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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陈赓

_11 陈赓编写组 (现代)
  那是在延安时期,四十多岁的彭德怀仍然子然一身。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他,由于军务繁忙,一时也没顾得上自己的婚事,不少中央首长都想给他牵线当红娘。后来还是陈赓出了个点子。
  一天,陈赓找到彭德怀,请他去看一场女子排球赛。彭德怀本不想去,陈赓来了个激将法,说:“你彭总要是不去关心一下群众娱乐生活,人家可要说你架子大官僚主义多!”彭德怀被陈赓硬拉去了。比赛当中,陈赓注意观察彭德怀,发现彭德怀十分注意场上一位戴眼镜的身材修长的女青年,并问陈康:“那个戴眼镜的高个子是哪个单位的?她打得很不错嘛..”陈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几天后,在陈赓一手策划下,那位戴眼镜的女青年便与彭德怀相识了。她就是后来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
  事后,彭德怀对陈赓说:“就你陈赓鬼点子多!”
  每当想起这些美好的往事,彭德怀心里便乐滋滋的。现在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在异国他乡,彭德怀再次见到陈赓,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陈赓笑道:“我不管你彭老总欢迎不欢迎我来,反正我来了你就得给我仗打..”
  顿了顿,陈赓环视了一下屋里,说:“彭老总,你的指挥部也太寒酸喽,一张木桌两条木凳加上一张行军床..老总,你身体怎么样?吃得消么?”
  彭德怀:“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一辈子都吃苦吃惯了..听说你在越南干得不错呀,怎么样?”
  陈赓:“不过,比彭老总指挥的抗美援朝几个战役的胜利,我可差远喽..”
  彭德怀:“你干得也不错呀。..哦,对了,你们兵团司令部筹建起来没有?”
  陈赓:“正在抓紧筹建,..我刚过元旦就从北京赶回昆明,组织兵团司令部。二野几个兵团都分散了。打算从三兵团抽出十二军,四兵团抽出十五军,从十兵团抽出六十军,共三个军,以三兵团名义入朝..不过,三兵团机关已变为四川军区机关,而且分为两个分区,所以我打算从云南抽出人员,以原四兵团机关人员为主,建立新的三兵团指挥部。现在各军正在集结,我是想先到前线看看,了解一下美军作战的特点和我方打胜仗的经验..”
  彭德怀:“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召开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好啊,我这次来,主要是了解朝鲜前线战况的。”
  1 月25 日,大会如期举行。陈赓认真听了彭德怀《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及其他人的发言,深受启发。
  会后,陈赓到前线看了几个部队,然后在宋时轮兵团司令部住了几天后,返回东北。
  1951 年3 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陈赓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近山为副司令员,下辖第十二、十五、六十三个军。
  任命一下,陈赓立即坐飞机前往昆明,从云南军区部队里选调一批军政后勤工作干部,组成第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后勤等领导机关。他从第四兵团要了刘有光、王步青、王振夫和戴其萼等老政工和参谋人员。从川东军区调来王蕴瑞当参谋长。关于王蕴瑞到第三兵团还有段故事呢。
  当时王蕴瑞已被他的老上级、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要走,即将调往二十兵团任职。就在王蕴瑞即将赴任之际,陈赓找上门来。
  见到王蕴瑞,陈赓开门见山地说:“我马上要带第三兵团入朝参战,你跟我当参谋长去吧?”
  王蕴瑞为难他说:“我的任命已下到二十兵团了..”
  陈赓:“命令下了不要紧,还可以重新下嘛!三兵团先入朝,你还是先跟我走吧!”
  “这,我怎么对杨成武司令员说呢?”
  “哟,你就不怕对不起我吗?”陈赓笑道,“我已经跟周总理讲了,你还是到三兵团来吧!”
  这样,王蕴瑞又被重新任命为三兵团参谋长。
  三兵团组建起来了。
  正当一切准备妥当,准备赴朝时,由于长期劳累过度,陈赓病倒了,他那双曾经几度负伤的腿又痛又肿,无法行走,他只好留在国内治病。
  1951 年,朝鲜的春天姗姗来迟。
  新入朝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十二、十五、六十,三个军正日夜兼程向三八线开进,副司令员王近山担起了指挥三兵团的重任。陈赓由于腿疾,留在大连治病。可是人在国内,心在朝鲜。当他得悉三兵团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六十军一个师在转移途中遭到敌机和机械化兵团的包围袭击,损失三千多人时,心急如焚,顾不得腿伤未愈,即启程入朝。
  8 月20 日,陈赓到了第三兵团驻地。人们见他仍拄着拐杖,走路一拐一拐的。他不顾一路疲劳,一到驻地,就会见干部,听取汇报,问询情况,召集兵团和各军负责同志讨论第五次战役作战经验,并为第六次战役作准备。
  陈赓在三兵团待了十天,他与各级干部座谈,对朝鲜战场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鉴于美方己接受谈判,上级已决定将第六次战役发起的时间推迟一个月。
  听到这一消息后,陈赓当即召开三兵团部处长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一个月的训练和后勤准备。
  9 月3 日,志愿军司令部,陈赓拜见了彭德怀,参加党委常委会。
  会间,他根据所了解到的大量材料,冥思苦想构思着对付敌军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手段。
  随后,他根据这些构想,写了一个战术指示,以启发中朝人民军队改正一些缺点。彭德怀对陈赓之作,非常赞赏,决定以“联司”的名义发表。
  这时,陈赓身体一直不好,失眠、头痛、胸闷,呼吸困难。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帮助彭德怀制定作战部署,鉴于战争已从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向两军相持的阵地防御战,陈赓提出进行坑道作业。此时,小规模的前哨战几乎天天都有。陈赓决定抓紧战事不紧的有利时机,赶筑工事,巩固阵地。志愿军司令部充分肯定了这一举动。但有人提出:“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为总结坑道作业的经验,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4 月陈赓召集各军参谋长会议。
  他说:“坑道作业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依托。这是解放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还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
  会后,各部队在陈赓亲自督促与关怀下,对1951 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出现的坑道工事雏形,经改进发展,到1952 年夏季,一个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已在全线构成。这些工事,有的近抵敌军几十米,既保证了攻击的突然性,又使进攻有了依托而大大减少了伤亡。即使表面野战工事被占领,仍能坚守坑道配合预备队实施反冲击。
  1952 年10 月14 日。炮声隆隆,战火纷飞。
  美军动用三个师共六万人的兵力,集中三百门大炮,一千余辆坦克和大批飞机,发动了“金化攻势”,疯狂地向志愿军十五军防御阵地进攻。
  上甘岭,十五军驻守的阵地。在敌人疯狂的轰炸下,我野战工事几乎全部被毁,表面阵地大部被敌占领。我军依托地下坑道防御工事,与敌展开了顽强的争夺阵地的搏斗。战斗持续四十三天,敌人伤亡二万五千五百人,损失飞机三百架,大口径火炮六十一门,仅占领了志愿军两个班的前沿阵地。
  敌人对我坚不可摧的坑道工事,毫无办法。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显示了坑道工事在朝鲜战场的巨大作用。这个在陈赓直接指挥下构筑的地下钢铁长城,承受了世界战争史上空前集中的火力袭击,至今仍传为佳话。
  陈赓两次入朝,都在志愿军司令部帮助彭总工作。除了有关作战方面的日常事务,他还常到前方部队了解情况,研究美军作战特点,帮助彭德怀考虑部署。共同相处,陈赓和彭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让彭总紧张的神经可以松驰一下,陈赓想尽办法。有时他拉上几个人陪彭总下象棋。彭总输了不眼气,总要人家再来。有时赢了人家也不罢休,也对人家说“再来”。几盘棋下来,彭老总紧张的大脑得到了休息,陈赓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彭德怀为朝鲜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中朝两国人民深深的尊敬。
  各报刊和通讯社记者,总想摄到彭总活动的照片。祖国去的慰问团、参观团也总想拉他合影留念,可彭总最不喜欢宣传他个人,尤其是不喜欢照相。每逢这时,摄影记者就请陈赓帮忙。陈赓欣然答应,说:“你们不要告诉他,悄悄地跟着我走。”
  这天晚饭后,陈赓又拉着彭总和几个副司令员散步。摄影记者也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看到一切准备好了,陈赓就拉上甘泗淇等围住彭总,说:“彭总,我们一起照张合影,留个纪念。”彭总拿他没办法,也就高高兴兴地和大家一起站过来,让记者拍照。后来留下的彭总在朝鲜战场的一些照片,大多数都是通过这种途径拍摄下来的。
  1952 年6 月初,陈赓奉调回国。
  6 月16 日,陈赓满载朝鲜人民的伟大友谊,渡过鸭绿江,踏上归国之路。
第十四章 办军校育英才 春蚕吐丝尽
  1952 年6 月。北京。
  陈赓应党中央之召唤,离开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陈赓来不及与妻儿叙别,就直奔中南海。他想知道,毛主席召他回国,到底有啥子急事?
  陈赓一步跨进中南海会议室,只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一在座。
  “主席!总理!你们好!”陈赓欣喜他说。
  “哦,陈赓,你来了,快请坐!前线辛苦了!”毛泽东紧紧握住陈赓的双手。
  “召我回来,是有急事儿?”陈赓问。
  “不要急嘛,坐下来慢慢谈。”毛泽东说。
  “先谈谈朝鲜前线的形势吧!”周恩来说。
  陈赓端起一杯茶,喝了几口,说:“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第五次战役已经打过,上甘岭战役己胜利结束。看来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最勇敢的人民军队,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太差,苏联所支援的新式武器装备,我们也缺乏驾驭技术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为了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加紧培养技术人才,掌握现代化技术,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陈赓一口气讲开了。
  “说得很好!问题就在这里,为了彻底打败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毛泽东说。
  “陈赓,我们召你回来,就是为这件事啊,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你看怎么样?”周恩来说。
  “那太好了!”陈赓欣喜地回答。
  毛泽东问:“谁来办?”他望望在座的周恩来,又望望陈赓,然后说:
  “你来办吧!”
  “我来办?”陈赓疑惑地问,“主席,这个我隔行,恐怕办不好!”
  主席笑道:“你隔行,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还是你去干吧,不懂就学嘛!”
  其实,对于这解放军第一所高等学府校长的选择,毛泽东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旱在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过,要办好一所学校,第一件事就是选好校长。陈赓身经百战,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高的政治素养,而且又有较高的文化基础,他先后赴越、朝,同美、法帝国主义作过较量,对新形势下之敌手,己具备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何况三十年代他还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呢。对,陈赓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陈赓领受了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
  从司令员到学院院长, 这是陈赓人生旅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摆在陈赓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校舍、教师、教材和设备均无着落,而他又从来没有办军事技术院校的经验,更不要说办这样的高等军事技术院校了。
  困难吓不倒他,既然接了任务,就一定要办好,这是他的一惯风格。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只猛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在为猛虎添翼。当然,创业是艰难的,但是革命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军事工程学院也能够从无到有。我陈赓要是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誓不为人!”
  凭着这样的信念,他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他像指挥打仗一样,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制定作战部署。
  1952 年7 月。陈赓陪同苏联专家小组,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大连、青岛、武汉、沈阳和哈尔滨等地考察。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把校址定在哈尔滨。同时确定把这个学院办成一所包括空军、海军、炮军、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军种的综合学校。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分析,陈赓提出了一个以边建、边教、边学和以教学为中心的建校方案。明确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招生人数、毕业去向、校址选择、组织机构以及教师、教材和设备来源等一系列的问题。
  陈赓还提出,在干部组成上应以知识分子为主,同时抽调部分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让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以保障培养对象达到又红又专。
  陈赓将他这些构想给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为基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时,也从志愿军第三兵团抽调部分干部参加,用陈赓的话来说,这叫做两根柱子齐心协力,共同办学。   
  办校的最大困难是师资力量的缺乏。为配备师资力量,他请来了弹道学专家张述祖等教授,并请他们提出教授名单,由他亲自去找周总理批示。
  一向以急性子著称的陈赓,一心扑在创办“军工”的事情上。为尽快配备师资,他多次去找周总理。但总理日理万机,很难找到,陈赓只好在早晨或夜间到家里去“堵”。
  一天早晨,陈赓来到国务院西花厅。这天总理要接见民主人士,客厅里已坐满了人。陈赓一看不好闯进去,就等在门外。恰好此时他看见总理要出来上厕所,他便迅速地跟了进去。总理见他匆匆忙忙走进来,问道:“陈赓,你怎么到了这儿?”
  “总理,有几个教授的名单,请批一下!”陈赓说着就递上了名单。
  “你等一下不行吗?”
  “等一下你就走了。还是现在就批吧!”
  就这样,总理在洗手间里批了这份名单。为了给学院从各大学选调教师,周总理多次指示教育部党组织帮助解决“军工”师资问题,并亲自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请教育部、清华大学以及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来参加,专门听取学院的汇报。由于总理的全力支持,很快就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副教授。仅仅几个月时间,七十八名教授和专家就陆续从华东、中南、西南、京津地区奔赴哈尔滨。
  陈赓又请中共中央批准,从各大军区挑选了三百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成立助教队,由请来的专家教授讲课辅导。这批助教后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仅仅一年时间,陈赓就组成了一个五百名教师、三百名实验人员的队伍。
  师资力量已初步配备,陈赓的工作效率之高可见不一般。
  陈赓一手“抓人”,一手“垒窝”抓紧校舍职工宿舍建设。当时国务院决定把哈尔滨医科大的校舍拨给“军工”,作为建校的立足点。陈赓又从哈尔滨市、中专铁路局等单位接收、租借和交换了一些房屋,大批教学、科研人员得以安顿下来。
  1953 年4 月,冰城冻土未开,“军工”校舍建筑工程,即已拉开战幕。
  陈赓时刻关心施工进展情况,经常深入基建工地,遇有重大事情,他亲自同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谈解决。他还不顾腿伤,多次爬上脚手架同工人聊天,查看工程质量。
  仅仅七个月时间,十万平方米,三十六幢的教学科研大楼便拔地而起。
  1953 年9 月1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陈赓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给该学院颁发的《训词》中盛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陈赓的督促下,在中央和省、市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仅仅两三年时间,就盖起了四十多万平方米的楼房,五个系的教学大楼相继矗立起来。到1958年,全院新建校舍己有二百二十一幢,五十六万多平方米,加上从医科大学接收的四万多平方米,在市内各处租赁的五万九千多平方米的旧房,共计校舍六十六万多平方米。“军工”的建立凝聚着陈赓的一片心血。
  “窝”垒起来了,人“抓”来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办校了。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一些老干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理解,瞧不起那些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当时苏联教育顾问和政治顾问提出取消党委制。针对这两种意见,陈赓提出,办校一定要依靠“两老”,即老教授、老干部。他常讲,“长征二万五和十年寒窗苦都是一回事,这是学院的两根支柱,缺一不可。”这样,既可发挥我军优良传统,又将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青年。他常教育军队干部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能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同样不能胜利。”“不要只看到自己经过战争的考验,也要看到人家十年寒窗的刻苦钻研。”他语重心长地对说怪话的同志说:“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要协助党委主动团结知识分子。”他又教育教授、专家要尊重军队干部,同他们亲密团结,合作办好学院。
  他视专家、教授为“国家最可贵的财富”。他号召教授、专家要做学院的主人。在工作中,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尽可能予以照顾。
  首先他在政治上给予知识分子以最大的关怀,他说:“这些人都来自旧社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把问题搞清楚是必要的,但应重在表现。对他们世界观的改变也不能操之过急,应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自觉地进行改造。
  他们也是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应该给他们组织个工会。”为此,经上级批准,他在哈军工首创教育工作者协会,并由老教授周鸣■担任协会主席。
  许多专家、教授,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要求入党的人增多了。为此他亲自召集会议,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员的基本条件。他对教授、专家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大门,永远是向你们敞开的。”
  有的老教授感到自己的历史、社会关系太复杂,怀疑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针对这种顾虑,陈赓亲自参加了对两名表现很好,但社会关系复杂的老教授的审查工作。问题弄清后,他动员保卫部副部长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并参加了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
  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并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我出身大地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参谋,冒着炮火救过蒋介石的命,情况够复杂的吧!一个人的出身成份是他自己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道路则完全由自己决定。‘马日’事变的制造者许克祥,出身贫苦家庭,可是他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们党内许多人出身不好,但却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一席话,那两名入党的教授听了,连连点头。
  只听他又接着说道:“我们现在困难还很多,许多人还不适应,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就是学院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办好这个学院,要靠两根柱子来支撑,你们是一根,军队老干部是一根,二者缺一不可。你们有知识,这是你们的长处。军队老干部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好的传统作风,这是他们的长处。我希望两根柱子齐心协力,都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共同建设学院。”
  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陈赓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领导干部都要安排专家、教授担任。
  在生活上,陈赓尽可能给专家、教授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授宿舍,并为他们专建饭厅,请来厨师为他们做饭。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还亲自抓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升学等问题。总之,在生活上,陈赓尽一切可能来优待知识分子。
  陈赓信任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早在他担任云南省主席、云南省军司令员那短暂的时期,就留下了许多关心、重用知识分子的佳话。如今办学院陈赓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相信他们,重用他们,依靠他们。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陈赓的诚挚,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许多教授、专家视他为“一生最喜爱,最尊敬的亲人之一”。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对此,有个别老干部又发出了牢骚:“我们是从机关枪底下爬出来的,他们舒舒服服念了几年书,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
  听了这种议论,陈赓严厉地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你们有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比照顾的,如果你们要争照顾,那就请退党嘛!我们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向人家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而不应争照顾,来这里不是来图享受的!”
  一顿严厉的批评教育,那些居功自傲、发牢骚的老干部惭愧地低下了头。
  1954 年10 月,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工”院长、政委。工作重点移到北京,但他心里仍时刻装着哈军工。
  那时政治运动很多,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陈赓对于一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坚决保护的态度,不让随便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位老教授在政治上讲了错话,受到群众批判, 学院把这位教授的言论送到北京,请示陈赓要不要给这位老教授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陈赓回答说:“老教师有点旧思想是难免的,不能要求他们一朝一夕彻底改变,有错误也是允许的,老同志也有犯错误的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老教授在建院中是有功的,我看算了,不要给他戴什么帽子啦!”
  陈赓一句话,果然使这位老教授免受那场劫难。
  一位在解放前研究弹道的专家,曾留学法国,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过,又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过贡献。但他在民航总局任职时,因犯贪污罪在“三反”
  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二年”。在筹办“军工”时,有位老教授向陈赓讲了这个人的情况,提名要他。陈赓听了,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要他,可叫他立功赎罪嘛!”于是,陈赓给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电话,要董老“刀下留人,刀下留情”。董老听了陈赓的解释,决定叫他立功赎罪,改为监外执行。这位专家被送到哈尔滨,陈赓在老红楼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叫他专门翻译科技情报资料。他在那里一面劳动,一面工作,以后被政府特赦。事后这位专家感激不已,视陈赓为一生知己、亲人。
  凡接触过陈赓的哈军工的教师、专家们,无不异口同声他说:“陈赓同志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亲人。他胸怀坦荡,肝胆相照。他是真正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待的。有些老教师谈起他来热泪盈眶,滔滔不绝,感慨万千!
  1958 年。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神州大地掀起大跃进狂潮。顿时, 工厂、农村、学校,上至首都、下至偏远山区,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男女老幼齐上阵,土法上马,高炉林立。
  这股风吹到了哈尔滨,吹到了军工学院。在大炼钢铁的风潮中,陈赓没有赶潮流。
  “学校总得念书嘛!怎么搞大炼钢铁?这话是不是真是毛主席讲的,我有怀疑。毛主席说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也是生产嘛!我们这个高等学府应该结合教学办实验工厂,搞高,精、尖!”
  对于来自上级的决策,陈赓历来不主张不顾实际,盲目执行。战争期间,他就多次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过意见。如今到了和平建设时期,他同样保持这一贯的风格。
  按照他的指示,学院办了一个实验工厂,叫“海厂”。
  他亲自抓飞机的设计工作,创立了风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至今仍继续为飞机的研究设计服务。
  在他的督促下,哈军工各系都搞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举行科研成果展览,并请来周恩来、贺龙、陈毅、罗荣桓等同志参观。
  在他的亲自关心下,在全国高校中“军工”率先成立了计算机专业,并很快得以发展壮大。“如果不是陈质院长亲自抓,我校计算机专业是不会发展得这样快的。”事隔多年后,当时计算机专业的负责人慈云桂感慨他说。
  就是这样,陈赓在大炼钢铁的风潮中,丝毫没有放松教学科研工作。他的这些做法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甚至有人指责他犯有路线错误。陈赓不以为然。他得到了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的称赞,邓小平还极力推广哈军工搞尖端实验而不搞大炼钢铁的经验。哈军工避免了大跃进运动的冲击,教学、科研搞得红红火火,学院技术力量在技术革新中大有发展。国防部长彭德怀于1958 年9 月视察军事工程学院后向军委和党中央写报告说:“军事工程学院经过四五年的经营,规模很大,在远东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钱学森教授参观后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校,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陈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
  1959 年,陈赓开始考虑学院的任务调整问题。他说,各军(兵)种应该建立自己的工程学院了。11 月19 日,他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建议将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四个系和空军、海军系的五个专科,分给有关军(兵)种,单独成立工程学院,除原有空军系海军系和新成立的导弹工程系外,再建原子武器系和电子工程系,将学院的培养目标由维护、使用改为研究、设计制造,并把学制分为基本班(大学本科)和高级班(研究生)
  两个阶段,每年招生一千五百人,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研究班深造。
  中央军委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院校形成了三级分工的新体制:军事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研究、设计和制造的工程师;各军(兵)种的工程学院培养维护和使用的工程师;中级技校培养一般技术干部。
  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在陈赓的领导下,哈军工一步步发展、壮大、成熟。战场上,陈赓是常胜不败的将军,如今办军校,他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正当陈赓踌躇满志,为哈军工的建设奔波时,病魔却一天天向他逼近了。
  长期艰苦的物质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54 年,哈军工刚刚初具规模,陈赓的心绞痛已发作频繁。
  “我活着就要干!”陈赓自觉地同病魔搏斗,与死神搏斗。
  “我要争取再为党工作二十年!”他没向病魔低头。
  1955 年9 月,他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 年9 月他出席了中共八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时,医生一再叮嘱要他少活动、多休息,可他却仍不停地操劳奔波。
  他视察部队,到各地进行军事勘察,出国访问,开会,接待外宾..
  终于有一天,他被击倒了。
  1957 年12 月19 日。陈赓访苏回国不久,突然发作了心肌梗塞。
  就在前一天,他在军委开会,中午很晚才回到家。妻子傅涯还埋怨说:
  “我等你到一点钟还不回来吃饭,你呀,你这样做还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傅涯担心的是老帅们的健康,没有意识到陈赓会出问题。这一天,陈赓感到好累好累。
  晚上,陈赓对傅涯说:“今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了,你陪我去看看戏吧!”
  傅涯见他神色疲惫,就请假陪他坐车到中南海去看戏。
  戏后,陈赓回到家就休息了,他紧张的神经得以松驰下来。傅涯也完全没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像平时一样,吃完早饭,陈赓穿好军服,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
  傅涯也穿好衣服上班去了。孩子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忽然有人因有急事来到他家里找他,陈赓只好留下来。来人走后,院子里只剩下他和二岁的小儿子,还有正忙碌着的阿姨。
  客人刚走,陈赓就感到胸前好闷、好痛,一下跌倒在沙发上。这时二岁的小儿子涯子,从客厅里跑出来,在厨房里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阿姨正忙着,以为孩子说着玩的,没理睬。涯子又从后院跑到总院,找到司机说:
  “爸爸哭了,爸爸真的哭了。”说着,拉着司机来到客厅,只见陈赓果然倒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司机一见此情此景,连忙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又找到副官给北京医院打通了电话。不一会,医院便派来了抢救小组。
  此刻,陈赓陷于昏厥,手脚冰凉,脉搏跳动微弱,血压也测不到。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医生指示:立即进行抢救。抢救一直到深夜。陈赓仍紧闭双眼。
  到十一点多钟,他终于苏醒过来。
  听说陈赓病倒,中央军委和各兵种的首长都赶来看他:聂荣臻元帅来了,粟裕总参谋长、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来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了,彭德怀元帅来了,小小的院子里一时挤满了车辆。
  宋庆龄听到陈赓病倒的消息后,致函慰问。她在慰问信中写道:“我离京前一天听说你生病,很想去探望你,但据悉医生不让探病,致惊扰病,因而未果。特致函慰问,并希望你好好休息,早复健康。”
  一向以坚强著称的陈赓,终于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北京医院住院三个月。
  医生鉴于他病情严重,不准他下地活动,他这个闲不住的人不得不卧床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从医院回到了家。医生依然不准他会客,要他全休疗养。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陈赓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从北戴河疗养回京后,他就提出要求上班,他天天找医生,要求准许他上班,他说:“我的病已好了,让我出去上班吧,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享受,老让我这样疗养,我的病会更加重的。”医生无奈,只好再给他检查一次,感到总的情况较前稍好一点,报告中央批准每天少用点时间去上班试试。陈赓听了,高兴地回答医生:“太好了,只要允许我上班,我一定遵守医生的嘱咐!”
  话虽是这么说,可一旦工作起来,陈赓又完全把医生的话抛到了脑后。
  他是一个工作狂,哪怕是大病初愈,工作起来仍然没有节制。
  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离京二十多公里的郊区一个市镇试车。当时陈赓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验同他分管的事情相关,他知道后非要参加不可。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的,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傅涯把这两个电话都告诉了陈赓,劝他千万别去。可陈赓不听劝告,还是坚持去了。试完车回家,一进门他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提心吊胆的傅涯见他安全归来,喜不自胜。高兴他说:“没出事就好,没出事就好啊!”再仔细一瞧陈赓的脸,只见他气色不好,一脸疲惫。他嗔怪道:“还是别逞能了,看你,脸色都白了,累了吧,快休息吧!”
  的确,只有陈赓自己心里明白,他的病很严重。他的胸口常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一大片。
  鉴于自己生病,他主动写报告要求免去他代总长的职务,以免对工作造成损失。
  1958 年3 月25 日,哈军工举行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尚在病中的陈赓发去了热情洋益的祝贺信:“成批的、正规地培养多军种、兵种具有高等技术知识的军官,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58 年,病情稍微好转的陈赓,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参加研讨成立国防科技委员会的问题。会上,他说:“我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应总参的工作,但还可以为国防科技的发展作点贡献。国防科委请聂帅挂帅,我当帮手。”
  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恳求,任命他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
  病魔缠身,他仍然没有一刻停止工作!
  1959 年6 月,他的心肌梗塞第二次发作。他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经历这第二次重病的打击,他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了。他常感到胸闷气促,胸部一阵阵疼痛。
  此时,陈赓已清楚地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虽然病了,心却一刻没有停下来。那时正值大跃进运动期间,党内左倾错误开始泛滥,陈赓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
  1958 年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陈赓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左”倾错误。听到陈赓的发言,陈毅元帅高兴他说:“过去我和有些同志相处多年,他们总是躲躲闪闪,藏在心里的东西掏不出来。陈赓同志就不一样,他像一个玻璃杯,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
  1960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陈赓发言以后,陈老总又站起来说道:“陈赓同志就是我们党内一门炮。可惜我们现在这种炮太少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炮。陈赓同志,我有什么错误,你也可以轰一下呀!”
  是的,陈赓心怀坦荡,对党忠诚,即使重病在身,也没有放弃与错误倾向的斗争!
  1959 年10 月。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邱行湘等十名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获得特赦,然后被分配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劳动。这些人大都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学。
  1960 年4 月,陈赓从广州疗养回京,听说后心里非常高兴。他带病作东, 请他们在民族饭店吃饭叙旧。
  4 月17 日中午,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六位黄埔同窗陆续来到民族饭店宴会厅。
  见到六位同窗,陈赓感慨万千,他语重心长他说:“我们从黄埔到大革命是团结在一起的,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今天我们又走到一起了!这是很难得的。过去的事就不谈了,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团结到底,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听了陈赓的话,大家不禁思绪万千。
  杜聿明,这位陈展的同期同学,又同在一个队,他曾经与陈赓朝夕相处。
  但“四一二”政变后,杜聿明一步步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终于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这次重逢,杜聿明见到陈赓,既羞愧又激动,好半天他只说了一句:“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说完热泪盈眶!
  一席话,把大家从往事的回顾中拉回到现实。
  默默无言中,大家端起了酒杯。
  “干杯!”
  一饮而尽后,又是一阵沉默。
  这时,不知是谁打破了这沉默。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熟悉的歌声在众人耳畔响起。
  怒潮湃澎,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几双含泪的眼睛互相凝视着,激越的校歌久久回荡在饭厅。
  末了,陈赓说:“你们今天就不必回公社了,我叫人为你们安排住处。”
  当晚,他们住在旅馆。
  金秋10 月。黄埔师生再次聚会,周恩来也参加了。
  宋希濂,这位陈赓的同乡,此刻更是心绪难平,思绪万千。1923 年仲夏, 在湖南湘乡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他结识了陈赓。两人结伴来到长沙,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后来又一同入黄埔军校。两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同乡好友;曾经是共同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曾经是朝夕相伴的黄埔学子。可是“四一二”事变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在那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们互相讨伐,为了各自的信念,他们将昔日的友情深埋在心底。
  在柔和的灯光下,轻轻的音乐声中,陈赓与黄埔同窗推心置腹,促膝谈心。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晃而过。
  在几个小时的叙谈中,三十多年恩恩怨怨的往事被一一勾了起来..
  那是1950 年,在重庆白公馆,这个以前关押共产党的地方,成了解放军关押战俘的场所。
  一天,陈赓来到这里,看到了宋希濂。两人相互凝视了好半天,最后还是陈赓先开了口。
  “你好啊!看见你身体挺好,我很高兴!”这是陈赓的第一句话。
  宋希濂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陈赓随后又亲切地问道。
  “1936 年双十二事件后,在西安,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去看我..”宋希濂激动他说。
  “对了,对了,我那次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拜访你的,你还记得吧?当时我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这可要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陈赓谈笑风生。
  宋希濂点点头。两人走进里屋。陈赓扫射了一下屋里的陈设,关切地问道:“在这里住得习惯吗?伙食还可以吧?”“习惯,习惯。”宋希濂连声答道。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到了吃午饭时间,一桌丰盛的饭菜摆了上来。
  “来,老弟,尝尝这个辣椒,这是我专门给你带来的。”陈赓热情地邀请着。
  和陈赓短暂的会面在宋希濂心中又掀起了波澜。临走时,陈赓说:“老弟,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身体很重要啊,你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许正是这句话改变了宋希濂的下半生。
  转眼又过了十年。如今这些战争要犯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人,得到党和政府的特赦。
  陈赓举起一杯茅台,说:“诸位,我们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想不到打来打去,如今又打到一块来了。今天在这里聚会,我提议首先为祝贺我们又走到一起来干一杯!”
  周恩来:“在坐的绝大多数是当年的黄埔学员,我和文白曾经是黄埔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罗!..”周总理亲切风趣的话语使在座的众人的紧张情绪一下消除了许多。
  “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又走到一起来了,一页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让我们举杯同庆!”
  饭后,陈赓和宋希濂像在黄埔那样,再度漫步湖边,亲切交谈。
  事后,宋希濂深情地回忆道:“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后的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令我心折,令我永不能忘怀。”
  1960 年冬。北京。
  刺骨的寒风呼啸着。这年的冬天,对陈赓来说好像格外的严寒。近来,陈赓的病情愈来愈严重,胸区的疼痛日胜一日。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快走到尽头,他得抓紧时间,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首先,他亲笔给军工学院党委常委写信,对调整后的学校工作提出六点建议:一、抓思想;二、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三、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学队伍;四、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五、要改善教员、学员生活;六、要给教授、教员、学员以充分研究和自学的时间。这是他写给哈军工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哈军工的师生就听到他们的前任院长不幸逝世的噩耗,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哈军工的广大师生无不悲痛欲绝!
  1961 年初,陈赓应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邀前往上海。开始,他并不准备带夫人和孩子们去。他对傅涯说:“等我回来,我要带你到哈尔滨去,到哈军工去。”是啊,戎马一生倥偬的战争岁月,他们聚少离多,建国后,他又东奔西颠,他多么想与妻儿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鉴于他的健康状况,组织上还是决定让傅涯陪同他往上海休养,又正好是寒假,孩子们也一同去了。他又回到了上海,这块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很激动。
  听说陈赓病重,他在上海的许多朋友都纷纷来看望他。他的老朋友,他最尊敬的宋庆龄先生听说他病重,非常着急,春节特邀陈赓全家到她家作客。
  看到陈赓那消瘦的面孔,宋庆龄说:“这次就在上海好好休养一段,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做了,待身体康复,我要和你一起上中山陵。”
  可是,陈赓却闲不下来。他要赶紧写一部《作战经验总结》,他要把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留给后人。
  他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一到上海,他就投入紧张的构想,他常常通宵达旦地看材料、写提纲,却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此时,他的病情已严重恶化!
  3 月15 日,是他五十八岁的生日。向来不作寿的他,今天却向夫人提出了要求: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经他一提,傅涯才记起,可不,今天是他五十八岁的生日。傅涯洗洗手,就下厨房和面,煮了一碗雪里红肉丝汤面给陈赓吃了。
  这天深夜,陈赓觉得胸闷,疼痛,难以入眠,侧身凝视对面床上的傅涯,说:
  “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他终于忍不住轻声呼唤。
  傅涯说:“睡吧,别太为写作的事费神了!”
  他摇摇头,苦笑着。傅涯根本没意识到死神已向他逼近!
  这一夜还算平静。
  黎明,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大面积心肌梗塞第三次发作,他面色铁青,呼吸微弱。
  傅涯见状,连忙打电话给医院。
  儿女们惊恐地围了过来,泣不成声。
  “我己是三闯鬼门关了,这第三次闯过去,还可以为党工作几年!”忍着巨痛,陈赓吃力他说。
  “如果闯不过这一关也不要紧,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老帅活着就好..我的事,不要去惊动他们!”
  傅涯握着陈赓的手。他的手心渐凉,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赶来了,立即进行紧急抢救。
  可是晚了!1961 年3 月16 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巨星陨落——陈赓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噩耗传出,熟悉他的人们无不悲痛欲绝!失声痛哭!
  陈赓,你走得太匆忙了!
  你亲手创办的哈军工,如今已硕果累累,在全军中首屈一指!
  你不是向儿女许诺过,等放了暑假,一定带他们去海滨度假的吗?他们正翘首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呢!
  你还年轻,共和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还有多少事等着你去做啊!
  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休息的你,现在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从此,共和国失去了一名杰出的大将,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
  陈赓将军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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