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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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驴车穿过了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段，眼前豁然开朗。他仰起脸，看看越升越高的圆月，银河隐退了，星星疏落了，夜空像水洗过似的洁净无瑕。驴儿踏着慢步，蚊子钻入草丛。黄河也像入睡了，只听见他偶尔发出一两声鼾声。飘忽的夜风刮来一只飘忽的小甲虫，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又被飘忽的夜风带走，世界一下子寂静得惊人。他忽然感到一阵令人震颤的孤独和冷清。
老一辈人常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这话不假。现在虽然有两男一女，真不如有个韩玉梅哩。老伴跟了他三十多年，最后也死了，就是不死，还是同陌生人一般。奇怪，有的夫妻尽管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还不能互相了解，只有习惯，没有感情。而有的男女一见面却又像认识了半辈子一样，如胶似漆，怎么也甩不开。他寻思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他也不懂他二儿子朝他喊的“爱情”，他只觉得对韩玉梅有一种深深的、揪心扯肺的思念。即使这个女人也许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她的肉体就像糖溶化在水里一样已经溶化在他的血液中，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使他的舌尖都能感到一丝一丝的甜蜜，觉得自己一生还是充实而有意思的。
啊，韩玉梅啊，韩玉梅！你在哪里？……
夏天，豌豆在“黑田”里成熟了，他带领比较强壮的庄户人夜以继日地割、打、收、分。像长城一样的防洪坝挡住了大片大片的豌豆花，挡住了累累的豌豆荚，挡住了好几百偷偷摸摸收割的庄户人。连明察秋毫的贺立德下他们队视察，也没发觉防洪坝东边隐藏着征购数字以外的粮食。
“牛马年，好种田。”六○年虽然是鼠年，可那一年的豌豆长得特别好：荚子饱满，颗粒滚圆。黑夜，庄户人跟老鼠一样把一包包豌豆从“黑田”里扛回家。搭上从公家食堂公开打回来的米汤，每家分的豌豆都能吃到明年春荒。集体挺过来了，庄子上又听到了戏谑的笑声，光屁股娃娃又跑到大路上撒欢蹬蹦子了。每天收工以后，家家都用罐头盒、铁锹头、瓦盆子——锅早已收去炼了钢了——煮着、炒着、熬着。虽然嚼的不过是豌豆，但在六○年，你还想吃啥？别处的庄户人，连马粪里没有消化的大麦粒儿还拣来吃哩。
这天傍晚，他照例挑着桶来井上打水，桶刚放下，一只胳膊就让人拽住了，他一回头，看到韩玉梅一张半嗔半喜的脸。一句话也没说，他低着脑袋跟她进了家。
韩玉梅用脊背咣嘡一声把门顶上，抱着肘子，蹶着嘴唇，像似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大眼睛又流波荡漾。
“天贵，你不是说了嘛……现实生活好了……”
他知道她要求的是什么。她过去喊他“大叔”，后来称他“书记”，现在叫他“天贵”，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但是，他的脑袋却垂得更低了。
“你说，我现在表现的咋样吧？”韩玉梅鼓起腮帮子质问他。
“好哇。”他不得不说公道话。
真的，自那天晚上以后，韩玉梅果真走下青楼，从开“黑田”到收豌豆，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娃娃还每天出工，干不了重活也找轻活干。罗渠大队的罗麻子有一天晚上摸着黑又来找她，被她用铁锹拍了出去，脊背上还挨了一下，在井旁边的水坑里摔了个马趴。她家附近的人都听见罗麻子悻悻的骂声。第二天传了出去，庄子上的人更爱惜她了。本来，庄子上的人也没看不起她，现在，尤其是男人，都说“婊子从良饿死狗”，韩玉梅跟《活捉王魁》里的敫桂英一样，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谁娶了她谁算修了八辈子福了。
“那……你为啥……”韩玉梅听了满意的回答，俊俏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慢慢靠拢来，丰满的胸脯贴着他肌肉坚实的胸脯，又扬起脸，嘴伸到他的前襟，把他自己钉的一粒扣子的线头咬断，柔声地问：
“你说，你为啥不来……”
显然，韩玉梅今天着意打扮了一番，还洗了个澡，身上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气味。肥皂！那可是庄户人不常用的玩意儿，六○年，它的名贵不下于巴黎香水！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编成麦穗儿似的辫子盘在头顶上，裸露出白皙细嫩的脖子。她参加大田劳动以后，皮肤更加滋润光滑了，蒙着一层少女般羞涩的红晕。可是，他仍是不断地叹气，还苦恼地闭起眼睛。
他何尝不想韩玉梅呢？有时和老婆过得不舒心，怄了气，也曾跑到井边来想敲韩玉梅的门，可是，总被那个黑影挡住了。
那个黑影是谁呢？
就是独眼郝三！
正在他率领社员播种豌豆的时候，县上召开了全县规模的公审大会。头一批判决的人里头当然有大名鼎鼎的独眼郝三。他去会上一听，郝三不是像他估计的只判四年，而是无期徒刑。不是五只羊一年。二十只羊花了郝三终生的代价。
法院的干部念着一长串判决。郝三尽管铐着铐子，被民警强压着头，但仍然倔犟地时时抬起脑袋，眨巴着那只独眼向会场扫视。他知道那只独眼在寻找他。他心里又悔又恨，内疚得气都喘不上来，好似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在会场上跳出来大喊“冤枉”么？他能跑到法院干部前头去说“这不是他干的，是我干的”么？那样，肯定两个人一起抓起来。他把两排坚实的牙齿咬得嘎巴嘎巴响，头上冷汗直淌，全身打着哆嗦。坐在他后面的罗麻子还以为他得了急病，好心地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用胳膊时狠劲朝后一捣：“去你妈的！”差点把罗麻子打出鼻血来，搞得罗麻子对他直翻白眼。
散了会，他挤到会场后面临时看押犯人的办公室门前。
“干啥的？”佩着五一式手枪的民警朝他吼叫。
“我是魏家桥大队的书记！”他拍着胸脯，“我找我们队上的郝三！”
旁边县公安局的干部认识他，对民警说：“可以让他们书记去看看，交代交代政策，对犯人改造也有好处。”
他一下子扑到郝三面前。
郝三慢慢抬起头，独眼里一眶眼泪，好像黄河边上一洼浑浊的水洼。
“三哥！”他颤颤抖抖地叫了一声。
独眼郝三的眼泪流出来了，滴答在胸前的铐子上。沉默了一会儿，郝三看了看两边的犯人和民警，放大了声音说：“好，我的书记咧！你回吧，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
说完，又低下头，随他再问什么也不言喘了。
那天，他恰巧没有带钱，找了好几个熟悉的社队干部才凑了十二块钱，买了两斤“伊拉克蜜枣”——这是那时食品商店里能买到的唯一高级食品，托公安局的干部交给了独眼郝三。
这样，在他要来敲韩玉梅家门的时候，郝三总像在韩玉梅家门口，瞪着那只独眼，一腔怨气地朝他喊叫：“我得蹲一辈子劳改，你倒搂着翠媳妇在炕上快活，是人吗？”他在井台周围转悠两圈，到头来，还是怏快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家。而最后，他连起这个念头的心思都打消了。
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脱落了，“黑田”里的豆棵结出一嘟噜一嘟噜嫩绿的豆荚，河滩上荡漾着鲜豌豆诱人的清香。就在这时候，劳改队的公安人员骑着带斗的摩托车来找他了。
“这是你们队上郝三的东西。”两个公安人员进了门，把一堆用烂包袱皮包着的破衣旧衫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咧开口的雨靴从包袱皮里钻出来，像要吃东西的大嘴一样。
“这……干啥？”他的脸色霎时苍白了。
“郝三死啦。从档案上看，他没有啥亲属。这东西只好交给你们队上处理。”
“咋……死……的？”他的脑子里“轰”地一下，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得口吃过。
“嘿，这家伙，看来是个傻子。在山上放炮采石头的时候，导火索点燃了，人家直摇小旗喊他躲开，好，他倒向炮眼跑过去，结果，一炮崩死了，你说这人傻不傻？”
他也不知道公安人员怎么走的，发动摩托车的隆隆声也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像化石一样僵在王海家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
要说独眼郝三傻呢，也的确有点傻气。自小是那样凄惨的遭遇，又是个残废，性情怎能和一般人那样正常呢？高兴起来会笑得仰面朝天，手舞足蹈；伤心起来会哭得嚎天喊地，叫爹唤娘；放马的时候跟马说话，放牛的时候跟牛聊天，放羊的时候跟羊谈心，但他们是一块儿滚大的，他深知独眼郝三不仅干活麻利，有眼色，决不至于连打的炮眼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个聪明明理而重感情的人，只要人稍微对他好点，给他几句好话，他能把一腔子血都倒出来。在独眼郝三嘴里，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别人的坏话，对别人的不幸，却常挂在嘴边。宰羊那天早晨，郝三还在替“黄毛鬼”操心哩，说那一出几千里不见人烟的地方不如咱们这儿好。这个地区的人有句话：“放了三年羊，给个县长都不当”——社里的羊倌是有些特权的，除了经常能吃上羊肉、羊杂碎，每年还要给些羊毛、羊皮、爬山鞋。口粮标准也比一般社员高，另外还有畜牧补贴。但是，郝三却统统给了拉家带口的困难户，最终，只有这一烂包袱皮的遗物。
他不相信郝三是因为“傻”而被崩死的。他想起郝三临走时说的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四年以后，我还回来哩。”又说，“你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结果，和他们俩原来估计的大为悬殊，判了个无期！后来，郝三又说：“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是不是郝三就为了叫他“放心”而“向炮眼跑过去”的呢？是的！
是的。不是因为“傻”，也不是为了摆脱蹲劳改的苦——郝三自己说得对，他的个人生活在劳改队外面里面都无所谓，而是要以死来报答他自小对自己的照顾，报答他两声“三哥”，报答他两斤“伊拉克蜜枣”……
肯定郝三是这样想的：只要自己活在世上一天，他魏天贵在外面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领着乡亲开“黑田”就缩手缩脚。郝三又不会写信，更没有机会传话给他，只有用自己的死来告诉他魏天贵：你安心地活吧，好好领着大伙儿干吧，让乡亲们吃饱饭吧……
谁说不识字的庄户人里面没有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壮士？
独眼郝三就是一个！
“我……我不能哩，好……韩玉梅哩……”他轻轻把她推开一点，像做错了事的娃娃，哆哆嗦嗦地说。
“那……咋不能呢？是我不好，嫌弃我么？”韩玉梅深情地望着他，两手摩挲着他的双肩。
“不，不。”他着急地摇摇头，“你好，我心里有你哩。可就不能……”
“那为啥？我又不叫你跟她打离婚，咱们就悄悄的……”
“熊，啥离不离的，要说离，我还真想离哩。可咱们俩……我总觉得不行。”
“那……究竟是为啥呢？”韩玉梅皱起眉头，困惑不解，“是害怕么？”
“呸！”他啐了一口，提到个“怕”字，倒把他男子汉的剽悍劲儿激起来了，“我怕啥？”
既不是嫌她，又不是害怕，那还有啥呢？韩玉梅再不问了，大眼睛眨巴了眨巴，抿着嘴调皮地一笑，突然采取了行动，一把搂着他死命地往炕上一摔。
“你疯啦？你疯啦？……”他略微用劲，就挣脱了韩玉梅的胳膊，一蹦子跳下地，整了整衣裳，拉下脸厉声地骂了句娘。
韩玉梅先是怔怔地发了会儿呆，随即又像火山爆发似的，一对大眼睛扑簌簌地淌出泪水，拍手顿脚地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不是人！是头骟驴！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家想你……你倒是头骟驴！你不是人，是骟驴！骟驴！……我的命苦啊！爹啊，爹啊！我的命苦啊！我贴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啊……”
她暴跳了一阵，又翻身扑到炕上喊爹喊娘地恸哭起来。
他让韩玉梅哭了一会儿，然后过去扳起她的肩膀，对着她的脸，用很严肃的声调对她说。
“你听着，我把实话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说出去。为了你不去蹲劳改，我把独眼郝三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你说，我还能跟你睡觉么？你好好想想吧。”
韩玉梅慢慢抬起泪水淋漓的脸，一边抽泣，一边思忖起来。他用宽大的手掌替她抹了抹眼泪，又拍拍她的脑袋，转身走出门去。
想到这里，他不觉流下了冰凉的老泪，他也不去擦，随它一直沿着弧形的皱纹蜿蜒到嘴边。泪水是苦涩的。他很想痛哭一场，却痛哭不出来，这大概也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
驴车晃晃悠悠走近河边的一个水洼。眠在蒲草丛中的青蛙和蛤蝗寂寥地咯咯叫了三两下，然后扑通扑通跳入水里。
起了一阵风，蒲草和苇叶惊醒了，懒懒地摇曳起来。整个世界仿佛又活动了，又有了生气。他把单褂子裹紧一点，又继续想他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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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当他踏进工办大楼的时候，那里面正洋溢着一片热气腾腾、蓬蓬勃勃的革命气氛。走资派、大特务贺立德被揪回来，斗垮斗臭了；现任县委书记王一虎，并不像他名字标志的那样是只“虎”，却胆小如兔，不知逃到什么地方躲了起来，旁边的县委大院失去了首脑，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全县的大权即将向工办大楼——“革造联”总部转移，就差最后的一次冲击了。
走廊上的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厕所便池里的尿水从门缝下流出来，在人们脚下发出滑稽的叽叽叫声。大楼里充溢着尿臊味、煤气味和劣质烟草味。墙根堆着从取暖炉里扒出的煤渣，墙上贴满大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又在翻腾尤小舟的历史，骂他是“庐山反党集团的余孽”、“彭德怀的黑干将周小舟的兄弟”——“要不，他为什么叫尤小舟呢？”
尤小舟在六一年底平了反，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先在南部山区搞了几年水利，一九六六年头上又调来他们县任县委副书记。可那个时候，他见了尤小舟总觉得羞愧难言。
“怎么样？老魏，”而尤小舟却老是亲亲热热地招呼他，“听说你于得不错嘛！六○年能取得那样的成绩，真不容易呀，那时候我看到报纸，替你高兴得晚上都没睡着觉哩。”
“还‘不错’哩……”他只好支支吾吾地嘟哝。
他能把他搞的鬼跟尤小舟说么？这里面可有一条人命哩，虽说是六○年“双打”运动里被抓去的人在六一年就全部甄别了，跟独眼郝三一样判成无期的人也改判成“交群众管制劳动”，但郝三再回不来了，要是郝三能回来“管制劳动”，他会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英雄呀，庄子上的人会多么敬重他呀，娶个媳妇还在话下么？……可是，郝三再也回不来了。
“孩子们都好么？”
“娃娃都好着哩。”
“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呀，没有文化，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尤小舟只能从这方面来关心他了。因为这位县委副书记还有个不大不小的尾巴，县委只分工他管和国计民生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这真应了他魏天贵五九年时的话。
当时他们蹲在县委大院的办公室门口，说完这些话，两人都沉默了。面对着那时声讨“三家村”的大字报，尤小舟又皱起眉头，忧心忡忡。是不是那时候尤小舟已经预测到国家和自己未来的命运呢？
果然，革命群众顺藤摸瓜，又摸到尤小舟头上来了……
他在走廊上左顾右盼，没有一个人答理他，每间房里都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的在唱语录歌，有的在吵吵嚷嚷地争论：
“应该把他也揪出来！不揪他还揪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哈哈！写得何等好啊！”……
忽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里冲出来，举起一个写着红字的竹壳暖瓶，朝水泥地上猛地一摔：“砰！”像手榴弹爆炸似地震动了全楼。
“开饭啦！开饭啦！”
原来这是开饭的信号，那么，一天至少得摔公家三个暖瓶！他一看，连饭也不想吃了。回头瞄了一眼，那两个盯梢的学生娃娃大概已经对他放了心，不再当他的尾巴。他刚要偷偷地溜出大门，吴尚荣却兴冲冲地向他迎了上来。
“哈！等你老半天了。”吴尚荣拉着他的胳膊，四处张望。“来，跟我来，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好好谈谈。喂，小苏，端两碗饭到洗印室去，多夹点菜。”
吴尚荣领着他，排开众人，曲里拐弯地经过一溜走廊，来到楼梯下面一间没有窗户、顶棚是斜的小房间里。吴尚荣随手拉开灯。灯泡是红的。
“坐吧，”吴尚荣拉过一把椅子，笑着说，“这儿保险，谁也不会来吵咱们。咱们边吃边谈。”
那个叫小苏的年轻人端来两大碗大米饭。饭上盖着大片大片直冒油的肥羊肉，他也没有客气，拿起筷子埋头便吃。
“老魏，你是县上的人民代表，又是省上贫协委员，不过，你不是当权派，别怕，不会整你。”吴尚荣用筷子头敲着碗，说，“可是你得自觉起来闹革命才行。你知道贺立德这十来年整社干的材料最多，为啥不起来揭发呢？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权，叫咱们工人农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羯羊肉真香！县上食堂的炊事员手艺就是好！他那懒女人炖肉光撒一把盐，花椒大料都不放，还没吃进嘴就叫人恶心。他难得吃到这样的好菜，三下五除二把冒尖的一碗饭扒拉个底朝天，吴尚荣接过碗，探出头去又叫人盛了一碗来。
“咋的？”吴尚荣的眼睛在红灯下像冒着火一般，咽了一口口水问，“我说了半天，你是咋想的？”
“你别管我是咋想的。”他把第二碗饭又扒拉完，一推碗，两只巴掌交替地抹抹油腻的嘴唇。“我问你，你想要我干啥吧？”
“眼下，也不用你干啥。”吴尚荣高兴地在板凳上扭动了一下，“就要你站在咱们这边来。”
“咋站呢？”
“那，在咱们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声明》上签个大名就行了。”
“噢——”
其实，吃饭的时候，他的嘴没有停，脑子也没有停。他觉得吴尚荣说的这番话，都不像从这个五大三粗的机修工人嘴里出来的。吴尚荣也是方脸盘，大腮帮，两眼炯炯有神，长得有几分像贺立德。可是贺立德说书本、本子上的文绉绉的话，就显得自然、气派，能镇住人，而这些话在吴尚荣嘴上，却像从书本本子和报纸上剪下来贴上去的。你还是拿你的老虎钳子去吧，学也学不像！
现在县委瘫痪了，领导关的关了起来——如贺立德，跑的跑了——加王一虎，停止工作的停止工作——如尤小舟。他要照着自己大脑计算机运算出的数据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了。此刻，他大脑计算机输出的第一个数据就是：这伙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伙人的出身历史大大小小都有点问题，可他们偏偏揪着贺立德、尤小舟这些干部的出身历史不放。他们不是扬长避短，而是以自己的大短攻人之小短；他们反对贺立德整人——不错，贺立德在“双打”和“社教”里是整错了些人，可他们又偏偏说贺立德“右”，好像嫌他整人整得还不够似的，好像在宣告他们上了台要比贺立德整人整得还狠似的。哼哼，好歹人家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了，你们想咋的？等潮水一退，拿你自己的拳头堵你自己的嘴，尕娃，叫你吞不下去还吐不出来哩！
再说，你们反对贺立德，可又反对尤小舟，我可是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一类干部。你们核桃枣子一块数，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造反”哩，还“革命”哩，回去抱娃娃去吧！
不过，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两碗香喷喷的羯羊肉大米饭下肚，不给人家撂下些啥，总觉着过意不去。他原来以为吴尚荣对他要求得很高，一听说光签个名，那也损不了他一根毫毛，心里顿时轻松下来。
“光签个名？行。可，我不会写字。”他还是要留下一手。
“嗳，只要你表个态，名字咱就给你添上。”
“那你就添上呗！”
他心安理得地回庄子去了。
“签名表态”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政治术语。遗憾的是，他过去没有在大戏和说书人的嘴里听过，党课和形势报告里也没有这项教育，从而忽视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把一句话当成饭钱付给了吴尚荣，结果招来了一连串麻烦。
一冬天，“革造联”的通知、传单、命令——从第一号一直到九十九号，如同雪片似地向魏家桥飞来。他躲在庄子上耍赖，拖着不去。逼得没有办法，偶尔打发几个民办教师去应承一下——反正学校正放寒假，而且这帮小知识分子也尝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滋味。“革造联”给他安了个“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的头衔，他却始终不去就职。
春天到了。从西山倾泻而下的大风，卷起细沙黄尘铺天盖地地刮了一阵。风过后，尘土弥漫，久久不散，形成这一地区特殊的气候现象——“土暴”。随后，气温骤然升高，“土暴”消散，万物复苏，空气洁净，田野开阔。去年，这里下了一场大雪，这时田野开始从残雪中裸露出来。黑褐色的土地也像河滩一样，在中午的阳光下蒸发出缕缕摇曳不定的水汽，使远处的房屋树木，像水中的倒影一般袅袅地晃动。春风从南边的苇湖吹来，送来异样浓郁的腐殖质的气味和潮湿的泥土的芳香。他们平原地区与山区不同，在播种小麦的季节墒气太旺反不是好事。低洼田里积了水，马拉播种机进不去，拖拉机更无法开动，只能用单套牲口拉着木耧播种。提耧下种是个技术活，自推广播种机以后，会干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把全大队的老农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播种队，这天，他正带着十几个老农在河滩的低洼地里来回穿梭下种，“革造联”的联络员叫庄子上的一个半大小子领着到河滩上来了。
“哎呀，魏书记，让我好找！”联络员把自行车支在田埂上，踏着泥泞向他走来。
“喂，喂！”他眼睛看着来人的脚，对联络员一点不客气，“你别踩着耧印子，种子都他妈让你踏到泥里去啦！”
“啊，是，是……”联络员绕了一个大圈子，从田埂上来到他身边。
“喏，这是司令部给你的命令。这回，可一定得去啦！”
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命令（县革字第一○○号）
最近，全省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给我县分发一批红宝书。这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县十余万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我司令部定于三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县城革命广场举行迎接红宝书大会，你单位全体革命群众务须一体参加。切切此令，勿误勿误！
他虽然没上过学，解放后十几年来也扫了盲。他看完这半通不通的“命令”，验证了下面鲜红的大印，两手啪地一合，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揣，抬手一扬鞭杆，青骡子又走了起来。
“嗳，你们大队到底去不去呀？别又像往常那样……”联络员像个小学教员，又瘦又矮，慌慌张张地在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他。
“我就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目前正当春耕时节’！”他头也不回地说。
“嗳，嗳，这是啥意思？魏书记……”联络员诧异地站住了。
“啥意思？”他喝住骡子，转回身，对小学教员甩着鞭子。“红宝书，哪家都有两三套了；还有语录本，一摞一摞地在窗台上撂着。还要？那能一张张撕下来当烙饼吃呀？你回去，告诉吴尚荣，我魏家桥大队不去！”
他“驾”的一声，又摆开了耧。
联络员在田埂上鼓起眼珠子瞪着他的背影，就像看一个从飞碟上下来的宇宙人一样。
三月一日，凡属“革造联”的革命群众都参加了迎接红宝书的万人大会，唯独魏家桥大队缺席，于是，他一下子从“革造联”的副头头变成了众矢之的。县城革命广场一夜之间就刷上了攻击他的大字报，说他是本县的“东霸天”，“最最恶毒的三反分子”，“刘少奇的铁杆保皇派”，“省上第一号走资派树的黑劳模”，“贺立德的大走狗”……
“熊！”
他听到后倒挺高兴，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能跟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尤小舟等人列在一起，十分光荣。同时，这八九年的经验告诉他，反面人物要比正面人物更令人震动。过去他当正面人物、当标兵模范，在人们表面的敬重之下却隐藏着嫉妒和猜疑，而当了反面人物，除了“黄毛鬼”的烂眼女人，人们都会对他又害怕、又佩服，在表面的鄙视之下却隐藏着真正的敬重和信任，他当着人愁眉不展、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可是心底里却喜滋滋的。
可是他没有高兴多久，那个早已升为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政治干事，在一天傍晚偷偷地找到他门上来了。
受了一年多煎熬，政治干事苍老多了，为了避人耳目，鬼鬼祟祟地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他猛的竟没有认出这就是在县上经常见面的统战部副部长。
“咋话？老魏，不认识我啦？”政治干事掀起压在眉头上的帽子，露出过早秃了顶的额头。
从政治干事诡谲的神态上，他看出找他一定有机密要事。他把政治干事领到大队部坐下。
“唉，”政治干事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感叹一声，“今非昔比呀，还记得么，当年我领着尤小舟……”
“你说吧，有啥事？”他厉声打断政治干事思古之幽情。在这乱糟糟的时候，他不愿人家提起尤小舟，那似乎代表着他一生中的一个美好的年月；这种心理，又和在孤苦无依的老年不愿人提起他死去的心爱的孩子相类似。
“知道么？‘革造联’在刷你的大字报哩。”政治干事点燃香烟，斜睨着他说。
“知道！”他眯着眼，脸上挂着冷笑，满不在乎地把头一晃，“他们敢上魏家桥来揪我么？我不打断他们的狗腿才怪！”
“不错，他们不敢上魏家桥来揪你，可你敢上县上去么？”政治干事不愧当上了统战部副部长。“你总不能一辈子窝在魏家桥吧。他们现在学‘一月风暴’，夺了县委的权，以后，贷款、分配农机化肥、派统购粮、要民工，嘎尔马什的，稍微给你的鞋紧上一点，叫你半步路都迈不开哩。你别忘了，你魏家桥大队过去是越过公社，直接跟县上挂钩的，这一来，你吃你的瘪果子去吧！”
他的心怦地一跳，暗想：“这家伙比我看得远！”他略微扬了扬眉毛，睃了一眼，政治干事正以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呷着热茶，抽着香烟。他看出政治干事是带着一个既解救县上的干部，又有利于他的方案来的，此刻，肯定正在盼着他听了这番话会吓一大跳：“哎呀！这咋办呀！你赶快给我想个办法呀！”然后，再以救苦救难观世音的架势，不慌不忙地拿出方案……
于是，他眉头一展，神色自若，仍然轻松自如地坐在那把旧太师椅上。
两人沉默地僵持了一会儿，统战部副部长终于拜了下风，放下茶缸，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这是王书记给你的，锦囊妙计全在这儿了。你好好想想，‘四清’那阵子，不是王书记，你不划成三类干部才怪。王书记待你可不薄呀。”
“呸！”他在心里暗暗骂了声娘。
实际上，“四清”那阵子，县上的王一虎怕他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未必不想搞他一点材料，敲打他一两下子，曾经领着社教工作队到魏家桥大队来过两趟，这帮人一来就疑神疑鬼，风声鹤唳，好像到处都有“马小辫”拿着匕首躲在门后头，贫下中农家也不敢住，全挤在独眼郝三留下的两间破土坯房里。庄子上的社员都骂道：“让这些家伙冻得狗啃绳去！咱们里面谁要说天贵一句坏话，以后就别想在这大队呆！”吓得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也不敢去告密。十几个工作队员拿着记录本，东溜溜，西窜窜。“背靠背”——这是“四清”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词儿——开了无数次小会，竟没有抓住他一点可疑的材料。附近社队干部全倒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宝贝。其实，他们魏家桥大队的“黑田”就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他最大的教育，就是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群众是铜墙铁壁”，许多倒下去的干部并不是拍上面的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而是得罪了群众；倒霉的人必有他可恶之处，幸运儿自有幸运的道理……
信封里装着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信纸，他只能认铅印的或打印的仿宋字，书写体的信他连一半也读不下来。他又把信纸塞进信封，往政治干事面前一扔。
“我不看。你说吧。”
政治干事无可奈何地看看他，想了想，又对他谅解地一笑，把信装回口袋。
“咳，是这样的：他们夺权，实际上是反革命行动，跟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不一样。你原来欠考虑，站错了队，可反戈一击有功哇。我告诉你一个绝密：他们夺了权以后，内部又分出了一派，叫‘红革造’，清一色是革命干部、红五类，没有那些嘎尔马什的狗崽子。其实，那就是保咱省委、贺书记跟王书记的，‘红革造’决定在星期天——四月二十二号举行反夺权，也不要你使多大劲，你就在你附近公社、大队凑上二百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打起‘农民赤卫队’的旗号，那天到县上去一冲，这就证明咱们反夺权有贫下中农的支持了……”
骤然，一种领袖欲和野心混合在一起的汁液，像针剂一样注入了他的血管。他如同喝醉酒似的又飘然又兴奋。在那天批斗贺立德的大会上，他就曾这样想：啥“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要叫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庄户人来编词儿，还比你们强哩！可是这些人居然也能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既然把世界翻个个儿是这么容易，我魏天贵为啥不能试试呢，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在那时候就滋生了一种想去与“造反派”拼搏一下的勇气。现在，正如政治干事鼓动他的：“历史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了。”他捋捋袖管，决定干它一番。
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本公社的其它大队和罗渠公社的几个大队去纠集人。就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尤小舟的话：“要保护好自己的乡亲。”他跟那些还没倒下去的社队干部多说了一百，谎称王一虎要的是三百，他自己大队出一百，其余的二百要由别的大队出。果然，他成了反面人物以后，号召力倒更大了，下午，各大队就派人把认的人数给他报了来。愿意支持他反夺权的人十分踊跃，竟上了千。
他从一千多人里挑出二百个精壮小尕子，魏家桥大队单枪匹马仅出了他一个。四月二十三日清晨，他率领二百人马，杀气腾腾地往县城开拔了。
“喂，听着，”他骑在大青骡子上，挥舞着民兵练武用的红缨枪，向魏家桥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发表告别演说，“小麦要淌头水了。渠要清好，化肥要撒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一寸还不行，得长一尺！要不，现在全国都在武斗，国家就没粮啦！”
“你放心走吧，队上有咱们哩。”
“天贵，打到省城去，当上省主席，我给你牵马坠镫！”
“你要拿把青龙偃月刀，就跟咱关老爷一样啦！”……
“熊！”他勒着不停地倒动着蹄子的大青骡子。“我才不当走麦城的关云长哩，要当，当忠心救主的赵子龙！”
韩玉梅系着加工房的白布围裙，也在欢送他的人群里。他的目光接触到她那一对黑晶晶、火辣辣的大眼睛，刹那间，如同韩玉梅合上了她管的电闸一般，一道电流猛地鞭打了他一下。他精神抖擞地松开缰绳，两肩一耸，双腿一夹，大青骡子撒开蹄子，风驰电掣一般向庄子头奔去，和等候他的队伍会合。
一九六七年，中国疯了，他也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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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蓦地，一片游云掠过月光。那是一阵夜风刮来的。暗影悄悄地溜到草滩上、树林上、芦苇丛和古道上。远处的狗在不安地乱吠，仿佛要驱赶那团阴影似的。他把空麻袋在车底板上铺好，腰背后垫上一团麻绳，两腿伸出车外，斜靠着车栏，仰望着那片游云。
和来时一样地匆忙，游云很快又消散了，溶化了，溶化在又黑又深的夜空中，溶化在凄清的月光里。狗完成了任务，不再吠叫，异常的寂静又笼罩了四野。他看看头上的星星，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一切发生过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像那片游云带来的阴影，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不可思议……他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气乍暖乍凉，飘忽不定，时强时弱地送来黄河深沉而哀婉的滔滔声。年华就像这样流逝了，而且不知流逝到了何方……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一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
但是，他率领着二百名“农民赤卫队”队员，尘烟滚滚地冲到县城的时候，“革造联”已经被县城的“红革造”打散了。
“你是魏家桥大队的魏书记吧？”一个佩着“红革造”袖标的年轻人在东门迎住他们。“快！现在就是抓他们的头头，抓吴尚荣！这兔崽子没跑，还在县城里躲着……”
二话没说，他手一挥，带着二百人冲进县城。县城里像正闹地震，屋里的人全拥到了外面，满街是伸长了脖子的好奇的群众和佩红袖标的革命群众，到处尘土飞扬，乌烟瘴气，如同被特大的“土暴”笼罩着一样。拿着锤锤棒棒的“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吼成一片：“抓吴尚荣！”
他领着人跑到县城广场，他的大名果然赫赫在目，有的在大字报上，有的在大幅标语上，都打着三个大叉叉。
“熊！”他脚一跺，把红缨枪一挥，骂爹骂娘地对手下人喊，“给我扯！给我扯！”
贴他的大字报，刷他的大幅标语他暗地里高兴，但名字上打叉叉却触犯了他的忌讳——那是挨枪子儿的死刑犯的标记。
“他妈的！”他擎着红缨枪，恨恨不已地在广场上转来转去，“吴尚荣这兔崽子跑到哪儿去了呢？”
倏地，他灵机一动，撇下手下的二百人，独自向那两层砖楼——工办大楼汹汹跑去。
显然，工办大楼演出过一场激烈的武斗，已经被搜索过了。走廊上空无一人，一层层撕下来的大字报盖住了横溢的尿水。缺腿断胳膊的桌椅板凳，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电话机连着电线，和狗吃羊肠子一样，从办公室一直拖到过道上。他不看别的房间，一气奔向楼梯下面的暗室。
他先背靠着楼梯，在门口悄悄地谛听了一会儿，然后，用两根手指头轻轻地戳戳门——门是反扣着的。于是他后退一步，猛起一脚，“砰”的一声把门闩带门框踹得碎片迸散。一手“嗖”地扎迸红缨枪，一手拉门边的灯绳。
“哈哈，”他狞笑一声，“好久不见！”
正如他所料。吴尚荣战战兢兢靠墙站着，手中拿着一根钢丝拧成的钢鞭。
一眨眼，他又拉下脸，厉声喝道：
“把那玩意儿撂下！撂下！”
吴尚荣的脸即使在红灯下也透着灰白，迟疑了一会儿，乖乖地把钢鞭撂在地上。
他跨进一步，举起红缨枪顶着吴尚荣的胸脯。
“哼哼，还贴我的大字报么？”
吴尚荣的嘴唇无声地颤动着。
“说！”
“谁……反对……毛主席，我就……贴……谁的……大字报。”
“嚯，属鸭子的——浑身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吴尚荣没有告饶，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知再问什么好了，眼睛眨巴眨巴地想了想。
“说！我是刘少奇的铁杆保皇派么？”
“你说……红宝书撕下来当烙饼吃，就是……刘少奇的人。”
“狗日的！现时还要跟我大辩论哩，我他妈是这样说的么？”他无可奈何了，掉过头朝外面瞥了一眼，勾起小腿，向后一蹬，“砰”地把门关上，压着嗓子嘶嘶地叫道：
“老子非捅死你不行！”
“你……敢……”吴尚荣抬起通红的眼睛，惊恐地瞪着他。
“嘿嘿，国民党的连长咋样？我照样捶扁他！捅你，就跟捏个臭虫一样！”他又像宰羊时那样，绷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噘起来。
“我叫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就是刘少奇的人，我就赞成‘三自一包’！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贴我的大字报吧！”
说着，他把磨得锃光闪亮的红缨枪尖对准吴尚荣工作服的第二颗钮扣，端起胳膊，咬牙扬眉。
吴尚荣听见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刘少奇的人，知道自己真的死到临头了——现在，谁敢对活人说这个话？全身都战颤起来。但一瞬间，他又干脆豁了出去，结结巴巴地喊道：
“无、无、无产阶、阶级文化、化大革、革命万、万岁！”
“好！你万岁去吧！”
他真的狠劲往前一戳。“咯崩”一声，胶木钮扣裂成了四瓣。
吴尚荣顿时翻开白眼，“啊……啊……”的像坨烂泥似地顺着墙溜到地上。他赶紧收起红缨枪，不然，枪尖会从吴尚荣的下巴、鼻子一直划到脑门子上。
“唔，还是条汉子。”
他赞许地咂咂嘴，又在吴尚荣的大腿上踢了几脚。
“起来，站起来！”
吴尚荣神志昏迷地倒在墙角，一动不动，而这时，从虚掩的门外传来一阵阵惊慌的喊叫：“快呀！快救火去呀！公安局起火啦……”
他仄起耳朵，紧张地听了听，弯下腰，一把把吴尚荣拽起来，摇晃了几下。
“快跑！你把这儿当不花钱的店呀？”
吴尚荣定了定神，但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扶着工作台，痴痴迷迷地用失神的眼睛瞪着他。
“啐！”他朝吴尚荣啐了一口。接着，把门半开，向外探了探头。只听见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从工办大楼门前经过，向公安局方向跑去。人们一边跑还一边喊“救火！”他又旋回身，把吴尚荣一掌推出门外。
“快跑！从后面翻墙跑！你他妈要落在他们手上，可没落在我手上这么轻松！”
吴尚荣眼珠子骨碌碌转了转，随即，绽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喉咙里咕噜着：“哦……好，好……”就一溜烟跑得不见影影子了——真不愧是个武斗的能手！
回忆是不按事件的时间顺序进行的。这时，他又联想到和吴尚荣有关的一件事。这件事决定了吴尚荣和他现在的关系。
但是，吴尚荣逃出去不久还是被抓住了。两年以后，一九六九年，县公安局的军代表到他们大队来调查，说吴尚荣的罪名是“纵火焚烧公安局，企图趁机抢夺档案，制造‘四二三’严重泄密案件”。按当时的“法律”和罪犯的家庭成分，吴尚荣是必死无疑。但吴尚荣举出了一个证人，能证明公安局被烧的时候他不在现场，这个证人就是他魏天贵。
“不错，我能证明。”他说。
“你怎么能证明呢？”军代表问。
“我咋能证明？因为公安局失火那阵子他正在我手上哩。”
“啊？当时不是没抓住他么？”
“当时我抓住他了，可他趁我救火去的时候又跑了。”
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吴尚荣的对立面，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代表作了这样有力的证明。军管会终于把吴尚荣放出了看守所。但是，工厂已被“红革造”的那帮人掌了权，早把这个机修工人开除了。吴尚荣只得挈妇将雏回到河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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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驴车慢慢走上一处缓而长的高坡。这已经到他回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他们魏家桥大队、县和省城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回来，他没有路过县城，而是沿着黄河逶迤而行，路途虽然近了一点，但触目荒凉，景物单调而冷清。
高坡上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像一片片阴影似地铺在黄沙上，坡下是崩塌的崖壁，由于没有植物根须的牵连，像刀切的一样笔直。坡上，星空显得更加寥廓，四野显得更加空旷。夜风，随着驴车从坡下爬上来，忽前忽后地在他耳边轻吟。坡下，浑浊的河水反光不强，看不见星星在水面上跳动，也没有月亮的倒影，但是，整条黄河都在发光，成了一条博大的、宽阔无比的、银闪闪的光带，气势浩然地向东舒缓地飘荡，仿佛是她永不休止地环绕大地转动，才带动了两岸，带动了山峦，带动了地球的旋转似的。
他并不习惯于常常推敲生活的哲理，但是，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当他俯望着月光下静静的黄河时，总是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人的命运不像河水的湍流，能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陡然出现一个想法，一个闪念，一个阻碍，改变人以后生活的流程，而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命定的必然性。他，在大发其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还是照他本人的回忆来叙述吧。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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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奶子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 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
一九六七年，正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耍着红缨枪，威武不可一世的时候，韩玉梅临产了。当晚，韩玉梅捂着肚子，哼哟哎哟地在炕上打滚，屋里挤着一堆老婆子，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都跑去帮忙了，可就不见她的男人。罗寡妇急忙打发一个半大小子去找河南木匠，叫他赶紧回来套车送到县医院，半大小子在庄子上跑了个遍，才在离庄子二里路的小学教室里找着。
原来，河南木匠正跟几个外地来打零工的泥瓦匠耍扑克。学校里僻静，灯泡大，地方宽敞，几个年轻人耍得很起劲。河南木匠头上顶着一摞帽子，听说老婆要生娃娃了，谨慎小心地扭过脖子——不然头上的帽子就要崩溃，只咕噜了一句：
“我打完了这一把就去。”
这“一把”打到半夜十二点，河南木匠哼着豫剧摆呀摇地回来了，一进门，先掀掀锅盖，再瞅瞅碗柜，看看什么吃的也没有，叹了口气，才问罗寡妇：
“生了个啥？”
“生了个啥，”罗寡妇气得一拍巴掌，“生了个死娃娃！找你回来套车找不见，把多胖的一个丫头耽误了！你尕子还是人不是人？”
“哟哟哟！”河南木匠瞥了一眼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哭着的韩玉梅，“谁叫她选在我正兴头上生娃娃啦？好好的一把牌，全让她给我冲了！”
“呸！”罗寡妇抖得话也说不出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而韩玉梅却好像很有涵养，两眼直直地瞪着房顶的椽子，反倒停止了哭泣。
这一下，河南木匠犯了众怒。当晚他不在家，第二天下午他才从县上开完“县革命领导小组”的会议回来。还没有进大队部，一群老婆子就跟造反似地把他围住了，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唤起来。
“还了得！翻了天了！”他怒发冲冠地从大青骡子上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地，“去把那驴日的给我叫来！”
自然有老婆子登登登跑去叫。
大队部变成了临时法庭，魏天贵审开了宋天贵。屋里站着两个民兵，一个背着枪，一个拿条麻绳。窗子外面人挨人地围着一堆男女社员。
“嘿嘿。”他先阴森地冷笑一声，“我看你尕子是不想过好日子了！”
“被告”河南木匠坐在它面前的凳子上，侧身对着他，扬着头，噘着嘴，跷着二郎腿，好像比他这个“审判官”气派还大，根本不理睬他这个难以回答的审问。
“说！”他在桌上猛砸一拳，惊得会计的算盘账本吓了一大跳，他自己也不明白要河南木匠说什么，只想替韩玉梅出出气。
“我说啥？”河南木匠宋天贵是个游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物，不但不怕，还顶了他一句，“你应该说说她才对。”
“我应该说谁不用你教！”他蛮横地把头一扬，虎虎地站起来，用粗壮的手指头戳着宋天贵的脑袋，“我就要说你！你尕子还有人心没有？人家在家给你生娃娃，你倒跑去耍扑克……”
“对啦，魏书记。”“被告”避开他的手指头，向他翻个白眼，理直气壮地陈述道，“你想想，我一个外乡人，吃了好些苦，单身跑到贵方宝地，一下子娶了个俊老婆，人标致不说，又能劳动，房子啥都现成的，我还要啥？只要是个人，不是牲口，当然得好好侍奉她啦。可我现在偏偏不好好侍奉她，连她生娃娃也不稀罕。这里面就没有原因？你魏书记就不问问？”
“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梁”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消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来，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错，他们生了三个娃娃，但夫妻两人在精神上却始终没有沟通。他本是个热情的、容易激动的汉子，但她却是黄河上游漂流下的大冰凌，轮船撞在上面都会熄火的。四十岁以后，他逐渐发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躁、阴沉、忧郁，这和不顺心的夫妻生活有很大关系，常常缠绕在不可解脱的苦恼里。现在，有了韩玉梅，他好像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他和贺立德挂上钩不久，有一天，他们家吃着晚饭，韩玉梅突然找到他门上来了。
“吃饭啦？书记。婶，吃的啥？”
他一看是韩玉梅，险些失手把碗掉在地上。韩玉梅看见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心疼地抿嘴一笑，旋又瞥了他女人后背一眼，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谈公事的面孔。
“书记，我跟你请假来了。我要进城去几天。”
“啊？”他的一口饭还塞在嘴里，仍不明白韩玉梅说的什么。
韩玉梅显然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真是咫尺天涯，柔肠寸断，不由得低下头去，又轻声要求了一遍。
“啊，进城干啥去？城里乱得鸡飞狗叫的。”他无心吃饭了，把碗筷放在小矮桌上。
韩玉梅在炕上坐下。他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女儿当时还小，坐在炕前面的小板凳上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