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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可汗——蒙古帝国的余辉》作者：班布尔汗 [全本]
序幕：帝国的两次崩溃
第一章：草原乱世——动荡的北元
第二章：一载帝国——也先的可汗梦
第三章：亦真复亦幻——达延汗的中兴
第四章：将刀剑付与香烟烛灰——俺答汗的佛缘
第五章：末世绝响——林丹汗的挣扎
第六章：“持教法王”家族的兴衰——和硕特汗国
附录：血浸袈裟——罗卜藏丹津反清起义
第七章: 步履蹒跚的圣战者——叶尔羌汗国
第八章：游牧民族的终极亮剑——准噶尔汗国
第九章：迁徙时代的终结——土尔扈特汗国
第十章：冰海雪原的孤独卫士——西伯利亚汗国
外一篇：蒙古的“波斯帝国”——伊儿汗国史话
篇头语
如果没有人们的后见之明，一些可震烁古今的大事件，原本都平平无奇。
1206年，在蒙古高原的斡难河畔，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他百万子民的拥戴下成为可汗。一个新的游牧国家诞生了。
一百万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太不值一提了。何况，这稀少的人口所组成的国家，又是那么贫穷和落后。
除了他的宗主国——金国会有一点反映之外，“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南宋，早已偃武修文的西夏，哀叹霸权不再的西辽还有正在疯狂扩张几乎要成为第二阿拉伯帝国的花剌子模，没有人会愿意往那蛮荒之地投放一点点关注。而更为遥远的斡罗斯、阿拉伯、拜占庭以及罗马教庭和西欧的国王们，更连听说其事的可能都没有。
若不是这个被称为“成吉思汗”的男人日后把对自己或不屑一顾或懵然不知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谁又会记得那条叫斡难的河流和在它身边推举首领的那个叫“蒙古”的民族呢？
历史是势利的，因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黄金家族率领着蒙古人让无数民族和国家在苦难中改变了自己的走向；因为在他们面前，13-14世纪的其他英雄都成为陪衬。所以，那场斡难河畔的“库里台大会”便被定名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
历史又是公平的，在帝国崩溃之后，在巨大版图破碎后的残片上，蒙古人在作些什么？那个曾经给所有人带来噩梦的民族是如何衰落的那么彻底？人们又不再关心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重要，不再是那条让人胆寒的“上帝之鞭”。
辉煌的历史让人激动，而黯淡的历史则让人回味。也许我们该把注意力更多投向那些黯淡的历史中去。
序幕：帝国的两次崩溃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成吉思汗的这句豪言在他的孙子，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时几乎变成了现实。世界上的国家只剩下已经征服和即将征服两类。大汗坐镇蒙古高原，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大汗国即如坚盾般护卫着帝国的安全，又如出鞘的利剑随时准备向任何地方攻击。
空前辽阔的疆域，空前巨大的财富，空前强大的军队激发着着空前蓬勃的征服欲望。
从斡难河开始，帝国的铁蹄踏过黄河、锡尔河、阿姆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伏尔加河、多瑙河。此时的蒙哥汗，希望能够跨过另外两条著名的河流——长江和尼罗河。
（一） 折鞭钓鱼城
尼罗河，蒙哥汗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旭烈兀。1252年，旭烈兀率两万名蒙古骑兵出发西征，挡在路上的亦思马恩派宗教国、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国家要么被荡平，要么主动归附。随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被攻陷，向埃及前进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而长江，蒙哥汗留给了自己。躲在长江身后的，是无比富庶而又历来柔弱的南宋，这是一场势在必得的战争。
1258年，蒙哥汗兵分两路大举南征。宗王塔察儿（成吉思汗弟斡赤斤之子）统率东路军攻打荆襄、两淮，而攻打四川的西路军，则由他亲自率领。
这是一支4万人的劲旅，在当时的世界上，超过2万人的蒙古军队，就足以让任何敌人遭到毁灭。何况，这还只是两路大军的一路而已。
踌躇满志的蒙哥汗在进军的路上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缴获分配了。
踏上征程的时刻，没有人会告诉他，从祖父开始的辉煌会在这次看似必胜的征服战争中走向黯淡。
可汗的荣耀，结束在一个名叫“钓鱼城”的弹丸之地。
在蒙哥汗一路强攻之下，从七月到十二月，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广元西南）、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李居山（今四川南充市）、大良山、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先后陷落。
而此时，塔察儿率东路军攻打长江中游的樊城，却几乎无功而返。于是，蒙哥汗改命弟弟忽必烈统率东路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派遣元帅兀良哈台自云南包抄南宋。
两路大军成为三路，而且是战略大包围，南宋命运岌岌可危。
1259年初，蒙哥汗的兵锋，迫近四川东大门合州钓鱼城。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极为险要。
这座要塞是南宋名将余玠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堡垒，并经过现任守将王坚的进一步完善。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都系条石垒成，坚固无比。外城之外还修建有一字墙，守军可以用之阻碍城外敌军运动，而自己却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
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可谓外有天险可抵御大军强攻，内有粮秣可供长期坚持。
在南宋将士的心中，这里是坚不可摧的。
守将王坚斩杀了蒙哥汗派来的劝降使者，督率所部准备决一死战。
从成吉思汗以来，不知有多少城池的守将宁死不降，而最后的结局，都是人与城玉石俱焚。对这样的强硬，蒙哥汗毫不在意，下令攻城。
2月7日，战斗开始。
随着炮声轰鸣，飞箭如蝗，蒙古军如潮涌般攻向钓鱼城。他们首先遇到了一字城墙的阻截，死伤惨重，被迫退兵。
2月9日，蒙古军又猛攻镇西门，依然不克。同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城下蒙古军已增加至七万之众。
人数上的增加并没有使攻城变得顺利，越来越多的人战死城下，钓鱼城仍未攻破。
3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
4月，大雷雨持续二十余天。雨停后，蒙古军重新组织进攻护国门。24日夜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双方死伤枕籍，蒙古军因后援不继，被推出城外。
5月，攻城战继续进行，蒙古军伤亡日甚一日，而钓鱼城仍然屹立不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蒙哥汗的恼怒和焦躁也一天天累积，他不断的指挥部队进攻，可除了留下更多的尸体，战局没有任何进展。
大将汪德臣、董文蔚相继死于军中，硬攻已经明显行不通了。到了6月，天气逐渐炎热，军中疟疠、霍乱横行，士气低落。蒙哥汗无奈，召集众将商讨对策。
大将术速忽里提议留少量军队困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
这是比顿兵坚城之下好得多的策略，但蒙哥汗没有采纳，他无法容忍一个小小的要塞竟然让自己无计可施，无论打上多久，死伤多少人，他也要拿下钓鱼城。
这个决定，让蒙哥汗付出了的生命代价。
是年7月，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次南征的总指挥蒙哥汗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有记载说他是身患痢疾，有记载说他是被炮石所伤[1]。但重要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随着蒙哥汗的死，蒙古帝国的征服巨浪迅速退潮，率东路军包围鄂州的忽必烈，从云南经广西北上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的兀良合台相继退军。远在西亚的旭烈兀听说大汗死讯后，也率主力东返，留守在叙利亚的部队被埃及马布留克王朝军歼灭。
蒙古军没能挺进尼罗河，也没能跨过长江。非但如此，蒙古帝国自己却开始分崩离析。
分裂，源于同时举办的两个“库里台大会”。
蒙古没有先王指认继承人的传统，每位大汗的即位都要由贵族宗王召开“库里台大会”进行推举。
这样的民主形式，在小国寡民时还能勉强运行，而来决定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往往出现危机。成吉思汗而后的三位大汗，或多或少都要有些麻烦，甚至要有人丧命。
这一次，危机是最严重的。
蒙哥汗死后，其留守帝国都城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的幼弟阿里不哥在留镇漠北的宗王阿速台(窝阔台后王)、玉龙答失(蒙哥之子)、昔里吉(蒙哥之子)、阿鲁忽(察合台后王)、木哈儿(旭烈兀之子)、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即大汗位。
而与此同时，与蒙哥汗一同南征的忽必烈返回开平，在合丹(窝阔台之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子)等西道诸王和忽必烈弟末哥、诸王塔察儿、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子)、忽剌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子)、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子)等东道诸王的推举下，即大汗位。
一夜之间，帝国出现了两位大汗。按照蒙古传统，选汗的“库里台大会”应在斡难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阿里不哥没有召集所有宗王会议，有违传统，而忽必烈在汉地自行集会选汗也有违传统。两个都不太名正言顺的大汗，只能要靠实力来证明谁是正统了。
兄弟二人同室操戈，各汗国、宗王也分别加入双方阵营，经过四年内战，阿里不哥败北，被忽必烈终身监禁。
大汗总算只剩下了一个，但经过这场动乱，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三个都开始各自为政。除了亲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坚持臣属之外，忽必烈统治区域仅限于中国、蒙古本土和西藏。西方很多史家干脆称其统治的区域为“忽必烈汗国”，降格到与其他汗国平等的位置。
这是蒙古帝国的第一次崩溃，那座小小的钓鱼城，是名副其实的“上帝折鞭处”。
（二） 重组帝国的努力——忽必烈的“大元朝”
一生以草原游牧文明为本位的成吉思汗，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农耕文明的皇帝，被自己的孙子追认为“太祖武皇帝”。自己的建立的“也客.蒙古.兀鲁斯”（大蒙古国）也演变成了“大元王朝”。
对于他来说，忽必烈是典型的不肖子孙——一个违背了传统，违背了他的箴言的孙子。
当然，忽必烈是决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肖，他不止一次的努力将那些不听话的堂兄弟们拉回自己的控制范围，与窝阔台汗国海都征战，坚持对于察合台汗国汗王的册封，尽力维持对伊尔汗国的宗主权，都是在彰显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合法大汗。
但在现实中，他知道自己已无法回到祖、父、兄的时代，那个依靠传统、武力和血缘维系的帝国已经一去不返。他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重组帝国。
他需要法统，一个新的，从根本上确定他地位的法统。
在东亚，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中央之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拥有皇帝的称号，谁就是万邦之主。这代表代表文明、神圣、传统的称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是现成的法统。
一向被称为“天朝”的中国不是即将被自己所征服了么？一向被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不是就要成为自己的俘虏了么？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法统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呢？
成为天子，成为皇帝，就可以既稳固汉地的统治，又给自己帝国大汗的身份带上新的光环。
于是，在坚持自己是正统的“蒙古大汗”之外，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提出要“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2]，成为了中国皇帝。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忽必烈“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
这话有些道理，但与其说忽必烈是把蒙古帝国变为中国帝国，不如说他是在把两个帝国用并行的方式合二为一，并借此将蒙古帝国从新组装。
既然是并行，作为最高统治者，也就不得不身兼二职。
而身兼二职，尊号就不得不麻烦一些。忽必烈将自己之前的蒙古可汗全部追认了皇帝庙号，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贵由为“定宗”，蒙哥为“宪宗”，亲生父亲拖雷虽然只做过监国，也被追认为“睿宗”。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然是“世祖”。
而为了表明“蒙古大汗”的身份，汗号也不能废除，忽必烈汗号为“薛禅汗”。以后诸帝一体因循，元成宗铁木尔，汗号“完泽笃汗”；元武宗海山，汗号“曲律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汗号“普颜笃汗”；元英宗硕德八剌，汗号“格坚汗”??????
1279年，南宋灭亡，中国皇帝也只剩下一个，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一切似乎都大功告成。
可惜，在武力来决定法统的时代，任何华丽的外衣都只能是装饰。忽必烈从始至终，都只能做个不太名副其实的蒙古大汗——那些兄弟汗国根本不买他新建法统的账，在手中的只有一个虚名。
虚名就虚名吧，至少别的兄弟连虚名都没有，他们只能去做自己的“金帐汗”、“察合台汗”和“伊儿汗”。而他自己，也只能专心地作好更实在的工作——大元皇帝。
可是，可汗和皇帝是不同的，可汗属于放牧的草原，属于铁血的战争，属于残酷的征服；而皇帝，属于耕作的原野，属于书册典籍，属于礼仪教化。
做皇帝，是要汉化的。
这，原本不是问题。忽必烈曾经极为仰慕汉文明，蒙哥汗时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便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在他的“金莲川幕府”中，有着成群的汉人儒士，刘秉忠、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便是其中精华。在他们的辅佐下，他正纪纲、定法度、立省部、明黜陟、宽赋税、轻徭役、绌债负、重农桑；在他们的策划下，他违背传统与阿里不哥争位；在他们的簇拥下，他成为了大元皇帝。
而在他的军队中，汉人史天泽、李璮、张柔、严忠济等都是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大将，也是他得以定鼎天下的重要保障。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的。
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这和拓跋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民族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相比来说，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要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他们要困难得多。
北魏、辽、金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儒家文化并不是唯一的治国良方。
再加上忽必烈以“蒙古大汗”自居，一直不放弃对四大汗国的宗主权，就必须保持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子孙们自然也很难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去做一个彻底的皇帝而不再作“大汗”。
有这样的问题，只要一点点变乱，那汉化的脚步就会骤然停止。
何况，作为一个武力征服的王朝，变乱总是不能避免的。
1262年，在忽必烈刚登上帝位，正在与阿里不哥鏖战之时，他所信任的江淮大都督李璮以山东全境反叛，而这李璮的岳父又是他所倚重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
虽然在忽必烈的派兵进剿下，李璮仅坚持了五个月便身死族灭，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也以同谋罪被杀。但内外两个深受重用的汉臣竟会叛乱，这大大打击了忽必烈的汉化热情。
趁此机会，一直对忽必烈重用汉人不满的色目人群起进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3]。色目人善于理财，没有汉人儒士那么多的礼教大义，又和蒙古人一样是外来者，只要在帮助皇帝搜刮财富之余满足自己的私欲，便不会有什么野心。感到汉人终究与自己不一条心的忽必烈开始重用色目人。任命中亚费纳客忒人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后又兼诸路都转运使，和左右部并入中书，最后超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
将“屡毁汉法”的阿合马拔擢为宰相，标志着忽必烈停止了汉化进程。有元一代，蒙古传统的分封采邑制、官工匠制、驱奴制、朝会滥赐制、商业上的斡脱（高利贷）制等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
这些落后的制度和在中原实行的税粮制（包括地税和丁税,规定地税多者交地税,丁税多者交丁税）以及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夏秋两季缴税）同时施行。国家财政、地方财政、贵族食邑互有交叉，奴隶制与商品经济同步运行，出现的抵牾和混乱，可想而知。
忽必烈时的元帝国最为强盛，强盛得将种种问题掩盖。但这一国多制却是一粒种子，一粒帝国再次崩溃的种子。
（三）一粒种子的成长
1294年，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因为太子真金先他而死，皇太孙铁木尔继位，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成宗即位后，在诏书中宣布自己将奉行先朝的成规，但也对爷爷留下的政策作了许多调整，首先便停止了对安南（今越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恢复邦交。从而专心治理内政。
在位十三年中，成宗的表现基本是一个皇帝的仁慈与文治，与金戈铁马的帝国可汗几乎不沾边。
为了与民休息，他屡屡下诏减免赋役，规模较大的便有1294年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1295年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同时停止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1299年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1304年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鉴于江南佃户田租过重，在过去减过十分之三的基础上再减十分之二，且永为定例。同时开放山场、河泊，任民采捕。
为了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班子，他施重手整肃吏治。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1295年7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1302年，因江南朱清等贪污贿赂案发，成宗当年便罢免贪官18473人，审理冤案5176件。
为了避免宗王干政，他一面多次赏赐诸王、公主、驸马，增加官员俸禄，一面下诏禁止诸王擅自干预地方行政。
唯一能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成吉思汗子孙的，是在1300年发兵征讨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治京泰国清迈）。第二年，又因金齿（今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腊戍一带）诸国阻击元朝的征缅归师，下诏征伐金齿诸国。但随着战局不利，他很快便停止了用兵，同时与反对自己为正统的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窝阔台汗国可汗察八儿达成和解，使得从忽必烈时代便开始的，延续几十年的西北战乱得以平息。
成宗不通汉语，读不懂汉文典籍，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几乎符合一个理想的汉人皇帝的标准。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也不敢改变爷爷忽必烈留下的一国多制。他所能做的，只是让这颗不详的种子慢些发芽，在他的手中不要成长起来。史书评价他“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4]，应该是公允之论。
1305年6月，成宗立自己的独子德寿为皇太子。岂料，仅半年过后，年轻的皇太子便病逝。此时的成宗也已重病在身，这打击更使他缠绵病榻而不能起，只得由皇后卜鲁罕执政，朝中大事委于右丞相哈剌答孙。
1307年正月，元成宗、“完泽笃汗”铁木尔病逝大都宫中。因为太子早死，帝位传承便成了问题。
以血缘来说，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是成宗兄弟的儿子们。真金太子有三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便是成宗。甘麻剌有子也孙铁木儿，答剌麻八剌早逝，但留下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
既然成宗有三个侄子，随便挑那个都可以定社稷安人心，可事情总不是那么顺利。
成宗的卜鲁罕皇后不喜欢三个之子中的任何一个，而属意于真金太子之弟忙格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也鼎力相助。
这位阿难答久镇边关，麾下有二十万大军，实力雄厚，再加上是忽必烈直系孙子，原本继位没有问题。但阿难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命令自己的属下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一旦成为皇帝，可说是必然会使大元朝伊斯兰化。这引起了众多大臣的不满。
右丞相哈剌达孙便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一面将玉玺、官印以及府库钥匙藏在自己手中拒不交出，一面派人请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回京继位。
海山在元成宗时一直镇守边关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作战，一度取胜，甚至击毙窝阔台汗国可汗海都，使得两国不得不求和，可谓立有大功，被成宗封为怀宁王。他血统高贵，又有边功，是大多数贵族大臣属意的帝位继承人。
但他毕竟距离遥远，得到消息后率兵回大都，难以猝至。而阿难答此时正在大都，随时有继位的可能。为了占得先机，哈剌达孙催促时在怀州（今河南沁阳）的海山亲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进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跟随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经典，深谙汉学，但也有些优柔寡断，闻讯后犹豫不决。幸亏老师李孟进谏，才下定决心和母亲答己夫人前往大都。进京后，联合哈剌达孙软禁卜鲁罕皇后，囚禁阿难答，处死阿忽台，稳定局势。
此时，大都已经掌握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手中，他完全可以登基为帝。但因深受儒家教诲，他坚持等哥哥海山回京登基。
因为弟弟的谦让，海山顺利继位，是为武宗、“曲律汗”。作为对弟弟的报答，他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
元武宗喜欢大修庙宇、行宫，对于朝臣滥赏无度，导致国库空虚。手头没钱，便滥赐爵位。史书称其“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5]。虽只在位四年，那粒成宗未敢触动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
1311年，元武宗病逝，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普颜笃汗”。
仁宗受过儒学熏陶，“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懂得“修身治国，儒道为切”的道理，自然想做一个“圣君”。一登基，便着力想根除那粒已经成长起来得种子。他下诏取消尚书省，减裁冗员，整顿朝政。还在1314年实行“创举”——开科举取士。
在武功上，他出兵西北，击败察合台汗国可汗也先不花，稳定边关，也算有所建树。
但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却特别宠信铁木迭儿（野史言二人有私情），对仁宗处处掣肘。而仁宗又是个孝顺儿子，不敢违逆母亲，所谓“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6]，结果很多改革措施中途流产，无法推行下去。
作了九年皇帝后，仁宗不得不但着遗憾离开人世，在此之前，他违背了和哥哥武宗的约定，没有立武宗之子为储君，而是将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立为皇太子。这也算是其于理有亏。
1320年，仁宗之子硕德八剌继承皇位，是为英宗、“格坚汗”，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天子爆发出勃勃生机，力图破旧立新，扫除弊政。对铁木迭儿等佞臣一律拒斥，对处处干预朝政的奶奶答己太后也不假以颜色。1322年，答己太后和铁木迭儿相继病死，英宗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以拜住为右丞相，开始推行改革。
拜住是成吉思汗身边智将木华黎的后裔，又是忽必烈时丞相安童的孙子，此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出头，其人深谙儒学，心怀大志，全力辅佐英宗进行改革。
由于君臣二人的雷厉风行，不足两年之间，新政迭出：
推行助役法，民田百亩抽三，以岁入助役；
颁行《大元通制》，督责国家政制法规，推行汉法；
裁撤冗职，节省浮费，减免赋役，以舒农力；
广泛起用汉族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等；
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
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
一时间，天下为之风动，海内称颂，政治为之一新。
然而，英宗的改革过于操之过急，蒙古守旧贵族的实力又没有被削弱，朝中立即集结其巨大的反对势力。以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为首，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等等。
别人都还不算什么，可反对集团的首脑铁失不仅是英宗的妻舅，还掌握着禁军大权，这对英宗来说是极为危险的。可英宗因为与皇后感情甚好，不忍加罪，结果引来大祸。
1323年5月，英宗与拜住从上都返回大都时，驻于上都西南二十里的南坡驿，铁失等人趁夜深人静，暴起发难，杀死拜住，并弑了英宗。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壮志未酬，便死于逆臣之手，史书称英宗“果于刑戮”，才会导致“奸党畏诛，遂构大变云”[7]，其实，若英宗真的果于刑戮，将原本就是铁木迭儿党羽的铁失等人斩尽杀绝，又哪里来的“大变”？
英宗之死，根除那粒种子的希望再次破灭，大元王朝也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不归路。
（四）两都之战与三帝更位
英宗死后，铁失等人商议另立新君，在众人的相互妥协之下，遂决定迎此时坐镇漠北的真金太子长子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为帝。
也孙铁木儿在铁失等人谋弑英宗之时，早就与闻其事，但为了皇位，隐而不发。待到木已成舟，便顺利率军进京，继承皇位，是为泰定帝。
泰定帝虽然将谋杀英宗的众多大臣处死，但他任命回回人倒剌沙为丞相，自然不会再继续英宗的改革，一切恢复旧观。他在位五年中，既无善政，又无恶行，政局尚且平静，所谓“天下无事，号称治平”[8]。但那种子长出的树苗越发精神，引得民间的自发反抗此起彼伏，泰定帝四处扑火，虽然没有成燎原之势，可也预示着大乱将至。
1328年7月，泰定帝病逝于上都，丞相倒剌沙秉政，这位回回人没有马上将泰定帝之子拥上皇位，一连几个月政由己出，甚是潇洒。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倒剌沙的潇洒使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心浮动，终于引起大变。
在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是元武宗心腹，一直希望武宗子孙继承皇位，现见有机可乘，立即联合党羽将泰定帝留守大都的重臣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等人逮捕下狱，宣布拥立武宗之子为帝。
武宗有两子，长子和世剌坐镇漠北，次子图帖睦尔则在江陵。漠北遥远，而江陵却近在咫尺，为了争取主动，燕帖木儿迎请图帖睦尔进京，登基为帝，改元“天历”，是为文宗、“札牙笃汗”。
得知大都事变，倒剌沙这才仓促拥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这便是天顺帝。
由于燕贴木儿的行为纯属政变，倒剌沙立即以讨逆为名，向大都发起攻势。
8月21日,上都方面以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留守上都,分兵四路南下：
泰定帝之侄、梁王王禅进军居庸关,诸王失剌进攻古北口；
诸王也速帖木儿进攻辽东迁民镇；
泰定帝之侄、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与陕西军队相配合,然后向东回攻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
以倒剌沙之意，是以包抄之势迅速夺取大都。
而燕铁木儿也立即着手迎战，加强长城各关隘防守,并把作战主力收揽于麾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集中优势兵力积极以攻为守。
两都之战，全面爆发。
上都方面拥有随驾怯薛、诸卫大军,并得到辽东诸王、湘宁王八剌失里、赵王马扎儿罕以及陕西行省和行台支持,兵力颇为雄盛。
大都方面则以燕帖木儿所掌左卫亲军、钦察、阿速诸卫为基础,利用“总环卫”而临时拼凑、征集的军队与之相抗。
相对而言，上都一方军力更占优势。再加上“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剌吉八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9]，而燕帖木儿拥立文宗的“天历起兵,实为叛逆”[10] ，政治上也很主动。
但上都方面缺乏统筹全局的帅才，分兵南下又犯了兵家大忌，原本具有的优势，很快便丧失了。
8月24日, 诸王失剌率领的上都军最先进至宜兴(今河北滦平北) ,立足未稳，便遭大都方面枢密院同知脱脱木儿阻击,失剌败走,其平章政事乃马台被擒获。
随后，上都军梁王王禅、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等进至榆林(今河北怀来东) ,势头凶猛。燕帖木儿率军于9月1日越过居庸关,击退王禅,追至怀来而返。
9月3日,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秃满迭儿援应上都,率军攻破迁民镇后由东向西挺进,威逼大都。燕铁木儿从居庸关赶赴三河(今属河北) 、蓟州(今天津蓟县)拦截。梁王王禅趁机南下,于16日袭破居庸关。燕铁木儿闻讯,遂以脱脱木儿屯蓟州,自率主力西返，20日击败王禅前军于榆河(今温榆河) 。随后两军在横跨榆河的红桥之上以及红桥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北京昌平东北)发生多次激战。26日，上都军溃败,残部退到居庸关外。
9月26日,趁燕帖木儿与王禅鏖战之时,上都方面知枢密院事竹温台攻破古北口,进至石槽(今北京顺义北) 。燕帖木儿遣其弟撒敦率前锋驰往阻击,随后亲率大军倍道兼行,大败上都军队,擒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政事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等,上都军折损投降甚种，残部被逐出古北口。
虽然多次失败，上都众将仍挫而不溃，继续组织进攻。9月28日,秃满迭儿、诸王也先帖木儿所部辽东军在蓟州击败脱脱木儿,占领通州,逼近大都。
燕铁木儿闻讯，与其子唐其势从古北口率师南救。10月1日将辽东军击溃。
5日,秃满迭儿会合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的军队与燕帖木儿军大战于檀子山之枣林(今北京通州南) ,双方激战一天，到晚上，唐其势率军击破上都军，阵斩阳翟王太平，上都兵马损失无算。
燕帖木儿这边刚刚稳定战局，上都军西路的攻势便又展开。10月7日,上都诸王忽剌台、阿剌帖木儿部由山西破紫荆关,陷涿州(今属河北) ,逼近大都南城。与此同时,湘宁王八剌失里引兵入冀宁(今山西太原)。
燕帖木儿于是率师趣良乡(今北京南郊) ,大败上都军于卢沟桥,忽剌台、阿剌帖木儿逃走,不久被抓获。
10月11日,秃满迭儿再入古北口,燕帖木儿复挥师北上,败敌于檀州(今北京密云),辽东军将领安童、塔海、国王朵罗台等被燕帖木儿擒斩。
仗打到这个份上，上都一方的本钱差不多赔光了，在辽东原本持观望态度的齐王月鲁帖木儿此时站在了文宗一边，率军突袭上都。上都军主力早已无存，守备空虚，辽王脱脱出城迎战被杀,梁王王禅兵败遁逃后被擒获。丞相倒剌沙无奈，10月13日肉袒出降，献出皇帝御玺，随后全家被杀。上都重臣梁王王禅、知枢密院事马某沙、撒的迷失、诸王也先帖木儿等自然也无一幸免，先后被诛。
最无辜的是年仅九岁的天顺帝阿速吉八，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在战乱中不知所终，应该也难逃毒手。其母，泰定帝皇后八不罕被流放，不久被秘密处死。
混乱了两个月，两都之战终于硝烟散尽。文宗成为了大元朝唯一的皇帝。
可文宗在登基之初，便曾经说过“大兄在北，以长以德，当有天下。必不得已，当明以朕志播告中外”，后又下诏云：“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11]。如今战事平定，漠北与大都的道路已通，文宗便决定履行诺言，让位于自己的长兄和世剌，并请其回大都即位。
弟弟的谦让，使得和世剌成为了大元朝的明宗皇帝，原本留守和林的他被近臣簇拥着南下即位。当他的使臣先来到大都之时，百姓们欢呼鼓舞，都云：“吾天子实自北来矣！”诸王、旧臣也“争先迎谒，所至成聚”。一片广受拥护的大好局面。
有限的权力尚且让人难以放弃，至高无上的皇位如何可以平安让渡？虽然兄弟之间谦让皇位，元朝历史上有过先例，元仁宗便是主动将皇位让给自己的哥哥元武宗。可到最后，仁宗还是拒绝不了权力的诱惑，违背诺言，没有将皇位传给侄子。文宗和燕帖木儿是提着脑袋获得的皇位和权势，这样平白让出实在也难为了他们，终于，这场看似温情的兄弟礼让最终演变成了血腥阴谋。
明宗来到上都附近时，会见了前来迎接的弟弟文宗，兄弟二人相见甚欢。可仅四天后，连龙椅都没有正式坐过的明宗便不明不白的“暴崩”，这便是“天历之变”。
文宗皇帝重新登上帝位，几个月之内，大元王朝三个皇帝轮流坐，被称为“三帝更位”。
文宗得位，全靠燕帖木儿谋划在先而又力战在后，龙椅稳固后，对这位臣子自然是大加封赏：复拜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领都督府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答剌罕、太平王。
从此，燕帖木儿成为文宗朝首屈一指的权臣。
文宗在位五年，原本也颇有意于文治，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并且大力推崇朱程理学，旌表“节夫烈妇”。可在同时，文宗也笃信佛教密宗，不但滥做佛事，耗资巨大，而且创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全国共设置16所，“秩正三品”。这导致僧徒干预朝政，糜烂地方，一片乌烟瘴气。
文宗朝尚可一书的，便是从忽必烈时代开始显赫无比的回回人集团终于随着两都之战而衰落。
上都集团左丞相倒剌沙、知枢密院事撒的迷失和马某沙都是回回人,被燕帖木儿拘禁的中书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儿等也是回回人。在消灭上都集团的同时，回回人也被殃及池鱼，大量罢黜。文宗一朝,除阿儿浑人彻里帖木儿曾为平章外,朝中执政大臣中已没有回回人。
1328年8月,文宗“罢回回掌教哈的所” [12]。哈的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是伊斯兰教的司法官。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取消回回人的政治特权。
1329年正月,文宗重申“回回人户与民均当差役” [13]。回回人享有的经济特权也逐渐丧失了。
然而，回回人集团落幕，以燕帖木儿为代表的钦察贵族集团又顺势崛起，而身为权臣的燕铁木儿在朝中擅权恣纵，导致吏治继续败坏，财政愈趋竭蹶。钦察贵族与蒙古贵族矛盾日深，为日后接连不断的党争埋下伏笔。
战争破坏、权臣乱政、朝局混沌，这一切让那粒种子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将帝国的养分吸取的所剩无几。
除非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否则，帝国的再次崩溃便是时间问题了。
（五）挑起黄河天下反
1344年，黄河决口，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很多地区成为一片泽国。朝廷命宰相脱脱总治河防，征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治水。同时，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下令发行“至正交钞”，并同时铸造新钱一并发行。
“交钞”也就是纸币，蒙古帝国时期，窝阔台汗便曾经印制发行过，但发行额不过万锭。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大量使用交钞，而钞法的制定者便那位是被女婿谋反而牵连的王文统。
钞法初行时，印数每年不过10万锭，各钞库银本充实，币值稳定，信用很高。然而随着流通的需要和国家经费开支的增加，印钞数开始翻倍增加，发行动辄以百万计，而皇帝因为滥赏，又经常动用钞库银本，于是，“钞价贱，物价踊，昔值一钱，今值一两”的情况屡屡出现。
这“至正交钞”定为每贯当铜钱100文，兑换当年世祖忽必烈时的“至元交钞”二贯，高出一倍有余。而印数首批就达200万锭，这对于民间财富可说是“豪夺”。因而行用不久，物价腾贵10倍。可朝廷不但不采取措施，竟又命户部印造次年新钞600万锭。钞票多到“舟车装运，舢舻相接”的程度。在帝国首善之区的大都，新钞10锭还买不到1斗粟。老百姓对交钞舍弃不用，只用银钱交易，甚至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交钞成为购买力极低的废纸。
巨大的天灾加上这样糟糕的币制，危机已然暗潮汹涌。而朝廷向治理黄河的兵民支付的报酬就是这种交钞，各级官员还要克扣。被天灾人祸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民工终于奋起反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熊熊燃起。
乱世英雄起四方，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个个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攻入大都，夺取天下。
此时在大都城中统治帝国的，是元惠宗、“乌哈噶图汗”——妥欢帖木儿。
他是元明宗、“和西拉古图土汗”和世剌的长子，一个虽然出身贵胄，但幼年甚为坎坷的苦命天子。
“三帝更位”时，文宗重新接位。登基不久，便宣布明宗的太子妥欢贴木儿不是其亲生儿子，将之流放高丽大青岛，后又流放广西静江（今桂林）。此时的妥欢贴木儿只有九岁，父亲暴死，生母早逝，又无缘无故流放边疆，可说大为悲惨。可就在流放地的大园寺中，年幼的妥欢贴木儿受到主持秋江长老的教育，系统的学习了儒家经典，竟成为元朝诸帝中侵淫汉文化最深的一个。
待到叔父文宗驾崩，弟弟宁宗懿璘质班即位仅一个月便夭折，13岁的妥欢贴木儿终于结束了流放生涯，回到大都即位为帝。
幼年的不幸，使得惠宗早年也曾锐意进取，先后铲除燕帖木儿、伯颜两大权臣集团，重用儒臣脱脱，实行“更化改制”——恢复科举、设宣文阁、开经筵、行太庙四时祭、修辽金宋三史、翻译经史书籍、编纂《后妃功臣传》等史书、修订《至正条格》与《六条政类》等典章。可说全面重开汉化之路，这不但让脱脱“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后人甚至认为如果惠宗能够“持其心, 常如至正之初, 则终保大位, 何至于远遁而为之虏者!”[14]
可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少年登基的他，很快便被宫廷糜烂的气氛所感染，沉溺于声色淫逸之中。与西域番僧学习“房中运气之术”，以至于“丑声秽行，著闻于外”。闲暇时还进行“科学研究”——制造的龙船、宫漏、五云车等“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15]。
朝政必须是要有人管的，既然皇帝耽于淫乐，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便想出面提前掌权。可惠宗虽然不愿意管事，但更不愿意放权，父子二人的政争随之展开。
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图坚帖木儿为一派支持惠宗，皇后奇氏、丞相搠思监、朴布华为一派支持太子。两派明争暗斗，朝政更加混乱。
农民起义爆发后，原本在丞相脱脱的运筹下，官军一度取得优势。1354年9月更是将张士诚部围困于高邮。但在破城在即的紧要关头，脱脱受到中书平章哈麻等人的弹劾，被免职流放，代领其军的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太花疏于统兵，号称百万的官军主力被义军击溃。
官军主力元气大伤，靠募兵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成为元军主力。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勃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可这四家军阀扩大自己的地盘要比拱卫朝廷上心得多，互相争权夺利，攻伐不已。
地方将帅如此，若朝廷能够居中调解，使之为己所用，也还可以用来遏制义军。而朝中相争的两派又各自拉拢他们为奥援，惠宗派与勃罗帖木儿结盟，太子派则联络扩阔帖木儿。朝中的党争与军阀的火并遥相呼应，真是乱可乱，非常乱。
义军的领袖们在南方称王称帝，你争我夺，最先起事的红巾军灭亡在自己人手中；而北方的大元朝廷也在同室操戈，太子一度被孛罗帖木儿逼得逃出大都，最后孛罗帖木儿被杀，扩廓帖木儿却又因为不愿帮助太子夺位而与太子派产生仇怨。
义军在争夺地盘，无人顾及北伐；而朝廷在诏命扩廓帖木儿以太子的名义率诸军南征时，张良弼、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等部人马均不听调遣。
南北双方在内耗中对峙。所不同的是，南方逐渐在整合，而北方则日趋分化。
此消彼长中，历史的车轮走向了公元1368年。
在这一年，帝国将迎来第二次崩溃。
第一章：草原乱世——动荡的北元
公元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
这一年，蒙古帝国大汗兼大元朝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地，只剩下了中国北方和蒙古本部。
江南大部被从红巾军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所据有，其定都南京，国号为“明”。
四川东部和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是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定都重庆，此时，是其子明升在位。
原本由元帝国册封的西藏萨迦政权被绛曲坚赞的帕竹政权所取代，虽然还奉元为宗主，但早已“独立自主”。
（一）“奇迹”——北元的开始
无论是明升的夏政权还是绛曲坚赞的帕竹政权，都满足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有朱元璋的明王朝有着一统天下的雄心。
早在称帝之前的1367年，还是吴王的明太祖便已经派出北伐军去实现自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终极目标。
北伐的策略为先取山东，次下河南，后夺潼关，对大都进行战略包围，待取得大都后，再分兵夺取山西、陕北、关中、甘肃等地。而实行这战略的北伐军是由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率领的二十五万百战精锐。
朱元璋很看重自己的对手，他的战略无懈可击，但却有些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此时的元朝，将帅不受制于朝廷，士兵毫无战心，混乱到了没有还手之力的地步，数月之间，山东、河北、河南相继丢失。
明军顺利地将大都城置于唾手可得的境地。
1368年7月28日，北伐军兵临通州，镇守通州的知枢密院卜颜贴木儿力战而死。通州陷落。
通州是大都城的东南门户，失守后，大都除了自身的城防之外，再也无险可倚。虽然帝国还有左丞相扩廓帖木儿，太尉纳哈出、李思齐，梁王匝拉瓦尔密等人率领的近50万军队，但要么是远水不解近渴，要么是冷眼旁观，私心自保。没有一个靠得住。
元惠宗素手无措，召集百官朝议，决定“避兵北行”。
危急时刻，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大臣力主据城死守，宦官伯颜不花甚至痛哭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1]
这样的血性虽然可贵，但在没有援军可盼的情况下固守京城无异于自杀。惠宗叹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与中书左丞相庆童同守京城。自己率皇后、皇妃、皇子及朝臣百余人北走上都，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京城。
皇帝的出走，大都城失去了最后抵抗的希望。五天后，徐达的大军轻而易举的攻入城内，被任命为监国的淮王帖木儿不花以及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尔失、平章普赛因不花、左丞张伯、御史中丞满川等大臣战死，大都城陷落。
曾经无比强大帝国的首都，世界上最繁华的“汗八里”，有着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防，随着一小群人乘着夜色仓皇出城，便永远的换了主人。
这可算是历史上的“奇迹”。
而这背后，是更为空前绝后的“奇迹”——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近百年，在失败后竟然全身而退，回到祖先故地继续国祚。
北元的历史从此开始，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既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又是北元的开国皇帝。
日后，满清皇帝一直禁止开发辽东，保护“祖宗龙兴之地”，也是想效法元朝，留个退路。可惜，世事变迁，除了在日本羽翼下弄了个“满洲国”外，一切只是镜花水月。
奇迹，毕竟不是总能发生的。
（二）帝国的反击
元惠宗的不战而逃，使得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他是“知顺天命”，“表彰”了他一个“顺帝”的名号。这虽然比“违命侯”、“畏威候”、“负义候”之类听起来好些，却也代表了不屑。
到达上都的惠宗，面对的是早已被红巾军残破的断壁颓垣。
习惯麻木的人只有在残酷的现实前才会明白自己的错。几乎成为废墟的上都与繁华无匹的大都，如此强烈的对比终于让惠宗清醒了过来。他似乎一下子爆发了登基之初澄清天下的雄心，也一下子找回了祖先的血性。
一道道谕旨如雪片一样从上都简陋的宫殿中发出，发给那些虽然有私心，但还算忠心的将军们。
扩廓帖木儿最早接到谕旨，一向以大元忠臣自居的他立即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进攻大都。
徐达自知大都有大将孙兴祖镇守，不至有失。于是，围魏救赵，趁扩廓帖木儿出兵大都之机，率军突袭太原。扩廓帖木儿至保安州时闻讯，马上还兵救援。没想到在欲与明军决战之时，部下却暗投明军作内应。明军夜袭扩廓帖木儿军营，扩廓帖木儿大败，仅率十八骑北走大同，以后转战于山西、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第一次反攻失败，大都没有夺回，山西反而又丢了。
1369年5月，惠宗又派丞相也速率万余骑兵出山西营于白河。通州明军守备力量薄弱，但明将曹良臣虚张声势，也速不明真情撤军。
北元军没能前进，明军却立即北上。6月，常遇春、李文忠率9万大军直逼上都，大败江文清于锦川，击溃阿速于会宁，又克大兴州，上都屏障尽失。惠宗无奈，迁往达里泊(达赉湖)。不久，上都被明军攻破，亲王、大臣以下一万余人被俘，损失军马牛羊数万。
这时候的惠宗，竟然愈挫愈奋。8月刚在达里泊安顿下来便又发出旨意，命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打开收复大都之路。
元军在马邑(今山西马邑)与明将李文忠部恶战，胶着之时，明援军到达，元军大败，脱列伯被俘。包围大同城的孔兴闻讯，撤兵绥德。
三次收复大都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而明朝却相继占领山西、陕西，扩阔帖木儿居无定所，李思齐兵败降明，长城以南的国土几乎尽数沦丧。随着明军压力日增，惠宗无奈之下再次迁都至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
1370年，惠宗在应昌病逝。人们常说，年轻时吃苦不算苦，老来得享清福便是福气。而惠宗在少年时身陷囹圄，到了晚年又颠沛流离，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算苦命到家。这一回，他终于可以不用烦恼了。
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昭宗，汗号“必力克图汗”。其人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深谙汉学，即位之后建年号“宣光”，取意于杜甫《北征诗》“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2]，意图光复元朝，如周宣王、汉光武帝那样实现中兴。
可这雄心勃勃的年号没有马上迎来好的局面。昭宗刚刚继位，明太祖朱元璋便兵分两路进攻应昌及游击于陕甘宁一带扩廓帖木儿。西路军由大将徐达率领，自潼关出西安，进兵定西；东路军由李文忠率领，由北平（明朝已把元大都改称北平）经万全，过野狐岭，直趋应昌。
在沈儿峪 (今甘肃定西县以北)，扩廓帖木儿被徐达击败，所部损失8万余人，仅与少数军士渡黄河北走蒙古故都和林。几乎同时，明东路军攻陷应昌，俘虏昭宗之子买的礼巴剌及后妃、宫人、诸王家属等，昭宗也北走和林。
昭宗和扩廓帖木儿这对君臣在惠宗朝时因位争权而成为政敌，如今都落魄逃难，反而尽释前嫌。昭宗任命扩阔铁木尔为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成为自己首席助手。
扩廓帖木儿对元室极为忠贞。当年朱元璋北伐时，曾遣使招降，并祭祀其父，册封其女为秦王妃。而当时的扩廓帖木儿正在被惠宗下令剿灭，若以良禽择木的道理来说，扩廓帖木儿本没有理由拒绝，但他仍斩杀使节，不予回应，被朱元璋赞为“天下奇男子”。
在他的主持下，昭宗“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3]，重用太保哈剌章、太尉蛮子、太师阔阔铁木尔等，调度辽东纳哈出所部，联络云南梁王，招抚高丽，锐意中兴。
屡遭重创的北元朝廷不但没有分崩离析，反而迅速团结起来，这对朱元璋来说是使他卧不安席的消息。
为了能彻底消灭心头大患。1372年春，朱元璋再次兴兵北征。命魏国公徐达率精骑5万出雁门关，为中路军；曹国公李文忠率精骑5万出居庸关，为东路军；宋国公冯胜率精骑5万出金兰，为西路军。十五万大军旌旗蔽天，声势浩大。
北元命悬一线，扩廓帖木儿展现了奇男子风采，挑起了拯救危亡的重担。
中路明军的主将徐达是朱元璋麾下第一帅才，而且他的任务是直趋和林。扩廓帖木儿以他为主要打击目标，派遣游骑诱敌深入，徐达与先锋蓝玉轻敌冒进，陷入扩廓帖木儿的包围圈，战死万余人，被迫撤回。
中路军刚败，东路明军在李文忠率领下又长驱直入，扩廓帖木儿在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称海（和林偏北）布置两道防线层层防御。李文忠率部苦战，损失惨重，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等高级将领战死，无奈之下，也撤兵南返。
明军三路之中，只有冯胜所率西路军完成了作战任务，在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永昌（今甘肃永昌）、扫林山(今甘肃省肃北县境)、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击败北元军，降服甘州（今甘肃张掖）和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这一次北伐，收获远少于损失，朱元璋不得不承认失败。为了避免北元乘胜反攻，派人送还俘虏的昭宗之子买的礼巴剌，并致书修好[4]。
而高丽在得知北元岭北大捷的消息后，便决定倒向北元，将已用的明朝“洪武”年号改为“宣光”。
胜利，使得昭宗君臣大受鼓舞，不顾朱元璋的修好表示，转入反攻。扩廓帖木儿、纳哈出等接连不断的南下出击。
然而，北元国力只是“几于中兴”[5]，与如日中天的明朝相比，仍是太过弱小。一次次的战斗，虽小有斩获，但无法对明朝的边防形成真正的威胁，若说匡复大元，夺回大都，只能是鼓舞士气的口号，可望不可及。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昭宗仍居住在“行在”——和林，没有回到日思夜想的大都。
1375年，昭宗重要辅臣扩廓帖木儿病逝于金山方面哈喇纳海的衙庭，北元的擎天一柱崩塌，中兴大业更加虚无缥缈。
1377年，高丽使节到达北元朝廷，面见昭宗时，使节身穿朝服以元朝礼节行礼，昭宗和群臣不仅苍然涕下：“自我播迁，困于行间，不图今日复见礼仪！”[6]
努力多年，仍然未能重返中原，代表皇帝尊严的皇家礼仪也无法恢复。这泪水和哭声，似乎代表着放弃和绝望。
果然，仅一年后，1378年4月，矢志中兴的北元昭宗、“必里可图汗”爱猷识理达腊病逝，年仅41岁。昭宗之弟（也有说法是儿子，至今没有定论）脱古斯铁木尔继位，是为益宗，改元“天元”[7]，汗号“乌萨哈勒汗”。
益宗再没有了其兄力图恢复的志向，只想偏安求生，将汗廷迁至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明太祖朱元璋却从没有忘怀北元朝廷的存在，不断地进行蚕食。
1380年，明将沐英洗劫蒙古故都和林，国公脱火赤、平章爱足等被俘。
1381年，明军攻占云南，元梁王自尽。
1387年，明军兵发辽东，太尉纳哈出率众20万出降。
一连串的攻击，原本应该使益宗警醒，但一直到纳哈出败灭，他也认为明军降服辽东后必然疲弊，不会对自己用兵，没有丝毫戒备。
然而，收降纳哈出的朱元璋认为歼灭北元朝廷的时机已到，当年便派大将蓝玉率15万大军北征。
1388年3月，蓝玉大军到达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得知益宗君臣均在捕鱼儿海，立即兼程前往。
4月12日，明军兵临捕鱼儿海，此时风沙大起，白昼如晦，蓝玉指挥大军进击。
北元军在毫无防范之下大乱，太尉蛮子仓皇间率少量部队拒战，兵败被杀。皇子地保奴、汗妃以及宗室大臣50余人，将领2994人，兵卒男女77037人以及牲畜15万余头全部被俘。随后，太师哈喇章的营盘也被攻破，被俘军兵15803人，马驼48000余，汗廷武装遭到毁灭性打击。
益宗和太子天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列门等仅率数百人突围。苍茫大漠，益宗一行人慌不择路，来到土拉河暂时休息，商讨对策。
岂料，对他这位大汗欲除之而后快的，并不仅有朱元璋。君臣几个的对策还没有商量出结果，便遭到一支部队的突然袭击。
袭击他的，是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尔。为了祖先的仇怨，这位宗王“勇敢”的来报仇了。
益宗再次亡命，身边只剩下知院捏怯来等16人跟随。正在山穷水尽之时，在捕鱼儿海离散的丞相咬住和太尉马尔哈咱率3000余人找到了益宗，君臣相见，免不了感极而涕。稍事休整后决定向辽东方向转移。
辽东尚有太师阔阔帖木儿的万余人马，若益宗君臣能够到达，汗廷的生存也许还能延续。
但因风雪交加，益宗等人行动缓慢，最终被也速迭尔的追兵赶上。这一次，益宗没能逃出生天，与太子天保奴均被杀害。
也速迭尔站在益宗父子的尸体上即可汗位，成为北元第四任可汗。129年前，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汗位失败，他的后裔倒是了了他未尽的心愿。
知院捏怯来、丞相失列门、丞相咬住“耻侍”也速迭尔，率所部投向明朝。太尉马尔哈咱则自行游牧于漠北。
捕鱼儿海之败与益宗脱古斯铁木尔的死，标志着稳定的北元朝廷不复存在，蒙古高原可汗更迭频繁，群雄逐鹿的乱世开始了。
（三） 黄金家族的噩梦——卫拉特
也速迭尔落井下石，杀害了益宗篡夺了北元汗位。但他和自己的先祖一样不争气，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这次之所以得手，完全由于卫拉特贵族的支持。
这卫拉特人被称为西蒙古，在日后的蒙古历史中极为显赫，这次参与弑君行动是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开始。
这个部族的来源错综复杂，需要仔细说说。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派长子术赤前去招抚“林木中百姓”，也就在叶塞尼河流域广大森林中的森林狩猎民，他们当时被称“斡亦刺惕”、“斡亦刺”、“外刺”、“外刺夕”，后来被称为“瓦刺”。卫拉特人很识时务，主动接受了招抚，其首领忽都合别乞成了成吉思汗的亲家。
这种主动归附给予卫拉特人很大的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很少受到直接统治，仍然是自己的首领管理自己部民。再加上与蒙古中心地区相聚遥远，他们“蒙古化”较晚，虽然逐渐成为蒙古人的一部分，但独立意识一向很强，认为其他蒙古人是“都沁”，也就是“四十万户蒙古”，自称“杜尔本”，也就是“四万户蒙古”。
13世纪中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夺汗位时，一部分卫拉特人支持阿里不哥而西迁，另一部分则迁徙到了阿尔泰山一带，都成为了“毡帐中百姓”，也就是草原游牧民，并与被成吉思汗所灭的克烈部后裔及其他蒙古部族逐渐合流，形成一个很大的部落集团。
到元朝灭亡，卫拉特人在其首领猛哥帖木儿的率领下日益强盛，并不再听从元廷调遣。继承猛哥帖木儿事业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更支持也速迭尔弑君篡位，从而一跃而成为把持北元朝廷的力量。
在他们的阴影下，曾经至高无上的蒙古大汗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也速迭尔在卫拉特贵族的拥立下，做了4年可汗，从他开始，不再有皇帝庙号，其汗号“恩克卓里克图汗”，勉强能够政由己出，但离傀儡只有一步之遥。
也速迭尔于1391年病死。其子继位，号“昂克汗”，在位3年，因为不安于做傀儡，卫拉特贵族将他在1394年杀死。
这之后昭宗之子买的礼巴剌被拥立为汗，号“额勒伯克汗”，这实在是有些乱，好像是汗位又回到忽必烈一系了，但实际上，现在的可汗只不过是权臣手中木偶，爱谁是谁，什么规矩都不讲了。也速迭尔的作为似乎能让祖先瞑目，却乱了规矩，苦了子孙。这位可汗在位5年，期间试图利用吉利吉思贵族忽哥赤与卫拉特贵族马哈木的矛盾恢复汗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马哈木以为外援。但终于难逃宿命，权臣之争首先便波及到他本人，1400年被忽哥赤所杀，他的儿子本雅失里逃到了中亚，受到铁木尔帝国皇帝跛子铁木尔的保护。
忽哥赤随后拥立的坤铁木尔又是阿里不哥一系，号“脱欢汗”，也是一位傀儡，在位3年后在马哈木与忽哥赤的权力斗争中被杀。
1403年，窝阔台庶子合丹后裔月鲁帖木儿[8]崛起，任命阿苏特贵族阿鲁台为太师对抗卫拉特，成为可汗。
这位月鲁帖木儿汗在位时的其它事迹已不可考，但因为从他开始，大汗的敕书都不再用汉文而只用蒙古文书写，从而引出了一桩公案。
从元惠宗北迁开始，蒙古人仍然坚持“大元”国号，明朝称其为“残元”或“故元”，而朝鲜人称其为“北元”。历任皇帝在发布敕书时，都自称“大元蒙古可汗”，蒙文汉文对照都无问题。但在月鲁帖木儿汗时，敕书中的国号成为了“yeke Mohgrol ulus”，也就是“也客•蒙古•兀鲁斯”，回到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国”，而忽必烈苦心经营的“大元”，不见了。
因为没有了汉文对照，这个变动立即让明朝的成祖皇帝朱棣大喜过望，马上宣布蒙古人已经自去国号，自称“鞑靼可汗”，那个曾经是正统的元朝，彻底没有了。
很多学者也认为，以此为标志，大元国号被废除，蒙古人不再试图重返中原。但也有学者认为，日后很多可汗仍然自称“大元可汗”，这一说法并不确切。
这桩公案至今没有定论，乱世中，本就有着太多的混沌不清。但笔者倒是更倾向“元”的国号并未消除的说法。
月鲁帖木儿汗挑起这桩公案后不久，他的末日便来临了。1408年，买的礼巴剌之子本雅失里从中亚回到了草原。这位忽必烈的嫡系子孙自然要比月鲁帖木儿更具有可汗的合法性，月鲁帖木儿汗的辅臣阿鲁台认为“奇货可居”，于是阴谋杀掉月鲁帖木儿拥立本雅失里为汗，号“完者帖木儿汗”，阿鲁台仍为太师。
在阿鲁台这边忙着废立可汗的时候，卫拉特的三大首领也没有闲着，他们自然不能坐视自己的权力就这么被剥夺，拒不服从汗廷指挥，自成体系，称臣于明朝，与汗廷俨成敌国。
相对于以往的众多傀儡可汗，本雅失里有着较大的自主权力，而他与阿鲁台竟然没有了君臣之间屡见不鲜的敌视和猜忌，显得琴瑟合鸣。不但对卫拉特的战争取得优势，还在1409年精诚合作，全歼明成祖麾下大将丘福所率的10万北征军。似乎，可汗的荣耀要重新来临了。
然而好景不长，决不能坐视蒙古崛起的明成祖亲自发难，1410年率大军北伐而来。
刚经过大战的北元根本没有力量再次迎接一场寡众悬殊的战争，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只得放弃汗廷撤退。在撤退途中发生分歧，本雅失里希望向西背靠铁木尔帝国徐图发展，而阿鲁台的根据地却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执意东撤。君臣争执不下，甚至刀兵相见。最后，二人各领所部分道扬镳。
关键时刻的分裂，给了已经有着绝对优势的明成祖绝佳的各个击破的机会。
本雅失里所部首先被击溃，几乎孤身一人逃亡到卫拉特马哈木处，希望其看在是自己妹夫的面上给条活路。可枭雄马哈木绝对没有糊涂到认为亲情可以强过政治利益，将这位“完者帖木儿汗”处死。
本雅失里败亡后。阿鲁台也随之被打败，无奈之下遣使向明朝称臣。
卫拉特的首领们向自己称臣，现在阿鲁台也向自己称臣，大汗本雅失里已死，在明成祖朱棣的心目中，北元已经灭亡了，他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四）东西汗廷
卫拉特的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三位首领都接受了明成祖的册封，成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可那只是为了得到封赏，并借之对抗阿鲁台控制的北元汗廷。
现在，看着汗廷覆灭，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重新获得草原号召力的机会。
于是，在杀死本雅失里后，三位首领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存亡续绝的“忠义之臣”，拥立阿里不哥后裔答力巴为汗，马哈木自任太师。
明成祖是以消灭北元蒙古汗廷为目的，岂料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大汗刚死，另一个大汗又出现了。既然卫拉特人敢悖逆于我，我便支持阿鲁台与之作对。
原本已经元气大伤的阿鲁台在受到明朝的支持后，迅速重新崛起，为了表示对卫拉特人拥立大汗的不承认，自己也拥立成吉思汗弟斡赤斤后裔阿台（也有说阿台是月鲁帖木儿之子）为汗。
蒙古高原形成东西两大政治中心，答里巴为西汗，阿台为东汗，双方不停的征战。但两位大汗都是台上的木偶，真正较量的则是两位太师，马哈木和阿鲁台。
可悲的是，马哈木和阿鲁台的身后，也有着一双控制局势的手，那便是明成祖朱棣，谁赢谁输，都要看着双手会摆向哪一方。
1414年，明成祖率50万大军第二次北征漠北，兵锋直指马哈木控制的西汗廷。答里巴汗、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率精锐3万骑兵在克鲁伦河的忽兰忽施温（红山嘴）迎战。激战的结果，双方“杀伤略相当”，但明成祖损失几万人只是九牛一毛，卫拉特几万人战死几乎是灭顶之灾，这样的平手，自然是大败。
东汗廷太师阿鲁台闻讯，立即率军连连西征。这样的“雪中送炭”，使得西汗廷几乎崩溃，可汗答里巴、太师马哈木先后战死。马哈木是卫拉特的灵魂人物，他的死更让西汗廷元气大伤。马哈木之子脱欢统领其部，与太平、把秃孛罗拥立阿里不哥后裔斡亦剌歹为汗，率残部西迁，等待时局的变化。
他们知道，阿鲁台以正统大元太师自居，一旦有了实力，决不会安心臣服明朝，而明成祖更是决不会允许蒙古出现一家独大，尤其不能容忍坚持正统的东汗廷独大。时局马上就要变化了。
果然，日益强盛的阿鲁台开始频频骚扰明边，明成祖认为其“凶悖之心复萌”[9]，决定再次翻脸。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明成祖朱棣始终坐在马背上，1422、1423、1424年三次亲征攻打东汗廷，阿鲁台虽然以避而不战的方针尽量保存实力，让成祖到死都没能和他交上手。但物资、人口特别是作为太师的威望损失巨大，在不战而败中迅速衰落。
这回，轮到西汗廷“雪中送炭”了。此时，马哈木的继承人脱欢已经兼并了太平、把秃孛罗，结束了卫拉特三巨头的历史，厉兵秣马多年。明成祖自南而北，脱欢自西而东，阿鲁台屡屡战败，再加天灾不断，所部日益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