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晚年亲自撰写的回忆录，在他去世以后20年才正式出版。书中主要回忆了本杰明·格雷厄姆从出生到二战前近50年多姿多彩、酸甜苦辣的生活，特别是客观环境如何使他形成自立的性格、他的成才道路以及对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他还描述了华尔街的演进、1929年的股市暴跌，以及他与约翰·洛克菲勒、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伯纳德·巴鲁克等风云人物的交往。本书英文版的编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西摩·查特曼为回忆录作了序，对格雷厄姆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哲学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评述。这本回忆录对许多事情和问题能够实话实说，自我解剖，且文笔生动、娓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启迪性。
　　作者简介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1976）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被称为“现代证券之父”，著有《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他和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迄今已出了第五版，有些学者将它奉为“华尔街圣经”。他的投资哲学——基本分析法和“风险缓冲带”为沃伦·巴菲特、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奈夫、米歇尔·普赖斯、约翰·鲍戈尔等一大批顶尖证券投资专家所推崇。为了表彰他在证券分析领域的卓越建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已设立了永久的“格雷厄姆／多德教授讲座”。
　　序言
　　从60岁到79岁期间，本杰明·格雷厄姆退休后经常变换住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希尔斯和拉霍亚、法国普罗文斯地区的艾克斯以及俄亥俄州的马迪拉轮流居住，在那些地方写出了他称之为《我记得的事情》的回忆录。他把所有还记得的家庭生活、企业经营活动以及他在故乡纽约市的所见所闻都写了出来。但是他对记忆力的变幻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琐碎小事他记得住，而重要的事情反倒忘掉了呢？他写道：我们如何会记住一些事而忘记另一些事，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然而写回忆录的作者几乎没有一个承认记忆力方面有差距。老老实实地写上“我记不起来了”这种话似乎会削弱写回忆录的宗旨；但是，如果其他读者都做不到，心理学家倒能把作者遗忘的事与其记住的事加以比较，从而得出关于作者“真正性格”的真知灼见。针对这个看法，我为自己的墓志铭写过一首小诗：我记得别人忘却的事，却忘掉大家都记住的许多事；我长年累月地研究，孜孜不倦地工作，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全凭着美的滋养，爱的薰陶。
　　在某些方面，这本回忆录显示出他能回想起许多事情，他的同事已经证明格雷厄姆对自己专业里的具体情况——公司资产、价格、收益等等——都有令人惊讶的记忆力。早在他初次走上工作岗位时，他就开始记忆整套证券数据表。后来他的讲座、著作和文章都掌握了不少关于公司历史的细节。
　　不过，他承认记不住常用电话号码或熟人的姓名。关于他容易遗忘这一点传说真不少。他曾驱车带两个孩子到洛克菲勒中心溜冰场去。泊好车后就陪他们去溜冰，然后三个人竟坐地铁回家了。他的一个儿子的岳母撰文谈到，有一次她在艾克斯拜访格雷厄姆时，他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她一样，伸出手来同她握手，还进行自我介绍。关于他这种“奇特的”记忆力，他写道：65年前我记忆到脑子里去的无数文史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可以复述出来，但是我几乎记不住已查阅过百把次的电话号码，几乎时常访问的朋友的公寓地址以及我常会见的人的名字。（尽管有时候在间隔很久之后，我还能正确地说出与我比较陌生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这使他们惊诧不已。）我常采取意大洛·斯韦沃①（《塞诺的意识》一书的作者）的方法，使自己摆脱那种尴尬的处境。如果记不起某一个理应十分熟稔的人时，不妨若有所思地说：“请务必原谅！有三样东西我老是忘记的，一是名字，二是面孔。还有——这第三样东西我又记不得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格雷厄姆的记忆是高度集中和有选择的：他记住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他与某个学生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他的确会记住这个学生的名字。也许对他来说，看法比人物更重要，统计数字比电话号码更重要，以及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显示出，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更长。
　　①斯韦沃（Italo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译者虽然本书只涵盖作者头40多年的生活，①但它以“回忆录”而不是“我记得的事件”作为书名出版，是为了强调作者叙事行文时的明确意向。显然回忆录和日记不同，日记就是不断记下一系列发生的事。作者在本书叙述的那些事件发生之后的安定年代里重新进行回忆，所以可用较深远的目光作出反思。也许因为他过分忙于研究证券市场，以致没有时间去记日记，格雷厄姆直到60岁和70岁之间才撰写回忆录作为弥补。
　　回忆录也与自传有细微的差异。如果自传作者想从头到尾源源本本地叙述，他往往要求完整地、精确地回忆往事。而回忆录可采用比较随便和反复思考的方式，使得作者不受事件先后顺序的束缚，可以放手穿插倒叙或提前叙述，一会儿说历史上的往事，一会儿又扯到写作本书时的情况。它也使作者可以在沉思默想中自由弛骋，对原先经历的意义从哲学上进行评估。正如戈尔·维达尔最近所说的：回忆录是一个人记录自己生平还记住的东西，而自传则是历史，要求研究，要求表明日期和反复核对事实。我赞成采用回忆录方式，因为即使悠闲的回也易于把最重要的事搞清楚。
　　从职业上说，日期、事实、图表和百分比对本杰明·格雷厄姆至关重要；但他在写回忆录时，“把事实讲清楚”显然对他更重要。格雷厄姆不仅谋求记叙他的生平，而且努力对自已一生作出诚实的估价。他在回忆录中非常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很多想法经过长久考虑，在有些事例中是经过思想斗争后才决定讲出来的，很不容易。那些想法说明了这个人是把正直诚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即使这意味着会听到两种相左的舆论。正如他在从事证券投资期间向华尔街的经验知识提出质疑一样，他在私人回忆录的范围内也对关于传统的个人信仰和行为的态度提出质疑。例如，他告诉我们，9岁的本杰明对他年轻的父亲之死的真正感受（与人们设想他应有的感受作对比）：天似乎要坍下来了，但是结果没有。他关于母亲的记叙同样直言不讳，他写了母亲的平常缺点，使得她的一系列优点更加令人信服。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句子，例如，“诚实促使我……”以及“一个正直的人当然认为……”等。
　　格雷厄姆经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思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些是从广泛阅读和每天全身心地在华尔街从事复杂的证券价值测估工作中得到的。从感情上说，他很羡慕那些信教的人，但认真阅读使他得到的理性认识，又使他对教义持怀疑态度。然而这是一种积极的怀疑，一种基于启蒙运动，受古典犹太教一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的怀疑。他的怀疑形成了他对自己推理能力的越来越足的信心，而这种对一个专业投资者必不可少的信心反过来又支持了他的怀疑态度。
　　“回忆录”这个词是与格雷厄姆所十分重视的文学观相呼应的。他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会废寝忘食，其中许多都是读原文：荷马、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西塞罗、贺拉斯、卢克莱修、塔西陀、卡图卢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笛卡儿、蒲柏、菲尔丁、吉本、莱辛、麦考莱、席勒、康德、狄更斯、德·昆西、爱米丽·勃朗蒂、丁尼生、尼采、雨果、惠特曼、托尔斯泰、豪斯曼、波德莱尔、易卜生、康拉德、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斯韦沃以及特别与本书相关的回忆录撰写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卢梭、拉罗什富科、夏多布里昂和龚古尔兄弟。显然他的目的是使回忆录的文学性与他的诗歌和剧本一样强。他的回忆录从文学写作上来说是最成功的。他始终对文学、戏剧、歌剧和音乐具有浓厚的兴趣，退休使格雷厄姆有空闲完全投入地去享受这些乐趣。（但是他对视觉艺术没有兴趣，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评论上，而不是欣赏油画和雕塑上。他对自然风景也不大感兴趣。）
　　①关于作者以后年代的生活在詹尼特·洛维《本杰明·格雷厄姆论有价证券投资》（迪尔蓬金融出版社，芝加哥1994年版）中作了充分叙述。——原注不是他完全放弃了金融界，而是他越来越不持偏见，高瞻远瞩地去观察它。他不想比过去赚更多的钱，对个人的金钱收入已看得比较淡泊。而且，当他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就证券市场，特别是低迷不振的股市向他求教时，他显然十分快活。晚年他老当益壮，与詹姆士·里一起建立了里—格雷厄姆共同基金。
　　这本回忆录只是一本个人生活的记述，不是一本实用的投资指南。要想找投资指南，读者应当去查阅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或《聪明的投资者》，人们认为这两本关于投资的著作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肯定是最睿智的书了。（1934年第一版《证券分析》的销售额最近达到了4位数。）此外，从本书对格雷厄姆早年生活的深入观察可了解到他是如何成为杰出的投资者的。从遗传和环境两个方面可以解释他的个性和天赋的成因。继承的惊人天赋（他是华沙犹太教主教的侄孙）使他倾向于从事研究工作，在当时的证券经纪机构，研究是不受重视的。成长的环境——他的母亲持“不以大人的标准要求小孩”的态度以及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街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灌输给他一种强烈的正视现实的意识。他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不要靠拳头而要靠脑袋去对付别人。同时，他尽量避免锋芒毕露，他在纽约长大成人的这段时期常常如此。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除了简陋的街道外，纽约提供了它的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奖学金，这在世纪之交是令人注目的。在汤森·哈里斯·霍尔中学，在市立大学预备部和布鲁克林男子中学，格雷厄姆接受了美国最优秀教育的挑战，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今天，人们只有惊叹当时那种极好的自由的指导——请想一想，美国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莫里斯·拉斐尔·科恩担任你的中学几何教师，这该多幸运！你不妨称此为杰出人物决定论，但是格雷厄姆在追忆往事时的呼吁——天才学生应当受到适当的挑战——必须引起每一个考虑周到的家长的注意。
　　学校行政人员的过失暂时阻碍了格雷厄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这个故事（参见第5章）是令人痛心的，但他自己拒绝进入曾经羡慕过的纽约大学市立学院当预备生，似乎是他的一点点势利心在作怪。评价他的决定的另一个途径是认为他追求学校的质量，追求那种金钱可以获得的最好的大学教育——当然他没有钱，他得靠奖学金去获得最好的大学教育。他想进哈佛——毫无疑问，要不是母亲坚持要他留在纽约，他早就入学了。最后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没有攻读商务课程或者类似的课程。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和历史哲学使他着了迷。他的金融职业生涯充分反驳了只有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才是通向商界的真正之路这个观点。
　　格雷厄姆的回忆录用大量事实证明了许多教师怀疑的观点的正确性——最好的，也许是唯一持久的教育方法是自学。他学到的最重要知识是学习方法——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进行自学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满意足的事！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同学忘掉了他们上学前准备的大部分知识，他们有意地把它遗忘，仿佛家庭作业只是当天的工作，是获得生活中的重要东西——金钱——的障碍。格雷厄姆把做过的作业记在心里，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财富，事实上，归根结蒂，这种财富对他最重要。
　　即使在很早的时候，赚钱对他来说也不如对大多数专业投资家那么重要。而且在20来岁时，他对伯纳德·巴鲁克决定放弃委托代理、独自进行投资表示反感：我认为对于一个才华出众、十分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决定只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去全身心地设法赚很多的钱，以后还把这一切写入他的回忆录，毫无一点后悔或自我批评，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啊！
　　但是正直促使他对巴鲁克的决定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特别是因为这件事恰巧与他应邀开始建立自己的基金同时发生：但是我的决定比巴鲁克的有面子吗？我也打算离开至少曾经为公众提供了咨询帮助的经纪业，并使自己专门致力于赚钱的投机。但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我远远算不上是富人。我一直为缺钱用的朋友和亲戚赚取大量的利润。
　　格雷厄姆80华诞的演说有力地反映出他后来喜爱文化胜过喜爱金钱，在演说中他向孙辈们提出智力是独立于物质财富之外的无价之宝。投资当然可能赚钱，但是人们感到，经过某个时期之后格雷厄姆的投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
　　起初他为什么到华尔街去工作？格雷厄姆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的母亲和两个哥哥（虽然比他大不了多少）呵护着他，却不宠惯他。他一方面遭受着家庭的贫困，另一方面又看到母亲对奢侈品的爱好。这使他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母亲尽量不经常怀着太多的愤憾谈起业已消失的昔日的辉煌。但仍有许多事使她想起往事，难以释怀。毫无疑问，她的主要懊恼来自于我们的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对我们忠心耿耿，毫无嫌贬之意。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我家的经济状况差距显著，母亲无法视而不见。更明显的是，他们到我家来访问和我们到他们家去访问经常给母亲造成压力，她必须尽量掩盖我家的贫困，想出种种办法显示我们在破落中仍保持着体面，以及始终使生活水平比收入允许的范围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
　　我们几个男孩子就在这种令人气馁的环境下成长，这种环境至少对我们每个人都留下强烈的有害身心的印象。我认为，我的天性一直是远离物质而走近智力甚至精神的生活。但是童年时代的困难处境对我的影响与对我哥哥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对金钱越来越敏感和崇拜了。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与此同时，仿佛为了弥补这种困难似的，他的母亲传给他一种刚毅和坚韧，这将对本杰明的人生很有好处。他学会了坚持己见，不管是在他幼年独自到餐厅叫了一份葡萄果仁来吃，还是在邮政局长告诫他苹果会烂后他仍坚持从农场把苹果邮寄给母亲，或勇敢地对付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管理人员时，他都如此。正是由于他的母亲的坚持己见，所以他才有勇气在莫名其妙地得不到奖学金后重新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申请。而且可以肯定，正是具有像母亲一样的坚强性格，使他顶得住个人的和事业上的打击，例如两次离婚和经济大危机。
　　也许格雷厄姆的母亲在经济上的厄运及他家作为穷亲戚的经历有助于说服他选择一种职业，能保证得到一笔比大学教师清贫的生活好得多的收入。但是他对精神生活天性上的偏爱占了上风。在他掌握了“取得物质福利的最简单、最重要的规则：最杰出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生活得好”之后，逐渐对奢侈豪华的享受几乎毫不在意了。
　　最终他当上了大学教授，起先是为了在大萧条期间补充收入，后来完全出于对教书的爱好。一旦他赚足了钱，金钱就对他越来越不重要。如果他从事别的行业，那么他可能成为什么教授呢？由于他的兴趣那么广，他的能力那么强，显然事实上什么教授他都能当。甚至在1914年，一个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特别是一个犹太人）竟然得到一所第一流大学里的三个不同系——文学、哲学和数学——的教书邀请，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
　　相反他成了金融分析家——事实上，美国第一位金融分析家——并被华尔街奉为大师。我们从他的早期发展和影响中已经看出他的投资理论的轮廓。他的家庭情况促使他注重谨慎。但是在他的（以及全国的）狂热炒股的20年代，格雷厄姆暂时忘记了这个原则。处于他那样家境的青年怎么抵挡得了赚钱容易的诱惑呢？第9章中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交易惨败的事件对此作了佐证。但是与其他青年不同，他及早充分地吸取了教训。股票交易失败和经济大萧条的经历重新使他强烈地感到审慎的必要。像工程师一样——这是他考虑从事的几个职业之一——他终于坚持投资要有极大的安全余地。他懊悔不该进行投机这种形式的赌博。（他回忆起第一个老板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警告：“如果你投机，就可能输钱。”）他开始寻找低值证券，在长时期里它们只有极少的损失市场价的可能。无论他还是别人（也许很有洞察力的巴鲁克除外）都没有料到1929年市场猛跌之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持续之久。尽管他在这个时代遭到了不幸，但格雷厄姆坚持不懈，他的证券分析技巧最后通过事实证明是可靠的。他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这有助于他建立和验证他的证券价值投资理论，忽视华尔街全年都要预测证券市场发展方向和价格涨落时间的说法。不仅他不受预测的影响，而且他从其他投资者听信这种预言中获益。他宁愿听信比较可靠的来源——事实和公司业绩数据，他学会了从中获得信息，也教他的学生通过分析从中获得信息。约翰·特赖恩作出一个很好的比喻来描写格雷厄姆忽视市场预测聒噪的方法：格雷厄姆像医生治疗一个在骚乱中倒在地上的病人一样，几乎没有抬起头来注视周围疯狂的世界，但是从他的书中你总是可以听到股市里疯狂的叫喊声。也许小本杰明决定学医，而今成了急诊室一名内科医生，并不是偶然的事。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如何运营的？下面这段文字写得很好：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务限于几个范围界定明确的交易品种，每一种都将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利润率——如每年20％或更好一些——而风险较小。通过购买多种多样的证券可使风险进一步降低。那些交易品种是：套利、清算、相关套期；无关套期，购买便宜股票以及公司控股——这是J·A·纽曼的禁脔。每笔交易和一大批交易的结果都得经过仔细认真的审查。
　　对交易结果不断评估的效果是令人惊讶的。“无关套期”——买进“便宜股票”，同时卖掉完全不相关的“昂贵股票”——其麻烦超过它们套到的全部利润值，于是这种方法就被放弃掉了。格雷厄姆—纽曼“价值评估方法”在十分热门因而也是明显超值的证券短期买卖方面不能充分起作用，除非通过持有同一家公司高级的可转换证券，获得适当的保护。
　　“便宜股”实际上限于按低于净流动资产值2／3的价格购买普通股。引人注目的是，在30多年里购买了成百上千种普通股后，这个品种最后几乎没有什么亏损。然而格雷厄姆—纽曼最获利的交易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这种金融业务的经历是悖论的和典型的。这就是他们购买政府雇员保险公司50％股权，其价格仅稍低于资产值。
　　即使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格雷厄姆也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改进了计算尺的形式，编制了一份词汇表，只要记住这些词就可迅速掌握莫尔斯电报代码，每个字直接对应电报中所使用字母的点和划。他试图造出电铃自动开闭门以及把果馅切成大小相同的块数的果馅盘，虽然不大成功，但都是他用心去做的，也是他发明决定股票价值的新方法（当时华尔街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新方法）的预习。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发明。他把新发明记在一个称为“枕头书”的小小笔记本上。
　　除了善动脑筋之外，格雷厄姆的最大优点在于独立思考和正直诚实。他是和蔼可亲的，但和蔼可亲似乎与他的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一块推销员的料子。他在兜售制造冰淇淋的机器、衬衫硬纸牌广告、唱片和债券方面屡遭失败。但他的和蔼可亲也没有妨碍他的决策的严密逻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本杰明在任何领域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或偏见。
　　格雷厄姆不仅谨慎地以及通过仔细研究之后去谋求利润，而且采取极诚实的手段去谋求利润。他的道德与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电影《华尔街》中扮演的那种华尔街经营者恰恰南辕北辙。格雷厄姆是以笃实甚至坦率无欺而出名的，所以州和联邦政府要请他对正在打官司的公司的价值和建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类管理机构发表客观的意见。他对缺点过错是很顶真的，他感到必须在回忆录中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挪用”一一列出——从母亲钱包里偷一分钱；当领票员时让看戏的人坐到超过票价的好位置上去，从而赚一两块钱；在从业期间巧妙地接受州政府的一份贿赂；帮助一位事实上能够工作的剧作家继续得到伤残保险款。这些小过失仅仅说明他是一个平常人，而不是一个怪人，并且使得他对亲戚、朋友和前雇员的比较严重的错误采取宽厚容忍的态度。
　　不仅格雷厄姆消极的道德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积极的道德观也引人注目。他代并不认识的股东要求分配超额的公司资本（例如第11章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事件中）。在大萧条中，虽然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继续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他真正担心没有与美国捷运公司已辞职的上级保持联系，或者撵走平凡烟花公司能力欠佳的总经理。格雷厄姆既不想也不愿像现代企业兼并家那样玩世不恭地准备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垮一家公司，而不管雇员、经理和债权人的命运。对于金融界里没有责任心的年轻商人按几个计算机上的键就可使大银行破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社会方面持自由态度。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他在新社会研究院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吧。
　　一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
　　另一个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在写给女儿玛乔里的一封信中，格雷厄姆概略地讲了两个建议，一个叫FANN——“免费获得足够营养的原则”，另一个叫FFEB——“人人有饭吃”。原则：每个人都有权不付钱就得到营养——不多不少……计划：在每个需要这种服务的学校建立一个食堂，为所有进来索讨的人一天供应两顿营养充分的饭菜。不用大肆渲染。不向索讨者提出任何问题。不进行调查，不进行训诫说教……
　　主要管理：靠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他将担负两个同样重要的职能：（1）确保需要充分营养的每个人——尽可能做到使每个人——就近得到饭菜。
　　（2）确保该计划不供应除了饭菜以外的任何东西（其他服务，例如，特殊菜谱或额外的食品都应在该计划外提供）。
　　我的评论：该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①趁机混入“免费取食者”的人数（他们“理应”支付餐费）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太多了？②能否把各种繁文缛节控制在最少限度？
　　“严格限制”的想法意味着按照救世军等组织的原则提供饭菜，但营养是充分的。
　　格雷厄姆当然是一个资本家，但由此可见他是个有社会关怀的资本家。
　　关于格雷厄姆的投资业绩几乎不需要我说什么了。业绩本身最有说服力。最近《华尔街日报》把他归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的行列，与他一起可以进入先贤堂的还有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他的平均回报率是17％——不如名单上的其他人那么高，但在1929年到1956年包括股市暴跌和大萧条在内的这段时期内，能达到这个成绩是创记录的。
　　人们不大了解的是格雷厄姆作为经济学家的杰出才能。这本回忆录的第16章阐释了他对大萧条时期一个最严重问题的想法——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市场和整个经济的短暂影响。这种兴趣使他写出了两本书，由于它们已停版50多年了，所以很可惜，其重要性以及与现在的关系就看不大出来了。这两本书是《储备和稳定》（1937年出版）和《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1944年出版）。这些书讨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本书是伴随大萧条而来的广泛贬值促使格雷厄姆动笔撰写的。该书提出一种稳定美国经济的方法，即用“一揽子商品”，像小麦、棉花和钢铁这种不易腐烂的商品来取代代表美元的标准支付手段——当时是黄金和白银。政府用美元购买这些商品，然后储存起来不断供应给消费者，换回美元。格雷厄姆在第16章中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提出了基本上与上述同样的理论，只不过转向国际背景罢了。当然，1944年的形势与1937年已大相径庭。战争结束了，大萧条随之也结束了，因为军工生产已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格雷厄姆现在看到的问题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通货贬值，而是商品匮乏引起的通货膨胀。但是他认为“一揽子商品”作为本位货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的形势：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得到许诺，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更充分利用资源，军工生产的巨大成就已显示出这种资源利用的格局。战后不仅应当达到充分生产的水平，而且必须保持下去，不致发生曾经出现的、大家所熟悉的经济泡沫被戳破以及深刻的经济萧条的后果。
　　格雷厄姆对于为了维持价格而销毁商品的标准做法深为忧虑，甚至恼怒。以咖啡为例，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极端荒谬性，破坏地球的资源，这种事情不仅在经济严重萧条年代发生，而且在丰年和荒年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发生。从1931年到1943年，7500万袋商品被烧毁，相当于1000亿磅商品，足够供应全世界用4年。
　　他争辩道，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地发展，不断地增加财富，并向一直贫困的人提供商品。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储存的商品即“缓冲存货”可以吃或者转化为有用的制成品，在控制经济动荡方面也比一大堆闪闪发光却从不打算动用的金属更有效。对人类来说，谷仓比造币厂，无论在丰年还是在荒年，都是一种更好更有意义的储备手段。它可以立即稳定价格，从而稳定整个经济（这个任务是垄断集团想做而买际上做不到的），它也可以在意外灾难时期提供资源。本书对这个主张的可行性提供了严密的论证，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研究。
　　格雷厄姆一直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在回忆录中他对未能金榜题名并没多少愦憾，也没有庆祝财富带给他特权。他没有虚假的谦逊，事实上回忆录显示出一点点自诩的倾向，虽然这一点常常被幽默的谈吐和欣然放下架子的意愿抵消掉了。他是一个根深蒂固地爱用和聪明地使用双关语的人（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使用双关语）。除了双关语，他的微妙的幽默感使他的讲话十分风趣，也使他在写作和讲座中对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的阐述十分生动（一个杰出的例子是第16章中他建议法国人用酒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根据亲戚、朋友和学生们的说法，巧妙的和不可思议的幽默是他平常行为的特征。
　　格雷厄姆不仅精通文学，而且使写作具有个人特色。他的专业著作和文章的风格清晰有力，虽然往往有点商业文章的枯燥。他使用的词汇具有《华尔街杂志》这本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有影响的投资期刊的传统。为该刊撰写文章的要人，例如欧文·希尔、霍兰德教授、理查德·D·威科夫等等的照片和图片——他们衣领翻转，神情严肃——成为他们冗长文章的一部分。这种文章很少有现代商业文章中的广告性语言或数据化语言的特点。关于利润用的词汇不是“耸人听闻的”或“令人讨厌的”，而只是“令人满意的”或“吸引人的”。市场行情下跌就说“下跌”，而不说“走下坡路”。《聪明的投资者》的副标题是“一本实用的咨询书”。从他的目标和讲究实际来看，格雷厄姆使人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是他非常崇拜的人物。虽然谋求客观使他过分使用被动语态和其他非人称结构，但他的风格一般来说是生动活泼，能引起共鸣的。例如，这本回忆录非常出色地描写了他在早期曼哈顿的所见所闻：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正如格雷厄姆自己承认的，他的诗歌和剧本都写得不太好。尽管他很欣赏各个时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诗歌不是他的强项。不过他至少写过一首好诗，这首诗把他对猫的宠爱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总的局势的关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把这首诗称为《时间猫》：啊，时间，你用小猫的舌头，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生命稀少的精华；当你喵喵唱歌的时候，你的虎牙插进了我们的肌肤，啊，时间，你用尖利的爪子，狡猾凶残地猛扑到磨磨蹭蹭的人身上，你诱捕，释放，尔后再次抓住他们，赢得了难以捉摸的上帝的称赞。
　　啊，时间，你好奇地注视着，我们的祈祷和哭泣诅咒不断过去，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你的战利品——你的普天下的臣民！
　　格雷厄姆当剧作家的时间很短，这表明他塑造人物和编撰情节的能力不强。他的剧本《小蓬马杜》之所以能在百老汇上演，主要由于他与戏剧界的良好关系，而不是这个剧本内在的优点。
　　但是格雷厄姆对文学的热心是强烈的和真诚的，而且他还找到另一个途径——翻译来作出他的奉献。他用英语译出的拉丁诗（同事们肯定地对我说）是十分受人器重的。他还翻译了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小说《停战》。虽然没听说他正式学习过西班牙语，但他的语言天才使他的翻译达到了专业的、可以出版的水平。贝内德蒂的小说描述一个50岁出头的会计师，正在考虑退休。他早年丧偶，扶养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女们和他住在一起，但对他不亲热。有一个儿子离家出走，另一个气呼呼地拒绝与父亲讨论生活问题。这个会计师只能同女儿进行适当的讨论。最近受雇成为他的下属的一个年轻妇女闯入了他的老年生活。使他惊讶的是，他对她产生了好感，更使他惊讶的是，她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他为她造了一幢公寓，虽然部分时间她仍住在父母亲家。（她的母亲知道他们的恋情，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俩过得很幸福，但是说话、行动都很谨慎。他对女儿（她已成为女主人的可靠朋友）仍什么话都说。最后，主人公的退休日子到来了。小说的悲剧结局是，这个年轻的妇女突然死于心脏病，使得可怜的会计师第二次成为鳏夫。
　　这位主人公的处境和格雷厄姆本人的处境似乎有些类似，特别是在与年轻的妇女相爱方面。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兹尔离婚后，格雷厄姆曾与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卡洛尔·韦德发生过关系，导致一段短暂婚姻的建立，但结果不如乌拉圭作家笔下会计师的婚姻那么动人。这次再婚使格雷厄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紧张。但是格雷厄姆后来与埃斯特尔·梅辛的结婚（她生下了小本杰明）以及最后与玛洛的关系消除了这种紧张。
　　贝内德蒂小说中令人感到与格雷厄姆的生活有类似之处的一个细节是关于会计师工作习惯的描写。这个细节使人想起格雷厄姆受雇于洛夫勒电话工厂的情景（见第5章）。这位会计师的大部分工作是很呆板的，他用“想别的事情，甚至自言自语……做白日梦”的办法不使自已产生厌倦情绪。在洛夫勒工厂，格雷厄姆解决工作枯燥问题的办法是默默背诵古典诗歌。有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把诗句大声朗读出来，结果使得老板十分恼火。也许此时此刻他的感情是与贝内德蒂的主人公相同的：我仿佛分成了两个人，两个不同的、矛盾的和独立的人。一个人对工作心中有数，完全掌握了工作的要诀，始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把握；另一个人耽于空想、极度兴奋，充满了遭受挫折的热情，虽然愁肠百结，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需要追求欢乐；他心不在焉，对于在什么地方写字、用八个月里会变黑的蓝墨水写些什么内容都不关心。
　　不管格雷厄姆和小说中这位乌拉圭会计师之间在主题上有什么关系，格雷厄姆的翻译质量是无可否认的。他翻译的古典诗、法国诗和德国诗以及他自己写的诗歌使用了维多利亚时代雅致的措辞风格，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散文读起来简洁流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贝内德蒂的简单故事的精华。
　　把“生活”和“工作”，“私交”和“专业”，“感情”和“思想”等区分开来，是格雷厄姆一生中念念不忘去做的。尽管他没有钻研过弗洛伊德①的学说，但在晚年他越来越寻求聪明地对待感情，以便同他用经济和金融的方法理解世界的水平相称。这种探索部分地导致他对异性和家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他一直是个“明事理、才华横溢和感情内向”的人。但他的所有三个尚在世的儿女证明，格雷厄姆是个够格的父亲，虽然在他的和他们的各个生活阶段，为人父的程度和质量不尽相同。至少他始终是认真的、负责的，不只是养活孩子就行了。他不仅在经济上是慷慨大方的，而且与成长中的儿女一起从欣赏文学和音乐以及进行体育运动和旅游中分享乐趣。他尽最大努力做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特别是对待处在他十分重视的青春期的那个善解人意的女儿，更加关怀备至。
　　格雷厄姆在一生中不仅能够向书本学习，而且能够从个人经历，特别是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他的性格中的缺点能够得到纠正。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西摩·查特曼①弗洛伊德（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重要著作有：《释梦》、《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论》、《恐惧》等。——译者
　　译者的话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1976）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世纪20年代，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哲学和数学三个不同的系同时邀请他执教的难得机会，毅然进入证券经纪公司工作。由于他勤奋钻研、细心观察，很快熟稔了证券市场的运作技巧，1929年股市暴跌时，他运用自己发明的证券投资价值评估方法，帮助客户避免了资金的巨大损失，因而声誉鹊起。1934年，他和戴维·多德合著了《证券分析》，此书迄今已出了第五版，有些学者把它奉为“华尔街的圣经”，曾对证券投资理论专家如沃伦·巴菲特、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奈夫、米歇尔·普赖斯、约翰·鲍戈尔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了纪念和表彰他在证券分析领域的卓越建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已设立了永久性的“格雷厄姆／多德教授讲座”。
　　这本回忆录是格雷厄姆在晚年亲自撰写的，但直到他去世20年以后才正式出版。他主要回忆了从出生到二战前近60年多姿多彩、甜酸苦辣的生活，特别是客观环境如何使他形成坚强自立的性格、他的成才道路以及对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他还描述了华尔街的演进、1929年的股市暴跌，以及他与约翰·洛克菲勒、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伯纳德·巴鲁克等风云人物的交往。该书编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西摩·查特曼在长篇序言中，对格雷厄姆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哲学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评述，读者也可见仁见智，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本回忆录对许多事情和问题能够实话实说，勇于自我解剖，而且文笔生动，娓娓道来，不乏可读性和启迪性。
　　本书由杨宇光、梁宇峰、杨炯、徐明翻译，杨宇光校订定稿。译文如有谬误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第一章　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
　　许多人回忆得起童年时代最初一些日子的无数细节，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父亲去世时，我才8岁半。在此之前的事情几乎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还记得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我记住了的经历本身，还是仅仅来自某人的记载，就分不清了。
　　例如，我常说，我仍记忆犹新的最早的一件事，是我妈妈急切地想唤醒我和我的哥哥们时的叫声：“利昂、维克多、本尼起床啦！走到窗前去，今天进入20世纪啦！”当时我5岁半，维克多比我大1岁，利昂比我大2岁，我记住妈妈喊我们的情景是十分可能的。但是再回想一下，坦率地说，妈妈在以前的岁月里常常对我们讲起这件事，所以我也许把她讲述的轶事与实际情景混淆在一起了。
　　不管记得不记得，我于1894年5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阿伯丁路14号。原来的名字叫本杰明·格劳斯鲍姆。（按这个出生日期，我比赫鲁晓夫小1个月，比温莎公爵大1个月，这两位现在已经下了台。）我是家里三个孩子（全是男孩）中最小的。事实上，妈妈有一次告诉我——现在我猜她是在讲笑话——作为“全家的本杰明”，我自然会得到这个名字的。（由于难以启齿或由于不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怎么没有在我之后再生一个孩子。）
　　有一点妈妈讲得很清楚：我生下来是个男孩使她大失所望。在一个男孩流产，又生了两个男孩之后，她多么向往一个女儿。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第一个强烈冲动就是“把我掷到窗外去”！但是为了不使我难过，她总是要补充一句：幸亏没有那么做。
　　我在《圣经》里查过与我同名的人，想尽量了解他的性格和成就。在《创世纪》里，本杰明被称为其父的眼珠，他的哥哥约瑟夫所特别喜爱的人。但是他在圣经故事中只做过两件事：1．他倚在约瑟夫的脖子上哭泣；2．他生的孩子比任何一个兄弟生的都多——至少10个，全是男孩。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成就，因为在他带了所有的儿子迁往埃及时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在雅各布家庭里，女儿是稀世奇珍。雅各布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黛娜，其余12个都是儿子。这些儿子又生了大约50多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的，即阿谢尔的女儿萨拉。“当然，这是上帝的杰作，我们觉得好极了！”《圣经》没有谈到本杰明的性格，但是雅各布关于他“在末日”的境遇的预言是大为不妙的：“本杰明将像一只狼那样掠食，早上，他贪婪地吃掠夺到的食物，晚上他分配赃物。”后来，他的子孙后代招惹了许多麻烦，有一次几乎被他们的兄弟部落灭绝。
　　在我诞生61年后，在一次去伦敦的短暂旅行中，我渴望重新踏上出生地。我把记得的地址阿伯丁路14号告诉出租汽车司机，经过不少周折，好不容易才在伦敦北部找到这条偏僻的街道。我跨出车来——正如人们从伦敦老式的出租汽车窄窄的踏阶上跨下来那样——心跳有点快，径自朝着14号走去。原来它是一排邋遢的两层瓦房中的一栋，这些房屋显然都是工人居住的。我家房子的外表对我的自负是个打击。因为从家庭传统来看，我们处在舒适的环境中，雇佣得起几个仆人——每人1英镑工资——而且我们住在舒适的带有一座美丽花园的房子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把14号与我们曾有几个夏天在布莱顿剑桥路上住过的一幢房屋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在没有发觉这个差错之前，我很失望。第二年我的表兄威尔弗雷德带给我一张于1956年发现的照片，一张拍下了我住过的第一幢房子的真正原照。这幢房子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气派，但它有三层楼和一扇很大的凸窗。在19—20世纪之交，这种房子是显示资产阶级体面的最适当的样板。1960年我访问了这幢房子，发觉它位于十字路口，房子虽小，却令人悦目。房子后面还延伸出去一座小花园，多年来一直保养得很好。这座花园似乎比我7岁时最后一次在里面玩耍时宽敞一些。
　　维克多比利昂晚生14个月，我比维克多晚生13个月。年龄上的接近使我这个最年幼的孩子常常感到十分困窘。但是从务实的角度看，好处却不少，因为大人便于对我们一起进行培养。例如，我们三人同时从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法语。我仍保持着一封4岁时用法文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当时我们离家在外旅游。法文是写在用尺仔细划出的线条上，搞得十分漂亮——事实上，搞得太漂亮了，除了小男孩手写的字外，连我自己也怀疑其余这一切必定是女教师的杰作。
　　这些年里，我家是否雇过一个以上家庭教师，我已记不清了。除了奇怪的讲究伙食的习惯外，她（或他们）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我们常吃家里自制的巧克力饼当点心——那是一种嵌满了妙不可言的掼奶油的美味松饼（不是现在那种指形小松饼）。我仍回想得起家庭女教师把尤尼达牌饼干纸盒裁开，将一张张硬板纸组合成许多个可以盛装糖果的纸筒。
　　在我出生时，我家已经开始了一系列以后又继续许多年的迁移。我的哥哥出生在英格兰的伯明翰，在那里，父亲和祖父从奥地利和德国进口瓷器和古玩小摆设。在维克多出世后不久，这家企业和一些直系亲属的家庭搬到伦敦。一年后又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计划在美国开设一家分公司，要我父亲——他在一大批兄弟中排行第二——去经营。因此在1895年某个时候，我还不满1周岁，全家5个人乘船前往纽约。我们坐的是二等舱，到达美国后，政府的一名医生漫不经心地检查了我们的身体，放我们走下跳板，踏上新国家的土地。不需要填写什么表格或办理其他移民手续。那些四等舱（即统舱）的乘客才需要在纽约港的艾利斯岛上办这些手续。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期望在美国永久居住。也许他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我们在私人家里住宿搭伙，而不是自己建造一幢住房。我知道父亲因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很自豪，他持有英国国籍一直到死。在那些日子里，英国人特别不愿意改变对英国的效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其余人才成为美国公民。
　　小时候，我是个非常爱国的英国人，在我看来，英国人在每个方面都明显地胜人一筹，所以对他提出任何挑战都是荒谬的。不用说，我发现新的环境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十分看不起英国，我从他们对英国的不断批评和嘲笑中感受到这一点。英国人的风度和抱负、英国人的口音、英国人的衣着，在美国环境中都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迈尔斯一家——就在公园大道外第60号街上——由1个守寡的母亲及4个儿子和女儿组成。事实上所有孩子都住在家里，显然他们不想结婚搬出去。这幢屋怎么能使我们大家都住得很舒服，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记得迈尔斯一家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特别是对我这个男孩钟爱有加。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我的英国人习性。有一次争吵起源于美国杯快艇赛。自然我毫不迟疑地相信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三叶苜蓿号”一定会获胜。可是结果这艘快艇没有凯旋而归，我因受到嘲弄感到十分难过。
　　后来我上学了，我发现我的亲英偏见与同学的反英情绪发生对抗。他们总是唇枪舌剑，重新与我打一场独立战争，把乔治·华盛顿同乔治三世进行对比——大多数时候都是后者居下风——甚至坚持认为他们也打赢了那场意义模棱两可的1812年战争。许多年里，我说话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因为我的家庭自然带着英国口音到美国来，在我学说话时用英国口音教我。所以在学校里，我一说“咖啡”或“狗”，总会受到嘲讽和模仿。但是令人高兴的是，到10岁时，我已几乎没有一点英国腔了。
　　我们三个男孩有一张很大的照片，那是在我2岁时在纽约的里奇菲尔德喷泉拍的。它印过几张与肖像画一样尺寸的放大照片，在以后的岁月里挂在各个房间的墙壁上。照片上，我们三个男孩由大到小、从左到右排列，一个男孩的大草帽边沿与另一个的紧紧贴在一起。我们的头发个个又长又卷曲，身着白色水手装，系黑色绸领带，脚穿白短袜和黑色漆皮单扣鞋。但是我感到屈辱和不幸！我不像哥哥们那样穿小短裤，而是不得不穿短裙。在遥远的过去，还没达到自控程度的小男孩，都是按这个习惯穿着的。穿短裙使保姆容易给小孩换尿布。至于这种习惯对小孩的影响和孩子们的反应，父母亲是不大在乎的。
　　这张照片的拍摄是相当不寻常的。我们都住在里奇菲尔德喷泉——当时是一个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避暑胜地——因为父亲在那里租下一个店铺用于进行夏令销售。他的大部分生意是在萨拉托加、巴港、麦基诺岛，甚至无产者比较集中的大西洋城等地通过拍卖方式进行的。因此，1896年7月4日，我们在里奇菲尔德喷泉观看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游行。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站在店铺窗户前观看游行。据母亲说，我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一动也不动，以致一位太太走进店来问是否出售三个儿童的雕塑。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足信，可是一位专业摄影师深深被我们吸引，提出可以免费为我们拍摄和洗印照片，只要我们同意在他的商店橱窗里陈列这张照片，这件事毫无疑问是真的。结果我们得到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照片。来访的客人出神似地看着我们三个小天使的照片，他们也许出于礼貌，也许出于真心，可是我要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带着宽容的微笑而不是刺心的羞愧看待我穿的白裙子。
　　关于我的父亲，我记得的确实很少。据大家所说，他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人，这尤其使我感到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除了热情的赞扬外，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的关于他的评论。他有“天地般宽广的胸怀”——这里的人们普遍对他如此评价——他对父母亲、10个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经济上的帮助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英俊潇洒，生气蓬勃，风度翩翩，几乎总是谈吐幽默、妙趣横生。他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商人，思想敏捷，精力充沛，总是足智多谋。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企业在英国的分号经营不佳，他在美国赚取的利润不仅养活我们，而且还养活我们的父母、叔伯、婶婶以及在英国的堂兄弟——的确是一大群人。父亲设法做到这一点，但这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并且他几乎不断地在美国国内奔波。
　　当我5岁时，父母带我到弗吉尼亚州温泉去作短暂旅游，父亲希望在那里治病。关于这次旅行，有三个印象仍留在脑海中。首先是春天的洪水，附近山脉上融化的雪水汇成春天的洪水流过街道，把我们禁闭在旅馆里好几天。接着是，我与斯威夫特家（他们因出售肉食品享有盛名）的一个成员结为朋友，我的父母非常敬慕地提及他家的财富，虽然现在我认为他们当时一定才刚刚发迹。
　　然后发生了葡萄果仁事件。一天早晨母亲说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完全可以自己到餐馆去买早餐。无疑，父母迫切想在没有第三者打扰的情况下使用卧室——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是我认为让我自己出去吃早餐是极大的面子。当我独自在餐桌旁坐下来时，我的自豪感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我不记得作为一个早熟的少年，我是否已能读出帐单上的字，还是仍要请服务员把帐单读给我听。不管怎样，“葡萄果仁”这个新概念给我的印象很深，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自然我点了这种早餐。服务员疑惑地问我：“你以前吃过葡萄果仁吗？”我回答：“没有，但是现在我想吃。”他说：“我想你不会喜欢吃的，最好还是换点别的吧。”我的虚荣心面临着考验。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我坚持点这一种，于是葡萄果仁端了上来。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的牙齿一直异常敏感，那份最好的早餐像砂砾一样擦疼牙根。服务员站在旁边，态度高傲地看着。我吃着每一颗果仁，总要说一句挑战性的假话：“我喜欢葡萄果仁。”但是后来许多年，我再也不点葡萄果仁吃了。
　　当我7岁时，父母带我和利昂到英国去过夏天。（当时维克多显得有点调皮捣蛋，大家认为最好送他到戴维森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鲍举办的夏令营去加强纪律性。）虽然这是我们的一次兴奋难忘的经历，但我想不起父亲是否和我们待在一起。显然他只把我们送到英国，后来又接我们回去，这中间的几个星期，他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进行拍卖销售活动。只有一件他参与过的事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而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归途中，我成了乘客的宠儿。他们喜欢说服我——其实我一点不需要别人的劝说——站在他们面前，头抬得高高的，小心翼翼地背诵《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在到达港口的前两个晚上，按传统惯例，乘客和船员要宴请船长，并开展文娱活动。别人对我说，鉴于大家的要求，决定请我再次朗诵惠特曼①的这首挽歌。①（惠特曼（Whitman 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草叶集》、《诗歌散文全集》等。——译者）我得意洋洋，翘首以待。后来却泼下来一盆冰水。父亲已经决定，我太小，不可以睡得太晚。此外，大人过多的疼爱不利于小孩的成长。我的演出取消了，我很早上床睡觉，心里闷闷不乐。第二天，我得知父亲在庆祝会上替我朗诵了一首长诗。令人不快的印象——父亲故意为自己夺走我的荣耀——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毫无疑问，这大大损害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与别人对父亲的频频赞扬形成对照的是，我自己记忆中的父亲都是比较无聊的或咄咄逼人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留给我的一个好印象是，“他可以用左手来仿造一只烧烤架”，我觉得（或者说我应当发现）这是极为有趣的，尽管我一点也想像不出烧烤架是什么。可惜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些话，例如，“我要把你打到讨饶为止”，“我要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以及“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后两句话当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针对我那经常顽皮捣蛋的哥哥维克多。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些可怕的威胁，而不是父亲肯定说过的一些吸引人和真正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很珍惜到英国的旅行，并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竭力吹嘘过，可是我只能回忆起一系列不连贯的镜头：从南安普敦到伦敦似乎漫无止境的乘火车旅行；我的三个年轻阿姨捧着网球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球拍都是慷慨的父亲赠送的；祖父家那座可爱的花园，及祖父在他的家里设法安排我们所有人的吃住。这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几个月前刚逝世，我看到商店正面木门涂上黑漆以示哀悼，这景象令我久久难忘。我记得别人告诉我那年夏天爱德华七世生病，因此他的加冕典礼不得不推迟举行。
　　此外，当时布尔战争正如火如荼。我和利昂得到了卡其布做的小军装——在当时那种色彩是很新鲜的——以及木头步枪。我们按士兵队形在大街上来回游行。我还记得乘坐在有名的双层敞篷公共汽车的顶部，迫切希望吸引街上士兵的注意。每当我看到有士兵抬头注意我时，我就热情地向他敬礼。当有人还礼时，我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
　　可是我们只在伦敦度过很短的一段时光，然后搬到布赖顿，在外公格森海特家度过大部分夏天。格森海特这个名字让别人觉得好笑，却使我们感到尴尬。外公家是剑桥路14号一幢很大的褐色沙石建造的房子。我记得外公矮胖，快活，留着白胡须，外婆则是一个结实健壮，易动感情，盛气凌人的妇人。她刚从巴黎回来，带给我们满满一玻璃瓶的硬糖，年轻的阿姨玛格丽特和卡罗琳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
　　我有一张在我们必须经常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做祷告的照片，因为外公外婆家和祖父祖母家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我曾看到一位犹太教士的5个儿子列队行进的仪式，他们全都穿着伊顿公学制服，戴着翻下的硬领和高高的帽子，鱼贯而入，坐到高背椅子上去。那个夏天，这位犹太教士家里发生了煤气取暖器爆炸事件。他烧伤得很严重，长期闭门不出。我记得我们前去慰问，发现他全被绷带可怕地裹住了。
　　经常到布赖顿沙滩去洗澡是既令人愉快又令人痛苦的事。离海岸稍远的沙滩很平坦，脚踏上去很舒服。可是近海处（7岁的孩子必须抓住一根导绳才准去的地方）开始出现成堆的小卵石，波浪把小卵石直冲到我们的腿上，令人讨厌。
　　我们总是渴望去洗澡，其原因我想像不出，也许我们认为真正的男孩理应有这种渴望的。可是，由于海水冷飕飕，沙滩上多卵石，我们又一点不懂如何游泳，所以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斯巴达人经历的一次艰苦严峻的考验。
　　但是，布赖顿的洗澡车确实很有趣。那是些全封闭的运货车辆，作洗澡者更衣用。在退潮时，你可以看到它们密集地排在一起，靠近海水边。在涨潮时，它们被摆在沙滩高处，仍靠近海水边。几匹马把它们拉上拉下，马都被套在各辆车的车辕之间。这么做的目的是使洗澡者可以在海水附近脱衣穿衣，免得在布满卵石的海滩走上很长一段不舒适的路。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好看的场面。那是在一次狂风暴雨之后。波浪突然滚滚而来，已经来不及把货车拉到安全的地方，大多数货车被退潮带入海中，它们在海水中漂浮的情景我们岸上的这些好奇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水手们乘上小艇，划入海里，用绳子把货车一辆一辆地套住，然后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岸上来。我和利昂多么希望重新刮一次大风暴，可以再看到这种情景。
　　数年后，作为业余孜孜不倦地阅读拉丁文的学者，我读到了卢克莱修的著名诗句：大海浩浩荡荡，无比宽广，风儿吹皱了波浪，多么美妙。
　　在岸上安然地观看，一望无际的海水又一次跋涉。
　　这些诗句并没有使人想到被暴风雨掀起的、苦苦挣扎的船舶，而总是使人记起两个男孩在海滩上观看划艇上的水手们拼命地拖曳一纵队洗澡车。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循规蹈矩，行为良好，很少陷入窘境，除非被我的哥哥引入歧途。维克多是我家的皮大王。在10多岁时，他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儿童——这个名称和失足少年的意思差不多——但是在专门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纪律约束，他变得好了一些。老大利昂在我们三个人中性格最文静。他是一个健康、淘气、脚踏实地的青年，常常热情洋溢，但决不盛气凌人。9岁时利昂就热爱捕鱼，虽然偶尔才抓到一两条银色小鱼，但是他锲而不舍。有一天他抓到了一条鳗鱼。他想，要这种令人反感的、对犹太人完全无用的鱼干什么呢？事实上，如果不把这种鱼切成许多小段，一段段放到餐巾布下，装在各个祈祷盘里，出现在安息日餐桌上，还有什么用？当一大群教徒（包括一些贵宾在内）揭起餐巾时，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大家凭直觉感到他或她（主要是女教徒）正盯着摩西教义所严禁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祭品。这些昂贵的祭盘是否得扔掉，或者通过无数次驱邪仪式使它们得到拯救，成了一触即发的问题。利昂由于犯了错误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我们到英国度假之前的一些日子，我们已从迈尔斯家借住的房子迁居到我们自己近第七大道122号街的一幢4层楼私人住宅里。在那里，我很喜欢摆弄通话管。你用力把气吹入通话管，你的嘴唇前就会发出尖厉的哨子声，然后按一个小杠杆，把口哨声放出来，倾听女厨师回答。她带爱尔兰腔调的洪亮声音十分清晰地传了过来：“嗳，夫人，有什么吩咐，夫人？”我兴高采烈地回答：“是我本尼喊你。”然后她讨厌地说：“你自己去玩吧，别再来烦我！”
　　一架送菜升降机在地下室的厨房和一楼餐厅之间轻轻松松地上上下下。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有趣的是想像自己变成一个又大又深的汤碗，塞到送菜升降机的下格，一会儿费力地升上去，一会儿又费力地降下来。那天，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走进送菜升降机，结果把升降绳都弄断了。我已搞不清这是记住的事实，还是想像。
　　我记得跟着父亲和母亲走进我家的每一个房间，包括顶楼的一两间——当然是仆人住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那是一块“陌生天地”的印象。父亲拿了一把很大的羽毛掸帚和一只普通的畚箕。这些都是逾越节前夕我们称之为“寻找发酵的面包”这个传统仪式中使用的象征性工具。整座房屋彻底清扫了一遍，把平常饮食留下的污迹全都抹掉；留作神圣节日时使用的两整套盘碟锅壶暂时拿出来使用。仿佛为了对付围困，我们贮存了大量特制的食品——装在椭圆形大盒中的几十磅重未发酵的面包，装在蓝色纸锥筒里、必须用锤子敲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形状才能吃的特级硬糖，以及牛奶、果酱、香料等专门食品。那么“寻找发酵的面包”活动的结果如何呢？我们房子里任何违背逾越节规矩的痕迹都没有，这使我们很满意，也许也使十分兴奋的上帝感到满意。当然我们在搜索中从未找到发酵的面包，但是搜索活动是令人激动的。
　　当我五六岁时，我们迁居到靠近第125号街的第五大道2019号褐色沙石造的私人住宅里。二楼有一扇厚玻璃窗，窗后面的大客厅用作陈列瓷器的展览室。我们男孩是不准进入这个区域的，倘若违反规定，就可能受到狠狠的惩罚，因为允许3条小公牛闯进家庭瓷器铺绝对是一件蠢事。但是我们可以在大人小心陪伴下去看这些瓷器。我想起了诗歌自成一派的奥玛尔·海亚姆①，他曾在陶工家里发现：“多种形状和大小的瓷器在地板上沿着墙排列着。”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些大花瓶。其中有的像山一般高，但当时我不只没有经验，而且年龄也小。我记不确切最大的一只花瓶是什么样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它价值1000美元时肃然起敬的心情。在当时1000美金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我们曾在莫里斯山公园游玩，这座公园离我家不远。我们还常与母亲一起到第125号街买东西，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受上流社会欢迎的商业中心。我们在韦斯贝克大市场买肉和日用杂货。其他大部分商品我们到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科克公司去买。但是要采购重要物品或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时，我们到布卢明代尔去，这家商店当时坐落在第59号街上。因为地铁还没有建造，乘高架铁道不方便，乘汽车又是罕见的，所以便乘有轨电车到那里去。市内有轨电车系统发展得很完善，因为有好几条相互竞争而又合作的线路，还有想方设法提供的转车服务。这种服务是由一些穿制服的男子提供的，他们坐在各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太阳伞下。每把阳伞上印着两三条相同的大标语：“可以转乘任何电车到达布卢明代尔。”这是我童年时代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许多年里，我们都穿第125号街赖特商店的鞋。该店在广告上把“式样合适的鞋”巧妙地写成“赖特式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句简洁的双关语②留下了很深印象。不久我也开始成为长期爱用双关语的人（例如说“这是一个好名声和坏名声难以区分的假期”）。在我生日——也许是6岁生日时，我得到一辆我梦寐以求的快速运货车。春末或夏初的一天，母亲同意我带上运货车跟她一起去买东西。我们把包裹堆在车上，然后母亲在街上摊贩那里买了几束香豌豆，把它们摆在车的周围。我们一定十分引人注目——一个美丽年轻的主妇和一个穿水手服、头发又黑又卷的男孩拖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运货车——因为我记得，当我注意到过路人驻足观看、十分羡慕时，我的心里是多么飘飘然！
　　5岁时，我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可是开始得并不光彩。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儿园，该幼儿园设在某幢大楼的二楼上。我记得自己出神地坐在一个装沙的盒子和一个大贝壳面前玩耍，十分自得其乐。但是不久我就从阿卡迪亚幼儿园开除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掌握解开和系上短裤纽扣的本领，而其他所有小学生已通过了这个教育中的难关。于是我上厕所总需要正在忙着做事的教师的帮助。在好几天碰上这种蠢事之后，我被送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这样，我无奈地一直等到1900年9月快要6岁半时，才恢复上一年级。我的哥哥都在上学了，而我仍旧是个小毛孩，他们摆出一副叫人受不了的架势，使我急不可耐地希望重新开始上学。有一天我听到利昂抱怨他因排队时讲话而受到一些惩罚。“排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即使会带来惩罚，能在学校里排队该多好！
　　①奥玛尔·海亚姆（OmarKhayyám，1048-1122）：阿拉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译者②英语中，“合适的”（right）与该店名赖特（Wright）发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赖特式鞋”（WrightformShoes）是一语双关。——译者当我终于进入一年级后，我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积极勤奋、年少有为的学生。我们既学单个字母，也学一些容易的单词，如必然要学到的bat（蝙蝠）、cat（猫）等等。单词都印在卡片上，教师向全班学生展示这些卡片，以便他们辨认。我学习单词十分出色，所以很快通过1A进入1B（当时每个年级分成两半，分别从9月和2月开始）。我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圣尼古拉大道和第123号街之间的第157小学。由于我们每天回家吃午餐，所以从学校到家庭一天来回走4次。圣尼古拉大道上已有了两匹马拉的有轨车，使我的步行不感到呆板冷清。其他城市来的人常常到纽约游玩，因为纽约是最后一个保留马拉交通工具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有轨电车）。圣尼古拉大道的马拉有轨车实际上是最后保存的古老车辆。最终这种马拉有轨车服务一天只有一次（通常没有乘客），仅仅是“保留马拉车辆特许权”的一种姿态而已。
　　很早我就明白自己被排除在好孩子和优秀学生的行列之外，但是其他方面我没有受到什么重要影响。我身体健康，但是从年龄上看长得矮小，在体育运动方面远远落后于一般人。当时，好学生并非应当擅长体育运动。然而我得充分参加各项运动。我的运动量和别人一样多，只不过都做得不太好。因此我的自尊心不断受到伤害。由于我的动作不协调、不敏捷，我常常处境窘迫。我不是把东西掉下打碎，便是撞到东西上，把它们弄坏，有时候还撞伤自己。此外，我不可救药地心不在焉，不断陷入沉思或想入非非。因此我经常听到别人愤怒的喊声：“难道你没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吗？”或者“为什么你不看看自己在往哪儿走！”
　　对这些诘问是不必回答的。如果我曾努力解释小孩子的头脑里总有许多新奇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妨碍他关注周围的现实世界，那么肯定人们会像年轻的约瑟夫的兄弟对待一位空想家那样对待我，而且也许我也理应得到那样的对待。
　　在家庭女教师休假的日子里，我们三个男孩可以自行其事。有一次我们决定到中央公园内去看小火车头，它牵引着小孩乘坐的车厢往返于第65号街和第五大道之间。（后来铁轨拆除了，原址变成了遛马场。）自然，我们步行了3英里多的路程。花上一两个小时观看机车的喷气以及小火车无数次兜圈子，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心旷神怡。当然我们不能当一回乘客，因为身边没有钱，可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很扫兴。然后我们再要走很长的路回家。当我们到达褐色沙石建造的家，天已漆黑，人也精疲力竭了。我们稍微停留片刻以决定对策，因为我们猜想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严厉的惩罚正在等待我们。利昂是老大——虽然他只有9岁——名义上首先要对这件事承担责任，他自告奋勇第一个走到屋里去，我和维克多胆怯地在他的保护下跟进。事实上全家激动得发狂似地迎接三个回头浪子。不久前家里已经报警，绑架或意外事故等种种可怕的可能吓得母亲和佣人不知所措。
　　我记得利昂和维克多两个被痛打了一顿，而我——年纪最小，并且大人推测是两个哥哥的驯服工具——事实上避免了责打之苦。在家庭长幼级别中地位低下的人倒占了便宜。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派克大道上纽约中央铁路线直到后来才电气化。蒸汽驱动的火车在露天采矿区驶过，穿越每个街区的行人天桥。当我四五岁时，大人常常带我到天桥上去。我眉飞色舞地往下看：火车朝着我们疾驰而来，又从我们脚下疾驰而去。现在不仅大大小小的各种火车头都已从纽约消失，而且所有的高架铁路——这些由粗钢柱和交织的铁杆组成的庞大结构，曾对下面的街道投下了网状的阴影——也已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这些变化以及许多其他更加引人注目和惊人的变化在我的一生中出现了。当我成为年轻的大学生时，我细细品读了朗萨德①的十四行诗中著名诗句：光阴流啊流，不断地流逝，我的夫人；啊，不对，流逝的是我们，而不是时间。
　　我们离开了人间，而时间和世界依然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常常觉得，我曾经了解的世界，以及这个比较单纯的世界所特有的那种悠闲仿佛都已消失——除了还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人生的确短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朗萨德歌颂什么，既消耗时间又使时间永存的还是我。
　　①朗萨德（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多产的诗人。主要作品有《颂歌集》、《给爱兰娜的十四行诗》等。——译者
　　第二章　家庭的不幸和母亲的坚韧不拔
　　我们夏天到英国去的旅行是以后许多年中兴旺和幸福的顶点。我们回美国不久，祖父格劳斯鲍姆在伦敦去世。噩耗是通过电报突然传来的。我记得父亲读到电报，立即嚎啕大哭起来。我更清楚地记得他坐在一张低椅子里，脚斜搁在凳子上，穿着一套旧西装，袖口有意开衩，纽扣也扯掉了。这是我们称之为“默坐”的东正教传统的一部分——悼念已故祖父的一种隆重仪式。
　　50年后，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一些戏剧性细节。我与索尔叔叔在伦敦散步，他在旁德街和摄政街之间的一个拐角上停下来，说：“这里就是祖父活着时我们开店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祖父有一个他所信赖的经理，后来他发现这个经理从店里偷走了大笔金钱。祖父扬言要把他送交警察处理，但是这个经理拔出左轮手枪喊道：“无论怎样我的一生给毁掉了，如果我杀死你，然后被吊死，再糟也不过如此了。你是一个虔诚的、上帝害怕的犹太人。如果你手按在《圣经》上对我庄严发誓，不把我的偷窃行为告诉任何人，我就饶你的命！”祖父发了誓，这个人从此未被枪决。但是大笔金钱损失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双重打击损害了老格劳斯鲍姆的健康，使他在数个月后轻而易举地成为肺炎的牺牲品。
　　我称他“老格劳斯鲍姆”，因为他是一个有11位尚健在的儿子和无数孙子孙女的大家庭之长。他在一张大照片里的形象活在我的记忆里——他正直、爽朗、留灰黑胡子、戴室内小帽，神情严肃，目光中闪烁出一丝宗教的狂热。年轻时，我听到许多关于他对宗教极其虔诚的故事。那些故事特别强调在他住房隔壁有一间学习室，学者和信徒上那里做祷告和研究。很久以后，我的叔叔及其儿子讲给我听的故事却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在祖父家里受到的培育严格得人人感到压抑，而且他绝对禁止他们参加各种娱乐或世俗的活动，甚至严格禁止吹口哨。然而这位蓄须的可尊敬的老人仅仅56岁就过世了。
　　在从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的父亲携带了一架新发明的留声机，他在祖父家底层客厅里向弟弟妹妹们展示，可他放的唱片竟然只有口哨声，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时祖父从楼上书房里冲了出来，喊道：“谁敢在楼下吹口哨？”我的父亲一边笑一边大声回答：“爸爸，不是我们，是唱片。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唱机吧！”在我的叔叔威尔叙述事情的原委后，祖父没说一句话就回书房去了。毕竟他不能和全家的“财神爷”对立。
　　我记得我们在第128号街上那座住房里的一架唱机。那年准是1900年。我对唱机喇叭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比我还大。唱片摆放在蜡盘上，和以后口述录音机所用的蜡盘很相似。每张唱片在开始时总要宣布选曲和艺术家的名字，并且像唱凯歌一般加上一句：“由爱迪生公司录制！”
　　我的父亲喜欢拥有财物，并且对新奇的财物特别感兴趣。他死时留下3块金表。其中有一块是“打簧表”：当你揿一个按钮——假定在半夜里揿——它先会响小时数，然后响刻钟数，再响分钟数。父亲死后，母亲说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仪式上将得到这样的一块金表——到17岁时，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权利，并承担所有的责任。可是这个诺言并未能实现。不久，这些金表连同父亲感到自豪的许多其他财物都卖掉或当掉了，再也没有赎回。其他的财物中有各种各样特制的手杖，一根手杖里掩藏着一把样子实在难看的轻剑，另一把掩藏着一柄雨伞，第三把掩藏着一只又长又细的瓶子和三块镶配的玻璃。据说这个瓶子可以装威士忌或白兰地酒。其实，在父亲遗留的许多个人财物中，我记得只有一件对我有用。那是一件英国式的运动上衣，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它抢救下来，保存了许多年。当我在公共网球场打球时，我把它当作网球装之一穿过几次。显然父亲身材十分颀长，因为这件上衣十分适合18岁的我的身架。但是，我仍旧记得，我的朋友们——远非衣着浮华的纨绔子弟，——对我的外衣评语不佳，所以我很遗憾地不再穿着我唯一的传家宝。
　　当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令人发愁。他的气色不好，听说他患了一种称为“黄疸病”的神秘疾病。我们无数次更动住处，然而这一回又要搬了，搬到一座公寓里去住。这是第120号街和第七大道上的芬克利夫公寓，当时我认为这幢建筑物很有气派。5月1日是当时人们搬家的好日子。那是一个凉爽的春天下午，因为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客厅时，发现父母亲坐在壁炉的一片蓝色火焰前取暖。我得知这是新的靠煤气取暖的装置，它简直使我入了迷。
　　第七大道上，在我家的正南方有一个很大的花店，店后延伸出一座座暖房。那时候我已长大，我的哥哥特别是维克多，可以领着我一起做一些小小的淘气事。在他的点拨下，我准备了一根打结的绳，套在一颗大螺丝钉上，把这颗螺丝钉穿入当时啤酒瓶使用的那种特殊红色橡皮垫圈，用唾沫弄湿橡皮垫圈，把它贴在暖房的窗格玻璃上。垫圈由于吸力紧紧贴在玻璃上。然后我把打结的绳夹在手指间。每放开一个结，螺丝钉往下碰到窗玻璃，发出响亮的咔哒声，整个声音听上去好像机关枪射击。怒气冲冲的店主冲出店铺，大声痛骂，威胁恐吓，但是我们总是设法逃到街区的另一头，把我们捉弄人的新发明紧紧揣在拳头里。
　　我们这帮人还搞过另一个恶作剧。需要的材料是鹅卵石和牛奶瓶。你把鹅卵石掷到低层住户的窗上，发出尖锐的响声，同时把牛奶瓶越过栏杆掷到两幢楼房之间冷僻的过道上，然后发出的声音好像打碎的窗玻璃掉落到地面上。一般来说，这种响声会在我们选来进行试验的家庭中引起很大的骚动。
　　当我们迁入克利夫公寓后，我严格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我进入了坐落在第117号街和圣尼古拉大道上的第10公立学校的初小部。即使在当时，它已是一所老学校，因为第10这个数字比较小，可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它因奖学金和体育运动技巧而享有盛名。我在初小部只呆了一个学期即半年，从9月开始读3A级到第二年2月跳入4A级，正好是语法学校课程开始的时候。初小部有自己的校长，即罗伯茨小姐，在我看来，她是足智多谋、非常受尊敬的人（她也许刚过40岁）。初小部所有班级每周有一次集会，为此许多教室经过巧妙安排，墙壁是滑动的，教室打通后可以变成一个礼堂，前面有一个讲台，罗伯茨小姐高高端坐在台上，有时候旁边还坐着一位贵宾。我清楚地记得讲台后面玻璃窗上刻着的语录，内容是：荣誉和耻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并存的；只要你表现出色，所有荣誉属于你。
　　——亚历山大·蒲柏①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18世纪前期最重要的讽刺诗人。主要作品有《夺发记》、《群愚史诗》、《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等。——译者当集会的仪式令人厌倦地进行时，这些诗句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多少次我对“情况”（condition）这个字的意思煞费猜详！当时我把“情况”与健康、干净和热闹的地方等等相联系。
　　1903年2月1日，虽然9岁还不到，我已自豪地加入丘吉尔小姐管的语法班男孩的行列。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楚楚可人，不仅受到学校里一些男教师的明显关注，而且甚至得到她的班上大男孩的好感，他们似乎乐于连续几小时为她做份外的工作，或帮助她干各种杂活。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另一个天地里，与一个未成年、长得矮小的小伙子的梦想或想法相去甚远。但是我也真的喜爱丘吉尔小姐，因为她既漂亮又温柔。
　　唉！正是在这种愉快的环境中，巨大的不幸向我们家庭袭来。
　　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送到日耳曼医院（即现在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对一个我说不出名称的内脏动了手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胰腺癌）。2月底，家庭女教师把我们三个男孩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带到医院去。她在医院里说，我们可以看望父亲，但只能几分钟，并且要保持安静。从那天起，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进入病房，发现他裹着绷带的景象，但是显然这个细节是我的想像添加的。不管怎样，我肯定，他把软弱无力的手依次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给予我们最后的祝福。我吻了他，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感受到的主要是忧愁和惊恐，而不是孝顺的爱。尔后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家庭女教师把我们带回伊曼纽尔叔叔家去进午餐。路上她说了些宽慰我们的话，我幼稚得信以为真。所以当我的表姐埃塞尔（当时15岁）焦急地问情况将会怎么样时，我勇敢地回答父亲正在复元。她放心了一些，但仍半信半疑地大声问：“那么他不会死了吗？”我说：“当然不会啦。”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保持沉默。然后维克多——我们的“坏”兄长，同时是我们当中最坦率流露感情的一个——找到一本经书，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在脸上流淌，开始结结巴巴地背诵希伯来祷文。
　　我们又返回自己的公寓等候。最后门打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进来。她令人怜悯地哭泣着。一见到我们惊骇的脸，她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孩子啊，你们全成为孤儿了！”
　　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也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是以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一次我的这个儿子躺在棺材里，泪流满面的父母把最后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坟墓上。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内心世界有何影响？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创伤。心理学家使我确信我已失去了获得安全保障和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经历不会不对我的性格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认，在自我反省中我没有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并不怀念从未实际拥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长期缺乏对我们事务的过问以及由此使我们缺乏对他的亲切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他的死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童年时代的特殊性格是重大的灾难不大会压倒我，反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小问题（后来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负。在我看来，利昂、维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现得像理查德·休斯①的经典作品《天真无邪的航程》中那帮孩子一样。当他们的一个领袖由于意外事故去世时，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在别人的谈话和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要颂扬母亲明智的培育，她使我们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完全不依赖母亲的庇护，准备尽早承担社会的责任。逆境是痛苦的，但对人的磨炼是有益的。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可以指望获得巨大的补偿。
　　随着父亲的逝世，我家的物质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这一章是漫长和令人消沉的，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使我们连续好几年在为避免生活进一步下降而斗争。我们的企业还有多种资产，主要是收藏的一些古玩，几千美元寿险，许多个人财物，包括家具和珠宝首饰在内。实际上所有这些财产在以后几年中逐渐耗尽。起初，我们做出了多种努力要把企业经营下去。父亲的大哥伊曼纽尔以及两个小兄弟曾经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竭尽全力的，但结果却是完全徒劳无益。不久他们退出不干了。业务交给我母亲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他是一个工程师，公认的天才。后来他作为最早的“系统管理创造者”即“效率工程师”之一，在事业上卓有建树。可是他既没有吸引人的推销术，也没有我父亲取得成就所依靠的日常谋略。到年底左右，企业亏损很多钱，余下的存货只好卖掉，多少换回一点钱，而经营则完全停止了。
　　后来，母亲在自己的希望或绝望或者在别人劝告的带动下接待付费住客——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说，就是开设了一家供食宿的客栈。结果这项事业也不成功，两年后放弃了。母亲还尝试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一点投机。我记得她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询问“美国钢铁”的价格。她的帐户无疑很小，并且是和当时的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成员一起做的。在那里，交易单位是10股而不是像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是100股。经纪人是我家的老朋友，但是母亲的微小业务是由他极其年轻的儿子经营的。因此我小时候曾经每天打开报纸金融版看“美国钢铁”股票的涨跌。尽管我对金融一窍不通，可我知道涨价时高兴，跌价时难过。不用说，母亲帐户上赚到的利润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一扫而光。此外，因为她开户银行的倒闭，母亲感到很大的不方便。
　　①理查德·休斯（1900-197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牙买加的大风》、儿童读物《蜘蛛的宫殿》、广播剧《危险》等。——译者这倒不是说母亲在银行帐户上存了相当多的钱。但是不管她的资产有多少，她坚持有权用支票付款。这样做很容易，因为银行不要求最低余额，也不收服务费。后来我们住在布朗克斯的日子里，我记得我到银行把一张金额很少的支票换成现金。当我站在出纳台窗口等候时，我听到出纳员用不大低的声音问：“多萝西·格劳斯鲍姆竟要5美元吗？”幸而回答是理直气壮的。但这次经历无疑含有屈辱的意味，因为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想到许多年后，报纸的金融版对我来说不再高深莫测，而且爱空想、顽强和有学问的本尼·格劳斯鲍姆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个有地位的人物。而且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我母亲委托买股票的那家经纪公司后来的命运。让我们把时针拨快20年。经纪人的儿子现在全面掌权，他的父亲，一位老人，只不过挂了名。令人惊叹的是，这家小公司变成交易量可观的大企业，只因为它是1887年就创立的！
　　一间肮脏的鸽笼般的办公室已由一套装潢华丽的办公房所取代，这些办公室里安装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机，精神高度紧张的推销员通过电话滔滔不绝地向成千上万个傻瓜灌输如何轻而易举地赚大钱，这些傻瓜的名字几乎都是从电话簿上随机挑选的。这家公司成了美国最大的“投机商号”之一。顾客委托的买卖实际上没有进行。作为垫头而缴纳的数万美元资金都被挪用——实际上完全被盗用了。
　　为了使诈骗成功，投机商号要靠不可避免的市场崩溃来销帐。本世纪20年代大牛市开始时，这种骗人钱财的商号大批涌现出来——政府当局、刊登他们浮夸广告的报社以及接受他们交易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不可思议地漫不经心（或者做出比这更糟的行为）。因此他们才这样通行无阻。随着股市的继续发展，投机高手发觉自己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最后它们都关门大吉，了断对客户的掠夺。我母亲委托买卖的那家经纪公司的倒闭是最突出的一个。经纪人的儿子是入狱短期监禁的少数掠夺者之一。此后不久，他的父亲断了气——大家都说是悲痛过度的缘故。
　　在令人苦恼的几年里，父亲留给我们的钱全部用完或亏损掉了。母亲的首饰进了当铺，从未赎回。一个幸运的机会使我们摆脱了悲惨的生活，虽然并未摆脱蒙受的羞辱——母亲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些帮助我们度过了3年暂时的苦难。
　　我想，母亲及其三个孩子每月暂时靠75美元左右的收入生活，这对一位夫人来说——几年以前还一直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有厨师、仆人和法国女家庭教师——生活水平已大大降低了。让我尽量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因为她是那么纯洁，无须任何虚饰。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庄重高贵的太太，但事实上十分矮小，不满5英尺高。当她走在大街上，周围跟着三个长大的儿子时，就好像一块微小珍贵的宝玉，托付给强大的卫士照顾保护一样。她的稳重高贵一定来源于她自己当时短小的身材，来源于她总是保持尊严和体面。母亲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但是她楚楚动人，足以到处引来羡慕的回眸。直到76岁突然去世前，她一直保持了面貌的娇美和皮肤的细嫩。
　　母亲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的勇气和人生观。丈夫的过早逝世使她失去了除了孩子以外的其余一切。她并未显示自己对丈夫戈萨克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但戈萨克之后的任何一个男士她都不屑一顾。
　　尽管好几个男士提出同她结婚，而且他们在物质上都有不少可以打动人心的优势，但她都坚定不移地拒绝嫁给她不爱的人。大约在她守寡5年后，一个中年丧妻的男士积极地追求她，此时正是我家经济最拮据的关头。我们在长岛巴勒公园区与莫里斯舅舅一家合住一幢房子，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把我们当穷亲戚看待。那位男士接母亲去吃饭看戏。她自豪地带了一盒昂贵的巧克力回家——这盒巧克力在我们看来如同无数颗珠宝那么耀眼。不久她唤我们到一个议事的房间去，宣布已有人向她求婚，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然后把意见告诉她。当时我们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又得体地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内心里都为将来经济上可以摆脱贫苦而欣喜万分。我们很快作出决定，并向母亲说：“母亲的幸福是我们首先的考虑。如果这次婚姻能减轻您的许多负担，使您得到满足，我们根本不想阻挠。相反，我们欢迎生活中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且努力热爱新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儿子。”
　　我们说完，母亲对着我们微笑。然后她以平静的语气对我们说她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已决定不接受求婚。也许那位男士是挺合适的，但她不爱他，并且觉得永远不会爱他。没有爱情她决不结婚，不论结婚有多少好处。我们无话可说，吻了她一下就十分失望地走了出来。
　　母亲不肯再婚是因为爱情重于财富。然而她的人生观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更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她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舒适。金钱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更有趣的是，金钱是过奢侈豪华生活的关键，是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证明。她对儿子寄托很大的希望，在最苦的日子里，相信全家一定会时来运转。这个信念支持着她。
　　事实上，她比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快要中学毕业了；两个哥哥都已工作，每周最多可挣10美元。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表明，一般工人如果以后每周能挣30美元，他就会十分满意了。母亲问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怎么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每周30美元是相当丰厚的工资，不太容易挣到的，如能拿到这么多的钱，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母亲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带有轻蔑的神气。她说，如果我们的抱负真的像这样平庸，她就大失所望了。
　　母亲相当讲究享乐，喜欢精巧漂亮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工作或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常自豪地说，在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亮了汽油灯，我们两个开始巡查房间。如果我们果真发现了窃贼，我一点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贼，我们就回房去睡觉了。
　　①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5卷。——译者母亲很高兴与儿子住在一起，但她很不喜欢与别人一起住。她觉得与其弟莫里斯一家合住的几年太令人讨厌了。莫里斯舅舅聪明过人，但是脾气坏，专横。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娃舅妈温柔、仁慈、无能，动辄受到他的责备和尖锐的讽刺，却毫无怨言。牌桌上许多次舅舅训斥舅妈打牌打得愚蠢时，我们正好在场。她努力说明自己做得对，但他更加凶狠地抨击她，弄得她失声痛哭。然后母亲会站到伊娃的一边保护她，姐姐和弟弟之间的争论继续不断，语言突然从英语改为波兰语，这样我们小孩就听不懂了。（数年后，萨杜的戏剧《桑吉夫人》中的一场对话使我回想起这一切，在剧中拿破仑和他的姐妹大吵时，突然从法语改用科西嘉意大利语。在莫里斯舅舅身上有许多拿破仑的特征——如身材矮小，明显的大腹便便等。）母亲及其儿子都住在弟弟家里，忍受着他的凌人盛气，但她敢于站到弟媳妇的一边，显示出相当大的勇气。1917年，我结婚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母亲与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鉴于常见的原因，这种安排的结果很不好。一年后，条件有了可能，她才拥有自己的公寓，独自居住，直到26年后去世为止。她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与她的许多老朋友中的一个合住一套房间。在这些朋友中不乏寡妇，可以从中挑选一个作伴。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母亲年事日高，可能遭到意外事故或生病。母亲的身体是“脆弱”的，中年时患过心脏病和胃病。医生嘱咐她严格控制饮食，她几乎完全不予理会，说什么以放弃大多数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来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明显地忽视自己的健康，但她从来没有生过真正严重的疾病。那些年她都独立生活，只有几天由于身体不舒服才需要别人的帮助。
　　母亲的独立性、勇气和很深的牌瘾都是她逝世的部分原因。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西端大道一个朋友的家里玩皮诺克尔牌。半夜过后，她独自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窃贼，抢夺她的手提包。在医院里，她告诉我们，她不肯交出这只包。窃贼狠狠地打她，把包强抢过去，逃之夭夭。她的头骨破裂，第二天就死了。皮夹子里大约只有3美元。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母亲总是担心强盗对她的儿子行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在拦劫中被杀害的新闻时，她要我们许诺，如果遭到拦劫一定不能抵抗，而应立即悉数交出。当然她知道这么办也是她应遵循的唯一明智的方针。然而当她真的面对抢夺她财物的罪犯时，竟拒不顺从——即使身边只有3美元。她是出于本能地进行抵抗，正如一生中她曾抵制过不正义和不公平一样。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母亲的死是不幸的，但是我想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悲剧。她个人害怕的一件事决不是突然死亡，而是病魔缠身或年老无助。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她总算逃过了。我相信，为了她自己，同时归根结蒂是为了亲人，母亲宁可选择暴死，也不愿长年累月遭受痛苦。
　　第三章　在公立学校
　　我的性格是在父亲死后3年中形成的。1903年到1906年我住在西116街244号，在附近的第10公立学校读书。入学时，我是一个天真无邪、十分灵敏的儿童；而毕业时，刚过12岁，我已知道如何使自己坚强地对付命运的捉弄，如何用各种方法赚一点钱，如何集中精力完成该做的工作，尤其是如何主要依靠自己去理解、奋斗和做好其他一切事情。
　　这种转变总的来说对我有益吗？我认为是的，但其他人明显持异议。他们说，在这种转变时期我所经历的压力和贫困扭曲了我的性格，在我和周围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很厚的墙，使我不可能与其他人建立持久和真正亲密的友爱关系。在我阐述以后阶段的生活时，我将探讨这些消极的可能性。现在我只谈谈一个小孩如何适应在他看来基本上是没有同情心的世界的过程。
　　鉴于当时人们对儿童的热爱和关怀程度，人们也许以为我是比较受到忽视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我需要支持时，我是得到帮助的。有时大人不管我，让我靠自己的努力，坚强而茁壮地成长。举例来说，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我到第110号街就是以前的中央公园湖上去溜冰。当然我是徒步来回的。我记得回到家时差不多冻僵了，因为冷得很难受，几乎眼泪也快要掉出来了。母亲帮我脱掉外罩，让我坐到火炉旁，擦热我的双手，恢复手的血液循环，还给我喝热茶。你会说，这一切都很正常，可以证明什么呢？但是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这是我记住的唯一一次母亲或别人对我身体的小小不适表示关怀的情景——也许我生病卧床时除外。在我们家里，要是伤口不严重，母亲会要求我们自己进行治疗，而且事实上不能发一点牢骚。
　　显然，我与哥哥的关系也必定使我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决没有恃强欺弱，事实上他们对我特别喜爱，这种感情持续了60多年，但他们年龄比我大，体格比我魁梧，力气比我强壮，实际经验比我多得多。在十一二岁时，几乎不能期望他们对我流露出大公无私或十分细腻的感情。幸亏我也不记得他们对我有什么特别不公平甚至虐待的事例。（这种对不公平或令人气恼的事情的健忘成为我最突出的性格，并且有时到了使别人甚至使自己愕然的地步。）但是我确实记得受到不友好对待的一般感受。由于心里好生辛酸，有一次我决心揭露他们的种种劣行。我计划在他们生日的时候，把他们刺耳的话和不公平的行为写在清单上，标上“宽恕”字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然而我从未这么做。
　　我们两个家庭，人口众多，合住在一个有9个房间，只有一个盥洗室的公寓里。起初格劳斯鲍姆家和格森海特家各有4口人，后者包括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海伦表姐（她与维克多同年龄）以及比她小7岁的拉尔夫表弟。后来又有一个表妹爱尔西出生了。如同当时几乎所有的女孩一样，她也是在家里生的，所以安排出一个房间给她。能使一个盥洗室够那么多人使用，一定是想方设法经过非常巧妙的安排的。我不记得因为家里生活设施不足而碰到过什么特别的麻烦或不便。
　　以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搞到了需要的东西——当然不仅是食品和衣服，还有溜冰和打棒球的器具，后来还包括网球拍和球。当时这些东西不仅价格肯定比现在便宜，并且不言而喻我们只买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们的棒球通常是5分钱一只的，偶尔才用10分钱一只的高档货。我的网球拍值1美元，是我的生日礼物。我们的网球是从曼哈顿网球俱乐部——当时坐落在第123号街和曼哈顿大道之间——买来的旧货，25分买3个，质量很好，用了很长时间。
　　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里来呢？我想我们一直能得到零用钱——也许每周只有10分——加上生日时得到一些额外的钱。但我们全都努力从找得到或想得出的任何工作中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像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订阅了《星期六晚邮报》，这是当时最受人欢迎的周刊。出版商在每期杂志上登广告，招收男孩到街上销售晚邮报，并游说和征求年度订户。当我刚满9岁时，我就去签名应聘了（或者不如说母亲代我在申请书上签了名）。他们每周给我30本，每本卖5分钱，我被抽取3分钱。出版商第一次给我刊物时，送给我一条漂亮的棉布围裙，裙子上有一个装零钱的口袋。我记得自己站在第116号街和第八大道之间高架铁路出口处，向行人大声喊着：“看《星期六晚邮报》！刚刚出版，5分一份！”我还记得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在街上当报童按定额卖日报的日子，但是不久母亲阻止我去卖报了，说什么“父亲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显然虚荣心使我家把在纽约街上卖《星期六晚邮报》周刊看作是可尊敬的、锻炼性格的事，而把卖日报当作是低人一等、有损性格的事。
　　放学后，我们在街上玩耍。当时我有两三个同年龄真正亲密的朋友，我和他们实际上天天见面。我最知己的老朋友是悉尼·罗戈，他住第111号街，身材比较瘦长（他的父亲和叔叔在布鲁克林区外拥有一家小百货商店）。大多数日子我到他的街坊去，我们不少人玩一种类似打棒球的游戏或穿四轮滑冰鞋玩街头曲棍球。当时事实上还没有汽车，马拉车对我们在街上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打扰。我们常常玩“抓猫”游戏。所谓“猫”实际上是一块削尖的木头，好像一个大衣夹。你用一根木棒打它的鼻子，当它跳到空中时，你再把它打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你的对手要尽量抓住它，否则他必须拾起落地的猫，朝你放大棒的地方掷过来。最后是根据被挪过来的猫与大棒之间的距离计分的。
　　自从我最后一次看到美国小孩玩抓猫游戏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然而今年（1967年）在访问亚速尔群岛的圣马里亚小岛时，我发现一群小孩正在玩同样的游戏，好像时钟倒拨了半个世纪。我要求看看那根大棒，他们好奇地把棒交给我，可我再也打不动猫了。我给了年龄最大的一个孩子20埃斯库多，去买糖果分给大家吃。他们至少都很高兴。
　　有一次，我无意中使母亲受了一次大惊吓。在做游戏时，我发现自己站在街中央，有轨电车从两边开来，把铃摇得震天响。不知是出于虚张声势，还是孤立无援，我挺直身体站在轨道之间的狭窄过道上。有轨电车拼命摇着铃相互对开过去。人们看不到被电车挡住视线的我——这个场面正对着我家的窗户，偏偏母亲恰巧向窗外张望，把她吓得要死。当两辆电车交叉离去后，我向母亲若无其事地招手，但母亲似乎惊吓过度，说不出话来。其实当电车可怕地驶近我时，我自己也是忐忑不安，六神无主。
　　穿过楼梯平台，二楼住着另一家房客弗米利一家。他们有一个与我同年龄的男孩约瑟夫和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孩黑兹尔。我们4个小孩与他们通情达理地友好相处，但不可能真正亲密无间，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表现得不明显，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约束着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大人在客厅里见面时，彼此都彬彬有礼地谈话，虽然住得近在咫尺，但在三年生活中相互从不跨进对方的门槛——除了我们搬走以前一两个月的一次例外。弗米利家邀请我的母亲、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上他们家去喝茶。回来后，莫里斯舅舅说，他们确实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可惜在我家快要离开时两家才相互了解。弗米利家的这一次好客是不是因为隔壁犹太人邻居即将搬走了呢？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拔拳动武就是与年幼时的约瑟夫·弗米利打架。我不记得是如何打起来的，但是我俩正在家门前的街道上，我的哥哥、表弟洛和其他小孩团团围着，怂恿我们进行较量。对峙可能持续了一两分钟，我们用力挥拳出击，但也许一拳也没有打下去。大人来了，打架就停止了，我们两个11岁的孩子松了口气，而观众却觉得大倒胃口。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如何能做到避免打架的呢？令我自豪的是这不是因为我逆来顺受，或被赶出争斗之外，或乞求饶恕。那是由于我生性极其温和，从来不挑起事端。但是为什么别人避免向我挑战呢？事实也许是我一生都很幸运，其次可能的解释是，在我的童年——好打架的时期——我几乎总是与年龄和身材都比我大的孩子在一起，大孩子和小孩子打架是违背年轻人要有骑士风度的原则的。（“为什么你不与和你同样大小的孩子打？”这是在场的人总要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第三个解释是——听起来有点高深莫测——我的某种气质保护我不会碰到别人的敌对行动。几乎人人喜欢我，甚至庇护我，他们觉得我确实不属于那帮淘气的孩子。
　　我有个朋友是我家对马路一个裁缝的儿子，名叫卡夫曼。他常在自己店铺橱窗上贴一两张关于附近戏院最近或将要举办的演出的广告。因此他得到两张免费入场券。好几次，小卡夫曼邀请我与他一起去看星期六的日戏，因此看戏成了我生活中的大事。但是当家里大人知道我和裁缝的儿子交往时，他们有点皱眉头。虽然我的家庭不大买得起贵的东西，可是嫌贫爱富的情绪总是那么强烈。
　　还有一个故弄玄虚、十分富裕的男孩——我的哥哥维克多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公寓来玩。他有一个继父——在我们眼里简直是一头奇怪的动物——而且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硬币。我记得他坐在床上或椅子里，把一大把分币掷向空中，撒落在房内地板上，脸上流露出恩赐的神情，喊着：“抢吧！抢吧！”我们三个男孩伸出双手，跪在他的面前，尽快把这些恼人的硬币拾拢来——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他给我讲孩子怎么出生的；他敞开衬衫，给我们看肚脐以下一大块地方，他说母亲就是打开这块肚皮，让孩子出生的。（按他私下所说，所有孩子都是像尤利乌斯·凯撒一样诞生的。）这个家伙——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很大的冒险。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圣诞节，纽约市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在托尼·帕斯特戏院（就在14号街坦慕尼协会总部的隔壁）为穷苦儿童举办庆祝会，把一棵大圣诞树上的玩具分送给每一个参加者。他说可以为我们三个人弄到入场券。但是母亲会允许我们去参加盛大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吗？当时和以前，所有犹太人惯常都是怀着不满和害怕而不是妒羡的心情看待圣诞节的。可是母亲竟然极其宽容，我们获准去了！关于这次圣诞庆祝会，我清楚地记得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我们在戏台前走过，索取挂在巨大的圣诞树上或放在树下的一件玩具。我拿到了一个“灵活的飞鸟”牌小雪橇——这是我做梦都未想到的意外收获。
　　唉！命中注定我不能长久享受这件极好的礼物。1月份下起第一场大雪时，我带着小雪橇到莫宁赛德公园附近长长的滑雪道去。滑雪道从莫宁赛德高地很高的地方开始向西伸展——大约在113号街——然后突然左拐到110号街，转向下面的莫宁赛德车道，然后再朝左急转弯，到达地面的一个街区。
　　滑了几圈后，身后一辆坐着六个大人的长雪橇撞倒了我。我肯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时，似乎没有任何人关注我，我的小雪橇也无影无踪，虽然我在山坡上爬上爬下无数次拼命地找，可是再也没有看到它。我回到家里时，几乎已泪流满面了。
　　除了圣诞节——当时花钱比现在少——还有三个节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人们欢乐地不断喧闹，频频开枪，为此甚至有人伤亡。黎明时我们被街道上左轮玩具手枪断断续续的射击声惊醒。每个够格的青年都有一把22毫米口径或比较显眼的32毫米口径的小手枪，还有大量空壳子弹供节庆使用（有些傻瓜吹嘘他们发射的全是真子弹）。到了下午，街道上到处是子弹壳，一片杂乱，我们在街道上尽量捡弹壳，口袋里能装多少就捡多少。（捡弹壳做什么？我记得把一只弹壳夹在两个手指的指关节之间，然后适当地对着弹壳吹，可以产生极响的哨声。）年龄太小的孩子不能用左轮手枪，就用盖帽玩具手枪（有的枪帽里藏有很多火药）。他们还有各种爆竹，包括中国制造、称为鞭炮的100响小炮仗串。这些小炮仗捆在一起出售，只要1分钱。通常炮仗串作为一个单位燃放，可以显示一下放炮仗者的勇敢。但是对于必须掰着手指花钱的人来说——即对利昂、维克多和本尼来说——他们会把1英寸长的鞭炮从一串上拆下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燃放。有一种我们喜爱的玩法是用旧报纸制作一个小盒子，把点燃的爆竹塞入盒内，把盒子掷出窗外或者从屋顶上掷出去。那种爆炸声是十分扣人心弦的。
　　此外还有一些海报宣布，在某时某地——通常在125号街上——某家商号主办燃放“世界上最大的爆竹”。我们挤在围成一大圈的人群中，戴着高高头盔的警察把大家与爆竹隔开一段距离，以保安全。我们好奇地盯着有一根细绳似的导火线的大纸筒看，既欣喜若狂，又有点担心地等待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有时发生火灾，就会出现很多马拉的消防车，几个或几十个孩子在后面追逐，但是大多数火灾太小，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观看。大多数家庭购买一些晚上观赏的花炮——“火箭”啦、“罗马蜡烛”啦、“圣凯瑟琳车轮”啦，五花八门——黑夜一来临，他们就从公寓窗户或在街上放烟花。今天，所有的烟花都由领有执照的专业人员施放，并受到政府当局的严格控制。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怀旧，但已不为伟大、光荣的7月4日所发生的大火灾而真正感到遗憾。家破人亡这个代价确实太高。已远远超过了五彩缤纷的礼花怒放和狂欢作乐的意义了。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写这一点的，因为在1928年我当上了美国最大的烟花制造公司的董事和（名义）副总经理。不少年里，我灰心地看到我们的业务迅速受到所谓过一个“安全健康”的独立日这个简洁口号的损害。
　　至于鬼节，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节的真正内容。我们从未听到别人称它为“万圣节”。当时对我们来说，如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小孩来说一样，这一节日与图上画的女妖、巫婆和挖空了瓤、芯子里点上蜡烛的南瓜相关——可是这些东西实际上从未进过我们犹太人的家。在我们的生活中，鬼节的真正意义是许多小孩子傍晚在街上漫游，把他们的上衣反穿，拎着塞满了面粉的长统袜，以此相互攻击或袭击附近的其他人，使受到攻击者的衣服上留下很难擦掉的白色条纹。
　　每年11月有一个“选举夜”（因为纽约市市长两年一任，逢奇数年份选举）。对年轻人来说，选举活动的最重要方面是举行大篝火会。一堆堆篝火是各帮青少年聚集的领域，他们当时给警察带来的麻烦比以后的青少年要少得多。在选举日之前，各帮青少年收集各种木料——主要是从杂货铺收集的空包装箱——然后把它们贮存在地窖里或某个空地的角落，等待大篝火熊熊燃烧之夜的到来。如果秘密的藏木地点给另一帮少年知道了，就会带来一场大破坏。“第110街那帮人偷去了我们的木料”，这是一个最令人心疼的消息。“选举夜”来到了，每隔几个街坊的中央及时地堆起了木头，点上了火，熊熊燃烧很长时间，周围是一大群入了迷的观众。
　　20世纪初纽约街道上的感恩节，是小孩子穿上大人的衣服，在街上讨钱的一天。“感恩节，给点吧？”是向每一个过路人提出的节庆套语式的问题。我们不准参加这种化妆假扮乞丐向路人要求施舍的活动，这与我们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地位不相称，尽管我们一贫如洗。而今这个习俗的时间变了，假扮乞丐乞讨的活动不是在感恩节而是在万圣节出现了。
　　当时和以后的年月里，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做家庭作业。我是一个好学生，为了学到知识而在读书上全身心投入，并且怀有取得突出成绩的勃勃雄心。家庭作业量很大，但是我做得很快，而且利用了各种零星时间。母亲常常夸张地说，她不明白我如何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因为从表面上看我总是在做除了家庭作业以外的事情——通常在读一些并不要求读的书。
　　当我在校第6年的时候，纽约市各学校发生了一件称之为“马克斯韦尔考试”的重大事件。这些学校的总监是一个叫做马克斯韦尔博士的可怕家伙，他宣称他不满意纽约市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他亲自出了一系列英语和数学试卷，要让每个小学生做。各个年级的考题都极难，打分也很严格。我很失望地获悉自己的英语成绩才68分，但成绩第二名的孩子只得了42分，我的分数看起来仍比较突出。然而数学考试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在正面黑板上写着5道题目，看来并不难，我很快做完交卷，走出教室，这时其他人还在考试。后来著名的伯京斯博士——第10公立小学无数毕业生都记得他——把我叫进校长办公室去。
　　他说：“本尼，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答最后两道题呢？”你可能猜得到其中的原委。第6题和第7题竟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未看到，也没听到教师讲。我圆满地回答了前5道题，所以得了70分——这是我校最好的成绩了。伯京斯博士遗憾地摇着头对我说：“要是你把另外两道题也答了，本来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学校出名的。”
　　当我进入第10公立学校7A级“分科制班”时，我的学校生活真正变得津津有味了。不过我体面地升入这个班级的第一天却根本不体面。学期开始后不久，我突然从6B级提升到7A级（每年分成两个不同的级别）。由于这是我第四次跳级，刚刚10岁，校长助理领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到新的班级去。这个班40多个小学生全是男孩，他们看了我一眼，就爆发出哄堂大笑。在这些12岁的男孩中，我没有像他们一样穿着诺福克套装，而仍旧穿着象征小男孩的水手式连衣裤。他们把我看成某种怪物，我也开始极其不喜欢自己的模样。当天下午我在家里大吵大闹，搞得母亲无可奈何地带我到第125号街科克服装店，给我买了第一套诺福克套装。
　　我的堂兄路易斯·格劳斯鲍姆——大家都叫他路易——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而且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他是我大伯伯的第二个儿子，和我的哥哥利昂同龄。我从未碰到过像他那样出类拔萃、多才多艺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方面卓有成就，获得过金额很高的普利策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工程学院得过许多奖。按照我的不高的标准，他还是一个体育运动能手，而当时勤学苦读的人往往体质衰弱。最使大家惊讶的是，他似乎擅长经商。起初，清晨他在自己所住的麦迪逊大道送面包赚点钱。后来他给西第5大道或东派克大道有钱人家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在我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心目中，他似乎什么事都懂——包括对女孩子也十分了解，而女孩子对我来说长时间里仍像是一本没有涉猎过的书。作为我们一帮人的天生领袖，他发现到波罗地体育馆和高地人（后来改名为美国佬）体育馆去销售“棒球通讯牌”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这副牌设计得像精美的风景明信片，并有一长串打开的连环条幅，印着棒球队每个队员的照片，还有棒球比赛日程表和记分卡，使得通讯内容更加完整。每卖掉一副牌，我们可获利2美分。我记得，平均每个工作日，每个人大约可赚20美分。在周末同一棒球队一天举行两场比赛的日子，则可赚1美元。
　　在我的文件堆中，有一本旧的棕色封面笔记本，上面有我在销售棒球通讯牌的一个夏天所写的日记。我不间断地记下每天的销售情况、棒球赛的结果以及我做过的其他事情。有时候我用韵文记述，实际上不过是写写蹩脚的打油诗。我把新的笔记本递给路易看，他神气活现地在第一页上做起文章来，对年轻的堂弟写了一些劝导性的话。第一句话“了解你自己”是用希腊文写的，最后一句评语是用他最初学会的拉丁文写的。我对他的学问钦佩得五体投地，因而庄严地发誓也一定要成为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
　　正是由于在数学上的天才，我第一次赚了一大笔钱。我的一位朋友切斯特·布朗比我高一个年级，身材也比我高几英寸，但是代数学得很差。他的母亲每周付给我50美分，要我教他3节课时代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我怎么能教一门自己还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课程，所以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也许有错。但是当时我确实开始当家庭教师，并且一直比较稳定地担任这样的工作，直到最后我在加弗纳斯岛为里昂纳德·伍德将军和其他军官的儿子进行辅导为止。
　　在当时，一到天黑，除了在街角闯荡或待在家里做功课或看书外，实际上没有其他事可做。我不关心晚上的街头生活；在我看来街上的男孩都是粗俗的、无聊的。因此我有许多时间看书，而我的阅读量是惊人的。每隔两星期，我从图书馆借回四五本书，此外我还读了不少已遭禁止、但仍在传阅、比较无害的图书，其中有著名的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和尼克·卡特①的侦探小说。图书馆提供给我的精神食粮有罗洛丛书，霍雷肖·阿尔杰②、G·A·亨梯和奥列佛·奥普蒂克③的作品，以及诸如狄更斯④、斯蒂文森⑤和查尔斯·里德①这些名家的经典作品。
　　①尼克·卡特（NickCarter）：19世纪末美国一套通俗小说中的侦探名。19世纪80年代约翰·拉萨尔·考里尔首先在其小说中使用。——译者②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1832-1899）：美国作家。终身致力于少年文学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衣衫褴褛的迪克》。——译者③奥列佛·奥普蒂克（OliverOptic）：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威廉·泰勒·亚当斯（WilliamTaylorAdams，1822-1897）的笔名。他共写了1000篇故事，115篇小说，大部分以丛书形式出版。——译者④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列弗尔·退斯特》、《双城记》等。——译者⑤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Stevenson，1850-1894）：英国小说家、诗人。成名作是《金银岛》。其他重要作品有《黑箭》、《化身博士》等。——译者后来我在生活中惊诧地发现阅读对我的影响比对我的朋友的影响要大得多。一般人看书只是为了通过考试或是为了一时消遣，看过之后很快就忘了。虽然在学校里学过、读过的东西我也大多数忘掉了，可是我仍记住不少，特别是内容概要。我一直具有记忆力强的优点，但我对学习的内容也非常感兴趣，从幼年起，我就决心使学习成为我提高文化修养、增长知识和构筑未来生活的途径。
　　我的学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在以后的班级学习时，每当发现一本我已经看过的参考书，总是特别高兴。最近（1957年）我注意到我的儿子巴茨在写一篇评论华盛顿·欧文②的《沉睡的山谷传奇》的报告。许多年前我在学校里也读过这篇小说。我记得这篇小说从弥尔顿③的《失乐园》中引用过一句诗：“早已引发出来的缠绵的甜美”，描写伊查鲍德在唱歌时提高声音后鼻腔里发出的回声。我稍微花了一点功夫，找出了那段在1904年引起我的兴趣，但此后再也没有看过的诗歌。但这是很普通的事；在中学里读《失乐园》时，我就会联想起欧文的小说《沉睡的山谷传奇》中的“缠绵的甜美”这个短句。在后来的岁月里，每一次都会产生联想，以致我禁不住暗自背诵起弥尔顿诗歌中很长的段落。
　　我对文学的记忆能力不断使自己和别人感到惊讶。昨天我到贝弗利希尔斯的一位眼科医生处检查眼睛，他要我读一段字体从大到小的文章。我看了几个字后天真地问：“这段文章选自《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吧？”黑尔医生回答说：“是的。”他似乎非常惊讶，以致——我相信是无意地——把印着那段文章的卡片藏起来。结果我再也没有做完这种测验。他从未碰到过一个能辨认出这段文章出处的病人。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本书我只读过一次，那是60多年前念小学的时候，也许我本当还应补充一句：那本书在我的下意识中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在海阔天空地驰骋的幻想中，我曾把自己想像为尤利西斯、本杰明·富兰克林①和维克多·雨果②的美妙混合。（年纪一大把了，还毫不害羞地自我吹嘘，真有意思！）
　　我童年时代读物中的伟大英雄之一是奥德赛。尽管人们对《伊利亚特》赞不绝口，称其为世界上第一流的诗歌，可是老实说，在罗伯特·格雷夫斯嘲弄性的改写本问世之前，我从未能读完它。虽然有些段落，例如赫克托向安德鲁麦克诀别，早已成为我喜爱的文字，但《奥德赛》从一开始就使我入迷，在以后的岁月中这种魅力也未曾消减。主人公的意志和勇气、苦难和胜利都对我很有吸引力，虽然我从未十分明白其原因。起初我以为这是由于主人公尤利西斯的魅力迷住了我，因为他的性格和命运与我如此地不同。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好久才开始认识到，在我自己的性格中存在着不少奥德赛那样典型的缺点和优点。作为一个年轻人，想到尤利西斯历经飘泊流浪和艰苦考验，最终凯旋归来，与彭诺洛普团圆，并且自此之后两人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心里十分高兴。但是几年之后，丹尼森的伟大诗篇使我认识了真正的尤利西斯，后者在岛上的家及其妻子的床从来只不过是一个临时落脚点。最后一段话萦回在我的脑海中，好似向我的价值观、抱负和期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常常反复背诵：“去努力，去争取，去发现，不要屈服。”再后来，我读了但丁的改写本，领会到奥德赛不畏险阻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牺牲，正如他在《地狱篇》中那些令人难忘的片断所描述过的那样。最后，现在我手头上有一本同样主题的宏伟史诗，那是天才的卡曾扎基斯新近写成的。也许当尤利西斯又一次告别他的妻子以及已婚的儿子时，年龄与我差不多。也许他是永远不老的，如同有时候我感到自己也不会老一样。不管怎样，从他的起伏不停的思潮中，从他的永不平静的心思里，从他的坚强无畏的身躯中，以及从他高高耸起的水手帽下面，我都能感受到始终吸引着我的一种反传统的理想，好像一个吸力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无形的磁极。
　　①查尔斯·里德（CharlesReade，1814-1884）：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教堂和炉边》、《亡羊补牢未晚》、《硬币》等。——译者②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Irving，1783-1859）：美国作家。重要作品有《见闻札记》、《旅人述异》、《哥伦布的生平和航行》、《华盛顿传》等。——译者③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以三首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著称于世。作品反映了他的理想的毁灭和大无畏的精神。——译者①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外交家、科学家。曾发明“平炉”和避雷针。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1776-1785年出使法国，在其努力下，1778年建立了法美同盟。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作为代表与英国秘密谈判。1787年出席制宪会议，对制订联邦宪法起了很大作用。——译者②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1802-1885）：法国作家，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主要作品有小说《93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诗歌《惩罚集》、《历代传说》，戏剧《克伦威尔》、《玛丽·都铎》等。——译者这种经历有点像普鲁斯特①在心里不自觉地记住了他的幼年时代一样。但是对普鲁斯特来说，他记住的场景大都不是理智性的，例如著名的啜茶或弯腰解开靴子上的纽扣，而使我回忆起昔日场面和背景的几乎都是文学词语，特别是诗歌。
　　一个人记忆的独特性无疑反映了他性格的独特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我的独特性就是许多相互矛盾的表现。65年前我记忆到脑子里去的无数文史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可以复述出来，但是我几乎记不住已查阅过百把次的电话号码，几乎时常访问的朋友的公寓地址以及我常会见的人的名字。（尽管有时候在间隔很久之后，我还能正确地说出与我比较陌生的人的姓名和地址，这使他们惊诧不已。）我常采取意大洛·斯韦沃②（《塞诺的意识》一书的作者）的方法，使自己摆脱那种尴尬的处境。如果记不起某一个理应十分熟稔的人时，不妨若有所思地说：“请务必原谅！有三样东西我老是忘记的，一是名字，二是面孔。还有——这第三样东西我又记不得了！”这使得我在社交场合丢三忘四的缺点变成大伙的哄笑，不致搞得自己十分难堪。另一方面，我竟在许多年之后还叫得出从前一位学生的名字，使他大吃一惊。
　　我的记忆力之所以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表现出矛盾的状况，关键在于我把人和事同想法区分得很清楚。我记住学到的东西而不是生活中的琐事。因此从学习、休闲时阅读以及工作和生活中学到的东西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常常是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社交、体育运动、旅行）发生的事或见到的人看来几乎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如果我以某种方式把一位学生与课题或他对课题的突出表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会记住他的名字。但我也许不会因为其他方面同他的交往而记住他，即使他是特别地和蔼可亲或令人讨厌。
　　①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以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为素材，创作了著名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译者②斯韦沃（Italo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译者在纽约的大都市美术馆，我记得看到过一个用石膏做的罗马凯旋门复制品。这件复制品下面的标牌上写着“塞普蒂默斯·塞维鲁斯门”。当我第一次读到铭刻在标牌上的文字时，真的惊呆了。他们竟然拼错了一位古罗马大帝的名字！①他们对这位大帝也太不重视，以至于不去纠正在学术中心发生的这样显眼的错误！但是我在感情上的反应无疑比这小小的大错误更加令人奇怪。人们也许会套用哈姆雷特的短句问：“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对于他或者他对于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有什么重要呢？”坦率地说，事实上塞维鲁斯从某方面来讲已是我的“朋友”，而某些活着的人没有能成为我的朋友，更确切地说，我没有能与那些活着的人交朋友。当我15岁时，塞普蒂米厄斯已经通过爱德华·吉本①的巨著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特别关注塞普蒂米厄斯与国内和国外敌人进行的斗争，我对他坚持执掌辉煌的罗马帝国权力表示赞颂，我知道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强烈地希望它尽可能推迟到来。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曾跋山涉水来到我原来的祖国英国，修复了哈德良长城②；因此他在我的易受影响的思想中就和那位更加伟大、更加复杂的皇帝哈德良联系起来了，后者是我阅读吉本著作时所敬佩的人物，许多年后通过阅读玛格丽特·尤尔塞纳的杰作《哈德良回忆录》后才对他有了完全的理解，并且几乎与他心神相交。
　　①正确的拼写应为塞普蒂米厄斯·塞维鲁斯（SeptimiusSeverus），他是古罗马皇帝（193-211在位），塞维鲁斯王朝的开创者，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连年出征。——译者①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作家。他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涉及1300余年罗马史，文笔优美，重原始资料，富批判精神，是启蒙时期史学代表作。——译者②哈德良长城：罗马人奉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之命，为阻止凯尔特人南下，巩固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统治，于120-123年在英格兰北部建造长城，全长约120公里，沿途筑16座城堡，目前该长城遗址已成为旅游名胜。——译者③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Adolphus，1594-1632）：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年即位后着手行政、司法改革，一改查理九世时期的专制局面。又积极发展采矿业，实行征兵制，逐步使瑞典跨入强国行列。后来多次对外征战，1630年起卷入30年战争，曾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最后在一次战斗中殒命。——译者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Oxenstierna，1583-1654）：1612年出任瑞典首席政务大臣。30年战争期间执掌内政外交，并为古斯塔夫二世的军队提供后勤。古斯塔夫二世死后，成为克里斯蒂娜女王摄政院主要成员，亲自起草宪法，同时统辖德意志事务。——译者⑤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是12卷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译者所以我生活中的真正朋友和知己是哈德良、塞维鲁斯和其他无数个历史人物——甚至包括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③和乌克森谢纳④在内——加上那些工作和人品对我这个成长中的青年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家。在这些作家中，维吉尔⑤对我的影响比荷马①大，弥尔顿对我的影响比莎士比亚大，莱辛②①荷马（Homer，约公元前9至8世纪）：古希腊诗人，行吟盲歌者。他的名著《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组成，描述了早期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战争故事。——译者②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Lessing，1728—1781）：德国启蒙思想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重要作品有《汉堡剧评》、《爱米丽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为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奠定了基础。——译者③歌德（Goethe，1749-1832）：德国作家，世界文学巨匠之一。著名代表作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译者对我的影响比歌德③大。对我来说，这些作家的作品比当时周围的人重要得多，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深刻得多。
　　我在公立小学读书的经历划上了成功的句号。我获得了最高平均分，仅以微小差距胜过我最亲密的朋友西德尼·罗戈，从而使我获得了毕业典礼告别词作者的称号，并成为校刊《清醒》的编辑，但是除了写过一首较长的诗以外，我不记得为校刊做过其他什么事。当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时，心中充满了自豪，当我敬爱的教师贝恩先生在绿色封面的签名留念簿上，用他那有力的大手写下祝词时更觉得豪情满怀：“向诗人、主席和毕业演讲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斯蒂芬·F·贝恩。”
　　但我在第10公立小学的日子也是在懊悔自责中结束的。校方鼓励毕业班购买纯金制作的校徽，每枚5美元。这个价格超过了我有权要求家里给予的数目，但是在同伴领我去哄骗母亲给我这笔钱之前，我不愿意承认我家的贫穷。校徽买来不到一个月，我就把它遗失了。除了毕生懊悔自己缺乏诚实的性格外，买校徽这件事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来。我安慰自己，心里想：母亲一定会同情我的弱点和虚荣心，因为她本人多年来一直是这种虚荣心的牺牲品。当时几乎每一个家庭想显得比实际富裕些；对我们来说，不要让别人看出我们实际上贫困尤其重要。母亲尽量不经常怀着太多的愦憾谈起业已消失的昔日的辉煌。但仍有许多事使她想起往事，难以释怀。毫无疑问，她的主要懊恼来自于我们的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对我们忠心耿耿，毫无嫌贬之意。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我家的经济状况差距显著，母亲无法视而不见。更明显的是，他们到我家来访问和我们到他们家去访问经常给母亲造成压力，她必须尽量掩盖我家的贫困，想出种种办法显示我们在破落中仍保持着体面，以及始终使生活水平比收入允许的范围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
　　我们几个男孩子就在这种令人气馁的环境下成长，这种环境至少对我们每个人都留下强烈的有害身心的印象。我认为，我的天性一直是远离物质而走近智力甚至精神的生活。但是童年时代的困难处境对我的影响与对我哥哥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对金钱越来越敏感和崇拜了。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经过数十年人生的浮沉之后，我才掌握最满意、最重要的物质利益的真谛：最了不起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过上美好的生活。
　　第四章　中学时代：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
　　从第10公立小学毕业后，我被推荐进入纽约市立大学中学分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去读书。在其他中学要读4年，而该校只有3年课程，但要求学生在这一较短时期里学完4年甚至更多一点的内容。它的录取和保持在学的标准比较高。然而，在我看来，该校一年级很庞大，大约400个学生，分成20个班。由于全体学生是严格按姓名字母顺序编班的，所以结果是很奇特古怪的。据说有个班全部是姓科恩和康恩的学生组成的。实际情况究竟是否如此很难说，但我知道在我的班里所有学生的姓都是以G为首字母的。开学第一天，我有幸见到一个和我同年龄的男生，名叫弗雷德里克·F·格林曼，从此之后成为我毕生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的这个姓“格”（G）的班上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莫里·戈特沙尔克，他命中注定以后要当这个规模很大的大学的校长，可是当他入学时却是外貌平平，神色忧郁。
　　我忘记了大多数在汤赛德·哈里斯·霍尔教过我的老师，而我记得的一些老师又没有什么值得记叙的，但是有两位在我的记忆中很突出：一位叫爱德华多·桑佐瓦尼的可怕的人，能讲拉丁语，真正教我学会这种复杂语言的就是他。我仍记得他惯常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加登，第二个变格的特征性元音是什么？”加登作了回答。接着桑佐瓦尼教授问：“加登先生，地球是圆的吗？是圆的？那么你的成绩也是圆的——零分。”他没有虚伪的谦逊，而总是自豪地告诉班上学生，他曾用拉丁文与梵蒂冈教皇谈话。
　　另一位是几何学教师，外表极其文静平凡，在气质上与热情奔放的桑佐瓦尼截然不同。他的名字叫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后来在哲学编年史上却声誉显赫。教几何显然不是他的长处。汤赛德·哈里斯·霍尔中学的课程表很特殊，强调学生下苦功，所以这门课要求我们在一学年内学完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全部12本书。科恩先生没有很好地安排应分配给我们的课外作业，因此到6月初，我们远未能完成任务。于是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个使全班大吃一惊的决定：“各位，明天起，我们将学第十册书。”他的通常教法是把一大群学生叫到黑板前，指定每一个人做一道不相同的题目。上面提到的加登又高又胖，天性快活，善于结交，但是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我或戈特沙尔克迅速做完我们的习题后，时常与加登交换位置，帮他完成黑板上的作业。科恩先生正潜心阅读着詹姆斯或罗伊斯的著作，竟然没有发觉这种情况。
　　大约7年后，我在不同的环境中遇见科恩教授。我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相当妄自尊大的高年级学生，对哲学和法语兴趣很浓。巴黎大学的雷蒙·布特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做讲座，题目为“亨利·伯格森是实用主义者吗？”布特鲁在演讲开始时说：“先生们、女士们，伯格森当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演讲结束时同样斩钉截铁地宣称：“因此，伯格森根本不是实用主义者。”
　　我茫然地走出讲演厅，认出了我以前的几何教师的卷曲短发和不吸引人的相貌。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打招呼，而我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与纽约市立大学有关的人所采取的有点屈尊俯就的口吻对他说：“你好，科恩先生，你对哲学也感兴趣吗？”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先生自我贬低地微笑着说“有一点”，就径自走了。与我在一起的一位学生惊讶地瞪着我，大嚷道：“大笨蛋！难道你不知道莫里斯·科恩是公认的威廉·詹姆斯①的接班人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的愚昧无知使我得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永远不要傲慢地对待别人。
　　当我读中学时，母亲决定从莫里斯舅舅家搬出来，开始经营一个供食宿的客栈。她在哈勒姆区第128号街租了一幢褐色沙石的房屋，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给这幢房屋配齐家具的。母亲的经营能力平平，以后我们发现这幢房屋面向马车行的马厩时悔之已晚。随着夏天的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客栈环境的缺点不仅使我们自己，而且使房客都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是一个刚满12岁就雄心勃勃的孩子，所以感到必须寻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撒克斯顿牛乳店，贴了一张“招聘男童”的广告，吸引了我。当我去申请工作时，撒克斯顿牛乳店的经理怀疑地看着我说：“你不够强壮，做不了这份工作。”我向他保证我行，而且干活卖力可靠。法律允许在夏天雇佣任何年龄的工人，薪水不限，于是我得到了雇佣，每周2美元薪水。起初工作很顺手。我推着装商品的小车到附近各个公寓住户去，然后把商品搬到地下室，找到通知顾客的铜铃和通话管，进行联系。接着我必须做的是把装上商品的升降机拉上去，然后把它拉下来，取走钱，一般还要装上零钱再次把升降机拉上去。这项工作不很忙，虽然每个客户似乎都住在六楼那么高，使我费劲。但是后来送货车交给了别人，我不得不手提装着商品的篮子。我发觉提篮子累得我精疲力竭，特别是在8月初灼热的阳光下工作。有一次我放下沉重的篮子擦汗，让酸痛的手臂休息一会。隔壁有两个男孩正在玩类似打棒球的游戏。当我拿起篮子，艰难地走开时，其中的一个在我背后大喊：“干活去，你这头牛！”我气得快要掉眼泪。不久后，维克多——一个非常健壮的小伙子——接替了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情况比我要好得多。
　　在夏季结束时，我们放弃了第128号街上那幢“芬芳”的房屋，把我们的客栈搬到第114号街附近曼哈顿大道350号一幢类似的褐色沙石房屋。在那里罗曼史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我把漂亮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母亲那样，另一类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居民。这种有害的态度是我的教育环境造成的。除了在幼儿园的两周以失败告终的生活外，我再也没有在男女生同校的课堂上呆过。某种不友善的力量实际上剥夺了我与同年龄女孩正常接触的权利。唯一的例外是，我仅与表妹海伦有交往，可是她对我的思想或感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令我迷恋的是一位楚楚动人、才华横溢和活泼愉快的姑娘，我敬慕她，她也非常喜爱我。可惜，她是风华正茂的18岁，而我仍是青春期前的12岁。康斯坦斯·弗莱希跟着妈妈到我们这里来借房子住，以便靠近伯纳德学院。没有谁对一个怕羞的孩子像康斯坦斯对我那样和蔼可亲。她主动教我法语，尽管我有其他许多功课，可是这门课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久以后我的藏书中有了普罗斯帕·梅里美①的小说《高龙巴》的教材版，这本书有词汇、注解以及扉页上康斯坦斯用她那美丽的手写出来的下列题词：“我爱小不点。”
　　①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及《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等。——译者①普罗斯帕·梅里美（ProsperMerrimée，1803-1870）：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知识渊博，并通多种语言。艺术风格热情粗犷，主要作品有小说《高龙巴》、《嘉尔曼》，历史剧《雅克备》，历史著作《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等。——译者我们还一起朗读法语诗。有一首维克多·雨果写的诗，题为《坟墓和玫瑰》，她说这是她喜欢的诗，叫我背熟。我不仅非常积极地背诵了——所以至今还记得——而且把它译成英语。这标志着我的精神生活大转折的开始。像许多浪漫而又富有思想的男人一样，我写过相当多关于我自己的诗，但自我评判的感觉告诉我这些诗缺乏天才的火花。而翻译别人的杰作则可使我借助他们的灵感。翻译需要花功夫，加上一点技巧，我想我能做到这一些。在把无数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译成英文——加上把A·A·豪斯曼①的一首诗从英文译成法文——的过程中，我个人获得很大的满足。
　　这里我禁不住要把自己翻译的一首雨果的小诗抄录在下面：坟墓和玫瑰坟墓对玫瑰说：“用黎明惠赐的露珠，可爱的花儿啊，你能搞出什么名堂？”
　　玫魂对坟墓说：“上苍把死亡送到了你的内房你可帮过逝世者什么忙？”
　　玫瑰回答说：“逝世者的家啊，我用微风流出的泪珠，制造出醉人的芬芳。”
　　坟墓回答说：“多愁的花儿啊，我要把了解我的力量的每一个灵魂，超度到天上。”
　　现在我快13岁了，所以大人及时训练我如何参加犹太人儿童成年仪式。关于这件事，我只能说，由于我顽固拒绝按惯例发表感谢父母的演讲，并且庄严宣誓遵守犹太教戒律和礼仪，使得教堂长十分失望。我在犹太教堂安息日晨祷上听过无数次这种演讲，对其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易动情感以及明显的虚伪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我迅速地抛弃了信仰。我发觉以前毫无疑问地接受的过分繁琐和古老的宗教仪式与理性和舒适格格不入。宗教信仰的训迪教化对一个敏感的人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和魅力被一大堆反复不断的隐语弄得透不过气来。主日学校和教堂成了讨厌的地方。但是在一段短时期里，在我少年仍受影响的初期，我曾被犹太教的伦理观念所激动。星期五晚上我动情地倾听年轻的唱诗班的吟诵，如果犹太教教士的传道劝诫没有把感情表达出来，我的内心甚至会作出渴望的反应。但是这种兴趣为时不长。随着年月的推移，我越来越不遵循曾牢牢恪守的犹太教礼仪和惯例，最后它们完全在我思想中消失了。
　　但正如我的许多其他熟人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对宗教的全部兴趣。相反，总的来说，长期以来宗教是我主要探索和思考的目标。各种宗教教义、信仰和经验向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人对宗教的切实需要和①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含糊性之间的对照是鲜明的。很难否定宇宙中神的存在；但同样难以接受据说是神向人暗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教义。甚至一神教——犹太教赐给世界的——也使多疑的人半信半疑。供奉一个神这种主意从简单明了这一点上说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是否和冥冥世界的实际符合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大学时代，我读了威廉·詹姆斯的《多元的宇宙》（1909年），对作者明晰的推测印象很深，因为它们和我心中一直在酝酿的想法很合拍。
　　①AA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计罗普郡一少年》、《最后的诗》，曾任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耗费30多年的精力校勘马尼利乌斯的拉丁文诗集。——译者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好奇多问的公民，我从基督教教义和历史中发现了许多吸引人的地方。耶稣在我生活中的很早时候就以相当幽默的方式变成我的英雄。我在犹太儿童成年仪式上收到的大多数礼物是图书。其中有一本是年轻的犹太教教士送的，他是我家的一个相当亲密的朋友，那本书的名字叫《大卫家的王子》。几个月后我读这本书时，惊讶地发现它由一系列描述耶稣的生平和殉难的书信体故事构成。我没有因为犹太教士的礼物而皈依基督教，但是那本书向我介绍了一个从未停止吸引我的人物。
　　自然，我纳闷何以犹太教士送给我那么奇特的礼物。几年后我遇见他——他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鲁道夫·科菲博士。他告诉了我无意间造成这次巨大的难堪和内疚的原因。他曾请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为我挑选一本合适的书。那位太太匆匆到书店去选购，看到那本薄薄的书，没有费心读一读，就推断是一本关于犹太英雄的著作。她把那本书名讲给科菲博士听，当时科菲也未觉得有何不妥。幸好后来他知道了那本书的内容，但纠正这个大错误为时已晚，作出解释也太尴尬了。
　　在《卢森堡之夜》中，雷米·德古尔蒙谈到犹太人时评论道：“一个民族的奇异命运——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带给世界的一个神。”历史上的许多结果与预期相反的事情没有一件与这两大宗教的关系相同：不引人注目的东方世界竟然把它的宗教思想强加给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在渊源和性格上与他们如此不同的民族上。而且，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伟大创造基督教，而是因为他们不顾基督教，而存续了许多世纪。
　　当人们阅读《新约》时，人们对它的道德伦理和神学之间的对比感到惊讶。基督的道德教义比《旧约》前进了一大步——倒不是思想的新颖，而是在于想象力丰富的表达。但是在他预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在他对邪恶和天堂的物质方面表示关注时，基督似乎思考了一种天真的，甚至迷信的环境，在智力上比犹太教预言中精确的概念稍逊一筹。对于非宗教信徒来说，在基督死后详细阐述的基督教教义事实上突出地说明信仰超过了理智。
　　想到西方世界一部分人在一生中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而有的人从容自在地放弃宗教信仰甚至放弃对宗教的兴趣，这与宗教曾对许多人的思想所施加的强有力控制相比较，也是令人惊讶的。我常常对年轻人说：“你必须对上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有权不相信他。”然而宗教与这些人的关系好像地球磁场同宇航员的关系一样。已经与家庭传统的宗教教义一刀两断的人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种完全忽视宗教的生活方式。想到我们地球上几百万相信上帝、天堂和地狱存在的人和其他几百万从来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共同生活，一起相处，这未免也令人觉得稀奇。
　　在一生深入思考了宗教这个大问题后，我未能得出应当接受宗教信仰的结论。但是我对维持宗教信仰，并以宗教信仰作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正确行动的指南，应付逆境的坚强后盾以及寄托救苦救难、生命永恒的希望的人一直非常尊敬和羡慕。如果拥有信仰是如此美好，如果任何人都可自由信奉，我何不乐意接受呢？但是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信仰使他快乐就去信教的。帕斯卡①的著名保证也许说服了许多擅长数学的读者相信基督教，以此避免不信教者要下地狱这种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但是纵然帕斯卡本人也一定认识到自己的证明过了头，所以他的论证无助于人们在几十种教义相互冲突的宗教中选出最好的一种。我满足于直到临终仍旧在寻求难以捉摸的真理，仍旧在探讨尚未得到解答的老问题，仍旧一直在温和地批评上帝不肯向那些只要找到上帝便愿为他全力效劳的人显灵。
　　下面让我简要、坦率地表明对犹太教的态度。我禁不住想，总的来说，犹太人生下来就该是犹太教徒，或许是一种不幸；如果允许他们生下来就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天命也许会好一些。然而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同样坦率地说，我生下来就成为犹太教徒只带给我很少的不便，而犹太教赋予我的一些个性和才智已抵消了这些不便。在我幼年时，即使在美国，犹太人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明显，我个人经历的问题都涉及具体的事件（大多数不太重要），或发生在围绕我们与基督徒的关系而出现的不和与忧虑的氛围中。不过，我终于在一生中看到了这些问题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已云消雾散。最近为8个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犹太儿童举办主日学校时，我惊讶地发现谁都未曾听说过“反犹太主义”这个词。他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当我像他们那样的年龄时，反犹太主义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我们与外界打交道的计划；它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和幽默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成年后，我在这个地区的生活是非常幸运的。经商和学术活动使我与无数基督徒发生密切的联系，我极少由于宗教信仰而遭到拒绝或难堪。当然，在和基督徒交往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这与我注意保护自己，避免进行我怀疑可能受到冷遇的社交或谈吐，不无很大的关系。
　　这里我应当坦白地说，我对自己出身的犹太民族缺乏忠诚感。忠诚本身从感情上说无疑是一种美德，但是从思想上说又是一种很大的缺点。忠诚好像盾牌，表面闪闪发光，而背面则可能铭刻着偏见、不容异说和盲信。我相信我会毫无保留地忠于理想、忠于伟大的事业、忠于我们钦佩的事和人。我也会出于责任感，按照传统的，并且无疑是正确的标准，为我应当效劳的人民和机构忠心耿耿地工作。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恰巧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就热切地为他们献身。也许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一个由于我一生中注重思想而不是感情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缺陷。
　　许多犹太教徒似乎看不起犹太人——至少看不起那些出生在世界上较贫困地区的犹太人。我并没有看不起犹太人。我认为，几百年受侮辱和受压迫使得犹太人的性格既有低劣的一面，也有高尚的一面，既有粗俗的一面，也有文雅的一面。然而我相信，在有利的条件下，犹太人会抛弃苦难所迫使他们采取的偏狭和狡诈，而代之以才智和思想的敏捷——这是他们了不起的优点。
　　母亲担任客栈主的工作以营业亏损惨重而告终。在我们的房屋，实际上在我们的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之前，赤字已经出现。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产被公开拍卖时简直无地自容的羞惭心情以及大众对拍卖的兴奋激动的奇特场面。在拍卖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男孩都分到一项小小的工作去做。由于我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是全家的计算能手，我的任务就是计算变卖每个房间里的家具所获得的收入。当一件又一件物品按荒唐透顶的低廉价格拍卖掉时，母亲显得多么的难受！但是我家的立式钢琴找到了两位决心要买的投标者，最后以150美元的可观价格卖给了其中的一位。这是当天我看到可怜的母亲唯一露出笑容的时刻。
　　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我们除了回去与莫里斯舅舅合住在巴勒·派克的那幢木板房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人们认为这个地方离购物中心相当远，特别是离曼哈顿地区阿姆斯特丹高地的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很远。如果从我的新住处到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去，我先得乘电车，然后乘高架铁路，穿过布鲁克林桥，最后乘新建的地铁到第137号街和百老汇。每次乘车要花去1个半小时。然而主要困难在于要花费来回车费，每次5美分，每周累计达1美元。但我在火车上度过的漫长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乘车时我做完了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我记得在火车慢慢地驰过布鲁克林桥时，我在学习一年级的希腊文，并且不时地抬起头来瞧瞧偏北方向，当时正在建造中的曼哈顿大桥的红色大梁。
　　我愿意做13岁的小孩可以做的工作，赚一点钱。我照料过烧煤的大炉，除了把沉重的几大桶煤从地下室的楼梯拖上来，然后倾倒在马路的凹坑中这件事使我累得够呛外，其余倒不大难。我还当过一位名叫巴伦德斯的男孩的家庭数学教师，他住在马路的拐角上，离我们相隔几户人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劳工鼓动家约瑟夫·巴伦德斯。我们两家很快成为至交，我多次听到巴伦德斯和莫里斯舅舅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的热烈讨论。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为舅舅打字——打印他写给各种客户的报告。这些报告洋洋洒洒许多页，我都用奥列佛打字机打出复本。这架打字机只有3排键盘，但每个键上有3个字母而不是2个。（很久以后我才忘记好不容易学会的有效操作奥列佛的技巧。不知道这种技巧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吗？）
　　用过生日时得到的钱，加上一部分打工收入，我能买得起一辆旧自行车。获得自行车是我一生中的大喜日子。我推着自行车到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在我们所住的地区不难找到这样的马路——经过半个小时的摔跤和摇摇晃晃的骑行，我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夏季来临时，自行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几乎每天我都骑车带着邻居兼好友克劳德·加斯纳到弗莱特布什的公立小学体育俱乐部运动场，兴致勃勃地打网球，我的球艺得到了可喜的长进。
　　我在巴勒·派克度过的夏天里，认真刻苦地学习法语，打下了与康斯坦斯一起学习的薄弱基础。至今还保存在格劳斯鲍姆图书馆里的唯一一本法语书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的《自然科学》。像其他书一样，这本书是父亲在摩西·蒙特菲奥尔爵士藏书出售会上买来的，曾经装饰得很漂亮，现在已经破损了。我们的这本是1800年左右印刷的，小开本6卷。书页是黄色的，字体很古老，而且不是很清楚，法语本身也相当陈旧，例如词尾ait写成oit.圣皮埃尔是典型的18世纪法国作家，他集博物学家、科学家和浪漫主义作家于一身。他写了关于动植物和各种科学理论的文章，题材广泛，其中有一篇竟是关于南北极冰块融化所造成的潮汐！他还作出了各种哲学推测。
　　我在《希思法语词典》中查阅我所不认得或不清楚其含义的词，然后把它连同英语对应词一起抄在一张纸上。我把这些生词表上的英语释义和法语释义轮流遮盖起来，尽量用两种语言给出确切的翻译。到夏季结束时，我额外掌握了几千个显然相当专门的词汇。由于这许多词都与外国的动植物有关，所以很快因为不用而忘掉了，但不少单词还在记忆中。后来我在会话中有时使用非常专门或古老的法语词汇，使得我的法语教授大吃一惊。可惜，许多给我印象很深的法语词汇我都发错了音，因为我是通过阅读掌握这些词的，我对这些法语词如何发音的想法常常如同圣皮埃尔的科学理论一样错误。
　　当莫里斯舅舅的事业搞得更加红火后，他迁居到华盛顿高地的一幢相当漂亮的公寓里，我们则搬到布鲁克林区边缘巴思皮奇的一个小地方去住。母亲很高兴又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们也都心情舒畅地忍受朴素的套间的许多不便。
　　然而，由于我家离曼哈顿更加远了，事实上我就不可能继续在汤塞德·哈里斯·霍尔上学。十分无奈，我决定转学到布鲁克林男中去，那里实行四年制，不像汤森·霍尔的三年制。我曾出于小孩的虚荣心，决心要惊人地在15岁进大学，但这次转学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这个缺乏根据的抱负。
　　那年，布鲁克林男中来了一位新校长——沙利文博士，他后来成为纽约州的历史学家（他在曼哈顿商业中学教过我的哥哥利昂历史课）。我拿着汤森·霍尔中学的转学卡走进他的办公室，起初受到冷冰冰的接待。当他看了我的成绩单后，他那圆圆的脸庞马上变得笑容可掬。他说：“这样的转学卡我很愿意看到。”“几乎所有从汤森·霍尔中学转到我这里来的学生都是因为成绩不及格而开除出来的。尽管他们进校后会降低全校的平均成绩，但我不得不接收他们。”的确，布鲁克林男中在美国一直因教学出色而享有很高声誉，我真的庆幸能进这个中学求学。
　　我在布鲁克林男中读了两年，获益匪浅。虽然因为进度安排上的困难，我未能继续学习希腊语，但我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学习拉丁语。尽管我钦佩西塞罗①的雄辩，可是我始终看不惯他的自高自大和自我吹嘘。经典作家中我真正喜欢的是维吉尔。从他身上我找到了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局限的才华。有人说他模仿荷马的史诗，他的作品缺乏荷马所具有的那种直截了当和简洁有力，姑且承认这么说有道理，但是他毕竟弥补了荷马的不足，我充分领会到这一点——我体会到他的叙述与荷马有细微差别，无论诗的意义还是诗的音韵，维吉尔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维吉尔的作品并不天真朴素，但也不深奥莫测和故弄玄虚，更没有一点隐晦。我认为他和勃拉姆斯②在音乐上的造就一样。写了千首交响曲的作曲家当然在范围和力度上比不过写了9首交响曲的作曲家，但是勃拉姆斯不知怎么却比贝多芬③对我的影响大。
　　古典语言对我的内心生活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然而我不赞成硬性规定①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演说家。他的著名长诗《我的执政》和《我的时代》含有自我吹嘘成分，在古代即受批评。他遗下书信900多封，在信中有时抬高自己，对事情叙述得不够客观。在他传下的58篇演说辞中，最著名的是《为米洛辩护》，因此成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名垂史册。——译者②勃拉姆斯（Brahms，1833—1897）：德国钢琴家、作曲家。重要的作品有合唱《德意志安魂曲》，管弦乐《小夜曲》、《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表现出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也保留了古典音乐的传统。——译者③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其作品集古典音乐之大成，开浪漫主义音乐之先声。重要作品有《升E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第3（英雄）交响曲》，《第6（田园）交响曲》，《第5（命运）交响曲》，《第9（合唱）交响曲》等。——译者学习拉丁文——其次是希腊文——甚至也不赞成强调选修这些课程。这两种语言都需要耗费大量心血，花许多小时苦练之后才会达到自得其乐的境界。苦练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我看到，不幸的是，我的许多同学，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到头来徒劳无功。过了几年他们忘掉了所有的概念和几乎所有的词。学习任何语言——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应为了证明功夫花下去值得而达到某种永久掌握的程度。如果学生在达到这个程度之前停止学习，实际上他学过的全部内容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遗忘，有时候遗忘之快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坚持学习，越过障碍，到达彼岸的话，他就永远掌握了这种语言，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扩充和加深。
　　①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演说家。他的著名长诗《我的执政》和《我的时代》含有自我吹嘘成分，在古代即受批评。他遗下书信900多封，在信中有时抬高自己，对事情叙述得不够客观。在他传下的58篇演说辞中，最著名的是《为米洛辩护》，因此成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名垂史册。——译者②勃拉姆斯（Brahms，1833-1897）：德国钢琴家、作曲家。重要的作品有合唱《德意志安魂曲》，管弦乐《小夜曲》、《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表现出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也保留了古典音乐的传统。——译者③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其作品集古典音乐之大成，开浪漫主义音乐之先声。重要作品有《升E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第3（英雄）交响曲》，《第6（田园）交响曲》，《第5（命运）交响曲》，《第9（合唱）交响曲》等。——译者为了“智力训练”而学习外语，却不关心语言所表达的文学和文化，这种主张对我没有吸引力。在真正强化的英语学习中，你可以从学习速读技巧，从理解阅读的内容，从为以后使用而记住资料要点和某些突出的细节，以及从清楚简洁、符合语法地表达自己或别人的想法中，得到大量的“智力训练”。如果我要写自己的简历，头8年的课程将只写两门课：英语和科学，当然后者包括数学在内。但是在以后学习的英语课程中，我要加上历史、地理和礼仪，并且不会把这些课和文学截然分开。
　　尽管我一直是个拼写能手，但理智告诉我，学习英语拼写几乎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掌握拼写之所以必要，仅仅是因为传统上历来如此。我很高兴让大家爱怎么拼写就怎么拼写（如同莎士比亚时代大人物所做的那样），只要他的信息可靠，并得到了充分表达！但是我觉得自己总是空想家。大家都要求改进目前的教育制度。这里不是详细发表我的见解的地方。但是我必须大声疾呼：有天才的学生应从小时候起就鼓励和特别对待。他们应当学习外语，以此作为标准课程的补充，因为标准课程教得太慢，不能保持他们的兴趣和让他们充分投入。
　　我在布鲁克林男中的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班上名列第三。（让我为自己辩护一句，班上的学生都是极其优秀的。）我编写了一个故事《大阴谋》，投给学校一年一期的文学刊物，这是厚厚的一本书，用红黑两色校徽装饰，刊名为《记录者》。我参加了几次班际辩论。对我的辩论才能的主要认可是我被选入“谷芒社”，这是在我毕业的一年建立的全纽约市中学的名誉团体，但使我获得最大满足感的事件是我在中学网球联赛中取得了胜利。该年早些时候我参加网球队选拔，没有受到别人注意。因此与网球队长詹宁斯的三盘较量中赢了两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巨大胜利。詹宁斯打败过塞德里克·梅杰。后来梅杰在福雷斯特山赢得了退伍军人全国网球单打锦标赛冠军，他的球艺一定在我们那次联赛之后大有提高。他还成为“莱哈平原铁路”网球队长，60岁时死在网球场上。我在布鲁克林男中被人看作书呆子，在体育运动方面一文不值，要是那次联赛的时间定得不那么尴尬，我在网球赛中的胜利本来是会大大增加我在同学中的威望的。因为联赛直到我们毕业之后才结束，所以实际上谁都没有听到我获胜这个惊世骇俗的消息。我们的体育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问道：“你是如何打胜的？”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从布鲁克林搬到布朗克斯区的凯利街。两年前的情况被可笑地扭转过来。两年前是我住在布鲁克林边缘，到曼哈顿北部的中学去读书；现今住在布朗克斯边缘，到布鲁克林区中心的中学去读书。
　　15岁时，我设计出一样东西——这是几项在我一生中多次让我绞尽脑汁，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明的第一项。在我们所住的这种公寓里，来访者在楼下按门铃，铃声在厨房响起，然后主人揿一个控制楼下大门门闩的按钮，让来访者进门。由于我最小，所以铃响起时，我不得不放下书本去揿按钮。我对开门的责任很恼火，于是产生了发明的念头。我想电线可以从门铃连到按钮上，这样铃舌的运动可以切断电流，打开楼下的门闩。
　　经过多次笨拙的努力，我终于把这种装置安装好，并运作起来。我甚至在电线上装了一个小开关，以致在全家人外出，不想使门打开时，可以关掉该装置。我确信，当有人在门厅按门铃时，门闩开始慢慢转松，他就能打开大门。与此同时，我们还像以前一样会被铃声提醒。我幻想自己发明的小玩意儿安装在世界上每一个公寓里。制作成本很低，按我家公寓里的试装成本计算，装置一个，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赚1美元。当然，其他城市获得安装许可所应支付的专利使用费更可观。在家里，我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打算重振门楣，甚至要使家庭达到新的富裕高度。
　　不消几天我的梦想就化为泡影。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机械制作上存在着困难。门闩只有在人持续把手指按在楼下门铃按钮上时才会慢慢转松。来访者通常按门铃，注意到门闩立即发出咔哒的声音，然后撇下门铃，抓住门上的球形捏手。唉！当他的手指离开门铃按钮时，咔哒声立即停止，大门重新关上。来访者有点灰心丧气，只好重做一遍——也许重复几遍——结果总是老样子。到这时候，我们中的一个只得下楼来帮忙。来访者说我们的发明不怎么样，于是我们作出蹩脚的解释。但是会操作这种装置比不知道如何操作更糟。我们公寓里的所有年轻人不久后都懂得如何操作它。他们若无其事地揿门铃按钮，另一只手巧妙地握住门上球形捏手，把门打开，当我们在楼上纳闷为什么我们的客人没有露面时，他们已冲上楼，走进自己的套间了。不久母亲感到忍无可忍。她吩咐我拆除这该死的装置，我只得忍痛割爱。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我苦思冥想了各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再也没有实践过。
　　第五章　农民和技工1910年6月的某天早晨3点30分。泽西城伊利铁路终点站像一座空荡荡的大谷仓，只有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才辨认得出候车室有拱顶和椽子的轮廓。一个角落上有芝麻绿豆大小的黄光。这光线是从电话间里射出来的，电话间的门半开着。
　　在狭窄的电话间里坐着一个刚满16岁的青年，他是候车室这座大建筑物内唯一的人。他很不舒服地弯身坐在靠近电话机的小椅子上，电话按古老的方式突出地装在墙上。在木架上的绿色灯光下，他拿着一本厚厚的也是绿色的书。这是《世界文学丛书》第44卷，凡卢兰男爵弗兰西斯·培根①写的《学习推进论》。
　　我困极了。我从未这么迟还没睡，熬夜使得我浑身酸痛。一切都在促使我瞌睡。夜已深，紧张的神经、昨天的劳累、周围的黑暗、宁静和沉寂、我正在阅读的冗长的著作——所有这一切就像泰山压顶一样向我袭来。但是我决心不入睡，几乎完全依靠意志力才使沉重的眼睛张开着，因为我不能再一次错过上火车的时间。一想到误点，自己就觉得太荒唐可笑。
　　离凌晨5时上火车还有很长的时间，我又回想起昨天下午自己犯下的愚蠢错误。我怎么会这样的无能，像小孩子一样的怕羞呢？前天午餐后不久，我已向母亲道别。我要到纽约州新米尔福德去，在雅各布·巴曼先生的农场充当夏季小雇工。这件事是布鲁克林男中的数学教授韦弗博士安排的。与他只戴室内便帽，不拘小节和待人尖刻不相称的是，他倾全力帮助城市少年体验农村劳动和生活的整个节奏。我一下子就被他的雄辩说服了。我与其他3个孩子签名，表示夏天愿到农场去当学徒。报酬是每个月10美元，外加食宿。
　　这是自从7年前母亲守寡以来我第一次离开她。在告别时她显然激动不已，但湿润的眼睛装得很快活，嘴里说着老生常谈的几句话：“亲爱的，好好照顾自己，给我来信！”我迅速跑下三级楼梯，提起母亲的小衣箱，箱子里装的东西不多。我几乎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说差不多长成了男子汉。我的口袋里放着农场主巴曼寄给我的到新米尔福德去的车票，以及大约5美元现金。先坐地铁到科特兰街，然后摆渡到新泽西州，整整提前1小时到达伊利火车站。我在一条很不舒服的长凳上坐定下来，打开旅行袋，拿出培根的论文。我在旅行袋里还装了其他几本书，但是它们严格地说是供正式学习用的：用希腊语写的《远征记》①以及一本标准希腊语语法书——作者是格里诺和基特里奇，这本书是布鲁克林男中古典语言系主任赖斯博士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他的“维吉尔著作选读”班上学得十分出色，所以这位好心的教授——其个性与他的凡·戴克式胡须和浓重的德语口音很相配——鼓励我在即将到来的“漫长的夏天夜晚”继续学习希腊语。除了这本薄薄的语法书，我还带了一本红色纸面、题目为《帕尔默完美书写法》的书。这本书也是一位①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法官、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随笔作家。1603年受封为贵族。著有《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新工具》、《随笔》等。——译者①《远征记》是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公元前431—前350）的散文叙事作品，记载希腊募佣兵替居鲁士从他兄弟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手中夺取波斯王位的故事，文笔生动，叙事详尽。——译者教师送的，并非要奖励我的书写技巧高超，而是为了纠正我在学习上的一个缺点：我的书写糟糕透了。家里人却溺爱地说，这个毛病仅仅进一步证明我是一个天才。可是英语系的爱德华先生因为我的书写蹩脚把我的作文成绩扣掉5分。他说：“这5分远不能补偿你的书写对我的视力和心情的损害。”所以爱德华作出和蔼的姿态，给了我这本帕尔默书写练习册，硬要我答应他，再一次利用漫长夏天的夜晚挺直手肘，转动肩膀，一心一意地练习书写。
　　①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法官、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随笔作家。1603年受封为贵族。著有《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新工具》、《随笔》等。——译者①《远征记》是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公元前431-前350）的散文叙事作品，记载希腊募佣兵替居鲁士从他兄弟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手中夺取波斯王位的故事，文笔生动，叙事详尽。——译者培根的著作是家里逐渐减少的藏书中唯一的一本我没有读过一遍的书。（原先家里有一整套世界文学丛书，还有许多其他书，可是真不幸，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书都被一个善于扒窃的兄弟拿去换钱花了。）
　　坐在候车室里，我硬着头皮啃培根的著作——这是本乏味难读的书——一直读到快乘车的时候。于是我走到售票处窗口，询问到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将在哪条轨道上开走。售票员粗鲁地回答我：“5点12分，9号轨道。”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巴曼在信中说的是4点30分。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去问售票员——他是一个不大和善的家伙——于是回到座位上等待，再看一会儿书。快到4点30分时，我想售票员也许讲错了。我赶紧奔到售票窗口再次询问。接着我自己的愚蠢以及售票员的愚蠢都一清二楚了。因为我只说“新米尔福德”，他就把去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开出时间告诉了我。宾夕法尼亚州新米尔福德比纽约州同名的城市和火车站重要得多了。不错，去纽约州新米尔福德的火车确实在下午4点30分开——就在10秒钟之后开！我冲了出去，只见进站门在我面前关上了。下一班火车要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开。这是一列装牛奶的返程车，把空牛奶罐从城里运回到养奶牛的乡下。现在我几乎要等13个小时。怎么办？我想回家去吃午餐，并在床上休息一下。但是我的自尊心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不能向母亲老实地说出我的过错，也不能面对兄弟们嘲笑式的同情，他们刚刚下班回家。
　　我想耐心等待，由自己打发掉这些时间，方显出男子汉气派。所以我花了一个多小时乘伊利轮渡在赫德逊河上旅行。只要不下船，我就可无限次地不花钱乘坐。起初，纽约市的空中轮廓、河上交通、温和的6月天气都使我心旷神怡，几乎为误车而感到高兴。但是到第10次摆渡时，我感到厌烦极了。然后我吃了一顿便宜的晚餐，长时间地散步，在火车站瞌睡，接着再去摆六次渡。最后又一次在木头长凳上坐下来，手里拿着培根的书，等待早晨5点的火车。
　　我有许多可以进行思考的时间，于是我盘算最近中学毕业后，上大学的希望和计划。尽管对这一次愚蠢的疏忽的记忆不断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差劲？”——可是实际上我对自己已有的成就是十分满意的。作为一个天资过人的学生，我每门课都学得很好，名列前茅。当然我的抱负是上大学，最好能进哥伦比亚大学，并强烈渴望成为12名普利策奖学金获得者之一——这项金额可观的奖学金可支付全部学费，外加离家在外的生活费用。为此，我已参加了难度极大的入学考试的竞争。在把我事后追记的答案与一些友善的对手的答案进行比较之后，我有把握获得数一数二的名次，远远超过几百名其他候选人。
　　因此我该感到非常快乐。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困的岁月对我只有轻微的影响。它们使我养成了对金钱很看重的性格，愿意为赚一点小钱而努力工作，花钱的习惯也极其保守。
　　早晨2点钟我碰到了一件新的倒霉事。突然候车室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我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显然在铁路班次表上清晨之前再也没有火车出发，没有必要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浪费电力。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驱散不断涌现的昏昏沉沉的睡意。我在黑暗中盲目地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来回走动。后来我发现了候车室里唯一的电话间。在这个小间中有一盏小电灯，使我欣喜的是，灯光还亮着。我找到了救命稻草！那本厚厚的绿皮书我已读掉了不少。我打开培根的书，把它竖靠在架子上，拼命集中精力吸收培根用夸张的笔触传授的新知识，同时不使昏昏欲睡的眼睛合上。
　　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我注意到，刚刚还是黑暗一片的候车室有了微弱的灰白色光线。夏季里漫长的一天已经透过伊利车站的窗户来到了。一些乘客走进了候车室。我不再孤独，我知道将不会误车了。
　　在农场里我给巴曼先生打了两个月的工。这占我到目前为止（1958年）的一生中2．5‰的时间，然而这段短暂的打工生活比许多为时较长的经历留给我更持久的记忆。这倒不是说我在新米尔福德过得无比愉快，我发觉那里的工作很辛苦很乏味，并且急不可耐地等待解放的一天的到来。我也毫不想回到农场去，即使是去当不必劳动的农场主。然而并不是苦难使我记住了那里的许多情景。因为我在那里一点没有受到虐待，而且无论如何我已经掌握了对其他人的不端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领。相反，在我特别容易接受影响的年龄，正是我的生活方式的全部改变，使我对这些往事留下了强烈和持久的印象。
　　巴曼先生大约63岁，胡须雪白，满脸皱纹，似乎真的很老。1848年政治动乱之后，他跟着父母从德国来到美国。美国内战快要结束时，他正好18岁，加入了联邦军队。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打过仗，但可以肯定他是一名资历很深的老兵，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占他现金收入的很大比例。巴曼先生拥有一个小农场，即在他家的周围有几英亩土地，加上离公路不远处有一块牧草地。他有两头奶牛（名字都叫露西）、几只猪、许多鸡，还有一匹必不可少的马（名字叫查理），用于种田和运输。他还种了各类蔬菜和水果，外加饲养家畜用的牧草和苜蓿。他把一部分牛奶卖掉，余下的自用，其中有一些制成黄油和乳酪。
　　巴曼家庭由他本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及在学校里当教师、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组成。两位女士都与我很合得来，可是她们彼此却相处得一点也不好。巴曼时常需要仲裁她们的争端。进餐时，我们与斯内德克先生同席。他在村里经营一家杂货店，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老单身汉。整个夏天，我与他只说过几句话。但他的生活，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是悲喜交加的。在过去18年里他曾与新米尔福德一位年轻小姐订过婚。只等杂货店使他有了足够的钱养活妻子儿女时，他们就成婚。但他的小本生意似乎从未发达过，于是婚礼一年又一年地推迟，最后这位小姐既失去了另行匹配的一切机会，与斯内德克先生订的婚也永远没有希望了。
　　在村里，一些有专门营生的人时常到我们这里来进餐。每天他们付给巴曼家很多餐费。他们的胃口很大。我仍记得，当我进餐时，有一个人傲慢地看着我，并且发表意见：“你是这样吃蛋的吗？我吃了将近6个蛋，还没有弄脏我的盘子呢！”
　　巴曼家里还具有一种真正神秘的气氛——家里住着一个不露面的人！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是谁。但在我到达农场后不久，我就发现大家避开一间住着某个人的边屋。
　　我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房内有床、小橱、盥洗盆和煤油灯。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像当时大多数农家一样，户外有一个厕所，这个厕所是按去年西尔斯-罗巴克的建筑目录中的设计建造的。不用说当时没有汽车和电话。家里用的水通常由我从农场建筑物周围的水井里抽上来。有几次我用花言巧语哄得主人答应让我洗个澡。我先在煤炉上烧一壶水，然后兑入一两桶冷水，用布盖好，拿到顶楼，放在我的房间的地板上。
　　工作日很长：5点半，巴曼太太把我唤醒，我迅速穿好衣服，睡眼惺忪、跌跌冲冲地走到牛棚去干第一件活——给大露西和小露西挤奶。然后吃早餐，尽管我像挖沟一样费劲的挤奶工作在一个真正的庄稼汉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是我得饱餐一顿才行。接着我喂鸡、喂猪、套马，做这一天指定要我做的各项工作。直到晚餐时，在再次挤奶和喂料之后，工作才算做完。星期六像其他日子一样做，但是星期天只要做一些必不可少的事就行了。每星期我做60到65个小时的固定工作。
　　在这个农场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挤牛奶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还没从4个乳房挤出几夸脱牛奶之前，几个手指已经累得没有力气了。如果你一不小心，奶牛会熟练地撞翻牛奶桶。马也需要仔细照料。给马套上挽具复杂得惊人，而且必须定时喂马，把燕麦放在它鼻子底下的饲料袋里，把干草放到马厩里。马需要我经常用马梳在它身上梳刷。此外，马厩——连同奶牛棚——当然都必须不时地打扫干净。我觉得这项工作非常令人厌恶；我只能顾影自怜，把自己比作为奥吉斯国王服务的赫拉克勒斯，但我没有一条能帮他清扫的流动的河流。
　　鸡关在工具库上面的一个大房间里。要用相当高的梯子才能进入鸡窝。每天两次我提一桶鸡饲料上去。每当我的脚踏上梯子的最低一级时，有一只鸡开始在房间四周奔跑，其余的鸡立即依样跟上。当我爬梯子时，我听到鸡群惊惶奔跑而且越跑越快的嘈杂声。当我把门推开时，嘈杂声变成全堂喧闹，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房里再也没有领袖，每只鸡跟着前面的一只惶惶然地疾奔，没完没了地绕着圆圈。它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显然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奔跑了。等它们停下来是没有意义的，我可以趁它们在我周围狂奔的时候，抓几把鸡饲料洒下去。过了好一会，一只饥肠辘辘的鸡停了下来，大口吞食饲料，然后另一只鸡也开始进食。渐渐地，狂奔的鸡不再淘气，安定下来吃东西。这时我已把桶里的饲料倒空，走下梯子，一切恢复平静。但是每次喂料总会出现乱哄哄的景象。猪的表现也不聪明，但是方式不同。每次它们要吃两大桶厨房下脚。当我走近猪圈时，它们会把大嘴贴在饲料槽上。喂猪的唯一方法是把厨房下脚倾倒在它们头上。任何时候猪的形象都是不美的，但是猪经过这种“洗礼”之后，模样更加令人作呕了。巴曼为自己学过农业而自豪，他在周围邻里中是唯一会种苜蓿的人。在美国东部，当时知道苜蓿的人比较少。巴曼说这种植物很不错，能增加土壤中氧的含量，动物又爱吃。不幸的是，为了取得好收成，苜蓿一定要种在山坡上，所以我的雇主挑选到最陡的山坡上去种。收割的日子到了，我们用一辆割草机——由驯顺的查理拖拉——割苜蓿。割草机势必会向下滑动，这时候需要我发挥作用了。当巴曼相对舒服地坐在机器后面时，我不得不顶着灼热的太阳在下坡上走着，使出全力挡住割草机不让它往下滑。
　　在宽阔的牧草地割草就不那么折腾人了。我站在干草车上接受不知疲倦的农民用杈子掷给我的大捆干草，尽可能平稳地把干草堆好。当时田野上还没有按几何区间以平行六面体方式捆扎干草的机器。早上和中午有15分钟休息，在茂密的树阴下从一个小牛奶罐里喝一点凉水，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更令人高兴的是一天工作结束，驱车回家，懒洋洋地、非常舒适地躺在干草车的顶部，嘴里使劲地嚼着干草。但接着要干的另一个活决不是如此轻松愉快的。这个活称为“藏干草”。收下来的全部干草必须贮藏到谷仓上一个顶棚里。这一次巴曼拿着草杈站在大车上，而我站在通向顶棚的小入口处。当干草向我掷来时，我要伸出手臂去接住，然后把它拿到顶棚的某个合适的地方去。天气酷热难当，灰尘飞扬令人窒息，收藏干草的活似乎没完没了。终于收藏完毕，当最后一杈干草塞进满满的草棚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然，农场是年轻人了解性生活知识的最好地方。如果你混迹于农场牲畜当中，你就决不会对这件事天真无知。有一天，大露西春情勃发，该带她到公牛那里去“生个小牛犊”了。但交配要靠邻居家的公牛帮忙。巴曼必须去参加农村交易会，于是他说：“没关系，本，你自己把露西带到琼斯家去。交配这种事不难，而且他们会帮助你的。”我不相信我能干得了，但是主人的命令必须服从。
　　第二天，巴曼坐着查理拉的车走了，我用短绳套住露西的脖子，牵着它也上了路。这头母牛特别胆小易惊，我用力拖着它走，终于把它弄到了琼斯的农场。在琼斯家的门廊上，一个大约14岁的女孩坐在转椅里。
　　“你来买什么？”她问。
　　我很窘迫，脸孔已经绯红。
　　“我是巴曼先生家的。我——我——我带这头牛来……”
　　“噢，你带她来找公牛的，”她若无其事地说，“你可以在牛棚周围找到他。”
　　“琼斯先生在哪里呢？”我费劲地问。
　　“爸爸到南边牧草地去了。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干。”
　　我难以对这个冷静沉着的少女启齿，说明我一点也不懂母牛与公牛如何交配。我拉着露西在牛棚周围转，希望能产生最好的结果。我发现那头公牛独自待在牛栏里，看上去庞大、强壮、结实。它在牛栏里跺脚，我敢打赌，他的鼻子已喷出情欲来。我把露西栓在篱笆上，绝望地看着四周，期待着帮助。可是连个人影都不见。我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冥思苦想如何对付那头公牛，随着每分钟的过去，我孤立无援，越来越害怕。
　　最后，琼斯小姐和她的腰身很粗的母亲把我救出困境。不过我丢尽了面子。她的母亲说：“年轻人，我想你自己对付不了那头公牛。最好把你这头活泼的母牛先领回家去，改天让巴曼再带过来。”
　　没等她说完，我就拖着不愿离开的露西踏上回家的路。我感觉得到背后那个懂事的女孩的轻蔑目光，但是摆脱困境的极度喜悦使我并不感到很大的羞愧。巴曼听了我的叙述，觉得很有趣，并不责备我。“派你独自到那里去对付那头公牛，我犯了个小错误，”他说。几天后，我和巴曼、露西一起到琼斯家去，这一次露西总是尽力跳越我们经过的篱笆。我们一到达目的地，露西就变得莫名其妙地害羞，不得不被拖往他们做爱的地方。那头公牛浑身似乎都是按捺不住的情欲。巴曼先生和琼斯先生两人紧紧抓住公牛的套头，我则做些露西女傧相该做的事。我很遗憾，我该做的事——不管做了些什么——妨碍了我观察家畜做爱的全过程。
　　吃过晚餐，干完最后一件杂活后，我拿着一盏灯上楼，回到卧室，开始自学。我在希腊语法书的帮助下阅读《远征记》。我从未读完这本书，但我确实读了不少。这本文学书没能引起我的兴趣，虽然我知道人们认为它是一部经典作品。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我永远难忘。当阿波罗在歌唱比赛中打败了马修斯后，阿波罗活活剥掉他的皮。该版本有一张描绘这种可怕行为的插图，这张图是从古代某个梁柱或壶罐上复制下来的。在一刹那的启蒙和绝望中，我看到了人类的一系列堕落和残忍行为。古希腊人追求真理和完美，用伟大的哲学箴言“不要越轨”来约束自己，但仍旧非常喜爱看到别人痛苦的形象，这都应归咎于他们的福玻斯·阿波罗——光之神、歌之神和快活之神——他在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皮肤剥下来时竟显示出一种虐待狂的满足！对我来说，历史把我从马修斯的神话直接拉回到实实在在的伯根—贝尔森牌绿色灯罩上。波德莱尔①在写到“为盛宴充作调味汁和香料的血液”（引自《旅程》）时，已领悟到了隐藏在我们文明后面的这种野性的强烈迸发。
　　我的杂活之一是筛选积在大煤炉里的全部煤屑。在农屋后面有一大堆煤屑。我的雇主在煤堆旁安装了马口铁做的筛煤器，并教我如何转动曲柄。煤屑被剁细后，从筛网中滤出，煤仍留在桶里。我花很长时间做这件事，大多数是在烈日下干的。为了使这项工作变得比较有趣，我把筛煤器正对几个蜂窝。当我铲煤屑时，我听到无数忙碌的蜜蜂嗡嗡地飞过我的面孔。但我没有像丁尼生①那样对蜜蜂入迷，他曾写道：古老榆树上的鸽子在呻吟，不计其数的蜜蜂嗡嗡嗡地低语不停。
　　然而，我从最初的焦虑不安状态，经过不以苦乐为意、埋头工作的阶段，进入到与那些孜孜不倦、盲目服从巴曼夫妇严厉吩咐的工人们建立起友谊的阶段。
　　我在新米尔福德碰到了一些与我同年龄的少年，但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少。我记得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我在公路上一边走，一边煞有介事、滔滔不绝地告诉他们纽约市的奇观，吹嘘那里汽车多得人们不再重视它了。这时有一辆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极快地朝着我们开来。我的同伴立即一个箭步冲到附近的田野里。但是我继续若无其事地沿着公路漫步。这部汽车发疯似地揿响喇叭，在我旁边几乎擦身而过。司机一定以为我疯了——我确实昏了头，但这使我的同伴留下很深的印象。
　　巴曼的苹果树结出了质量极好的苹果。我发觉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大最红的苹果。我决定寄苹果给妈妈吃。我把苹果包好，写上地址，拿到邮局去。这个邮局实际上只在杂货店里占据一个角落，店主老斯内德克兼任邮局局①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美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人为的天堂》、《巴黎的忧郁》，美学评论《1845年的沙龙》、《1846年沙龙》、《浪漫主义艺术》、《美学管窥》等。他的诗摒弃了浪漫派的矫揉造作，对万事万物进行现实的探索。1841—1842年曾乘船去东方旅行，大大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使其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情调。——译者①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著名的诗作有《两种声音》、《尤利西斯》、《悼念》、《伊诺克·阿登》、《过沙洲》等。——译者长。他问我：“你想怎么寄，孩子？”
　　“我不知道。有什么最好的办法吗？这是苹果。”
　　“啊，苹果！”（这些城里的小伙子准是疯了。）“如果你真的要寄，必须按一级邮件寄。不然苹果肯定会烂掉。但你要付出5倍于苹果价钱的邮资。”
　　①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美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人为的天堂》、《巴黎的忧郁》，美学评论《1845年的沙龙》、《1846年沙龙》、《浪漫主义艺术》、《美学管窥》等。他的诗摒弃了浪漫派的矫揉造作，对万事万物进行现实的探索。1841-1842年曾乘船去东方旅行，大大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使其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情调。——译者①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著名的诗作有《两种声音》、《尤利西斯》、《悼念》、《伊诺克·阿登》、《过沙洲》等。——译者我的智力、孝心和慷慨都受到了挑战。“按一级邮件寄”，我斩钉截铁地说。89美分邮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写信给我说，她很欣赏我的一片爱心，但花那么多邮资显得非常轻率——我想是不是因为苹果寄到时看起来已不大好了？
　　不久以后母亲来看我了。她几乎总是设法过几天暑假，这一次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作为自费的客人在巴曼家住一星期。巴曼家很高兴与她相处，也很高兴获得8美元的收入。8月初母亲来了，母子团圆真幸福！母亲很快与巴曼家的三个人结交为朋友，她在两天里了解到的巴曼家的情况比我在一个月里知道的多得多。
　　事实上，她解开了巴曼家僻静边屋的谜团。这间边屋里住着巴曼先生的姐姐，一个癫痫病人。我只能猜想为什么这种疾病决定她要过囚禁的生活。也许当时这是公认可以采取的对付癫痫病的办法。看到母亲走进边屋去，与坐在转椅里的一个老太太谈话，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地惊讶。关于她们的会面，母亲只对我说，这位病人说话时神志很清醒。
　　有一天，我从哥哥维克多那里收到一封用散文诗体写的信，信中激动地报告我申请普利策奖学金的考试结果。“妙啊，妙啊！你赢了，你赢了！你名列第七！”
　　大纽约地区所有公立中学的参赛者中，大约20名可以获得这笔可观的奖学金。如果我能名列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的话，我本来会真正感到兴奋激动的，可是目前的名次似乎只给我很大安慰而已。大家都有把握地说我已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我申请的普利策奖学金机构的人员及时地访问了我的家。母亲愉快地会见了他们，然后约定对我面试的时间，一当我回到纽约就去。
　　8月28日终于来到了。我向巴曼一家友好地（但绝没有流泪）告别。我没有错过回家去的火车，因为这位老农场主亲自送我上火车。
　　当我回到纽约后，我就去派克街的世界大厦，参加普利策奖学金面试。考官只不过是普利策时报的主编阿尔弗莱德·哈姆斯沃斯先生，他也是根据伟大报业家的遗嘱建立的普利策奖学金委员会的主席。我很紧张，但哈姆斯沃斯先生很快使我放松平静下来，我发觉自己比较活跃地谈了我的兴趣爱好和抱负。当他问我最喜欢什么书，我兴致勃勃地回答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我从头到尾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哈姆斯沃斯先生似乎对我的话印象很深，说我是他碰到过的第一个啃这种文学书的孩子。面试圆满地结束了，当时我认为结束得很圆满。在向家里人汇报时，我显示出对面试结果的很强自信。
　　一周后，根据通知所示，我打电话给哈姆斯沃斯先生的秘书了解我的命运。电话里传来洽谈生意一般的回答：“对不起，你没有入选。”好一阵子，我惊诧得目瞪口呆，接着我有气无力地问：“能不能告诉我，弗莱德·格林曼获得奖学金了吗？”“格林曼？他获得了奖学金。”“很好，谢谢你。”谈话结束了。
　　这一结果远不止使我大失所望而已，它对我是个泰山压顶般的打击。所有的光辉和希望突然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并不仅仅因为普利策奖学金在今天来看也是极为慷慨的。他们每年付给奖金获得者150美元，连续4年以支付大学学费。此外，如果住读，每年还可得到250美元生活费用。当时，人们若有这么一大笔钱，就可在一流学府里安心攻读。母亲曾经不能接受我长时间离开她的想法，虽然我强烈渴望效仿弗莱德·格林曼，他毫不犹豫选择崇高的哈佛大学，我出于陪伴母亲的责任，同意进哥伦比亚大学，这样我可以住在家里读大学。现在一切计划都取消了。无论哈佛还是哥伦比亚都将与我无缘。
　　母亲和哥哥同我一样对我的不走运感到沮丧，并且十分气愤。他们的本尼——成绩曾名列第七——怎么会被筛掉，而名次远远排在他后面的其他人——包括他的几个朋友——反倒选中了？尽管听起来挺稀奇的，母亲最后竟归咎于我们的家具！经过全家的清理和搬动，我们保留了路易十六时代的椅子、沙发和其他几件精致的家具。尽管当时它们已经破旧，但至少仍旧显示出一点奢华的气派。普利策奖学金是根据需要、学习成绩是否优秀和品行是否良好来考虑授予的。母亲说，调查员一定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声明家境贫困，可我实际上没有奖学金也能上得起大学。（如果调查员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
　　我对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另有看法。我认为这是我的性格弱点所致。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克服法国人称之为“Mauvaiseshabitudes”（坏习惯）的东西，我内心对宗教的极端拘谨，加上当时流行一些惊世骇俗的健康小册子把这种坏习惯提到了道德和健康大问题的高度。我暗自思忖，目光锐利的哈姆斯沃斯先生一定已察觉到我的思想缺陷的秘密，所以才把我的奖学金授予比我更加优秀的某某人。这一解释甚至比母亲怪罪家具的说法更加凭空想像，奇异怪诞。我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苦思冥想，1911年2月12日我家庆祝亚伯拉罕·林肯①生日的这一天，我想起了林肯性格上的优点。我把林肯作为鼓舞我前进的榜样，希望他帮助我保持那天我立下的新的坚定决心。这个想法是起作用的，我的坏习惯终于得到克服。
　　第一个令人愤慨的打击结束后，母亲很快变得严肃和务实了。如果我不能上哥伦比亚大学，我一定要上纽约市立大学，那里的学费——感谢上帝——是免费的。下课后我可以找个工作，赚点必要的零用钱。于是我及时在纽约市立大学注了册，但是心情却很忧郁。为什么？这纯粹出于十足的势利心。市立大学不像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那样拥有许多杰出的教授，这是事实。但是它有严格高效的课程，已培养出不少训练有素的毕业生。校友中就有许多著名人士。然而它是一个免费大学，来读书的大部分是社会地位相当低，通常缺乏斯文的穷学生。而且，他们极大多数是犹太人。进这所大学而不是进哥伦比亚，意味着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承认失败。尽管我尽量客观地看待这件事，但老实说这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结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与一流大学毕业生相比在社交和就业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这种态度①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美国第16位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奴隶制，1862年发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次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1865年取得南北战争胜利。但不久遭到暗杀。——译者反映出1911年美国人普遍的势利心态，我也接受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使我的屈辱感更加强了。
　　①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美国第16位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奴隶制，1862年发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次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1865年取得南北战争胜利。但不久遭到暗杀。——译者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很不愉快。出于我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个学校的一切都使我不满意不称心。有一天我的抽屉没上锁，两本书不翼而飞了。丢了书是要赔偿的。我既气馁又厌恶。我没有任何零用钱的来源。绝望之中，我作出了极端的决定：放弃求学，找工作做。
　　我的第一个职业是装配电门铃的按钮。大约6个男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只盛放着等待装配的各种零件的篮子。在稍加点拨之后，我学会了简单的装配动作，变成这个小组里的一名老手。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5点半停工。当中有45分钟午餐时间。我想每周大概花掉55个小时，在一个星期中同样简单的手工操作要重复多少次我已不愿去计算了。
　　为了消磨似乎没完没了的时间，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默背诗歌。幸而，我记住了大量的诗作，包括格雷①的《挽歌》，《鲁拜集》②的全部诗歌，甚至《埃涅阿斯纪》③的前400行诗。我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一方面忙碌地、熟练地干着比较简单的活，一方面与伟大的诗人“谈心”。
　　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两个星期——我对装配按钮的单调乏味越来越讨厌，于是重新在《纽约时报》招聘版寻工作。有一则广告为纽约市中心弗尔顿街95号一家电话机工厂招聘员工。该厂每周支付5美元工资，因此很吸引人。星期一清晨我就到达了这家脏兮兮的电话机工厂。要求工作的人相当多。不久，老板洛夫勒先生进来面试我们每一个人。他询问我的教育情况，听说我是中学毕业生，印象很深。然后他问我的经历，特别是能否操作钻床。我回答他可以，他说我被雇佣了，第二天开始上班。工作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下午6点。到新的工作单位去要乘更长时间的地铁，但我可以在与以前同样的时间起床。不便的是7点钟我才到家，刚刚赶上吃晚餐。
　　洛夫勒在雇佣我时还雇了其他4个男孩，我们合在一起使得他的小厂显得过分拥挤。很清楚，他将不会一直雇我们。3个年纪较大的雇员中，有一个很快对我们说，这是老板每年耍弄的花招。他打算生产许多零件作为储备，把我们大多数雇佣到这些活做完——大约一年之久——为止。
　　洛夫勒电话公司在一幢很小的楼房里只占一层楼面，但是这个厂却有许多机器，忙忙碌碌于很多生产任务。最终产品是向私人用户提供的电话设备。大多数电话设备安装在当时正在派克大道、第五大道、西端大道和河滨大道建造的大型公寓房子里。安装工作包括在走廊上装交换机，在每个套间装电话机以及安装连接它们所需要的复杂电线。在我学徒生活结束后许多年里，每当我访问住在这些大道上的朋友时，我常常注意电话交换机上洛夫勒的商标，心想不知我的手有没有帮助装配过这些设备。
　　洛夫勒的信条是“决不付钱给别人去做你自己可以做的事”。因此他买进价格最便宜、从而东西最粗糙的元件，然后切啦、钻啦、磨啦、铸造啦、①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②《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③《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装配啦，直到完成。就拿在电话机里振响的铃来说吧，他买进一根长铁棒，我们把它切割到铃芯大小。然后我们冲压出卡纸板环套在两端，形成一个卷轴，接着我们用特殊的绕线机向卷轴上绕铜线。铃的其他零件同样是在该厂制造的，其中有铃舌一端的小圆球，我们把它连在电线支架上。我们在车床上车出较重的金属零件，在火中煅造，在抛光机上给硬橡皮按钮上光，装配复杂的电线系统，在黑漆商标牌上印上各种名称，以及用某种白石膏使字母显现出来。我们甚至在话筒的振动膜上刷上一层薄薄的黄金。
　　①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②《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③《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些工作我都干得很好。进厂时，我是笨手笨脚的，对手动工具和电动机器一概一窍不通。但是我学会了干活的无数诀窍。我的手指渐渐变得反应灵敏，手更加稳当，眼光更佳。我对电话系统运作中涉及的机械和电气问题发生了兴趣。不久我就研究起安装时使用的复杂的图纸来。当洛夫勒不在，一位电气承包商来访，急切要求派人排除电线系统中一些复杂的故障时，我的好运降临了——我能够在查阅图纸的副本后向他作出解释。从此以后我成了洛夫勒宠爱的人。
　　为了遵守我对母亲的诺言，我在去年秋天已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询问能否申请从2月开始的这个学期的奖学金。回信说，虽然该校在年中不颁发奖学金，但我可以在春天再写信去申请1911年9月开始的那个学年的奖学金。所以在4月初我就照办了。几天后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凯佩尔打来的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电话：我要申请的奖学金无法提供，但他有一件事想在我方便的时间同我进行商讨。我要不要与他的秘书作出会面的安排呢？我在电话里解释说，我每天工作到下午6时，也许可以安排提前1小时下班。在这种情况下，凯佩尔校长表示很高兴于第二天下午6点钟之前在家里与我见面。他的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下午我用去油剂尽量洗干净积满油污的手，乘上从富尔顿街到第116号街的西线地铁，然后步行到不远的校长家。心头怦怦直跳的我按响了门铃。凯佩尔夫人开门领我上楼，走到一个壁炉里正烧着火的书房，说校长马上来。几分钟后，他进来了，人长得高大英俊，衣着考究，井井有条的样子和迷人的微笑结合得十分完美。有人端来了茶。我们一边喝茶，凯佩尔一边愉快地同我说了几分钟关于我的工作的话。然后他才言归正传：“你知道，注册处对于你的事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我也有同感，因为当校长前我是大学注册处主管，而我没能使这个机构有效地运转。”
　　我既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以致不知该说什么好。
　　“格劳斯鲍姆，事实上，”他继续说，“去年你争取到了这里的奖学金，但是我们没有授予你。”
　　“怎么——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脱口问道。
　　“你有一个哥哥或堂兄，叫路易斯·格劳斯鲍姆，他在我校靠普利策奖学金已学习了3年。在我们决定给你奖学金后，注册处把你们两人的名字混为一谈了。他们不能把奖学金给一个已经拿过的学生，所以把名额给了在你后面的一位申请人。”
　　他还告诉我，我获得的是哥伦比亚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提供全部学费，每年授予申请进哥伦比亚大学求读并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平均成绩的候选人。我已达到了这个要求——而在普利策奖学金名单上排在我前面的6个男生都获得了那笔津贴或者在别的地方申请到入学费用。如果我仍想进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可以安排给我从今年秋天开始的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与我现已不再梦寐以求的普利策奖学金一样丰厚。
　　听完他的话，我只好说：“这件事非常有趣。”然后补充一句，“但使我损失了整整一年时间。”
　　“确实是损失，”凯佩尔回答，“我们真诚地为做了错事而表示歉意。今年你多大了？”
　　我说：“刚过17岁。”
　　“啊，现在我可聊以安慰，不必再难过了。如果一年前就开始读大学，你还太年轻，不会从大学里充分学到知识。在这家电话机制造厂接受训练对你是最有益处的。你将比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加懂得处世之道，变得更加成熟。不管怎样，只要你勤奋攻读，也许三年里就可得到学位。”
　　会见结束了。我欢欣雀跃地回到了家。我们在凯利街的住宅中充满了无比的欢乐。但是母亲在擦干眼泪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曾使我的本尼那么伤心。”
　　第六章　大学生
　　1911年9月，我以校友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我在两年中学里已学了许许多多教材——比大学一个学期的教学量还要多——又由于课外的学习使我通过了大学里的分班考试，我开始在也许是最高级的班里学习。若想毕业，总共需要得到120个学分——每一学分需要一个学期、每周一个小时的课程。我把目标定在3年毕业。事实上后来仅2年半我就得到毕业证书了。
　　我对大学生活的想法在许多年前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时就形成了。当然，我知道，梅里韦尔在耶鲁大学待了极长时间——不过谁会计算他究竟学了多少学期呢？——而且他参加大学生除了学习以外的所有活动（也许这是他大学生活持续这么久的原因）。然而我总是梦想大学生活是青年人愉快的时期，是教育、友谊、爱情、体育运动和各种娱乐美妙结合的时期。天啊！回顾我自己的大学生涯，我不记得有过这么幸福的插曲。事实上我能记住的寥寥无几。
　　我对大学时代最深刻的印象是下意识的，它经常在我的梦境中重现。通常，几乎没有什么梦会这么鲜明生动，在我醒后还留在脑海中，但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的53年期间，有一个梦频频出现。在梦中，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朝着一堂“口头问答课”走去。但是我丢了课程表，不知道该在哪儿上。我从一个楼面找到另一个楼面，从一个教室找到另一个教室，努力想找到自己该在哪个班上课。在又一次寻找后，我坐进了一个教室。可是我没有做过功课，在梦里，我十分焦虑，如果叫我背诵的话，我如何用谎言才能渡过难关。这两个难题在梦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我总是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解决这些难题时苏醒过来。心理分析学家肯定可以告诉我，下意识地得到的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内容。但是它们与我大学生涯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起初我并未崭露头角。一年级新生必修课之一是历史（A）课，学的是西欧史。与大多数学生不同，我在汤森·哈里斯·霍尔已经学过这门课，所以不情愿再学一遍。但我的历史课期中成绩得了个C——这使我一下子清醒很多，下半学期我重整旗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门课以及其他课程中都取得了至少是B的成绩。从现在更合理和全面的角度看，我的成绩对我来说似乎以后比当时更重要。我在全班以高居第二的成绩学完了全部课程，在毕业仪式上受到了表扬（可惜没有获奖）。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何会取得这么好成绩的——因为每周课程表上学习任务都很重，而且我还要打很多的工。
　　我的法文是跟若尔当教授学的。这个法国人文化知识渊博，对宗教抱怀疑态度，而且喜欢说脏话。这个教师一方面以其智慧深深地吸引我，另一方面又让带有维多利亚式顾忌的我异常惊诧，这真是一种新的奇迹。若尔当是第一个和我结交的教师。作为“美国法语教师协会”的秘书，他必须每年几次寄发活动通知信。他让我操作姓名地址誊写机，叠好通知信并装入信封，每小时付给我1美元优厚的报酬。我还得到一张参加他们会议的免费入场券。1914年大战爆发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著名的伊韦特·吉尔贝特①在会上①伊韦特·吉尔贝特（YvetteGuilbert，1867—1944）：法国歌唱家、朗诵家。舞台剧兼电影女演员。以大胆直率的唱腔演唱巴黎下层阶级歌曲和猥亵歌曲而闻名。——译者朗诵了一首埃德蒙·罗斯丹②创作的反战诗。当时她已经老了，可是她的头发仍是红得发亮，声音依旧慷慨激昂。我深深受到感动。多年后，我从詹姆斯·亨内克③的《瑰丽的面纱》中读到一篇文章，叙述他在格林尼治村聆听伊韦特·吉尔贝特朗诵波德莱尔的诗《阳台》——由无与伦比的女朗诵家朗诵的一首不朽的诗歌。这就是土鲁斯·劳特累克④和普鲁斯特所了解的吉尔贝特。我也曾经亲耳听她朗诵过一次！
　　有一天晚上，若尔当教授邀请我上他家晚餐，餐后他大声朗读拉伯雷⑤的《巨人传》中的一章，为他的妻子和我助兴。在这一章里讲到那位魁伟的年轻王子为了做爱去寻找最高级的卫生纸。若尔当教授越读嗓门越响，若尔当太太不时地相当做作地笑着，而我却听得十分尴尬。无论如何我从不认为诲淫作品有什么风趣之处；我认为下流话与风趣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真正好的猥亵的笑话倒有可取之处，值得推荐。性爱是重要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因此性爱的话题完全适合于那些出格的、荒唐的和机智的挑逗，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又不会感到难为情。
　　①伊韦特·吉尔贝特（YvetteGuilbert，1867-1944）：法国歌唱家、朗诵家。舞台剧兼电影女演员。以大胆直率的唱腔演唱巴黎下层阶级歌曲和猥亵歌曲而闻名。——译者②埃德蒙·罗斯丹（EdmondRostand，1868-1918）：法国戏剧家。他的浪漫主义剧作成就杰出。《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他最受人欢迎的剧本。——译者③詹姆斯·亨内克（JamesHuneker，1860-1921）：美国音乐、美术和文学评论家。——译者④土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画家。著名的作品有石版画《她们》，油画《在穆兰大街的沙龙中》、《红色的磨坊——贪食者》等。曾为法国歌唱家、朗诵家和演员画过一幅著名的招贴面。——译者⑤拉伯雷（Rabelais，约1483-1553）：法国作家。因4卷本代表作《巨人传》遐迩闻名。对后来的法国和英国作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译者另一位法语教授卡米耶·方丹劝我参加法语教授协会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性法语比赛，争取获奖乘船去东方旅行一次。比赛在伯纳德学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走进兄弟院校的大门，也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发觉自己与女性坐在一个课堂里。事实上，这一次大多数参赛者是女子。考试分成作文和翻译两部分。我不记得指定我们用法语写什么题目的散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要我们翻译的文章：勒南①的著名的《在阿克洛波利斯的祷告者》，因为我曾把开头一些词译错了。然而，使我惊讶的是，翻译方面我赢得了三等奖，作文方面则受到了表扬。
　　方丹教授说他为我感到骄傲。过了一些日子，奖品发下来了——两本相当难以归类的法语书，用次等皮面装帧，但印得还可以。他在法语班全体学生面前郑重其事地把奖品授给我，我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作为回答。下课后，方丹教授示意我留下。他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非常漂亮的自来水笔，有点尴尬地说，那些书不足以奖赏我已作出的可观努力，他收到过学生送给他的许多钢笔，搁着无用，所以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个人赠送的这份小奖品？他的好意使我感动，但是恐怕不久我就遗失了这支珍贵的钢笔，就像我遗失掉大多数小物件一样。
　　在大学里我读了许许多多德国文学作品，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成了行家。我选修威廉·爱迪生·赫维教授关于歌德、席勒②和莱辛的课，最后十分光荣地获得了A＋，这是别的同学从未得到过的好成绩。我的主要贡献是把歌德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和欧里庇得斯①的剧本进行比较。我还读了弗雷德里克·霍伊泽尔教授讲的关于黑贝尔②、克莱斯特③和格里尔帕策④的课。毕业之后，在1915年，我拜访了霍伊泽尔教授，他对我说了他教这门课的种种难处，因为德国的封锁使得这三位作家的著作不可能进口。于是我向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全套黑贝尔和莱辛的著作——主要是因为我获得的奖品中正好有这两位作家的精品，当然教授的困难也打动了我的心。
　　①勒南（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主要作品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历史研究》、《道德和批判短论》、《法国君主立宪制》等。——译者②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悲剧《阴谋与爱情》、诗剧《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哲理诗《理想与人生》、《散步》等。——译者但是最后我对德国文学失去了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十分钦佩德国人的精神。这个民族的科学效率和多愁善感相结合迷住了我那尚不成熟的判断力，导致我忽视或者说原谅他们的大声威吓、对上司的奉承和对下级的欺凌。但是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我对德国人的“大众心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并且几乎完全厌恶一度使我深深喜欢的德语和德国文学。也许，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希特勒及其不合逻辑的激烈言词与甜言蜜语背后的集中营阴影。
　　我的拉丁语学习怎么样了呢？恰恰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所以我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再继续学习这门课。既然我有能力在家里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拉丁文的书，还有什么必要去选修关于贺拉斯、卡图卢斯①、卢克莱修②和塔西陀③的课呢？我曾努力去熟悉这几位以及其他一些拉丁文作家，事实上，贺拉斯已成为我相当密切的朋友。不再在大学里攻读拉丁文的决定造成了一个相当荒唐的结局：我不能获得文学士学位，因为当时要求学生在大学里必须学拉丁文。因此，我成了理学士，但是谁都想不到我在大学里并没有修过一门自然科学的课程。我在中学读的物理和化学已达到了获得理学士学位的要求，而我主修的数学成绩则相当不错。有一次，我偶然碰到凯佩尔校长，他责备我破坏了该校牢固确立的传统。他说：“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关于哥伦比亚的理学士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理学士学位获得者不必懂拉丁文。由于你的缘故，这个传统已不再存在了。”
　　①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4-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主要剧作有《伊翁》、《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海伦》、《佩利阿得斯》、《埃勾斯》、《美狄亚》等。——译者②黑贝尔（Hebbel，1813-1863）：德国诗人、戏剧家。著有戏剧《犹谪》、《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尼贝龙根三部曲》、《阿格妮斯·贝尔瑙厄》、《吉格斯和他的指环》等。——译者③克莱斯特（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运动的诗人全都把他奉为楷模。主要作品有《施罗芬施泰因一家》、《破瓮记》、《赫尔曼战役》、《海尔布隆的小凯蒂》等。——译者④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太祖母》、《国王奥托卡的盛衰》、《海涛和爱浪》、《幻梦人生》、《托莱多的犹太女郎》等。——译者①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3）：古罗马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爱情诗对诗人维吉尔、贺拉斯等都产生过影响。今存遗诗116首。——译者②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约前50）：拉丁诗人和哲学家。著有长诗《物性论》。——译者③塔西陀（Tacitus，约56-约190）：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主要作品有《历史》、《编年史》、《演说家对话集》等。——译者由于我主修数学，所以我听了许多数学方面的课程。我记得最清楚的教授是赫伯特·E·霍克斯，在凯佩尔当上助理作战部长之后，霍克斯继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我向数学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两篇论文，这两篇都不是大手笔的论文，而且第一篇还花掉我一些钱。该论文是有关几何学公理的。老师教导我们说，公理是不言而喻、无法加以证明的。我把自己想像为小笛卡儿④；对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这个公理作出了我认为最精确的证明。霍克斯教授对此印象颇深，于是要我向学术讨论会提出自己的论证。我很晚才想到去了解一下欧几里得①本人关于这条公理说过些什么。在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欧几里得有注释的大部头著作中，我发现了与两点之间最短距离是直线这条公理附在一起的、由后来数学家想出来的四种不同的证明方法。于是我年轻时的伟大梦想中又有一个化为泡影，心里有点难过。然而我得到了一个安慰：我的证明与书上所述的四种方法不同。霍克斯觉得把我的证明方法告诉大家仍旧是值得的。
　　④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黑格尔等人称其为近代哲学之父。主要作品有《方法谈》和《哲学原理》。——译者大学图书馆特许我外借珍贵的欧几里得著作的第一卷。我提交了论文，并认真负责地汇报了我的竞争性的证明方法，然后拿着这本书回家去。可是在地铁里我遗失了这本书，从此再也未曾找到。图书馆要我赔15美元了结此事，这一金额比赔整套书价要低得多，无论如何这套书现在是不可弥补地遭到损失了。但是赔偿在经济上对我是一个重大打击。我忧愁地低声抱怨：“荣耀的道路只把我引向贫困。”
　　我还对哲学非常感兴趣。第一年我听了一年级学生必修的逻辑课。后来我又听了弗雷德里克·A·伍德布里奇教授的哲学史课。每周一个小时伍德布里奇教授为满满一教室的听众讲课。在第二个小时里，我们分成若干小组，由年轻的助教对我们进行小测验。伍德布里奇的讲课很精彩，满满一教室的学生几乎个个屏气凝息地在聆听。我仍记得他用类似以下的一些话开始论述康德：②伊曼纽尔·康德是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后辈产生了比几乎任何其他人更广泛的影响。但是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从未诞生过。
　　有一次伍德布里奇引用一段令人振奋的资料作为讲课的开场白。主题是笛卡儿，特别是笛卡儿著名的二元论把人的精神和身体分成两个独立的世界。接着伍德布里奇引述我的话。他说：“在准备向你们讲笛卡儿的时候，我发现很难忘记你们的一位同学在评价二元论的文章中写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说：”谁也无法将笛卡儿分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①欧几里得（Euclid，活动时期约公元前300）：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代表作是《几何原本》。——译者②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德国自然科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宇宙发展史概论》、《判断力批判》等。——译者至于英语，我听了布兰德·马修斯教的小说课，这门课很著名。当时他已快要结束杰出的教学生涯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布兰德·马修斯礼堂使得他可以流芳百世。他有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狮子脸，配上络缌胡子显得更加有光彩。我还在约翰·霍厄斯金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教师、作家（著有《特洛伊城里海伦的私生活》）和音乐家那里学习过（后来他当上朱利亚德音乐学院院长）。有一次霍厄斯金称赞我在评论《呼啸山庄》①的论文中提出的看法。我指出，这本充满暴力情节的小说之所以创造出可怕的印象，原因之一是小说情景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警察或其他法律代表，这在英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奇特的事。霍厄斯金对我说，这个看法对于研究这部经典作品是一个新的重要贡献。
　　①《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埃米莉·勃朗特（1818-1848）的代表作，描写18世纪末英国北部约克郡偏僻地区弃儿出身的希斯克利夫被欧肖家收养后受到歧视和排斥，以及他蓄意进行报复的故事。——译者我还师从另一位优秀的教授和作家卡尔·冯·多伦。我给他看过我最早写的一些简短的爱情诗，这些诗如同一个男子生胡子一样不可避免地闯进我的内心世界。多伦和我一起辛勤地修改诗句，那些诗句太需要依靠他的技巧进行加工提高了。在我毕业后，1914年的夏天，冯·多伦被任命为一所高级女子预备学校布赖尔利学校的校长。他写信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到他那里当英语教师，那里有愉快的环境、优厚的报酬以及晋升的良机。但我考虑了他的提议后推辞了，理由是恐怕难以胜任。此后我好几次顽皮地想像自己——一个怯生生的20岁青年——正在努力向一群社会名流之女、年龄和我非常接近的姑娘教英语。这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呢？1937年，我会再次见到外表老得多的卡尔·冯·多伦。他的女儿将与我一起从原来的林肯学院毕业。而今，1967年，当卡尔的侄子在电视智力测验节目中赢得了很大一笔奖金，后来又令人惊讶地揭露出他是串通作弊才获奖的时候，我再次想到冯·多伦一家。在人的一生中，别人总这样出现、消失和重新出现。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中我最密切、最举足轻重的朋友是一位在该校毫无特别重要性的英语教授。他的名字叫阿尔杰农·杜维维埃·塔辛。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对戏剧感兴趣，有许多年跟随著名的朱莉亚·马洛的演出公司到各地去演戏。他写过不少剧本，但是从未上演过。我师从塔辛学英语口语，这门课要求学生朗读一段文章，清楚地解释一下，并且动脑筋提出争论。第二年我上了他的另一门课，叫作《每天一题》。每个上学的日子，不管下雨还是天晴，我们都必须交一页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前一天宣布的。天天要写作文是一件十分紧张的事，但是这样做肯定能教会我们如何写英语。
　　塔辛通常喜欢批阅我的作文。大约在该学期中期，他要求我们写一系列一页长的人物性格素描。我写了最熟悉的人——母亲、兄弟、表弟洛以及我当时的女友阿尔达。有一天塔辛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严肃地问我：“所有这些人物素描都是你自己写的吗？”我惊诧地回答：“当然是我写的。”他说：“要是这样，我对你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年龄的人能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表达得如此简练、精确、有力！”这是些会使人头脑发热的话。然而除了那些简洁的文章外，我再也没有发展自己的人物素描技巧。在以后的岁月里，塔辛仍然是我的亲密朋友，并且在经济景气和萧条时期都是我的金融业务伙伴。
　　我最得益的学术活动是所谓“英语—历史—哲学讨论会”。每两星期一次，一小批优等生聚在一起，在厄斯金、伍德布里奇和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罗宾逊的指导下，就某个课题开展讨论。这些讨论会给人很大的启迪。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交上知心朋友。是因为我忙于学习和工作，还是因为感情上发生了什么事，妨碍我结交男性朋友呢？无疑是后者，因为这同样的缺点在今后的岁月中都起着坏作用。倒不是说在交朋友方面我有什么困难——事实上交朋友有点太容易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群这样的朋友盛情邀请我加入主要的犹太兄弟会——泽塔贝塔陶（Zeta Beta Tau）。我谢绝了，说既没有时间，又没有钱。其实我本可以抽出时间和借到钱的。
　　在读大学期间——从1911年9月到1914年6月——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由于我的哥哥承担了家庭的预算开支，我至少得为自己的开销和大学学费赚到足够的钱。在一年级时，每个工作日从下午5时到10时半，我在靠近鲍威利和中国城的派克罗街上的一家电影院当出纳员。每隔一周的星期日再连续做12个小时。我的工资是每周6美元，其中60美分用于车费。这是我第二次在剧院工作，第一次是1910年夏天，在专门表演歌舞杂耍的“展望剧院”当领票员。
　　既然我尽力完全如实地写这本书，我就必须把一些回忆起来多少有伤自尊的事件告诉大家。这些事与私吞钱财有关。在我漫长的从商生涯中，我获得了忠厚老实的声誉；同样使我满足的是这个声誉是正当地获得的。我只有三次偏离了严格的正直道路。在我年龄很小时，我渴望得到的糖果比严厉的家庭女教师发的更多，所以我时常从母亲的钱包里偷一便士，去投币售货机那里换糖果吃。有一天闪闪发亮的便士塞不进投币口，我大惑不解，只好拿回家来。其实这是一枚面值5美元的金币。母亲由于找不到这块金币一直坐立不安，后来同样奇怪地发现金币回到了她的钱包（1900年时一个人的钱包里放金币是一点不稀奇的）。一想到偷了5美元而不是一便士，我就心绪不宁，以致从此再也不偷了。
　　接着，有一个星期我在展望剧院接受了一些小额贿赂，让观众得到比他原该坐的更好的座位。这也是小事情，但总是使我心烦。我还发现一种使10张戏票接纳11个观众的方法。在经济拮据的几个星期里，我用这个方法私吞了几个美元。但我为此感到不安，所以很快洗手不干了。
　　最后一次私吞钱财是我从事金融事业中唯一的一次，为此我在道德上深感懊悔。我的投资公司参股的一家公司有一些土地因建造公路而被政府机构收购。我们有权从中获得合理的赔偿。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是由一个党派管理的，我们听说为了迅速而又满意地取得好结果，花一大笔钱聘请“合适”的律师事务所帮忙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像大多数企业一样，采纳了这个切合实际的忠告。我的合伙人是个律师，后来他因起了“促进事情解决者”的作用而取得了一部分钱。由于我们订有分配收入的综合协议，所以他把一半所得给了我。我本不该接受这笔钱，但是我收下了，后来为此一直懊悔不已。
　　我在性格上的弱点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亲戚、朋友、同事或雇员的贪污行为。我总是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却又从不对贪污者采取轻蔑的态度。如果他们的盗窃是由于沉重的经济压力而引起的（常常是这种情况），我往往怜悯他们，而不是谴责他们。然而，我只对出于习惯、贪婪或堕落而做坏事的富人或滥用名誉和别人信任的小人嗤之以鼻。例如，在我看来，1925年到1932年间纽约市长吉米·沃克的行为是不体面的。他垮台之后老百姓普遍拍手称好，而他死后又有人把他捧为圣徒，这使我对同胞的所作所为十分失望。
　　6月初，在大学第一学年结束时，一位朋友经过讲演厅，停下来与我聊天。他刚刚开始从事一份很好的工作，如果做日班每月有40美元工资，如果做夜班每月可拿50美元。他们需要更多的大学生，他想他可以介绍我去干。当然我很感兴趣，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我在合同上签名做夜班，一周做6天，从下午4时做到晚上12点。雇主是美国捷运公司（U．S．Express Company），我的老板名字叫M·A·费希尔，他是一位效率专家。
　　这份工作标志着在我的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开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已经对全国快运收费制订出全新的标准——用所谓划区法取代复杂的站到站收费法。运输公司为此提出抗议，断言新的收费制度将毁了他们。为了支持自己的抗议，他们经过精心准备，在一天里把所有业务都做完，然后用新的收费率计算每笔运输费用，从而证明新的方法如何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收入。
　　其他四家大捷运公司——亚当（Adams）、美洲（American）、南方（Southern）和威尔斯·法戈（Wells Fargo）——用传统的手工方法准备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费希尔先生把迅速分类整理复杂数据并打印成表的新方法卖给美国捷运公司，一家财力不足、不受重视、名字叫做计算—制表—登记公司（Computer-Tabulating-Recording Corporation）的企业租给他们使用这种新方法的机器。据说这家公司的股票都是超过实际资产估值的清水股，在市场上只值几百万美元。我几乎毫不怀疑，有朝一日我会发现这家公司（改名为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美国捷运公司的项目设在华盛顿街76号的租售区。我们这些帮手接受培训，学会了把原来使用的数据打在卡上，然后把卡插入整理分类机，以便按新费率计算费用和收益，接着再放入制表机，列出各种总数。计算时会碰到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州内运输和州际运输之间存在着差异。
　　尽管实际工作中的体力劳动基本上是单调枯燥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有趣的。我的一个同事，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班同学，名叫罗·伯恩斯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同样对这个项目兴趣很浓。我和伯恩斯坦一起与费希尔先生讨论工作，他很高兴我们对他的想法感兴趣，所以邀请我们在星期天下午到他家去好好畅谈。我们的讨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都将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1912年9月到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也开始了。我继续在美国捷运公司从下午4时做到半夜，每周听课加上家庭作业大约花费21个小时。伯恩斯坦也已改做夜班，我们亲密地在一起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谣言：费希尔先生与审计主任为了前者的助手违反公司规章而争吵了一场后辞职不干了。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专业性很强的项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久，总审计师泰特先生走进我们的工作室，嘴里喷着酒气——像他这种人喝酒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要见伯恩斯坦和格劳斯鲍姆。我们就走到他面前。他告诉我们，他已听说我们俩人的工作很受赏识，是这样吗？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不必要的谦逊，就说的确如此。于是他请我们在夜班结束后到他的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简短而兴奋的谈话。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可以替代费希尔主管工作？是的。我们能否立即——到明天晚上就完成——把操作过程的每一步完整扼要地写出来？可以。我——本尼·格劳斯鲍姆——能否向大学请假来做日班，并主管这项工作？我回答说我得与凯佩尔校长商量此事，并要求报酬一定要付足。我们同意第二天晚上10时带着搞好的操作提纲、系主任关于我请假的决定以及我的工资要求再到他的办公室来。
　　第二天像做美梦一样过得很顺利。当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凯佩尔校长后，他的脸上洋溢着热情。他很早就热心倡导大学教师从商，我的要求正好同他的主张合拍。“本，想一切办法请假吧。如果你能经过充分准备通过期末考试，我保证你能得到现有各门课程的学分。”学校方面的障碍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消除了。然后我们着手编写操作提纲。这份提纲最终写在一块很大的硬纸板上，并用尺在纸板上适当地划了线，每个操作步骤都由洛用刚健有力的字体写出。（要是他也像我一样写字潦草，天知道情况会怎样。）在纲要底下我们写了一句划上两道着重线的话：“为了准确无误，所有步骤都有待核实和再核实。”一到10点，我们就带着纲要图走进泰特的办公室。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太理解，因为他从未掌握这个项目的诀窍。但是我们把每个操作步骤安排得干净利落，合情合理，特别是关于核实和再次核实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很可能他自己的工作正成败未定）。他重复了一遍昨晚提过的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问我：“主管这项工作你要多少工资？”我坚定地看着他的目光说：“你得加我一倍工资，先生。”他马上回答：“行！”我意识到要求每月支付100美元工资太客气了——可是现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伯恩斯坦的工资每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或七十五。但是他不必像我那样要向学校请假。
　　当这些安排作出之后，泰特似乎更加如释重负了。事实上，他的心里对我们充满着脆弱的感激之情。他拥抱着我说：“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用担忧。我可担保，当你回到大学去时，一定会通过考试的。”在我们转身离开时，他又问：“本，告诉我，你多大了？”我还不能对他老实说，我刚过18岁，所以扯了一个谎——那时候和以前我都是很少说谎的——我已19岁，快到20岁了。他摇摇头，喃喃自语道，那么年轻就可拿到一份丰厚的工资了。他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只有五分钟热度，现在已经减退了。
　　在我们最后正式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是否与费希尔先生谈过话？我记不得了，但是我们后来在某个日子确实为了一件他遗留下来的事同他见过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好。然而他心里究竟怎么想就不清楚了。
　　我担任了四个半月的重要职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应付裕如，可是我仍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很有效。我把原来纸卡设计中未涉及的某些运输业务数据进行分类制表，由于作出这种新的安排，我受到了表扬。但是作为一大批雇员的经理，我们无疑不够成熟，缺乏圆滑的处世手腕。我们接受工作后的次日来了两个新雇员。他们分别名叫格雷纳和里安，原是会计部人员，都很聪明能干。他们奉命调来彻底学习这个项目，准备以后接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此很生气，可是不能不说这是泰特十分明智的一着棋。
　　接着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为了消除副总经理普拉特对我们的工作进度的不满，泰特决定我们必须管理三班，而我得管其中的两班——不仅管8时到4时这一班，还要管从半夜零时到8时的深夜班。这样一天只留给我8小时用于吃饭、睡觉和娱乐。不管怎样，毕竟我年轻，能够承受这副重担。对我来说，每天要回到布朗克斯去睡觉显然是办不到了，所以我就在科特兰街人称“史密斯——麦克纳尔”的一家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招待所过夜。
　　在下午4时做完日班后，我凑合着吃点食物，大约5时爬到床上睡觉，叫别人到11时半把我喊醒。接着在夜深时又开始我的工作，连续做16个小时，当中有两次40分钟的休息时间。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加班，工资增加一倍半，即每月拿250美元。每半个月公司开一张支票给我，我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支票对1914年前的人们来说犹如王公贵族拿到的薪俸。这一点使泰特大伤脑筋。他说这会引起挣钱比我少的一些重要雇员的不满，他要我接受按正常标准支付第二个夜班的工资。我同意了。但是整个安排只又持续了两个星期。深夜班工人的效率十分低下，也许我的督导很不完善，以致大部分劳动都因错误而白费了。所以这项试验不久便取消了。我恢复了每月100美元的工资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母亲感到很高兴。
　　随着工作的进展，格雷纳和里安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到头来他们实际上接管了任务的指挥权，我和伯恩斯坦只能跟踪观察一些操作过程，并对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咨询。到1月底，核对工作结束，只剩下最后编制数据和得出结论了。我准时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连同一封语气十分冷淡的告别信。关于我和美国捷运公司的关系以后我还要再说。
　　在我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我有充足的时间为重返大学作准备。想起凯佩尔校长的建议，我决定参加本学期英语、法语、德语和数学等几门考试。在离开大学前我已开始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但是几个星期对这门“乏味的科学”的涉猎，一点也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决定返校后不再攻读它。后来的结果是，我终生都将在称之为“金融”的经济学分支工作，并且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大学当上金融学教授。
　　又一场财政灾难突然向我家袭来。利昂早就渴望在沃纳梅克公司（Wanamaker）从瓷器推销员的职位上得到提升，迅速发展中的电影业的多种机会打动了他的心。他想用1500美元买下长岛杰梅卡的一座小剧院。当时杰梅卡只有一个村庄的规模。母亲向住在华沙的富裕的姐姐借了1000美元，我拿出为美国捷运公司工作而积下的全部储蓄支付剩下的差额。利昂年轻，毫无经验，也许我们早该预料到他的企业最终会一败涂地。果然，两个月里他把资金都蚀掉了。
　　现在我没有一点钱，也没有工作。我立即写信给泰特先生，把我的困境告诉他，重新提及他将帮助我从大学毕业的许诺，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兼职工作。他的秘书答复说，泰特先生向你表示歉意，因为雇佣兼职员工是违背公司政策的，他无法帮我忙。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再也不指望别人帮助我的随便许诺。我到处寻找工作，但都找不到。最后，绝望之中我接受了一份上门推销削价照片的赠券的工作。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令人羞惭和伤心的了。按响门铃，迎来一个头发蓬乱，表情难看不堪的妇女，我努力向她作出动听的宣传（通常是徒劳的），无数次未等你把话说完，她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漫长的一个下午的推销，通常以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告终——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一个坚持不懈的旅行推销员的勇气，可是我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
　　记得有一天，我毫无成果地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突然哭了起来——从不泪珠轻弹的人这么一哭心里舒畅多了。母亲悄悄地走进来，抱住我说，情况肯定很快会好转的。她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我想到泰特拒不履行诺言，于是直接写信给美国捷运公司代总经理塞里诺·普拉特先生，尽管非常为难，但我索兴干脆地把真情实况告诉他。这一招果真奏效。普拉特先生写回信给我说，由于情况特殊，他同意不照公司章程，作出例外处理。这样我就能担任兼职的提单核查员，每月挣25美元，在暑假期间则可改为整天上班。我感到自己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
　　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但不久我找到了一种消除枯燥呆板的办法。那就是创作十四行诗。我尽量每天创作一首，早上写出初稿，整个下午慢慢地加以润色修改。大多数爱情诗都是对当时我的红颜知己——她的名字叫阿尔达——有感而发的。那些诗稿几乎全都散失了，只有一句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创作出这句诗的那一天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句诗是：“希望是失望的墓志铭。”
　　一天，当我忙于处理货运提单和构思诗歌时，在我工作的大房间里发生了一阵骚动，一群公司官员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神情严肃的人我们不认识。不久消息就传开了：此公名叫罗伯茨，是新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已决定对企业进行清理，他是为此而来的。我见他看着一长排痰盂，长期来这些都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职员都嚼烟草。我听到他说“真讨厌”。第二天他下了命令：不准再嚼烟草，不准再放痰盂。罗伯茨对人员的管理确实严厉。
　　在罗伯茨当选为总经理后的三年里，该公司进行了积极的清理。我离开了大学，正在设法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一名雇员。我的老板对我说：“本，据我所知，美国捷运公司仍旧拥有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10万美元永久债券。快去见总经理，问他将采取什么行动。”与罗伯茨的这种新关系打动了我的虚荣心。我轻轻拍拍我的帽子，不久就出现在罗伯茨的办公室里，并且很高兴他把我当成华尔街经纪业派来的使者。当我向他提起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Lehigh Valley Railroad）的永久债券时，他说他愿卖掉它们，并想知道报价。这下可羞死我了！由于匆匆忙忙地要去见总经理，我忽视了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即动身前查看一下证券市场上的债券行情。我支支吾吾，说什么需要我们费城的办事处对市场进行专门调查，以此笨拙地进行搪塞，然后慌慌张张地告退出门。我不记得我们是否从罗伯茨那里买过债券，但我记得从那天起，不作好充分准备，我决不再去进行商务面谈。
　　大约七年后我与罗伯茨先生重逢。那时候，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证券领域开拓发展自己的业务，特别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证券，他们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的红利。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这种机会的品种，该公司的最终解散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看起来它肯定能提供利润。因此我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与1913年我担任地位低下的提单核对员时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到总经理那里询问下一次现金发放的日期和金额，因为我认为快到发放的日子了。罗伯茨先生的变化很大，现在他已是一个干枯的老人，常常缅怀往事。他坚持要详细地告诉我，数年前他如何卖掉莱克特街2号的美国捷运大厦，取得了50万美元现金。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当支票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坐在那把椅子上。这个唠唠叨叨的老人难道就是1913年夏天在房间里昂首阔步，而我们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的小暴君吗？在华尔街谋生期间，我还会看到许多人和机构发生这样的变化。同时我还将懂得公司的成长史与公司管理人员的成长史是十分不同的。两者都会变老，失去优势，但是许多衰老的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恢复了青春，而经理一旦老态龙钟，通常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我还得到过一份辅导军官孩子——其中有著名的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的一个儿子——的工作。伍德将军与他的家眷一起住在加文纳斯岛上。1920年，列奥尼德·伍德成为芝加哥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他曾得到过多数票，可是后来的选择和最终的胜利却意想不到地属于参议员沃伦·哈定。我与伍德将军在他雅致的藏书室里见过一次面，对他的举止和谈话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远不如卓越的父亲或端庄的母亲那么讨人喜欢。
　　每周四次我坐专门的渡船从南渡口码头离开曼哈顿开始旅行。军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内）在上层舱享受比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层舱的长木凳上。有一天我独自待在上层舱，感到相当厌烦，就漫步走下楼梯与两个士兵攀谈起来。第二天，米彻姆上校来到我辅导他的儿子的书房，对我说，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层舱与士兵谈话。这是绝对违反规定的，我不可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1913年美国陆军的铁一般的规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称之为“在衬衫硬纸牌上做业务广告”。最后一个学年的某天，哥伦比亚大学就业办公室通知我与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联系，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衬衫上的椭圆形纸牌上的广告位置推销出去。在与可能愿在这纸牌上做广告的厂商进行联系之前，他必须与足够的愿意使用他的纸牌的洗衣店签订合同——诱饵是售价从每一千张通常1．40美元降低为1美元。他要我尽可能多地说服当地洗衣店来签订合同，每签订一份合同，我可获得15美分。布克曼先生给我用三种颜色套印的很漂亮的有轨电车箭牌衣领广告作为样本，这些广告恰巧与还没有剪裁过的衬衫纸牌一样大小。我恭恭敬敬地对洗衣店主说，如果他们与我们签订合同，这些就是他们可以获得的那种硬纸牌，而且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现金。但是布克曼先生的硬纸牌在最后交货时却质量很差，而用黑墨水印的一大堆当地小广告使它显得更加糟糕。
　　也许是由于我的严肃认真和天真无邪的热情赢得了洗衣店主的好感，我访问过的大多数店主都签了约。也可能是因为不要求他们付现钱。但并不是全部店主都相信。我访问的第三家洗衣店是中国人开的，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我的长篇大论，饶有兴趣地仔细察看了箭牌衣领硬纸牌，仔细地研究了两页合同书，然后递还给我说：“中国人的洗衣店不用衬衫硬纸牌。”
　　过了一阵子，布克曼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在推销合同方面我已干得如此出色，所以他要派给我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个赚大钱的机会。现在我得寻找潜在的做广告者，使他们签约使用我们的衬衫硬纸牌上的广告版面。我首先与第125号街上相当大的零售商店布鲁姆斯坦恩（Blumstein‘s）联系。费了些周折，我才走进年轻的布鲁姆斯坦恩的办公室，他是负责做广告事务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宣传，他就厉声打断我：“不感兴趣！”我径自说下去，他重复说：“不感兴趣！滚开！”我想我该说几句抗辩的话，可是他说：“你滚不滚开？难道要我让人把你掷出去吗？”我只好走出去了。我的热情逐渐降低，我联系了名单上其他几家商店，结果都未成功。第二天我这个垂头丧气的推销员向布克曼作了汇报。他十分镇静达观地对待这件事。显然我的年纪太小了一点，不适合推销广告版面，但是我与洗衣店主打交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于是我回到了老行当。
　　接下来谈谈有关与异性交往的琐事。尽管我在智力发展方面是早熟的，但是人们认为我在交女友和谈恋爱方面却是迟钝的。13岁那年，在阅读菲尔丁①的《汤姆·琼斯》时，我不经意地听到家庭法语女教师康斯坦斯·弗莱希对母亲说：“本尼读的不是一本相当淫猥的书吗？”母亲很有把握地回答：“那些情节他不懂的。”当然，正是母亲的迟钝使得她以为本杰明除了性的问题外，其他都懂得很快。但是实际上我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对性的问题有着好奇心，由于我看书比其他小孩看得多，所以我有许多书使我能了解这个问题。不过在实际行动中我的确比其他男孩落后。
　　①菲尔丁（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阿米丽亚》等。——译者一方面，我继承了——天知道我从哪里获得的——说话过于拘谨的性格。我的同事说话粗俗总是使我感到不舒服，若要我说粗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语言上的节制使我一生寡言少语。另一方面，我在女孩面前很害羞。中小学时代，我从未与女生在同一课堂上读过书。到了大学时代我与女生的接触仅限于情窦初开时对康斯坦斯的爱慕以及对一个名叫维奥莱特·加斯纳的女孩在心中的幻影似的好感。但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我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对我很有影响的人是哥哥利昂，他与年轻的姑娘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他自信，能说会道，喜欢引用爱情诗句。来找他的姑娘经常多得他无法应付，于是他自然把一些姑娘交给了我。事实上，我成为利昂与其女友惯用的谈话伎俩的一部分。如果女友听信他的话，我就不仅是一个神童，而且是个独一无二的神童。她们都要求见一见我这个惊世奇才，利昂谦和地同意了。
　　通过我的表姐海伦，我会见了一个名叫罗斯的姑娘，但是我不敢搂住她的腰，甚至当我们在纽约州科尼岛乘汽球飘越那奥尔德山时都如此。后来罗斯嫁给了别人，但是我写了一首幼稚的诗纪念她，这首诗可在我的活页《诗草》集中找到。利昂还带我到布鲁克林去看望一个卖亚伯拉罕和斯特劳斯乐曲唱片的漂亮姑娘。利昂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对我说过），由于已经充分引起这位姑娘的爱慕，每星期六下午他可以在唱片间免费欣赏全部歌剧精品而不买一张唱片。这位年轻的姑娘楚楚动人，含情脉脉，我的那位鉴赏唱片的兄弟却相当随便地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些相会仅仅是比较认真的初恋之前的一种“热身”。利昂已对西尔维亚·梅休尔动了心，这个姑娘住在布鲁克林区巴斯滩。当西尔维亚与一个姓阿明达的男子订婚后，利昂开始去找她的小妹妹、当时只有16岁的海兹尔玩。海兹尔具有值得称道的一切美德。她漂亮，聪明，泰然自若，并具有各种实用知识。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因为教邻居的孩子以及一些成人跳舞和朗诵而挣到不少钱。她慈善宽厚，乐于助人，是个十足的好人。如果说她有缺点，那么缺点就是优点太多：她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不久，利昂需要向海兹尔炫耀一下他的著名的小弟弟，反过来也想在小弟弟面前炫耀一下海兹尔。此外，从布朗克斯走到布鲁克林外环地区的路程又长又乏味，有人陪伴走远路不会厌倦。有个星期天，我跟他来到一个小木屋的客厅。海兹尔进来欢迎我们。她很直爽，但直爽得讨人喜欢，深褐色头发直披在肩膀上，样子使人误以为稚气十足。我们彼此都很有好感。我成为梅休尔一家的常客，有时我与利昂一起去，有时我独自去。我们两人向同一个姑娘求爱没有逃得过表弟洛的注意，他经常拿我们当笑柄来嘲弄。几个月后，海兹尔忙于安排一次文娱演出，以显示她教的小学生的才能和进步。为此我仿照弥尔顿的《科穆斯》的风格，写了一部假面剧剧本，剧名叫《仙女的节日》，海兹尔从各种来源为该剧配上了音乐。该剧是从七岁女孩朗诵序诗开始的：远离本森赫斯特的农村生息地，远离老巴斯滩，在深沉的宁静中，有一块仙女们居住的乐土……
　　为了帮助办好这件大事，海兹尔把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对她献殷勤的男子都召集拢来。他们结合成许多个领票、卖票和置换布景的小组，海兹尔甚至招聘我的另一个哥哥维克多来服务。她对维克多的一切（包括对他的业余表演才能）了如指掌。这天晚上演出的高潮是二重唱，瘦长的维克多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合唱艾尔·乔森新近创作的流行歌曲：“如果长大的姑娘行为像婴儿一样，我准会爱上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追求。”听众掌声雷动。但是表弟洛——他是经过一点劝说才来看演出的——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全部在一个与小孩差不多的姑娘的掌握之中吗？这对格劳斯鲍姆家的尊严是一个打击，真丢脸。可是不久洛也成为海兹尔身边的追随者之一了。
　　当我19岁时，我产生了比较专一的爱情。通过罗·伯恩斯坦的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达·米勒。阿尔达没有海兹尔漂亮，但她有一张活泼有趣的脸。她在一家专利代理公司当秘书兼打字员，从她办公桌上源源不断地经过的技术资料起到了扩大她的知识视野的作用。我一直怀着深切的爱和某种内疚回想起她。我们的爱情很快发了芽。不久我们每天下班回来在艾尔火车站相会。米勒家有个后院，一棵树上挂了一个秋千——这个秋千很宽，足以容纳两个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弥漫着紫丁花香的晚上，我俩并坐在秋千上，海阔天空地闲聊时，我想起了康德的哲学。我感到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然后越来越迫切地把我的脸转向她。好长时间我才揣测到她想吻我，最后，即使最愚笨的人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自此之后，我们完全堕入了爱河。这段时期既甜蜜又心乱。每次见面，天性敦促我们结合为一体，但我们从未交欢，因为这样做不体面，我们都是十分正派、有身份的人。但是在米勒家的吊床上我们有过爱的体验，其中的细节读者自己可以去想像，但我们都保持了各自的贞节。不管怎样，至少我感到羞愧。我曾用某种荒唐的方式，对阿尔达压在我身上表示不满。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米勒家举行年轻人聚会时，阿尔达坐到我的膝上——私下里我很喜欢她的这个举动，可是在这么多朋友面前这么做使我感到滑稽可笑。她并非低声地问：“本，你爱我吗？”“亲爱的，当然爱你啦，”我低声道。“告诉我，你爱我超过爱世界上的其他人。对大家说。”她坚持要我回答，她的声音几乎有点刺耳了。“真的，真的，阿尔达，世界上我只爱你。”
　　第二天晚上我寄给阿尔达一封明智的长信。我说我仍在读大学，毕业后可能还要花三年时间读法律。如果在我足以供养她之前必须推迟结婚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一本正经地谈情说爱呢？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越来越难舍难分。情欲越来越强烈，我们都没有希望加以满足。我写道，我对她朝思暮想，刻骨铭心，以致大学学业也无心投入了。在写了许多理由和借口之后，我宣布了令人悲痛的决定：我们必须一刀两断，立即结束恋爱；对我们两人来说，不再见面是上策。
　　由于年代久远，事过境迁，我已难以记起这封信依据的前提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和阿尔达在恋爱时发生肉体关系。与一个正派的姑娘同床共眠，甚至在你恰当地供养她之前与她结婚——这种事都像小偷或酗酒一样不光彩。对一个体面、有抱负的青年来说，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阿尔达回信接受了我的决定，毫无一句怨言，她还希望我将来取得成功和幸福。
　　我与阿尔达的关系以及后来与一个不大有趣的姑娘更加肤浅的关系，为我青年时代的主要爱情篇章铺平了道路。这导致我与海兹尔结婚，导致生育5个孩子，导致我和海兹尔分享许多成功的喜悦，共担忧患和悲哀，但是也导致最终的离婚。离婚这一天的早上，我恰巧在阅读康拉德①的《黑暗的中心》，马洛的深刻看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生活真是滑稽离奇——为了一个徒劳的目的，按照冷酷无情的逻辑作出神秘莫测的安排。从生活中你最能希望得到的是对自己的了解——往往得到时已太晚——以及许多无法消除的后悔。
　　我和海兹尔几乎可以互补一切，然而却都缺乏对自己的必要的了解，事实证明这对我们的婚姻是个致命伤。
　　海兹尔在波士顿的艾默生学院待了一年后回到巴斯滩，马上与所有过去向她献殷勤的男朋友（包括我在内）恢复往来。渐渐地和谨慎地，海兹尔打定了主意：我是她要嫁的男友，下了这样的决心后她开始说服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需要时间和技巧。她既没有像阿尔达那样要求我在公开场合作出令人尴尬的爱情表白，甚至也没有在私下里对我说些令人心醉的肺腑之言。我们两人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是有益的。
　　1914年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开始就业谋生，虽然1914年夏天几乎算不上是我事业起步的有利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门紧闭，但我仍能在华尔街得到并继续保持一份工作。虽然每周我只挣10美元，但我在加文纳斯岛辅导军官的儿子，并在一所夜校向外国人教英语，赚点钱作为补充。在夜校当教员是我的第一个教书经历，我们使用了古因教学法，教某个字就要作出与此字义相配合的动作。例如，在第一堂课上，教师用拖长的语调念“我开窗（I open the window）”时，马上作出开窗的动作。小学生一个接一个地重复这一句，通常他们大体上读成“Ioopenzevintow”，同时走到窗前，放进一阵冷空气。这种教学法似乎比《尼古拉斯·尼克尔贝》①一书中多西博伊斯·霍尔学校的好一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所小学的校长瓦克福德·斯奎尔斯是这样教拼写的：“Winder-w-i-n-d-e-r.约翰逊，今天下午你擦洗教室的玻璃窗，要是不洗，我会把你禁闭起来。”
　　1914年我们迁居到一个称为亨特角宫殿的相当独特的联合公寓去，享受了意想不到的豪华。这么漂亮的房子的租金怎么办呢？十分简单。不太尽如人意的5间套公寓每月租金只有45美元，仅比我们在凯里街的房租贵10美元。我的三份工作可以每周挣28美元，加上我哥哥付出的钱，足以支付不贵的房租。这里陈设琳琅满目，守门人衣着华丽，有很多电梯，有5个极好的网球场，设想一下，格劳斯鲍姆一家住在这么一个又大又熠熠生辉的大楼里①康拉德（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黑暗的中心》是他写的最享盛誉的小说。——译者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主要小说之一。——译者该感到多么自豪！这是我家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过去任何充分的享受都不会稍稍减少我们对这种新的豪华世界的热情，理智也不会让洋洋得意的心灵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①康拉德（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黑暗的中心》是他写的最享盛誉的小说。——译者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主要小说之一。——译者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收到一封正式通知信，我已获得学费奖学金，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回信表示接受。这是个好消息，但它使我陷入困惑的境地。我应当像自己一直预期的那样去从事专门职业吗？我可以放弃华尔街的职业，物质上没有什么牺牲，并且经济上也不会减少。但是权衡下来，若去读书，将要耽搁三年，我才能在生活中真正开始创业，而且相应地要花更多年才能考虑结婚。我与海兹尔讨论过这件事。她用微妙的方式使我明白，再读三年书对我对她都是很长的时间，而如果我坚持把现在的工作干下去，凭我出众的能力，就会……她没有谈我该做什么，但是我按照她希望我做的，也按照我自己希望做的去做了。我写信给法学院，谢绝了这笔奖学金。我也把决定告诉了凯佩尔校长（没有提及海兹尔）。他写了封短信给我表示同意，说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歇业，许多无法适应形势的人肯定会退出华尔街，这样就留给有能力的人更多更好的机会。
　　不久我和海兹尔彼此许了诺。我记不得许诺的日期，但记得许诺时的情景。我从剧院送她回家，我们必须在BMT火车站等很久才能换乘去本森赫斯特的火车。肯定是我首先表白我多么爱她——她是我最思念和爱慕的人。她说她非常爱我，决心等我。我们都感到幸福，但说这一切的时候也非常庄严。海兹尔提醒我，我们共同的保证绝对不可告诉别人，因为她的母亲（利昂称其为“不可一世的人”）和举足轻重的麦克斯叔叔要是得知宝贝海兹尔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会大发雷霆的（她的父亲——是一个波普·米勒类型的人——不在乎这一点）。但海兹尔向我保证她可以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私订终身的秘密大约保守了一年半，即一直到1916年夏。时间的耽搁使海兹尔在与无数追求者的周旋中——包括应付一个名叫凯西陀的向她热烈求爱、易于激动的南美洲青年——以及在应付有独立主张、一直为她寻找如意郎君的母亲方面费尽了心机。她的母亲的热情引发出各种事件，其中有件事似乎有点让人蒙羞。梅休尔夫人相中了一个人才出众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内森·古特曼，他和他的父亲的女式羊毛衫生意很红火。1915年海兹尔和她的母亲打算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过复活节。当我问海兹尔我能否同去过周末，她说这会使她很为难。但是如果我同意以她的表亲身份出现，并且不要为此向她提出任何问题，事情就好办。我头脑简单地同意了。当我到达莱克伍德时，我发现古特曼舒服地住在海兹尔的旅馆里，梅休尔夫人待他极其亲密，而对“表亲本”的到来却毫不掩饰她的不高兴。
　　当然我对这一场面是很不痛快的，但是我认识到海兹尔的困难处境，不可为此闹别扭。这段时间对两个热恋中的青年来说不是容易打发的。虽然他们几乎每天要相会，但当时的习俗限制了他们情欲的冲动，而他们的性情却与惯例不尽一致。海兹尔秀色可餐，但她心如铁石，十分自信，甚至远比一般女性更加有克制力。表面上我很随和圆通，但内心却对一切严格的管制感到不满。此外，我得装出毫不在乎男人向海兹尔献殷勤的样子，保持某种程度的英国人的克制。
　　我们有过大大小小许多误会。我们不止一次同意停止争吵，争吵总是云过雾散。有一件事却非同寻常：我带海兹尔出来，在湖上划船。突然她宣称她肯定我爱她爱得不够，所以我们的恋爱肯定是不幸的，她不想活了，决心投河。说着纵身跳入湖中。她的水性很好，在水上漂浮毫无困难，而我只能尽量划近她，恳求她保持理智，要相信我等等。这个插曲表演了几分钟后，海兹尔爬回船上来，声称她决定给我们的恋爱再一次机会。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我正式向海兹尔求婚。我向海兹尔的三位一体的长辈——父亲、母亲和麦克斯叔叔提出了我的要求。海兹尔表面上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退回到自己房间去，实际上坐在楼梯最高一级，专心地听着。我简要地谈了我俩的相互爱慕，并详细地谈了我的金融事业前途——当时这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母亲梅休尔承认她未曾料到我会求婚，并且难以接受我太年轻的年龄。她还询问我是否经常刮胡子。我说是的，这使她的猜想得到了满足，于是她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我们用一瓶香槟酒来庆祝求婚成功，因为喜讯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所以庆祝只能不铺张了。同年11月我们按惯例举行订婚舞会，次年6月结婚，但是不久我便面临因美国参战而引起的痛苦的个人问题。
　　第七章　事业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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