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李渊庭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最近的研究表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与英国政府无关[参阅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根本原因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因财政、经济危机要从商团手中榨取一笔钱财。[参阅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未刊稿。]）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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