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说起
　　道光二十年（1840）前的中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性社会，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有如一具小心地保存在密闭棺材中的木乃伊。
　　封闭性原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特点，不独中国为然。因为小农经济生产的社会性极其有限，生产和流通过程无需广泛的社会联系；生产技术按传统方式在家族内部甚至更狭小的范围内世代相传，有着浓厚的保守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所以，东西方的中世纪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当长时间的独立发展阶段，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自古代起就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形成为希腊罗马、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等区域性的文化圈。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几千年人文历史的积淀，直到鸦片战争前仍处于闭目塞听的混沌状态，封闭性远比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国家强烈。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不同于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是它的典型写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世界；一个自然村落无异于一个社会。这样的经济生活，养成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安于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从事生产劳动，不思迁徙、安居乐业的保守心态，不像海洋国家的民族那样乐于冒险、着眼于开发。中国农民虽不像欧洲庄园制中的农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具有相对的人身自由，但却世代附着于土地，仰其资给，不能须臾或离。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使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又造成了经济生活的充分自给性。加上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厚，气候各别，水源众多，给封建经济提供了无须依赖别国的条件。“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乾隆帝答英王乔治三世的勅谕中这段话，撇开天朝自大观念，确实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经济生活的自给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机制。清代的皇帝拥有比历代帝王更大的权力：自古以来作为牵制君权的相权，到清代已不复存在，内阁形同虚设，大学士只是荣衔；分割内阁权力的非常设性的中央机构军机处，自雍正七年设立起沿而不废，虽号称总揽全国军机要政，但却无丝毫权力，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完全是皇帝的附庸，没有任何行政上的独立性，大小官吏的升降罢斥，一兵一将的征戍调动，全都集权于皇帝一人，任何一级官吏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任何一件政事；朕即法律，皇帝的旨意可以直贯任何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而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西欧则不同，君主的权力不仅为诸侯所分割，而且为发达的城邦所侵蚀。有的国家，如统一前的德国，君主的权力远不如拥有实力的诸侯；中世纪的法国，君主的权力受教会势力所制约，虽然作为世俗领袖的君主，名义上也是宗教领袖。至于教廷和朝廷在国家中形成两条垂直的权力系统，互为牵制，共同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中比比皆是。欧洲国家的这种权力分割和宗教世俗间的互为制约，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机制效应，所以欧洲君主的威权，即使在中世纪也不能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基础上的宗族结合。同一血缘的宗族，构成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大系统，从同宗中分离出来的各支，又各自以家庭为细胞组成一个子系统，通过每一家庭的生殖繁衍，子系统又逐渐形成为大系统，使同宗变成复杂而庞大的血缘集团。每个血缘集团虽然可以互通婚嫁，但严格实行以男性为血缘中心的原则，妇女在其中只承担繁衍后代、操持家务的职能，没有决定任何宗族事务的权力与地位；每个支系统又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使各支之间保持着严格的血缘等级秩序，从而把同宗的复杂关系凝固在宗法制度的网络结构内。所以，每个宗族，对内血缘相亲、守望相助，对外保守排他、壁垒分明，严重的以至于械斗仇杀，世代保持着血亲复仇的敌对情绪。这种以同宗相系的宗法制度，具有坚牢难破的凝聚力和陈陈相因的保守性，起着管络和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是故，封建社会中的家谱、族谱，都要追溯到同宗的最早祖先，年代久远；有的则不惜攀比古代名门望族，寻找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作为始祖，这种谱谍学中常见的攀比现象，正反映了宗族成员追求血缘网络结构中所占层次地位的共同心态，而其背后则隐藏着社会结构的保守封闭特点。国家作为协调宗族组合的机关，实际上是血缘集团间利益和相互关系的最高仲裁者。皇帝以君权神授的天子身份，做了全社会的最高家长。依靠宗法制度，君主专制与家长专制扭结了起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融合为一个互为依傍的整体。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群的分野不是以阶级关系结成利益各别、政治态度有异的社会集团，而是以职业不同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在物质利益和血亲关系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以后者去调整前者，又以前者去屈就后者。世俗间的血缘宗法关系被奉为人际关系的亲疏准则，从而将社会群体最本质的阶级分野蒙上了厚重的雾瘴，所以，长期来中国人的阶级意识极为模糊。虽然鸦片战争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代不乏人，农民造反也此起彼伏，但全都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阶级对抗，卷入者是一个庞杂的人群，不具明确的统一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未卷入者无论是统治集团中人还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百姓，对之都视为“无君无父”的犯上作乱。
　　西欧国家虽也注重血缘关系，贵族家庭对血统纯正的苛细要求几至可笑的程度，但整个社会却主要不依血缘而依经济利益相维系，社会群体的等级划分明确。统一前的德国，存在着诸侯、低级贵族（骑士）、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这些等级；17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中，除了王室、贵族、农民等古老等级外，还从贵族中分裂出新贵族，即主要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从中小工商业者中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明显地由三个社会等级构成：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平民、工人和农民构成了第三等级。血亲关系被现实的物质的阶级利益所冲淡，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
　　中国的封建文化，自西汉以来渐成以儒学为核心的大一统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异质文化可以与之匹敌。虽然，有过东方的佛教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先后以强弱不等的程度传到中土，但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溶解，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后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抵制排斥，难以立足生根，只有由西方传教士挟带来的点滴零星的西方近代古典数学，曾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之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涉及面仍很有限。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异质文化的抵拒性，构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矛盾性格，使它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在自身封闭曲线中运动，它也有变化发展，但只是内向性的学派争斗和自身的流变。在学派的争斗中，儒学因受统治阶级的扶持和提倡而得以定为一尊；在儒学的自身流变中，每一个重大流派的出现，因其吸收了非儒学派的有益成分而使儒学整体趋于更精致、更完善。道统代代相传，赓续不绝。它也有外向传播，但不仅区域不广，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辐射，没有产生过双向或多向的文化对流。从严格意义说，中国未能掀起一个如同西欧那样超国界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使邻近的亚洲和遥远的欧洲产生强大的中国文化漩流。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它的物化便是义礼教化，即糅合着天人合一、宗法和等级制度的纲常名教，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核心，它抹杀了人的个性发展，要求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做君主和皇上的驯服工具，民本主义始终未能孕育出近代的民主主义；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重商主义从未成为它的价值取向，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理论依据，它抹杀了功利主义的滋长，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家文化的方法论是中庸，作为一种无所进取的处世哲学，它抹杀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和开拓性，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协调人世间的不平等关系；儒家文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虽然也讲变易，但把三代之治的大同理想，奉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这一切，构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文化功能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紧密结合，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