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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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风啊，风啊，黄河的风啊，在呼呼地吹着；嘀哒、嘀哒、嘀哒……毛驴儿在慢腾腾地走着。
月亮己紧挨着西山，嵌在了人面峰的眼窝上面，山坡下盖上了一片肃穆的阴影，河滩的小树林顶上，却染上了一片银色的光华。
在岸边的河汊上，竖立着水车高大的骨架。那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站立在那里不动，又不停地运动着；它是那样的古老，但只要黄河的水一来，它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现在，水车的扇翼在斜照的月光下欢快地转动着，哗啦、哗啦、哗啦，车廓在半空中有节奏地泼出闪亮的水花……
他只在炕上躺了一天。傍晚，他喝了两口他女儿给他熬的米汤，又趿拉着鞋走到那块麦田。
残阳似血，黄土如金，西北高原的田野在回光返照下更显得无比的璀璨。羊群沿着乡间土路回来了。它们带着滚圆的肚子，雪白的身上披着柔和的金光，神气活现地向羊栏走去。收工的男女社员，把衣裳搭在锹把上，一路上打打闹闹，你推我搡，开着只有庄户人才能说出口的玩笑。远远地，一个男人被一群妇女追赶过来，一不小心滚下路边的排沟，溅起了一片水花和笑声……
是的，活还是要活下去的。生活，还是有另一种磅礡的吸引力在吸引他。对这些正在嘻笑的男男女女，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不能摆脱的义务，他是支部书记，现在全国乱成一片，连出门的妇女生命都无法保证，他怎能舍他们而去呢，况且，韩玉梅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活了一辈子连个影影子也没有留下，他活着，也是对韩玉梅一个有血有肉的纪念碑。他坐在田埂上，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胸口，仿佛要把韩玉梅揉进他心底的最深处。
其实，人不容易忍耐的是日常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烦恼，却比较能接受一场巨大的哀痛，因为它会在心上撕开一个裂口，直接钻进心底里去隐藏起来……
那时，来魏家桥逃避“革命群众”揪斗的有五个领导干部，分别住在三间房子里。他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职务和姓名，但有时间也常常跑去跟他们聊天，关心他们的吃住。从闲谈中，他知道了他们当中有的人老婆也在挨斗，有的人家被抄了，妻离子散，有的人老婆上了吊，儿女跟他划清了界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之，形形色色，都处在不幸之中。
韩玉梅出事以后，他不知不觉地也把自己划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苦恼了，就不由自主地溜到他们那里去，跟他们一起唉声叹气。
刘卫青名义上是“红革造”派来接待站在自己这一边、而又正被“革造联”揪斗的领导干部的联络员，当时却正在做“大买卖”，追求鳏居的贺立德，哪有多余的时间呆在魏家桥，人一领来，当天她就返回省城，这些领导干部躲在荒郊野外，等于与世隔绝，新来的人带来的又都是更令人沮丧的消息，他们的惶恐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天，几个领导干部在房里呆闷了，要求他领到黄河边去散散心。他就带他们来到河边一处长满高大茂密的芦苇、岸边又不陷脚的沙滩上。
夏天，黄色的河流开阔宏伟。被他们惊起的凫鸟，从芦苇丛中扑扑地振翅飞起，在滔滔的河面上空盘旋一阵，又飞回苇丛上来护蛋，绕着他们头顶呷呷地叫唤。河上飘浮着夏日特有的高而且亮的银色的云，像河水腾起的蒸汽一般，游移不定，变幻无穷。水面上，浪涛一个跟着一个，每一排浪尖上都绽出一丛丛金色的花朵，倏忽即灭，倏忽又起；漩涡一圈连着一圈，一串串漩涡千姿百态，展现出一派既婀娜有致，又粗犷豪放的生动景象。惊涛的怒鸣，回流的轻唱，波澜的吟哦，凫鸟的哀号，组成一支雄壮而又回肠荡气的交响曲。风从东方来，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岸滩，推上一片片、一段段、一根根灰褐色的残枝断树，不由得令人要追溯它们在惊涛骇浪中的经历，并从树干古老的年轮中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岸边，和风吹拂着苇草修长的叶片，轻轻地抚慰着这些老干部最近才出现的灰白的乱发，并且带来一股亲切的泥水味，一股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闻到的、掺和着乳腥味的清香。
看着河，迎着风，听着种种惊心动魄的音响，闻着泥水的浓郁的芬芳，人会感到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来自身外的感受，而是从自己心底里生出的幻景，一种在自己还没有诞生、还在母体里就赋予的原始印象。
领导干部都被这既是在眼前，又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景象震慑住了。
蓦地，一个穿浅灰色的确良衬衣的老干部用手掩着脸啜泣起来。
第一声啜位，就使其余的人在神情庄重地凝视着远方这一点上僵化了，如同电影的定格一样，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转过头去劝慰，仿佛这声声啜泣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黄河的万千气象他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他是被那阵阵轻微的啜泣声感动了。在老人那并不想掩饰的啜泣声里，不仅包含着悲怆，而且包含着依恋，包含着感悟，包含着返璞归真，包含着对凌驾于这混乱的时事之上的最崇高的大自然的虔敬和热爱。倏地，他觉得他和这个老干部的心灵是相通的，尽管他们使用的多半是不同的语汇。他们之间有超越知识、地位、经历等等之上的共同的东西。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停了好半天，一个胖胖的圆脸干部才决心打破沉默，用濡湿的眼睛看他，像孩子般要求道：“老魏同志，我们……你能领我们到一个可以下水的地方去吗？”
他领他们走到河沿的一个水湾。平静的回流在里面荡漾。领导干部们纷纷脱掉衣裤鞋袜，仔细叠好，放在“爬地虎”上。这时，他们的情绪开始活泼起来。
“啊哈！这真成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那个胖胖的干部站在水里，向胸口上浇着水。
“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唉，现在，河水越来越浑啦。”
“少说两句吧，老杨，你还嫌你的材料不够吗？”
于是，他们避开敏感的话题，在齐腰深的水湾里嬉戏起来。那个穿浅灰色衬衣的老干部也脱得光剩一条裤衩，伸出枯瘦的腿，用脚尖试探水的温度。
“哈，也得谢谢贺立德这个投机分子，他可给我们找了个好地方！”一个在水中狗刨着的老干部兴奋地叫着。
“虽说文化大革命涤荡了污泥浊水，可惜，我们还是要靠污泥来保护。”另一位领导干部在水里挥动着手臂说。
“看，看，又说到这些事情上来了。”那位胆小的干部又制止他们。
“好好，不说了，我们来比赛吧。”
“老魏同志，你不下来吗？”
他没有兴致下去。韩玉梅出事以后，他对什么事都失去了兴趣，他抱着两肘蹲在岸上，用忧伤的眼光在他们身上寻找排遣情怀的东西。他知道他们都曾是威风凛凛、一呼百诺的领导，而这时，却一下子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人。在午前的炽热的阳光下，他们苍白松弛的皮肉泛出了微弱的光泽，像营养不良的婴儿。他们在水里不习惯地蹒跚着，像幼儿在学步。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现在却和顽童一般在河水里打闹，那个啜泣的老干部脸上也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两手胡乱地招架着别人对他泼来的水。他们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会儿，又互相指着身上的伤痕感叹起来：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剿匪反霸，一直到年前脖子上挂大牌子所留下的疤痕。他们自嘲着，他们带着不无自豪又不无伤感的心情笑谈着。
当他看到他们肉体上不可磨灭的光荣的印记和耻辱的瘢痕竟重叠在一起时，心中暂时忘掉了韩玉梅，涌起了一阵对他们真诚的尊敬和同情。在他们身上，他找到了一种比个人的不幸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不上这东西是什么，却能感知到在这东西的面前，个人任何巨大的痛苦都是渺小的。
“你们会唱歌么？”突然，他情不自禁地问。
“会呀，譬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一个光膀子的领导干部唱起来。
“不是，不是。”他断然地摇摇头。
“那么是什么？是‘东风吹，战鼓擂……’”
“不，也不是。”他想了想，决定把这个他以为是非常神秘的歌告诉他们，“有个歌子里有这么一句：‘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啊！”五个正准备上岸穿衣服的领导干部一齐诧异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这首歌？”
“唔，我知道的。”他有点骄做地回答。
“怎么样？老杨，咱们唱起来吧。”他们互相看看以后，胖胖的领导干部兴致勃勃地提议。
“算了吧。”那个谨小慎微的干部瞥了他一眼。
“唱吧！不怕的。”叫老杨的领导干部挥挥手，起了一个调子，于是，五个人突然感情奔放地放开了喉咙：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他们唱的不是“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一开始就给了他同样强烈的震撼。尤其，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瘦弱的尤小舟，而是一群年近半百和年过半百，而又落到和尤小舟同样下场的老革命，一齐光着膀子，露着脊梁，排成一排，姿态庄重地、全神贯注地、慷慨激昂地，用自己整个的心在回忆、在控诉、在反抗、在向往。当他们的眼泪在阳光下毫无遮拦地从眼眶汩汩地流到腮帮、流到颏下的时候，他憋了好几天的眼泪终于得到了触发剂，陡然汹涌而出，一下子把他冲倒在“爬地虎”上。
他竟嚎啕大哭起来。
五个领导干部惊讶地停了歌唱，围到他身边。
“怎么啦？老魏同志……”
“别、别……”他跪在草滩上，撅着屁股，头深深地埋在“爬地虎”里，两手在身边乱抓。
“你们别、别害怕。让我哭、哭就好了……”
说完，他就全心全意地，像把哭当作一件正事似的，一面嚎叫，一面让泪水尽情地流淌。
风停了，高大的芦苇惊诧地直起了腰；凫鸟不再哀号了，幸灾乐祸地钻进自己孵蛋的窝。草滩上只有他像狼嚎般的哭声在回荡。
五个领导干部似乎都能理解，不再劝解了，肃穆地低着头，一齐像守护神一样围着他。
“他一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那个白胖的干部擦着自己的眼泪说。
“在这种时候，会这样哭的人一定是个好人。”那个叫老杨的干部任自己的泪水流到下颏，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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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
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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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每年春天开河时节，上游一块块冰凌汹涌而下，在河道里摩擦着、撞击着、倾轧着、摞叠着，仿佛用劲用得咬牙切齿似的，发出可怕的咔嚓咔嚓的响声。有的地段，冰层下的河水下降了，冰块渐渐融化坼裂，轰地一下坍塌下来，激起一排排泡沫横飞的浑浊的波浪。冰凉的浪花拍击着冻得坚硬的灰黄色的沙滩，河水溢出了原来的水线。天气再骤然转暖，灰黄色的沙滩就被涌上来的河水浸润了，岸上镶上了一条笔直的棕褐色的花边。随后，河水开始奔腾。河道上一堆堆去年沉积下来的柴草断枝，先是懒洋洋地离开它们卧了一冬的浅底，然后越淌越快，终于拼命地在水上赛起跑来。但是，前面只要有一点点阻挡，或是有一处较高的沙洲，它们又会气喘吁吁地停下，聚集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在河道中间结成一道顽固的拦障。
于是，河水在它们面前分岔——有的从它们两肋钻过去，有的好似屈从了，回旋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形，掉头转向来的方向。
在岸上，他经常被标示河水流动变化的波纹所吸引。尽管确切无误地知道水往下流，奔腾不息地冲向大海，到他曾见过的水天相连的地方，但是在这一道道拦障面前，水流却变幻无穷：有的忸怩作态，有的伺机而动，有的稍纵即逝，有的不屈不挠，有的声东击西……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付它面前的障碍。最后，一道道柴草断树结成的联盟终于溃散而逃。河道又畅通无阻了。
河水要流向大海是多么不容易啊！
人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的一生都是不平凡的，并且，人生并不像河流。河流在冲决了一道道拦障之后会又恢复常态，一泻千里——水仍然是水。而人在克服了一个个复杂的困难和险恶的际遇之后，自身已起了变化。人，不再是原来的人了……
第一次悠长的报晓声以后，又有几声迟疑不决的鸡鸣，那是刚学会啼叫的小公鸡的嗓音，啼到一半就像瞌睡还没醒似的，戛然而止了。但不久，雄鸡们又突然振奋起来，在附近几个庄子上此呼彼应，一时间组成了一部欢快的多重唱，在清凉的晨风中荡漾开去。
晓色逐渐开朗，空气中早已渗入了清晨特有的湿润。木头的车栏蒙上了一层潮气，摸着像玉石般的光滑。毛驴儿嗅到了沁人肺腑的青草的幽香，高兴地摆摆长脑袋，把大耳朵甩得乒乓乱响。
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架在潺潺作响的水渠上。渠坡上一丛丛碧绿的木贼和鲜嫩的野薄荷，在熹微的晨光中像一团团茸茸的毛团。已经进入罗渠公社的地界，前面就是魏家桥大队了。
家啊，家啊……他怀着伤感的心情想着，家里还剩下什么呢？家里还有谁在等他回去呢？有的人因为拥有太多而需要费心地清点，有的人却因为什么也没有而要费心地去寻思……
老贺走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坐上北京吉普一溜烟顺着渠堤跑了，在他眼里原来是那么充实、富有生机的一切，如今似乎一下子萎缩了、干瘪了。成绩、荣誉、粮食产量、机修厂……都是建立在河滩的流沙上的，他个人一垮，这些东西全都会垮掉！他先是羞愧，感到自己妄自尊大非常可笑。以后是沮丧，感到成绩和荣誉都是虚妄。以后又是气愤，“啥他妈‘反击右倾’，又要整尤小舟这样的人！”最终剩下一片惆怅。这时，由于烦闷和无事可做，更由于那日益逼近的、令人惶恐不安的运动，那在他脑海里沉没了多年的影子又显现出来，“看来，就她是真的！”第二天，他跑到罗渠公社，找韩玉梅留在她姐姐那儿的女儿去了。
韩玉梅的姐姐并不难找，就住在离他们大队不远的罗渠旁边。这使他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想起她来。她解放前就给罗渠的这家人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她爹的把兄弟，她没有受多少苦，现在脸上还保留着漂亮动人的痕迹，“要是韩玉梅活到现在，也是这个模样吧。”这个想法打消了他和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隔膜，他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她。
“哦，说来归齐你是要把她领回去。”韩玉梅的姐姐弄懂了他的意思，但马上想到别的方面去了。“你们年轻的时候光图快活，养下闺女往我这儿一撂……”
这句话一下子扫除了他对她的好感。他和韩玉梅的关系，有谁能够理解呢？并且，现在她的脸由于心里紧张的盘算而变得难看起来，变得完全不像韩玉梅了。他不动声色地坐在炕上看着她，对她的猜测不置可否，一针见血地问：
“你别废话，你要多少钱吧？”
“哟，你魏书记真是个痛快人！”韩玉梅的姐姐纳着鞋底，偷瞧着他的神色。“你算算，这七八年，又要吃，又要穿，不说劳神费力……不瞒你魏书记，这两年，庄户人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哩……”
最后，他花了二百块钱把秀莲带了回来。
秀莲刚到他家的时候，个头跟十二三岁的娃娃一样，黄皮寡瘦的，就像她妈被棉纺厂的人押回来、大着肚子时那样憔悴。后来，仿佛神仙吹了气一般，很快就长胖了，长得水灵了，眉眼和她妈一模一样。她在地里干活顶个大小伙子，家里的针线锅灶也是一把好手，但美中不足的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她八岁那年到她姨妈家，给姨妈带娃娃、洗尿布、做饭、打草喂羊，稍大一点就参加队上劳动，顶个半劳力挣工分。开始，他把她送到大队民办小学去，秀莲说死也不干，说自己都十五六了，还跟流鼻涕的娃娃坐在一条板凳上，脸上无光。于是他又叫民办老师来家单独教她——他居然也懂得聘请家庭教师，可秀莲又说眼睛一看字脑袋瓜子就疼，闹得他也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去。
“你领这丫头回来，算是咋回事呢？”尽管秀莲很勤快，他老婆还是不喜欢她，常常在他面前唠叨。
“咋回事？我要把她许给三三！”有一次他干脆这么说。
“嗬，好个大书记，啥时代了，还拾个童养媳哩！”别看他老婆蔫乎乎的，说话也挺尖刻。
“你别管，这里没你的事！”
“我咋不管？抓狗儿子看狗母哩，她妈是啥人，她能好得了啰？”
“是啥人？是啥人也比你强！”
“当然啰，当然比我强啰……”他老婆恶毒地看他一眼，悻悻地走开了。
他有两男一女。大儿子和女儿正赶上保送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被他“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儿子在省城报社当记者，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二儿子是一九五七年生的，中学毕业以后，一来是庄子上高中生多了，又来了些下乡知识青年，再把支书的儿子“推荐”上大学，占个名额问心有愧，二来他也想身边留个儿子，等以后跟秀莲结婚，所以尽管二儿子说死说活，他也没把二儿子送进城去。
二儿子长得最像他：高鼻梁，细眼睛，虽没有他那股豪悍恣强的气势，可细皮白肉的，比他漂亮伶俐。领去上小学的那天，他为了纪念郝三，给二儿子报了个学名叫“魏三”。这名字也不能说不伦不类，要把女儿算上，数下来二儿子刚好行三，所以谁也没有去探究这名字的真正含意。等魏三小学毕业，有了点知识，自己才觉得这名字“太乡气”，报考中学的时候，小尕子偷偷地改成了“魏山”，意思庄重、深远，并且改而不露痕迹。到他当回乡知识青年那阵子，社会风气渐开，庄子上上过学的尕娃跟尕妹子也兴自己对象了，魏山就悄悄地跟大队林场的一个女知青谈上恋爱，为了这个对象，吴尚荣的机修厂他也不愿去了，就呆在庄子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下农业活。这个大队林场在庄子旁边，是专门应付学小靳庄开办的。他爹要让社员们腾出手来搞生产，就用机修厂赚来的钱在林场养着一二十个会跳会唱的下乡知识青年。魏山的对象是其中的佼佼者，人长得一般，可是个高中生，李铁梅的唱词能倒背如流。在台上一站，红灯一举，辫子一甩，牙一咬，给魏家桥大队挣来不少奖状和“毛选”。这一对尕娃尕妹子虽然没有表演过现在电影里常见的“狗撵狼”——用庄户人的话说，但书信往来，秋波暗送，是早已两心相许的。
打倒“四人帮”那年，魏山整二十，秀莲也十七岁了，有一天，魏山从他妈那里知道秀莲就是他爹给他找的媳妇，像似当头挨了一棒。秀莲虽然长得水灵，但只会看小人书，而且看小人书也没突破《小猫咪咪》、《老狼请客》这个水平。在家，魏山说上十句，她顶多能应上一句：“可不呗！”平时说的话，不出“羊该喂料了”、“东头渠上的苦苦菜真肥”、“这细盐面不如大颗子青盐咸”这一类。一个大风天，魏山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来，好不容易晕头转向跑到家，秀莲迎着他却笑道：“大风天骑车好，骑上不登！”“不登？不登！也不看是啥风！”魏山一肚子气，从此给她起了个浑名叫“不登”。“不登”倒是经常乐呵呵的，但魏山总瞧不上她，《九九艳阳天》只会唱一句：“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往下，就由她自己乱哼了。不管在城里买的什么好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没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风度；走起路来胸脯子挺得高高的，手摆得跟划船一样，坐在沙发上——用汽车内胎绷的土沙发——也跟坐在田埂上似的，叉开两条大腿，哪有一点知识青年那种聘娉婷婷的姿态……魏山一气之下，跑到他大哥那里躲了起来。
二儿子一跑，他老婆也同时病倒。他女儿所在的县医院治不好，转到了省城的大医院。一检查，是宫颈癌，活不了多少时候了。
“她这个病呢，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一个花白胡子、戴眼镜的老大夫把他拉到走廊上，告诉他。“按我们中医的说法，她是长期的阴虚脾湿，引起湿热下注，白带不止，再加上不讲卫生，结果……过去，她是不是表现得很懒，什么也不想动弹，说她懒，像有病的样子，可还很能吃，吃，还要吃好的？并且五心烦躁，爱发脾气？……是，是，”老大夫不是安慰他，却责怪他说，“唉，你们农村人啦，往往忽视这个，有病，不早看。”
原来，她的懒、馋、感情冷漠、“五心烦躁”，全是因为病！
他老婆已经骨瘦如柴，白生生的被子下面仿佛没有身子，光一个核桃大的脑袋放在枕头上面，喘喘地埋怨他：
“你……一辈子也没对我好过！”
“是呀，是呀……”他伛着腰坐在方凳上，像磕头似地把头磕着钢丝床的床沿，“你快好吧，你快好吧，好了你爱吃啥我给你做啥。”
病房里一片白，墙、窗帘、柜子、床、被子、凳子……成了一个冰霜的世界，既凄凉，又给人一种不祥之感，空气里也仿佛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这种气味活人是受不了的，他从来没有进过医院，来到这里，眼看着跟他同床共枕了半辈子的人一步一步地蹭着离开人世，眼看着生命从这个人的身上一丝丝地抽出去，他觉得天旋地转。不管咋说，老伴跟了他快三十年，在这半生里，他没有感到她的温暖，老伴儿又感到过他的温暖么？想到这点，他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不可抑制的怜悯和悲哀。
“你，你总想着一个人哩。”老伴儿虽然病入膏肓，目光却异常凌厉。“我知道，你心里，老念叨着韩玉梅哩！”
他惊愕地停顿了一下，但又继续不停地在床沿上磕着脑袋，对着这个垂死的病人，他沉痛地忏悔道：
“是、是……我没对你好过。你好了，回家去，我对你好。”
“晚啦，我知道的……”老伴儿的目光又蓦地柔和下来。甚至变得从未有过的亲切和爱恋。“算啦，过去的就算啦。唉，这也是一辈子……现时，就是三三。你给三三办进城吧，过去，庄户人有地哩，走到哪儿，心里总念着地，念着庄子……现时，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哩，你叫年轻人咋有心侍弄地哩……你让三三进城去吧。”
“是，是……我给他办，我给他办……你好吧，好了咱们回去过日子。”
“秀莲呢，也别让她跟三三了，三三心里另有人哩。咱们俩……不就是个样子？他们俩真要成了，苦了我三三，也苦了那丫头。你……把秀莲就当个闺女吧。”
“是、是……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把三三办进城去……你好吧，好了咱老两口带着秀莲过日子……”
但是，他老婆终于没有好。他抱着赎罪的心情，请贺立德——还是离不了贺立德——把二儿子办进了城，如今在建筑公司当工人，他就带着秀莲过日子。他跟刘玉青说要给“丫头”买东西，这个“丫头”不是那在县医院当大夫的女儿，而是秀莲。
“啊，生离死别，哪一样我没经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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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啊！在很远很远的那边，在河的对岸，出现了一片深红色的朝霞，阴森的树林欢快地明亮起来，像盼着了期待已久的恋人，泛出了鲜艳的红晕。无数只鸟——有成群的麻雀、家燕和水鹬，也有不成群的白颈鸦，在树林上空惊喜地回旋，使微弱的霞光也令人眼花缭乱。太阳快出来了，今天是个好晴天。前面，在柳树、榆树、槐树和沙枣树的缝隙里，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的庄子了。
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已经感觉到庄子上的乡亲对他的尊重不如以前了，感觉到自外面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庄户人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小“黄毛鬼”叫唤的：“要当家做主！”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希冀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只要求一块在集体与他们签订的合同下全包给他们的土地，他们能够在上面自由地施展压抑了多年的体力和智力，他们能够自主地在上面安身立命。过去，他们需要他，因为他是从他们平凡的庄户人中间产生的，而能适应那种特殊情况的人物。现在，那种特殊情况过去了，他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平凡的庄户人。他们自己，要像这一片朝霞中的鸟儿，扇动起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翱翔了！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想了郝三，想了韩玉梅，想了贺立德与尤小舟的过去和今天，甚至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和弟弟；回忆了他一生中的生离死别、悲欢沉浮，检视了那些只有他自己——或许还有韩玉梅——知道的秘密，他是个什么人呢？他真是“半个鬼”么？他觉得并没有为自己去谋取什么，庄户人常说：“籽种好，一半谷；婆姨好，一半福。”这话不假。他的婆姨是那样的婆姨，“一半福”从结婚那天起就注定报销了；另一半呢，也只是在为乡亲们的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尝到了点人生的乐趣；韩玉梅也就是从这点上爱上他的。要不，凭啥她要爱一个比她大十四五岁的老汉？
平心而论，他虽然没有像尤小舟那样拍案而起，秉公直言，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尽了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半辈子固然惊心动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这时，他又想起了上个月小麦淌头水时尤小舟跟他讲的话。
“你看这黄河水，”他们俩蹲在渠堤上，尤小舟似有所感地告诉他，“不管一路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面，什么粪便啦，血污啦，死狗烂猫啦，流失的肥料啦，可只要它不停地流，不停地运动，它总能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在科学上叫‘流水的自净作用’。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千百年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头！可最终我们还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还有人要朝里头扔脏东西，但我们是能‘自我净化’的！一切扔在里头的脏东西，在我们民族的不停的运动里，都会沉淀下去的！”
尤小舟看他不甚明白，又说：“比如我们的党和国家吧，从五七、五八年开始，就被人朝里头扔脏东西，我们自己呢，又做了不少蠢事、傻事、错事，可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怎么搞的呢？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极左的那套东西，并没有像他们夸张的那样贯彻到底；他们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实并没达到‘全面’，要是真一竿子捅下来，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恐怕我们的党和国家还维持不到一九七六年。正是因为上面，有周总理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自觉地抵制、缓冲，尽可能减少极左的危害，下面，有千千万万干部群众，包括你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一种健康的本能出发，不自觉地在过滤这些脏东西，我们才能有所进步，有打倒‘四人帮’这一天，有三中全会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净化’。肮脏的东西总会被过滤掉，被沉淀下去……所以，现在咱们县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决不强迫命令。我相信，除了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那些人，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现什么好，什么不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是不是，你说呢？……”
他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他从自己回忆的深井里提取出了什么来呢？
现在，贺立德还把他拿来做“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例子，仿佛“过去的办法”真能让庄户人都富起来似的；还有那些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人把他当成抵制包干到户的挡箭牌……
“熊！”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啐了一口，“拿你们爱用的话说，我要跟你们那一套‘决裂’了！”
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农村，比他更敏锐地感觉到庄户人精神的变化。包干到户体现的不仅仅是庄户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庄户人的权利。过去他们没有权利，只有依附在他的羽翼之下苟且活命。他对上面承担责任，他在上面“过滤”，而庄户人则是被动的，既没有权利也不承担责任。
“就是应该把地包给个人！庄户人有了权利，才有责任心。每个人都承担责任，都来‘过滤’，咱们国家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快点！”他想，“可话说回来，集体还是有集体的好处。该包给个人的包给个人，该由集体管的还得抓起来，比如吴尚荣的修理厂……”
太阳升起了，家畜开始吼叫起来，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的撞击声，听起来庄严而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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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阳光开始从林场苗圃里密集的小叶杨间穿过，庄子上的土墙溶化在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光里。驴车拐进了庄子。毛驴抖擞起最后的精神，满怀着即将扑向槽头的愉快，顺着庄子中间的土路小跑起来。土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在无风的清晨也飒飒地响个不停。庄户人家的院墙里，一串串金黄色的沙枣花在叶面是淡绿色、叶背是银灰色的叶丛中散发出浓烈的芳香。
庄户人还没有开始一天的活动，只有他三叔背着粪筐、掂着粪叉站在路当中。
“三爹，大路上准是昨晚过了牲口，好些牲口粪哩。”他告诉他三叔。
“回来啦？”三叔眼里仿佛有某种信息，使他不由得喝住正往槽头跑去的毛驴。
“真是新鲜事！秀莲妈，就是那个韩玉梅，回来啦。”
“啊？”
他像被一股巨大的弹力从车上弹了起来，一蹦子跳到地上。
“那一年，她去上访，人告诉她领她上北京，那傻女子跟着跑，结果给人弄到新疆的沙漠地里。说是离乌鲁……还有几千里哩，跑跑不了，信也邮不出来，幸亏那坏人把她卖给的孤老汉还不错，没咋整治她，她一直等那孤老汉死了，才跑回来……”
“她，她这会儿在哪？”
“在她家哩。你说的那粪……”
他掉过头便跑。世界一下子明亮了，太阳升到了天上，炫目的白杨、沙枣、一排排房舍，挤成一堆向他扑来……还有那口井，还有那玉石般的石井栏，水井四周干干的，还没有人挑过水，只有一条洇湿的水迹点点滴滴地朝那……不，门是关着的，那是假的！但愿那不是假
倏地，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张虽然憔悴困顿，但仍非常熟悉、非常俊俏的脸笑着向他迎来，世界一下子又不存在了，耳边只断断续续地响着这样一种古怪而亲切的声音：
“昨天下午到……让人骗到新疆，离乌鲁……尽是沙……那老汉死了……秀莲帮我，等了你一夜……你，你不嫌弃我么？”
心血管又骤然张开，他感到一阵很厉害的眩晕，眼前是霞光，又是彩虹：绿的、红的、黄的、紫的、蓝的、青的……陡然又化成一朵白云，他觉得自己躺在白云上面。软软的，暖暖的，随它飘呀飘地向上升去。
最后，他发觉自己躺在她的胳膊上面，他看见她一张既惊慌又欣喜的面孔。是真的！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喃喃地说：
“还住在这儿干啥？回家去吧。吃完饭，我要开会，咱队上也要搞包干……我想好了，咱一家就包你走前坐的那块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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