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理成章地，在完颜亮执政初期、中期还很罕见的“叛乱”现象，随着三项备战工作的全面铺开，也迅速升级为燎原之势，波及了大金各地：
——山东西路，反了；
——山东东路，反了；
——河北西路，反了；
——京兆府路，反了；
——大名府路，反了；
——南京路，反了；
——就连首都所在的中都路，也反了！
仔细分辨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地方距离金源内地都比较远，大部分都位于过去提过的“燕云十六州”及附近一带。前文曾经引用过宋臣马扩的观点，说燕云一带的百姓“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如今，就连如此好说话、如此不在乎统治者是谁而只求一活的百姓，居然也被逼得宁可拼死一搏了——至于当时的情况之惨烈、当时的压迫之苛酷，也就不难想见了……
细数正隆年代的民间大规模叛乱，一共有三次。其中，首先撼动完颜亮帝国根基的，就是东海叛乱。
正隆五年（1160）三月，徐元、张旺等人，在东海县率众叛乱。总体而言，这场叛乱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规模不小、影响很大。
当时，叛军先杀县令、再占东海，继而又杀掉上级闻风派来“观贼形势”的使者，乃至东海县的行政上级——益都府和海州——“府、州合兵攻之”都拿不下来，最终甚至惊动了大金朝廷，直到完颜亮亲自派兵才镇压下去，光叛军的脑袋就砍了五千多个——说它“规模不小”，确实不是夸张。
说它“影响很大”，则更是事出有因。原来，东海县的地理位置实在是比较特殊，它位于金宋边界，行政隶属关系则是东海县 - 海州 - 益都府 - 山东东路。除了东海县没有什么具体说道以外，它上头的这几级行政建制，每级都有自己的特点：
——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为中等刺史州，因为直接与南宋的淮南东路接壤，而成为“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中之一；
——益都府（今山东潍坊市青州市），为上等总管府、山东东路路治所在地，在北宋为镇海军，因其地位重要，成为“置兵于要州者十一”中之一；
——山东东路，作为大金最南方的路之一，过去曾为北宋的京东东路。
几个特点一罗列，“边境重镇”的形象也就昭然若揭了。实际上，在短短几十年间，东海县先后经历宋、伪齐和金三个政权的统治，人心本来就有点飘摇不定；而正隆五年“会岁饥”，也就是正好赶上了粮食歉收；再加上完颜亮毫无恤悯地大肆榨取物力、征发人力——两厢对比之后大伙开始怀念以前宋王朝的好，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相应地，在这个敏感位置发生大规模叛乱，南宋就是想不介入，也很难，很难……
在叛乱之初，徐元、张旺等人便派遣“次首领”李秀，秘密联系对面南宋的淮南东路，表示“愿得归附”。但是南宋生怕再次因为招降纳叛而惹恼大金，明确“却之”。拒绝之后，南宋朝廷依然担心他们闹大以后还是会让自己坐蜡，加上“谍者”回报对方已经跟大金结约，“将大兴师南来”，隐然是个重大阴谋的样子，于是任命原江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辅为淮南东路副总管，率军镇守在与海州仅有一河（当年黄河从这里流过）之隔的对岸楚州（今江苏淮安），预防各种可能的事变。
之后，李秀又派出自己的徒弟越河来到楚州，交上了一封信“求济师”，信里写的比较可怜：“东海饥民，因其科敛苛扰，啸聚海岛，一唱百和，犯死求生”，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假若大金朝廷知道，“则偏师一至，即便扑灭”，根本没有能够幸存的可能，因而请求南宋收留他们。可是，南宋担心收留他们“适足以生边釁（音“信”，通“衅”）”，再次拒绝了这个要求。
朝廷拒绝了，而新任的淮南东路副总管刘光辅却没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反而觉得东海叛军及流亡百姓属于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特意招纳了一些。可就在这些被称为“归明人”的原大金子民中，颇有一些流氓无赖，来到宋境后也丝毫不让当局省心，甚至在楚州三阳县的北神镇聚众持械斗殴，弄得当地“居民为之惊避”。最终，背着朝廷另搞一套的刘光辅，因此被平调到饶州，出任江南东路副总管。
前面我们说过，发生这样的事件，近在咫尺的南宋想不介入，也很难很难。但事实证明，除去刘光辅不成气候的个人行为以外，“不介入”这三个字还是被南宋颇有风骨地做到了——由此，东海叛乱失去了来自南方的强大支援，终于变成了完颜亮案板上的鱼肉，最后被他有条不紊地剁成了烂泥。
当时，益都府和海州的府州联军已经无法压制叛乱，“累月不下”，告急文书也迅即飞进了大金朝廷。正忙着全力备战南伐，突然冒出这么一件事拖后腿，确实让完颜亮很郁闷——不认真打吧不行，认真打吧既不值得又误事，搞得他非常烦躁，以至于“恶闻其事”。其实，各位如果玩过即时战略游戏、又在全速生产大军时被对手屡屡骚扰后勤补给基地的话，或许也就能理解这种烦躁了吧……
烦躁之余，完颜亮任命徐文为统帅，率领张弘信、李老僧（现在他已经被赐名“李惟忠”了）、萧阿窊（音“挖”，低洼的意思）等，带领水军奔赴东海镇压叛乱。
其中的主帅徐文，曾经是个在沿海漂来渡去的盐贩子，“勇力过人，挥大刀重五十斤（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六十斤）”，人送外号“徐大刀”，被招募进宋军，并步步累升。在宋将降金成风的年代，大宋朝廷不相信他的忠心，而“诸将忌其材勇”，也在背后不遗余力地进行中伤，事态不断恶化，最后发展到朝廷派出军队，专程赶来消灭他。一怒之下，徐文果然就“率战舰数十艘”归北，投奔了伪齐。此后，彻底寒了心的徐文曾经建议刘豫从走海路袭击杭州，而刘豫“不能用”。尔后由齐而金，到了正隆备战的时代，他这个水军内行，已经被任命为“行都水监”，正在通州负责督造战舰呢。
事实上，完颜亮挑选徐文为主帅，也正是看中了他的水军指挥能力。面对东海叛乱这样的大规模糟糕事件，完颜亮自信满满，甚至满到了只派了水军九百人前往镇压的程度；以他的说法，“朕意不在一邑，将以试舟师耳”，不过是练练兵而已。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完颜亮之所以专门派水军去镇压，除了东海县位于海边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检验新组编的水军的战斗力。在金宋交手的经历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攻城战还是遭遇战，金军的军事技术优势都比较明显；但一到水上，金军就完全傻眼了——这个话题太大，我们后面再说吧。总之，南伐就是攻宋，攻宋就要渡淮，渡淮就有水战；而水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完颜亮心里其实也不是太有底，这次派水军而不是传统的步兵或骑兵去，已经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结果，一路南下的水军不负期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连府州联军都无法对付的叛乱；这支总共不到一千人的小部队，竟足足斩得敌军首级五千有余，并且活捉了徐元和张旺。在这样犀利的打击下，失去斗志的叛军“余众请降”，由此，东海叛乱迅速归于失败。事后，徐文被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而称病偷懒滞留莱州、“日与妓乐饮酒”的军中二把手张弘信，则被赏了二百板子。
历史写到这里，又悄悄留下了一个黯淡的线头。能够活捉叛军头领，当然是胜利；至于“斩首五千余级”，毫无疑问也是大胜利——但单就斩首如此之多一事来说，果真只是因为那九百水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么？
一方面，“官军”比“民军”装备更精良、更加训练有素，这是没有疑问的，交手后民军死伤惨重，也并不奇怪；但另一方面，战果呈现如此一边倒的现象，可就有点怪异了。毕竟，当时的府州联军怎么都打不下来的东海，居然会被水军砍瓜切菜一般轻松拿下，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就事论事地说，无论怎么思考，“滥杀”、“冒功”四个字也很难不跳进我们的脑海。大开杀戒，借以震慑当地叛军和百姓、迅速平息叛乱，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古代，“斩杀对手若干首级”永远是过硬的战功，而对于砍头这个活计来说，到底是砍手有兵刃的叛军容易，还是砍手无寸铁的百姓容易，答案也肯定不难得出。之后，只要把人头堆在一起，纵你是及时前来检查的官员、纵你有通天本事，只要自己嘴上把得住门，你还真能分辨出哪个是叛军的、哪个是百姓的不成？
而从此举的“反馈”来看，徐文恰恰因此升官，也就理所应当地顺合了历史的“一般规律”。顺便提一句，在晋升徐文等人之后仅仅一个月左右，完颜亮又专门下令，释放东海叛乱中被误抓的百姓。仅此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平定东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明白……
总体来看，“东海叛乱”就像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完颜亮时代一个重大转折的到来。
在正隆末期以前（大约持续十年），完颜亮对大金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达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基本上也还能够为人民所普遍接受。在这段时间里，虽然“盗贼”现象时有发生，但是规模毕竟有限、次数相对较少、也并没有波及全国乃至达到“天下骚然”的不堪程度。比如正隆初年时，京畿附近“捕得大盗四十余人”就能让“百姓稍安”，那时候的治安情况比起正隆五年以后，肯定是要好得多得多了。
即便如此，完颜亮还是痛恨这些叛乱行为，下令抓到“盗贼”就全部“凌迟处死，或锯、灼、去皮、截手足”，意图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人民的反叛。
但是，东海叛乱，还恰恰就发生在这道命令下达一个月之后——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还会怕什么呢？而东海叛乱也正像打开了潘朵拉魔盒一般，从此以后，四面八方新爆发的叛乱规模便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说到底，这个重大转折的来临，并不是因为东海叛乱本身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正是因为正隆五年之后，人民的活路越来越窄而直接引起的。
发生于大金边境的东海叛乱，从三月起事至六月被彻底镇压，一共持续了三个月。而在其中夹着的的五月，契丹叛乱又接踵而至了——这次叛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次大规模叛乱中的第二次。
镇压东海叛乱，完颜亮花了三个月；
镇压契丹叛乱，完颜亮则花了整整五倍的时间，也就是十五个月。
三个月之后，东海彻底熄火了；
十五个月之后，契丹叛乱却越燃越烈了……
篇外之七：两种契丹
既然说到契丹叛乱，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曾经贵为昔日大辽王族的契丹民族，在大金时代，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吧。而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金太宗时代说起。
在金辽战争后期，大辽一败涂地，亡命的辽天祚帝逃出南京（今北京），与奉命留守南京的众臣失去了联系。在左等了几天没消息、右等了几天还是没消息的尴尬处境下，仍在南京的宰相李处温、南京都统萧干、辽兴军节度使耶律大石等人，便拥立原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可是，天祚帝毕竟还活得好好的，此时的大辽毕竟社稷未绝，因而这个封闭状态下成立的新政权，也就被称为“北辽”；而耶律淳，也就是所谓的北辽宣宗。
大辽和北辽，就这样奇怪地暂时并立起来。只不过，逃跑的大辽天祚帝虽然短暂失踪，但活得还是很滋润；倒是新君耶律淳在南线宋军、北线金军的夹击下忧惧不已，还不到一百天就龙驭宾天，正所谓“当皇帝烦死了”……之后，耶律淳的老婆萧德妃被拥立摄政，也即“萧后”。
这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五京已被大金陆续拿下四京，剩下这个南京也是危在旦夕。尽管萧干等人倾尽全力击败宋军，暂时守住了南京，但战斗力更加凶悍的金军紧接着便兵临城下，眼看是回天乏术了。在抵抗毫无胜算的前提下，耶律大石等人护驾萧后，弃南京出逃。当他们一行找到了天祚帝之后，耶律大石又建议天祚帝不要清算偷偷成立北辽的旧账，也得到了一半采纳——萧后已坐过大位，那是留不得的，被杀；其余大臣，则被天祚帝赐酒，全部予以收留。虽然之后还有耶律雅里、耶律术烈相继自立，也被史家计算在北辽脉系内，但是即便全加在一起，整个由耶律淳开创的北辽，也仅仅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便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经过北辽事件之后，耶律大石被天祚帝提升为都统，在大辽内部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保大三年（1123），耶律大石奉命讨金，战败被俘，直到一年后才得以逃归。有此切身体验之后，耶律大石坚决反对立即与大金决战，而辽天祚帝执意迅速出兵收复失地，君臣意见已经无法统一。于是，早就尝过造反甜头的耶律大石带领心腹铁杆连夜出走，从此划清了与大辽之间的从属关系。之后，辽天祚帝果然出兵，果然获得小胜，果然遭遇惨败，果然逃向西夏，果然被金军生俘——而整个大辽，也果然不出耶律大石的意料，终于被大金绞杀。
至于耶律大石本人，为了逃避来自北部大金、南部大宋的联合追杀，在向东蹈海很不可取的情况下，无奈何率众一路向西、向西再向西，越跑越远。而他与手下起初的那“铁骑二百”，历经千辛万苦，也终于滚雪球般地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西行之路上，他先后灭掉
——西州回鹘：又称为高昌回鹘，都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哈拉和卓乡）。“回鹘”即为唐德宗以前时代的“回纥”，曾分为四支从漠北迁移，一支向南，三支向西。其中一支西迁的回纥，就是后来的西州回鹘。元代，这里改称“畏兀儿”，今天则写作“维吾尔”。
耶律大石熟练地运用假途灭虢的策略，以“借路攻伐”的名义要求西州回鹘开放领土，让自己的军队通过；而借路的公函，却与大军同时到达高昌城下，所谓 “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迫于威压，回鹘王毕勒哥表示愿意臣服并借道。但是，在这支耶律大军穿越西州回鹘来到战场后，却被敌军击溃，只好原路逃回。至于西州回鹘，也不再笑脸相迎，反而趁火打劫，继续追杀败军。
就在借路回鹘的同年，耶律大石称帝，号称“菊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改元“延庆”，史称西辽。在海外史籍的记载中，它则被写作更加震人心魄的“黑契丹”，或“哈喇契丹”。
也还是在这一年，西州回鹘再次迎来了耶律大石的军队。这一次，回鹘王彻底没办法了，索性不再抵抗真心归服，就此成为西辽的附庸。
——黑汗：也称“黑韩”、“可汗王朝”、“喀喇汗王朝”，都城八剌沙衮（亦写作“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东，阿拉木图以西）。黑汗是当年三支西迁回纥中最大的一支，在所有讲突厥语而不讲阿拉伯语的民族王朝中，它也是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早在耶律大石到来以前数十年，黑汗就已经分裂为“东汗”（或“东喀喇汗”，都城八剌沙衮）和“西汗”（或“西喀喇汗”，都城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其中，东汗的最高统治者、“博格拉汗”易卜拉欣，本人软弱无能，连带着东汗也饱受咄咄逼人的西汗的欺凌。在与西汗鏖战的时候，他决定“挟洋自重”、将内部问题国际化，转头向来自东土大……西辽的耶律大石求援；而应邀而至的西辽军队，如果想要到达更加靠西的东汗-西汗战场，就必须穿越整个西州回鹘。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耶律大石向西州回鹘“借路攻伐”的缘故。
当耶律大石登基并拿下西州回鹘后，骨头偏软的易卜拉欣更进一步，派使邀请耶律大石进入他的首都八剌沙衮，这个“汗”他不当了——于是，耶律大石顺应他的要求，收编了整个东汗，再按照属地的命名法则，将易卜拉欣降封为“土库曼王”。随后，东汗的都城八剌沙衮，也被指定为西辽首都，改称“虎思斡耳朵”，意思是“汗城”——倒确实挺配菊儿汗的，呵呵。
几年后，西辽首次击败西汗。这个时候的西汗早就有了新主子，它就是伊斯兰化的塞尔柱突厥帝国；整个西汗，自然也成了塞尔柱的附属国。因此，西汗的最高统治者马赫穆德汗，也就顺理成章地向塞尔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苏丹桑贾尔求援；求援的理由很有黑汗的政治特色、也很简单：穆斯林遭灾了！
接信后，塞尔柱苏丹果然就向灾难中的穆斯林兄弟伸出了援助之手。到了这时，西汗的内讧也进入白热化；康里人和葛逻禄人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苏丹命令麾下的十多万骑兵，首先将刀锋对准其中的葛逻禄人。
大概挟洋自重是个传统吧，葛逻禄人也扭过头去，迅速向西辽求援。耶律大石没有袖手旁观，他给苏丹写信，要求饶过葛逻禄人。但他收到的回信，则是葛逻禄人的事情你少管，而且你的西辽也必须伊斯兰化，否则就兵戎相见。
一怒之下，耶律大石率西辽大军御驾亲征，最终以少胜多，在卡特万战役中狂斩塞尔柱苏丹辖下诸国联军三万余人，并借此拿下西汗。经此一役，塞尔柱帝国元气大伤，苏丹更是一路西逃，它的势力再也没有恢复到河中地区（今称“中亚河中地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全部和哈萨克斯坦的西南部）。
就这样，整个黑汗，也被西辽完全纳入囊中。
——花剌子模：都城柯提（位于今咸海以南约200公里、阿姆河东岸，似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比鲁尼[Beruni]）。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花剌子模历史悠久，版图也在不断变动，国势先弱后强；而此时我们所讲到的花剌子模，还远没有后来的盛大规模。此外，“花剌子模”这个古意盎然的名字的最终消亡，居然是在现代。它的最后一个国号，就是颇见时代烙印的“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20年，4年后被合并，从此才永远地消失了……
当年，花剌子模也是塞尔柱突厥帝国的附庸国。经过卡特万战役，西辽军队彻底击败塞尔柱大军，乘胜继续西进，由此进入了花剌子模。随即，花剌子模国王投降，从此它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西辽帝国的附庸国。
经历连年征战，耶律大石这位契丹的民族英雄，连续吞并西州回鹘、黑汗、花剌子模，建立了赫赫功勋。
细说起来的话，他所一手打造的西辽，其疆域之广，从面积上看完全可以与大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相比肩——自今天的中国新疆开始，向北扫过部分蒙古、向西扫过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的一角，完全包含吉尔吉斯斯坦，近乎全部包含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半数包含哈萨克斯坦——能够拥有如此宽广的幅员，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相当强盛的大帝国。
但我们都知道，凡事有西必有东。与数百年后的德国类似，当时的西辽，也同时存在着东、西两条战线；而在耶律大石向西凯歌高奏、不断扩展的同时，他的东线也不是静悄悄的。
当初在他“借道攻伐”时，整个后方顿时空虚，这一点很快就被金军著名统帅完颜宗翰注意到了。完颜宗翰随即自云中枢密院发兵一万，试图追杀这支亡辽余孽，起码也要拿下对手后方的重要城市可敦城。我们说，趁敌后方空虚进行袭击是对的，但是也得分情况——比如这一回的情况，就很值得商榷：预定战场不再是一马平川的中原，而是沙漠相连的不毛之地；更令人郁闷的是，那个该死的可敦城简直比天边还远，从出发地云中算起来，金军居然要活活赶上大约三千里路才能到达！
就这样，在枯燥无聊地穿越大沙漠的路上，三路金军“死不胜计”，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也是在这个兵不血刃的胜利的鼓舞下，耶律大石很快登了基——曾经望金军而披靡的辽军，如今终于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三年后，西辽的势力进一步壮大，耶律大石便点齐七万大军，反过来东征大金。但是，与完颜宗翰曾经碰到的问题相类似——当年耶律大石自己跑得实在是太远了——以至于这支斗志昂扬的东征军“行程万里”也没打上什么像样的仗，最终还是“无所得”，偃旗息鼓地“勒兵而还”。
没有实际战果的东征，倒是点醒了新上台的金熙宗：真是岂有此理，大辽被掐死这么多年，契丹后裔咋还活得这么嚣张呢？于是再次命令完颜宗翰攻击西辽。与上次相同的是，征途漫漫，路长得金军简直是走都走不完；比上次更糟的是，这回连完颜宗翰的契丹族副将也叛变了，致使沙漠里的金军遭到了西辽军和叛军的夹击，结果自然不出意料，金军再次大败。
自此，大金固然不再打西辽的主意了，而西辽也不再试图直接灭金了。其中原因，认真分析起来肯定能找出一千条一万条，而我个人觉得，其中最不靠谱、大概也是最靠谱的一条理由，就是等着以后发明出轰炸机那样的新玩意儿再说吧……
对于国仇家恨，耶律大石当然没齿难忘，即便身在他乡、报仇不便，也没忘了撺掇蒙古各部落对抗大金。现在，我们就不提耶律大石和他的“黑契丹”了，转头来看看面对蒙古的大金，以及大金境内“不那么黑”的另一种契丹吧。
从北往南看下来，与蒙古遥相对应的，正是大金的蒲与路、北京路和西京路，大部分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对于其中的西京路来讲，与它接壤的不仅有蒙古，还有西夏。虽然西夏当时已经向金称臣，但是当年金太宗灭辽时，却曾站在大辽一边出兵出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此外，生存在这里的契丹遗民们，对新来的女真主人也没有那么客气，寻衅滋事是少不了的。
种种原因累加之后，大金改变了起初那种尽数将契丹边民迁徙到内地的做法，而是将他们留驻原地，以钉子的形象牢牢扎根于这片多事之地。
为了尽量拉拢他们，金人还按亡辽的编制，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编制；后来更进一步，索性在契丹人中设置了猛安谋克，并且直接指定契丹人担任过去只能由女真人担任的猛安、谋克职务，甚至可以世袭。到了金熙宗时代，为了“浸移兵柄于其国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汉人的猛安谋克被废除，而为了表示优待，契丹人的猛安谋克却被保留下来，仅仅只是重新分了等级、停止世袭而已。再到完颜亮时代，随着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部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也跟随迁入了中原，并且与女真人一样，可以管辖当地的汉人。
除了政治待遇足够优厚以外，在经济方面，契丹人更是获得了极大的实惠。当时，契丹农户与女真农户同样，实行“计口授田”，只需缴纳“牛头税”，具体说，就是以“受田四顷四亩（四百零四亩）”、“民口二十五”再加上“耒牛三头”为一个计税单位，每年总共缴粟五斗。对比之下，汉人过的实在就不是日子了——他们需要交的是“两税”，也即夏税和秋税；同样耕作四百零四亩的土地，每年却总共需要缴粟二十一石四斗二升，外加六千零六十斤秸杆。
这就是说，能喂马、能当燃料用、当然也能卖钱的秸杆，契丹人根本不需要缴纳；而对于唯一必须缴纳的粟（金代统一以粟为谷类征收折算标准物）这一项来说，契丹人所负担的田赋，也只有汉人的大约1/42！
何况，这些廉价的牛头税还不用像两税一般必须上交朝廷，而是留给猛安谋克自己分配——对比之下，契丹人获得的照顾，确实是相当之大了。
对于没有迁徙到中原地区、仍旧居住在西北边境一带的契丹人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也相当逍遥。为了让这些契丹人更好地看守好大金的边疆，同时也让他们有点正经事做，完颜亮干脆在那里设立了负责养马的群牧所。我们前面说过，马这种动物，对大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广泛分布在大金西北边境一带的契丹人，脚下恰好是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于是在天德年间，完颜亮沿袭大辽的各“抹”（即“无蚊蚋、美水草之地”）的设置，在这些地方先是开设了5处、后来增加到9处“群牧所”，及至后世金帝时代，渐渐发展到了12处。
完颜亮这个人，相对来说民族成见极少。他不仅选定契丹女子为妃，而且重用契丹族干部，所谓“契丹人尤被信任”。关于契丹族重臣的简略情况，列成下表：
完颜亮时期部分契丹族重臣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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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原 名 最高职务 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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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仲恭 萧术里者 太傅、领三省事 正一品
耶律安礼 耶律纳合 左丞 正二品
萧赜 不详 参知政事 从二品
耶律恕 耶律耨里 参知政事 从二品
耶律守素 不详 礼部尚书 正三品
耶律元宜① 完颜阿列 兵部尚书 正三品
耶律湛 不详 殿前都点检 正三品
移剌成 移剌落兀 神武军都总管② 不详
石抹卞 石抹阿鲁古列 武毅军都总管 不详
石抹荣 无 神果军都总管 不详
━━━━━━━━━━━━━━━━━━━━━━━━━
注①：原姓耶律，本名阿列，“元宜”应是后改的名字。
他父亲被赐姓“完颜”后，他也就成了完颜元宜。
之后，完颜亮下令曾被赐姓之人全部恢复本姓，
“完颜元宜”也就再度变成了“耶律元宜”。
注②：以下三军都总管，均为完颜亮南伐时的临时编制。
据王曾瑜先生考证，此时的军都总管即昔日“万
户”。因此，其品秩显然应高于猛安、即昔日“千
户”的正四品。
很显然，只要有一点点真正的歧视，这些契丹人做梦也别想能够当上太傅、或者手握历来让统治者非常不放心的极重兵权了。
总之，经过几位金帝的用心维护，到了完颜亮统治时期，应该说契丹人在大金内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前面提到过，契丹族与奚族，是两个血脉极为相近、经常互相通婚的民族；契丹受优待的同时，奚族也享受了大致相同的优待。由此，契丹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女真人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顺从态度，也为大金带来了相当宝贵的“和平红利”。
但是，这个平衡状态，很快就被完颜亮亲手打破了。下面，我们就回归正题，来仔细看看“契丹叛乱”这一突发性事件，又是如何大大激化了契丹民族和女真民族之间矛盾的吧。
篇外之六：金诏遗事：一位宋使的漫漫大金路
在上一回，我们讲述了一位虚拟的金使完颜空的漫漫大宋路。这一回，我们要讲述的则是一位宋使的漫漫大金路；与完颜空不同的是，我们不用现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因为史书上早就有了，清清楚楚两个字，王伦。
这位王伦，虽然与《完颜亮的一生》正文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却与金宋之间的交聘大有关系——实话说，只要谈到南宋初年的交聘史，“王伦”二字就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如果仅仅是一个外交人才的话，其实我们也犯不着费这么大劲来讲述他。
但是，王伦，真的不太一样……
王伦字正道，莘县人，是大宋名臣、文正公王旦的弟弟王勖的玄孙。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儿，祖上又隔了实在太远，他沾不到什么光也确实比较正常。实际上，他不仅“家贫”，而且还“无行，为任侠”，按现在话说，就是个市井出身的流氓无产者。就像作为例证一般，他“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可见，也确实不是个什么省油的良民灯。
但是历史连续多次告诉我们，以上那些不被“正人君子”待见的特点，一点不妨碍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发光发亮。说话间，第一次考验就来了：
——汴京外围被金军攻破了！
——皇帝宋钦宗，亲自到宣德门了！
——即便皇帝来了，大家还是吵嚷个不停！！！
就在现场的极度混乱中，王伦挤来挤去，居然成功地挤到了宋钦宗的身边——禁军和贴身警卫都没有阻挡住王伦，可见当时乱成了什么样子——这位身无一官半职的前罪犯，不知道是被什么给激励了，主动对大宋最高的统治者说：
臣能弹压之！
宋钦宗估计也是没办法了，来不及多问，当即就解下自己的夏国宝剑赐给了他。可是手里有了尚方宝剑的王伦，并没有立刻转身开始咋呼，而是得寸进尺地说：
臣未有官，岂能弹压？
于是拿着宝剑，不管不顾地就开始了自我介绍……
宋钦宗听着……
宋钦宗取出一张纸……
宋钦宗写了一行字……
“王伦可除兵部侍郎”！
就这样，浑身冒着金光的新任兵部侍郎王伦先生，“挟恶少数人，传旨抚定，都人乃息”，成功地将场面控制下来。
事情过后，当时的窘迫也就没人能再想起来了；而如此这般，就能得到大多数人辛苦多年也望尘莫及的从三品官职，实在也难让人心服口服。当时的宰相就很瞧不上王伦，以“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市井小人没有功劳，任职的命令下得太陡急）这个理由，奏请将王伦从“事急从权”的兵部侍郎一口气连贬十级，打赏个修职郎（文官散阶，从八品）的身份，补入干部队伍；彻底出了这口恶气以外，也算多少给宋钦宗留了一点点面子。
而即便如此，修职郎王伦也没有迎来自己仕途上的春天，因为这个新补的官不过是个理由，从此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斥不用”了。
被大宋朝廷如此不堪地对待、简直如耍猴般戏弄过一次的王伦，并没有因此像更多的大宋官员一般，抬脚迈向北方去寻找自己的荣华富贵。很快，南宋取代了以前的北宋，急需能够出使大金的人才。可是，这样的人才，哪里有那么好找？
在当时，北宋的靖康之耻殷鉴不远，谁也说不清楚南宋派出的第一位使臣会有个啥下场；就连宋高宗本人，还不是以“巡幸东南” 为名，刚刚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口气逃到了目前所在的扬州（今江苏扬州）？毫无疑问，不管是谁，敢于承担这个使命，都肯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事实上，当时的南宋朝廷还不知道，在敌意极强的长江那边，完颜宗翰的“斩首战”精锐部队即将追杀到扬州，泥马渡康王也即将成为现实……
而王伦，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先前所受的侮辱一般，再次临危受命！
在出发前，他被升任为正七品的朝奉郎；而为了不让大金认为是在随便糊弄，朝廷又给他安上了个“刑部侍郎”的假名头；给他配的副使，则是阁门舍人（《宋史·王伦传》原文如此，疑为“閤门宣赞舍人”，从七品）朱弁（音“变”）。
就这样，“大金通问使”王伦，最后回看了一眼大宋江山，便踏上了茫茫行程。他担负的任务实在太过重要，根本失败不得；毕竟，再这样任由大金攻击下去，南宋就不是丧权辱国的问题了，而是要彻底亡国的问题了！
金宋之间万水千山，来回一趟旷日持久，他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大概没有心理准备的是，这一去，他就被无限期地扣下了……
南宋的第一位使臣，就这样成了大金的人质。而继他之后，“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相继入使，皆拘之”——在那个时间段的宋使，简直就像兔子一样，接二连三撞晕在大金的使节柱下……
就在被留置的时期，一位叫陈忠的商人，偷偷告诉王伦，被俘的徽钦二帝都被关在黄龙府。于是，王伦和朱弁、洪皓（就是后来写出了《漠北纪闻》的那位洪皓）以黄金买通陈忠，要求他去黄龙府；也是由于王伦等人的这个行动，二位皇帝俘虏才知道南宋已经诞生，宋高宗已经即位。
一次，完颜宗翰派手下的乌陵思谋，来驿馆探望王伦，说到了昔日大辽的事情。王伦说：“当年签订海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万世无变。后来攻打大辽的云中，宋也实实在在出了兵，帮助大金成就了丰功伟绩。你们上国的大臣，曾经想发兵南来，但是先大圣（完颜阿骨打）考虑到两国盟好，没有允许。随后（金太宗）发兵造祸于宋，那真是先大圣的意思吗？”话头一转，王伦又说，“为什么不考虑长远之策，还给我们二帝、太后，恢复宋的疆土，也可以使南北的百姓不至于涂炭，以慰先大圣在天之灵呢？”
设身处地想想看，这实在已经是一位身无所凭、已遭羁押的宋使所能说出的，最维护大宋利益而又最可能为金人所听进去的言论了。其中将大金称为“上国”，也并不是王伦毫无原则胡说八道，而是之前的宋高宗早就已经这么说过了；字字句句之间，实在是太难为这位使节了！
听了以后，乌陵思谋沉思着说，“君言是也，归当尽达之”。很快，完颜宗翰就亲自来探望王伦。在降将如潮的当时，他根本不相信王伦被关在这里，还能如此为大宋说话，“（乌陵）思谋传侍郎（即王伦）语欲议和，决非江南情实，特侍郎自为此言耳”。
想一想就不难明白，完颜宗翰究竟是会相信自己的手下，还是会去相信敌方的一位使臣？他这么说，当然是为了对王伦造成足够的威压，让他自己不敢去说——但是面对亲手灭亡了北宋、名声赫赫的对方主帅，王伦再次从容回答道：“使事有指，不然来何为哉？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惟元帅察之！”
真叫一个不卑不亢！
会谈之后，王伦继续被留在驿馆中，过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日子。春天来了又去了，秋天来了又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突然有一天，完颜宗翰来到驿馆，和王伦商量议和的事情了！突然，王伦可以回大宋了！
我不知道王伦此时心里是什么感觉，真的无法设想——从他出发的建炎元年到现在的绍兴二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而在他身后，有的宋使甚至整整被扣留了十六年……
第一个将谈和消息送到大金的，是王伦；第一个回到南宋通报大金同意谈和的，依然是王伦。只身回宋、已经有了点苏武味道的他，被宋高宗嘉奖，晋官为右文殿修撰（似为正六品）、主管万寿观，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也因此被封官。
之后，大金派出以李永寿为正、王诩继为副的使团，到达大宋。两位使臣牛叉哄哄，直到馆伴使王伦出现，开始和他们聊起大宋出兵云中的旧事，他们才“骄倨少损”，最后还是跪拜了宋高宗的诏书。很显然，王伦再次扭转了局面，成功地维护了大宋的利益。事后，他却没有坐等升官，而是主动“请祠”了。
请祠，是宋代一个很有特色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借口年老无为、只能去管官方道观，来表示自己领点儿俸禄拉倒，不再参政了。本来这些“宫观官”或说“祠禄官”是类似于中顾委的优遇虚职，随着政局演化，也就渐渐成了退休老干部的代名词。显然，王伦是在激流勇退，或许是太累了吧；就连名将刘光世求他出来参议军事，也被婉言谢绝了。
刘光世请他，他可以推辞；主战派的宰相赵鼎请他，作为“主和象征”的王伦可就实在没借口了，只好到场“陈进取之策”，却不对在座各位的胃口，于是，王伦“复请祠”……
很快，绍兴七年（1137）的春天到了。伴随着这个春天到来的，还有宋徽宗、宁德皇后的讣闻。大宋又需要出使大金的臣子了，这一次，宋高宗又选中王伦来当这个难当的差——他去，可不光是为了迎回两具“梓宫”、也就是棺材，更重要的，是向金人争取河南一带的大片土地！
这么大的题目，宋高宗还挺有准备，亲口告诉他了一条锦囊妙计，就是面见左副元帅完颜昌时，说这么一番话：
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
原来这锦囊里装的，却是条典型的离间计，要的就是破坏金和齐之间的关系。其实宋高宗也没指望过高，他心里明镜似的：如果大金那么简单就能把一块“不有”的土地还给大宋，那么当年又何必灭掉北宋、何必册立大齐呢？
明摆着，给人家上上眼药犹可，真去空口白牙地要地盘，谁理你啊？挑拨挑拨也就行啦。
——谁也没想到，面对这么难的题目，王伦却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满分答卷！
在去往大金的路上，使团照例要路过刘豫的大齐。刘豫闻讯在驿馆留住了他，“疑有他谋”，向王伦索要大宋给大金的国书。这个问题，对王伦就是个迫在眉睫的考验：在人家的地盘上，该不该听人家的？敢不敢坚持自己的？
王伦的回答是：“国书，须见金主面纳”——即使到了大金，不见到金熙宗我也是不交的。为了安抚刘豫这个近在眼前的定时炸弹，他又说“若所衔命，则祈请梓宫也”，其实就是去接棺材，没别的任务啦。
而刘豫听了这话还是不放心，“肋（似通“勒”）取不已”。就在这时，完颜昌派来迎接王伦的使者正好到了，王伦这才摆脱了不敢跟完颜昌叫板的刘豫。到了涿州以后，现成的事迹摆着，王伦立刻告了刘豫一状，详细描述了刘豫强行索要国书的不堪行为，顺便再离间一句：“刘豫能够忍心背叛本朝，他日谁能保证不背叛您们大金呢？”
这一状，告得实在是奇准无比。原来，完颜昌早就对那个由完颜宗翰扶立的大齐看不顺眼了，如此这般，也算刘豫天命该绝啊。
种种复杂原因导致的合力下，刘豫在这年冬天被废了。一直力主废掉刘豫的完颜昌，也亲自送王伦等人回国，说“好报江南，自今道涂无壅（意为阻塞），和议可以平达”。
回朝以后，王伦将完颜昌表现出的善意汇报给了宋高宗，指出今后大金和大宋确实可以开始议和了，还说完颜昌答应归还两副梓宫加一个活着的太后，并且答应归还河南等地。他还说，废掉刘豫这个谋略，正是从自己这里向完颜昌发出的。
纵观他的汇报，唯一的一点水分就出自最后一条。说起来，王伦并不了解当时完颜昌的心理，以为是自己启发了他的思路。实际上，完颜昌早就和完颜宗磐、完颜宗隽等人搭上了伙计，一心坐大自己的势力，也刚刚借金熙宗之手，成功地将完颜宗翰打入诏狱、废掉了完颜宗翰一派的势力；而废掉刘豫，当然更是这一步骤之后搂草打兔子的结果。他更加不知道的是，完颜昌对大宋非常友好，乃至愿意归还河南等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反正不用，不如还给大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而是因为他们一伙人正觊觎着金熙宗屁股底下的皇位，“内政”的优先度要高得多，实在不希望南宋这边节外生枝；假如归还了土地，还能帮助南宋朝廷里那位 “大金人民的老朋友”、宰相秦桧进一步站稳位置，将有利于将整个南宋渐渐转化为更大的伪齐……
完颜昌的这一套绝密算盘，不要说王伦，就连大金的政治最高层，也没几个人知道——完颜宗弼够分量吧？照样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换个角度看，无论完颜昌打的什么算盘，那也是未来的事情，能不能实现还两说着；而现在，王伦已经实实在在地为大宋争取到了事先难以想象的重大利益——归还梓宫太后、更重要的当然是归还河南等地——毫无疑问，这是兵不血刃的一大胜利！
绍兴八年（1138），已经晋升为端明殿学士（正三品）的王伦，再次出使大金，奉命询问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的死亡时间，并交涉归还梓宫的问题。在这个名义下，王伦的真实使命则是明确两件事：议和后的双方礼数；割地归还大宋的具体地理界限。
双方礼数，实际就是双方交往的名分。这个问题，不说宋高宗及一些主和派，就连对金持强硬立场、积极主张抗金的宰相赵鼎都说，“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礼数”——金是君、宋是臣，这个名分已经定下了；金人再有什么更过分的要求，绝不能答应。而割地界限问题，赵鼎认为能按从前那样，以黄河为线最好，顶不济也不能过了清河。这两条不能退让，他们不答应就不谈了。
而金人对这两条也没什么意见。大宋使团到了以后，金熙宗显然心情不错，专门为王伦设宴三日，并派出张通古和萧哲，和王伦一并返归大宋。
就从这个“一并返归”开始，王伦骤然沉入了他生命的谷底。
张通古这个人，在我们前文中出现过。日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不同意搞冤案，遭到了同事的指责，“为君所误，今坐死矣”。可他毫不退缩，回答“以正获罪死，贤于生”，堪称铁骨铮铮的好汉子。
而现在，正是这么一位视“正”高于生命的金使，在大宋臣民面前却表现出了另一副趾高气扬的“天使”作派——因为，他和萧哲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诏谕江南使”和“诏谕江南副使”！
所谓“诏谕”，当然是君对臣的命令；而“江南”，则是抹去大宋国号之后的称呼。老实说，这也是宋高宗上赶着向金朝称臣的结果；既然你自己要当臣子，那么发去的是“诏谕”、发给并非国家的“江南”，又有什么错呢？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王伦也还要为大宋“强词夺理”一般地力争，说“金使作‘诏谕江南’四字，名目不正”。可是，这个连他自己都未必能自圆其说的理由，终于也没有改变后面发生的一切……
金使还是来了。入境时，负责陪同的接伴使范同双膝跪倒，“北向再拜，问金主起居”。如此屈辱的一幕，“军民见者，往往流涕”；而金使沿途所过之处，“必欲使官吏具礼迎其书”，一如“迎天子诏书之礼”。到达首都临安后，他们必然要面见宋高宗；而这，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宋高宗认为应该让张通古和萧哲“北面而坐”，而自己仍然像往常接见大臣一般面南背北。可贵为大宋皇帝的宋高宗，从张通古那里得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回答：
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
话音一落，即牛哄哄地“索马欲北归”。如此一来，生怕金人反悔的宋高宗自然是慌了神，赶紧改了主意，不提南北了，咱们还是研究东西吧！于是，“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堂堂大宋之君，就以委屈度仅次于“北面”的“西面”，来和“东面”的使者“平等对话”了……
座位问题解决了，诏书问题又出来了——宋高宗该怎么接金熙宗的诏书？老实讲，既然自称为臣，面对君主的诏书当然应该跪接，金使自然也如是坚持。而宋高宗，开始还真准备跪下接算了#@$%，直到朝议汹汹方才罢止。而这个“朝议汹汹”，那可是一点都不夸张，发言名单加论述摘要随手一列就是几页纸，看起来都让人头皮发麻……
到了这个时候，宋高宗的委屈、愤懑终于忍无可忍了，“辞色俱厉”地说：你们这帮爱国的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那时候出海逃命到明州，就算磕一百个头也没见你们多说一句——合着如今不得不磕上一个，你们就都跑出来充当正义的化身了？
拜接金诏之争，至此进入高潮：宋高宗一肚子窝囊气，朝臣群起反对，金使依旧不松口——而王伦，由于首通和议，这时候已经成了千夫所指！
——都是你，跑到金人那边谈什么和平；
——都是你，跑回来告诉我们金人心意诚恳，愿意和谈；
——都是你，两边使花招，如今搞得皇帝都要给人家一个使者下跪了；
——都是你，丧权辱国、让我们大宋丢人现眼！
……
我实在想像不出，此时已经五十五岁、已经是位老人的王伦，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切已经渐渐失去理智的臭骂的。他所做的一切，哪一件不是秉承宋高宗的意思？辛苦劳碌多年，他的功绩小吗？即便是此时此地，即便是金使悖慢无礼之极，但就在那个张通古的行囊中，依旧装着金熙宗对南宋四项要求的允诺：
1、宋金以黄河为界，原刘豫掌控的河南、陕西之地，送还大宋。
——甚至是南宋最激进的主战派所能设想的最好结果，也完全达到了；
2、南宋向金称臣。
——这一条是宋高宗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3、南宋每年的岁贡，定为银绢50万匹两。
——北宋以前岁贡大辽50万匹两，后来岁贡大金150万匹两，北宋灭亡后，这个负担转到伪楚头上，为表示对这个傀儡政权的支持，大金将数字降为30万匹两；而南宋以后，倒还没交过。实际上，宋高宗对岁贡的数额，四年前曾亲口指示宋使“不须与金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问题是当时压根送不出去，金人完全不理这个茬，满心就想灭了南宋。如今愿意接受了，无论怎么看，也确实是一种和平愿望的表示，何况也完全在宋高宗自己的期望之中；
4、答应归还宋徽宗及皇后梓宫，并归还宋高宗生母韦氏。
——上次王伦出使的时候金人答应的，这回并没有变化。
总的来看，通过王伦的努力，金宋关系中四大最关键的条目，如今全部达到了宋高宗事先最高的期望值；而不辞辛苦奔走其间的宋使王伦，究竟是个卖国贼还是个忠心臣子，应该是一目了然了。至于宋高宗自己要跪，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扯开说一句，蒋介石在这一点上，就比宋高宗要强的多得多；面对外侮，老蒋宁可抗战到底也绝不“称臣”屈服，境界高下，的确是天壤之别。而奉旨“议和” 的王伦，也显然不同于自立伪中央的“主和”的汪精卫，他实在只是个尽心尽力为大宋争取利益的使臣啊……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王伦不仅始终戒备着金人，甚至还及时传递警报，主动建议让武将们提前率军进入预定战场，以防止南宋被打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除了宋高宗很满意以外，王伦的表现确实是很出色，也为大宋争取到了所有可能的最优惠待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南宋，还在继续积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手里实际上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筹码——而如果连王伦这样的使臣也是王八蛋的话，我也就不知道过去的时代还有没有人敢去搞“交聘”、今天的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敢去搞外交了……
倒是那些满口忠义的“忠臣”，当起来可真容易啊……
在山呼海啸般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王伦终于崩溃了，“引疾请祠”，却不被批准，而是催他到内殿议事。当时萧哲等人正在表演金使的张狂，而宋高宗该怎么接受金诏，也还没有一个定论。而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到都堂与秦桧商议此事，叫来王伦责问：先生作为使臣，应该为两国通好努力，有什么事情都该在人家那里事先谈好，哪有和人家使者一起回来后再议的？
这个“一并返归”，至此终于成为了正人君子们的一柄诛心钢刀！
听了这话，风尘仆仆多少路、尽心竭力委曲求全，却换来了几乎所有同僚的不解和攻击、满腹委屈辛酸的王伦，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泪水潸然而下：
伦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今日中丞乃责伦如此！
秦桧一看不对，赶紧和起了稀泥：“中丞无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那意思，解铃须还系铃人，这事儿，其实勾龙如渊也只是激老兄来做好而已……
王伦只好回答：此则不敢不勉。
回到驿馆，擦干眼泪的王伦见到张通古，苦心设定计谋打动他，终于说得“通古恐”，于是同意作出重大妥协：按楼炤的主意，宋高宗仍在居丧期间，不方便搞拜接这样的“吉礼”；因此由秦桧代替宋高宗赶赴驿馆，拜接金诏。
沸沸扬扬的拜接金诏事件，至此告终。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倒很愿意多想一个“如果”：如果王伦委屈之下，真的什么也不管了，纵有楼炤出的“妙招”，又要靠哪位“忠义”的士大夫来说动张通古改主意呢？第二个“如果”是，如果王伦没去，张通古也“很正常地”没有改主意，这一场闹剧又该怎么收场，而最后的损失，一定会比现在更小吗？……
顺便说一句，此次主张“南朝不拜诏”的群臣中，就有我们上一篇提到的张焘。有此一事，张焘的形象当然会非常高大，高大到远在他乡的施宜生心中都有愧意。但是，唉……
被骂得狗血喷头、无处说凄凉之余，王伦还得打起精神。仅仅几个月后，他再次衔命出使，成为“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与完颜宗弼具体办理交割事宜，并被大宋任命为即将收复的东京汴梁的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暂时变成了一位未卸使节任务的地方官。
我们前面提到过，完颜昌对大宋相对非常友好，此次交割疆土，就是他的主张。而这事情实在是很难说服大金朝廷里的官员，其中，完颜宗弼就非常怀疑完颜昌的动机。交割完毕后，完颜宗弼对金熙宗密奏一本，认为完颜昌和同伙完颜宗磐主张割让河南地，“二人必阴结彼国”——看看，搞外交在哪国都容易出事——“今使（指王伦）已至汴，勿令逾境”。
完颜宗弼的意思很明显，等到王伦进入大金地盘后，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去跟那二位卖国贼暗通款曲了。可是，过去王伦在大金滞留多年，颇认识不少人；其中一位当年在云中的熟人，现在正在完颜宗弼手下，听到了这个对王伦很不利的消息，便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王伦。
面对凶险莫测的使途，王伦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他派人返回临安，“具言于朝，乞为备”，提醒朝廷预防金人背盟，并建议朝廷派张俊、韩世忠、岳飞、吴玠、张浚等宿将分守东京、南京、西京、长安等地，做好一切战争准备，自己则在东京继续操持着一个留守所应承担的本职工作。在更加积极主和的秦桧的一再催促下，王伦总算等到了前来继任的东京留守孟庾，交接后便义无反顾地向大金出发了。
完颜宗弼听说王伦还是来了，便命令中山府拘捕整个使团，同时请得密令，诛杀了完颜宗磐和完颜昌。由此，政局完全翻盘；对南宋比较友好的完颜昌集团被一网打尽，强硬主战的完颜宗弼终于掌控了朝局——几个月后，金军便对南宋展开了大举进攻……
而在被拘押了小半年后，王伦终于被送到了上京，也终于见到了金熙宗。时间过了这么久，金宋情势早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友好的局面已是一去不返，战争即将再次降临。而王伦，却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不管对方怎么想、怎么看，只是尽着自己使节的本分，仿佛时间根本就停留在半年前一般，仍然在一条条地提着迎梓宫、奉还两宫等等大金朝廷上下早就没人关心了的那些问题……
而金熙宗根本就懒得回答，索性指定一位翰林问他：
知挞懒（完颜昌）罪否？
不知。
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即完颜昌），岂知有上国邪？
王伦从容回答说，自从萧哲等人带着国书来，允诺归还梓宫、太后、高宗生母以及河南等地以来，天下都知道大金当初促立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之举了，我只是奉命出使，通好两国而已。
回到驿馆后，金熙宗的圣旨带着质问，跟着也飞了进来：
——你当年留在云中，本来就没有回去的可能；等到放你回去，不仅从来没有回报，反过来还要离间我大金君臣之间的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