四台的海外节目，一个“海归”正在接受采访，主持人介绍说: 某某博士放弃了国外的别墅和名车， 就是想回祖国来做贡献。 其实呢， 所谓的别墅不过也就是贷款买的和大多数人住的一样的二手house，名车也不过就是一辆为了省油而买的丰田佳美。这套说辞现在还在沿用，只能让小学生和老太太感动一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大潮中，很多人抱着寻找民主和自由的目的纷纷出去。出去了怎样，真正吸引人的还是那时国外的物质生活。随便一个超市里和水果堆的合影都能在国内的亲戚间引起羡慕，为什么?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是合作社和百货商店。这些往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如今海归想回国，说到根儿上还是物质的吸引。中国的生活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不差，劳动力又比国外便宜，业余生活也比国外丰富。再说，今天的中国，很多国有单位的工资和福利比外企还好。如果能在国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时不时有个海外出差的机会， 家里雇个阿姨做饭带孩子， 出门打车……生活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国外。
第76节：你来我走(76)
经过我不懈地努力，终于有一家大学要成立多媒体学院，有意向接收我做讲师。当年这个被我称做厕所学校(学校的教学楼里总是弥漫着厕所的味道)的大学，如今因为开设了很多热门专业而变得抢手起来，校舍也新了，教师也振作了，面目一新。
向东又来打击我，从网上打印了一篇文章挤兑我:“你看看， 著名画家陈丹青因无法忍受中央美院的教育体制而辞职。他都从学校辞了，你还往里扎。你原来就没在国营单位里干过，怎么出了国，兜了一圈，反而想去国营单位了?”
“可能是岁数大了吧，再加上这两年在加拿大找工作的经历吓的，现在我就想去个不用动脑子的国营单位。”我说。
“现在的国营单位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好混了， 听说压力大着呢。人事的纷争，你受得了吗?我看你还是努把力混进加拿大的政府单位，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国营保险箱呢，时不时还可以罢罢工，要挟一下政府。”
我不理他，继续我毫无目的的计划。 学校发来一封信让我先打个报告，向学校领导表表决心，说说这几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成就”。写惯了英文信，三言两语，简短是英文信件的上品，洋人懒，长度超过一篇的就没人看了。中文信正好相反，要长，长度才能显示出对这件事的决心。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攒出两大篇决心书，表面上是无限的谦虚，实际上自卖自夸地肯定自己。结尾处，我按照人事处老师的点拨，写下这样一段话:本人愿早日加入副教授的队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终身的力量。
当我写到“贡献终身”的时候，握笔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下， 心想:这辈子就这么贡献出去了?
48.下雪的日子
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
这个冬天很漫长。早上坐在湖边的办公室里，望着一池波光粼粼的安大略湖水走神。今年湖水没有结冰，天晴的时候，湖水碧蓝碧蓝的，像仲夏夜深蓝的天空;天阴的时候，湖水黄绿，泛着泥沙，那颜色味道和北京的护城河不相上下。
这个清晨，我坐在窗边，愣愣地看着成对的大雁即将飞往美国的Florida（佛罗里达）。脑子里空空的，自从生活和工作都在加拿大稳定下来后，我常常有这种空空的感觉，仿佛生活走到了尽头。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重复着今天。看看身边那些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同志，自己剩下的日子也将这样重复下去。
第77节：你来我走(77)
洗手间里，我拧开水龙头，让哗哗的温水从两手间流过。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镜子，我从镜子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年自己的变化。不要说在新移民的眼中，就是在洋人的眼中，我已经是他们心目中的成功女性，有多少土生土长的洋人毕业后都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去做收银员。看看我和向东的生活，该有的也都有了，一个在公司做白领，一个自雇少交税。加拿大人的梦想，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就是兜里没有几个现金钞票，月底就得倒腾着信用卡付账单。）不知为什么，当这些都拥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生活的尽头感。
下班的时候，下雪了。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城市和街道。在一个离不开下雪的国家里，再大的雪，马路上的汽车也是从容不迫的。虽然在这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滑雪，打hockey（冰球），滑冰，钓鱼……不喜欢冰雪运动的人无法融入多伦多的血液。
向东开车来地铁站接我。天已经全黑了，雪越下越大，漫天飘舞的雪花扑打在车玻璃上。昨天刚和向东为去留问题又争执了一番，此时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坐着。
几年前，向东还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大男孩。那时我们刚刚参加工作，身上没几个钱。下雪的天里，马路上排队打车的人比面的还多，夏利又舍不得打。向东总是在雪天用自行车送我回家。自行车压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汗水和着飘落的雪花融化在向东的脸上。我坐在后面，穿得像个大狗熊，紧紧搂着冒着热气的向东，幸福的感觉揣在心里。向东使劲儿蹬着，为了证明他男子汉的本色，送完了我，他再骑车回自己家。听说回到家，大腿根儿隔着毛裤都磨红了。
今晚我们坐在汽车里，驶向茫茫黑夜，驶向我们的townhouse，驶向我们在多伦多经营的小家。雪天驾驶很危险，向东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我打开了CD，田震沙瓤西瓜般的嗓音回荡在车内：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样改变……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我们现在再不用为雪天蹬车而烦恼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车里，然而我却觉得他离我远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开始不能步调一致了。
自从从北京回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痛苦中。移民就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美丽中不知不觉地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移民让我们沉迷，选择让我们自寻烦恼。
第78节：你来我走(78)
每一个清晨，一睁眼，望着天花板，我们就开始了去留问题的讨论。向东作为一个中国男人，失落感总是大于我。他学生多的时候就很高兴，只字不提回去的事情，学生说不来就不来，这时向东就十分消沉，恨不得抬腿就回国，好像回国是他逃避的一张盾牌。而每当痛下决心要回去的时候，老天又撒上一把胡椒面，给他一点生机，于是他又开始犹豫，又开始徘徊。
我也一样，早就厌烦了每天毫无生气和发展机会的工作状态。 可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收入和吃药补牙的福利全都指望这份无聊的工作。不到万不得以，哪里敢轻易言弃。
昨天我们又说到了去留问题。向东的方案是，让我保住工作， 他先回去。如果有了真正的好机会，就让我也回去。我不同意。夫妻本是同林鸟，要么一起回去，要么就都不回去。我们看看摆在我们两边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特别吸引力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可是最难做的决定了，不像当年的高歌，她真是待不下来，而她的男友又不想来，索性也就坚决地回去了。以前觉得无论多伦多还是北京，我们比国内的朋友多一种选择。现在发现多一种选择就是多了一种需要费脑子判断的烦恼，而这对幸福判断的失误将要直接影响我们后半辈子的幸福。
何况我们现在无法做决定的最大阻碍是高兴，有野心也需要三思。高兴已经三岁多了，都上幼儿园了。他上小学前，我们还可以动一动，就算回去上小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万一以后又想让他来加拿大上中学和大学，我们那时的岁数可是不会允许我们在这里找到像样的工作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了工作，高兴便没有在这里上学的可能性；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学，我们就要为了他的加拿大身份而在中国付高昂的学费；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语言又会成为问题，即便以后他自己考来上大学，又会像我们一样经历语言关的痛苦；高兴不能融入他的“祖国”，那么高兴的前途就成了问题；高兴融入了加拿大的文化，英文没问题了，恐怕中文又不行了，以后他回中国工作的路就断了，高兴的……如此想下去，我们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烦恼。每一次的讨论总是在热烈的气氛中演化成为“自私”还是“无私”的争吵，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烦恼，这是很多新移民家庭的烦恼。 每每聚在一起，我们就开会喋喋不休地讨论去留问题。
第79节：你来我走(79)
星期天，张太太说牧长林一家要来，让我们也过来坐坐。
“我刚来的时候， 头一个月新鲜， 半年后开始想家， 一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去，真的在这里过了三四年就麻木了，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回去了。”张太太边嗑瓜子边说。
“我们要回去了，等我女儿拿了公民，多一天也不待。”牧长林很坚决地说。
“你闺女都快初中毕业了，你们不等了?”张太太问。
“哪里有个完，上完高中还有大学，哪里等得完？我们想通了，孩子自有孩子的福，她以后的路怎么走，是她自己的造化，她想回来上大学，自己努力考回来。我们的能力也就能给她安排到这样了。我们那地方小，单位领导贿赂贿赂好说话，两个人的公职还保留着，只要回去，以后退休待遇还都有。”牧长林说。
“你们两个的公民不要了？”张太太问。
“不要了！这东西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牧长林说，“我们仔仔细细想了想，等到六十五岁不用花钱买药还要等二十几年。我们又不天天去欧洲，就算去，现在签证也好办，何必为个加拿大身份而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地瞎混呢？我们申请了公民，原来单位的公职就泡汤了。”
“你们女儿是公民就行了，以后你们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不会再来了。你们想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来了只能住在你们这些朋友家。”牧长林说。
“我欢迎你们住我家。”张太太说。
“那哪里成。我们住个一两个月，给你钱呢，你心里不舒服，不给你钱呢，时间长了你也受不了。毕竟是国外，生活费比国内高好几倍，哪里好意思。”
“那就来短点。”
“搞清楚了，现在飞机票就数加航的贵，这么贵的机票就来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吃饱了撑的？有这钱，我们还不如去个韩国或者东南亚旅游呢。多伦多该玩的都玩了，实在想不出还来干吗。”
牧太太在走之前奢侈了一把，在outlet店买了二十双鞋和一箱子减价的名牌衣服。她保留着标签，准备回去后一年拿出一两件穿。很快，牧长林一家收拾了行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多伦多。
49.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加拿大人都喜欢去古巴度假，就像北京人喜欢去海南一样。
第80节：你来我走(80)
最近因为去留问题，我们两个搞得心力交瘁。张太太提议趁张先生在这里， 两家人一起去古巴享受 “冬天”里的夏天。
张太太想订五星级的度假村， 我们嫌贵， 又不整天躺在屋子里， 有个三星的就行了。 张太太说: “三星的不安全， 三星酒店古巴人可以随便进。一个朋友去了， 晚上眼睁睁看着小偷进到房间里把包拿走了。”我们折衷了一下， 买了准四星的自助团。
从美国的迈阿密上空飞过去的时候，下面一片灯火辉煌，让人一下联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大气粗。一入古巴境内，灯光马上暗淡了许多，一下就看出了差距。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比较节省的。酒店的房间里只点一只惨淡的节能灯，到处都黑乎乎的，视力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整才算调整到适应。
“古巴人民一直顽强地和美国对抗着，还能有电供我们外国人享乐，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凑合些吧。”向东说。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锣鼓声吵醒。窗外是洁白的沙滩，古巴人在教游客跳舞。我们走出房间，迎面一对法国人向我们问好: Bonjour！我们立即迎合着:Bonjour，Bonjour。又碰上一个德国人向我们一挥手:Hallo!我们马上又改了腔调说:Hallo，Hallo!一会儿南美的朋友又来了:Hola!我们又学着回复:Hola，Hola!
“中国人活得真他妈的累，老觉得自己欠别人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语言和他们打招呼呢?凭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跟着学，还老觉得自己语言不好。”张先生说。
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说中文呢，怕什么。再遇到打招呼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鸟儿语，我们都直接回答: 早啊，吃了吗?
古巴的沙滩是洁白的，洁白的沙滩上趴着裸露着上身的洋人妇女，只是没有电影里看到的好看。不是肥得一身赘肉，就是老得皱得像沙皮，看了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想吐。
晚上度假村里有歌舞表演，还教客人跳拉丁舞。这种看起来简单的舞蹈跳起来很难。古巴人教了我们半天， 张太太怎么扭都像是在跳大秧歌。后来我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人体结构不一样，我们这扁平的中国屁股只适合扭秧歌，不适合跳拉丁。
身上的美金不够了，我们去小镇上的银行换钱。烈日炎炎下，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看门的老头儿神气十足地在银行门口踱着步。当他看到排在队伍末尾的我们，马上招手让我们过去。古巴人民友好地让出一条道儿，有点儿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意思。我们走进大厅，老头儿毕恭毕敬地请我们到一边的沙发上去坐。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白人，吹着电扇，喝着冰水。他一看见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喊:“Hi，他们说外国人可以在屋里等，古巴人必须在外边等。”
第81节：你来我走(81)
“我操！怎么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一个德性，对外国人跟亲人似的，对自己人跟仇人一样。”张先生摇着头说。他的话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气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员操着不流利的英语解释说，大浪的时候，会把jellyfish（海蛰）吹到岸边，很危险。在他连比带画的解释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了：张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会像吸血鬼一样连皮带肉地把你扒光。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酒店。翻开字典一查，原来jellyfish就是海蛰。咳，去南戴河游泳，谁还没有被海蛰蛰过的经历呀。
在张先生的鼓动下，我们租了一辆车去首都哈瓦那。租来的车就是一个“神龙-富康”，价钱却贵得吓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价像天价。哈瓦那除了景点保留了古朴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筑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烂烂的，那种破不是历史沉积感的辉煌，而是一种破败，看了让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百姓商店的橱窗里挂了几条长裤，商品的品种还没有我们农村小店儿的多。满大街都是伸着手要钱的人，要不就是拎着花篮撅着嘴等着和你假装亲嘴儿照相的姑娘，一嘴儿一美元。上厕所外国人必须去饭店，小费按人头收。听说古巴人平均工资才二十美元一月，这看厕所的大姐一天少说也要收个几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没点硬关系，谁能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挖上这肥墙角儿。哈瓦那的街头，到处都是痛骂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要古巴，不要美国。卡斯特罗的大头像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他不用挥着手满大街为人民站岗，卡斯特罗在广告牌上向我们招手，卡斯特罗在明信片上向我们招手。看着他挥手的样子，就好像看着毛主席在亲切教导我们。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贩们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国人，应当和他们一样，只能待在国内，不能出去。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穿了正装去吃自助游里包括的需要穿正装的正餐。我们坐进了酒店的正餐厅，灯光很昏暗，餐厅很空旷，正前方放了一架音调不准的钢琴，有人在上面咚咚地弹着。看着我们进来，钢琴伴奏换了曲子，说是特地为我们而弹的，名字叫《这里来了中国人》。服务员说这顿正餐里将给我们上古巴最著名的大餐——虾汤。这道汤很贵，一般的古巴家庭是吃不起的。一会儿，服务员用托盘端来几碗用玻璃碗盛的浅褐色的水， 和我们在北京吃基围虾前的洗手盅一模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该洗手呢还是该喝呢。张太太发了话:“愣着干什么？一会儿不是要上虾吗？这就跟咱们一样，是洗手的水。”我们都不再怀疑，纷纷下手在里面涮了涮。服务员来的时候有些诧异， 张太太挥挥手，让他拿下去。喝了红酒，吃了正餐，发现那个著名的大菜还没有上。叫来服务员一问，服务员说：“上完了，你们又让我端下去了。”
第82节：你来我走(82)
飞回多伦多之前，我们把香皂、梳子统统留给了古巴人，还在房间里留了十美金的小费，树立一下富裕后的中国人民的大度形像，鼓励他们将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古巴之行让我们去留中国的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50.小朱的出现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小朱是向东的一个发小儿。
小朱在国内念的是社会音乐学院，专业上没什么见长，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到了乐团就是混。混到乐团改革实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帮他申请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顾艺术家，反正来了是自顾，用不着国家操心。
小朱来了后，以教学生为生，弹钢琴的走到哪里都不愁混饭吃。三十岁的他，没老婆没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从来了加拿大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报纸，下午三点过开始教学生，一教教到十点多。在舅舅家看看转播的中国新闻，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第三天继续重复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闭的，除了每星期循环地看那帮学生，基本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日子过得跟洗手间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明知是浪费，却又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它流掉。
门铃一响，小朱一开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刚教过你吗?”小朱对着抱着谱子的学生说。
“那是上星期，朱老师。”学生有礼貌地回答朱老师的问题。
小朱上课的时候，把一只小手表偷偷挂在谱台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墙上的挂钟，那样会让家长看出他心不在焉。没有这些学生的捧场，哪来的银子。教学虽然令小朱厌烦，但毕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学也不像IT行业，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乐永远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编织美梦的工作。学生学得好，那是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没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学一样乐器，学音乐有考级，就像考车一样，这次没过，加课也要继续考过。学上了就像进了一个山洞，只有熬到尽头才有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小朱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改进，倒是总结出一套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学生的看法。学生中数台湾学生最有礼貌，一进门就操着台湾普通话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谢谢老师。学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学生。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节假日，还要给老师带薪休假。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为老师买单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馆就四下里张望，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学生中最用功的要数大陆来的学生，六级刚颤悠地考过，就想下个月考八级。大陆家长课后不停地追问小朱，孩子有没有进步，教学好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陆来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家长喜欢砍价钱。老师，您便宜点吧，让我们舒服舒服。老师，要是我们一次交十次的钱，能不能免费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学又不是买菜，萝卜白菜哪家都是一样的。小朱在专业上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自豪的建树，可也是正经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儿一日一日练出来的。一到有新学生来，他一听有砍价的就烦，他的牛脾气是死不降价，你爱学不学。
第83节：你来我走(83)
小朱和向东虽然都是学音乐的，可是性格却是大不一样。 小朱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从小就喜欢机械，可他妈却逼他练钢琴。当然，他妈的循循教导现在显灵了，小朱走到哪里都可以靠这个吃饭。多伦多在艺术家的眼中一直是文化的沙漠， 整齐得索然无味的街道和民宅在小朱的眼中却令他兴奋不已。他常常一边在高速路上开车，一边由衷地感慨：“看这笔直的马路，看这整齐的楼房，看这现代化的城市……我爱你，多拉（伦）多!”
小朱以前无比向往能早日过上退休生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批评，没有人事的纷争，不用去团里排练，想几点起来都行……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一想到三十刚出头的他就开始这样“安度晚年”了，心中不免有点害怕。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小朱和向东也不例外。两个人一碰到一起就开始探讨能在加拿大干点什么。
51.国际音乐夏令营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
小朱的理想是开一家Dollar Mart(一元店)，让向东管钱，他负责上货。小朱想做点事，但不喜欢动脑筋。他喜欢汗流浃背地干活儿，然后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吃肉，他觉得这样才是痛快的人生。可是开Dollar Mart需要押一笔资金，无论小朱还是我们都拿不出这个钱。小朱认识一个刚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富婆，和人家一谈，富婆嫌生意太小，不屑一顾。小朱的理想就这样被搁浅了。
两个人又商量着做些批发生意。批什么呢?批鞋吧。中国的鞋多便宜，投资又小。小朱托朋友在广州一带采购了一批鞋，求朋友肩背手扛地带了回来。出去一推销才发现，这小买卖进入市场容易，所以想搞点小生意的中国人都在做这些低成本的生意。你觉得你进的便宜，那些温州人卖的比你还便宜。如今，我们家的地下室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皮鞋的油味儿熏得脑仁儿直疼，只好由我白天上班没事时在加国无忧网上一双一双地卖，剩下的有朋友帮衬着原价买了去才算处理干净。
后来小朱和向东又做了些事，卖过假发，无奈电视广告上正热播着生发的新突破而没有成功。也想过整个冰糖葫芦连锁，像Bubble Tease(珍珠奶茶连锁)一样占领多伦多市场。无奈冰糖好找，可山楂难弄，这个天才的想法无法在多伦多继续。
试过了许多事后，小朱和向东开始反思。看上去雕虫小技的小生意，到了手中就没了出路。做生意看来是需要才华的，酱油铺再小，也不是人人都能开好的。两个人不甘心，思忖过来，思忖过去，发现一开始的思路就有问题。人去干自己不熟悉的事，就等于冒了双倍的风险，倒不如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做点事。
第84节：你来我走(84)
这个想法是他们从一次倒手马尾巴的小生意中发现的。这马尾巴是制作提琴弓子不可缺少的材料，必须从成年公马没有被尿水浸泡的马尾中精心筛选出来，而中国的蒙古马的马尾巴是上乘的选料。向东多年拉琴，对马尾巴的品质和进货渠道都很熟悉，很快就以质优价廉的马尾巴占领了多伦多和渥太华的市场。其实，马尾巴的市场并不大，一公斤马尾巴能做出很多把弓子，但马尾巴的功能启发了小朱和向东。
小朱和向东决定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北京策划一次“国际音乐夏令营”。毕竟他们来了许多年，背靠着两种文化，这就是优势。况且，向东有同学在美国的曼哈顿音乐学院，邀请教授和组织生源都不成问题。加拿大也有很大的夏令营市场，欧洲，北美都办俗了，古老的东方倒是很有吸引力的。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小朱和向东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投入到他们一天前才开辟出来的“新”事业中。两个人除了教学，平日里都没有了人影。吃饭也不按时回家，四处奔忙，联系多伦多所有的音乐学校，老师和朋友，了解加拿大夏令营的经验，收集信息，注册公司……深夜回来，两个人仍然精神抖擞，眼冒慧光地讨论着下一步的方案。
他们很快在北京找到了一所大学合作夏令营。对方负责提供场地、住宿、交通和饮食。小朱和向东负责安排美国的教授，招收国外和国内的学生。一切都进行得超乎寻常的顺利。宣传册印出来了，别致而富有创意;网站建立起来了，中英文对照的，透着国际气息;美国的老师都邀请好了，钱多钱少不在乎，能免费去趟中国谁都高兴。
一切准备就绪，小朱和向东买了飞机票飞回北京“视察”各项具体工作。到了北京，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合作学校的校长在电话上答应得好听，自己却留了个心眼儿，一看这项目不错，悄不声地打着小朱和向东公司的牌子，喊着中加联合举办的口号自己招上生了。更绝的是，他们发表了声明，做了公证，此次活动的版权和所得利益全部归学校所有。小朱和向东在加拿大待了几年，思维模式上多多少少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做事按规矩，讲信用。他们没有想到学校在他们照着加拿大的做法写策划书、准备合同和文件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给甩了。
气愤的小朱和向东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明知理亏，支支吾吾地推说是副校长出的主意。副校长又推说是主任自行决定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当初签订的意向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谁让你们在国外，没人盯着，不知道在中国最不值钱的就是想法吗？就用了你们的想法，你们能怎么着?
第85节：你来我走(85)
中国的市场蕴藏着多少可能性的宝藏，也隐藏着多少旋涡。中国的经济是在一夜春风后遍地梨花了，可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人情上。生搬硬套美国加拿大的模式到中国来办活动还真行不通，光是上上下下疏通关系就得费不少精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手中有那么小小的一点权力，就恨不得在你过路时掐死你。
两个人是赌气也要将夏令营进行到底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都报名了，大师级教授就等着到北京来做足底按摩了，中国人对中国人不讲信用，不能把这恶名带到国外。把资料和思路整理了一下，小朱和向东重新联系了合作的学校，只是这次大事小事都要亲自操作，大到教授国际学生的签证办理，小到夏令营的一日三餐。当这两个三十而立的男人投入到他们所喜欢的事业中，他们的激情和着他们的才华顷刻间都释放了出来。他们干得那么专注，那么忘情，那么无私地忙着每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