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父亲根据在宽甸会议上宣布的改变方向的要求，为做好基于先进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倾注了很大力量。我父亲常到红土崖去，就是为了去做白山武士团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大舅和父亲在油灯下拆卸手枪。当我看到手枪的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浮现出在进行三·一独立万岁示威时，在普通门前的大街上见到的情景。那时，我在示威群众中看到的只有铁耙和木棍。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大舅手里竟看到了枪。千百条性命的牺牲，带来了血的教训，终于使朝鲜的先觉们武装起来了。
几天后，父亲交给我一项到中江去运子弹和火药的任务。看样子，是因为海关对大人搜得很严，才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壮起胆子渡到中江，把子弹和火药装在皮包里，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警察在海关上对要坐渡船的人查得挺严，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
在那以后，大舅为了到国内去开展武装小组活动，离开了临江。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江宪兵队伍长金得秀来到临江，把大舅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们。金得秀虽然是宪兵伍长，他帮了父亲不少忙，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流泪。因舅舅被捕，全家人都坐立不安，满腔怒火。
舅舅离开临江后，率领武装小组成员在慈城、介川、平壤一带开展了猛烈的活动。1921年4月，在平壤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来被判15年徒刑。
他坐牢13年零8个月后，被保释出来，1942年在家逝世。
原来，舅舅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名叫美风会的启蒙团体，进行反对赌博、饮酒、迷信的活动。他的这种活动所以能够升华为救国运动，是因为受了外祖父康敦煜和我父亲的影响。
革命，并不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去干的，只要给予好的影响，搞好意识化，任何人都可以在改造和变革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敌人逮捕了我舅舅以后，把很多密探和便衣警察派到临江，企图逮捕我父亲。因此，夜里父亲躲到临江郊区的朋友家去睡，白天回家来办事。
这样，我们在临江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家不得不再次打起行李，从异国的他乡，搬到另一个异乡去。全家人都背着、扛着、顶着行李，可是光靠人力怎么也没法搬家。有一位叫方士贤的传教士带来爬犁，把我们送到长白县八道沟去了。据说，从临江到八道沟大约是250里地。
八道沟和临江一样，是挨着鸭绿江的边境小镇。正像临江对岸的中江有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驻在所一样，八道沟对岸的葡坪也设有日本宪兵队分遣所和警察驻在所。
葡坪虽然位于朝鲜的北端，但由于独立运动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布置了稠密的武装力量。从葡坪派来的密探、宪兵和警察，天天钻到八道沟来，到处乱窜，搜捕爱国者。
我们家住在离八道江流入鸭绿江的汇合处不远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挂上了“广济医院”的新牌子。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姓金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左边住着开冷面馆的另一个姓金的，对过也是个开冷面馆的姓金的人。
还有，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给鸭绿江沿岸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哥儿俩也姓金，他们也住在我家附近。这样，住在我家周围的四家姓金的，都可以说是好人。
只是住在我家后面的一家很可疑。后来才查明，那家主人孙世心是葡坪警察署派进来协密探。这个姓孙的原来住在中江，他是按照日本警察机关的指令搬到八道沟来监视我父亲的。
父亲来到八道沟后，和各阶层的人们来往。他们当中，有一位姓黄的思想家。他在南社木材所当文书的时候，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暗地里执行我父亲交给他的联络任务。
他一接受任务，就离开八道沟，到各处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他就返回我们家，等待新的任务。
有时，他和我父亲摆上酒桌，长时间地进行谈话。有时，他们提到《朝日新闻》登的文章如何如何，并热烈地对时局进行评论。
父亲去钓鱼，他就带着辣酱跟着去，到江边帮着拉网，剖鱼肚，同享一番野餐之美。他三年来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还和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
父亲曾跟他一起到200里外的南社木材所去了好几次。父亲到那里教育工人，吸收工人参加反日组织。罗竹普通学校的教员们也接受了父亲的指导。
有一年，这个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葡坪教堂，也是当时我父亲常去的地方。虽然说是教堂，并不是尖屋顶上插着十字架的建筑，而是盖了木瓦的普通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是撤去间壁，打成了通间。自从我父亲来到八道沟，那个教堂就成了教育群众的场所，还成了国内革命者汇集的场所。每当做礼拜的日子，父亲就渡到葡坪去，把人们聚集起来，进行反日宣传。有时，还弹着风琴教他们唱歌。
父亲不去的时候，母亲或亨权叔叔就对前来做礼拜的人进行反日教育。
我也曾带着哲柱到那个教堂去跟父亲学弹风琴。
葡坪市街上有很多我父亲曾用作秘密联络场所的地方。
在葡坪驻在所当清扫工的人也做过秘密工作。他探出驻在所的秘密后就去告诉邮件委托所，委托所主人就转告给我父亲。
我也常按父亲的指示去做秘密联络工作。有一次，我为关在葡坪驻在所的爱国者送去了衣物和吃的东西，我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邮件委托所。父亲叫我到那里去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那时，父亲用亨权叔叔的名字给《东亚日报》支局做点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收入，但可以免费看报。
我一个星期到那个委托所去两次。在江水冰封以前，去一趟葡坪挺费劲。
江水冰封后，就差不多隔一天去一次。我念书时，亨权叔叔也干过这个差使。
给父亲寄来的邮件多的时候，我就和享权叔叔一起去拿来。邮件主要是邮包、杂志和在日本出版的医学书籍。
我们来往于葡坪的时候，得到了当宪兵辅助员的洪钟字的很多帮助。他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成了革命的支持者和帮助者的。当然，和他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得很顺利的。
我们住的八道沟属于葡坪宪兵分遣所管辖区。驻在所警察和海关官吏都归这个分遣所管。那时，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我父亲和组织成员经常注意宪兵监视所的动向，而他们也从不间断对我们家的监视。
洪钟字穿着宪兵服第一次走进我家药房时，我很紧张，父亲和母亲也对他怀着戒心。
洪钟字用陌生的眼光在药房里张望了好一会儿，开口说：
“我今天来找仁兄，不为别的，是替安州的张顺凤来问好的。他听说我要调到边境来，他就跟我说，到了厚昌，务必去拜访名叫金亨稷的一位朋友。
我本人也很想见见仁兄，请教请教。”
就穿宪兵服的人来说，他的言行倒是谦虚而文雅。
可是，第一天，我父亲待他很冷淡。
洪钟字走后，母亲问道：
“你和中江的金得秀伍长处得那么亲密，今天是怎么啦？”“我一看他穿的宪兵服，使我再次想起了平壤监狱。”父亲说，对特意来代人问好的人，这么对待是有些抱歉，等他下回来，好好款待就是了。
洪钟字后来经常出入我家。
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事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洪钟字来刺探我家的秘密，我就要通过他来刺探宪兵队的秘密。
如果做失败了，只不过我自己的处境危险罢了。可是，如能使他的心转变过来，那对我们的工作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啊。中江有金得秀，葡坪有洪钟字，金亨稷所到之处，哪里会没有宪兵呢。”
从那天开始，我父亲积极地对洪钟字进行了教育。
父亲不再用对待宪兵辅助员的态度对待他，而是用对待同胞的态度真诚地待他，还尽力款待他。
洪钟字慢慢地也表露了本心，原来他是个有民族良心的人。他的家乡是平安南道顺川。他在家乡拼死拼活地种地，可怎么也闯不出一条活路，于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考了宪兵辅助员。但是，当他目睹了宪兵和警察野蛮地镇压参加三·一人民起义的示威群众以后，后悔自己不该来考宪兵辅助员，所以他还是想回家种地。不料，这时接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还接到了教练传令，他就是这样成了宪兵辅助员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以“官制改革”为名，缩简了国内宪兵机关，大量设立和扩大了警察机关，同时强了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朝鲜人宪兵辅助员几乎都转为警察，或调到边境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洪钟字来到了厚昌。
有一次，洪钟字向我父亲表示，想要夺取宪兵队的武装，投身独立运动。
父亲很赞赏他这种胆略，说道：
“你要投身独立运动，能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了不起的。虽然身披日本鬼于的军服，但灵魂是不能玷污的呀。我们是以具有五千年历史之国而自豪的民族，怎能甘心做日本鬼子的奴隶呢。可是，我想，你留在现在的职位，帮助我们工作，更为有益。你依然穿着宪兵服，可以从各方面支援独立运动。”从那以后，洪钟字遵照我父亲的话，很好地帮助了独立运动者。
洪钟字常来找我父亲，事先告诉我父亲他哪天从几点到几点在渡口值班，如有需要过江的人，就在那时派过去。他就这样，好多次保障了革命者渡过江去。我父亲也曾几次在他的帮助下闯过了危险关头。洪钟字如觉察到父亲身边有发生危险的兆头，就即刻到八道沟，说“警察要过来，请注意。”有时告诉母亲：“金先生若要回来，就让他在乡下多呆几天再回来吧。”有一天，洪钟字从宪兵分遣所所长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到对岸去探听在那里活动的独立运动者和朝鲜人的动态。他渡到八道沟时，正看到葡坪驻在所的警察把父亲绑着押往渡口。于是，他挡住警察的去路，呵斥道：
“这位先生是为宪兵队做事的，是我们的人，你们为什么背着我们随便逮捕他？今后，金先生的事，你们不要管了，只要告诉我就行啦。”结果，那个警察点头哈腰地告饶，并给父亲解下了绑绳。我父亲就这样摆脱了危险。
有一次，出去巡查回来的宪兵向分遣所所长提议道，据说，八道沟的金大夫是思想家，是不是把他抓来审问一下。
于是，洪钟字打开记录“情报材料”的宪兵日志说，这些材料都是通过金大夫得到的。要探知思想家的动态，就要假装成思想家，那样才能探知他们的底细。金大夫对我们的事业功绩很大。其实，那些“情报材料”都是洪钟字自己编造的假材料。
1923年5月，宪兵辅助员制废除了。洪钟字也想带着家属到中国去搞独立运动。他说，他再也不想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了。
那天，我父亲为了说服他费了好大劲。父亲开导他说，回到家乡后，还是进警察机关的好，就像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的工作。这样做，会比到独立军去活动，对我们的帮助更大。他还说，到了故乡，请到万景台去一下，代我向父母问好。
洪钟字一到故乡，就去了万景台，向我祖父祖母转达了我父亲的问候，他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在故乡当了警察。后来经几次向上级提出要求，从1927年开始，到大平驻在所当警察。他一到任，就叫一个听差的提上酒、猪肉和桔子来到万景台的我们家，给祖父、祖母拜年。万景台属于大平驻在所管辖。
洪钟字遵循我父亲生前的教导，没有失掉朝鲜民族的良心，始终如一地保护了我们一家。他设法调到大平驻在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万景台的我们一家人。在他负责南里的工作期间，我的祖父和亨禄叔叔没怎么受敌人的折磨。驻在所的头子总是对他训诫说，金亨稷的一家从过去就是反日思想家的后代，要严格加以警戒，随时搜查家宅。可是，洪钟字每次都以无关紧要的内容敷衍过去了。
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到处抓亲日派来狠揍，可是洪钟字没有挨揍，平安地过去了。他在老家当过警察，但从未作过恶，就是看到违反日本法律的行为，也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所以没有招人恨。
他由于过去的历史，遭人误会，但他从未提起他过去做过的事。若是一般人，为了解除误会，也会给我写信的，他却没有那么做。
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为了寻找洪钟字，我把这项任务交给干部们，终于在顺川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到道干部学校去学习。他在道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仍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他把自己的余生完全献给了发掘我父亲革命事迹的工作。
对像洪钟字那样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不失本色的人来说，警察服和警察的牌子都不能成为问题。问题不在睛牌子或服装，而在于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八道沟时，父亲依旧关心教育后代的工作。父亲把教师的牌子换成医生的牌子后，仍然像站在讲坛时一样为教育后代的工作倾注心血。通过学校和夜校，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多多培养有为的人材，才能光复祖国，建设富强的独立国家，这是我父亲的信念。1924年夏天，在三源浦办了个朝鲜小学教员的讲习班，那时，我父亲具体地给他们编定了对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唱的歌名。
经过父亲的努力，八道沟办起了朝鲜人的学校。连葡坪的青少年也带粮到这里来搭伙，学习朝鲜文字。
父亲无论到哪里都说：
“教育后代是国家独立和建国的基础。”
“人若不识字，就无异于禽兽。识字懂文才会做人，也才能光复祖国。”我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全心用功。我念书的八道沟小学是四年制中国小学，用中国话讲课，科目内容也是中国的。街里没有朝鲜学校。因此，我放学回家，就接受父亲的个别教育。父亲教了我朝鲜语文、地理和朝鲜历史，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列宁、孙文、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他还给我指定几本必读的进步的小说和其他书籍，读后发表读后感，这样系统地对我做读书指导。由于有这样的指导，当时我读了很多好书，如：《朝鲜之伟人》、《朝鲜英雄传》《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及各种报刊。
父亲对做功课要求很严，如不好好用功，我和哲柱弟弟自不必说，就是亨权叔叔有时也要挨我父亲的打。
我母亲也常督促我用功学习。我放学回来后，要上山去打柴，她就说；“还打什么柴呀，快去做功课。”这样，她使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方面。
因为母亲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总不辞辛苦，为我们费心，所以，我心里总是琢磨着如何让母亲高兴。有一次，她给钱叫我买球鞋穿，我便到葡坪去用那钱给她买来了女用胶皮鞋。那时，母亲说：“你年岁不大，心可大哩。我穿什么鞋不行啊。只要你们功课好，长得结结实实的，做妈的就高兴了。”
母亲总是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费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在成长时，从没有忧郁的时候，总是活泼、乐观。回想起来，住在八道沟的时期，是我最淘气的时节。有时候，因为过于淘气，大人们直咂舌头。不淘气还能算是孩子吗？
在冰封的鸭绿江上，凿出宽一米多的大窟窿，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江边挨个儿比赛跳冰窟窿。想起那时的八道沟冬天，就是现在也觉得70年前的童心又重现在眼前。那时，我们说，跳不过那个冰窟窿的孩子，将来没有资格当朝鲜军人，于是大家都飞跳了过去。孩子们为避免当不上朝鲜军人的羞耻，拿出全身的劲向冰窟窿跑过去，步子小的和胆子小的孩子，有时会掉进冰窟窿里。这时候，那孩子的家长就会一面忙着给孩子烤干弄湿的衣服，一面唠叨：那个平壤家的成柱，把这街坊的孩子都变成冻明太鱼了。那时，人们都说成柱是八道的孩子王，所以邻居的大人们每当数落自己的孩子时，就要提起我的名字。
有时，在八道沟后山上和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直到天黑，弄得火人们心焦如焚。遇到这种事，八道沟的人们为找孩子们通夜睡不着觉。由于时常出现这种事，所以大人们对孩子管得很严。可是，要飞向那万里长空自由奔放的童心，哪能锁得住！
有一次，和我一起念书的金宗恒从保管在他家仓库里的雷管箱里拿出一个雷管，向我们显摆。他家仓库里装满了要供给独立军部队的武器、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金宗恒的哥哥们通过日本会社的代理店购进好多工作服和劳动鞋，给武装队送去。他们为了给独立军供给物资，备了两艘船，还有马，东奔西跑地成批购进物资。
那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嗑瓜子儿，金宗恒把雷管拿到嘴边吹口哨。不料，火星碰上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伤了好几处。他哥哥把他用床单包起来背着，跑来找我父亲。雷管炸伤了人的这件事，如果传到警察耳朵里，就要闹出大事来，所以父亲把金宗恒藏在家里，给他治了20多天。
发生过这件事后，我才知道金宗恒的家是往独立军那里运送军用物资的爱国商人。
这个时期，我干了不少冒险的事，的确是不懂事。不过那时，心里总有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随着我年龄的增大，亡国的痛苦越来越大地占据了我的心。
五《鸭绿江之歌》
1923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我父母的夙愿。可是，再次向我问起将来的理想，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这话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上学不行吗？
父亲看样子决心已定，他一再地说，眼下虽然因惜别而感到难过，有些惆怅，但一定要把成柱送到朝鲜去读书。我父亲从来就是一言既出，决不毫无道理地收回。
当对，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奔走东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还要苦。可是，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如果能弄清我国沦亡的原因，那就是很大的收获，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的是多么穷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钱家的孩子都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而且能学点学问，这已成了当时时髦的现象。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对了。他让一个还不到11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可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小孩子一个人走一千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路，连夜给我缝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人能去吗？我回答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上了地名和里程。他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一次在平壤。
我在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3月16日）。那天，从早晨就刮起了暴风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30里地。他们要给我做伴一起跟着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500多里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从厚昌到江界的路两旁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路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过直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又是一道岭，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的脚都起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一位老人抱着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潍，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古仁、清云、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搭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铺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车运输。从新安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票价是一元九角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坐了一个农民的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点钱。那个农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他到大门外高兴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为人和蔼亲切，他说，他接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就说，四年前，你跟着你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鲜鱼，一点也不给自家孩子，只给我一个人吃。晚上，还给我盖了新缝的被子。这家主人对我竭尽了诚意。
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拍了电报。电报每个字要付三分钱，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付一分钱，所以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为车出了故障，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的热情关照，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住下，就要了定价一角五分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一角五分钱。老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五角钱一份的。
我说，没钱吃五角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五角钱。我算了算自己带的钱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毯子睡，怎么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不要紧，只管用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和世代相传的美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这是朝鲜人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方人都表示羡慕。我在千里行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客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影响的人。我在七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一家人时，就想着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
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千里行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上了亮堂堂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很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景象日本味越来越浓，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恨。我重温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那时的千里行是使我了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14天，即1923年3月29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了过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人走来的，祖母好像不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水依然如故，令我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着贫穷的迹象，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年级插班，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是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舅的事，姥姥家正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家的监视和折磨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每天吃米查子粥或豆渣饭，勉强维持生计。光靠种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二舅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作了很大努力。特地为我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了席子。我的同学不分时辰，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者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风潮，以恢复国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一环蓬勃地开展起来。先觉者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到处兴起了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俞吉浚，南宫檍等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席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沉睡在封建束缚中的我国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孔子和孟子学说的私塾，改变为教新学问的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他们为此①
奉献了所有财力，倾注了心血。金九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②③
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初期他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过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是在南浦地区办学教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区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 。。。。。。
①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的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归国，在南朝鲜反对美国的奴役。1948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后回汉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暗杀。
②
李奉昌（1900～1932）：京畿道汉城人，独立运动者，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1月，在日本东京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投掷手榴弹。
③
尹奉吉（1908～1932）：忠清南道礼山人，独立运动者、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军要人多人。
和李升薰以个人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独立运动者和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是光荣的。他叫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为争取国家独立敢于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区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且是现代化的学校，学生有200多名。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它为中心，把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因此，平壤地区的人民和有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她为白寡妇，她是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守节到80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她致富的方法独特，而且颇有胆略，所以很早以前就成了人们之谈论的话题。
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归白善行所有的。据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卖给了日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时候，连算盘都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快。
人们之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家财万贯，并没有贪图富贵荣华，总是过着粗茶淡饭的朴素生活，但她慷慨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接到一大包书，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从强占初期就宣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日”字。《国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表示抗拒的心理，我做出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偶尔看到了在教室里、道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孩子。有的孩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怪。
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了，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后来到了七谷。那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聚到我姥姥家来想了解时局的变化。他们对我说，既然在满洲住了几年，中国话一定讲得挺好，要求我说几句给他们听听。彰德学校的孩子们也缠着要我教他们中国话。我每每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有自己很好的语言，为什么要说外国话呢。
我回到祖国后，只讲过一次中国话。有一天，二舅叫我一起去城里逛逛，他总是忙着干活，轻易不去逛街，那天是特意为我腾出时间的。他说，你离开好久才回来，今天和我一起出去吃一顿午饭。就这样，他带我到平壤城里去了。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圈，然后为吃午饭，走进了西平壤的一家中国馆子。
在现在的烽火山旅馆一带，那时有很多中国馆子。这里的老板们为了多拉顾客，多卖钱，站在门外，口喊“快请，快请”，殷勤地争着迎接顾客。
我们走进去的那家馆子的老板，用不大通顺的朝鲜话问我们要用点什么。我为了让老板容易听懂，用中国话要了两盘发面饼。老板睁圆眼睛望着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学生。我告诉他，我不是中国学生，只是在满洲住了几年，学了点中国话，我就这样用中国话和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高兴地说，这样小的年纪怎么能说那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说，见了从满洲来的学生，不免想起老家来，他说着竟流了泪。
他给我们端来了发面饼，还给我们上了几样我们没有点的菜，劝我们多吃。我们推让了半天，拗不过他，就把摆上来的饭菜都吃了。吃完后，拿出钱算帐，老板却连发面饼也没收钱。
在回家的路上，舅舅对我说，今天本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带你进城的，可是，反倒沾了你的光。说着他大笑起来。这件事叫舅舅传扬得村里无人不晓。
按照我的要求，我编进了康良煜老师当级主任老师的班级。我到七谷时，康良煜老师从崇实学校辍学，到彰德学校任教不久。他是因为交不上学费，中途辍学的，他对此深感遗憾。
康良煜老师家穷得很，以致他的夫人（宋石贞）离开婆家，到娘家呆了一个时期。夫人的父母斥责说，你虽说没有仁德做不了一个贤妻，也不能因为受不了穷就离开丈夫啊。朝鲜人，不像他们那样穷的能有几家！你以为出了嫁就要坐锦垫吃白米饭拌蜜汤吗？你二话别说，马上回去认错，并亲自把她送回婆家去了。从这里，不难想象康良煜老师的家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管康老师的夫人叫“肃川阿姨”。她的老家是平安南道肃川。我到康良煜老师家去，“肃川阿姨”总是给我做豆渣饭吃。那时吃豆渣饭觉得别有风味。
刚解放时，有一次我去祝贺康良煜老师的生日，和夫人回忆了彰德学校时期的豆渣饭。我说：
“师母，现在我还不时地想起，在七谷时您给做的豆渣饭。那时，我吃得可香啦。20多年来，住在异国他乡，还未曾向您道谢，今天我要特地向您致谢。”
夫人说：“那时穷得连一顿米饭都没能端上饭桌，净做豆渣饭给你吃，还要道谢，真叫我不好意思。你说豆渣饭好吃，又能好到哪儿去。”她说着流了泪。她说，彰德学校时期未能好好招待将军，今天要弥补一下。说着摆出了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
有一年，她为祝贺我的生日，送来了亲手酿的“百花酒”。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百种花酿的酒。由于这个酒名别有韵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不能轻松地饮用那杯酒，因为端起酒杯，我眼前就浮现起她过去连一顿米饭都吃不上、总是忍饥挨饿的情景。
我深刻地体验了国家沦亡的民族的悲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个谷穗，都比过去倍感可贵。再说康良煜老师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因此我无论在家庭或学校，经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那时，康老师为给学生注入爱国思想，常组织野游和修学旅行。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黄海道正方山去的修学旅行。
解放后，康良煜先生曾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和共和国副主席，由于工作需要，常有机会和我接触。我们在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彰德学校时期的修学旅行及当时我们参观的正方山成佛寺和南门楼。
在彰德学校时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康良煜老师上的音乐课。音乐课曾是学生们喜欢的科目之一。康老师具有一副不亚于男高音歌唱家的嗓子。
当他用那悦耳的嗓音唱起《前进歌》、《少年爱国歌》时，全体学生都屏住呼吸欣赏。
回顾起来，康老师通过教唱歌曲，给我们灌输了爱国之心。后来，我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有时还唱彰德学校时期学的歌曲。那时学的歌的歌词和旋律至今还完整地记在脑子里。
我回到祖国看到人们的生活比从前更苦。
每年一到春播期，穷家的孩子们就上不了学。不仅农活忙，还因为断粮，要去挖野蒜、荠菜、旋花根来充饥。在集市那天，有的孩子把野菜拿去卖了换粮食，有的孩子在家替父母照看年幼的弟妹。穷家的孩子带的午饭也是小米、高粱、稗子做的饭。有不少孩子，因为连那种饭也没有，上学不带午饭。
七谷和万景台，因为家境困难不能上学的孩子有的是。我看到因为家穷连学校门都不能进的孩子，实在感到心痛。为那些孩子，放假时我回到万景台开了个夜校。我把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叫到夜校来，教他们认字。开始时，用第一学年用的《朝鲜语读本》教我国文字。后来，增加了科目，教历史、地理、算数、唱歌。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初的简单的启蒙活动。
我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城里，了解到平壤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万景台、七谷的人们差不了多少。当时平壤有10万人口，其中能过舒服日子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盘踞在平壤风景最美的新阳里一带作威作福。
日本人则把平壤最繁华的本町和黄金町一带变成他们的居民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美国人住的“洋村”和日本人住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房、商店、教堂，而普通江一带和磅带街，与日俱增的是贫民村。
如今，普通江畔修起了千里马大街、庆兴大街、烽火大街等现代化的大街，盖起了人民文化宫、平壤体育馆、滑冰馆、苍光院、高楼住宅之类高大的建筑，再也看不出它旧时的面貌了。可是，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却是用草帘当门，用七拼八凑的木板子盖的窝棚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里。
我回国那年，平壤一带还蔓延传染病，市民们遭受了难忍的痛苦。雪上加霜，那年还发了洪水，弄得整个城市遭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东亚日报》在报道那年的洪水灾情时说，将近平壤市内总户一半的一万多户人家被淹。
现在，普通江广场后面，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105层的柳京饭店。过去，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们在那里住在多么简陋的窝棚里，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恐怕现在新的一代连想象也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我目睹这种现实，渴望建设一个能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和资本家。
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的极右分子毫无根据地捏造说，朝鲜人要借这次地震掀起暴动，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屠杀了数千名朝鲜同胞。这个消息传到了七谷，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这个事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嘴上高呼“一视同仁”、“日鲜融合”，实际上把朝鲜人看得牛马不如。
从那以后，我见了日本警察骑的自行车也不放过。在木板上多钉上几个钉子埋在路上，叫那些自行车的内胎个个都撒气。
我们创作的音乐游戏《13个家》也反映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音乐游戏《13个家》，是由13名学生上台表演的舞蹈。他们各自拿着一枚用硬纸壳做成的各道的地图，边唱歌边把地图贴上，拼成完整的朝鲜地图。
在1924年的秋季运动会上，我们搬出了这个音乐游戏，正表演的时候，警察出现在运动场上，大声喝斥，叫我们马上停止。那时，开个小小的运动会，也要事先得到警察机关的认可，即使他们认可了，还要由他们监场。
当时，我去找康良煜老师说，为热爱本国的山川唱歌跳舞，有什么不对？
不管日本鬼子怎么说，还是继续演出吧。康良煜老师和别的老师们一道谴责了警察蛮不讲理的行为，让学生们继续演出了《13个家》。
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都具有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何况大人呢。
我回到祖国的那年夏天，平壤的织袜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时，各家报纸都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
我听了这个消息后，心里想日本虽然乞灵于骗人的“文化统治”，但早晚要碰上比三·一人民起义更大的反抗。
我这样度过了两年，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彰德学校的时候，从外祖父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父亲再次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我突然感到天要塌下来似的。烈火般的愤怒和敌忾燃遍我的全身。七谷和万景台的大人们脸色全变了，都在注视着我。
我决心，誓死为父亲、为我们一家，为朝鲜民族报仇雪恨，准备上路。
听我说要到八道沟去，姥姥家的人说，要去也要毕了业再去。万景台的祖父也从各方面说服我，再过几个月，学校毕业了，天气也暖和了，等那时再走。
我不能那么做。我想，父亲遭到了不幸，我怎么能坦然地在这里念书？
要早日回去帮助带着年幼的弟弟受苦的母亲。我已长这么大，到哪里还能白赔了我的血本吗！
祖父看出我的决心难移，便改变了态度，让我照自己的决心做。说父亲被禁锢，现在该你挺身而出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老家，家里的长辈们送我上路。那天，祖父、祖母哭了，叔叔也哭了，全家人都哭了。
送我到平壤车站的小舅舅（康昌锡）哭得更厉害。在七谷一起上学的康允范哭得也很悲痛。
在彰德学校的同学当中，康允范是和我最亲密的。他也没有别的志趣相投的好友，所以常找我来玩。我们俩常常一同到城里去。
列车快开动时，康允范递给我饭包儿和一个信封。他说：“你我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写了几句惜别的话，你上了车再打开看吧。”我照他的话，列车启动后，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和三元钱。我看着信和钱，深深地感动了。如不以友情为重，哪能送这样的礼。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弄到三元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难能可贵。我说要为父亲报仇上了路，实际上我的路费是成问题的。是康允范从窘境中解救了我。看来，他为凑那些钱费了不少劲。刚解放时，他来找我，当时我对他提到20年前接到那钱时的感激之情。他吐露真情说，那时费了很大劲才弄到那些钱。说实在的，富贵家的百万两银子也不能和那三元钱相比，蕴含在那三元钱里的友情是拿什么也估量不了的。钱财里不会出友情，但只要有了友情，何止是钱，无论什么都能得到。
康允范那时对我说，将军为光复祖国，在山里进行了斗争，可是他自己没做出什么事。我对他说，那就从现在起，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建设新国家。现在，在建国事业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缺乏干部，能不能把建设学校的一部分工作担起来。他爽快地答应下来。没过多久，他在赵村建起了一个学校，让我为那个学校起个名。我就给起了三兴中学这个名。三兴，就是智、德、体三项都兴旺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具备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体魄。
后来，康允范负责建设综合大学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如今，建设一个大学已不成为大问题，可是那时资金、材料都缺，建筑技工也缺，简直是困难重重。他在工作中碰上难题，就来找我，晚上睡在我家，和我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康允范是送我走上光复祖国之路的难忘的同志，又是挚友。我至今还记着当年他在平壤东站噙着泪送我的情景。那时他写给我的字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成柱，要和你分手，难忍惜别之泪。今日离别，何时才能再会？你我相隔万里，也不要忘记彰德学校的时节，要惦记着咱们的故乡，要怀念着咱们的祖国啊。
我受这种友情和道义的鼓舞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险山峻岭。我在离开万景台后的第13天傍晚，到了葡坪。我走到渡口，不忍立刻渡过鸭绿江去，在江堤上徘徊。我想要迈开步子渡到八道沟去，可是身后的祖国山河却牵住了我的心。我眼前清楚地浮现出我走出家门时祖父和祖母泪水模糊的面容，他们跟着我走出柴门，抚摸我的手，又给我掩上襟，又望着风雪为我担心。想起了他们，我很难挪动脚步。我觉得只要越过江堤，渡过江去，泪水就会像泉涌一样淌下来，使我无法忍注。
在寒风凛冽的两国境界，回顾呻吟挣扎的祖国山河，使我难以遏止要重新跑回可爱的故乡、心爱的老家去的冲动。
我此次在祖国度过的岁月虽然只有两年，却学到和体验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可贵的是，我深刻地认识了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我国人民是既朴素、勤劳，又勇敢、坚毅的人民。他们是在任何困难和考验之中都不屈服的顽强的人民，他们讲礼貌，富有人情，但对不义之举是坚决反对，毫不妥协的。民族改良主义者打着研政会的招牌搞反动的“自治”运动。但是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浴血斗争抗拒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从他们的形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损坏的民族尊严和要求独立的钢铁般的意志。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并有了只要把这样的人民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就完全能够光复祖国的信心。
我看到在“文化统治”的幕后与日俱增的军队、警察、监狱，看到不断地掠夺祖国财富的货车和货轮，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扼杀我国人民自由和尊严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把难以忍受的贫困和饥饿强加给我国人民的恶毒的剥削者和掠夺者。
令人窒息的祖国的现实，使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朝鲜民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驱赶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在独立的祖国过上幸福生活。要早日光复祖国，把那里的一切永远变成我们的、朝鲜的，这一愿望象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
我避开警察的视线，朝葡坪渡口下方走去，在浅滩之处往冰封的鸭绿江迈出了沉重的脚步。只要渡过这百尺左右的江面，就可以到八道沟市街，我家就在那江岸街上。可是，我的脚步是这样沉重，简直没法挪动。心里不禁想到我这次离开祖国，何时才能再渡回这条江来。我转回身，在江堤上拣起了一个石头攥在手里。不管什么东西，我很想带去能够标志着祖国，使我回忆祖国的东西，并把它珍藏起来。
那天，我在鸭绿江畔体验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情。正因为那天在我的心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当我胜利回到祖国后，在国内爱国者们举行的欢迎我的宴会上，我首先讲了渡过鸭绿江去时的心情。
我缓步过江时，低声唱起了不知是谁作的《鸭绿江之歌》：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
是我渡过鸭绿江的日子。
年年都有这一天，
不达目的誓不回还。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祖国山河啊！
我重返家乡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我怀着满腔悲愤，一次又一次地回顾祖国的山河。
朝鲜啊，朝鲜，我要离开你了。我虽然离开你一时也活不成，但为了把你夺回，我才渡过鸭绿江去。渡过了鸭绿江就是人家的国土。就是到了那里，我怎能把你忘记，朝鲜啊，你要等待我。
我怀着这样的心事，重新唱起了《鸭绿江之歌》。
我一边唱着那支歌，一边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呢？重新回到我生长的、有祖先坟墓的这块土地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
这么一想，我小小的心里也禁不住内心的悲伤。那时，我想着祖国悲惨的状况，悲壮地发誓，朝鲜不独立，誓不回来。
六我的母亲
我走到八道沟的街口，天已黑下来。在千里路途上，我的心一直焦灼不安，走到自家门口，更加紧张起来。
然而出乎意料，母亲的表情相当沉着安详。母亲高兴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我说，一千里路，你一个人走了个来回，到底是男子汉不同一般哪。我还一次都没走过呢。
我把家乡的消息简单他讲了讲，就问父亲怎么样了。母亲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没事儿了”，就没再说什么。
我从母亲的神色中看出，父亲虽已脱险，但危险还在紧追着他，因此母亲十分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耳目。
我把用省下来的钱买来的果点分给弟弟们。心里想，今晚一定要同母亲和弟弟倾诉离别后的心情。
可是，母亲给我做了晚饭之后却说，这个地方敌人的监视很严，你要马上离开这里。她不告诉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只说你父亲已经安然无事地走了，你也该走了。一向慈祥和蔼的母亲，唯独这一天，根本不问我的意愿和想法，也不让我这个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只身归来的、而且是分别了两年的儿子在家里过一夜，就打发我走。我听后惘然若失，默默地站着发呆。母亲还要我带着弟弟们一起走，我才勉强开口问母亲你怎么办。母亲回答说：
“我要等你叔叔从新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把这里的家什收拾收拾，还要办点后事。你们只管快点走吧。”
母亲接着叮嘱我，要悄悄地上路，别让人察觉，要到临江去找名叫卢京斗的人。说完，母亲就去找宋“工头”，托他准备一架爬犁送孩子们走。
宋“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本名叫宋秉彻，因为他有一种像工头那样好装模作样的习气，所以八道沟的人们都喜欢叫他宋工头，而不叫他的本名。
我们在这位宋“工头”的帮助下，坐上马爬犁，离开了八道沟，走向临江。
我一辈子干革命，经历过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但像这次这佯特异的离别，只体验了这么一次。
我从万景台启程，走了将近15天才走到了家，可是还没有卸下行装，就连夜上了路。当时，我在路上对母亲想了很多。
我的母亲生性温柔，我的父亲是干革命的人，性格刚强而严厉。因此，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护。
两年前当我为了上学读书回祖国的时候，母亲是那么舍不得放我走，这表现了她是一位富有人情的母亲。住在万景台的祖母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比老虎还厉害的人。当时，正因为身旁有这么厉害的父亲，我的母亲才没敢怎么样。但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在无言中流下的眼泪。
照我母亲的品性，即使我不是她的儿子，刚13岁的孩子走了一千里路，天黑时来到了家门口，她也一定会硬把他带进家里，给他热饭吃，让他睡一夜的。
有一年春天，有个左腿和脖颈上长了疮、病情严重的孩子，趴在他伯父的背上，从江对岸的厚昌来到了我家。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和，离了婚，他只好寄居在伯父家里。
我的父亲诊断了一下病情后，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大腿要动手术，动手术后不能走动，治病期间要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母亲一口答应说：“这还用说吗！”动了手术后，要天天给孩子换药，贴上蜂蜜加面粉和苏打和好的药。每次换药，母亲就给父亲当助手，亲手洗净发臭的疮口，可她从来没有皱过脸。
靠我母亲的精心护理，过了好些天，那孩子治好了病，要回家去了。
那天，那孩子的伯父来领他回去，临走时拿出一张一元钱的钞票交给我的父亲说：“要是治病钱，拿出几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心疼的，可我是个穷汉子，只有一份心意，望先生把这当治病钱收下，买瓶酒”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这个情景，说道：“都是穷人，还谈什么治病钱啊，您说的太见外了。没能给这病孩子吃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还过意不去呢。”可是，那孩子的伯父百般恳求，硬是要我们收下。若是有钱人家这样还好说，可他是到山里搂点儿干柴拿去卖，才勉强凑了点钱。这样的人拿出一元钱求我们收下，我的父母怎能不为难呢。
父亲回头望着我的母亲，为难地说，要是不收，就等于无视人家的心意，你说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人家的诚意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午节了，拿回家去做件衣裳穿吧。那时候，一尺细白布卖三角五分钱，而我母亲买了五尺。这就是说，我母亲在病人交的一元钱上又补贴了七角五分钱。
我的母亲，虽然过着穷日子，但是对于钱，从来不贪心，更没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所以活不长，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命短。钱这个东西，聚散无常，有来有去嘛。”
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温厚慈祥的人。
我的父亲有时遇上不顺心的事，偶尔嗔怪她几句，她也从不顶嘴，只道歉说：“是我的不对。”“下回改吧。”有时我们淘气淘得过火，弄脏了衣服，或者毁坏了什么，或者大声吵嚷，致使祖母嗔怪我母亲怎么不训一声孩子，我的母亲也只回答说：“小孩子们做错了，骂他们有啥用啊。”老实说，我母亲是因为侍候搞革命的丈夫，才没有说的，若是单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难以承受苦难与艰险的一生。
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多少夫妻团圆的生活。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外搞独立运动，这自然是难免的。只有在父亲到江东当教员的时候，才过了年把团圆日子。此外，搬到八道沟以后，也许又过了一两年团圆的家庭生活。
由于父亲被捕坐牢，出狱后不是卧病就是躲避警察的监视在外奔波，父亲去世后我又出去闹革命，经常不在家，因而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过过全家团聚的生活，而是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生。
住在万景台的时候，我的母亲作为有12口人的大家庭的长孙媳妇，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侍候丈夫，侍奉公婆自不用说，就是打扫屋里屋外，刷锅洗碗，缝补洗衣，纺纱织布，样样都由她做，忙得直不起腰来。白天，还要下地干活，一点也没有空闲的时候。在封建观念还很强、繁文缛礼又严格的当时，要当好一个大家庭的长孙媳妇，是非常不容易的。偶尔做一顿干饭，母亲只能摊到锅巴，熬了粥，也只能喝到最稀的一碗。
我母亲实在劳累痛苦的时候，就和我的叔母一起上教堂去。
松山（现在军事大学的校址）原先有过一座长老教的教堂。南里及其附近有过不少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想，活在世上既然不能过像个人样的生活，就去好好听耶稣的教诲，死后好到“天堂”去。
们去教堂，孩子们也跟着去看做礼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增加信徒，教堂有时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儿和笔记本。孩子们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到星期天就成群结队地拥向松山去教堂。
起初，我也动了好奇心，跟着小朋友们一道去过几次。可是，那个肃穆的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单调的说教，不合我们童年的心理，令人感到厌烦，后来就没怎么去。
某个星期天，我一面吃着奶奶给做的加豆麦芽糖，一面向父亲说：
“爸爸，今天我不去教堂啦，看他们做礼拜，没有意思。”父亲叫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坐下来，说道：
“去不去教堂，随你便。实际上，教堂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学的，你不去也好。不要相信耶稣，要相信自己的国家，更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同时，你要想法为国家做大事。”
从那以后，我就不大爱去教堂了。在七谷念书的时候，尽管校方对不去教堂的学生管得很严，我还是没去。我觉得耶稣的福音同我国人民遭受的悲痛，距离太大了。耶稣的教义中也有很多人道主义的东西，但对我这个为民族的命运深深苦恼的少年来说，召唤人们去救国的历史的呼声，在耳边震响得更加迫切。
论思想，我父亲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父亲是教神学的崇实中学出身，因此他有很多教徒朋友，我也跟着接触了很多教徒。有的人问我，在成长时是否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我虽然没有受过宗教的影响，可是从人际关系上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帮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我认为，祈祷天下人都过上和平又和睦生活的基督教精神与主张人类过自主生活的我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
只有母亲上教堂去的时候，我才上松山去。
母亲虽然上教堂去，但她不信耶稣。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母亲：
“妈妈，您上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上教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死后上‘天堂’还有什么用啊！
我是因为太累了，才到那里去歇一会儿。”
我听了，感到母亲很可怜，更理解了母亲。
在札拜堂做祷告时，我的母亲累得常常打盹，直到牧师说一句什么，大家都随后叫一声“阿门”站起来的时候才醒过来。有时困得人们都喊过了“阿门”，她还醒不过来。这时候我就悄悄地摇晃她，告诉她祷告已经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小朋友们一起路过万景台后山上的丧具房。丧具房，是保管殡葬用具的小棚子。我们小时候都非常怕这个丧具房。
那天，我们走过那个丧具房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哎呀，魔鬼出来啦！”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鬼出来了，吓得拼命地跑，鞋子跑掉了也都不知道。
这天夜里，大家都怕得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家，鞋子也找回来了。
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对我说：
“走那种地方，要唱着歌走。你一唱歌，什么鬼都不敢出来啦。”我想，母亲是以为走夜路时一唱歌就能驱除恐惧感，才这么教我的。从这以后，每次路过那个丧具房时，我就唱着歌走过去。
平时如此温柔敦厚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却正颜厉色，大义凛然，不容侵犯。
在烽火里，日寇警察逮捕了我父亲后，过了几个小时，又返回来闯进我家进行搜查，要查找秘密文件。这时候，母亲怒不可遏，霍地亲手打开衣柜，抓起几件衣物，边撕边掷向鬼子，怒斥道：“搜就搜吧！”鬼子们吓得气焰顿消，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妇女。
我们离开八道沟的那天夜里，鸭绿江上风雪大作，特别寒冷。
狂风呼啸，好似要一口吞掉整个森林；猛兽嗥叫，令人毛骨悚然。这一切充斥着深夜的黑暗，更加刺痛了我心中亡国的创伤。
我坐在马爬犁上紧紧搂抱着怕得瑟瑟发抖的两个弟弟，奔驰在黑暗的两国之界河－－鸭绿江的冰面上，我心里想道：革命的道路实在艰难，母亲的爱护深切难得。
我们三兄弟蒙着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是漆黑的深夜，两个小弟弟直叫着害怕，紧紧地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在叫做吾仇俳的朝鲜一边的岸上住了一宿，第二天走到了临江。
原来，卢京斗是我们早已面熟的客栈老板，过去我们住在临江的时候，他出面给我们找了一间住房，还经常来找我父亲谈论过国家命运。他对待我们三兄弟如对待贵客，十分亲切热情。
他家有两栋房共七间屋，我们就住在最清静的第二间屋子里。隔着厨房，对面有三间客房，经常有很多客人和从满洲经临江去朝鲜的人和从朝鲜经临江去满洲的人，大都到这客栈住几天再走。这个客栈也就是独立运动者的住宿处。
卢京斗是反日思想很强的民族主义者，他生性温和、耿直，又很刚强。
他开客栈，用收入的一部分资助独立运动者。他靠卖饭勉强过日子，可以说他也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人。他是怎么到临江落户的，我不大清楚。
当时听人们说，为了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他曾参加过偷运钨矿石的工作，不幸被发觉，便跑到丹东一带隐蔽了一阵，待到那个案件没人过问了，才找到这个更安全的藏身处所临江来落了户。
他是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下里人。下里，同我的故乡南里只隔一道顺和江。听说，卢京斗本是一个老实勤奋的庄稼汉，自从结识我父亲以后，就不再老蹲在家里，而常常出外东奔西走，说是搞独立运动。这样，家里人都讨厌他，说他不正经务农，像个卖货郎似地到处逛荡。他在家乡时，每天顺和江一退潮，就蹚过江到南里来见我父亲。也许是因为有这种关系吧，他待我们很好，供吃供住，真诚地保护我们。
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说，卢京斗是一位大恩人。我们在他的客栈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为侍候我们，几乎荡尽了全部家产，可他从没有流露过不悦的神色，总是笑脸待我们。有一次，他还拿钱让我给住在抚松的父亲打了长途电话。托他的福，我生平头一次打了电话。当时，我父亲很想听到我们每个孩子的声音，所以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轮流地都跟父亲通了话。
在约好的一天，我的母亲跟亨权叔一道来到了临江。她一到客栈，就要我们上街去逛逛，把我们带到街上，走进了一家中国饭馆。她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盘饺子后，就开始间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起初，我以为母亲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寄居外地近一个月的孩子们饱餐一顿，才领我们到饭馆去的，所以，也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可是经她这一问，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带我们出来，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我们在临江时的情况。
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客栈来找过你们？你们到别人家去玩过没有？都有哪些人知道你们住在卢京斗的家里？问明之后，母亲一再叮嘱我们说，不要到外面乱讲你们是金亨稷的儿子，在搬到新地方以前，要事事留心，不要有一点疏忽。
到了临江，母亲仍然为我们担心，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深更半夜一有风吹草动，她都霍地坐起来，屏声静气，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如此害怕有什么祸殃降到孩子们的头上，时刻放不下心的母亲，那天叫我们连夜赶往临江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她采取了那么断然的措施呢？
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母爱，是革命的爱。
我想，在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母亲的爱更温暖、更真诚而始终不渝的爱了。就是打你骂你也不使你觉得疼，这就是母亲的爱。只要是为了子女，上天摘星也在所不辞的，这就是母亲的爱。这种爱，却不要任何报酬。
当年母亲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七遗产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时常到我家来的黄某，在我父亲的生平中留下了很大的印象。在厚昌从日本警察的魔爪中救出了我父亲的，就是这位黄某。
为了同国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父亲过江来到葡坪，在当秘密联络点用的冷面铺附近，被埋伏在那里的日本警察逮捕。当时，我家后面有一家客栈，老板名叫孙世心。就是这个人给敌人告了密。在这以前，他三天两头地来我家，跟我父亲套近乎儿，堆着笑脸叫着“金先生，金先生”，恭维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不知道他是个敌人的密探。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为了破获地下组织，一面把我父亲被捕的消息作为绝密，严密地封锁起来，一面把几个高级员急忙派到平安北道警察部，对我父亲的案件进行调查。葡坪警察驻在所则受命由警长秋岛和一名警士押送我父亲，途经厚昌警察署火速押送到新义州的道警察部去。他们之所以把刚逮捕的我父亲急忙押送到新义州去，是因为他们害怕活动在鸭绿江沿岸的独立军把我父亲劫走。
父亲被拘留在葡坪警察驻在所的拘留所时，警察根本不准我们家属去探监，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已经决定把我父亲押往新义州去。
黄某跑来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们。
“大嫂，您不要着急。我豁出来把家产都拍卖了，也一定请个律师替金先生辩护，等法院做了判决，我再回来。如果家里有酒，拿几瓶给我。”他把几瓶烈酒和几条干明太鱼装在网兜里，悄悄地跟着我父亲的后面走了。
那两个押送警察一大早动身，走到烟浦里客店时已到中午了。他们吵着肚子饿，走进客店要了饭。这时，跟到烟浦里的黄某走进客店，看了一会儿动静之后，从网兜里拿出酒瓶要请那两个警察一起喝一盅。
警察起初不理他，借口他们执行公务押送犯人，拒绝喝酒。可是他们经不起黄某的再三劝诱，终于夸着“你的大大的好人”，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了。
黄某又对他们说，也该让犯人吃一顿饭，那才好押送。他这样连哄带捧，终于说服他们给我父亲解开了一只手铐。黄某也喝了很多酒，但他是喝不醉的，他是海量。
秋岛和他的部下朝鲜人警察终于醉倒，开始打呼嗜了。
我父亲趁机在黄某的帮助下解开手铐，逃出客店，爬上了对面的尖顶峰。
当他们快爬到峰顶时，开始下起了雪。
不久，秋岛他们醒过来，慌忙追击，连续开枪。因为他们追得很紧，我的父亲和黄某在尖顶峰跑散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解放后，为了找这位黄某，向各地做了寻人的布置。在危难的时候，那样奋不顾身地豁出性命帮助过我父亲的人，不知怎么回事，遇到了好世道，反而不容易寻到了。
黄某是我父亲的挚友，是替我父亲上断头台也在所不辞的好同志。
假若没有黄某这样好同志的帮助，我的父亲是逃不出那种险境的。我父亲的朋友们说我父亲有天赐的好人缘，是很恰当的。我的父亲为国为民舍生忘死，同众多的独立运动者休戚与共，他的身边自然就有许多群众，有许多革命同志和亲密朋友。
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从李克鲁先生那里听到了我父亲脱险的详细经过。
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初秋，为了推进各地的实物上税工作，共和国政府把好多内阁成员作为全权代表派往各地。当时任不管部长的李克鲁先生也被派到当时的平安北道一带。
他刚完成任务，战略撤退就开始了，我也迁到了江界地区。有一天，他到内阁汇报工作，同我谈话时突然提到了烟浦里的客店。他说，他在厚昌郡结束工作以后，去江界时带着郡公安署长到烟浦里看了我父亲脱险的那个客店。他说，那幢房子还完好地保存着。江界和厚昌，当时是属于平安北道的。
李克鲁先生是在南朝鲜和海外度过了大半生，解放后建国前夕才来到北半部的人。从这样的人那里听到有关烟浦里客店的事，的确是令人惊异的稀罕事。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父亲的事迹已广为人知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当时，提起烟浦里的客店，几乎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他谈起这件事，我是不能不感到稀奇的。
我掩饰不住好奇地问李克鲁先生：
“李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历史？”
“我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听到了金亨稷先生的名声。在吉林，有个好心肠的人给我详细地介绍了金将军您家的历史。这场战争一结束，我就想写一部令尊的传记。可是，我才疏学浅，正在犹豫！”李克鲁先生平素寡言少语，温文尔雅。而这一天，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很多话。
我们走出嘈杂的内阁办公室，漫步在清静的秃鲁江（将子江）边，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把我父亲的事迹讲给李克鲁先生听的人，是黄贵轩的父亲黄白河。当时，李克鲁先生作为新干会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满洲一带。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开展救济工作。救济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中受害的朝鲜同胞。新干会的领导看到暴动中受害的人太多，便派代表团到满洲去准备对受害群众进行救济工作。
当时，李克鲁先生在沈阳遇见了崔一泉。他劝李克鲁先生到吉林去一定要见见黄白河。
李克鲁先生一到吉林就去拜访黄白河，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也听到了我父亲的事迹。从此，李克鲁先生才知道了烟浦里就在厚昌郡，厚昌郡又是与我父亲的主要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新干会派李先生作为代表去满洲，是因为他有着在这一带多年开展教育工作的经历，李克鲁先生曾在奶头山当过独立军部队的训练都监，在抚松的白山学校和桓仁县的东昌学校当过教员。因此，李先生到满洲去时在这一带听到我父亲的事迹，是十分可能的。
“郡公安署长还不知道那个客店的事情。所以我批评了他几句，说这是厚昌郡的耻辱。我还吩咐他说，你这个公安署长要负责好好保护那个客店的房子。”
李先生还担心地说，后一代人不知道先烈的斗争历史，就会变成不肖子孙。可是看起来，我们的干部好像并不认真地进行这个传统教育。
在我们这个成立只有两年的年轻的共和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岔路口上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刻，听到李先生要保持革命传统的话，我深受感动。
我说不出有多么感激。我不禁感到一股热流冲击着我，仿佛那些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牺牲的先烈的英灵，一下子全飞到我们的眼前，大声地激励我们，要打好仗，取得胜利，并捍卫祖国。
当有人吵嚷着朝鲜快完蛋了的时候，李克鲁先生关于烟浦里的讲述，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的父亲同黄某跑散后，在山里奔波了一整天，在离烟浦里客店不远的柞树岭发现了一个窑洞，便请主人帮忙。在互通姓名的时候，父亲了解到这家主人也是全州金氏，和我们是一家子。
窑洞的主人金老大爷说，在这样的深山沟里遇到同姓同宗的革命家，是大喜事。他以一片好心，真诚地帮助了我父亲。他把我父亲藏在窑洞附近的谷草垛里。就在这个谷草垛里，父亲的脚、膝盖和下半身都受了冻伤。在这个寒风刺骨的冬天，父亲蜷缩在谷草堆里一动不动地熬过了几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
金老大爷送来饭团和烧土豆，尽心尽意地保护了我的父亲。
秋岛为我父亲的脱逃受到了上司的严厉处罚。平安北道警察部在从厚昌到竹田里的鸭绿江流域布下水泄不通的警戒网，搜索了好几天。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柞树岭上那堆谷草垛。我想，当时我的父亲对形势判断得很准确，隐蔽处也选得十分得当。
在这几天里，金老大爷不时地到鸭绿江边去留心地察看江水封冻情况，并把利用长木杆子渡江的方法教给了我父亲。因为那时江面上结的冰还不厚，不能贸然下水。
我的父亲照金老大爷教的方法，先把长木杆子放在冰面上，用手推着木杆子一步步匍匐前进，终于安全地过了江。只要手里把着木杆子，即使掉在水里也不至于丧命，是个很巧妙的渡江方法。但是，就在这次过江的时候，父亲再次受了冻伤。这次冻伤，是一年后父亲于抚松病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渡过鸭绿江后，在某个村里养了几天伤，然后由孔荣和朴振荣陪着去了抚松。孔荣和朴振荣是张哲镐指挥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驻抚松部队的队员。
我的父亲经吴东振的介绍同孔荣结识的经过，已在前面谈过。孔荣是碧潼郡人，是从在碧潼独立青年团做工作、在碧坡别营当武装队员的时候起，就受我父亲领导的好青年。他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他每到我家来，就叫我“成柱”、“成柱”的，很喜欢我。在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了我们的同志和战友以前，我也一直叫他叔叔。我的父亲去世后，他虽然住在万里河，却隔一个星期凑点粮食和烧柴来我家慰问我的母亲。他的夫人也挖一大筐野菜顶在头上，跟丈夫一起赶来看望。孔荣为缅怀我的父亲，居丧有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同他们两人去抚松，在漫江境内竟被土匪截住，又吃了一番苦。当时是土匪四起，到处为非作歹的时候。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势而拔刀厮杀的混乱局势，造出了大量的土匪。那些走投无路的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反日力量，渗透到土匪集团里，暗中操纵其上层分子，或者另行培殖土匪团。这些土匪，成群结伙，四处窜扰，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劫持行人，索取绑票，一不遂心，就割耳朵，砍脑袋，无恶不作，极其残忍。因此，保护我父亲的那两个人，是不能不十分紧张的。
尽管我的父亲说明了他是医生，但那些凶顽无知的土匪根本不想放他走，说你是医生，定会有很多钱。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一个看病的先生，靠给人看病勉强糊口，能有什么钱。要是你们谁有病，还是让我看看吧，我能给他治好的。求你们放我走吧，我绝不会向官厅告发你们。如此这般，哄他们，求他们，他们还是不听。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孔荣趁他们吃过晚饭抽大烟，有些麻痹的时候，吹灭了油灯，先送我父亲和朴振荣逃了出去，然后使出拳术，把十多个土匪全打翻在地，逃出了匪巢。这确实能使人联想到一出武打场面。
对孔荣在这次脱险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我父亲印象极深，回忆过多次。
孔荣是一个为同志敢于舍生忘死，敢于自我牺牲的好战士。
过了几天，我的父亲在抚松见到了张哲镐。前几年他还不过是一个测量员，而今已当上了军人，而且在指挥着独立军的一个中队。他看到我父亲满脸病容，十分伤心，劝我父亲在他们准备的住处静心休养，直至康复。别人也都这样劝我父亲。
老实说，那时候我的父亲再不好好疗养，是很难支撑下去的。这一点，父亲自己也不会不知道。那正是一冬中最冷的时候。然而我的父亲来不及给自己敷一次药，就走上了北上的征途。张哲镐中队长一直陪他到目的地。
这次，我父亲去的是桦甸县和吉林市。他所以不顾身上的冻伤而匆匆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实现各个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促进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在当时，建立政党的问题，在独立运动者中间也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了。
随着思想的进步和革命信念的加深，政党政治的实行就成为时代的趋势，迅速地推广到了世界的政治界。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客，还是共产主义者，都走向了政党政治。以十月革命为转折点，亚洲的许多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这意味着东方也随着新思想潮流的传播而迎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1921年，在我国的邻邦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朝鲜的先觉者们也积极推进了创建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的工作。
可以说，要实行政党政治，就要具备其前提条件，即要提出并发展可以做它的指导方针和基础的思想和信念，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行政党政治。
在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出现并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但它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政党就开始凋落了。新的共产主义思想潮流开始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取代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新一代的先觉者们已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信仰共产主义的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大。民族主义营垒里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掉转方向，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宽甸会议提出的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并没有停滞在宣布上，而是依靠先觉者的努力，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开始进入了付诸实践的阶段。最先开始贯彻宽甸会议方针的人是吴东振。宽甸会议以后，在吴东振指挥的独立军部队里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表示赞同的人。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力量，称作是“第三势力”。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的父亲逃出日寇警察的魔爪，经过抚松到了吉林市的时候，正是在民族运动内部主张改变方向的革新派和反对改变方向的保守派的分化过程得到促进的时期。
我的父亲在洞察这一大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实现改变方向这一思想的政治组织诞生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直到那个时期，朝鲜人在满洲地区开展的民族运动，主要是在恢复国权的思想指导下，以直接开展武装活动的形式和以教育、民生问题为中心开展自治活动的形式进行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这一运动的组织。从这种实际出发，我的父亲同活动在吉林一带的属于革新系统的民族主义者们一道，开始了建立一个能够对分散在满洲各地的所有军事团体和自治团体进行政治领导的新的组织的筹备工作。
它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根据我父亲的建议，于吉林牛马巷举行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1925年初在吉林市北山脚下的朴起伯（朴一波的父亲）家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梁起铎、玄河竹、张哲镐、金史宪、高远岩、郭钟大等独立运动的元老和中坚人士。
他们一致肯定了建立一个能够统一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性，并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在最近的将来建立某种单一政党的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与建党有关的各项原则问题。
据李宽麟的回忆，会议上议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问题。党的名称要定为朝鲜革命党还是高丽革命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半天。最后认为，党的名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活动目的，正确规定党的任务和纲领。
于是决定把党的名称定为高丽革命党，然后进入了对纲领的讨论。
过了一年，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同来自国内的天道教革新派代表、衡平社代表、来自滨海省的代表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消灭现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现有国家组织，根据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世界统一的国家”为宗旨的高丽革命党。当时，我的父亲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我的父亲游览了北山公园和江南公园，会见了新安屯青年团体的干部之后，回到抚松给我们打来电话，叫我们离开临江到他那里去。
我们离开临江走了一段路，迎面碰上了张哲镐中队长派来的两个头戴孝帽的独立军队员。他们戴孝帽，是一种伪装，为的是不引起敌特的怀疑。我们坐上他们带来的马爬犁奔向抚松。
我的父亲亲自到离抚松约有40里地的大营来接我们。我一见到虽还带着病容却笑容满面的父亲，千万种忧虑顿时烟消云散。我拉着两个弟弟的手快步迎上前去。
我还没来得及行礼请安，两个弟弟早扑到父亲的怀里，一股脑儿吐出了憋了两个多月的心里话。
父亲听任他们缠着撒娇，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我：
“到底是祖国的水土好啊！我把你送回祖国后，一直没有睡好觉，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父亲非常高兴。
这天夜里，我们全家欢聚一堂，畅叙别后的情怀，直到天亮。黄某救父亲脱险、全州金氏老大爷的保护、孔荣在漫江匪巢里的壮举，都是在这天夜里听父亲讲的。
我谈了在祖国的见闻和感受之后，向父亲表示了我的决心：不争取朝鲜独立，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父亲满意地望了我一会儿，赞许地说，是朝鲜的儿子，就应该这样。他接着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你不要以为从彰德学校出来，就完成了熟悉朝鲜的学习。到了新的地方，要更加努力学习，熟悉祖国、熟悉自己的民族。
几天后，我入了抚松第一小学，是插班生。在这个学校里，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名叫张蔚华的中国少年。他家在抚松一带不是数第二就是数第三的大富豪。他家里光是家丁就有几十个人。抚松县东岗的人参圃几乎都是他家的。每年一入秋，就挖出人参，驮在骡背上到外地去卖。这时候，他家的家丁就沿途排队护送，其队列远伸到10里开外。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有名的大富豪，但也是个憎恨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有良心的人。张蔚华也一样。
我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摆脱了多次的危险。
在朝鲜人学生当中，跟我关系密切的是高在凤、高在龙、高在林、高在洙等人。
我的父亲以抚松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反动军阀倒向亲日一边，从各方面阻挠朝鲜爱国者的活动，形势变得极为不利。再说，由于在平壤和葡坪受到的两次野蛮的拷打和严重的冻伤，父亲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尽管这样，我的父亲丝毫没有放松过革命斗争。
小南门街的我家门楣上，挂出了写有“抚林医院”四个字的新牌子。其实，我父亲的病情不允许他给人治病，而是需要自己接受治疗。但是他又要上路了。
当时，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张哲镐、孔荣、朴振荣等驻抚松的独立运动者都劝阻他，我和亨权叔也劝他。连我的母亲，只要是我父亲做的事情，都默默地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的母亲，这一次也破例地挽留他、恳求他不要走。
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终于离开了抚松。
原来，活动在奶头山一带的独立军部队上层分子不但没有实现统一，反而分成几个派，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致使部队处于瓦解的危险之中。父亲听到这一情况，深感不安，呆不下去了。
张哲镐派一个人陪我父亲去安图。陪同的人准备了路上吃的五六升小米和一小罐大酱，装在背囊里背上，还掖着一把斧子和一支手枪，就这样上路了。距目的地有几百里地的路程，还必须穿过杳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后来听说，他们穿过这个人迹罕至的密林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天一黑，就在露天烧一堆篝火，背靠树干打盹。那时候，我的父亲咳嗽很厉害，弄得那个陪同人很焦急，片刻也放不下心。
父亲从安图回来以后，仍然咳嗽得很厉害。没过几天，他又拖着病身，为弄到一张开设白山学校的许可证，东奔西走，忙碌起来。
白山学校是个历史很久的学校，这是在国内大力开展办私立学校运动的时候，住在抚松地区的朝鲜流亡者和先觉者们同农民一道办起来的。
最初的白山学校规模不大。同我父亲念过书的万景台顺和书堂不相上下，跟现在农村住宅的两间屋子一般大。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白山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办了好长时间。
我们搬到抚松去的时候，正是恢复白山学校的运动积极开展的时候。因为军阀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给学校发许可证，我的父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的父亲不管到哪里，首先关心教育工作，在他所到之处都办起了学校。
在举行建校典礼的前夕，我的父亲同张哲镐一道，大车上拉着木工厂制造的桌椅，来到了白山学校。我的父亲虽然挂着“抚林医院”的牌子给人看病，但他的心一直放在办学的工作上。他作为白山学校的名誉校长，虽然不亲自讲课，却亲自检查教学内容和学校后勤工作，还经常到学校去给学生讲话，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白山学校用的《国语读本》，是我父亲亲自编写的。开设了白山学校之后，我父亲去过一次柳河县三源浦，回来就跟朴起伯（朴凡祚）一道编写这本教科书。我父亲编写的教科书，由那些有志之士拿到三源浦印成书，分发给满洲各地。三源浦有一个属于正义府的印刷所，用石版印书，质量相当好。
满洲各地的朝鲜人学校，都用这个印刷所印的教科书讲课。
我的父亲在抚松，多次召开了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会议。还把得力的人派到安图、桦甸、敦化、长白等地，让他们在凡是有朝鲜人居住的地方都开办学校和夜校。长白县十八道沟得英村的育英学校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的。后来的朝鲜革命军队员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和抗日战士姜炖，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