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说"民生"即"民享"，此向美国人统战也；说"民生"即"博爱"，此向法国人统战也；说"民生"即"共产"，此向共产党统战也；说"民生"即"科学"，此向五四人士统战也。这样子统战结果，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中文定义的一片混乱、国民党宣传的一片天马行空，也就全套在此了。
一九三九年，英国小说家阿伦（MichaeiArlen），在他的名著《凌云记》（The Flying Dutchman）里说：
The democtatic system which we caIl the governmentof the people，for thepeople，by the people，and to hell with the people.
我年纪愈大，受国民党统治愈久，我愈发现这段话中tohellwiththepeople的真义所在了。原来它不是为人民下地狱的政府，而是把人民下地狱的政府。"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儿十年来，"吊民伐罪"的国民党，最后的革命结局却是"吊民而罚民之罪"！这种德政，可真教我们不敢领教了！——我们对挟林肯之言而来的一片混乱、一片天马行空，可真要弄个清楚了〔注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晨
〔注一〕戴维斯（A.powellDavies）说："汤姆斯·库波耳（Thomas Cooper）在一七九五年所提出的民主的定义是最扼要最简洁的一个：'民有、民享的政府'。但根据这一定义，一个专制暴君也能宣称他的政府是民主的，这种事实也屡见不鲜。"（何欣译：《民主真诠》，《自由中国》第十一卷第十期）
〔注二〕英文democracy（民主）这个字，美国即使在独立时也不常用。独立宣言上、各州宪法上、美国宪法上都没有这个字的出现。
〔注三〕查理·比尔德（CharlesA.Beard）在他的《共和国》（TheRepublic）一书，以对话的手法，写林肯的违宪行为如下：
斯医生：那么林肯的批评家所指斥关于林肯的所谓违宪及高压手段，是怎么回事呢？
毕耳：我绝没有意思说这些批评不太重要，事实上，我手头现在就有一个很长的单子，可以写满好几页。斯太大，在靠近你的那个书架子那儿，有一本很厚的羊皮精装书是马歇尔（JohnA.Marshall）写的美国巴斯提狱——内战后期有关美国公民不法拘禁史（A Historyof the lllegai Arrests and Ilmprisonment of Ameri can CitiZens during the LateCivil War），你和罗拔（即斯太太的丈夫斯医生的名字）如果愿意把它带回去看看，你一定会从书里找到一大堆批评林肯的资料。反对林肯的人认为在林肯主政之下，有许多措施都是以违宪和高压的手段做出来的。譬方说，在马利兰州州议会会期中，林肯就施压力要州议会压制脱离联邦的提案活动。在北方很多距离战火相当远的地区，就有很多人民被政府肆加逮捕，许多批评林肯政府的报纸编辑和演说的人都被政府拘禁入狱，不少报纸都被当局封闭停刊。当然究竟有多少人被捕，确数很难决定，但被关起来的人则以千计。
如果把林肯的所谓的违宪和高压措施统统加在一起乘上十；即便是为了辩论，说我们把对一切反对林肯的批评统统都接受了；尽管在许多违法措施是林肯自己事先一无所知，而是由许多政府丈武官员以林肯政府的名义不法进行的，我们姑且把这笔总账都算在林肯一个人身上；尽管我们忘掉林肯曾经下令赦免了许多政治犯——例如普赖尔（RogerPryor）曾因任职南方联邦被捕，而林肯迭次拒绝将普赖尔正法——和一再颁发大赦令；我们就算把一切所能想到的罪名都加在林肯头上，可是，这些所谓违宪和高压的手段的宪法问题还是值得辩论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相当复杂的。
〔注四〕沈刚伯在《高中历史》中说美国：
到一八二八年大选的时候，各州的总统选举人、除两州外、已经是由人民直接选出而非由州议会推定，许多州并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也大加放宽，让平民都能参加选举。平民选举的结果产生了第一个"人民的总统"（The people's President），把那六十一岁的杰斐逊（Jackson）拥进白宫。他连任一次，开始了好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杰斐逊式的各州民主（Jeffersonian State Democracies）变成了杰斐逊式的全国民主（Jacksonian Nationai Democracy），使政府于民有、民享之外，更进为民治。
他又在注里说：
《人权宣言》本由杰斐逊起草，他承认政治终极的主权在民，并主张政府应以谋人民的福利为其唯一职责；但他不承认未受过教育的人有参与政治的能力，更不愿那些无恒产的人有过问政治的资格。他心目中的国家只是民有、民享，而绝非民治，美国独立后五十年的政治便是如此。
杰斐逊认为政治是大众的事、任何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应该有直接参加联邦政府之权；从他被选起，美国才算真走人民治之途。
沈刚伯这些话，显然不明白美国"民治"的真正情况与真正来龙去脉。他又把"民有"和"民享"扯进，混成鼎立而三的对等意思，殊不知是不能这样硬分而二的。这种硬分而三，凡是国民党和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的，都会犯同一错误。我举费希平《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一段话为例：
民主政治是今日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什么是民主政治呢？美国林肯总统所下的定义最为正确，他说：Democracy means gove rnment of the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译成中文就是：民主政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所以，民主政治所涵盖的意义，可分三个层次加以说明：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民主国家主权的归属。谈到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历史上两件不朽之文献，一件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一件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都认为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具体他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为人民所有，这就是林肯所说的ofthepeople。人民虽然有了主权，如果不能运用其主权来治理国家，主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由主权所引申出来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就是林肯所说的bythepeople。人民有了选举权，当然要选为人民忠诚服务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吏与民意代表；人民若是发现他们所选出的官吏或民意代表，没有实践他们的诺言，人民可运用罢免权罢兔之；所以，在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官吏与民意代表都在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林肯所说的forthepeople。总之，民主政治应该包括民有、民治、民享三种意义，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就不能称为民主政治。（《深耕》杂志，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费希平错引林肯原丈于先，又乱做解人于后，林肯有知，当暗笑九泉！中国俗话说："无心雕做木居上，便有无穷求福人"，林肯的一句顺手拈来、"无心说出的一段应景演说，竟可被国民党和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的，年复一年，以长篇大论"阐发无剩义"，藉以"求福"、藉以欺尽苍生，真不能不说是今古奇观了！
〔注五〕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说："美国总统林肯之言曰：'德谟克拉西之政府，一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也。'民有为本然之事实，民享为最终之目的，在今日政治开明、学术进步、人权发展之时代，已为天下所公认，可以毋费讨论。唯民治一端，则重在方法。而方法本无一定，辄随情境而异，则大有研究之价值。"荆知仁"对宪法宪政的基本观念和认识"说："林肯曾解释民主力民有、民治及民享。就此一解释的内容来分析，民有为前提，民治为方法，民享为目的。这三者之中，民有之前提，乃理论上的假设；民享的目的，乃古往今来，无分专制或民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民治之方法，却是贯彻民有前提，达成民享目标正当而有效的手段。极权和民主的真正分野，不在于民有的前提和民享的目的，而在于民治的方法。"（《成长的民主》）
李声庭"没有自由如何民主"说："民主的定义，最简单的莫过于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政府为民所有，政府为民所治，政府为民所享。'其中最重要的却是政府为民所治。"（《名人杂志》，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注六〕对林肯演说提出疑义的，最早见于钱歌川先生的《英文疑难详解》，我写这篇疑义，是就钱先生的疑义，加以论证发挥的，基本的解释，是钱先生的，不是我的，特此声明。从文法学家的解释观点，自可对疑义加以疑义。例如overallthepeople的over，也可不做"在……上头"的解释而做"通由所有人民"或"在所有人民中"的另一种解释，而a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中，government和thepeople自可视为从属关系等等。总之，我这篇疑义的主旨，在抛开文法上、修辞上的字面拘泥，而从林肯的政治思路上溯本探源，从而证明原义不是如文法解释观点那样简略的、平行的、望文生义的。我们这些饱受林肯演说移植中国以为宣传、以为政治广告下的受害人，实在不该轻信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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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作为“统战工具”
——扭曲了的"纪念"
殷海光死后，许多人都打着他的旗号，来"纪念"他，其实只是扭曲他而已。为什么？因为"纪念"一个人，你必须就这个人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志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换句话说，你必须就这个人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一个人一生的变化，往往是很多的，不把握住这一登峰造极，反倒乱加"纪念"，那样就是扭曲。以闻一多为例，闻一多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是他抛弃了旧式文人的习性，转而从事对抗国民党暴政的战斗，以致被国民党暗杀，殉道而死。但他的"朋友"梁实秋写《谈闻一多》（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传记文学社》出版），却酸酸地写了这些话：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一直在昆明，我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晤面，即往返书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弟弟家驷谋一教法文的职位。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
这就是扭曲的一个显例。梁实秋名为"纪念"，其实是把闻一多小化、窄化了。把闻一多小化、窄化得活像懦夫梁实秋自己。把闻一多小化、窄化成一个整天诗酒螃蟹的诗人学者，这是对闻一多最可耻的扭曲，这是我们不得不予以拆穿的。
最近有所谓"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就是全套梁实秋扭曲闻一多的翻版。这种"纪念"的特色，是小化、窄化殷海光批国民党的伟大成就面，而突出殷海光的学者面、中国文化面，……这是很可耻的。
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国的急湍里，他的狂热和动辄"立正示敬"，十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被国民党争取到，为国民党做文化打手，……（略——编者）到台湾后，他勇于觉悟，把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批了个痛痛快炔，这是殷海光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没有这些登峰造极，自然无所谓思想家殷海光、无所谓逻辑学者殷海光。所以，论定殷海光，必须就这一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否则就是别有用心了。
可耻的是，所谓"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种识其大者的"纪念"，对这种乡愿式的集会，我们真不能不说他们在扭曲死人、愧对生者了。
为了反证这种"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的扭曲，我现在以殷海光一篇旧作——"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为例，看看殷海光怎样在面对国民党，做一个人世的思想家。
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
我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发表的《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实在是平常得很。想不到这封信竟引起许许多多误解。误解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若干人士拒绝对我在信里所说的种种论点或做理智的思考，而只把各人心中画好了的影像投射（project）到我身上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众心理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须让心理学专家去研究。我们现愿意在这里解释一下的，是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并且提出建议。
第一、我在那封信里说"我的确也没有说半甸恭维三民主义的话"。有些人士把这句话解释作"殷海光瞧不起三民主义"。这不知是什么推理方式！一般思想方式未经训练的人之思想常常被一些习惯性的格子所圃。例如，"不左即右"、"不白即黑"、"不是唯心就是唯物"、"不是穷人就是富人"……（略——编者）其实，世界的范畴和事物哪有这么简单！在白与黑之间有灰，在白与黑之外有红、橙、青、蓝、紫。在唯心与唯物之外的思想更多得很。在富人与穷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级次。依此，我们怎么能够从"没有恭维"而推断是"瞧不起"？
如果三民主义的确是一种思想学说，那么我们对它既不应该持"恭维"又不应该持"瞧不起"的态度。这是"对人"的态度，而不是对思想学说的态度。对思想学说只可研究，以定其对错或是否行得通。
第二、我为什么在《胡适与国运》这个讲演里没有提到三民主义？这是有一番苦楚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明了，在我们这里的空气，对于三民主义，像中世纪的教皇僧侣们对于宗教教义，……（略——编者）在这些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这类教义或主义，只有"信服的自由"、没有"反对及批评的自由"。如其不然，便视同异教事件办理。从表面看来，这种动作是为了维护他们坚持的真理。但是，这种狂热的情形即令并非没有，也只在这类运动的初期；到了政权到手，这类教义或主义就变成从思想上维持统治的工具。这类工具最重要的一面是权威性；至于内容的真假对错根本是次要的事。因此，如果有人反对或批评教义或主义，那么就表示你敢于冒犯权威。
冒犯权威就是从基本上动摇统治的象征。……（略——编者）我因既不愿被目为异端，又不足说"违心之论"，所以在那次讲演中保持了缄默，没有提到三民主义。可是，当时有一位学生问到头上来了，我因为不愿对青年说敷衍话，所以说三民主义底内容"十分糅杂"。
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是真理，那么用不着借枪杆保护。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要借枪杆保护，那么就证明它不是真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罗素思想需要枪杆保护的。
说到这里，我愿意提醒国民党的朋友一声。据已故崔书琴先生告诉我："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天津还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当时三民主义是禁书。读三民主义如被查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他们总是秘密地放在桌子底下读，或者半夜起来读。"如果当时三民主义像现在一样得靠政治力量来掩护其权威并强使大家信从，那么怎能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深入人心"？
第三、三民主义是否"统战工具"？我的答复："是的。"我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想，系从它底思想性质方面着眼的；我说它是统战工具，系从它底政治功能着眼的。二者毫不相妨。这一看三民主义产生的背景便知。国民初年，承孔制大一统崩溃之后，新学说、新思潮涌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方面由于好奇好新鲜，在另一方面由于迫切想抓住一个什么主义来救国，于是有人讲无政府主义、有人讲社会主义、有人讲民治主义、有人讲共产主义，……"思想庞杂"极了。由于"思想庞杂"，表现在政治上的就是行动纷乱，力量分散。孙中山先生看到这种光景，于是创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可以看作政治问题底三大基本范畴（three primary categories）。试问上述各种思想学说，有哪一种能逃出这三大基本范畴以外？这真是各路孙悟空跳不出佛爷底手掌心也！就四十年前孙先生所处的时代而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创建。因为三民主义确乎比当时一般政治思想高出一筹，而且富于广含性（comprehensiveness），所以把当时那些思想都吸收了，都兼消了。因为思想上的吸收和兼消作用，于是许许多多政治醒觉分子渐渐皈依到三民主义的怀抱而滋长出一种一致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之滋长，日后成为北伐运动的推动巨力。我想，凡属中国现代史的公正研究者，都应该对于这一段历史发展做一番客观的解析。
从这个观标来看，三民主义不是"统战工具"又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似乎没有这个名词，而且孙先生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不是实质，所以无关紧要。我们并且还可推广一步来想：不仅三民主义是一统战工具，而且就国民党底发展史看，凡是它"革命"顺利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统战做得好的时候。只因后来"革命成功"，自以为政权在握，武力可恃，骄念横生，以为天下莫我若也，不肯虚心把统战认真做好，所以后来弄得处处荆棘横生，以至于一败涂地。孙先生本人就是统战的大发明家。同盟会是统战的初尝，"联俄容共政策"是大规模的统战，并且是"国际统战"，抗日战争初期搞的是很可欣赏的统战。到了抗战末期，战争及人事因素把国民党底政治机能腐蚀了，弄得它逐渐在统战中失去主动力，政协失败就是显明的实例。于是它对于统战滋生出畏惧、戒慎，甚至厌憎的心情。今日台湾国民党底政治心理就是这种心理底延续。所以它很难打开一条大的出路，而僵守在这里，日以捉蚊虫跳蚤、吹毛求疵为务。
第四、国民党应须将三民主义来一番改适。三民主义底大间架还是可用的。然而，它底内容和铺陈，凡十年来，毫无修正、翻新和充实。我极不赞成国民党借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借政治权势来宏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近十儿年来，对于三民主义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钻到三民主义里面加以诠释。
这种工作，类似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家之注解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路线愈走愈窄。所以三民主义的繁琐哲学，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极，不能再有起境了。三民主义的阅读呢？从崔书琴先生之冒险秘密阅读而演变到今日必须以高压手段喂填鸭、必须拿考绩和利禄来做鼓励，相去何远！世变何极！这是三民主义的悲剧。这一悲剧之形成，丝毫不能怪任先生。自从国民党得势以来，就把三民主义捧若圣经，自党员以至人众，只许信奉，不许批评。这一种心理状态表现得最强烈的代表人物可推胡汉民先生。在这种传统气氛高压之下，即令任先生有柏拉图底才华也施展不出来的。国民党底这种"意识形态"之作用，不仅禁锢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锢了三民主义。真是令人惋惜！
我们看孙先生所作三民主义序文，可知他自己并没有像他底信徒那样，把三民主义当作天经地义的意思。
而且，就我们从前一辈人所述孙先生底行谊中，得知他很喜欢和青年诘难辩论。如果当初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采取像现在一部分国民党人士这种专横武断的态度，那么三民主义何能在无武装保护之下爬起来？何能畅行天下？杜威说："民主必须每代更新。"大家奉行的政治思想，哪里是动都不能动的列祖列宗相传的"朱子家训"？
三民主义是四十年前的产品。这四十年来，世界进步得太快了，中国人底知识也有些进步。如果要它跟上时代，永远常新，并且使青年们读起来真正从内心发生兴趣，那么必须来一次改造。改造的工作，必须从吸收现代心理学、拉斯威尔政治学、波柏底社会思想评导、文化人类学等等着手。这种工作是一件比石门水库还要巨大的工程。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个人所能进行，而必须成立一个机构，网罗这些方面的人才以从事。国民党内至今还是有些聪明才智饱学之士。像陶希圣先生这样的人就可主持其事，期以三年有成。那时三民主义可以一崭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在中国政治思想上重放异彩。
殷海光这篇《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原登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国》里。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个月前写《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一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这封公开信中，殷海光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我当时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也就十分糅杂。"我的确没有在这篇讲演中恭维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维的偶像；我的确也没有说半句恭维三民主义的话。除了当作压制思想的权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任何人的话捧若圣经，更何况那些儿十年前的方便说法！大概这招致了某党人士极度的不满。自此以后呢？每逢有学生请我讲演，不是因训导处同仁说"教室不够"，便是说"题目不行"，而给打消掉了。对我而言，反正这类事件平常得很，懒得去记忆。世道衰微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了这段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殷海光在写过千千万万批国民党的杰作以后、在《自由中国》封门的前夜，最后奋其一击，以他思想家的透视力，在国民党所倚恃的圣经头本，尝试去点破真相、尝试去动上。显然的，殷海光为了这一点破真相与动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说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国》。如今我们追念这段往事，应该注意到当时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双轨作业一一-轨是用新党对抗国民党、一轨是用新解说剥开国民党的圣经。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不全是自觉的，但他们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后，最后升级到这种双轨作业，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发展。虽然他们立论的纯度，不无可疑；组党的品类，容有可议，但是他们毕竟百尺竿头，没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们在竿头翻落，求仁得仁，这种勇于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们以为"纪念"的伪君子们来，真是伟大得无与伦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两小时作
〔附记〕殷海光的历史训练和资料训练很差，所以他无法从孙文的著作中举证，这是他立论的大缺点。孙文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部分，尚没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话，这些话是一九二四年《演讲本三民主义》增加的，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共产党哥俩好的时代！三民主义的统战性质，在此可得佐证！（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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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
——革命以后干什么？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种一贯作业，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Paine），他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头对不起小头"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趣在成功以后，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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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其实是很封建的思想，自为反封建的革命党所不取。
孙文与卢慕贞结婚时是二十岁（一八八五），卢夫人生于一八六七，比他小一岁；与宋庆龄结婚时是五十岁（一九一五），宋夫人生于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岁，在这卢前宋后（原文如此——编者）的三十年间，细查起来，却不无其他夫人可寻。
能飘白发说微时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陈夫人（陈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在第四则《孙中山之嗜好》中，有这样一段：
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九年以后（一九四五），冯自由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老革命党冯自由在此明说"陈夫人"，可见孙文在卢夫人后，又结婚了〔注一〕。
孙陈粹芬
刘成禹写陈夫人"能飘白发说微时"的诗，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后（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证这一"能飘白发说微时"的图画了。他写《翠亨村获得珍贵史料》（《世载堂杂忆》），有这样几段：
孙中山先生生于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著录者，亦弥足珍贵也。
中山县长孙乾，为先生之胞侄孙，予五十年来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强干，笃守礼节，治中山县颇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庆，题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且为之注。抗战以来，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峻，喜曰："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粹芬老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于是大备盛筵，亲送孙陈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曰：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共摄一影入座。老太太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史料，足供收采也。
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大太即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慕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
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陈粹芬在近半个世纪后，故友重逢，为老同志再开饭局，且用"孙陈粹芬"名义下帖子，其为孙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
刘成禺回忆这一久别重逢，真是场面感人。李又宁在《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芬》（一九八一年十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里说：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之为陈四姑。广东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个据点。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船只，传递消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亲自印刷宣传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说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注二〕。
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这样一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女杰"，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被"出局"了，她由孙文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一如卢夫人由女婿戴恩赛奉养，住在澳门〔注三〕。孙文又有了新夫人——宋夫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说：
民国三年春，卢夫人曾赴日本。据她答香山县商会函有云："先伯（德彰大哥）离世后，电召氏（卢自称）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后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这就是卢夫人明大义，同意分居。自居澳门。
但孙科及二女仍奉养一切；孙先生就不致重婚。
吴相湘说"同意分居"，又说"不致重婚"的话，显然是含糊其辞的。事实上，孙文与宋庆龄在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的时候，卢夫人还是卢夫人，而在孙宋婚约上第一条，也只是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而已。
还有一位樱花夫人
这月十六日，美联社东京电讯说：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导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滨发现孙逸仙博士七十八岁的女儿。
日本通讯社说，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一八九八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
以下是共同社所发表的有关的研究报告。
一九0一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十四岁。其祖父予拒绝，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的年龄是三十六岁。后来孙中山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进行婚礼。
后来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旅行，于一九0五年回到日本看妻子，是年（一九0六年），他的女儿出生，但孙中山于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再也不回来。
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一九七0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这是一个日本籍太太所生的。以上是日本共同社所发表的研究报告。
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她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死去。
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据十八日的《读卖新闻》，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十五岁。宫川富美子生于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三十年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他于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继续研究时发现，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温炳臣"，温炳臣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是孙文的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录音带既出现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连是可以追查的。
《读卖新闻》提到的"温炳臣"，据我所知，炳臣是字，此人名温芬，广东南海人，在横滨一家洋行做事。孙文住在横滨时，他常在寓所担任招待。辛亥革命后，改做煤炭生意。他是老兴中会会员，他的叔叔温遇贵，做洋行买办，也是会员，后来脱离了。温芬直到抗战发生时，还在横滨，当时已是仅存的两位会员（另一位是黄焯文）之一了，后来黄焯文回国了，他却老死他乡。大月薰录音带中出现这一"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此一樱花夫人，不是空穴来风的。
《读卖新闻》又说，现年七十六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滨市西区南浅间町三十二之十号，闲居在家。她在十七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公开。"
在整个的历史追踪中，我们逐渐发现，为了"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在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中，不论是中国的陈夫人，还是日本的樱花夫人，她们都自我牺牲，一个个功成不居，把自己隐藏在年复一年的沉默里。虽然如此，我们主持正义的历史家们，却不能随同沉默，我们要发潜德之幽光，在血泪交织的革命史中，"国父入土，国母出土。"加入她们伟大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晨二至六时
〔注一〕据刘成禹《世载堂诗待删稿》，冯自由原注为"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香山张能之，亦名仁之，与先总理有通家之好，亡命食宿，均主张宅。总理眷属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亦曾寄寓张家。陈夫人居日本、越南、新加坡，恒为来往同志洗衣供食，异常辛勤，总理大得其助。"
〔注二〕原注：一九0六年前后，池亨吉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参加中国革命工作，担任英文秘书任务，并曾参加镇南关之役，著有《支那革命实见记》一文，当时在日本报纸发表，文内提到的孙夫人，就是陈粹芬。"肃然的参谋本部，忽然就变为繁忙的事务室了，……各事各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就中孙氏的夫人，就自己担当因涮檄文，非常忙碌。"（上海三民书局出版的中译本，页一三）又说："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时，大家会集于食堂，共斟离别酒。孙氏的夫人虽是很刚毅的广东妇人，但也不堪别凤离凰之悲。后来，我们一启程，她的眼边人情也表露出来了。"（页三六－三七）此中译本，有乐炳嗣写的序。乐将陈粹芬误为卢夫人。其实，卢夫人当时在檀香山。
〔注三〕刘成禺回忆住在中山石歧的陈夫人后，又有一段回忆住在澳门的卢夫人如下："既抵澳门．晋谒卢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和蔼康健，步履与少年人无异。其次女戴夫人亦出现，时戴君恩赛适去香港，晤谈数语，即辞出。按先生家世，长兄眉公，经营农商业于檀香山；眉公子曰孙昌，在旧金山医科大学毕业，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奉命收海军，为流弹所中阵亡。昌有二子，长曰孙满，现任士敏土厂总理；次孙乾，即今之中山县长。乾卒业日本士官学校，再赴意大利习陆空军，抗战时任闽军副总司令，今治中山，颇著政绩，此眉公世系也。先生生孙哲生科；长女媛，年未及笄，早卒；次女婉，适戴君恩赛。戴君曾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任梧州关监督、巴西公使，今与夫人同居澳门，并侍卢太夫人。卢太夫人云，在澳门居处甚适，可常与平民亲友晤言，颇足娱晚景也。"卢夫人死在一九五二年，活了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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