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还未靠岸，就感觉气氛不对劲，情况异常。再看岸上，戒备森严：机枪、步枪、迫击炮，皆已架好，枪口瞄准了木船。还有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官兵，犹如大敌临境一般，给人一种将要发生战斗的感觉。
“弟兄们，”这时，一个军官站在岸上大叫道，“如果你们愿意上岸，就请放下武器，这是张发奎司令的命令！”
木船上的人一听这话，立即骚乱起来，怨恨声、咒骂声不绝于耳：
“真他娘的倒霉，在黄石港就没出口气，来到这里，还要受窝囊！”
“老子不干了！”
“就是把枪砸烂，扔掉，也不留给这些龟孙！”
有人将枪扔到水里，有人拿枪使劲地砸船帮，也有人把枪设法丢到船底上，来发泄这两天来的气怨。
见木船原地不动，那个军官不耐烦地大叫：“再不上岸，我们就要开枪了！”
船在水上，根本不可能跑掉。打，教导团肯定会吃亏。面对眼前这紧张的局势；团部负责人商定：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放下武器，马上上岸。
教导团全体人员上岸后，立即被缴了枪。随后，又将所有的人关在陆军医院里，集中在草地上。草地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官兵。这群生龙活虎的军人仿佛进了牢笼一般，失去了自由。
“瑞卿，”一个叫史来福的小伙子小声地说，“听说周恩来、贺龙、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了！”
“什么时候起义的？”罗瑞卿惊讶地问道。
周围几个人一听说，纷纷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问道，“你详细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嘘——”罗瑞卿一边使眼色，一边小声说，“看！来的那个人是谁？”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军官耀武扬威地朝草地走过来，他身后还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官兵。
“这个人可能就是张发奎！”不知谁说了句。
罗瑞卿接过话音：“是他又怎么样？不怕他。我今天倒要看看张发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时，张发奎已站在了草地前面，他一手叉腰，假惺惺地说道：“弟兄们，刚才让你们放下武器，我张发奎没有别的意图，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因为上个月我随汪主席去庐山，就觉察到共产党在你们中间也做了手脚。据说，你们当中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共产党专搞暴力，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
他咳嗽了两声，又继续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吧？！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在南昌叛变了，共产党人不讲仁义，消灭了我的部队，我张发奎对共产党一向赤胆忠心，共产党对不起我啊！
“尽管共产党对我不仁，”张发奎话锋一转，“但我张某人却不能不义。
因为你们大多数青年人是好的，是无辜的。刚才收了你们的武器，是怕你们这些天真、无知的青年人受骗。警卫团从黄石港转陆路去追随南昌方面的叛军去了，他们去了也绝无好下场。南昌方面的叛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们的力量弱小，经不起国民革命军一击。这不，昨天离开南昌，朝南逃窜了。
至于你们的枪枝，以后在需要时再发还！”
听到这里，人们心中已明白张发奎已背叛革命，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
人群不禁骚动起来。
“弟兄们，”张发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们愿意留下跟我张发奎干的，我欢迎。里面的‘Cp’（共产党员）分子、‘CY’（共青团员）分子可以站出来。你们愿意去南昌的，我负责把你们送去，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张某决不加害于你们。何去何从，希望各位三思！”说完，他转身走了。
接着，又是一阵骚乱。
不久，草坪上漆黑一色。只是周围电灯的余光照射过来。经过几天的旅途劳累，再加刚才张发奎的训话，战士们一个个无精打彩，有不少人东倒西歪地躺在草坪上。
罗瑞卿头枕两手，眼睛直直地望着满天的星星。他的心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今天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全副武装的革命战士，现在却成了赤手空拳即无处可投又无自由的散兵了，难道革命就这样完结了吗？为什么刚刚看到的希望，霎时间就破灭了？李老师也这样说过：只要有党在，革命就不会完结。可是，此刻党在哪里？革命又将在何时何地复兴呢？..
忽然，一阵蛐蛐的叫声，传到罗瑞卿的耳鼓，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向周围望了望，其他人此时也笼罩在一片悲观、低沉、惶惶无主的情绪中。
罗瑞卿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之中，心想：这样下去，就是坐以待毙。不，不能这样，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想到这里，罗瑞卿再也躺不住了。我一定要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听听他们的高见。
此时的陈毅已接替了李鸣珂负责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负责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罗瑞卿绕过哨兵，悄悄地离开了草地，朝医院那边走去。
“罗瑞卿！”一个十分低沉、有力的声音传来。
罗瑞卿马上站柱了，非常机警地朝四下看了看。因为天太黑，他并未看到说话的人。
“罗瑞卿，快过来！”
罗瑞卿终于辨出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在他的西南方向不远处，有一个高大个子的人在走动。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
“陈毅同志，是您！”
陈毅一把将罗瑞卿拉到自己身边，焦急而悄声地说：“这里不能久留，要千方百计离开！马上行动！记住，要化装！”
罗瑞卿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担心道：“那您和其他人呢？”
“这你不要管。路上一定要见机行事，千万不可莽撞！”
两人连一声道别的话也没有说，就朝两个方向走去了。
九江码头，一只趸船。
旭日东升。
一个高个子青年身着一件白色的粗布衣服、对襟圆领褂子，中式裤子，一双黑色的半旧尖口鞋。看上去，完全是一派乡下人的打扮。
虽说是土里土气的打扮，但是从他那机警的神态中，仍能看得出这个人很不平常。
他就是昨晚和陈毅告别后、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罗瑞卿。
此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开往武昌的班船。
“哎，你这位兄弟也要出门呀？”一个年龄二十五六岁的小市民模样的人站在了罗瑞卿面前，“西上呢？还是东下？”
“开——，”罗瑞卿惊讶地只喊了一半，但是，他立即回过神来；马上装出乡下人的憨厚、无知的样子，嘿嘿一笑，“唉，大哥，您也是出门吧，这么大热的天出门真是受罪呀！”
原来，罗瑞卿要喊的人是冯开踪，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是呀，是呀，现在还不开船，我们到那里去喝碗水吧！”冯开琮一语双关地说。
“行！行！”罗瑞卿心神领会。两个人朝着无人的地方走去了。
长江依旧滚滚东流。码头上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忙忙碌碌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穿戴普通的青年人。
两个人站在岸边，默默地望着远方。
冯开琮慢慢地转过脸来，看着罗瑞卿黯然的神态，焦急地问：“瑞卿，你打算怎么办？”
这时，罗瑞卿收回目光回过头来，望着冯开琮：“开琮，现在我们看清了张发奎的真面目，看来，南昌是去不成了，留在这里更不行。昨晚，我在医院见到了陈毅同志，他要我赶快离开这里！”
“那你今天准备去哪里？”
“我想回到四川去，任煜、王义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找到他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开琮，你呢？”
“事到如今，我还能去哪里？我们结伴同行吧！”
“好吧！”
“呜——”一声汽笛长鸣，一艘客轮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逆流而上。灯火通明的九江随着客轮的行驶，渐渐远去，几点桔黄色的灯光被浓浓的江雾吞没了，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罗瑞卿两手扶着船栏，凝望着黑蒙蒙的夜空，思绪万千..
汉口码头。
岗哨林立，行人稀少。一片恐怖和凄凉。
罗瑞卿和冯开琮在这里上了岸。
“我们从重庆来到武汉时，这里是怎样一派红火热闹的景象啊！”冯开琮感慨万千，“如今却梦幻般地消失了！”
“是啊，革命真不容易！”罗瑞卿很有同感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信仰、信念和信心。自古以来，每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经过艰难、曲折的反复斗争呢？哪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付出艰辛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呢？常言道，好事多磨嘛！”
罗瑞卿、冯开琮边谈边走，没有走多远，就碰上了过去在南充中学学习时的老师任梓勋。
“任老师！”罗瑞卿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快步迎上去。
看到罗瑞卿，任梓勋也大吃一惊：“瑞卿，听说你们的教导团在九江被缴了械？”
“嗯！”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任梓勋说着，看看冯开琮，继而又望着罗瑞卿，“这位是——”
“噢，他是我的四川同乡冯开琮。”罗瑞卿赶紧解释，“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俩个一块到这里的！”
“现在武汉三镇是反动派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重点，我自己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不，我也正想离开。此地不可久留！”说完任梓勋又给了罗瑞卿一些衣物和钱，转身离去了。
罗瑞卿此时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他茫茫四顾，举目无亲，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感顿时袭上心来。
武昌。海马巷，辅仁旅馆。
人们进进出出，气氛异常。
一个高个子青年正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息着，脸色通红。
“不好！”不知谁叫了声，“这个人在发烧！”
有一个人用手在病人脸上一摸，慌忙说道：“烫得很哟，赶快把他送往医院吧！”
这时，店主人走到罗瑞卿跟前一看：“这个青年人病得不轻，再不医治恐有危险。离这儿不远处有个‘仁济’医院，是家慈善医院！”
于是，大家找来了一辆黄包车，七手八脚地把罗瑞卿抬到车上，拉着他朝医院跑去。
。会诊室门外。
冯开琮和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焦虑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向会诊室里面张望。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医生走出来。
冯开琮他们一齐围了上去：“大夫，他得的是啥子病？”
“肠热病，也就是伤寒！”
“那怎么办？”
“不仅要住院，而且还要隔离。这是一种传染病！”大夫毫不掩饰地说。
几个人赶忙去办理住院手续。
谁知，院方要他们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
这时，一个四川同乡说：“救人要紧，大伙凑凑吧！”
“对！”冯开琮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于是，大家都倾囊相助。你两元，我五元，他一元凑了些钱。可是院方因住院费用不够，不同意住院。
这下可难坏了这群青年人。不住院，眼看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住院吧，钱又不够。他们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叹气，也有的蹲在那里默不作声。
到底是冯开琮年长几岁，他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依我看，我们去跟院方说说，先让病人住下再说！”
“好吧！”
几个青年人一起找到了住院处的负责人..
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来了钱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
当时我的眼也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神志还不清醒，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
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一条棉被。1927 年9 月。武昌四川会馆。
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瘦骨鳞峋的罗瑞卿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努力地睁了睁眼睛。一束阳光从窗棂间照射进来。借助阳光，罗瑞卿才看清了这个小屋：斑驳的屋顶，萧然的墙壁，有几只苍蝇不时地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罗瑞卿费力地朝右边侧过脸，发现头下枕着的还是学校发的那床破棉被。枕边还放着一碗清水。
罗瑞卿想：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他努力在记忆中寻找，始终未能找到。
因为那时他对时间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
这时，他感到口渴得很。慢慢地抬起手臂想去端那碗水，却看见自己的手臂，简直就是一根细长的木棍。他想坐起来，可是全身软得像棉絮一样。
他不禁悲从中来。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大病缠身，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小黑房子里？我举目无亲，又无朋友，囊空如洗..想着，想着，罗瑞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淌出来。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门慢慢地被推开了。走进屋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只见他悄悄地来到罗瑞卿的跟前蹲下，把自己的手掌放在罗瑞卿鼻孔下面。稍停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还活着，还活着！”
“老——伯——”罗瑞卿吃力地喊了一声。
这位老者叫熊师傅。他以为外面有人喊他，朝门外望了望，发现没有来人。再看看地下躺着的这个人，眼睛无神地看着自己。熊师傅顺手摸了摸罗瑞卿的额头。高兴地说：“好了，不烧了！”
接着，熊师傅又说道：“孩子，你等着，我给你端饭去！”边说边一溜小跑离去了。
熊师傅让人把罗瑞卿抬进客房。以后又天天送稀饭给他喝。
罗瑞卿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在熊师傅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几天以后，他居然能下地走几步了。大病初愈的罗瑞卿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给他的外祖父鲜锦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寄点钱来，度过眼前的难关。
回信的内容使罗瑞卿非常吃惊，除了大骂一通他“忤逆不孝”之外，还用讽刺的口吻写道：“你一个堂堂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用得着这个家接济？！”
罗瑞卿没有想到外祖父对他如此冷酷、如此绝情，竟然还不如一位素不相识的熊师傅！就像罗点点写的那样：
若没有鲜锦堂的专横和乖戾，也许不会有日后的罗瑞卿。
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了一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这天，罗瑞卿一人躺在床上，一付闷闷不乐的样子。熊师傅看着他那瘦得不成模样的脸，叹了一口气，“如今这是啥子世道，天天都有好人被杀，一个人在外闯荡实在不容易哟！”
罗瑞卿没有作声。
熊师傅问：“孩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想给你家捎个信，回去躲一躲吧！”
“不！”罗瑞卿十分坚决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
熊师傅和罗瑞卿又谈了很多，很久。
1927 年10 月。四川会馆院内。
天高云淡，金风送爽。
罗瑞卿一个人站在院内，仰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他好像在享受着金秋的美好。
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他的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来回行走是没有问题。这样的情绪是近两个月以来少见的。希望和信心又回到了他的心中。
罗瑞卿又恢复了他那活泼爱动的天性，他一边哼着四川地方小调，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店老板！”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出现在大门口，“请问这里还有空房吗？”
“有！”罗瑞卿边说边转过脸去，看看来人是谁，“请去登记吧！”
话还未说完，他们都惊讶地怔住了，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瑞卿！”
“启愤！”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在扑簌簌流淌。
这时熊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他被眼前这场面弄糊涂了。
“是啥子事？”熊师傅冲着罗瑞卿问道，“看把你高兴的？”
“熊师傅，这是我的同学任启愤，也是我的同乡！”罗瑞卿向熊师傅介绍。
“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熊师傅十分高兴地说。
于是，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你看，你看，我只顾高兴了！”罗瑞卿看着任启愤说，“竟然忘记给你介绍这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这儿的主人，姓熊，是重庆人！”
“哟，那我们都是老乡啊！”不等罗瑞卿说完，任启愤就接过了话音。
罗瑞卿继续说：“这一个多月以来，多亏熊师傅的精心照料，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看你说到啥子地方去喽！”熊师傅一口川腔：“不要说这些了，快到屋里坐吧！”
两人到屋子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
原来，任启愤也是在找党组织。他参加了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泸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武汉，现住在中山大学一个熟人那里。他还给罗瑞卿帝来了秋收起义的消息。
在当时的武汉，像罗瑞卿、任启愤那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也难以立脚。
这天晚饭后，罗瑞卿、任启愤外出散步。
两个青年人心事重重地向前慢慢走着。
“瑞卿，”任启愤并未停下脚步，只是小声说：“我看，武汉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上啥子地方去？”罗瑞卿听后，马上站住，看着任启愤问道。
“我们一起到湘西常德去！”
“找谁！”
“秦汉山！”
“是不是何光烈手下的那个秦旅长？”
“对！就是他！秦汉山还是倾向国民革命的。他也参加了泸顺起义，我就是在那时和他认识的，而且和他的关系也蛮好哩！起义失败后，秦汉山将其部队拖出四川，被鲁涤平收编。现在是驻常德的警备司令！”
罗瑞卿一想起在南充抗佃当捐，何光烈手下的官兵为虎作伥的情形时，气仍不平。他气愤地说：“找他？我不去！我不去！”
“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去处，虽说去他那里不太好，可总比这里要安全些。再说，说不定，到那里还能打听到一些你希望的东西哩！”
说完，任启愤朝罗瑞卿挤了挤眼笑了。
罗瑞卿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天色渐渐黑了。
罗瑞卿、任启愤一前一后朝四川会馆走去。
他俩刚踏进大门。熊师傅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不得了，不得了！”
看到熊师傅满脸惊恐地样子，罗瑞卿心里早已猜出几分。
任启愤问道：“熊师傅，是不是..”
经过刚才这场大搜查，熊师傅变得异常警觉，生怕再出现什么变故。他非常机警地朝大门外望了望，小声说：“屋里说吧！”
来到屋里后，熊师傅说：“刚才他们来搜查过了，幸亏你俩不在。你们住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查（罗瑞卿、任启愤的住房在熊师傅的对面，很近），却把我住的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没有看出啥子不对头来，就扬长而去了！”
罗瑞卿心里充满了歉意，十分内疚：“让您老受惊吓了，实在是..”
不等罗瑞卿说完、熊师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俩应该马上离开，越快越好！欠我的伙食费，你有良心以后兑给我。”他指着罗瑞卿说道：“没良心也就算了
罗瑞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熊师傅面前、流着眼泪，说道：“老伯，请您受我一拜，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孩子，快走吧！”熊师傅催道。
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
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 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 年10 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 11 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这六个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过着有饭同吃，有钱同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义林、葛泗桥家里比较富裕，经常寄些钱来。这些钱常用来维持六个人的生计。
经人介绍，任白戈到招商公学去当了教师。这样，有了固定的工作，经济上就又好一些。
他们几个人住的那个亭子间，不大，没有床，大家滚地铺。
每到周末，任白戈必定要来和罗瑞卿他们住在一起，礼拜天是要打牙祭的。
菜买回来后，别人摘菜、洗菜，罗瑞卿炒菜、做饭。任白戈年长罗瑞卿他们几岁，脾气也好，大家每次吃完饭，总闹着要他洗碗。
平时，吃完饭后，罗瑞卿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四下里打听，寻找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每个组织都采用秘密工作的方法。即便是老同学、好朋友，组织情况也绝不能讲的。因为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特务、叛徒的包围中，一切言行都得慎之又慎。
罗瑞卿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到外面去寻找组织关系。
一切都是那么秘密，要找到党组织是很难的。一个月下来，罗瑞卿为寻找党组织，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跑遍了。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毫无收获地回来，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抽烟。
大家都劝他把烟戒掉：“瑞卿，不要抽了，抽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说，我们的钱也不多，还不如省下吸烟的钱多加几个菜吃！”
任白戈早在四川团省委时，就是党员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充许他们随便接头的，他非常理解罗瑞卿此时的心情。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没有着落，心里烦得很，所以他总是站出来替罗瑞卿讲话：“他现在心里烦，就让他抽吧！”
任白戈上街买菜时，总忘不了给罗瑞卿带盒烟。
罗瑞卿的烟后来戒掉了。那是在苏区时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1928 年10 月的一天上午。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
桥附近，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瑟瑟秋风中的黄叶，有气无力地落在地上。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身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脚穿一双半旧的布鞋，手拿一张《申报》，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一会儿望着海关大楼上的报时钟，一会儿看着苏州河里的流水，一会儿出神地盯着远方。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瑞卿。此时，他正等着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头。
“当！当！当！..”海关大钟敲响了十下，那激动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不一会儿.对面走来一位身着咖啡色西装，右手拿着《申报》的青年。
罗瑞卿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了。他快步迎上去。
那人对罗瑞卿微微一笑：“罗瑞卿同志，你好！我叫欧阳钦！”说着，一双大手伸了过来，声音虽然很低，但亲切、有力。
“同志！”这个亲密的字眼，像一声春雷，震撼着罗瑞卿的心，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全身。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欧阳钦。
欧阳钦，湖南宁乡人， 1919 年留学法国，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 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第二年6 月回国后被派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 年秋天，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罗瑞卿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心想，为了寻找组织，自己受了多少苦啊！
欧阳钦经过简单严格的询问，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已经被组织批准为正式党员了，党会很快给你分配工作。今后的联系人是老陈同志，具体工作将由老陈安排！”
“罗瑞卿同志！”欧阳钦最后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在欧阳钦刚刚离开之后，罗瑞卿忽然想到：糟了，我还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啊！怎么办？
一个疑团笼罩在心头。
他想等和接头人老陈同志见面时，再问一问这些事情。但又一想，万一老陈同志不信任我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先好好工作，等适当机会，再向组织说明这一情况。所以，罗瑞卿一直沉默着。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情，为
此他深感不安。他决心用加倍的忠诚和忘我的工作，卓越的贡献来弥补这一切。
罗瑞卿做梦也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康生、“四人帮”
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力量，给他扣上了一顶假党员的帽子。这时，他才感到，当时真应该向党组织说明这一情况。为此，罗瑞卿后悔不已。
1928 年底。罗瑞卿和老陈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的谈话非常简单。老陈同志告诉他：党派他到湘鄂西苏区去工作，希望尽快出发。
罗瑞卿要到苏区去，消息悄悄地在同学中传开。
任白戈给罗瑞卿准备了铺盖行李。为了祝贺他走上崭新的道路，为了这多年的纯真友谊，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离别，任白戈、王义林、李继皋、葛泗桥、张默生、杨光池等几位朋友特意凑钱，在五马路“云记”四川饭馆置办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饭菜，举杯劝酒，慷慨悲歌，壮其行程。
“飞行集会”的严峻现实，使罗瑞卿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临行前，他对任白戈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道路！”
1929 年1 月，罗瑞卿乘海轮离开了上海怡和码头，踏上了新的征程。 ① 飞行集会，即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某些领导人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 败后的群众情况，强行组织集会，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的一种盲动主义的表现。
第三章 克龙岩破上杭 闽西战事忙
1929 年1 月，奉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星夜兼程赶赴湘鄂西苏区。行至宜昌，交通中断，遂又折返上海，住进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那个亭子间里，和那一群四川籍老乡过起“共产主义生活”。
罗瑞卿是个闲不住的青年。任务一时不下来，心里十分烦闷。
“瑞卿，看你闷得那样儿，咱们去逛逛公园吧？”三个四川籍老乡走过来建议。
“走！”坐在那里抽闷烟的罗瑞卿站起来扔掉手里的烟蒂。
年轻人脚步快，边说边笑，不一会来到了公园门口。
“哎！你们几个带钱没有？”罗瑞卿一摸自己的衣袋说，“钱不够？”
三个人一拍口袋，谁也没带钱。
几个人一嘀咕，买了一张票，很快混了进去。西一圈东一圈，逛得正欢。
这时，几个洋人走了过来。大概是看到他们几个衣服寒酸，不像是买票进来的。那时，逛公园的都是娇少爷、阔太太、有钱人，穷人几乎是逛不起公园的。洋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要检查他们的票。起初，他们还嘴硬，况且，公园是洋人办的。洋人要查票，他们是扭不过的。四个人看事不妙，想溜之大吉，结果没有溜掉。一查，四个人只有一张票。洋人大发雷霆、将罗瑞卿他们四个人送进了巡捕房。经过审讯，也没审出个什么来。后来，任白戈闻讯赶来，用钱把他们保出。
罗瑞卿小的时候就是个戏迷。二十年代，上海戏园子里天天演出，而且名角荟萃，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等常常挂头牌。锣鼓声一响，罗瑞卿心里直痒痒。虽说总在边上远远地看，并且看不清，但大师们的精彩表演还是使他过了把戏瘾。
有时，罗瑞卿找来一堆报纸看，从上面了解一些红军的动向，观察国家形势的变化。就这样，罗瑞卿一直等了下来。
1929 年3 月，春天早早地来到了闽西山区。山上青茶吐翠，杜鹃花开得血红一片，汀江两岸，秧苗葱绿。
长汀县的一条大路上，一大队人马透迤而来。为首的三个人一高两低，有说有笑，兴奋的脸色仍掩不住一丝倦意。
红军来了！
毛委员来了！朱军长来了！
盼望已久的闽西劳苦大众，个个奔走相告。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多人于1 月14 日下了井冈山， 经赣南千里转战，3 月11 日翻越武夷山，进入长汀。
次日，红军指战员进驻长汀县四都。征尘未洗，干部战士便进村挨家挨房宣传，标语贴满了村前村后，写着“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帮助工农，唯一责任..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的布告贴在了进村的老榕树上。
这天，恰值墟日，又是当地群众“迎公太”的会期。毛泽东抓住机会，在墟场边的井坪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
红军进入闽西的消息迅速传遍四方。
当天，盘踞在长汀县城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闻讯，匆忙派出一个团阻击红军。
毛泽东、朱德主持团以上干部会议，迅速作出布置，决定给敌人以痛击。
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歼敌两千余人，缴获枪弹无数，取得长岭寨大捷。
敌旅长郭凤鸣被击毙。当红军战士把郭凤鸣的尸体抬进长汀城示众时，饱受郭凤鸣蹂躏的汀州人民，个个扬眉吐气，编出山歌唱道：
三月里来气象新
红军浩荡入长汀；
郭逆凤鸣不量力，
长岭寨下命归阴。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惠中旅馆，中央军委负责人杨殷正在接见罗瑞卿、刘安恭。简短寒暄过后，谈话转入正题。
“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了井冈山，现已进入闽西打下了汀州。军委派你们去闽西红四军工作。”杨殷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二人说。
“好！什么时候走？”罗瑞卿欠了一下身体，有些激动地说。
“服从组织安排！”刘安恭紧接着回答。
“不要急躁，买好船票，你们立刻动身。”
杨殷接着说，“红四军非常缺乏干部，你们都是科班出身，希望此去好好工作。另外，还有些文件需要带，路途多加小心！”
“好！我们回去收拾一下！”二人边说边站起来。
谈话结束，三人相继离开旅馆。
很快，交通老陈给罗瑞卿送来了路费和船票。
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铺盖于前段时间因戏瘾上来了没钱买票被送进了当铺。就一个包，里面还装着两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当晚，一行人上了去厦门的一艘日本客船。刘安恭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上了客舱，罗瑞卿与曾省吾等五人坐了统舱。正等要开船时，几名日本侦探上了船，手电筒扫来扫去。很快，附近座位抓走了一个人，经审问是海盗。由于疑心还有海盗混在船上，统舱乘客全被赶上了岸。
罗瑞卿等五人没走成。几天后，他们改乘一艘法国邮船去了厦门。到了厦门才得知，红四军已离开闽西回师赣南了。于是，福建省委决定，罗瑞卿、曾省吾二人去闽西游击队担任教官。
由地下交通带领，罗瑞卿、曾省吾经漳州、南靖、龙岩一路奔波，来到上杭蛟蛘。
闽西上杭县蛟蛘，四面青山环绕，一条清溪弯弯曲曲流过境内。恰值春季，到处竹林滴翠，百花竞放，莺飞蝶舞。
穿行在如诗如画的山路上，罗瑞卿不由想起了故乡南充。家乡的山山水水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滔滔的嘉陵江绕村而过，由东向南流去。江边长满了茂密的竹林，村旁的青酮岭伸入江中。春开，岭上的青桐树下郁郁葱葱，长满了绿茵茵的杂草，草中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明媚的阳光下，吉娃子和伙伴们相约来到江边，火轮上传来的阵阵笛鸣和着木排上粗犷嚎亮的川江号子，在江面上空回荡。
小伙伴们一会儿在沙滩上翻跟头，一会儿跑到山脚边的草地上打滚，一会儿钻野花丛里追捕翩翩飞舞的彩蝶..
“好景色啊！不亚于我们芙蓉国！”曾省吾一边欣赏，一边自语，打断了罗瑞卿的思绪。
“是啊！也不逊色于我们天府之国噢！”罗瑞卿忙接上句。
“看你那神情，有点想家了吧？！”曾省吾看了罗瑞卿一眼说。
“咳，说不想，还真有一点，三年前夏天离开家，就再也没回去过。”
“美不美，家乡水嘛！”曾省吾说完，哈哈一笑。面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远远地，一座塔式古建筑映入眼帘。
“快要到了，前面就是游击队驻地。”地下交通指着前方说道。
看到目的地就要到了，三个人一阵兴奋，随之加快了步伐。
文昌阁。蛟蛘游击队驻地。
经地下交通介绍，游击队队长傅柏翠与罗瑞卿、曾省吾互致问候。对罗瑞卿当时的形象，几十年后，傅柏翠回忆说：
他来的时候，头戴一顶礼帽，穿着龙色的长衫，脚上是一双土布鞋，样子很斯文，像个教书先生，大家都称呼他“罗老师”。教导团成立后，大家又喊他“罗教官”。他个子高，很爱整洁，衣服总是穿得很整齐。那时我们没有马，可他老爱手里拿个马鞭子。说话声音很洪亮，很清楚。
寒暄过后，傅柏翠向罗瑞卿、曾省吾说：“我们这支游击队是去年夏天暴动后组成的队伍，主要是农民，训练不正规，你们都是有知识的高才生，懂军事，这训练问题就拜托你们啦！还望你们多指教！”
“咱们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吧！”罗瑞卿、曾省吾对视了一眼后，几乎同声说。
接着，傅柏翠又向二人介绍了游击队的情况，并派人帮助打扫房子，安排好住宿的地方。
罗瑞卿、曾省吾与傅柏翠商议后决定，先从各县地方武装中选调一批优秀的干部和队员到蛟蛘编成教导队。经过训练后，再将各县的红军游击队分批集中加以整训。
教导队组织起来了，罗瑞卿、曾省吾带领他们进行训练。训练时，对不正确的地方，手把手地教。还教队员唱《国际歌》，讲政治课。
罗瑞卿是黄埔毕业生，既懂军事，又有口才，待人正直豪爽，没有长官架子，好多队员都愿与他接触，向他诉说心里话。通过交谈，罗瑞卿帮助队员纠正了很多不正确的想法，闲聊期间，他还向队员了解闽西的风土人情。
有时.也给队员们讲家乡的风俗习惯，讲在军校学习的经历。
罗瑞卿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对一些犯严重错误的队员，他毫不客气，批评得很严厉，甚至对游击队队长傅柏翠也不例外。有时，他批评傅柏翠具有农民意识，傅柏翠则顶撞说：“我有农民意识就不错啦，我是地主阶级出身。”
但过后，罗瑞卿也不计较这些。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训练，这支农民武装的战斗力迅速提高。
1929 年5 月中旬，蒋桂战争①帷幕刚落，南方粤桂战火又起。闽西土著军阀陈国辉、闽南军阀张贞率部赴广东讨桂。闽西南地区守敌空虚。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星夜赴赣南向红四军报信。
接到信息，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率红四军疾速向闽西挺进。
5 月20 日，长汀县汀江边上的渡口——水口。红四军正在紧张渡江。
时值南方雨季，汀江水涨，水流湍急。十八名船工，撑着九只木船，在一百多米宽的江面上穿梭横渡。
渡江前，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两封紧急信。一封信送交傅柏翠、罗瑞卿、曾省吾的蛟蛘游击队，一封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
21 日傍晚黄昏时分，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拿着信来到蛟蛘游击队驻地。
傅柏翠打开来信，罗瑞卿、曾省吾马上凑过来，信极简短：红四军驻扎庙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落款是朱、毛。
三人看完信，又惊又喜。
“朱毛红军真是天兵天将噢，到了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竟一无所知！”
曾省吾高兴地说。
“兵贵神速嘛！”罗瑞卿脱口而出。
傅柏翠以惊喜之余若有所思地说：“朱毛红军这次入闽可能不再走了。
今天春天，他们打下长汀，消灭了郭凤鸣部，我以为会乘胜再打上杭，准备接应，可他们回师江西了。”
说实在的，三人都想见见朱、毛，虽说朱、毛的英名，并不陌生，但都没有接触过。在武汉黄埔分校时，罗瑞卿听过毛泽东的演讲，那也只是在台下，并没有交往。何况，这次还有一位与自己家离得不远的赫赫有名的大老乡朱德呢。也不知他什么模样，真想会一会。最后，罗瑞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他们二人去。他说：
“这样吧，傅队长，你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到那里可以给朱军长和毛委员多谈谈。你和曾代表结伴去，我来看家。”
傅柏翠、曾省吾晚饭都顾不得吃，提了一个马灯就上路了。
罗瑞卿焦急地等傅柏翠、曾省吾两人回到驻地已是很晚了。两人一进门，罗瑞卿便急切地问：“怎么样？见到朱军长和毛委员了吧？”
“见到了，见到了。朱德头颌方圆，两眼大而有神，嘴大肩宽，和颜悦色，但内里透出一股神威，一看就像个军人。”曾省吾一口气说个没完。
“毛泽东高大魁梧，眉宇宽宏，长得南人北相，但总是脸带笑容，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具有领袖风度。”傅柏翠接着道。
“有紧急任务吧？”罗瑞卿转入正题问。
“有！有！”傅柏翠停顿了一下，脸上变得严肃起来，“红四军离开江西时，李文彬部队一直跟在屁股后头。今天早晨，红四军从汀州涂坊出发、李文彬的前哨也到了涂坊，现在可能已到了新泉。”
罗瑞卿静静地看着傅柏翠，听他继续说。
“明天，红四军从我们蛟蛘经过，敌人可能随后尾追，毛委员让我们阻击一下，延缓敌人的进程！”
罗瑞卿接着傅柏翠话音说道：“李文彬这条狗想拣便宜，我们要让他肉吃不到，骨头也啃不到，还要挨一顿揍喽！”
三个人一商议，很快做出了部署。
第二天拂晓，罗瑞卿、傅柏翠、曾省吾率领游击队来到地势险要的烂石峡，埋伏起来。
但等红军过了蛟蛘，敌人也没有来。原来江西的李文彬怕遭埋伏，到了新泉不敢再往前行。阻击战没打起来。
5 月22 日中午。游鱼坝。
村头红旗招展，各处摆满了茶水，墙上张贴着“欢迎红四军入闽”、“打倒土豪”等各种标语。罗瑞卿带领游击队员和发动起来的群众分列街道两旁，呼喊着欢迎红军的口号，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络绎不绝的红军战士背着背包扛着枪，频频向两旁欢迎人群招手致意。
傍晚时分，红四军经苧园、古田来到龙岩城西三十华里的小池。在小池圩赞生店，毛泽东、朱德等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闽西特委代表提供的情况，迅速制定出攻打龙岩的计划。
龙岩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盘踞在龙岩、漳平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的一股土匪。北伐军入闽时，陈国辉投机革命，率部投靠何应钦，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团，陈国辉任团长。1927 年秋。陈部奉调离开老巢南安到闽西参与“围堵”南昌起义部队。
他一面镇压工农革命，一面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后被福建省军务厅厅长方声涛所看重，升编为福建省防务第一混成旅，陈担任旅长。当时，龙岩一带人民深受其苦，编出民谣唱道：
腊月里来冷凄凄，
龙岩来了陈国辉；
有了几支破火筒，
害得百姓尽吃亏。
5 月23 日，当罗瑞卿和傅柏翠、曾省吾率领游击队赶来龙岩参战时，龙岩战斗已结束。听说毛泽东正在省立第九中学的“雨盖”操场上演讲，罗瑞卿随着人群赶来，操场上群情激奋，只见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打着手势，历数社会弊端，讲解革命道理，声音宏亮，见解精辟。罗瑞卿挤在人群里听着这激动人心的话语，心潮澎湃，周身允满无穷力量..
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龙岩城，留下这块“香饵”钓大鱼，率红四军离开龙岩，进军永定。
打下龙岩城的第三天，邓子恢传达福建省委指示，蛟蛘地方游击队改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五十九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听说红军离开龙岩，窜到漳平永福的敌营长彭棠，迅速拼凑了三百多惊魂未定的散卒逃兵，提心吊胆地溜回城内，一面固守孤城，一面飞电向广东的陈国辉告急。
陈国辉接到老巢被捣的消息，急派一部分主力星夜赶回龙岩守城。罗瑞卿率领刚成立的红五十九团同邓子恢等领导的东肖、曹溪、大池、小池等地的农民武装从四面八方日夜轮番佯攻，守敌彭棠一日数惊，坐卧不安。
5 月29 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离开永定回师龙岩，进驻攀登市和龙门，准备第二次攻打龙岩。
接到战斗指示，罗瑞卿与傅柏翠、曾省吾率红五十九团火速赶到龙岩外围待命。
6 月3 日，天刚蒙蒙亮，罗瑞卿指挥红五十九团配合伍中豪和罗荣桓带领的第三纵队分南北两路迅速抢占周围的山头。以猛烈的火力攻打西门。彭棠已是惊弓之鸟，见红军来势凶猛，不敢恋战，带少数残兵从东门撤出，向漳平逃去。城内守兵顿时慌乱一团，纷纷弃械投降，红军二度占领龙岩城。
两天后，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隆重宣布龙岩革命委员会成立。
6 月6 日，罗瑞卿等率红五十九团随第三纵队撤离龙岩。会同第二纵队到大池集结。一纵队撤离坎市往上杭大洋坝集结，进逼至白砂。
白砂镇是上杭城东北部的一个集镇，是通往龙岩的要冲。红四军第一次人闽在汀州的长岭寨歼灭了郭凤鸣主力，其残部卢新铭逃到上杭，收集残兵败将自任旅长。这次红军攻打龙岩，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驻守在白砂，威胁红军侧背。
经过多次侦察，前委迅速摸清了白砂敌情，并决定兵分三路，严密封锁消息，悄悄地向白砂周围集结。
6 月7 日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清晨，毛泽东、朱德率二、三纵队和军部，由大池出发，经上杭北四区吊钟宕、北三区小禾坑向石砂正面进攻。首先在丰年桥出敌不意，一下子解决了敌人的前哨连，旋即从篑竹坑、张坑岭一路直扑白砂犁头嘴；傅柏翠、罗瑞卿率五十九团从右翼，经苏家陂迂回南进；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出击犁头嘴，包围了敌主力，顿时枪声大作，白砂镇敌人乱作一团。
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
白砂战斗结束不久，红军军部在新泉背头山坪召开军人大会。朱德传达前委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
龙岩、白砂战斗的胜利，使上杭一带的农村暴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各地红色政权迅速建立起来。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镇压土豪劣绅，收缴反动武装，烧毁田契借约，革命形势如同熊熊烈火越烧越旺。
6 月中旬，陈国辉在广东的粤桂战争中接连吃败仗，又听说老巢龙岩被红军攻占，气急败坏，率部匆匆返回。
得知陈国辉返回的消息，朱德决定施以骄兵之计，派出小股部队途中阻击，边打边退，巧妙周旋。
陈国辉以为红军主力不敢与之交锋，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地窜回龙岩城，在城中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日夜唱戏，纵任官兵吃喝嫖赌。一时间，龙岩城内乌烟瘴气。
红四军前委在新泉详细地研究了敌情，认为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机会已到，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红四军离开新泉迅速抵达龙岩的小池。
19 日凌晨，罗瑞卿等率第四纵队同第一纵队汇合，在西山、下洋之间的新官岭集结，主攻南门。军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路直取西门。第三纵队经山塘、铜钵、赤坑后分两路：一路迂回东门外，埋伏在东宫山下，以切断敌退路；另一路向北门疾进，仰攻城北松涛山阵地。各路农民武装组成许多担架队随军行动，手执大刀、长矛、鸟铳等，配合红军。
时值小满前后的多雨季节，夜黑如漆，山道泥泞，崎岖难行，红军战士个个士气高昂，意气风发。很快，各部按预定时间进入了作战位置。
当红军把龙岩团团包围的时候，城里的敌人毫无觉察，仍沉睡在酣梦之中。
拂晓，战斗在北门打响。伍中豪等率部突袭松涛山，进攻山上的“最高亭”敌机枪阵地。
晨风阵阵，松涛怒吼。在敌人盲目而仓皇的机枪声里，红军的迫击炮准确地命中目标，炸得敌人丧魂落魄，狼奔突围。
北门枪声一响，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城南屏障——莲花山石锣石鼓阵地，为一、四纵打通了直驱南门的道路。
罗瑞卿等身先士卒，率领第四纵队之一部与第一纵队粟裕支队，越过龙川河上的浮桥，突入南门。
与此同时，西门的胡少海率第二纵队与敌人展开巷战，进行肉搏。敌人凭借街道房屋负隅顽抗。朱德亲临前线，果断下令，采取掏墙挖洞“打老鼠”
的战术，冲进屋内，各个击破。
罗瑞卿率部分官兵同从西门突入的第二纵队汇合，沿大街向东推进，直捣陈国辉旅部。四纵另一部，挥戈向北，与三纵夹击“最高亭”，夺取敌机枪据点。
这时，陈国辉早已乱了方寸。他不甘束手就擒，化装成老百姓，带着少数亲信卫兵，悄悄涉过龙川河潜逃而去。
群龙无首的陈部残兵败将乱哄哄地涌出东门后，被埋伏在郊外山下的伏兵一举击溃。至此，陈国辉全军覆没。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城。
震撼赣水闽山的红四军三打龙岩的战斗，历时近一个月，这是继长岭寨战斗后又一次辉煌的胜利。红四军将士斗志昂扬，喜笑颜开。
正是：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
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从此，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罗瑞卿亲自参加了配合攻打龙岩的战斗，耳闻目睹了毛泽东、朱德巧妙利用军阀矛盾，及时捕捉战机，出敌不意，灵活用兵的战略战术。他对毛泽东和朱德的敬佩之情与日俱增。
6 月22 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军阀残余等。自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已有所表现。但红四军连续行军作战，军情紧迫，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及时解决。
对于机构重叠，办事扯皮的现象，早在5 月底6 月初的几次前委会议上， 就进行过争论。毛泽东对此很生气，认为：“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并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投票表决时，临时军委被撤销。
军委书记刘安恭心里不服，散布了一些不好的言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的团结。
罗瑞卿曾听说过一些，但没想到矛盾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这次代表会本来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但会上发生了争论。简直不是在开会，而且像吵架。毛泽东“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被否决。由于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起来。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没能当选前委书记。最后。毛泽东决定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散会后，罗瑞卿回到驻地长时间不语，坐在那里发呆。他亲眼看到一个月以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打了几场漂亮仗，闽西一带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为什么一些同志不同意毛委员的正确意见呢？！甚至还提出“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并进行争论。他越想越觉得不可理解。
“七大”后，毛泽东离开前委到闽西蛟蛘休养并指导特委工作。根据前委指示，罗瑞卿与其他领导率第四纵队在永定、上杭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