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 吧，反正 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 平安！”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说乔冠 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
　　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等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 谈。基辛 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坦率、真诚、有远 见的态度又进一步 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 题。”周恩来说：“你过誉 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 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 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12 日，乔冠华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 台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 的关系，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
　　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 直延伸到 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 了周总理癌症恶性 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 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 到毛泽东 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11月17日，毛泽东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 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 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 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 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 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2页。
　　结果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 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这是一件大事。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 ，并介绍 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 之争辩。会后，周 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 “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 批评周恩来和叶 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 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 ”、“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同时违心地作 了检查。江青、姚文元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并提到“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 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阴 谋将其打倒。有一次开会，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帅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 什么！” 以示抗议。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 两句话，一 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 及待”。总理不是迫 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 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事后王海容、唐闻生回忆：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 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12月9 日，毛泽东在会见 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 得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 总理 迫不及待。
　　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 跟他讲了这两 条。王洪文也承认主席那次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引自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 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第317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 护中国在 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 、乔、黄 、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 指示’由她们传达 。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 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 ，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 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 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 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 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 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 存的必需。”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页。
　　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地剖析，她说：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 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 那些本性 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 护正义与公正还是 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 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 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 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 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 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 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 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 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 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 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 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 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 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 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 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 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 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 ，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 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 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 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 稚，过于天真。
　　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 陷阱，最 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 是 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 因为我和 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 争 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 和国的历 史时对七十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 到人们 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 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 大的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9～1 80页。
第八部分第22节 乔章结缡(4)
当1973年12月，这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十分期望早 日成个家。
　　经过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年初他俩对未来的憧憬，此时 似乎已变得 很苦涩。他们只觉得心力憔悴，精疲力竭，又有些茫然，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 扎漂浮的小船，此时 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
刻。乔冠华和章含之决定尽快结婚，使两人互有依靠。乔冠华决定搬到史家胡同章府来，放弃外 交部为他 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笔者在撰写本书时，章含之告诉我 ，她和乔冠华的结 合，是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理解和支持的。
　　在他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乔冠华和章含之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 年初，在一次 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不知是谁提起此事，周总理说：“××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后来周总理又告诉乔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章含之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他俩结婚后住在哪里。章含之 说，“外 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
　　“章可(章含之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 周总理听了皱 起他那两道浓眉说。章含之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她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于是章含之便 小心翼翼地 试探说。
　　周总理似乎料到了她的这个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简单。行老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 。他是主 席的老朋友。这个房子当初是主席同意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时，在追悼会前，我 对殷夫人和你妹妹 亲口说这房子是政府为行老修的，今后你们海外亲属任何时候回来看看， 这都是你们的家。你是共产 党员，说还给国家就还了，以后行老这么多海外亲属知道了怎么 说？他们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我 周恩来说话不算数！”章含之听了不吭声了。
　　周总理接着直视乔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
　　章含之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 去。”周总理还是逼视着乔冠华问：“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 。”乔冠 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后来毛主席听说此事，连说这样好，还笑呵呵地向乔冠华打趣道：“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就这样，1973年12月11日，乔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 。
　　从此章士钊寓所成为乔冠华、章含之的新家。在章士钊去香港的前夕，乔冠华同章含之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已经知道他们准备结婚 ，为此他 很高兴。他对乔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 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 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 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章 士钊说，你们结婚时，我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婚礼， 他 要送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 买礼物了。说着，章士钊从衣袋中摸出他惟一的那张 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 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 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章士钊嘱咐章含之为他办了一 个定期存折。此时，章士钊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
　　乔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章含之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 留着回北 京用。但是章士钊执意要他们收下。
　　章含之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 个月后他 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乔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 竟成了保证他营养 所需的主要财源。当外交部总务司派车把乔冠华在报房胡同的家搬到史家胡同51 号章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 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 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 做的。
　　没有彩色电视机；也没有像样的家用电器！这就是身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的家当！对此章含之曾经说过：“乔冠华生前敬佩鲁迅先生。他在性情方面可能也有与鲁迅相近之处 。他秉性 耿直，刚正不阿，但也易得罪人。他实践了与鲁迅先生共同的一个生命原则，他们 的一生都是人民的 孺子牛，他们吃的是草，而给予人民的却是营养丰富的奶汁。冠华一生没 有为自己积累一分一毫财富 ，他真正是一生清白，两袖清风。记得我们结婚，他搬来我家的 全部‘私人财产’是很多箱的书籍， 其他的一切都是外交部配备给他的，甚至连同他出国的 服装。而当他离开人世时，同样地没有留下一 分一毫的物质财富。然而，他所留给人们的精 神财富却是极其丰富，难以衡量的。”章含之：《乔冠华文集?代序》。
　　乔冠华迁入章家后的几天之后，他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酒会，招待乔冠华的同事，同 时也就作 为婚礼。来参加的自然都是显贵的部长们。其时，奔驰车在史家胡同的大门口停了一长溜儿，那真正是车水马龙！但是就在这个本来值得欢庆的婚礼之夜，章含之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种对未来的惶 惑。
　　第一件发生的意外是当章含之为每位贵客斟上茅台酒，请大家干杯时，乔冠华和她忙着招呼 客人没有 立即喝杯中的茅台。此时一位部长喝了一口后迟疑地问乔冠华：“老乔，你这倒的是酒吗？”其他部长们也同声说：“老乔，你开的什么玩笑？这是白水吧？！”冠华和章含之赶紧尝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
　　章含之忙问乔冠华哪里拿的茅台。他说是从饭厅拿的。章含之忙去查问，原来当时有一位照 顾她父亲 的女孩子还住在家里。她用一个茅台酒空瓶装凉开水。这天晚上她装了水放在饭厅 桌上，就被乔冠华 当作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这插曲当个笑话，说乔冠华舍不得请客 人喝茅台，用白开水充数， 乔冠华也哈哈大笑。此时只有章含之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她从来 都有点迷信。在婚礼上浓烈的茅台变 成了淡而无味的白水，难道这会是一种不祥 的预示吗？当夜客人散尽之后，乔冠华显得很兴奋，要出去看看月亮。章含之说那么冷，别出去了。他 却非要去 ，说今晚一定要赏月。章含之只好给他取大衣围巾，陪他到院子里散步。乔冠华动情说：“多好啊，多美啊，我们能在一起了！”“是啊，不过今晚的招待会实在像次外交活动不像婚礼！”章含之说。
　　“没有办法，这也是应酬！”乔冠华叹口气道。章含之忽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吗？”他说不知道。章含之叹口气说：“教堂的婚礼！”乔冠华捏了捏她的挽着他手臂的手说：“别瞎说了！”章含之说：“真的，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 心，说出 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 疾病，我将永远安慰 你，照顾你，忠贞不渝。’这种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圣洁的，一生 一世不能背叛的。”乔冠华说：“你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用不着对天主起誓。还是对着 月亮吧！ 那是最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章含之早知道他酷爱月亮，他对着银色的月色特别动情。但她却隐隐地觉得那月光太冷漠太 清淡，几 乎使人感到凄凉。她不禁想起那些写月光的诗句中很多都是写别离情的。她想起 了《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无比哀怨的爱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发出的吗？章含之努力想赶走那些不祥的联想，此时乔冠华突然又说：“我们不用什么誓言，只要信任就够了。将来有一天，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 睛，我可 以扶着你，你拉着我。假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要饭，我们还是 在一起。”章含之顿时心头一惊，一阵寒流穿过全身。这婚礼之夜爱人之间怎么会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 话！她不 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说：“天太冷了，快进屋吧！都是这月亮，我们说了这么多 不该说的话！”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0 ～185页。
　　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怎么，这婚礼之夜的月下对话总是困扰着章含之，顽固地在她心里忽 隐忽现， 驱之不散。在乔冠华逝世之后，她就更为经常地想起那个夜晚，也更相信命运。平心而论，乔冠华和章含之不论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现实政治生涯中有过什 么错误， 但他们两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他们又如此真诚地相爱，彼此肝胆相照，祸福 与共，为什么他们 的结局会这样悲怆？！带着对幸福的梦幻和对未来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乔冠华和章含之 开始了他们的 共同生活！
第八部分第23节 小平周围(1)
“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 务。1973年， 他重新复出。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 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 的职务的决定》。年底，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 职 务，而且还进入中央军委，参加军委的领 导工作。这一个安排，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小平 恢复工作后，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以 来所 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 种整顿和斗争 ，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 著成效，得到了全国人 民的拥护。虽然不久他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但已经为粉碎“ 四人帮”奠定了党内外广泛的群 众基础。乔冠华就是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外交工作的。让我们将视线转向1974年。
　　这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接着，出了个电影 《中国》 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
　　原本应是乔冠华、章含之度蜜月的佳期，却整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他 们感到真 正是精疲力竭。乔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 ，身体也虚弱。尤其到 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章含之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 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说一 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天寒地 冻，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 完后再回去接着睡觉，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 的。他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章含之替他接文件。 这样，他就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 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乔 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 慰。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 由邓小平 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这年4月，毛主席 点名建议邓小平率团参加 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乔冠华协助。毛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 但 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 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 邓小平的掌政总算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之光。
　　特别联大会议的由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 期艰苦的 斗争，纷纷赢得独立，在致力于建设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 。上世纪70年代开 始，广大中小国家对世界范围内贫富悬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越来 越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改变这 一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 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在1973年9月召开的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了由联合国召开一 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设想，他以第 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名 义正式提出这一倡议后，立即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 的响应和坚决支持，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元首纷纷决定要亲自出席定于1974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这一重要 的国际会议 。当中国政府宣布将由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一盛会的消息传出后，各方瞩 目 。大家注意到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出发时，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及各界群众 四千多 人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不过，围绕着邓小平率团出席会议，当时中央高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年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初步设想在对外 经济联络部 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位同志中选一人率团出 席。周恩来总理让王 海容在方便时先听听毛泽东主席有何考虑。
　　3月19日，王海容去见毛主席，谈及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时，毛主席稍 作沉思后说：由邓 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王海容当晚将毛主席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外交部于3月22日向周总理上 呈了“关于 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 副团长。周总理向政 治局大部分同志通报后，于3月24日先批呈毛主席批示，后送当时的其 他中央领导。毛主席当日圈阅同意。就在毛主席圈阅同意的那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 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江青住处)，对外交 部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无理指责，并强令外交 部收回此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企图阻 挠邓小平率团与会。江青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地反对邓小平出国呢？第一，“四人帮”深怕邓小平在国 内外事务中的作用 和影响扩大，千方百计反对邓小平复出；第二，“四人帮”明知周总 理患了重病，折磨周总理，反对 周总理。这是江青和“四人帮”迫不及待篡党夺权阴谋的组 成部分。
　　总而言之，邓小平重新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加 恼怒。出席 联大特别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 ，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毛泽东生气了。3月27日，他写信给江青，态度极为严厉，信的大意是，江青：邓小平同 志出国是我的 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 瞪口呆，不敢不接受毛 主席的批评。同一天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 后，周恩 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 同志已于27日起减 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 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 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3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了“关于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方 针和对策的请示 ”和讲话。4月2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没有出席，王洪文 虽出席，但心不在焉，显得无可奈何。会后，周总理和邓小平联 名写信给毛主席，汇报情况，并附上 “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稿。”毛主席阅后批示：“好，赞同。”
　　在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乔冠华协助邓小平开始着手准备赴联大的 工作，其 中一项最重要的是为邓小平起草好一篇大会发言。为此，他“情绪大振，仅用了三 天时间协助邓小平 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 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 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章含 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6页。
　　乔冠华在外交部 的同事凌青回忆说：“当时，乔冠华同志率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处，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被第 二次‘解 放’才一年，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里。院中有好几幢独立的小楼，小平同志就 住在其中的一座。 当我们步入客厅时，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 陈设非常简陋。几位同志坐 定后，小平同志出来和大家握手。当乔冠华同志说明党中央决定 后，问小平同志身体怎样？去联合国 要不要带医生？小平同志神态自如地说：‘医生，早就 没有了。’当时，我们大家听了，都有这样的 印象：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个人生活待遇，是 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乔冠华同志再问：准备工作应当如 何进行？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 ‘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凌青：《回忆小平同志指导我国在联合国的工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回忆邓小平》(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40页。
　　另据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记载：第一次会议是在花园村住地开的。外交部长乔冠华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 进行？父亲回答说：“重要 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一言指明了此行的要旨。此后，父 亲集中精力，组织联大会议发言稿的 起草工作。他经常召集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 等地开会，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发言稿。在起草 过程中，父亲反复强调，要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外交政策 的讲话来写发言，要把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 世界的理论，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作详尽的阐 述。父亲和外交部的“笔杆子”们在一起，对讲话草 稿反复斟酌和修改，有时甚至是一段一 段地详细讨论。中午，他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一份工作菜饭 ，吃完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再行讨论。这时的他，已近七十高龄，但一点不觉疲倦。要说，这还要 归功于在江西三年的劳动生活，为他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体。一次开会，在讨论到讲话稿的结束语时， 父亲思考着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 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 ，剥削人家， 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 道，打倒它。”联大会议讲演稿起草好后，报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稿件上批 示：“好，赞同。”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第301页。
　　第六届特别联大召开前2个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 一世界。中 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 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第一次以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外 宾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认为，随着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苏联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和美国 一样成了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中国对于威胁最大的霸权 主义国家，执行最 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正是这条外交路线的战略依据。毛 泽东选择邓小平当团长出使 联合国，就是要让这个立场坚定的战友，利用联合国讲坛正式向 世界阐述我们的外交路线。毛泽东明 白，只有邓小平能胜任使命。
　　邓小平率领我国代表团去赴纽 约前在巴黎休息了几天。这是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后，第一次来巴 黎。隔了近半个 世 纪，邓小平重游巴黎，又是“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第一次出访。他的心情很好， 情绪 也很高。
　　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从机场把邓小平等同志接到大使官邸的时候，全馆同志都在官邸列队 欢迎，小 平同志笑容满面地和同志们一一握手。曾涛大使请他住在官邸里最好的一间房间里 ，当天中午吃饭的 时候，他提出要吃法国的牛角面包(法国人称它为“月亮”，中国人则叫 它牛角面包)。他对大家说， 你们不要看我吃的是普通面 包，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因为穷，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当时能吃一个 这样的面包加一杯 咖啡，那就是改善生活了！他让国内去的同志每个人尝一尝，再吃午饭。当时官邸厨师安金生能烧一手很好的扬州菜，邓小平吃得很高兴，早在50年代小平同志 到上海的时候 ，就很欢喜到上海大厦去吃扬州菜的。当天晚上，曾涛大使把使馆的党委成员 和主要干部请来陪小平 同志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吃饭。安师傅为小平同志烧了扬州干丝和其他的扬州名菜，小平同志吃得很满意，吃了两小碗干丝 。
　　乔冠华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路过巴黎到纽约的同志很多，有人说，法国使馆的菜好 吃，也有人说 常驻纽约中国代表团的菜好吃，邓大人，请你留意，等你回来时可要做个结论 呵！”小平同志听了哈 哈大笑。第三天晚饭后，邓小平在休息室和使馆领导聊天。他讲了些过去他在法国时的情况，也 问了现在使馆 工作的情况，曾涛大使向小平同志汇报说，现在国内来法国开展经济商务活动 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法 国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不仅去美国经过法国，去西北欧、非洲等 国也要经过法国，各个部委经过 巴黎的人都想到使馆招待所来，现有的招待所实在不够，同 时商务工作开展了，商务处人员增加了， 房子实在太少，他想请批准使馆买一二百间房子。 小平同志听后仰着头，幽默地说：“这个不需要找我吧！”同时用手指指乔冠华。乔冠华机灵地回答：“我回去就向你写报告。”小平同志说：“你写报告，我马上就批。”邓小平此次在巴黎只是休息、参观，但驻法大使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把他经过巴黎的 时间告诉了法 国外交部，因而在机场接送的时候，都有法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在场，在去 纽约的前一天，法国总 理梅斯梅尔还主动约见邓小平。小平同志到总理府礼节性地拜会 了梅斯梅尔。
　　8天以后，小平同志从纽约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会议后，回到巴黎。毕竟年岁大了，而且“ 文革”中受了 几年苦，在纽约又很辛苦，所以感到有点疲劳。乔冠华和曾涛都劝 他在巴黎再休息几天，他同意了。 有一次吃饭时，乔冠华问邓小平，两个使馆的饭都吃过啦，究竟哪一个好啊？邓小平说，都好！接着说，还是法国的老厨师做得更好一些。曾涛大使听了，把安师傅找 来见小平同 志，告知他小平同志对他的评价，并让他站在小平同志后面照了一张像，安师博 高兴得不得了。
　　曾涛：《外交生涯十七年》，载1997年9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章含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 世界的注 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 冠华却恰恰是晚睡 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 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 到了7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 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 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 ！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 外号是六十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 后 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 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
　　我相信 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 志处境困难时，冠华 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 同志。 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 ‘ 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 增添困难呢 ！’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 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 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 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 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 得 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那次 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 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 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 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 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 ，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 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 谈。”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页。
第八部分第23节 小平周围(2)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得到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所以 即 使中央内部 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 难得的平静。虽然部 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 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所谓 “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 小平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不过，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一直在曲折地进行着。像乔冠华这样的高官也只能 在夹缝中生存 ，难免不时感到“坐立不安”，“左右为难”。正如时在中国任外交官的美国 人约翰?Ｈ?霍尔德 里奇所观察的：“在中国两派的权力之争的过程中，想必有些官员 会感到风急浪大，岌岌可危，坐 立 不安，左右为难，乔冠华便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已接替姬鹏飞担任了外交部长。
　　我觉得 ，他和同事们 在一起时，总有一种不安全和紧张感，而在几乎完全是对外的场合，例如独自 在外交场合时，他就显 得轻松多了。乔治?布什接替布鲁斯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后，一次， 他和夫人芭芭拉举行宴会，我注意 到乔冠华作为贵宾应邀出席时的紧张状态。当时，我坐在 乔的右边，发觉整晚他的右膝都在紧张地抖 个不停。他的夫人和中国外交部的其他成员隔了 餐桌坐在乔的对面。当时批判西方文化和‘大毒草’( 受西方影响的和没有思想内容的行为 方式)正处在高潮，乔作为周恩来的一名长期拥护者，当然会显得 局促不安，我听说， 有一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驻华使团长宴请乔冠华以祝贺他们的国家同中国建交 二十五周年 ；乔在没有其他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过得十分开心，在晚餐上畅饮了烈性酒、苏格兰威士忌 酒 和葡萄酒，晚餐后又喝了白兰地或甜露酒。的确，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成立后不久，乔设晚 宴请美 国联络处全体工作人员，当时中方除乔外只有外交部的一两名低级官员和翻译出席。
　　他在晚宴上的表 现同上述情况大致相同，解开所穿的毛式制服上衣，开怀畅饮。”有意思的 是，这位美国人还提到了 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个人，他写到，“毛泽东在神智比较清醒时显然 意识到他周围有几股势力在活动。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成立后不太久，毛邀请联络处几位官员 一起观看一场篮球比赛。戴维?布鲁斯和艾尔 ?詹金斯应邀出席(我因患北京当时流行的上 呼吸道传染病而未能参加)。比赛期间，毛与戴维?布鲁斯 单独交谈了几句。毛在交谈时指 着那两位紧随他的翻译，即唐闻生和王海容，说她们是‘特务’。显 然，毛已得出结论-- 我认为这判断没错--这两人已投靠江青集团。实际上，随着毛神智清楚的时候愈 来愈少， 随着外国来访者不得不依据他们从唐闻生和王海容处听到的话当作毛说的原话，这两人的权 势必然会越来越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一成员国的驻华大使同我关系甚密。他告诉我一件 事，说明 了这两位翻译潜在的权势。当他的国家的总理访华拜访毛时，他也在场。一走进毛 的书房，只见站在 主席两侧的两位女护士把毛从椅子上扶起，这位年迈的先生含糊不清地说 了些话，客人们一点也听不 懂，可是，这两位翻译眼睛眨也不眨，就程式化地对贵宾说主席 见到他是如何如何高兴，这次访华将 如何如何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 美国约翰?Ｈ?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 997年6月版，第189 页。
　　这年5月26日至6月2日，乔冠华陪同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访问西安、 昆明。在昆明西 山，他想起了10年前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亚非14国归来，曾与陈毅同游 西山滇池，因而写了题为《 重游滇池》的诗，以表达对陈毅的深切怀念。诗曰：滇池依旧映西山，千字长联绿竹间。遍地山花诚可喜，旧游零落亦心酸。
　　乔冠华在诗后自注：“1974年5月，英保守党党魁希思来访，由我负责陪他参观西安、昆明 ，从广州出 境。昆明还是像从前一样可爱，经常一起来的陈毅同志早已不在人间了。……” 同月，他还有一首《 重游白云山》曰：“白云山上白云飞，白云山下爬乌龟。乌龟不知何 处去，白云依旧笑朝晖。”现在回过头看，那一段时间，即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未秋初，是乔冠华和章含之家庭生活比 较平稳安 宁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10年中惟一的一段。这时，乔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 ，时任驻 美国联络处主任的黄镇从北京回华盛顿，乔冠华和章含之去机场送行。章含之 在机场休息室外，与部 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
　　章含之不知何意。黄镇的夫人朱霖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 里有个好 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黄镇夫妇说得不无道理，既形象，又生动。乔冠华无比珍惜他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他们这个温馨的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章 含之帮他 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钟爱的碧螺春茶，要章 含之靠在他身旁， 轻轻拍着她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乔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章含之。她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 加外交部下乡收 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3 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 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 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 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 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 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 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 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 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 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 了。”
　　晚上9点刚过，乔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章含之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 使唤，只好 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
　　此时，乔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她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她说喝了，很好。这时，乔冠华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对章含之说：“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章含之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乔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 浅棕颜色 、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她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她摸摸软软的果子，从未见过。她只好说不知道。乔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 大使宴会， 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章含之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她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 ，和农民一起 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 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 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 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 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 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乔冠华理直气壮 地回答，边说边亲手剥开果实，递给她吃。多年 之后，中国市场上也出现了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挑。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外交部里，说是给“乔副部长及夫人” 。乔冠华 叫值班室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章含之知道后，就说乔冠华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她想，为我装这水果回来 ，人家大使又 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人说闲话。而乔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 ？谁爱说就叫谁说。还没 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乔冠华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洒脱、豪放不羁的脱俗之人。章含之记得，有一次他们顺访法国，在法国外长举行的极为优雅的晚宴上，有一 道 菜是鸡腿。大家都 温文尔雅，不出声响地用铮亮的银刀叉一点点地切着鸡腿肉，小口地往嘴 里送。乔冠华从来不喜欢故 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他从来都主张自然大方的风格。他吃到 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 “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 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 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认为 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 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 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间，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 ，中法双方人员都拿起 了自己盆中的鸡腿。
　　章含之还记得，一次联大开会期间，他们出席巴基斯坦驻联大代表的晚宴。在宴会前交谈时 ，乔冠华 与后来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其时，周围 围了许多听众。每当乔冠 华置身于热烈的讨论中时，他往往会完全不看周围的环境，全神贯 注于他的辩论。这一次也是如此。 正当他讲得极为专注时，一个服务员端着银盘来到他面前 。银盘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高脚玻璃杯，杯中 是大半碗鲜红的番茄酱，杯子的外沿上摆着一圈 粉红色的熟虾。银盘中有小纸餐巾和带彩花的竹签。 如果客人喜欢，一般都取一张餐巾纸， 一根签子，插上一只熟虾，蘸一下番茄酱，点头谢过服务员之 后优雅地放进口中。此时这位 服务员站立在冠华身边，向他伸过银盘。但乔冠华却视而不见，既不取 虾也不示意不要。服 务员见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动。章含之当时任他的翻译，轻轻推了他一下点点那大 杯虾，意思 问他要不要。乔冠华似听非听，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务员的银盘，一边还在说话，同时 却 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个玻璃杯一把抓在手里，拿到胸前，接连不断地吃起虾来了，一 下子吃 掉了一小半。周围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边吃虾，一边争论。章含之有点着急了，本来就没有人会把那一杯虾全拿在手里，如果乔冠华把这十多个虾全都 吃了，岂 不闹笑话？！她赶紧从他手里拿过虾杯，放回银盘，并谢了服务员。乔冠华却丝毫 没觉得手里嘴里少 了什么，仍旧滔滔不绝在讲。
　　后来，周围听众中有个外国代表走过来对章含之说：“请转告你们的团长先生，我太喜欢他 了！他如 此雄辩，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独特风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个文官 ，我觉得他是个带 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位代表只知道章含之是中国团长的翻译，并不 知道她还是他的妻子。她听 到这些评论自然十分自豪。
　　章含之曾经说：“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 因为冠华 洋溢的才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他的这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却形成了他的风 格。每年出席联大 ，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于冠华不 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 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在回答 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 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 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 ，题目就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 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看到记者 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 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 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 ，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Paper 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 及他的性格魅 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新中国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首次进入联合国时，她的代表乔冠华 以世 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我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 后， 共和国将在她的历史上为有乔冠华这样的外交战士而骄傲！”章含之：《风雨 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可以说，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是乔冠华和章含之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乔冠华还能有时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 ，乔氏夫妇从 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章含之忽发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两人都有空 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 顿饭。乔冠华立即响应。于是他们决定乔冠华、章含之和司机杨尔纯，去吃涮羊肉。东来顺的经理见到乔冠华，吃了 一惊，说 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乔冠华笑着说今天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 乔冠华说是 坦桑尼 亚的。章含之听了笑出声来了，乔冠华却捏了一下她的手，开玩笑说，总共三人， 随便找个桌子来两 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热菜。章含之知道乔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就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 馆 工作过 。东来顺的经理为难地说，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乔冠华连声说可以 可以，摆个小桌子 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 。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 。乔冠华拍拍老杨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老朋友。”大 家都笑了。此时，一切焦虑和烦恼都 暂时被氤到一边，东来顺的的 老经理一直留在那里陪乔冠华聊天，他讲东来顺的历史，羊肉片的精选 ，也讲到1945 年军调处时代叶剑英等共产党在北平的代表来这里聚餐的情景。
　　在回家路上，乔冠华还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以后再去。可惜这是他们俩绝无仅有的一次。以 后再也没 有机会这样轻松过。
　　乔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在宴会上不吃什么，宁 愿回家吃 一碗鸡汤面。他爱吃夫人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章含之就亲自给他做。他说哪 里都 没有家里好。
　　乔冠华原来是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和章含之结婚后，章含之从北京医院要 来了十几个 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乔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脏、血压的加上维生素 ，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 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章含之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 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 药片一下子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乔冠 华指指夫人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 吃毒药，我也吞！”
　　章含之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这样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 和乔冠华 恋爱，她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难以置信 的是，乔冠华大她22 岁，她却从来都把乔冠华置于自己的庇护下，而乔冠华对她的依赖 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章含之的。她从照顾乔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她觉得 被所爱的 人需要就是一种最高的幸福。有时候章含之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后来他病后事 更是如此了。
　　为了 让他午睡后喝上新鲜的西瓜水，她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 半个西瓜中取出瓜籽后搅成 西瓜汁。连香蕉都由她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乔冠华 。她的朋友海鹰有一次看着乔冠华吃 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 伯伯会像《大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 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章含之的一 种巨大的满足。他们初结婚时，乔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 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她的一种 心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章含之坦承自己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这样愿 意献出自 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她是这样 的，她那十年就是这样 度过的。
第八部分第23节 小平周围(3)
1974年年底，围绕着四届人大，又有“组阁”之争。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 委员长王 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1974年10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 会议讨论四届人大 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 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 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
雷 达不过关 ，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 要求“风庆”轮远 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 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 做了许多文章。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 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 中央政治局。她写道：看了报道，“引起我满 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 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 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 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 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 要的措施。”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江青对邓小平， 恨得咬牙 切齿，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10月4日，王洪文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 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谁当第一副总理？邓。”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 一”两字 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邓小平！
　　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 的口气质问邓 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没有搭理她。江青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 ，难道一 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气愤至极，拂袖而去。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 于次日直 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10月20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 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 晤毛泽东。　
　　次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9时起飞，下午2时见毛泽东 ，傍晚回到北 京。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而是又一 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 青搞“四人小宗派”。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 刚从长沙回来 的王洪文在坐。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 同。她要王海容、唐闻 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这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很长时间以来，毛泽东已不轻易见人。连江青要见毛泽东，都要事 先提出请 求，而且经常是提出来了还会遭到拒绝。江青见不到毛泽东，就想利用王海容和唐 闻生。王海容是毛 泽东的亲属，在外交部任副部长。唐闻生是著名外交家唐明照的女儿，因 从小在国外长大，具有相当 高的翻译水平。她们二人因为经常在陪同毛泽东见外宾时做翻译 ，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在某种 意义上讲，她俩可被视为“通天”人物。江青自己见不 到毛泽东，就想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在陪同外宾 见毛泽东时给她当“传声筒”，代她在毛泽东 面前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江青夸张地告诉王、唐，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 不下去。 江青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 是在养病。说邓小 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批林批孔”后，张春桥对 王、唐说，国家财政收支和 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把邓小 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比作“ 二月逆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王海容和唐闻生 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接待外宾毕，王海容 、唐闻生留 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毛 泽东要王海容、唐闻 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 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 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要王海容、 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 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 生。毛泽东一 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赞扬道：“好！”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 海容、唐 闻生。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 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 看来责任 是太重了点。”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 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 一封 信给毛泽 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 群、谢静宜、金祖 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 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十一月十二日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 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 。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 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 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紧接着，1月13日至17日 ，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 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 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陈锡联、 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自 从“组阁 ”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 “闲人”，总要千 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 大确立的“周邓体制”。2月 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 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 ，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 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 实际上开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乔冠华在新一届政府中，继续担任外交部部长职务。
第八部分第23节 小平周围(4)
1975年5月12日至17日，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乔冠华以外交部长的身份陪同国务院 副总理邓小平，对法 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国和法国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法两国关 系的发展，根据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决定派邓小平访问法国。这是他第三次到法国。法 国政府在奥利机场铺上红 地毯，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热烈而隆重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的“第三号人 物”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对法国的这次正式访问，主要是同法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与法国总统瓦里列?吉 斯卡尔?德斯坦 的会谈是“一场重头戏”。13日下午的会谈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法国方面 有：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 ，外交部秘书长德古塞尔和法驻华大使阿尔诺；中国方面有： 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法国大使曾涛 和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齐宗华。齐宗华精通法语，是 代表团的翻译。邓小平对法国的正式访问活动安排得很满，除了与德斯坦总统会谈外，还与法国其他 领导人的会晤。
　　12日下午，与希拉克总理在马提翁大厦(总理府)举行了会谈；晚 上，希拉克总理在外交宫举行招待会 ；13日晚，德斯坦总统在总统府设宴招待；14日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埃德加?富尔和夫人在议会会见邓 小平。16日晚，邓小平在中国驻法国 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希拉克总理等法国高级官员出席。
　　除了上述活动外，乔冠华还陪同邓小平参观访问了一些地方，接触法国各阶层 人民，受到法国人民的 热烈欢迎与友好接待。
　　14日上午，在法国农业部国务秘书让?德尼奥和塞纳?马恩省省长雅?索利埃和曾涛大使 的陪同下，邓小 平参观了巴黎郊区的奥比尼村的一个农场。当邓小平的车队缓缓驶 进农场，穿着整齐的农场主比戎和 他的家人迎候中国贵宾。邓小平下车后精神饱满地走 进客厅。宾主入座后，比戎先生介绍了农场的有 关情况。在介绍情况的过程中，邓小平几次 提出问题。15日，邓小平一行在希拉克总理的陪同下前往法国南部地区，参 观访问了罗纳河口省的博－德－普罗 旺斯。在这里，热情好客的法国人民身着节日的盛装用 传统的迎宾方式，载歌载舞地热烈欢迎邓小平 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当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参观访问了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里昂素有“中法友谊城”的美称， 邓小平当 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在这里工作。1925年春，他以中共旅 欧支部特派员身分任里 昂地区的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 小组书记。他对里昂有着深厚的 感情，他在欢迎宴会上用流利的法语说：“向里昂人民致敬 ！”“中法人民友谊万岁！”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
　　16日下午，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米鲁在巴黎市中心为邓小平访问法国举行了招待会。 邓小平在致词中 用流利的法语振臂高呼：“光荣属于巴黎人民！”大厅内顿时发出一阵 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微笑。邓 小平法文发音纯正，并且有着一种法国南部地区的口音， 这也许是与他1921年在法国南部地区的克鲁 梭这个重工业城市做工有关，当时他在克鲁 梭的施奈德工厂的轧钢车间当过轧钢工，法国南方人的口 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乔冠华在陪邓小平访法期间，吟诗一首，题为《游来抱》：来抱群山里，山中别有天。虎狼迹不到，谈笑夜灯前。
　　这年5月，广东画院院长关山月寄赠乔冠华一幅国画新作《热带兰》，乔冠华看了喜出望外 ，特地题诗 一首，表示感谢。诗曰：消息传来动地欢，胡翁(指胡志明--引者)地下应开颜。从来富贵轻贫贱，今见幽兰胜牡丹。
　　乔冠华为这首诗作题名《解放西贡》，并在诗后自注：“西贡解放声中，收到关山月同志从 广州寄来 近作热带兰，艳丽胜牡丹，吾访越时始见此花，因以画赠。72－73年间，为答谢 画家们为外交部作画 ，曾赠关(山月)二十字：‘为送关山月，请亲酒一怀。风波正浩荡， 大笔政应挥。’”同年9月，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三十届联大时，位于非洲的安哥拉正燃起熊熊内战火 焰。
　　乔冠华在他的发言中，用不少篇幅表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安哥拉内战是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所痛心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有分歧是正常的。正确的 态度应当 是劝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殖民主义赶走。所以，非洲统一组织对进行武装 斗争的3个解放组织 ，都给予承认和支持，为保证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作不懈的努力 。但是，苏联领导以民族解放 运动的老子自居，不顾安哥拉三派组织达成的团结对敌的协议 ，通过它的宣传机构，说这一派是革命 的，骂那一派是反动的，蓄意制造分裂。它还向安哥 拉的一派运送了大量武器，包括重型武器，这样 就挑起了安哥拉内战。”当时有些非洲国家还不大赞同中国的意见，可事隔多年，安哥拉打得不可开交，一个资源丰 富的国家 处于经济极度困难的境地。前些年，安哥拉各派准备重新谈判，解决内战问题。事 实证明，乔冠华是 有远见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乔冠华在这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应日本外相宫泽喜一的要求，双方在纽约进行会晤 。
　　代表团任务繁重，为了使大家有充沛的精力，把生活调剂好，联大开会间歇时，他们经 常去中央公园 散步游览。一个星期天上午，乔冠华忽然来了兴致，希望到纽约近郊区去 看看。在唐明照等人陪同下 ，两辆汽车开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大门。
　　时值10月，但阳光灿烂，仅有微风，大家有说有笑，寒意也就没有了。汽车沿着高 速公路奔驰，来到 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墓的附近。格兰特是美 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头脑敏捷，具有军事指挥才能。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格兰特率领 北军，几经艰苦的奋战，终于击败了南军统帅李将军，赢得了这场 战争的胜利，从此美国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奴隶制的逐步废除，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美国逐步步入 发达国家行列。南北战争后格兰特一度当选为总统。格兰特的墓是一座 简朴的一层楼 房，面积很小，建筑的正门上书“格兰特总统之墓”，走进正门就是存放格兰特夫妇灵柩的 大房间， 格兰特夫妇的灵柩被深灰色的石棺覆盖，他和他夫人就长眠在这里。楼上有一个小 展厅，为数不多的 玻璃柜内存放着他和家人平时起居的用品、信函、指挥战争时使用过的长 剑和手枪。格兰特的照片挂 在正面墙上，他双眼炯炯有神，嘴巴微微张开，似乎向人们诉说 硝烟弥漫的昔日岁月。玻璃柜还存放 着当时法兰西政府支持北军的信件，法国当时同主张废 除奴隶制的北方各州站在一起，并派军队同北 军并肩战斗，这是美法历史上一段佳话。
　　乔冠华兴致很高，仔细参观了所有展品，感慨地说：“人只要做了点好事，人民总不 会忘记他的。” 格兰特墓附近还有一处值得参观的地方。一小块苗圃，四周用树围着，一块汉字碑赫然扑入 人们的眼 帘。乔冠华弯腰一看，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从没有见过，大家都来看看。 ”原来上面记载清朝总理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派人员 来美商谈八国联军赔款问题的简要经过 。碑上的字虽不十分清晰，但细细观看，还是可以辨 认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 意大利和奥地利组成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并在北京大施暴虐，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极大苦难，白花花 的银两流入这些侵略者的国库，这 是一段耻辱史。
　　看了这块石碑，大家的心中很不平静。乔冠华脸色严肃，自言自语地说，“国不强，任人欺 凌，哪里 还谈得上什么正正经经的外交啊？”他的声音不 高，但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接着，他们又来到了纽约郊区的高地。这里地势较高，从这里望去，纽约市的轮廓清楚地呈 现在眼前 。微风吹来，虽有几丝凉意，但使人觉得格外清爽。乔冠华忽然提高了声调， 兴奋地说：“这不是枸 杞子吗？满地都是！”大家一看，真的如此。满地落满了红 红的枸杞子，周围的树上也都挂满了这种 果实，蓝天下衬这种红色的果实，显得格外漂亮。 这时唐明照向乔冠华介绍说，“这是枸杞子，美国 人不懂得它的价值，只好任它长， 任它飘落了。”乔冠华说：“多可惜，这是好东西，泡酒喝，可好 哩。我带点回去，我带 点回去。”大家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一周来的疲劳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吴妙发：《外交才子乔冠华》，海天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0～285页。
　　有诗为证 ：一曲新词唱正欢，当年天气旧池垣，种桃人去不田还。二十五年如返掌，八千里路看谁先，人间正道是沧田。
　　1975年10月9日同年9月，乔冠华陪同邓小平副总理接待朝鲜金日成首相，他专程赴辽宁省丹东 市迎接金日成来访，他 的《重到丹东》写道：廿年不到丹东市，重到丹东春意浓。烽火狼烟何处有，隔江遥望郁重重。
　　《作者注》说：“1951年6月，第一次到丹东，由此入朝谈判。1954年回国，最后一次过丹 东。为迎金 日成首相来访，始又重来，相隔二十年矣！”
　　10月20日至22日，乔冠华陪同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中双 方着重谈美国总统 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邓小平指 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 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 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 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
　　12月2日至4日，乔冠华参加了接待美国总统福特的来访。邓小平副总理同福特总统举行 了3次会谈。邓 在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说，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 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 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 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 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 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 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 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 月版，第22～23页 。
第八部分第23节 小平周围(5)
乔冠华夫妇居住的灯市口史家胡同51号，闹中取静，是一座很有文化品味的四合院。这座 四合院，朱 门沉沉，古色古香，正房的回廊上吊着一排红灯笼，院子很大，足有100平米，扫得干干净 净，种着许 多花木，显得恬静雅致。客厅里极其随意地摆满了珍贵的老家具：条案、书橱、 太师椅。漫不经心里 透出大气，完全没有以中式风格布置家居时常见的拘谨和刻意……说起这座院落，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那是1949年，章士钊的家眷自上海迁往北京，暂时没有住处，便借居在东四八条他的老友朱 启钤家里 。1959年周恩来总理
前往探望章士钊时，发现他们住得比较拥挤，连厨房都是与朱 家合用，小女儿章 含之住在过道里。周总理感慨地说：“行老，解放十年了，你还住在 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 为你找幢房子，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了几处房屋请章士钊挑选，他选中了东城区 史家胡同 51号院。章士钊一生清廉，他曾幽默地对周恩来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 ，也无不动产，也 是你们无产阶级哩！”乔冠华与章含之结婚后，搬进了史家胡同51号，他搬进新居后，马上把原来章士钊书房里的 书架摆满 了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
　　想当年鲁迅与章士钊打过笔墨官司，因此章含之开玩笑说：“我父亲的书架上是从来不放 鲁迅的著作 的。现在你一下搬进来这么多，若父亲地下有灵，不知作何感想！”乔冠华笑着说：“老先生是个大度的人，不会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的！”章含之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深情地谈到与乔冠华在史家胡同生活的那些日子，尤其说到那院里 的几棵树 。当乔冠华迁来的时候，保卫部门曾经建议为了保证“部长的安全”而改造大门， 还要砍掉前院两棵 榕树，以便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使部长不必在门外下车。而当年章士 钊是力主保存这院子的一切风 格的。乔冠华与章士钊心灵相通，态度坚决地说：“毁掉这四合院的结构简直是犯罪！共产党的官为什么怕见到群众?这么漂亮的两棵树怎么 可以砍去?! ”
　　因此才使那榕树得以幸存。每逢春季，花枝如龙攀绕屋顶，芬芳如雾弥漫院中，以其特有的 温存回报 它们的主人。还有小跨院里的那棵柿子树，是他们婚后不久栽种的，长成后，有段 枝干横伸至他们卧 室的窗口。奇异的是，在乔冠华遭受人生挫折的时候，那枝上每年秋天必 结一对并蒂柿子。在他们共 同生活的最后5年，年年深秋，窗外枝头上都有一对并蒂柿子朝 他们微笑，他们一直把柿子保存到熟透 了，才分而食之。在乔冠华逝世的第二年，这横伸的 枝干却莫名其妙地折断了，从此再也看不见那对 柿子出现……
　　乔冠华是个极爱自然与空间的人，他对天、地、日、月、树木、花草，都会很动感情。他还 特别喜爱 月亮，尤其是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他如醉如痴。所以，从报房胡同的三楼单元房搬 进史家胡同家那宽 宽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花草树木，乔冠华简直是 欣喜若狂。他只要有一点空 闲，就会在院子里散步，抚摸着一棵棵的树，端详着一朵朵的花 。他喜欢玫瑰和月季。他们在北屋房 前，开出两块土地，种上月季花，西边那一块种了一枝 “山东大白”。那是一种爬藤的大月季，越长 越高，爬满了他们搭的架子。春天来临时，它 开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东大白”正在乔冠华的书房 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围帘，遮住了 书房的玻璃窗，真的很美。
　　从初夏到深秋，夫妇俩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乔冠华统计出，沿院子走一圈是 八 十步。 在银色的月光下，乔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 势，脸上常常有 一丝淡淡的伤感。因此，章含之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 他的心。在他所经历的无 数外交场合，他都是那样亢奋，那样充满激情，那样豪放。围绕他们院子的7棵树木，既有浪漫，又有甜蜜，也有苦涩……
　　在章含之的笔下，演绎了老 梨树、柿子 树的故事。老梨树的故事要从1975年说起。那年春节之后，章含之想换掉院中的一棵桃树，一棵梨树。 桃树是因 为生虫，梨树是因为它结的果又小又硬。她请外交部总务司代买两棵好的树苗来种 上。乔冠华同意夫 人换树，但在换什么树苗问题上，他们俩争辩了好几天，议而不决。他建 议换一棵梧桐，一棵垂柳。 他一生最爱挺拔、高洁的梧桐和娴静温柔的垂柳。而章含之觉得他对这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树的喜爱，反映出他自己性格上具备的不同方面。
　　她却主张 种果树，说垂柳不好，英语中叫它“垂泪的柳树”，不吉利。种果树到了秋天可以 收获果子，那该多 有趣。在这些小事上当然夫人是最后胜利者。不过，后来几年里，她却常 常后悔当初没有按丈夫的意 思种上梧桐和垂柳。如果今天这院中有这两棵他心爱的树，也许 她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那是早春时节。几位工人来帮章含之栽上新的梨树苗。原来的一棵桃树移至东跨院。工人问 她那棵老 梨树往哪里移，她不假思索地说：“那棵破树，结的果又小又硬，根本不能吃，要 它干吗？挖出来不 要了，等干了当劈柴生锅炉用。”于是，老梨树被粗暴地挖了出来，扔在 一边等待晒干后锯开。中午，乔冠华下班回来吃饭。章含之兴冲冲地告诉他换了两棵好梨树：一棵是京白梨，一棵 是改良雪 花梨。吃完饭，夫人拉他到院子里去看新栽的梨树。可是他却一眼先看见了躺在地 上的老梨树，并且 急切地问夫人打算把它栽在哪里？“没用了，干了当劈柴烧。”章含之回答。
　　乔冠华脸上突然蒙上一层怜惜的神情。“不能这样丢掉老朋友啊！”他蹲下去抚摸着老梨树 的树干。 “还能栽活吗？”他抬头问夫人。
　　“也许可以吧。”夫人被他看得有点内疚，迟疑地回答，“上午刚挖出来的。”乔冠华马上站起身，目光在小院里四处寻找，最后落在南屋窗下葡萄架旁的角落。
　　“只好栽在这里了，赶快栽。”他急匆匆地说，同时自己拿过了靠在一旁的铁铲，夫 人找来几个人帮 忙，把老梨树又栽下了。由于晒了一上午，树叶已经开始打焉，乔冠华小心 地抚摸着一片片搭拉下来 的叶子，开玩笑似地对夫人说：“幸亏我回来及时，救了我的老朋友，不然就被你们害死了。你等着，它会报答我的。”章含之虽然因为怕伤丈夫的感情没说什么，但心想老梨树是活不了的。上午挖出来的时 候就没有想再 栽，肯定伤了根。而南房窗下的那个角落又很少见阳光，它如何能活呢？
　　然而，奇迹竟然发生了！大约两个月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那两棵新栽的梨树还只长出零 零 落落的 嫩叶，乔冠华救活的老梨树却已吐出了成百朵小花蕾，密密麻麻地从绿色的新叶中探 出头来冲着乔冠 华微笑。这是从来未有过的景象，老梨树从未开过这许多花！又过了两个星 期左右，梨树迸发出满树 雪一般的花朵，真是美极了！乔冠华欣喜若狂。他简直像个小孩子一般对着这满树梨花手舞足蹈。他硬拉着章含之到老梨 树前面对 它说：“老梨树啊老梨树，咱们是老朋友，对吗？我救了你命，你为我开花。生死之交啊！”
　　他点着夫人的鼻子又说，“老梨树，你可不要再生她气。她年幼无知，想把你烧了，看在我 面上，你 不要生她气，她其实是个好人。”乔冠华叫夫人给他和老梨树照像，硬说老梨树通人性。他说：“这梨树比现在的有些人还懂感情呢！”夫人笑他发痴，不过心里也奇怪这梨树怎么 会出现这 样的奇迹。
　　第二年的春天，梨树又是一身披花。后来的两个春天是想起来都撕心裂肺的岁月。一些人利 用当时复 杂的历史原因，把乔冠华与章含之隔离开来。当夫妇俩重新团聚时，乔冠华告诉夫 人在那两个孤寂的 春天，老梨树忠心耿耿年年为他开花。他说每当他看见这一树梨花时，他 总是特别思念自己的妻子， 想起他们手挽手站在它面前惊叹不已的情景。　　
　　乔冠华最怜惜这棵险些被夫人烧掉的老梨树；他最钟爱的却是另一棵柿子树。柿子树叶大 而宽，树干 笔直，他喜欢那气派。柿子树生命力也最顽强，它身居小跨院，浇水时经常被忘 记，却照样在深秋时 结满红柿。柿子树曾给乔冠华夫妇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它是1974年春天进入他们小跨院的。待它刚刚长出嫩叶时，乔冠华就爱上它了。也许因为他 想栽一棵 梧桐但被夫人否决了，他觉得宽大的柿子树叶减淡了一些他对没有种上梧桐的遗憾 吧。这年秋天，他们两人盼望柿树结果，但失望了。第二年，他们又眼巴巴地盼着柿树开花，没 想到又是 失望。章含之很不高兴，嘟嘟囔囔地说：“真倒霉，这柿子树不结果又有什么意思 ？”
　　乔冠华说：“别着急，再等一年。”对待生活，乔冠华可能比章含之有耐心，有信心，能宽 容。第三年的春天，柿树已是满身柿叶，却仍不见果实。章含之威胁说：“今年再不结果，明年换一棵。”
　　乔冠华也很失望，忽然他想到一位“专家”--他的秘书小王。他兴冲冲地说：“小王是山 西人，一定 懂柿子树。也许柿子树结果晚，这棵还不到年龄；也许柿子树还需要点特殊肥料 ，我明天下班把他带 回来请他看看。”章含之也高兴起来，是啊，怎么没想到小王？山西的柿子树多，他的家乡就有很多。第二天，乔冠华中午下班果真叫上小王一起回家了。小王是个极为朴实憨厚的同志，他虽 然只在部长 身边工作不到两年，但他们之间始终保存着最真挚的友谊。乔冠华把小王带到柿子树下，请他“诊断”。小王以他惯有的一丝不苟的神情，绕着柿子树 转了几圈 ，从下看到上，从上再看到下。那时柿树已长得高过屋檐，他抬头眯眼观察着树梢 。乔冠华夫妇俩在 旁边屏气等候小王的“判决”，像是孩子有疑难病，父母等候医生的诊断 ，连大气都不敢出。
　　突然，内屋里电话铃响起，章含之轻手轻脚进屋去接，好像生怕干扰了小王的观察。小王仔细看了十多分钟，终于很严肃地对乔冠华说：“乔部长，你们这棵树不会结柿 子的。”他的结 论对乔冠华和章含之简直是个大的打击。他们不约而同地问：“为什么？ ”小王很认真地解释说：“柿子树分为公树和母树。母树开花结果，公树是只长叶子不结果的。我看你们栽的这棵树 像是一棵 公树，所以不会结果的。”
　　乔冠华非常失望，没有吭声。章含之说：“真是倒霉，栽了棵光棍树。”吃午饭时，乔冠华请小王喝茅台，并且问他是否能肯定这树是公树。小王历来是个非常谦逊 的人，再 三说他不敢完全肯定，他的意见仅供参考。章含之则说：“算了，你逼人家小王肯 定，吓得他收回去 了。你不信我信。都三个年头了，还不结果，自然是公树。”
　　后来，他们不再讨论柿子树了。可是，夫人发觉丈夫丝毫未减对柿子树的钟爱。他依然 在散步时拐进 小跨院，时常抚摸柿树的叶片，摘去枯叶，捡起地上的落叶。他也经常抬 头望着树梢。夫人知道他是 个感情极深邃的人，即使柿树不结果，他也不会同意换掉的。有一天，乔冠华又踱步进跨院看柿子树。
　　不久，章含之忽然听他兴奋地连声叫自己，她急忙跑过去。他激动得说话都断断续续了，指 着柿树顶 梢处，连连说：“快看，柿子！柿子！结果了！这是母树！”章含之也兴奋起来，拼命按他指的方向寻找，可是怎么也无法从摇曳的树叶中找到柿子。她 问他是否 看错了，他说肯定不会。为了不使他扫兴，夫人说可能太小了，没找到。乔冠华一上班就告诉小王了。小王打电话问章含之，她安慰他说：“不一定真是柿子， 老爷(大家 都爱把乔冠华称作‘乔老爷')可能想柿心切，看花眼了！”过不久，乔冠华又把夫人叫到小院中，这一次她真的看见三个杏子大小的青柿子藏在绿叶之 中。他们 俩高兴极了。乔冠华还把小王拉来，证明他们自己的树是母树。小王虽然“误诊 ”，但也极为兴奋。 这一次，他们俩的茅台喝得比上次多。
　　1976年春天之后，政治生活中的乌云随着“天安门事件”越来越浓重，外交部里的形势错综 复杂，乔 冠华承受的压力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他无心再在小院中闲步，也不再去观察这三个 幼小柿子的成长。 11月初，夫妇俩已深感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自己正陷入一种精心设 计的不公正的安排之中。
　　有一天，一个成熟的柿子终于自己掉落在泥地上，摔成柿酱。章含之望着那只摔烂的柿子 ，心头涌上 一股悲愤的情绪。这红色染在泥土上像她自己的血和泪，她不明白丈夫为他倾心 的事业奋斗了大半辈 子，为什么在晚年会面临这样的坎坷和不平！乔冠华安慰夫人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误解总有一天会弄清楚。他说经受点挫折没有什么关 系，只要 两人在一起，相依为命就可以了。
　　可是后来，就连这“相依为命”也被剥夺了。乔冠华和章含之被强行分离了两年多，两个秋天过去了，到他们重新团聚时，乔冠华已 经做过肺癌手 术，羸弱不堪。他刚从医院回家后，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夫人。其中，他讲了 柿子树。他说他们被分 开后的第二年秋天，他突然发现柿子树的一条树干一直伸到了卧室窗 前，上面挂着一对一般大小的柿 子，两个柿蒂相连在一起。柿子成熟时，那些看守他的人纷 纷去摘柿子吃，冠华只要求把这一对柿子 摘下来给他。他把这一对柿子挂在床前，天天看着 它们，思念着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的夫人。乔冠华给章含之讲这对柿子时，夫人透过他的眼镜片看到了他眼眶中晶莹的泪水。夫人泣不 成声，还 是他安慰她说：“一切都好了，我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从那以后，乔冠华与章含之真正形影不离生活了将近五个年头，一直到1983年9月他溘然 长逝。在这五 个年头中，每年深秋，他们卧室窗外必有那一对并蒂红柿朝着他们两人微笑。 乔冠华也必定要摘下来 挂在床前，一直到熟透，还舍不得吃掉。最后总是夫人说不能再挂了 ，哪天掉在地板上岂不可惜。他 才小心地取下来，与夫人一人一个吃掉。他爱吃柿子，夫人 却不喜欢。但每年这个柿子她是必定要同 他一起吃的。
　　参见章含之：《谁说草木不 通情》，载章含之《风雨情》。
　　1983年5月，乔冠华的病势已十分沉重，但他却丝毫没有病容。生的愿望和信心是那样强烈 。章含之那 时深知他在这世上的时间已很少了，即将到来的诀别天天咬噬着她的心。在一段 治疗结束之后，她坚 持按他愿望接他回家。她知道他那时最需要的不再是医疗，而是在自己 的家里和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一 起，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在他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人世间 时，他带走的依然是温热的家的气息和 依偎在他身边的妻子的全部的爱。回到家里，乔冠华 用坚强的毅力，天天在院内散步。8月间，他们俩 站在还是绿色的并蒂柿前，乔冠华计算着 还要等两个月才能摘下，夫人心里默默地祈祷上苍让她们再 能一起吃这一对柿子。然而，他 终究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1)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乔冠华夫妇十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 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 值为4504亿元，比上年增快119%。其 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 产 值1285亿元，增长46%。同时，全面整顿也是党 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 ”的一场伟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 ”走向灭亡的进程。邓小平主持整顿，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因为毛泽东希望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 。同时
，他又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 实质上是把发展国 民经济放在首位，这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对 经济、科技、文教等部门的 全面整顿，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 ，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 的全面系统的纠正。这一系列的重要整顿深得民心，还 促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加深入地思考“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不仅触怒了“四人帮” ，而且也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够容忍的程度。
　　于是，从1975年8月开始，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泽东对《水浒》一书的评论，发动了一 场所谓“评 《水浒》”的运动，大批“投降派”，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 周恩来、邓小平等中 央领导人。9月，江青在山西昔阳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肆活动，造 谣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 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10月，王洪文向 毛泽东汇报说：“七、八、九3个月，谣言一 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这 时，毛泽东病情加重，他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仅仅 通过毛远新来传递。据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披露：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 判的目的，周 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 人(指的是‘四人帮’)有 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 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 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 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 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 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 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 先念、汪东 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 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 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他要用他生命中的每 一个时刻，同“四人帮”作最 后的斗争。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与乔冠华的谈话可以确定的日期有9月17日等。从9底到11月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 话，感到一 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 指示为纲，其实只剩 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 很恶毒，对于不允许有人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11月2日，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意，是要算账 ，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 分错误”。“总的看法 ，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该校党委 副书记刘冰等4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 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 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 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 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 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 这个批示为起点，全国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 邓小平作了错 误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 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 命”的决议。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 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 魏晋”。由于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对他的批判逐 步升级。
　　于是乔冠华来和章含之所遇到的那一幕，便悄然而至。乔冠华和章含之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到1975年结束了，接下去的是 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 月，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后，章含之参 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在场那位“通天”朋 友突然对她说：“你别打瞌 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章含之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章含之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 告诉章说， 毛主席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 倾翻案风。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 会学习毛主席 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乔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 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 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与日本外相会谈 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 ，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 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 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 习。
　　乔冠华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批评究竟是不是来自毛泽东，却 又不敢顶 撞。于是，从10月27日开始，乔冠华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 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 正在那时，章含之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 室团去外地，她十分放心不下乔冠华。她记得，出发前的晚 上与乔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 发里很久很久。他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章含之对乔冠华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乔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 ，谁 也不 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 不好再去请他出 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乔冠华接着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章含之突然情 绪激愤地说 ：“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章含之认为，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愤引起的，也难怪，由于他们对当时真正的政 治 形势根 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乔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的所谓“对待文化 大革命的错误”以及 黄镇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 部又面临危机。
　　章含之果真被自己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 12月12日 ，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 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 视老家伙！”又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 ！不要动不叫滚蛋！”从毛主席那里回家，他们精神振奋地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 小平同志也 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然而，告状的事终于使章含之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直到许多年过去 ，她也弄不 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他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 道可以战胜邪恶，谁 能料到最后却是他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根据杜修贤的回忆，乔冠华其时也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心中的“不平”，当时他恰巧也在场。 他说，“ 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未在 主席面前谈什么，特 别是外交部的事情。但是一个无防人之心的人，最终却被人害了！整乔 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 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 当不了了。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 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很为 他担心。”“记得在1975年12月，我去主席书房 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 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思重重的， 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 一一
　　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 ‘乔老爷’。可这 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 犯错误了 。’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 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是他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 。主席这 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 主席发话，那些整 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 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 得更加复杂和奇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 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 的，现在只有我同他有点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 。’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 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 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 始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 道是指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 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 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 》，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279页。
　　乔氏夫妇两人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而这性格几乎给他们招致杀身之祸。哲人有云 ：“性格即命 运”。乔冠华和章含之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 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 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
　　多年后，乔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乔 冠华说： “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章含之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 乔冠华动情地说：“ 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1975年刚刚结束，对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1月 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
　　周总理与乔冠华，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含蓄沉 稳。就连乔冠华的夫人 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可谓“君子之交淡 如水”。乔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 间串门聚 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乔冠华夫妇吃狗肉，还要介绍 几位领导干部的夫 人与章含之认识。乔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 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 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章含之办公室，乔 冠华对她说：“不好意思不去了，就我一 个人去，你不要去了！”章含之说：“人家直接 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 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 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 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 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 没有什么好处。以后 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果然到后来，乔冠华处于 逆境，他的 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 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 不好有事 帮忙才找人啊！”乔冠华则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 的是公正，相信党 中央会清楚的。”
　　这里不妨提及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乔氏夫妇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 参加联大二十六 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 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 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 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 奠基人。于是，他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 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洋货”。回到北 京，他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 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他们当时不了解周 总理与乔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默契， 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周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地点就 在人大会 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周总理突然转向乔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 给我送礼？”乔冠华 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 国 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 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 西拿回去。”乔冠华更是糊涂，说他 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开会当中的与此事有关的几人只好承认是他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义，没跟他打招 呼。周总 理听说后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 ，美国来的嘛！不 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然而，在这严肃的背后，周总理与乔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对方。
　　1974年春天，周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又复发了。第 二年秋天，当乔冠华 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 了。乔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 国时，乔冠华同章含之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章含之说： “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乔冠 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 他会懂我的意思。”于是，他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乔冠华说总 理生平最 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准备点总理 和邓小平最喜欢的法国 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夫妇俩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 那时，除 了见外宾，乔冠华等人都见不到总理了。过了些时候，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恰巧陪见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见完外宾后，周 总 理招呼 两人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乔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周总理颇为动情地对 他们说：“你们 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 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 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这时， 章含之看到乔冠华眼中闪动的泪光 ，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 ！”这一次，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周总理和乔冠华 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 中，可以看到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乔冠华沉默了一路 ，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元月8日上午，李先念突然取消了一次由外交部亚洲 司负责的客人会 见。章含之打电话问乔冠华出什么事了。乔冠华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 况不好。”中午，他被中 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乔冠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 诉夫人， 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 当时的卫生部长刘 湘屏(谢富治夫人)。她告诉他，从7日开始，周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 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 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当天下午安排要见乔冠华， 但中午总理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 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 想到 8日清晨，病情急剧恶化，他未能如愿见到乔 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 志。
　　乔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章含之劝慰他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难过。 不过他最后挂念的 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
　　在此之前，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 当面向总理表 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 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 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 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 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乔冠华觉得 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十 分内疚自责。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周总理逝世之后，乔冠华惟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国务院发 了一道道 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 顾，从白天到黑夜 ，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乔冠华在那些日子里，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周总理去世 后的一个 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乔冠华夫妇，说起天安门广场 的情景，都很激动 。乔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夫人章含之和赵稼都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 现要惹麻 烦。
　　“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乔冠华回答很干脆。于是司机老杨开车，章含之和赵稼陪同乔冠华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 日夜长，天 安门广场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 人声鼎沸，许多人打 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有人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 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 。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他们四人就进了广场。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活动。老杨 怕出事， 坚持把他拉回车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早点回家。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乔冠华就心情忧郁。10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 车去天安 门广场。他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 了 花圈。乔冠华夫妇 走上了纪念碑。
　　光天化日之下，乔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 下走时， 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乔冠华，抢先 几步，倒退着自上 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夫人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人们真应该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乔冠华那 勇敢无畏 的气魄。可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周恩来 总理事情的人竞摇 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 乔冠华头上。80代初，黄镇 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
　　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乔冠华置于死地时，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乔冠华为周总理的后事投入了全部感情。1月10日那天，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 火化，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 总理遗体 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 到半夜12点多钟， 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 安详地躺 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嘘唏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 委员会成员把屋子 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 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 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 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 团团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 …乔冠华此时也异常悲恸，他实在太难过了，人们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他扶着总理的灵 柩哭着说 ：“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 这些话哭得更伤心 了。您不能走啊!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眼泪哗哗地往 下流，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 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抱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 惟恐把总理夺走。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 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等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 。乔冠华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 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守 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 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 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 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 张 铺着白布的桌子上，工作人员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 戴上医用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 粉末，小心 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
　　随后乔冠华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章含之一整天没有见到乔冠华。当晚，杜修 贤打电话 给她，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 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 住了。……”
　　当时，章含之确实怕自己的丈夫顶不住了。她后来回忆道，“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 了。我深知冠 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七 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 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 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 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 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 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 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 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 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 ，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 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 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 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 个月，当形势 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 静下 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 月版，203－204页。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3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 灰告别。当 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 员守灵。给外交部的 “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 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 ，按中央 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还对夫人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 ！”1月中 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 一周，坚持在灵堂替 总理守了3天灵。
　　3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 开“反击 右 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 病。最后在 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 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 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 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 样了。” 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1957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 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 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 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 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乔冠华对她 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 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 沾边，不来了。”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 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 谁呢？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2)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 风”在外 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 华还想竭力保护 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 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 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阴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 指责乔冠华 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 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 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 ，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侯势恰恰背道而驰， 但 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 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 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 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 部毕竟不 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 信号。
　　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 锋，以及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 的政府主 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 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 。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 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 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电话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机场。而 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 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 川省的领导与乔冠华、韩念龙 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 机 场迎接领导人。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 安排，而且也并非乔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 ，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乔冠华对 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
　　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闻遐迩的杜甫草堂。而当 时这些历 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乔冠华、韩念龙出面，要求省里关照 为他们开放几个小 时。
　　乔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 答应了大 家要求。乔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5点左右到 达宾馆，因此他关照部下说4点半之 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
　　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他们早上来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于 是，乔冠 华的另一大罪 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 夫 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 指责乔冠华 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
　　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 “中国第 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拍摄所谓“黄色照片”。一时部内 哗然，纷纷好奇地猜 测乔冠华夫妇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 可言。“ 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乔冠华的位置，他们又不能把照片贴在大字报 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 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都是搞垮乔冠华的前奏。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了解实情的杜修贤十分不平，他证实说：“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就和以往 一样，高 兴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 在沙发里，臂膀无 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 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 执行右倾 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 光望着我，好像有 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支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 机点了烟。“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独处，我非常 理解这种 心情，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 边， 说，‘老杜， 老乔昨夜等通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 ， 叫外交部的先走，飞 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 同机也不要紧，关键老乔有许 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 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 ’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听得出来，她在 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 再汇报也 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门第的女儿，自幼个性强，观点鲜 明，清高直爽，不 会攀强附会，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官场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 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 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 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 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 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 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 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 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 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起飞后，大家都默默无声，抓住这个宝贵时间休息一会。我闭了眼睛却睡意全消，章 含之一番 话使我想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 下后，大 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 手里有留影的家伙 ，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 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 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 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 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老乔以为离这位领 导人到达至少还有两个小时，也就带大家去‘ 杜甫草堂’朝拜诗圣了。看得出来，乔冠华只 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 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 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 ，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 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 ，别人睡觉了， 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 是工作 ，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大约一个小时后乔冠华就看表，说要回宾馆等候北京这位领导了。他对我说，老杜，我要 先走了， 你们好好玩，大家也很难放松一次。晚上到我房间里来玩，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我 顿时兴趣高涨，乔老爷说是好东西那一定就是好东西。
　　“‘保密！看见就知道了。’说完拉上想泄密的夫人就走。后来听说领导人走了一条捷径， 乔冠华赶 回宾馆时，他已早到了半小时。这桩事后来成了老乔的一个‘罪状’。“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也在乔冠华房间里玩。我向乔老爷的房间拨了个电话，我还惦 记着好东西 哩。章含之叫我就来。到了乔老爷屋里，韩念龙已经走了。我进门就大手一伸， 要好东西。乔老爷也 不着急，递了支烟给我。我一下明白，大叫道：‘是烟！’
　　“‘哈哈，三句不离本行！万变不离其宗：好个杜三。’
　　“‘你们也是的，自己吸毒不算，还放毒！讨厌不讨厌？’章含之在一边用手当扇，连连直 扇，挤着 鼻子对我们不满地说。
　　“‘杜三有你陪抽烟，我的胆子也壮了。不然一个人抽烟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现 在我们有两杆枪 ，不怕啦。烟是好东西呐。’“直到乔老爷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含之那里仍然能享受自由吸烟的豁免权。其他吸烟的 人就没有 我这个特殊待遇了。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 ‘黄色照片’。又 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 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 杜修贤拉去预谋，就是研究夺外交部大权的事情……’“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 少，何谈 黄色！再说 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我还叫他们挨挨紧，乔老爷直笑 着骂我，说我拿他个 老头开心。这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有何干系 ？写大字 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倒霉上了。
　　“不过乔冠华充满了信心，他可能太书生气了，以为正义在手就可战胜邪恶。殊不知真理往 前一步就 是谬误。有人就利用所谓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谬误。”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281～285页 。乔冠华利用在成都逗留的短暂时间，写下了《再游都江堪》诗：岷江之水峨山来，绕过成都头不回。
　　赖有李冰挥巨斧，平川千里万花开。1976年6月4日其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何如一李冰，稻谷万千筐？1976年6月4日
　　他的作者注是：“1976年6月1日至6日，陪华国锋同志去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会谈时无事 ，同韩念龙 互写打油以消遣。”然而，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 会上江青、 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乔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 战”，责令他回去开 会，做检查。乔冠华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给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 都变了。 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 在外交部干什么了 ？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 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 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 你打内战。”尽管许多人到现在为止，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他们 要以乔冠 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此时，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 居民只得露宿 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中方一时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 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 地上。
　　乔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 使馆人员 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42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
起 的 红丝绒帐篷居住。而 乔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 ：“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 己安全搬 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
　　此时，有两个外国的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柬埔寨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另 一个就是 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 这天晚上，纪登奎 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乔冠华出席作陪。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24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 为震中， 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 后叮嘱礼宾司次日 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
　　乔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夫人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 了它和北京 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 比唐山更严重，必须 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42号宾 馆草坪上召开紧急部党组会议 。
　　章含之不放心，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 乔冠华说 ，党组决定连夜 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 往广州 、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乔冠华 说 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华国锋，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 决定一面通 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 部分外国使、领馆人 员。
　　他说，震情预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 使一个在 华的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第二天凌晨时分，乔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 部几个宿 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 防震事宜，晚上睡 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夫人只好像北 京 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 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 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 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 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章含之催他抓紧时 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乔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 方面如此 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而十分感动。 一切进行得井井有 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乔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夫人说：“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
　　章含之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 ，尤其是 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乔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 如此负责 ，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应该做的吗？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乔冠华的这一片心血竟被歪曲，遭人 指责，成 了他的“严重错误”。
　　不久，家里的保密机子铃声响了，乔冠华接过电话，夫人在旁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 只听他说 ： “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做检讨…… ”章含之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 批评他未 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 “在地震面前惊慌 失措的表现”，“有失国家尊严”。
　　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章含之发问，面对北京24小时内可能发生七 级以上大地 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 ，这才是维护国家尊 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 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 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 、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 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乔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 个别几个人显然 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党组大多数同志认 为把责任推给乔冠华一人是不公 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 告 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 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 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 ，也不应由乔冠华一人承担。
　　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 天，显然 有人给党组成员“吹过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乔冠华 一个人头上。张春 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 、偶然的，要和‘批邓’联 系起来”。
　　过了几天，国务院主要领导华国锋突然来到外交部，名义上仍是外交部长的乔冠 华，事先竟然一无所 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 明摆着，乔冠华是“四人帮”大 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 当乔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 息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国内那些 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已经趁乔冠华在国外把 他挂到了“四人帮 ”的线上去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他后来在赴纽约的飞机写了《悼主席》，表达了这一 心情： 巴黎依旧秋光好，旧客重来心境殊。独立小园寒意重，无言还寝泪如珠。
　　1976年10月1日写于自巴黎至纽约的飞机上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 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 着权 力最 高宝座由谁来坐?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 。也有人对能否 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帅们见时 机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 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斗争最终的局面， 大 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 。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筹码的牺牲品。他在 “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 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乔冠华 赶 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 了5次会议， 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 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 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 美国参加联大会议。据杜修贤观察，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只见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 里休息， 可能刚刚守完灵。杜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杜坐下后感 到从心灵深处流淌 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他一句话：“主席 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
　　杜修贤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 请柬。那 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 动都少不了乔冠华 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他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 告诉他，如果乔冠华这次上 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 大麻烦。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 是躲不了的。追悼会那天，杜修贤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 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 郁--请 柬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这兆头好像不吉利?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谁能想到，这 个报告又出 现了事端!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炮制出来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 都是“按既 定方针办 ”，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 字的人就能咀嚼出 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的倒霉随同这个所谓的 主席临终指示的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有 人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 一无所知。联大报告出来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心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 医学常识 ，送医院及时，控制了心肌梗塞。
　　乔冠华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 何如何的，他去参会，至少可以 表明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政局没有乱。他到联大的发言稿 ，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 “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都在 宣传使用的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 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 ，以便修改。离京前，乔冠华还写了一首诗，诗云：五年来去意轩昂，赖有吾师作主张。今夕灯光何黯淡，岂缘魔怪又猖狂。
　　1976年9月30日乔冠华注曰，“1971年10月25日，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主席指示，对苏已无甚可谈， 应转而对美，每 年联大皆由我去。”对联大的发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0月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按既定方针办” 这句 话。 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所以6日 一粉碎“四人 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说他违抗中央 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 删除“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为“四人帮”上台制造舆论。
　　中国时间10月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 改稿子 ， 把那句话删得干干净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 。等乔冠华归 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 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 他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 “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借口而已，更何况他 已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 稿啊！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 实真相。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 286～289页。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4)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外交 部内已形成 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 人帮’是大事。我个 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 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 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 。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 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 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 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人愿意提出让他解释，也没有人 想 真正了解真相 。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 陈述时，竟都被拒绝了 。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 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 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 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 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接下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伤，据章含之回忆，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 段无比残忍。
　　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 自己的弱 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 意给他，可想而知 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 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 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 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 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八月份的一次 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 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 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 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 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 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 去，免得添麻烦。 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 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 ，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 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 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 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 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 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 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 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 “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 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 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 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 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道，他还和当时的代表团主要领导议论 过这句话不过是套话，不知为何要删掉。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 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冠华在纽 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
　　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那位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 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是“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我们上百 万字的申诉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无结果。这冤情似石沉大海，无人再去为此费心。然而，我却总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1976年10月5日中国 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华的 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 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 联合国大门。
　　夏日的东河之畔阳光灿烂。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联合国大厦，那门前飘扬的会员国国旗，不禁无限 感慨，无限伤感。二十年前，冠华曾在这国际论坛上叱咤风云，如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更难想象的 是一桩奇冤竟也和这幢大厦有牵连！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瑰园，这是冠华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成 片的玫瑰花正在盛开，滔滔的东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远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我仰望苍天 ，我问那蓝天白云，我如今手握着铁证如 山，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 案，验证他晚年无数遍抄录的刘 禹锡诗句：莫道谗言如海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黄沙始到金。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 月第1版，203～204页。
　　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显然，乔冠华在联合国的发言并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 ，这是不 容辩驳的铁的事实。据当时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的吴妙发证实，乔冠华197 6年以团长身份来出席 联大会议，“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也许代表团的人员都不会 忘记，乔团长从国内带来经中央 批准的讲话稿上有一句‘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 们弄不清楚含意，因为当时国内报纸都这样提过， 以为毛主席临终前有什么话似的。但代表 团很快接到国内来电，指示删掉。当晚我们忙了很长时间， 把删掉这句话的讲话稿重新装订 ，第二天乔团长的讲话就没有了这句话。”吴妙发：《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83页。
　　乔冠华的冤案，竟然与“时差”有联系，让人匪夷所思。据悉，乔冠华曾就此与他的好友徐 迟交谈过详见徐迟：《网思想的小鱼》，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6页。
　　诉诸徐迟先生幽默冷峻的笔下是：“我本人也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一点点 疑惑的。在‘四人帮’当 权的时候，他还在当外交部长。谁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但当时，毛泽东是主席，周恩来是 总理，当然是他们让他当外长的，他又不是不称职的。然 而在两位老人家都过世以后，就不大好说了 。”“因此，在他终于退职以后，有一天我去到 他家里，曾当面问讯过他自己，问的就是在粉碎‘四 人帮’那一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 会之后，到国内来，随即就被撤了职，此后也就不再起用他了 。这究竟为什么，是怎么一回 事？如果出了问题，那出在哪里呢？我这样直率地问讯了他。我们是半 个世纪的老友，不过 在他任外长时往来较少，直到他赋闲后，又恢复了旧情。”“这个乐观而又豪爽 的外交家， 听了我的发问后，大笑起来，说事情已过去了好几年了，何必旧事重提它们呢？我说，不 然 ，连我都心中有点疑惑，你还不给我澄清澄清？好歹总得让我放下我心头的负担。我们只是 谈谈心 ，你给我指点迷津，就是画龙点睛式的，点到了也行，给我说说明白啦！”于是，就 有了下面意味深 长的对话：乔冠华想了一想，又大笑地说道：
　　“有一个小故事，是很有趣的，我就给你说这个故事。就是在我最后一次出席那个联合国的 大会上， 我是要作一个重要发言的。重要是因为国内已经发生了人事变动，人们都在关心中 国局势的变化。当 我准备讲稿之时，北京来了电报，告诉我这次讲稿中应该保持‘按既定 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好了 ，既然有指示，照办就是了。不料，在联大会议之前，我又接 到一个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一个 新的决策，就是又要把‘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 字样删掉。好了，又有了指示了，照办就是。因 此，在联大的大会上，我没有说这七个字， 就是说，删掉了这七个字。哪知开完了大会，回到大使馆 ，我得知，国内已经因为我在这次 联大的发言中‘说’了这七个字，在批判我了。批判我的罪状自然 是很多的，其中却有一条 是我‘说’了其实我没有说的七个字。”他说，“这一来，我一下子心中有数了。我查阅北京发电报的时间后，就豁然开朗，我了 解了一个有 趣的关键。”“有趣在于第二个电报是发出于联大会议开会前很短的时间里。发电报的人以为我是不可能 收到这一 个指示的。所以电报虽然是故意的，有意地发出得很晚，算准了我将收不到这个电 报。他们以为我没 收到这电报，就会说出这七个字，如果我说出了，他们就能让我犯下这个 错误了。他们不知道北京与 华盛顿之间是有一个所谓‘时差’的东西的。因为有‘时差’ ，结果我是收到这个电报了。他们是土 老儿，不知道东半球西半球，这两个半球之间，是有 ‘时差'这么个东西的，这回‘时差'帮了我的忙 ！我没有吃亏，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不过， 回想起来，不免有点儿不寒而栗。”
　　这里就“时差”问题，还可以援引《耿飚回忆录》的有关说法，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 耿飚后来 曾说过，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 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 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 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 ，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 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 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 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 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 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 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 已去联合国，10月4日 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 既定方针办 ’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 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 发言稿中 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 ‘按既定方针办’ 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 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
　　4 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 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 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 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 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 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 ，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 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 ，都说成是按毛主席 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 帮’搞这 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主席对他们有‘临终 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尚方宝剑，今后 他们不论 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 非为，阻挠他们实 施阴谋，他们还可用这把‘尚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毛主席的 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 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同时，我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 这一段时间内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地 宣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背景 和用意，就更加清楚了。” 《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87～289页。
　　1976年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特?楚龙巴特尔，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 事宜，这是 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几天后，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决定免 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 务。乔冠华的外交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第九部分第25节 不平晚年(1)
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夫人章含之被隔离 开来，他 被软禁在家里，而章含之则被关在外交部，两人不能见面长达785天。在这 期间，乔冠华多次写信、打 电话，找以前他几乎天天见面的领导人，想诉说心中的委屈，可 没有人听他的陈述，乔冠华心中是多 么的郁闷！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百万字的陈述和 申诉，全部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事后，乔氏夫妇辗转反侧，仔细分析，认为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乔冠华必然会被打倒。据 章含之透 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 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 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 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 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 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 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 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 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 乔冠华 ，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
　　冠华终于垮了！他 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 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 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 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 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 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 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 亲笔写的条 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 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 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 。
　　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 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 ，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 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 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 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 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 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 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 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 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 享胜利的欢 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 ‘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己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 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 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 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一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 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 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的9 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 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 间，难以摆脱。……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 299页。
　　1977年3月，乔冠华的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稍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1978年1 月22日， 乔冠华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诗曰：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不久，乔冠华患了肺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关进牢房，幸亏被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阻止 了。同年8 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外交部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 医疗待遇”，又是邓 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在乔冠华受审查期间，大约是1977年夏秋之间，北京派人来到乔冠华家乡江苏建湖县，声称 是搞“乔 冠华专案”的，调查他的“罪行”。来人在村子里住了几天，开座谈会，他们找了 乔冠华的大嫂吴氏 ，还找了其他人，称乔冠华是“反革命分子”，家乡的人根本不信。吴氏 大嫂说：我公公乔守恒，一 生清白。我丈夫乔冠军，早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盐城集仙堂 小学做教师，办过革命刊物，已经病 逝。我两个儿子，大的乔宗明参加抗美援朝，是志愿军 侦察兵，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小儿子乔宗连是 国家干部，在盐城纺织厂当科长，两个女儿都 在农村种田。我二弟乔冠辈，思想进步，长期从事教育 工作。乔冠华是老三，很早就参加革 命了。还有个老四(即乔冠华异母弟弟)，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后 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休养。 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哪来的反革命？左邻右舍的人，都证实吴氏大嫂说的 全是事实。来人 没有捞到什么“油水”。
　　1975年秋天，乔冠华陪外宾到扬州，本想顺道回故乡看看， 无奈公 务缠身走不开，正巧外交部有个年轻的女翻译朱一冷是盐城人，请假回家探望父母，乔冠华 便 嘱咐她多拍一些家乡新貌的照片，带回去给他看看。这位女同志自己未顾上拍照，便将此 事托付给盐 城地区报道组组长，这位组长找人去乔冠华家乡东乔庄和他读过书的盐城拍了十 几张照片，附了个文 字说明寄去。这本来是乔冠华思念家乡之举，是很平常的事。谁料 到现在，竟也成了乔冠华的“问题 ”，有人专门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这恐怕是乔冠华始料 未及的。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 版第1版，第278页。
　　1979年2月17日，乔冠华作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从医院里把他接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 日夜夜的 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其时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乔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章含之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 ，但毕竟 历尽劫难，他们又在一起了。这时，章含之将主要精力扑在丈夫身上。曾经有人问 章含之：“由于和乔冠华的结合，你是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照顾乔冠华上。”章含之回答：“没有，因为当时乔冠华也很忙，他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照顾他的。再说我也 没多少时 间去照顾他，我后来在亚洲司当副司长主管南亚事务，我同时还兼一些重要的高级 会谈的翻译，所以 我也挺忙的。真正需要我照顾的是他后来赋闲以后，又得了癌症，那个时 候他就非常依赖我了。”这一年，他们院子的梨树“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他们的团聚。章含之那时心中不觉暗自 产生了一 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梨树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冠华的安危。怀着 这种念头，每年春天， 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绣，象征乔冠华这一年吉 祥如意。此后，章含之记得， “1983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 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 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 都不禁抽泣，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 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 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我无 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 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伺倭着 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 的一些花蕾无精打彩地挂在零乱的树梢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 来心里神秘的联 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连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 里积压 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 在 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2～253页。
　　乔冠华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他再次出院回家疗养。 此 时，外 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 了，撤销当时所 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令人啼笑皆非。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 冠华对此 泰然处之。他曾仿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一诗，改写了一首述怀诗：百亩园中尽是苔，艾萧未尽兰花开。边缘战士今何在？前度乔郎今又来。乔冠华的老友苏州李颢，得知乔冠华出院，特地派次子来北京探望乔冠华。乔冠华很高兴， 临行前 (1980年8月21日)，乔冠华特地写了一首《怀李颢》的诗，并写成 条幅，让李颢儿子带回去。诗云： 长忆寒山寺，江枫映火明。何时一杯酒，促膝话生平。
　　乔冠华1980年8月21日李颢说：“这首诗是我们终生友谊的象征。”这么多年来，李颢教授一直珍藏着这首诗。
　　梁奎峰：《人间自有真情在--乔冠华与李颢》，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 社1994年3月版，第 245～246页。这年冬天，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的老友崔奇去看乔冠华，见他玻璃台板底下压着“新 年开笔， 大吉大利”八个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呀？”乔冠华说：“我现在已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 开笔’是 指写回忆录，不过到今天一个字也未写成。还有一件事，就是把过去写的文章编 集出书。”过了一些日子，崔奇接到乔冠华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因感冒又去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大前天星期日下午回来的，如有空，希近日来舍下小坐。 ”崔奇应约去了乔冠华府上。除了闲谈，乔冠华谈到编书和写回忆录的事，希望他协助。崔奇 说：“编 书很简单，我可以替你把过去的文章通读一遍，做一番校勘工作，文字上需要改动 的地方，我同你商 量一下就是了。”关于写回忆录，崔奇建议：“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宜伏案疾书，日试万言，最好你来口述，我可请一位新闻系研究生来 采访和记 录，整理出来你再加工修改。还有一个办法，你自己回忆起哪一件事，就对着录音 机自言自语，或请 含之同志陪着你谈，旁边放着录音机，先记录下来再整理。”
　　乔冠华很赞成后一种办法，希望崔奇能抽空到他家去，同他对谈，并帮他回忆一些往事，崔 奇欣然答 允了。乔冠华在抓紧时间整理旧作的同时，已经在构思他的《外交回忆录》。他对崔奇说：“我写 这部外交 回忆录，不想靠档案，也不需要调档案，只想把自己亲眼 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 下来，而且，有些材料档案里也没有。过去常有 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 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 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档案。再说，我 的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 个人宣传，也不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 毛主席、周总理、中 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了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 估计作出怎 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主要地是写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 ， 也就是要写出新中国外交的新风貌。为此，不仅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 价的问 题，从而使这部外交回忆录能够为后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比 较丰富的思想资 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是靠调档案可以解决的。”乔冠华具体介绍了如何写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的想 法，他说 ：“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极其丰富生动的内容的，它体现于我国的全部外交实 践活动之中”。接 着，他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他激情澎湃地说：--我要写新中国外交那种不怕武力威胁，不畏强权政治，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那种“ 独有英雄驱 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谁想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的顶 天立地的气概。--我要写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打出一张外交的牌就可影响世界，调动 全局的那种雄才大 略。--我要写毛主席在两强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在诸大国之间，如何纵横捭阖，作 出既维护我国的安 全和独立，又有利于我国国力的壮大和走向繁荣富强的英明决策。--我要写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如 “战略上藐 视，战术上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 不为天下先”，“以 斗争求团结”，“区别对待”，以及团结大多数和统一战线思想等等， 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中，得 到怎样有声有色地运用和发展。--我还要写毛主席、周恩来关于“凡文事必有武备”，“弱国无外交”的思想，关于国家 的实力是外 交的后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为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关于军 事斗争、外交斗争以 及宣传工作互相配合和统一指挥，等等。
　　最后，乔冠华概括说：“总之，要说明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 一是维护 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走向繁荣富强的 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对《外交回忆录》的写法，乔冠华也有打算，他说：“我的外交回忆录和官方外交史不同， 外交回忆 录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提到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 包括对外交工作作 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我是以个人身份来写外交回忆录的 ，所以我对亲身经历的国际 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 从杜勒斯到基辛格，从莫洛托夫到马 利克，都要作出我个人的评论。”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着重强调，当然也不是只写战略和策略思 想，也要写具体活动，包括 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周总理有一句名言：“外事无小事”。有时候，我们 的政策思想就表现 在一字一词的争执上，表现在一言一行的不同处理上。从乔冠华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知道，对于怎样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些设想，他已考虑得相当周 到了。最 后他还说要在全书的扉页上从《楚辞》中抄一段话作为题辞，崔奇建议说那就用鲁 迅所集的“望崦嵫 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这两句吧。他表示同意，说“是要抓紧时间啊” 。
　　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 回忆录》的录音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 ，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 能实现。 崔奇：《忆乔冠华二三事》，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 250页。
　　其时，乔冠华夫妇劫后余生，过着赋闲的生活。他过去的老朋友、老战友并不嫌弃，纷纷送 来人间温 暖，溶解了他们心头的冷霜。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李颢、崔奇之外，徐迟来了，冯 亦代来了，夏衍来 了，黄苗子、郁风夫妇来了，吴祖光来了，李慎之来了……李慎之友是乔冠华的旧交。这两位在50年代惺惺惜惺惺的才子，曾经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 历，他们 一起臧否人物，评点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后来，李慎之被错划为“右派”……80 年代乔冠华落魄后 ，门庭冷落，但李慎之却常去看他。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 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 。50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 ，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 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 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把一生交给党 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 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 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著名作家徐迟与乔冠华同庚，他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同样百般推崇乔冠华。他在题为《 祭于潮》 的一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 我们的接触反而不 能如以前那样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联合国之前的别宴上，听到他咏螃蟹的 诗句：‘一去成功湖，此物 最相思’，为之莞尔。在开城板门店，也曾见了一面，感到他对 于敌方真能针锋相对，游刃有余。以 后，却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再见面了。但他的风韵， 他的文采，还能从新闻电讯中，甚至从外交文 件中，隐约窥见。此后之事，众所周知，无需 赘述。但时常看到他身负重任，尚能称职，还是欣慰莫 名的。只能笑语自慰，他是在跟基辛 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马利克、葛罗米柯这等人 物打交道，吾辈可是不容易 见到他了。就这样阔别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讯了。”“有趣的是 人生诚如螺旋。到 了他的晚年，我们又能见面叙旧，说些老话了。他仍然警语甚多，妙趣横生。虽然 他重病在 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风貌不减当年，并未形容枯槁，他还可以息影书斋，闭户读书。惜乎 天不假年，满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评……”徐迟：《网思想的小鱼》，湖北 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页。
　　据章含之撰写怀念徐迟的文章披露：“记得是有一年的深秋，冠华接到徐迟的电话，说他在 北京，想 来看我们。冠华很高兴，请他来共进晚餐。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诗人、冠华 的老友徐迟。那时 候他很健康，步履轻松，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小很多。他高高的身材， 很潇洒，很有风度，也很健 谈。晚饭时，冠华嘱我温了绍兴加饭酒与徐迟对饮。他们谈了很 久，两个人看上去都神采飞扬，似乎 又回到了他们谈得最多的30年代在香港的种种往事。” “后来，我问冠华为什么过去徐迟没有来过。 冠华颇为感慨地说大概那时候他官大，门槛高 ，这些老朋友就都敬而远之了。他不无遗憾地说他那时 一年到头忙，也很少想到和老友重聚 。由此，我想到亦代、李颢和其他一些冠华的老朋友。在我们的 门口车水马龙的年代，史家 胡同五十一号的院子里从未见到过他们的身影。而如今，这院子门可罗雀 ，他们却纷纷来到 了冠华的身边，给他那寂寞的赋闲生活带来了许多友情和乐趣……”以后，“冠华 同徐迟时 有往来。徐迟把他的书寄给冠华，冠华都认真地注上收到的日期。再后来，冠华离开人世， 徐迟写信来，开始是要我节哀，后来他的信却都是鼓励我写作。我那时很没有信心，我说我 的文字功 底太差，怕写不好。徐迟那时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却‘盲目’地相信我能写好 。我感觉到他并非 是一般性地鼓励我。徐迟是个极认真的人，他以满腔热情推动着我去握起 笔。那时，我请他考虑是否 可以由他写一部《乔冠华传》，我当他的助手，他却说这传记是 一定要写的，而且一定是一本‘好得 不得了’的传记。不过，徐迟说，这传记一定应当由我 执笔，他帮助我。为这事，徐迟不厌其烦地一 而再地想推动我开始去着手准备。可惜我畏惧 困难，始终没有开始。……” 章含之：《祭徐迟》，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第401～402页。
　　在这突如其来的逆境中，乔冠华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所谓“衣带渐宽 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此时的乔冠华的真实写照。
　　80年代初期，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 其中一位 问乔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 仰动摇吗？”乔冠 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 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16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 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 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 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 ，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30页。
　　乔冠华还抄了一首《诉衷情》词，送给这位年轻朋友作纪念，词曰：先烈忠贞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祖国红遍，江山靠谁守？虽未终，鬓已秋，长驱倦。你我后辈，忍将夙志，付与东流？
第九部分第25节 不平晚年(2)
此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三十年代在香港、四十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 评论翻出 来，分门别类，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国际述 评集》，这工作断 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这方面形成成果，现已正式出版的有：《国际评论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从慕尼 黑到敦刻 尔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3月 出版；新版《争民主的 浪潮》，四川出版社1985年出版；《乔冠华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1月出版。除此之外，乔冠 华
与章含之联名、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一书，其中除了收录乔 冠华整理的《诗草三十五首》外，还收集了他在 四十年代所写的文艺评论。特别是他的那篇《方生未 死之间》，当初曾在重庆和延安引起过 争论。而这些今天读来仍不乏魅力和新鲜感的文章的重新问世，还是申健同志出的主意。章含之说 过： “1980年春天，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杨润时等同志多次来访，希望冠华能把他在19 42-1945年期间 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国际述评收集成册出版，对于这个建议，冠华 起初是犹豫不决的。他对 我说这些文章是他在将近40年前写的，评论的主要内容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战局。从那时到现在，国 际形势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他的文章现在重新发表 恐怕太过时了。另外，他说他也无意用这些 40年前的文章来宣扬自己。
　　也许在一些人眼里， 冠华是傲岸自负的，但在我与他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后 ，我发觉，他在心灵深处是个谦逊的人 。他一生作出过多少贡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却在 很多情况下都不愿强调、宣扬 他个人的作用。在考虑是否同意再版他自己40年前所写的文章时，冠华 采取的是十分严肃、 认真、谦虚的态度。”“后来，一次偶然的交谈促使冠华决定同意重版这些文章 。那是1980 年夏天，冠华因感冒住院，我每天去陪伴他。有一天下午，细雨蒙蒙，我陪冠华在病房外 宽 大的廊子上散步，遇到了申健同志。闲谈之中，申健同志提到了冠华的这些国际述评，并作 了同样 的建议，希望他把文章收集成册重新发表。抗战期间申健同志在重庆从事重要的地下 工作，战斗在敌 人的心脏。他对冠华说，当时他们整天与敌人周旋，渴望经常能看到我们党 的机关报--《新华日报》 。
　　他非常爱读冠华写的国际述评。每当他们得到伪装在香烟盒中 的剪报时，都认真阅读，从中了解党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这次偶然的谈话后，冠华对我说， 申健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国际形势的发展和 变化是有连续性的，这些文章可能有助于今天 的青年人了解过去。”“一旦冠华决定从事这项工作后 ，他就像以往几十年对待每一项具体 工作那样，认真地、一丝不苟地亲自一字一句地开始校对文章复 印稿。那几年中，冠华一直 强烈地渴望工作。他是个离不开工作的人，我深深地感到不能工作是他最 大的痛苦。”“因 此，校阅这些旧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和安慰。有时整整一个上午他都不歇。我 怕他劳累 ，劝他休息一下，他往往兴奋地拉我坐在身旁，把某篇文章的一段读给我听。他说40年了， 他自己已把这些述评内容淡忘了，这次重读，竟难以相信，当初他能写得如此大胆、有气魄 。他说那 时写文章条条杠杠少，总理把党的方针原则指明了，他可以放手去发挥自己对形势 的剖析和展望。冠 华感慨地说，我那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代啊！”《乔冠华文集》，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90～1193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和帮助下，乔冠华的《国际述评集 》 出版了 。乔冠华的这本书里收集起来的文章，是他从1943年到1946年3月，用“于怀”的笔 名在重庆《新华日 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当时的国际述评每两周出一次，在上述3年3个 月的时间内，除1944年4月至8 月因病请假，由夏衍同志(用余伯约的笔名)外，都是由他本 人执笔的。在乔冠华校阅完他的《新华日报》国际述评后，他已经形成了重版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所写 的其他国际评论的念头。他对章含之说，他参加革命后的头10年是个新闻工作者，也可说是个党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 。他从 1939年起就先后为香港的《华商报》、《时事晚报》和《世界知识》杂志写国际评论 ；那是国际风云 突变、充满惊涛骇浪的时代，他每天都觉得有写不完的话。现在重版了1942 -1945年期间的国际述评( 即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评论集》)，他感到应当把1939-1942 年期间他在香港写的文章也收集起来 ，3个阶段，3本集子，概括了整个第二次大战时期， 可以给有兴趣研究国际问题的读者一个全貌。
　　正当乔冠华准备整理他的早期国际评论时，他的癌症不幸复发了，他住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 和化学治 疗。这些治疗对他体力的消耗和损害极其严重。然而，他是个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和惊人毅力的人， 他竟然就在这段倍受病痛折磨的时期中，还夜以继日地亲自编辑他在40年 代为《世界知识》杂志所写 的国际评论，后来这些文章编入第二本集子《从慕尼黑到敦刻尔 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 展和演变》。
　　《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的编定工作异常顺利。乔冠华为此很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李连 庆及责任 编辑杨学纯。因为进展很快，所以1983年7月，他逝世前两个月，他 才有可能向他的夫人口授了他为这 本册子所写的序言，因为那时他已无力自己动笔。乔冠华在他逝世前的10天左右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与杨学纯认真探 讨最后几个问题。在他逝世后，老杨 对章含之说他万没想到，那次医院谈话时，乔冠华已到 生命的最后时刻。而只要一谈起文章，他是那 样神采飞扬，老杨以为他只是伤风感冒来住 几日医院。当时的情景，至今想起，令人心痛，令人钦仰 ！对于赋闲，乔冠华坦然处之，他克服病魔的折磨，埋头书案。对乔冠华这一时期的诗作的整 理工作， 章含之在《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的自序在中叙述道：“冠华的诗稿是他在癌症复发前的1981年时自己亲自整理的。他几乎为每一首诗都写了注解 ，说明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自己的心情。冠华总是戏称自己只写‘打油诗’，但这些随手 拾来的‘打油诗’ 却字字行行透露了他那对事业、对祖国的忠贞和他对朋友的友情。他的很 多诗都是在去参加联合国大 会的越洋飞机上写的。这显示了他每次去纽约，心情都是不平静 的。他有着强烈的迎接挑战的渴望， 他热切地期盼为祖国争得荣誉和威望。我陪他多次乘法 航飞机跨越大西洋赴纽约时，他心情常常很激 动，也难以入睡。每当这种时刻，他就会随手 拿起头等舱的菜单，在背后写起诗来。现在我奉献给读 者的冠华写的有关联大的诗句差不多 都是写在菜单背面的。《过大西洋》这一首是冠华率领第一个中 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11日 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时在飞机上写的。那次行前，毛主席接见代表团主要 成员时说：‘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冠华在越洋飞机上据此写了这首短诗。又如《联大三年》表现 了他热望 挑战的心情。1973年，他去纽约时原以为这一年国际上没有什么大事，他觉得此次出席联大 只是例行公事，因此，他在诗说‘今年来此意颇懒’，没有料到出现中东战事，于是他又心 潮澎湃、 意气昂扬了，他说：‘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 未灭心未平，青眼 高歌望尔曹。’
　　“前不久，有一位西方朋友问我：‘很多人不明白，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领导干 部中惟一 接受过系统西方高等教育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为什么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看不出 他受到的西方影响 ，而他总是对西方世界持极为尖锐的批判态度？’我说：‘除了当时客观 的时代背景外，恐怕这是因 为乔冠华参加革命是从理性的理论研究开始的。他从16岁进入 清华即研究哲学，到德国后继续研究。 他从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的思想家、哲学家之后 得出自己的信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他信奉的真 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 而且必然要灭亡，从而，他从德国回来后于1939年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不论现在人们怎样看 这个问题，对于冠华来说，这是他毕生的信仰，他是不会轻易改变 的。’我想也许今天发表 冠华的这些诗，人们也会对他的那种信仰提出疑问，但冠华生活在他的时代 ，我尊重他的信 仰。“冠华诗句中另一种浓浓的感情是他对同志的真挚友情。他写这些诗句时是满怀激情的。其 中他最动 情的是他怀念陈毅同志的那首《怀人》：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如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读者从冠华自己写的注解中可以体会到他对陈老总的那一份深情。“此外，这里收集的还有《送陈楚》、《访法》、《狗腿》等，都是他敞开胸怀，对待友情 的写真。
　　“《开怀》这首小小的四行诗句中道出了冠华对自己祖国的忠贞热爱：“三日飞行今始安，开怀畅饮过云南。纵然一阵狂风起，死在中原心也甘。”“他身负重任，人在国外，却心向祖国。当飞机进入中国国境时，我不止一次地见到他那欣 喜欲狂的 神情。每当此时，他都要拿出茅台，痛饮一杯。“然而，写诗也险些给冠华招来杀身之祸。他的《鸡虫斗》分明是在听到江青一伙内部争权 夺利后愤 然而作，后来却被人诬蔑为他把对‘四人帮’的斗争说成是‘鸡虫斗’。他于1976 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 出席联大会议时写的《悼主席》和《离京有感》中表达的对毛主席逝世 的哀悼和担心国家命运的忧虑 、被人去掉《悼主席》的题目而说成是为‘四人帮’被打倒而 唱的哀歌。这种‘文字狱’曾经给冠华 带来极大的伤害，颠倒黑白的人可以昧着天良肆意歪 曲事实，而冠华连自我辩解的权利都被剥夺！后 来，他愤然对我说：‘从今以后再不写打油 诗！’……” 乔冠华、章含之：《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页。
　　除了整理书稿、诗作之外，乔冠华还博览群书，天下风云尽收眼底，天文地理，古今中外， 诸子百家 ，诗词歌赋，无不涉猎，他早先研究过文艺理论和文化思 想问题，写过这方面的论文。虽然在病中， 乔冠华还在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钱锤书 的《管锥编》。他对他的在清华的老同学钱锤书十分 敬佩，对钱先生的才气交口称誉。他不 止一次对李慎之说过：“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 忘，真是photographic mem ory。”乔冠华说，如果天假以年，他仍有志于研究中外哲学和文化史。他待人接物是严肃认真的， 但又不那 么生硬和僵化。他有慷慨激昂，放言高论之时，绝无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之态。他 举止潇洒，言谈幽 默，还有他那特有的爽朗的笑声，似乎把周围的空气都电离化了，产生大 量清新的负离子，使人振奋 。许多年轻一辈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同乔冠 华同志一起写文章，一起讨论问题， 一起散步聊天，不仅获益匪浅，而且是生活中的一件乐 事。
第九部分第25节 不平晚年(3)
1982年初，乔冠华肺部癌症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 的生命最多 只能维持3到6个月，医院也已发出病危通知。但是爱情创造了奇迹，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得 到控制。 月底，他便出院了。这年12月27日，他为自己的国际述评集写了一千多字的《自序 》，交外交部所属 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本集子直到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 未能亲眼看到。与此同时， 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 了大量的注释，计得
诗35首，自己留 作纪念。他还口述了自传(部分)，由夫人章含之录音 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章含之曾就这时的情形在《忆冠华》一文中追叙道：记得是1982年2月，春节刚过。那天早晨冠华正兴高采烈地与两位来访的老 友在书房里畅谈，我接到了 北京医院门诊王大夫的电话。她告诉我冠华头一天所照的肺部X光片子中有癌症复发的迹象，要我立即 送他住院。我猛地觉得周身血液冲进脑子，浑身突然一点力气没有了，耳朵里轰轰地响。挂上话筒，我 扶着暖气架挣扎到长沙发前，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沙发里，腹部突发痉孪性剧痛，有好几分钟不知周围 发生了什么。冠华开书房门出来，见我脸色苍白，倒在沙发里，他吓坏了。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应当由 我来承受一切痛苦。我勉强坐起来，不过有点头晕。冠华问谁来的电话？我尽量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说 王大夫让他住院检查一下身体。一周的住院检查证实，病情极为严重。吴院长、钱主任以及其他会诊的 专家找我去谈话，从病房到办公室不过十多米，我却感到那样步履艰难。吴院长和钱主任都是冠华的老 朋友，他们心情沉重地向我如实介绍了冠华危险的病情--癌症同时在两处复发，颈部的肿块经穿刺化验 证明是属原肺部癌细胞同一类型的癌病变，而左肺的肿块也明显是癌变 。
　　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样挺过来的，只记得出了办公室我躲在走廊里不敢出声地大哭了一场。可是踏进病 房时我还不仅要擦干泪水，还要强作笑容不让冠华察觉我哭过。陪冠华三次住院的前后两年中，这种谈 话是我最大的痛苦。每当护士假说叫我听电话，出了病房告诉我是钱主 任找我谈话时，我都会浑身一 阵颤抖。我明知医生的警告都是科学的，但我却顽固地拒不相信 冠华生命之火有一天会熄灭。记得我 为此同钱主任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冲突”。那也是1982年初。老钱找我谈治疗方案，最后他好意地劝我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因为病势来得猛、发 展快(冠华颈部的癌变已从咽喉部穿破，多次咯血)。突然间，不知是一股什么强大力量使我从心底里呼 喊：‘不，老乔不会死！’我竟不顾一切科学的诊断，对老钱说 ：‘我不信老乔的病好不了！’我说如果医疗上认为没有什么办法，我相信我对他的感情可以拉住他的生 命。老钱同情地摇头，可是我却滔滔不绝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我看过一个真实的记述：丈夫得了不治 之症，医生们都已断言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妻子却拒不相信医生们的话。她赶走了所有的医生和护 士，谢绝一切来访者，关起大门从早到晚陪伴丈夫，精心地护理他 、照料他，用自己全部的感情抚爱 着濒临死亡的丈夫。奇迹发生了！三个月后，丈夫竟重新站立起来。他们向所有的朋友发出邀请，朋友 们都以为是来作最后诀别的，但使他们目瞪口呆的却是看到主人夫妇二人并肩站在门口迎客。讲完故事 后，我对老钱说：“老乔和我也会创造奇迹的，‘作最坏的准备’只是一句话的后一半，前一半是‘希 望最好的结果’，我无论如何不会让老乔死的。”钱主任无可奈何地耐心听完我的故事，安慰我说治一 段再看看情况吧。从那天起，我决心用我全身心的爱去帮助冠华创造与癌症作斗争的奇迹。冠华是个极为乐观豁达的人， 他从来都要求医生把实情告诉他，因此他心里很清楚病情的危险程度。然而他蔑视癌症的威胁，对我说 他完全相信他会好的，他说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会死，他说他知道我们不可分离，为了我，他也 要活下去！通常情况下，患癌症的病人和家属面对死亡的威胁，病房中的气氛总是十分压抑，但时在北京医院北楼 115室却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眼泪和叹息，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悲感，这里充满了生的希望，也充满了 爱的温暖。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冠华身边。我从家里搬来他日常看的书，他常用的纸和笔，也搬来 了冰箱、电视机、录音机……那本来宽敞的20多平方的病房一下子变成了摆得满满的我们临时的家。每 天早上我在病房简单的煤气灶上为他做五六道不同的早餐。然后是医生查房、治疗。冠华接受的是放射 治疗，每天都由我推车送他去治疗室。医生说室内总会有残存射线，我可以留在外面，由护士推他进去 ，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冠华多么希望我亲自推他进去，扶他在治疗床上躺下。吃一点残留的射线算 得了什么？整整半年时间，每次治疗都由我送冠华进去，又推他回病房。下午除了会客外，我总陪他听 音乐、说笑、看书，为他记录信件，为他准备下午的点心。晚饭后我推着车陪他在幽静的院子里散步， 一圈又一圈。我们谈论到高兴处，冠华习惯地昂头哈哈大笑。谁也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一个癌症晚期病人 的欢笑！也许，死神在118病房门口窥探过，但终于被冠华的坚 强毅力和我们深沉的爱征服了。
　　7个月后，我们小小的奇迹出现了！经过刘明远大夫的精心治疗，冠华颈部的癌变明显地缩小了，肺部的癌变也被基本控制住。9月底，他竟可以出院回家了。我真是欣喜若狂！出院前买了 鲜花放在他书桌上。冠华回到阔别半年的家里，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我也禁不住哭了，但一边哭却又 一边笑，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当初进院时连医生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我说：“我们胜利了！ 你又回家了！”他说：“我从未想到过死！我知道我会好的！”我心里想，这一切多么像我对钱主任讲 的故事啊！爱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种精 神的力量和科学的治疗结合起来，完全可以产生实实在在 的结果。出院时，我才知道当2月份冠华住进医院时，医生们曾担心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6个月。许 多冠华的老友在他住院 期间去探望他都带着诀别的哀伤，在听到他出院的消息时也都难以置信。他们 私下告诉我，他们去看望冠华时都听说医院已打了病危报告，没想到他竟出院回家了，而且还和他当年 驰骋在外交战线时一样豪爽、一样乐观、一样欢笑。人们问我冠华是如何克服这可怕的癌症的，我不假 思索地说：“医生精心的治疗、他自己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和我对他真挚的爱。”为了庆祝冠华出院，83年的元旦，我们在家里请冠华的一些最老的朋友吃饭。夏老(夏衍)来了，亦代、 安娜来了，苗子、郁风来了，我们特别高兴的是行动不便的凤霞大姐也同祖光一起来了。那天老友相聚 ，冠华特别兴奋，我也破例让他喝了茅台，记得朋友们散去后,我正忙于收拾杯盘，冠华叫我坐在他身 边对我说：“我知道这次住院好多人以为我活不成了 ，可是我偏要活！就是苦了你，我知道你把我的 生命看得重于你自己的生命，医院里这七个多月你熬得多辛苦！白头发多了，也显老了。为了你，我也 要活下去啊！”那个冬日的夜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夜深人静，我拉住他的手，眼泪止不住滴在他 身上，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后来人们告诉我，在冠华心脏最终停止跳动之后，我伏在 他身上嚎啕 恸哭时反复呼喊的就是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啊！”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339～243页。
　　在此之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 海约见乔冠华 和章含之夫妇，会见时气氛十分亲切，谈了许多往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 冠华 的病情，最后习仲 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 点委屈要想得开。”陈丕显还讲了自己受过的不公正对待，说道：“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 的挫折， 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 业多作工作。”　
　　他们两位还征求乔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 了。”乔 冠华听了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然说：“虽然我 病了，我还是渴望投 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
　　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乔冠华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聘为顾问，章含之 任对外友 协常务理事 。
　　1983年4月24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校友举行50周年联欢活动，乔冠华也收到了请柬， 此时他卧病在 床，只得写了封信，让章含之送交清华大学联欢活动主持人尚传道。1983年夏天，乔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 明 现代先进 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
　　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乔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 信的。天天 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 办法也难以控制。冠 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 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 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 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 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乔氏夫 妇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 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34 天前的留影。只有夫人深知乔冠华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 经常咳嗽，他因 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夫人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 天，两人都显得轻松，显 得乐观。章含之知道夫妇间在互相“欺骗”，他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 方。但有 时候，他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乔冠华咳得厉害。夫人给 他倒温开水，又扶 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夫人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夫人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
　　章含之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乔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 你说。我 有时自责，当初和你结婚是否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 治这病。”
　　夫人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她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 过我喜欢 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 贫贱，不论健康或 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乔冠华替章含之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
　　章含之后来回想，她和丈夫之间，一直到乔冠华临终，他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他们 只想谈“ 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他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 短暂的清 醒时，他也许想说点嘱咐的话，章含之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 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 冀离开人世。
　　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9月2日晚饭后，章含之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乔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 视自己咳在 瓷杯中的痰。见她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夫人意识 到出了什么事，问他 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夫人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 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
　　过了一会儿，乔冠华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 不让章含 之看。但最后，他已无力遮掩，夫人接过杯子，杯中都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章含之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乔冠华反而 安慰她说 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她知道不是，说马上要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 到第二天早上。
　　这一夜，乔冠华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夫人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 头上，他 一直握着她的手。她后来一直在想，9月2日那个晚上，自己真是慌乱极了，可是 乔冠华一定是很清醒 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 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 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夫人相依相伴度过的。
　　自从乔冠华病重之后，夫人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他要 夫人回到 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乔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只住了20天，就再没有能够回家！在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的消息，纷纷赶来看他。9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丈夫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着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
　　只有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夫人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 ，他也是 凄凉的。章含之送走习仲勋，见夏衍急匆匆拄着拐杖走来，她赶紧请夏衍进病房。乔冠华见了夏衍， 脸上泛出 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指进牛棚)。我没有更多 要说，还 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 部被错误 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 屈，使他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
　　然而，不论这两次的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痴心不改 ，始终不 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乔冠华的赤丹忠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弥 久而历新……这天晚上，是乔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这天白天，章含之请司机张凤午从北京饭 店买来两 块月饼，守候在乔冠华的身边。
　　半夜三点多，当章含之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她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她的头发 。她猛醒 过来，抬头看，乔冠华微微地睁开眼睛，张嘴想要说话，章含之为他擦脸，喂他 喝 了几口水，此时他 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示意章含之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她的手 ，只见嘴唇在动，竭力想说 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听不清说的什么。章含 之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 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 尝尝。”
　　乔冠华听懂了，他艰难地微微一笑。章含之把半块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 碰月饼， 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示意让章含之吃。章含之咬了一口，却难以下咽。乔冠华用 颤抖的手指指章含 之，又指指自己，嘴唇不断在颤动，章含之把耳朵凑在他唇边，听到喉咙 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 “你……，我……，10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乔冠华又用无 力的手比划着，章含之明白了他的意 思：“你和我，10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 白。”章含之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她用手巾为乔冠华擦汗，猛然发现他眼角滚动着两粒清莹 的泪珠， 正悄悄地滴落枕上。乔冠华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夫妇10年的 患难情意 。夫人知道他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夫人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 我一切都知道。你 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乔冠华宽慰地点点头 ，不久又陷入昏迷。9月22日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上午9点多钟，乔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 的“回光反照” 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 微笑着轻轻对夫人说：“ 好！”夫人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章含之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了。
　　这时，何英夫妇进来看望乔冠华。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 举起手打招呼，说 ：“谢谢你们！”他们走后，章含之说：“你累了吧!喝点白蛋白好吗?”他说：“好!”章含之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右手喂他喝蛋 白水。他 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夫人手中喝蛋白水。夫人问他觉得怎样，他说 ：“好!”但就在他 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 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章含之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殷马上来了。章含之急得声音发颤，问小殷这是怎 么回事。 小殷是乔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已经来临。后来的事情，章含之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 记得自己 趴在丈夫身上大哭，只记得自己被架出了病房。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 、李护士长及部分 护士参加。终于抢救无效，于上午10时40分逝世，终年70岁。
　　乔冠华走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非 常安详，也许这是对他好人的一种报应。人们没有让章含之送乔冠华去太平间。她悲痛得已不记得谁把她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她 就意识到 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那真是悲痛欲绝，章含之只想吃两瓶“速可眠”，一了百了。第一个闻讯赶来看章含之的是杜修贤，是他把章含之从死神那里往回拉来的。他看章含 之神情痴呆， 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没有说劝慰的话，却声色俱厉地对她说：“你不要这 样躺着，你要起来！你是 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这样不振！陈老总不幸过早死了， 张茜一定是没有挺过那一关，不到两 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许多话要替老总说。 可惜她那么快死了！”章含之一惊，但仍说：“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活不下去了！”他却说：“没有什么活不下 去的，你 要为老乔活下去！”此时的章含之泪如雨下，但却下床站起来了。1983年9月23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的次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电讯：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 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 逝世，终年70岁。
　　这短短40余字的讣告，没有关于乔冠华生平的介绍，也没有对他一生功过的评价。
尾声尾声(1)
乔冠华的挚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乔冠华逝世的当天下午，从外地发来 了唁电。 章含之当时读着电文，禁不住泪如雨下。那些年当乔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从未去找 过这位身居高位的 老友。但他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胡乔木是深 知乔冠华 的。他的唁电是这样的：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
被病魔夺 去生命。 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 实深憾恨。谨希含 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9月22日15时
　　在如何办理乔冠华的丧事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风波。对此，章含之后来回忆说：后来的丧事一言难尽。尽管半年前，习仲勋、陈丕显两同志已代表中央当 面与冠华谈过话，讲清了一 切，某些有关部门及某些人却仍在悼词评价、登报是否发表照片 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 要制造困难，压低规格。当时，对外友协的领导还是力 争按原则办，但却僵持不下。我对这场争议感 觉麻木。冠华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对于这 身后的一切，我已看得很淡。我也不懂为什么活着的人 对一位已作古的逝者还要如此纠缠。 最后友协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说：“冠华一生，无需他人 在他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 是最好的见证。”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 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22页。
　　为此，章含之建议：一、取消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的遗体告别，乔冠华生前的朋友可自愿参加； 二、不必去搞悼词和评价这类书面东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暂不登报；三、骨灰不存八宝山，由自己保存。有些好心的朋友劝章含之，别的还可以按她说的办，只是报纸还是要登的，因为那是“政治 待遇”， 登了对她今后有利。章含之说：“当初与冠华结婚时，面对那么多流言蜚语，我 们两人就说过如果能 当平民百姓，多么自由！如今冠华已去，我今后是一介平民，不需要‘ 高干遗孀’的头衔，更不想凭 借冠华逝世登报纸这点余辉度我余生。今后的路由我自己来走 ，我会活得无愧于冠华的。”经过一番 周折，她的意见被采纳了。因此乔冠华的逝世只在9 月22日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一个四十字的通告，当 日对外广播，23日见报，以后的正式新闻 稿由于意见不一和章含之的坚持没有刊登。
　　向乔冠华遗体告别的仪式，10月25日在北京医院举行，此时乔冠华已逝世一个月零三天，遗 体已略有 变形。这是一个低调的向遗体告别仪式，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 南主持。灵堂里挂着的横 幅称乔冠华为“外交战线优秀战士”，两侧没有挽联，花圈也不多 ，只有右侧墙上贴着文天祥《过零 丁洋》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格外引人注目。前来瞻仰乔冠华遗容的都是乔冠华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共六百多人。因为免去了官方的仪式 ，因此来 者大多是自愿来向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北京的10月本应是金秋时节，而这 一天一场秋雨不期 而至，从清晨起，就淅淅沥沥阴雨 霏霏，天人同悲，更增添了心头万般凄楚。
　　告别仪式之后，章含之和亲友护送乔冠华遗体去八宝山火化。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属和友协 的人员， 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灵客人，那是陈毅的女儿从军。当时，章含之没有想到她会去，但她说她哥哥陈昊苏因重要会议不能去送，关照她务必送乔 冠华到八 宝山，因为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这当然使章含之十分感动，自然 也想起乔冠华生前 多次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
　　10月29日，章含之去领回乔冠华的骨灰，存放在黑色大理石骨灰盒内。这个骨灰盒是北京大 理石厂工 人连夜赶制的，正面是馏金字：“冠华安息1913-1983”，背面是乔冠华生前最喜 爱的文天祥《过零丁 洋》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乔冠华的好友 、著名书画家黄苗子手书。章含之守着乔冠华的骨灰盒，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家里，承受着失去亲人所带来的巨大痛苦 。这时， 她无意中看到乔冠华生前喜读的苏东坡的一阕《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章含之被词中所描述的10年相爱至深的一对情人，分处天上人间后的生死恋情而深深打动， 她和乔冠 华分手也是在结婚10周年前夕，两情何其相似！章含之打开自己珍藏的檀香木盒，取出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为她从乔冠华遗体上剪下的两缕 灰白鬓发 ，相对无言，心如刀绞。她搜集了许多安眠药，动了随乔冠华一起去的念头，是冯 亦代、杜修贤这些 乔冠华生前好友及时劝阻了她，才未轻生。一星期后，章含之决定去乔冠 华的故乡探访。
　　11月7日，章含之从北京动身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让心情稍为平静些。12月5日， 她在乔冠 华侄儿乔宗秀陪同下，来到在盐城工作的乔冠华另一个侄儿乔宗连家，乔宗连安排 她住进市委招待所( 盐阜宾馆)。事前，乔宗连已将章含之来故乡探亲的事，向市里有关领导 人汇报了，因为乔冠华逝世， 新华社只播发了40余字的通告，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当乔宗连宴请章含之时，邀请市里领导人作陪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一个未出席，只让 已退居二 线的市委顾问徐植来表示一下地主之谊。第二天，市里没有派人陪同章含之去乔冠 华家乡，只是让建 湖县委来辆小车，接章含之去建湖县城和东乔庄几个地方看了看。章含之已觉察到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态度，就没有提起乔冠华骨灰安葬的事，在盐城停留了三 四天后， 于12月10日又和乔宗秀一起返回上海。
　　后来，乔冠华生前好友李颢向章含之建议：将乔冠华骨灰葬在苏州太湖之滨的东山，这里山 青水秀， 景色宜人，是乔冠华长眠的好地方。此建议得到中共吴县县委书记管正、东山乡党 委书记杨其林的积 极支持，他们亲自陪章含之选择墓地，并表示不收征地费，帮助安排工匠 修墓。章含之选中了东山藤湾湖沙村东侧的一个小山坡，这里是一个公墓区。乔冠华墓依山势筑有 5平方米的 墓基，用极平常的紫砂石砌成，基石用色彩丰富的太湖卵石铺就。墓基两侧，依 次栽有数丛金桂、银 桂、扁柏、瓜子黄杨，两两相对。墓基后部是一排塔松，塔松之前，有 两颗高约丈许的雪松。墓基中 央偏后处，立有深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有“乔冠华同志之墓 (1913-1983)”，在碑的下部，刻着文天 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5年11月15日，乔冠华墓园落成。11月17日举行了乔冠华骨灰安葬仪式。章含之特地要工 匠在乔冠 华骨灰盒旁预留一个空穴，作为自己身后的归宿，她要永久陪伴乔冠华长眠于此 。在场的人都为章含之对乔冠华的一片真情所感动，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此后，每年清明节， 章含之都 来苏州东山，为乔冠华扫墓。人生难得一知己，乔冠华有章含之这样一位生死与共 、忠贞不渝的亲密 战友，他应该含笑于九泉了。后人吟诗凭吊：外交才子乔冠华，风流文采惊联大。何当乱世易寒暑，留得青冢东山下。
尾声尾声(2)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回首一代外交才子的心路历程、展现乔章恩爱伉俪的绝世之恋 的倾心之作，承蒙 有关专家学者的审读，认为拙著尊重历史，信守真实，以翔实的史料，朴实的文字，再现了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跌宕人生和他生活的时代，具有可贵的历史价值。 对 于这些 过誉之词，我当然赧然，同时又觉得是对后辈的鼓励。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乔冠华传的作者，本人历经数载，在浩如烟海的外交文件、
中外 外交官的 回忆文字、档案资料、人物谈话以及乔冠华夫妇的著述中，寻寻觅觅，悉心剔爬， 并采访有关人士， 其艰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期间，得到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女士的热情 帮助，她不厌其烦地回答笔 者的求教，给予了指导，为作者顺利进行创作，提供了支持。本 人深铭于心，借此机会向她表示衷心 的感谢。至于倘有不妥，当然文责自负。本书的写作还 参考了许多署名或不署名的资料，作者尽量予 以标注，这里一并致以谢忱之意!衷心感谢每一位读者，敬希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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