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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 且从青史看青楼

李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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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情与俗情
人的表现,我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奇情”,一种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现,“俗情”本身,有时并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却更是要得。也就是说:“俗情”本身,有时并不一定不好,但是若不来“俗情”而来“奇情”,那就更好。
人间很多事,看起来完了,其实没完;看起来没完,其实常常完了。用诗来说,前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者是“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因此,智者和达者看人生,多能不斤斤于盛衰荣枯,他们是失马的塞翁,不以得为得,也不以失为失,因为在许多方面,得就是失,失就是得。这种得失之间的哲理,汉朝贾谊在“服鸟赋”里,说得深刻-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忧喜同门兮,吉凶同域”一切祸中都有福分,一切福里都藏祸根,归根起来,忧喜吉凶,都是一窝里的东西,实在难以保证纯度。所以,智者达者从祸中看到福分的一面,或从福中看到祸恨的一面,而不患得患失。
智秆达者以外,另有一种颇富这种色彩的“美者”-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者,他们能从另一角度,抢眼人生。他们认为:人生不但有祸福相依的一面,也有丑八怪的一面、不漂亮的一面,人过一辈子,不该把自己或自己跟人的关系卉成这一面。人不该在这一面上发展下去、浪费下去,而该尽量追求相反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唯美的一面。唯美一面的开花结果,就是“奇情”。
“奇情”是一种异乎“俗情”表现方式,一般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按照人情之常,大家都差不多,做得差不多,反应得也差不多,但是“奇情”就做得、反应得不一样,我举汉武帝的李夫人为例。
中国入描写女人的美,用“倾国倾城”,最早就是对李夫人说的。李夫人被形容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想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却拒绝了-为了给情人留下一个艳光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风姿惟淬坏印象,她拒绝了“人情之常”的诀别。从“俗情”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怎)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十年前,我看过一场《小英雄》的电视剧,描写毕佛的父亲,一天收到老情人的电话,说要路过此镇。此镇正是他们当年旧游之地,如今男婚女嫁,颇思旧梦重温,于是相约一见。不料那天到来,两人却阴错阳差,老是碰不到:他到甲处,她竟刚离开;她到乙处,他又方才走。最后交错了一下午,也缘铿一面。到了晚上,他收到老情人留下的一封信,大意说虽没碰到,她却一下午把旧游之地,一一重临,见景生情,有不少美的回忆,最后转念一想,忽然觉得,两人如果不再鸳梦重温,永远保留“记得当时年纪小”的印象,岂不更好?于是她留书而去,走了。从“俗情”观点看,大家好了一回,情缘未了,见个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奇情”论者的价值判断,是绝世的,它对得失的衡量与鉴定,与“俗情”标准不同,“俗情”的标准是“尽”字,”奇情”标准却是“舍”字。“尽”是一切事情都随波逐流的做,做到胃口倒尽、感情用光、你烦死我、我烦死你为止,一切都“赶尽杀绝”的干法,不留余地,也不留余情。市井小民在男女情变或婚姻破裂时候,最容易犯缺乏节制的“尽”字,最后经常是和平开始、战争结束,“赶尽杀绝”,一切反目相向,丑八怪已极、不漂亮已极。这是“俗情”标准。
相对的,“奇情”标准却高竿得多,因为它能“舍”。“舍”是一种智慧、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进行式”转变成“过去式”,它常在“俗情”标准的中点上,做为终点,在“看起来还没完”的节骨眼上,夏然而止,宣告完了。“舍”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剑斩情,是壮士断臂,是为而不有,是功成弗居,是浓抹处淡妆,是无情处有情……
介之推不言禄,是一种“舍”;鲁仲连不受酬,是一种“舍”,以他们的功德,“言禄”“受酬”按“俗情”标准,也是应该的,可是按“奇情”标准,他们进一步表现了“舍”却是神来之笔,点睛之妙,益见其高。
在人类历史上,有大多大多“舍”得动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在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济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
唐太宗这种“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现在他对“朋友变成敌人”的心胸上。唐大宗肝胆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领是大度“化敌为友”,在群雄并起中,一统天下。天下一统后,他为了特别感谢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靖、李勋、秦叔主,侯君集等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大宗对这位“朋友变成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
这种心胸,也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他们对凌烟阁,怎么也“舍”不得!
现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们实在俗不可耐,毫无趣味,不但做他们朋友没趣味,甚至做他们的敌人都没趣味,他们连做敌人都不够料。他们今天跟你是“亲密战友”,明天就把你从百科全书或机关刊物中挖出来。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功业全部抹杀,打成“敌我矛盾”,于是。你变成了“懦夫”、变成“叛徒”。变成了“汉好”、变成了“大骗子”、变成了“脱离革命队伍的反对派”.……你变得一无是处,你的功绩,全不提了,天下变成他们打的。你若有画像在凌烟阁里,早就拉下来,撕毁,闹臭。天下是他们的了!什么?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话!滚!
以理想主义起义的人,最后抛弃理想不淡,反倒连事实都抹杀,见权力起意,这是现代人物最大的“俗情”,最大的反“奇情”的悲剧。
我清楚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早年人类的一些动人品质,已经花果飘零,消磨将尽。但对我说来,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现代,追寻“今之古人”。
暮色苍茫、苍茫,又苍茫。我失望。
一九七九、十一、三。









大中华·小爱情
在现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大陈旧了,做法太粗鲁了,手法大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有多少次,我看了古往今来的许多所谓爱情故事,忍不住好笑说:“中国人中的这种人呀!他们不懂得爱情!”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依我侬,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
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
毛病”在哪儿呢?
毛病在中国的爱情传统,有了“子宫外孕”,出了“怪胎”,少了产生“爱得漂亮”的条件。有老娘·没有小娘
原来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门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什么什么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漳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
上面说“身为人母”以后才升级,其实还是客气的、还是运气的,事实上升级不升级,还得看造化。汉武帝的钩戈夫人“身为人母”了,结果却遭了杀身之祸-汉武帝怕他死了以后,他儿子的地位,可能被亲生母亲夺去,所以竟残忍的下令杀他儿子的妈!当钩弋一划夫人被牵去,泪眼回头,望着她的老公的时候,汉武帝却以“汝不得活”(怎能让你活)的一片无情,草菅人命。
所以,“身为人母”只能算初段,得顺利过关以后,才能落实。碰到汉武帝这种要命的大关,自然少见;但婆婆妈妈的大关,倒也屡见不鲜,“身为人母”固然神气,但碰到“身为人祖母”的,立刻黯然失色,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宋朝诗人陆放翁,他同唐氏结婚,可是老娘反对,逼小俩口离婚,造成最有名的“钗头凤”悲剧,这说明了女人的地位是多么可怜,小娘的地位是多么可怜,深情如陆放翁的,在爱情与孝道冲突的时候,都要选老娘而弃小娘。其他寡情的,自然就更别提了。汉武帝在中国名流中,还算是有情之人,“金屋藏娇”。“姗姗来迟”等典故,都因他而起,但是他的爱情-如果有的话-一点都禁不得与权力冲突,倾城倾国的赤裸情人,一点也抵不住倾人城倾人国的赤裸权力。他们真乏味!
这种没把女人当主体的情形,这种不把小娘当人的情形,其实不始于汉武帝,也不终于汉武帝,而是大中华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的杰作,这才真是东西文化的一项根本差异,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Cleopatra)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有情感·没有勇敢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同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theg lory that was Greece,/And ghe flrandeur the was Rome,),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镶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
清朝有一个朱彝尊,算是一颗慧星,他居然有了爱情的故事,并把这故事,写成了“风怀诗”,不但把诗写好,还要把诗收进他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一看,可急了,劝他注重清议,别把这不三不四的咸湿诗放到集于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
不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人,很难想像朱彝尊这种勇气有多么大!很难想像这种但白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在道德挂帅下,在真假道学桎梏下-匍伏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渡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后者用来发泄,调剂满口大道理后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泄;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渡前后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于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于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艳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干脆得一千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后,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恨左心右屋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一absorption)、一片假惺惺!难乎为妓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private affairs),而是父母媒的“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萧”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妓院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等作品,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阎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
另一种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于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入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三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型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男乎为妓
因为社会环境封杀,另一必须点破的畸型是-同性恋情况的严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乡土得要命,以中国文化和乡上自豪的,实在不可不知。
照《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法,中国同性恋历史之久,可以上溯黄帝时代。中国自古就流传“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的谚语,《晏于春秋》记齐景公与羽人的事;《韩非子》《说苑》记卫灵公与弥子暇的事;《战国策》《说苑》记安陵与龙阳的事;乃至《史记》《汉书》记高帝与籍孺,惠帝与阂孺、文帝与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与周仁,昭帝与金赏,武帝与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与张彭祖,元帝与弘慕、石显,成帝与张放、淳于长,哀帝与董贤等的事,都是习见的例子。两晋南北朝时代,竟有许散愁向统治者自白,表示“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不搞后庭花,竟成为一个人足以自豪的美德!可反证当时男色的普遍!
同性恋不但有普遍性,甚至普遍到别有地区性。褚人获《坚瓤集》里,就记有“闽广两粤尤甚”的“南风”,清朝的福建省、广东省、以及首都北京,在这种风气上都前卫都十足,北京的特色是戏子做相公。相公者,像姑也,像姑娘而实非姑娘,当时地位,还不如妓女,倡优排名,只能跟进,伶人见妓女,得行礼请安。清朝法律中明定优伶子孙以至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许参加联考。一律成为被联考拒绝的小子,可见多斜门儿,这种优不如倡,直到~)芳出现,才算人心大变。梅兰芳的出现,使举国若狂.使中国人的奇异爱情尺码完全情不自禁。这种流风,只要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反串,看到中国人喜欢男不男女不女的“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就可恍然大悟了!难乎为继
写到这里,大中华,小爱情的一些切片,已经稍具轮廓。大致的结论是: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十一月五号报上说,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是“在某单位眼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并将这名卫兵的尸体藏放在车辆底下,然后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至台北,到自己一见钟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将许美月击毙。击伤她的哥哥,并放火焚屋,然后畏罪饮弹自杀。”
看吧,又来了!中国式的爱情!随便一个例子,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多少粗鲁!但你别忘了,这种行为,并不是“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陈旧、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才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这样不漂亮的、不潇脱的,绝不是真的爱情!
现代的中国入,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下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浑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 (一九七九、十一、十。)
(附记)
刘声木《苌楚齐四笔》卷二有段文字记朱彝尊的“风怀祷”,他说:吴县张应南户部藏有朱彝尊风怀诗手稿,与刘本不同涂改满纸,均有“颠倒鸳鸯”小印铃记,前后有名人题跋甚多。其妻兄吴县曹君直孝廉元忠曾亲见之,大仓某家藏有《鸳水仙缘》弹词一种,记风怀诗及洞仙歌词曲本事。
吾乡姚庚甫大令景衡,年七十余,尝为后学讲凤怀二百韵隐事,语语有证云云,语见桐城萧敬甫敝君穆庚子札记。
声木谨案:秀水朱竹坨太史彝尊,诗在我朝,虽为一大家,而风怀一诗,实为全集之站,亦无庸为之穿凿附会,务必牵合及子某某而后己。纵使大史自暴其恶于众,后人更不必为之穷形尽象,刻划无盐,吾不知为之笺证者,欲师其事乎?抑欲师其诗乎?未免两失之矣!这段很有赶味的老夫子文字,更可反衬出朱彝尊的大勇。







灵肉可以分家吗?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因为神仙有灵无肉;动物只有肉的问题,因为动物有肉无灵。 肉都有的问题,只在人类发生,灵肉问题,只是人类的问题。
或许有人说:你李敖《独白下的传统》书里,不是提到“欢喜佛”吗,欢喜是神仙,是肉交中的神仙,准说神仙有灵无肉?我的答案是:欢喜佛只是神仙的塑像,并不是神仙本身,神仙本身-如果有的话-是虚无缥缈的、不成神形的,他的真面目,是没有肉身的,既然没有肉,结论有灵无肉,自然成立。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没肉就没灵,但上帝不在此限,其理就在这儿。
或许又有人说:动物中也有灵得很的,像“灵龟”、“灵蛇”、“灵禽”、“灵雀”、“灵鹊”、“灵猫”、“灵犬”等等、可见动物也不一定有肉无灵。我的答案是:这篇文章谈的灵,是与肉相对的灵,不是其他的灵,有关动物的灵,是灵性的灵、智慧的灵、习性的灵,彼灵非此灵,动物没有灵与肉的意识与理论,所以灵肉问题,不是动物的问题。
人类本是动物出身,他在原始竞争中,肉体的本钱并不足:游不过鳄鱼,缠不过巨蟒,跑不过豺狼,打不过狮熊虎豹。一场混战下来,结局常是“人为万物之肉”。这时候,人类站起身来,开始头脑体操,最后自败部转入胜部冠军,成为万物之灵,灵呀灵的,到头来却发现不够灵,因为解决不了灵与肉的多边关系问题。
最早闹出这种问题来的,是西方中古前期的基督教的理论家和“文字警察”们,认为人类灵魂的永生,有赖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肉的控制。对肉的控制,本是哲学家宗教家的一个老题目,但到了中古教棍手里,却变得走火入魔。中古教棍提出一种毫无根据的怪论,叫做“唯灵论”,或叫“灵魂至上论”,或叫“崇灵贬肉论”。这种怪论,不论怎么巧立名目,怎么叠床架屋,怎么演绎,它的基本论调,不外“灵”是高的、圣的、好的;“肉”是低的、邪的、坏的。这种灵上肉下发展的顶峰,可以达到肉的行为,足可全被灵给架空的魔术程度,一个学者型的教棍,有次发为妙论,宣布只要在灵的方面不怀邪念,甚至可以摸修女的大奶奶(或小奶奶),而毫不犯淫罪。这就是说,肉的行为,只要一滴灵,就可以一点也不肉了!
这种灵肉分离的摸奶奶工夫,进一步发展就更精彩了。《教会史》(Hstoria Ecclesiasticus)里记巴力斯但的洋和尚,能过“百分之百的高明而神圣的生活”,能够“完全克服他们的情欲”,火候可达到“与女人一起洗澡,也无所谓”的程度,因为他们的道性,“不论看也好,不论摸也罢,不论搂也成,不论怎么动作,他们都不能恢复自然状态与反应。”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柳下惠、柳下惠。-柳下惠极了!
真这么柳派吗,恐怕大有问题,这种“目中有色,心中无色”的不近人情的唯灵论,它在灵的方面,成色如何,纯度如何,一细查教棍们狗屁倒灶的历史,便恍然大悟。经查自教皇以下,衮衮诸公,都不乏有私生子的记录。私生子生下来,没人敢像李敖这样公然追认的,他们纷纷谎报,说这些小朋友是自己的侄儿或外甥(nephew),进而大加提拔,形成标准的“引用亲戚”(nepotism)现象。演变到跟他们没有生殖器关系的非公于哥儿,就难得出人头地。这种高度唯灵论者的低级趣味,把他们一海底捞,就原形毕露。所谓唯灵之灵,其实一点电不灵。
虽然这样,唯灵论者还是作怪不已,有些洋和尚坚持与处女同床,但要秋毫无犯,这种故意用来考验自己的女人,专名词叫mulieres subintrOductae(私养的女人)。一本(爱尔兰圣徒传》(Lives of lrish Saints)里,曾记录两个圣徒都自信通过了同床异梦的考验,而比赛谁最坐怀不乱。引人争短长是争雄,唯灵论者争短长却是争不雄,真是所争非她了!
这种公然不雄赳赳的气昂昂,毕竟非常入所能堪,所以道性低的唯灵论者,只好斧底抽薪,采取根本隔离的办去,他们坚持“不见可欲,其心不乱”。莫里哀(Moliere)主《塔土夫》(Trartuffe)一剧里,描写塔土夫一见陶丽茵(Dorine),就赶忙掏出一条毛巾给这女人,理由是:若不用毛巾挡住大奶奶(或小奶奶),看到的人的灵魂,将会受伤!
像塔上大这种鲁男子,还算是见到肉才不能自制的,另有一一种尚没见肉只见女人就不行的,就更惨个忍睹。宗教史里有太多的“拒见女人”的故事,来科波利斯(Lycopolis)地方的圣徒。有四十八年之久没见过女人,为了深信只有这样彻底的不见肉,人才能够只见灵。唯灵唯到这种落荒而走的境界。他们的灵也真大见不得人啦!
上面所写唯灵论的种种怪相,它的基本魔障,就在将人“灵”“肉”二分。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隔膜”。隔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隔膜以下,是男盗女娟,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一位狂热拥护中国文化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总用上部讲精神文明“存大理,去人欲”的经典文化;可是课堂下来,他却常用下部去反经典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训示,而买肉青楼。不过可为这类教授开脱的是:灵肉的二分,倒不乏时代的背景,不能独责于他。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真正灵肉一致的焦点。不是老婆,而是旧艺综合体-窑姐儿。这些日本艺妓的前身,她们不但会饮酒赋诗、小红低唱,同时还会柳腰款摆,“教君恣意怜”。不料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身亦下古,并且身心不再合一。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江山楼的“卡紧卡紧”(快快)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份,后者泄欲大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
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的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仟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六岁,一方面浪迹宝斗里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现代买肉青楼的知识分子,实在无幸可薄,他们只是一团俗物,俗得连“摸修女的奶”的伪善都不配-只该吃奶嘴!
十九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曾用美妙的诗句,告诉我们———
“……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
( “ 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 now than flesh helpssoul.”)这是多么匀衡的启示!真盼望这种启示,能够使我们灵中有肉,肉中有灵,从此既有灵感,也有肉感,在爱河与大化之中,俯仰一世。最后人人都美死了!美死了!美死了!那该多好!
(一九七九、 八、十五)





中国小姐论
论到吸收洋鬼子的文明,日本鬼子真有他们一套。他们对西方文明,一直有什么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明治天皇学会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斋藤秀三郎学通了英文的文法,原田康子也学到了法国的微笑与晨愁。
咱们中国总是个老大,汉家自有章法,根本就不屑学人家,何况东洋倭人学过的剩货,我们更不高兴再去学,所以我们一直能够保持中国本位,恪守华夏宗风。可是有一部分不争气的假洋鬼子却不这样想,他们一定要学洋人,起码要学东洋人,他们暗中酝酿,明白鼓吹,首先就把中国的女人说动了,大大小姐是最不顽固的,她们逐渐发现,洋婆子的一些玩意实在有模仿的价值。于是:新式高跟代替了三寸的小木展;新式胸罩代替了杨贵妃发明的訶子;新式烫发代替了旧有的堕马髻。虽然辜鸿铭那老怪物拼命劝阻“如何汉臣女,亦欲做胡姬”,但是他终于失败了,他感慨,他诅咒,他悲叹“千古伤明妃,都因夏变夷”!可是大势所趋,群雌所好,又有什么法子呢、在已黎香水面前,辜老头子不能强迫每个中国女人都多多爱用桂花油!
中国女人的思想模式完全与咱们中国男人不一样。男人好吃,所以抢先吸收了西方的玉蜀黍、花生米;好抽,所以吸收了纸烟和鸦片;好看,所以吸收了眼镜和电影;好生病,所以吸收了六0六和奎宁;好曲线,所以吸收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女人也在向洋婆子学习,她们逐渐知道:缠了一千年的小脚应该解开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大道理应该怀疑了;“香钩”“弓鞋”“莲步”“廉底纤纤月”的肉麻文学也应该滚蛋了。……民国九年的二月里,居然有两个女学生跑到北京大学上起课来了,这在“男女不杂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文明古国里,真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在“摩登”和“时髦”的集体领导下,夏娃的后人不但扶摇直上,并且早就把我们亚当的子孙丢在后面了。在收音机刚传到中国来不久,北京大学就有过女学生抱着一个大收音机上课的妙举!现在她们虽用电晶体收音机代替了那个大号的,可是她们那种抱收音机的心理,却是从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女人最大的功用是软化男性增加爱情,最大的使命是驭(不是“相”)夫教子,搞政治究非所宜,武则天的终于垮台和西太后临死前的仟悔可为殷鉴,娄逞虽然能诈为丈夫仕至扬州议曹,可是到头来终有“还作老妪”之叹。故女人之欲耍身手,必限于厨房之内、丈夫背后、婆婆面前,明矣!但是有些女人却不这样想,她们在控制男人一方面非常熟练,游刃有余之余,她们总想利用余暇出而问世,“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否则做了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笔下青苔石畔的紫萝兰,幽居空谷,芳华虚度,岂不太“那个”了吗?
生为现代中国的女人真是幸福,若在古代,多少美女,都在贫贱江头浣纱低位,或在小茅屋里为他人作嫁衣裳,不知有多少个颜如白玉的吴姬越女都被埋没掉了,因风飘堕了。偶尔脱颖出了一一个褒姒,可是不爱笑也不行,周幽王千方百计要使她发笑,结果只笑了一下,就把亡国的账都记在她头上了,三千年来,她一直背着狐媚魅主的恶名!还有些女人,也以姿色端丽,被皇帝的爪牙与特使当秀女“选”到宫里去了,当时的选美只为天子一个人,若不幸碰到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帝,那就算倒了大霉,禁宫深锁,羊车不来,白天望昭阳日影,晚上看章台残月,晴天伴寂寞宫花,雨天想野渡无人,斜倚熏宠,自叹薄命而已。这样下来,二十年后能够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的,还算是幸运的,碰到个孝感动天的皇太子,说不定心血来潮,要把你活生生的为先皇帝来殉葬!
现代的中国女人就没有这种危机了,如果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她就可以报名参加男人主办的中国小姐选拔会,若有幸而当选,立即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第一名可亮相长堤,名利双收,固是美事,既使亚军季军,也可献花朝圣,做空中小姐,自第六名以下,起码可把照片履历宣诸于报章,腾之于众口,不但日后转业方便,而且可藉此理由,敲老子竹杠,多添两件时装和旗袍,等到徐娘半老之日,还可动辄拈出当年中国小姐的候选证,以骄远邻近舍的三姑六婆。……由此看来,竞选中国小姐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千载良机,失之委实可惜。
有人看到选美大会,竟联想到古代东方的女奴市场,又有人联想到叫价的拍卖行,真是大逆不道的联想!须知当今之世,既使夷吾再世,孔明复生,若想得君行道,也必须高考及格参加竞选不可,你若再想南阳高卧,草堂春睡方起,有个三顾茅庐的大耳郎来跪地哭求你去做那相桓公霸诸侯使孔夫子不披发的大事业,天下还有这种人才主义的傻瓜政治家吗?老实说吧,现在这时代,你要想出人头地,捷径有千百,正途却只有两条,一条是考,一条是选。至于这两条路是否公平客观,是否清高之士所能忍受,那就非我所知也,你只好去问考选部长。总之,流风所被,这年头简直成了一个考选的世界:留学要考,议员要选;书记要考,教皇要选;电影明星要考,中国小姐要选,凡是孤芳自赏吟而不争的家伙,那你只好做不识时务的人下人了,连冷猪肉你也吃不到。但是考选制度的可贵,乃在替上天做不负苦心人的善举,古人十载寒窗,悬梁刺股,三年不窥园,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换取布衣将相的享受,其志既使可卑,其努力总是可以评价的;但是若以“自然的本钱”轻易盗得大名大利,未免使那些苦心人看得眼红。我们看不起世袭即位的皇帝,看不起祖荫与裙带的官儿,其理由也即在此。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主中国,我们还看到以人民的税捐去养孔子孟子曾子的七十几代的重孙子,去设置连专制时代的帝王都不肯设置的道教天师府,我们真忍不住要叹口气!
不过,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中国小姐的选拔,倒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盖选美者,匹夫匹妇之天性也。晋朝时候桓温娶了李势的妹妹做姨太太,他的元配夫人为之大妒,特操刀来找小姨子,非分尸“李阿姨”而后快。想不到老娘一见李阿姨,审美之心油然而生,不但泄了腾腾的杀气,反倒说:“我见你犹怜,何况老奴!”。这位原配夫人真是要得!在感情冲动磨刀霍霍之时,仍不忘美学原理,若主当今之世,足可敦聘为中国小姐评判员矣!
不庄重他说,选美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高等男士们所发现的消遣女人的艺术。因为女人绝不会想到选美,这倒不是因为恐怕什么,乃是因为镜子一照,她立刻感到“美不由外来兮”,立刻发现她自己不就是天下第一美人么?维纳斯已在此,还有什么好选的?故凡是参加角逐的小姐们,无一不是兴致冲冲地抱着必售的信心而来;而那些不肯参加或不屑参加的幽谷百合们,也无一不带着“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骄做作壁上观,设想女生宿舍群雌粥粥围看报纸品头论足之情景,以及在时装表演或选美大会上在座女性很少鼓掌的事实,我们实在不难揣度她们那点小心眼儿了。
古代邯郸大道,为贵族豪俊所标题;咸阳北版,是诸侯子女所虞聚,现代高等男士们筹办中国小姐选拔,除了可收佳丽云集举国触目之效外,另外还有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可使女人内哄,盖女人本来都是一致联合起来对付男人的,-虽然她们一回宿舍就吵架,现在选美大会一举行,第一名只有一个,有你无我,既生瑜,何生亮;卿不垮,孤不安,个个蛾眉障妒,争把双眉斗画长,这是男士们看来最开心的事;另一个副作用是女人在这时候才最听话,最不能钓男人的胃口,一一鱼贯展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人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品评下规规矩矩地答话,诚惶诚恐地做态,平时那种骄横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男士们绝对不会在其他场合同时看到这么多的美女,也看不到这么多的谦虚。
存人说参加选美好像是做买卖,在古代是小本经营,女的只为悦己者容,现在却是大企业,需做大广告,公开看货色以广招待,并且正相反的是,女人冶容是为群众的悦己,需做大众情人才称快。其实这种心理是未可厚非的,就连我们男性中的孔圣人,也有过叫价心切的流露,所谓“有美玉于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只是男人吃亏,不能靠原始的本钱占便宜,尤其是现代的男人,连“面首”也没机会做了,除非是做拳王,但是拳击宝座的得来也良非易事,要鼻青眼肿几千次才行,最后若不及时耍狗熊退休,还得鼻青眼肿地被打下来。呜呼!本钱饭岂是男人所配吃者乎?
选美这件事,本无客观标准,古代《杂事秘辛》等书大落伍了;而洋婆子的尺码不尽合东方的美人儿;同时身为评判,对燕瘦环肥的喜爱又各自不同,他头天晚上受了自己环肥老婆的气,第二天就可能投了燕瘦小姐的票。且身为候选诸佳丽,不自量力而迹近滥竿者亦不乏人,有的甚至是膺品,当年日本小姐就有隆乳的纪录,在美国亦有台下大叫妈妈的窘事,其伪处于的程度可想而知。不管真伪难揉也好,良莠不齐罢,选举下来,一阵嚎陶之声是免不了的,落选者固悲从中来,当选者亦喜极而位,不过身为败者不必沮丧,不能当选乃评判之亡我,非美之罪也!且机会尚多,今年不行,来年请早,只要善自珍慑,抓紧推荐人,明年卷美重来,重作冯妇于华灯之下,轻嚬浅笑,搔首弄姿,又有何难哉?
(一九六一、六)








中国小姐新论
十八年前,我做预官八期排长退伍,流落台北街头,穷得有时候饿饭。一天,科学家潘毓刚拉我去他家狼吞虎咽,饭后跟我说,他可介绍一家我不太讨厌的杂志,写点文章,混点稿费,他订个题目-“中国小姐论”,说就先写这篇吧。我遵命办理,一心想:“天无绝人之路,他妈的这回可发财了!”
不料,文章送给小潘,小潘送给主编大人,主编大人一看,面有难色。小潘狼狈而归,我说:“你我狼狈为奸是不成的,让我另找饿鬼投胎的对象吧。”我讨了邮票,把文章转投《人间世》。《人间世》的刘济民是敢死队,他烧我冷灶,居然寄了稿费来,从此刘胖子得到了引狼入室的代价-他的杂志,被罚一再停刊。后来他恶梦初醒,再也不要登我的文章了。
“中国小姐论”发表后十八年,我执笔写这篇“中国小姐新论”,陋巷、孤灯、小潘、刘胖子,……一幕幕往事,一一重现在眼前。可爱的小潘,走了;伟大的刘胖子,死了;跟我先后“暴得大名”的中国小姐们,跟我一样,老了,想当年“暴得大名”时代,陈诚对我说:“你李先生是自由中国三十岁以下最有名的男士。”他特指“男士”,因为“女士”有许多“中国小姐”在,男士唯我独尊。那个时代,年轻人想出名并且能出名是很难的,我当年是给年轻人“打天下”的先烈;如今,十八年下来,年轻人都纷纷“跑天下”起来,遥隔代沟,数典忘敖,不知前辈创业维艰,实在可恶。我左思右想,心有未甘,决定复出,一决雌雄。想当年我战斗对象,只是老顽固;如今复出,老顽固以外,又多了跟我年纪差不多但思路差大多的中顽固,和跟我年纪差很多但思路差更多的小顽固,使我身陷重围。于是,决定写这篇“中国小姐新论”,以美人计解围。
以美人计解围,是完全中国传统的产物。汉高祖被匈奴围在白登(山西大同),一筹莫展。高人点化他,教他画了许多当时中国小姐的画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派人偷运到匈奴营里,给酋长老婆看,威协说:“看看这些美人儿!看这些小脸蛋,多标致啊!这就是我们老板要送给你家老公的礼品目录!她们来了,您老大的地位如何,您老太心里有数。为您老太计还是说动您老公,赶快退兵吧。兵一退,当然礼品我们就留着自己用了!”酋长老婆是何等聪明人,她岂能平白替老公“选美”?于是,一夜之间,局势全变,匈奴退兵了。
这种用美人达到政治目的,远在汉高祖以前,就被高人想出来了。其中西施最有名,西施可说是第一届中国小姐,因为当时是从全国大选中选出来的。西施的本领,比现在的中国小姐高出很多,除了不会英文以外,别的全考第一。她会生私生子,会搞00七,会跳踢踏舞,现在苏州的“响屟廊”,就是当年这位捧心美人大跳特跳的地方,响屟的意思是用跳舞振动地板,振动出乐声满廊,现在的中国小姐,又有谁行?
因为奇计屡售,中国的高人,在对中国小姐品头论足之余,总喜欢一举两得,来点政治目的。响屟廊成绝响后两千五百年,在中国的台北,这种高人又出现了。他们提议-在他们参加的讨论子国家建设”的会议上提议,现在“国难当头”,应该选举中国小姐,因为“大家谈到中共目前的统战伎俩,与会人士大多认为,我们应该争取每一个在国际上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中国小姐选拔虽然是个轻松的活动,却有严肃的意义。”
这就是说,选举中国小姐,是有政治目的的,中国小姐“在国际上自我表现”,可以反击“中共目前统战伎俩”。为什么?为了中共那种社会,出不了中国小姐这种人。“停止选拔中国小姐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措施,因为中国小姐选美可以从选拔出来的中国小姐身上,看见我国的进步。
看了这些海内外高人的高论,我忍不住说:你们错了,全错了!
错在哪儿呢?错在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吗?不是。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并不算错,错的是提议所根据的理由,请听我当头棒喝如下:
先说为什么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选举中国小姐,是一种“选美”活动。选美活动,是人类发明的最早活动之一。照希腊人说法,木马屠城记那段特洛伊之战(TrojanWar),就是选美选出来的大祸。原来女龙王结婚,大开筵席,谁都请了,单单没请挑拨女神伊瑞丝(Eris)。伊瑞丝大怒,丢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这下子搅局成功。高朋满座之中,三个女神闪出,当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Zeus)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Hera),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Aihena),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Aphrodiie),即维纳斯(Venus),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滑,那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Paris),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仑(Helen)。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
上面这个史例,说明了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大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牛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大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甚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致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于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美女。何况照拜昂(Bion)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所以,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
错在提议者所根据的理由。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
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以作战“解围”伏笔的,现在却成了出猎“打围”,我真抱歉。
一九七九、七、二七。




李清照再嫁了吗?
《中央日报》五十二年四月十三号朴人先生的“李易安的再嫁”一篇文章,重新给一段错误的历史记载加以传布,这是大可不必的事。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拭,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大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最早编造或传布这些谎话的是胡仔、赵彦卫。李心传等人。他们虽然与李易安同是宋朝人,时代接近,但是纪录的手法却大有问题,胡仔的《苔溪渔隐丛话》一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一一四八)三月,这时李易安大概已经死了很久了。(李易安的死年不可考,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她曾在绍兴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端午进“帖子词”,那时她六十一岁,以后再也没下文了。)晚一点的是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书成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一二0六),已经到第十三世纪了。再晚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书最早的版本是理宗宝祐年间的扬州刊本,在一二五三年以后。上面三书的成书年代都可证明一件事-李易安当时并没看到这类诽谤她的记载,而这类记载的形成,不过是根据一些鄙恶小说的绘影绘形,正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所说的:
“其时无学者,不甚易安讥询,改易安与綦学士启,以张飞卿为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方扰离,不纠言妖也。”
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中说得很明白。《云麓漫钞》记这种情形时,距李易安的死不过才六十年,文章的流传已如此之少,篡改本或膺品自然是极可能的事。这种史料方面的不可靠,足以成为李易安没再嫁的第一个证据。
李易安的丈夫赵明诚,死在高宗建炎三年已西(一一二九),那时候李易安已经四十七岁了;四年以后,在高宗绍兴三年癸丑(一一三三),她写《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其中有“间阎嫠妇”“嫠家父祖”的活,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了,还在守寡;第二年,绍兴四年甲寅(一一三四),她写《金石录后序》,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序的末尾署“绍兴二年”,是后人转抄抄错的,应该是“绍兴四年”,洪迈曾在王厚之(顺伯)那里看过这序的原稿,遂在《容斋四笔》里记为四年,也就是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说的“绍兴甲寅”。序中说“至遇莲竣知非之两岁”,莲瑷(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证李易安当时是五十二岁。)在序中李易安历数她从丈夫葬后,“无所之”的苫况,由于想投奔她丈夫的妹婿到投奔她的弟弟李迹迒,受尽了病困苦恼,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那里还改什么嫁?无怪乎吴卫衡照要在《莲子居词话》里说:
“岂有就木这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桔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敖按:李易安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概也已!”
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她没有再嫁的第二个证据。
从李易安寡居后的作品中(如“感怀”诗、“晓梦”诗、“武陵春”词等),我们看不到她改嫁的原手史料。再从宋人朱烹、洪迈等的片语或著作品中,也看不到有关她再嫁的微辞或记载。(寡妇再嫁在朱嘉眼中是何等严重的事!可是《词综》记朱嘉提到李易安,却只称赞她是“本朝妇人”中的“能文者”。我怀疑李易安若改嫁了,朱老夫子会不揭她的疮疤!)又从《宋史》李格非的传中,更看不到她的女儿改嫁再适的证据。又如帮过李易安大忙的綦崇礼学士,他的女婿谢伋,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一一四一)写《四六谈尘》的自序时,李易安已五十九岁,谢伋还称她为“赵令人李”,她若再嫁张汝舟、怎么能有这种称呼呢?所以俞正燮认为:”若(綦)崇礼为处张汝舟婚事,伋(为)其亲婿,不容不知。”俞正燮又提到百年后、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张端义《贵耳集》中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的话,同样可证“易安为嫠行迹,章章可据”,因为张端义也是宋朝人,《贵耳集》也是不算太晚的史料,至少比《建灸以来系年要录》还早)。这些文证,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三个证据。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
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
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
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细味这段话,怀疑“汝舟妻李氏”可能不是李易安,也许是李易安的本家,也许是一种讹传或牵合。李慈铭又说“讼其妄增举数”一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明发生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的九月朔,但《金石录后序》却明明还记着绍兴二年十月朔“易安室”的字样,“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其实这是李慈铭自己的错,他不知道《金石录后序》中的绍兴二年该是绍兴四年,所以这种反证,虽然在替李易安辩护,却不能驳倒李心传。驳倒李心传的办法,除了前面俞正燮举出的李心传有作伪行迹外,还可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原来赵明诚死的日子是建炎己酉三年(一一二九)八月十八日,李心传指出的李易安与后夫涉讼则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九月朔,前后不到三年。李易安死了丈夫,必得守“三年之丧”,她若不先守丧三年,改嫁不但要判“徒三年”的罪,而且婚姻是无效的,这种规定,“宋刑统”中著有明文,读书知礼世门望族的李易安绝不敢不守这种礼法,也不可能不守这种礼法。即使三年之丧按照二十六个月来算,则她为亡夫守丧完毕时已在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十一月十八号了。从这天朝下算,直算到李心传所谓的与后夫涉讼公庭为止,前后不到十个月,在这不到十个月的日子里,若照诽谤她的人所描写的,她必须又要脱下丧服,又要疗养重病,又要找到新欢,又要听新欢“如簧之说”“似锦之言”,又要再婚燕尔,又要双双闹翻,又要整天挨打”,又要上达皇帝,又要“被桎梏而置对”,又要“同凶丑以陈词”,又要“友凶横者十旬”,又要“居囹圄者九日”,……不到十个月的日子,要接二连三发生或凑足这么多的事件,实在不能不说有点牵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推断,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四个证据。
朴人先生说:“张汝舟的身世无可考,读上面一段文字,知是易安嫁他,甚为勉强,是受了他的哄编和勒逼。所谓持官文书来辄信’,大约仍牵涉到诬明诚馈璧北廷一案,汝舟的伪造文书,欺骗易安姊弟,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的。”据我所知,朴人先生这种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当时宋朝的法律,“官方”不但不会”命令”寡妇改嫁,甚至明文禁止主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干涉寡妇再嫁与否的问题:“宋刑统”中硬件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这,徒一年,周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即使寡妇被“祖父母、父母”强迫改嫁,她若不肯,长辈们也无法可施,在宋人文集如毕仲游《两台集》、洪迈《夷坚乙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乃至《宋史》列女传中,都叫以找到佐证。因此李易安“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张汝舟)”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这是李易安没有再嫁的五个证据。
再从常理判断,堂堂一个南渡偏安的朝廷,整天为女真人的侵略闹头疼,那里还有工夫来研究一对男女之间的隐私,研究这些“闺房鄙论”?俞正燮说得好:
“夫南渡仓皇,海山奔窜,乃舟车戎马相接相时,为一驵侩之妇(敖按:造李易安谣言的人,说她上綦学士启中,有“猥以桑榆之末影,配兹驵侩之下才”的话。)(皇帝竟)从容再降玉音(旨),宋之不君未应若此!”这是很平允的议论,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六证据。
上面这些证据,还只是就外在的证据而言。从内在的证据来说,若仔细分析李易安的“人格品质”和她个人的成长背景,也极难令人相信她有改嫁的可能性:一个“素习义方,粗明诗礼”的女人,一个“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女人,一个“忠愤激发,意悲语明”的女人,是很难不为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模式殉道的。
关于李易安再嫁一,案,历史上谈论的人很多,除了上面所举的以外,如陈振孙、陆心源、沈寐史、刘声木等都有所论列。由于方法论的牵制,关于这段史实,闹错误的人大多了。即以相关年代一点而论,从俞正曼、吴衡照、李慈铭,到胡适。陈东原,人人都有不精确或失检的地方,因此更使我们觉得,做历史考据真是不容易!
李易安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这就太不对了。
(五二、四、十五。)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文星》第六十七号(五十二年五月一日台北出版)。五月八号的台北《民族晚报》上,雍叔先生以“再嫁夫人”为题,也谈到李易安再嫁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本是一件不确实的历史记载,虽然由李敖先生不惮烦劳地详细作了一番考证,但是总不能因此就完全廊清了许多人所已经造成的错误印象。李易安所受的谤诬,似乎还会继续传下去。这诚然是李易安的悲哀,也是女人的悲哀。”
(五二、五、二十。)






假如我是女人
凡是吃过女孩子苦头的大丈夫,都会有三个沉痛的希望:第一个希望是再也不做感情专一的好人;第二个希望是改做“剑侠唐璜”式的男人;第三个希望是拜托阎王老爷-下辈子托生做女人。
三个希望中,第一个希望看来容易做来难,这年头儿,有剩男无剩女,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暂时喜欢我的女人,我欲不专一,岂可得乎?故非专一不可。且孟夫子说天下太平一定要“定于一”,若遇一,而不立定,不但要开罪女人,而且要得罪圣人,真是不划算,如此下策,碍难照准;至于第二个希望-做拜伦笔下的情棍,也良非易事,盖这种情场老油子必须具有沈腰潘鬓盖博胡的条件不可,反观作者,既不剑又不侠,又不唐璜,还有什么资格使女人意乱情迷那?故此希望,至多可谓中策,仍旧碍难推行;这样说来,只有做女人才能不为女人所制,只有做女人才能制男人,只有做女人才能不把孔而使孔圣来朝见,只有做女人才能演“情女幽魂”,呜呼!吾安得不做女人?呜呼!吾安得不做女人?八层地狱刑书期满之日,转生为女人,所请是否有当,敬祈裁夺。”
阎王阅毕,手批
“照准,支付各层主管会‘注生娘娘,办理。”老阎既准,当女人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兴高采烈,磨拳擦掌,准备开始做小娘子了!

话说民国某某年的初春,汉水静、泰阶平、四海无事,湖北罗家的少奶奶,一夜忽梦“注生娘娘”来访,临行推一红包入怀,顿时满室异香,粉色如土,第二天早上即告弄瓦之喜,生了一个光彩焕发的小女儿.当时众贤毕至,少长咸集,然皆肉眼凡胎,不知此小女儿即当年大文豪李某人之投胎也!有诗为证——
马赛据传要“赛马”;
伦敦听说有“敦伦”。
罗家先生昨关门,
罗家太大今临盆,
罗家母鸡不司晨,
罗家竟有大新闻,-
“前世阴阳全包换,
生个李敖是女人!”
罗先生既获掌珠,喜不自胜,“青女却为门上楣”,当即援崔营营、苏小小、董宛宛、陈圆圆之例,为我取名曰“罗美美”。
光阴似箭,岁月如气流,转眼已二八寒暑,我罗美美此时已鬓发腻理,纤浓中度,举止娴冶,恰如“陌上桑”里面的罗敷其人。一日联合招生放榜,名列某某大学外文系,龙门即登,声价自更不同,追求者即时如过江之鲫,纷纷在尼龙裙下拜倒,泰山不辞细上故能成其大,我也来者必拒,拒而必不久,否则这小子知难而退,被别的女孩子喜欢了去,岂非失策?故我当择其中之帅者、尤者、司麦脱者、恭顺乞怜者、海誓山盟者、痛哭流涕者、亦步亦趋尾随不去穷迫不舍者,一一皆作釜鱼养之,必要时“老渔翁,一钓竿”,游丝在手,拈之即来,岂不快哉?
男朋友既入瓮中,不可不予以控制,你想男人岂是好东西,不控制还得了吗?为了不使男朋友心猿意马,为了使小丈夫低首下心,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大一统不可,一统之道,除了要谆谆晓以大义外,还得禁止他们去看一些书才好:中国方面,如班昭的《女诫》,于义方的《黑心符》,外国方面,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斯特林堡的《结婚集》(尤其是一八八五年出版的下卷,他竟说我们女人是吸血鬼!)至于《醒世姻缘》、《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鼓吹男人受我们气、为我们死,值得特别推荐,可鼓励他们多多研读,多多烦恼。
坦白地说,男朋友就好比是衣服,这件衣服即使很好、很华贵,可是若在整个礼拜中天天穿它,那就太单调了,别的女孩子也要笑我了,人家张丽珍就有好几十套衣服,赵依依也有五件大衣,周牧师、方神父劝我们节衣缩食,为了怕胖,我已经缩食了,若再节衣,那岂不大自苦了吗?衣之不可节,如同男朋友之不可少;更衣之频繁,如同男朋友之新陈代谢,今天跟他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为他唱“挽歌”,并且张三李四旧雨新知,我要一视同仁-为他们“轮唱”!
有了男朋友就不能不有约会,我又不是柏拉图学派的女弟子,绝对不相信象牙塔和天鹅宫里面的精神恋爱。写情书、拔指甲、割指头,那些都是图腾时代的方式了,现代的恋爱是要看电影、要吃通心粉、要喝咖啡、要跳舞,有人说爱跳舞的人,脚上的神经要比脑袋里面的发达,这话也许有道理,足下麻木不仁的人休想把探戈跳得好,探戈跳不好就不能在众目睽睽的舞会上出风头,出不了风头男孩子就不会纷纷“与我同舞”,不与我同舞就影响了我的“养鱼政策”。
男孩子既然如约前来,我却不必准时赴约,盖守时云云,实在是对铁路局局长说的,根本不是对我们女人说的。我们每个女人都有三大敌人,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追她的男人,第三是别的漂亮女人。其中最可恨的莫过于时间,时间会夺走我的美丽,减少我的多情,更不可饶恕的是,它使我去年辛苦做成的大衣走了样,所以它是我们女人的第一公敌,我f11绝对不要遵守它。故约会时间虽到,我虽早已搽完胭脂抹完粉,可是还是先让那男孩子在宿舍门口等上半小时再说。一来呢,可杀其威风、调其胃口;二来呢,可延长在寝室炫耀的时间;三来呢,那么准时干嘛?又不是赶火车!

男孩子我所欲也,男明星亦我所欲也,公然喜欢男孩子,本老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公然喜欢男明垦,就无妨了。故身为女孩子,不可不喜欢男明星;喜欢男明星,不可不加以崇拜;崇拜男明星,不可不有所选择:演《茶与同情》的那个男孩子不坏,可以函索亲笔签名的照片,美中不足的是,他演的片子太少了,《我为卿狂》,诸多不便;詹姆士狄恩最好,年轻怪异,滞洒绝伦,且不幸短命死矣,又悲壮、又凄艳、又不会与别的女人结婚,死得好!有一,点要特别声明的是,任何男明星者可喜欢,万万喜欢艾连费雪不得!人而薄幸,不知其可也;弃妻别娶,知其不可也;黛比可爱而不爱,其不可知也!这种用情不专的卖唱男人,还爱他干嘛?

还有,宪法上给了我们信仰宗教的自由,换言之,不信宗教就很难发挥这条自由,牺牲了这条自由未免对不起功在党国的国大代表,所以非找个宗教来信不可:波斯有拜火教,女人是水做的,应该信“拜水教”,可惜没人发难创立拜水教。如果过十天半月,再不下雨,香港总督的老婆也许会挺身出来,带头信拜水教;佛教其实还可以信,丁皓信了佛教,既可使老和尚在机场送往迎来,又可使佛弟于在影院大力捧场,可恼的是,《大般涅槃经》里竟说“女人大魔王,能食一切人”,无情翻我们底牌如此,这种落伍的宗教还能信它吗?回教据说也不坏,可是这种宗教太剧烈了,穆罕默德传教时动不动就把明晃晃的宝刀一亮,不信就有被杀的可能,青龙惬月之下,只好信了,可是信了又容易自杀,-为身在囹圄中的男人殉死,这真大划不来了!道教也许真得考虑,道教是进步的宗教,当年张天师登坛做法炼汞烧丹,可是现代的张天师却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传起道来了。只是信道教的人太少了,教会里的男孩子又看不着,看到的全是些捉鬼拿妖的老道人,不小心被误会成女鬼妖姬而被他捉拿了去,怎生是好?这样看来,只好在基督教和大主教中任选一个了,信这两种教,都容易被人误会是为了交男友。学英文和领奶粉,我个人自问用心如日月,自然不必理会这些异端外道的小人之心。据说基督教管在美国就有两百五十多派,在中国也多得不知道信那一派才好,有的信了要带黑帽子做老处女,有的要在祈祷时狂哭狂喊,这些举动虔诚有余,唯美不足,尤其给男朋友见了,成个什么样子?天主教单纯肃穆,修女一尘不染,是个很好的金字招牌,且入教后,无砧圣母在上,在下长跪的自然就是圣女了。圣女,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名词!贞德是圣女,小德肋撒也是圣女,现代的圣女还可在大主教的掩护下,成群结队的到罗马去朝圣,然后转道阿美利加。噫!天主教,天主教,教既信,乘桴浮于海,吾安得不信天主教?

亚理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这话对他们男人说来更切实际。政治这东西要会杀会砍会登台演戏才行,要会打击敌人,也会出卖朋友。……这些皮厚心黑的事,对我们女人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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