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道路，则已为历史所证实。
从一般真理，她进而谈到具体任务和政策：“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们在数量上既然如此众多而且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们要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很显然地就必须把他们吸收进来。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共产党——这是宋庆龄从历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训，现在作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开发表出来。这个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
接下去，她谈到国际方面：“孙中山的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同样地，他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他相信，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孙中山不怕也不耻于承认他这个革命的论题，因为他知道，法国曾经通过拉斐德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客观的革命作用（这里不妨重提一下孙中山在1923年曾把鲍罗廷比作当代的拉斐德——本书作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中，也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
宋庆龄着重指出，“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国民党“在北伐中取得伟大军事收获”“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强的代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在会议上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
紧接着是鞭挞性的对比：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这样惊人的变化，原因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反动派在广州、南京、上海、长沙以及最近在武汉的行动中我到答复。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这是因为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
最后是她自己的保证：
“他们必然失败……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最后崩溃殃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孙中山活着，他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同她发表声明的做法——那是公开和俾众周知的——成为对照，宋庆龄实际的旅行安排必须十分秘密。章克后来知道了经过情况，他回忆得起来的是：①
①宋庆龄着《为新中国奋斗》，第8—11页。
宋庆龄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三天，请雷娜·普罗梅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安排这次旅行——她自己、陈友仁和两个女儿、曾任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没有船去海参崴，但8月间有条带客房的货轮，在此之前，她们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静候。用假名住在市区旅馆里的陈家父女三人要尽量少出门。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宋家的人不断敦促庆龄不要说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毁”的共产党的话，特别是不要不客气地反对蒋介石。她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准备出国。
汪精卫给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当天写的，一开头假惺惺地说，“闻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当指宋之“七·一四”声明），更为惊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名兆铭），能不服膺。”接着闭口不提他在两周前下令“分共”、实为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反诬“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然后挑拨说，“度夫人闻之，亦必深责共产党之反复无信”。最后又说，“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几句话表现出他的反动和伪善面目。未庆龄对汪此信同对其他各种压力一样，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庆龄等人一起走的，但她们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随同鲍罗廷等苏联专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友仁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车取道蒙古赴苏。邓演达也是走这条路去的，乔装为苏联军事顾问捷罗尼的中国厨子。
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悉苏联货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办法。在深夜里，宋庆龄和雷娜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汽车。清晨3点，她几和陈氏父女、吴秘书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货船在拂晓时启碇。
陈友仁大女儿思兰的叙述略有不同①。她写道，陈友仁先从汉口到上海，装扮成一个日本人，因为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两个女儿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马路上碰到的。她们年轻，不耐烦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参加聚会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会上，她们被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认出来了，幸亏没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个索科尔斯基老想结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实际上当时他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国的一个喜欢叫嚣的右翼专栏作家。）
①汪精卫的信一直保存下来，现陈列于上海宋庆龄故居。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32页。
据思兰回忆，她们姐妹上苏联船时，宋庆龄、她们的父亲、雷娜和吴教授（秘书长）已在甲板上等她们了。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她们在上海时认识他，称他“李先生”，但此刻别人介绍他是“鲁宾斯坦先生”。
思兰回忆说，这条船又小又旧，在长达7天的航程中，天气很坏，常有暴风雨，大家都晕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参崴之后，一切都两样了。一行人乘坐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经过11天横越西伯利亚的旅程，到达莫斯科。由高级苏联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众欢迎，把他们看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刚刚经历过本国革命的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厚的同志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达莫斯科时，聚集在月台上欢迎他们的有工人、农民、青年、机关工作人员和华侨的代表团，还有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哥伦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员）。哥伦泰夫人是妇女领袖、老布尔什维克，但出身于贵族家庭，受的也是贵族教育。她将担任来自中国的这一行人和苏联当局之间的联络员，同宋庆龄住在一所房子里。据章克说，这两位现代化的、会多种语言的女革命家相处得很好，常常谈论苏联、中国和世界事务。
在到达时发表的声明①中，宋庆龄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①陈思兰书，第89页。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你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这段话显示她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毛泽东稍早时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国民党左派”那样对农民运动有一种出自阶级根源的恐惧，也不像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那样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着重指出，今天的反动派是昨天的“革命领袖”。
“几个月以前，广大的长江中部地区还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中心，但今天已经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众信任为国民革命领袖的人物，现在却领导着这个可耻的反革命，这对于中国来说，确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这次访问苏联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她坚信革命将取得胜利：
“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新的封建军阀背叛了革命而抬了头……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最后，她又像常作的那样，把话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孙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实现他的一个最珍爱的愿望——亲自到莫斯科与中国的坚强的革命友人们会谈……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扰
在苏联首都，宋庆龄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它的大理石镶嵌和镀金工程是如此富丽堂皇，就连在芝加哥有钱人家养大的雷娜·普罗梅也说，她在那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下房呆惯了的厨子从正门进了上房”。（尽管庆龄沮丧地说过，某些基本的卫生供应品这里却付诸阙如。）
同住在这所宅子里的有李维诺夫和他的英国夫人艾维，还有哥伦泰夫人。孙中山在早年流亡时期的旧友。现在苏联外交事务的负责人格奥尔基·齐契林在这里设宴款待宋庆龄和陈友仁，陪客中有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战争罪恶的小说《火线》享誉国际，以后像宋庆龄一样，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战的积极分子。）
在宋庆龄到达后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关于他到“糖宫”去找宋庆龄的经过，他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说，在“糖宫”那布满走廊和厅堂的迷魂阵里，他最初撞进了艾维·李维诺夫的房间，艾维“强征”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钢琴上演奏两重奏，最后，“我被引进……孙夫人住的房间。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开阔的，宋庆龄站在中间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她多年来第一次作欧式打扮，因为穿着短裙而显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确实使她看上去像个15岁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运之间的对照任何时候都是强烈的，但最强烈的要算那个晚上了。”①
①《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16页。
希思关于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忆是在另一个晚上到莫斯科大剧院去看苏联作曲家赖因霍尔德·格利尔创作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这件事在陈思兰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过。看来中国客人们并不很喜欢这个舞剧——虽然它是献给中国革命的——因为剧中的中国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苏联海员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种家长式统治的态度写得头脑简单、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书，第268页。陈思兰书第95—96页上有关于这次宴会及在“糖宫”的其他活动的叙述。以后“糖宫”曾有几年租给美国驻苏大使馆。
希恩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宋庆龄去电影院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临时放映了她到达莫斯科的新闻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觉得非常不安，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都撕烂了，没等正片开映就离席而去。①
①尽管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已掺杂了一些家长式的味道，如同这部芭蕾舞剧所表现的。在这一点上，苏联人一直感觉迟钝，并且变本加厉。据苏联外交官及汉学家费德林的记述，在20多年之后，苏联居然仍用这部芭蕾舞剧来招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虽然主人的用意是赞颂，客人们仍然感到它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
宋庆龄在莫斯科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加里宁农民出身，土生土长，当时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夫人是一位心胸开朗的俄国妇女，对庆龄很热心，有时乘三匹马拉的雪橇来接庆龄去郊区林木繁密的阿尔汉格尔斯库耶村。她们坐在雪橇里，身上盖着皮毯，一路观赏冬景，最后到加里宁的官邸别墅小住。在这里，女主人使庆龄觉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还不断问庆龄她能再做些什么使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适有趣。宋庆龄从没忘怀她的热情。①几十年后，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重访莫斯科时，她专门提出想看一看这个地方和加里宁的遗孀。她试了两次。②第一次是1953年，没有成功，因为尽管加里宁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却由于斯大林的病态的怀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③。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庆龄才得以见到此时已上了年纪的加里宁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鲍罗廷夫人。
①希恩书，第269页。
②美国记者和工会活动家玛丽·希顿·沃尔斯曾在本世纪20年代初访问过莫斯科。她写道，“我变得非常喜欢加里宁的妻子，有生气、快乐、勇敢、年轻——她属于那种最好典型的俄国妇女。”（见沃尔斯着《蠢事的注解》（英文），第381页。）
③据1986年与已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姜椿芳的谈话，他1953年曾陪同宋庆龄访问莫斯科。
在北京寓所的床头柜上，宋庆龄一直放着一个装有她同加里宁夫人1927年合影的镜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现仍按原样存放。）
宋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条件①。但她的整个处境却相当困难。她到莫斯科来是为了重新评估和重新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中国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经验的激烈争吵。这场争吵，不仅就中国革命本身进行辩论，还成了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的筹码。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责，都说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中国革命惨败的责任不在自己。鲍罗廷是宋庆龄所喜欢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关系密切，但在中国出岔子的时候，他作为斯大林的人正在现场，所以成了使斯大林发窘的话把。在共产国际内部，他被作为在中国受挫的替罪羊——他对中国的败局有一定责任，但决不能负全部责任。鲍罗廷原来的“保护伞”——印度人罗易也曾被派往武汉，但此刻却同别人一起责备他，要他为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负责。鲍罗廷没完没了地做检讨，这位中国革命的前任高级顾问现在不能过问任何中国事务，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相聚。他很少见到宋庆龄和她的同伴，在见面时几乎什么话也不说，有时派他的妻子来。这样一种勉强的关系同他们在广州和武汉时完全不同了，当时他们作为政治上的同事和家庭友人是经常聚在一起谈天的。
①加里宁夫人不愿意谈她的不幸遭遇。据说这同莫洛托夫的夫人正好相反，她有类似的遭遇，但逢人便说。
事实上，中国既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舞台（不论就本国或国际而言），它就不再能引起莫斯科的迫切关注，而成为小事一桩。企图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多半只是为了论战，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研究。苏联领导层中的争论双方，在苏联及其他外国共产党人中、在莫斯科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宋庆龄觉得她不了解这些斗争，也不应当介入。
在个人方面，虽然她能对付中外右派对她政治立场的攻击并且乐于一拳一脚地同他们战斗，但当有人企图用有关她私生活的谰言来损害她在公众中的声誉时，她实在气愤难忍。
10月间，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所造的谣言相呼应，在中国和外国都刊出了她要同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她看到，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义，而降格为“肥皂剧”①剧情中常有的一场私奔。她还看到，这又是一种诡计，想把她同受尊敬的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从而减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这是她一生最主要的目标——而战斗的力量。从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谣传的卑劣用心和公开威胁。这是1927年9月28日美联社的一条电讯，是向全世界广播的：
①“肥皂剧”（Soap opera）指美国以家庭妇女为对像、内容为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常由肥皂商人主办以推销商品，故名。——译者
“伦敦，9月28日（美联社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此事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
这些谣言对她的伤害是那样厉害，以至于影响了身体健康。她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带状疤疹（荨麻疹）大发作——这种病显然是先天的，因为宋家好几个人都是一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就会发病。
使她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罗梅的龃龉。据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记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报纸上登了上面说的这些谣传，但估计到庆龄会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没有告诉她（雷娜对陈友仁说了，陈也坚持不能告诉庆龄）。正像这类事情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样，结果反而糟糕。庆龄从高加索愉快地度假归来，刚下火车，就有人因为从《纽约时报》上读到这则谣传而向她预致祝贺。她一听就晕厥过去。①这倒不是因为妇女要为死去的丈夫终生守节这种中国传统观念在作祟，也不是担心影响她的令名。她是一位现代妇女，丝毫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从她冲破世俗网罗同孙中山结婚一事可以证明。她也没有为任何个人野心所苦恼——她向来是不愿出风头的。她所看到的是，这些语言正在扰乱和抹黑她所献身的事业——她同孙中山结合就是为了促进这一事业，现在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她保证要维护和推进的也是这一事业。
①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宋庆龄特别否认了上海流传的、说她在莫斯科生活很苦的谣言。这些谣言的散布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使得正为她担心的母亲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回国。
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1月的第二个星期，聪明、勤奋、充满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罗梅——她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像一把火炬，因为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突患严重脑炎，至11月21日去世。在她病倒前几天，她还高兴地告诉文森特·希恩——他正在追求她——莫斯科列宁学院已接受她，她准备下周入学，以便为她已决定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运动服务终生（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她的中国老朋友章克也谈到她的热诚，但补充说，她当时内心却非常不安，因为她现在既已把理想寄托在共产主义运动上并希望它团结强大，而现实却是它因派系纷争而四分五裂——章克觉得这种忧郁心情可能毁了她的健康。
在雷娜的丧礼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泪流满面，发表了动人的悼词。参加丧礼的除了苏共党员、中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及从广州和武汉来的老友外，还有美国人，包括激进的经济学家斯科特·尼尔林、一点也不激进的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和著名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当时是汤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过莫斯科大雪覆盖的街道。希恩回忆说，宋庆龄拒绝乘坐小轿车，只穿着从中国带去的单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几天之内又来了令她痛苦和气愤的第三个打击。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龄成了扼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的妻子。这一事件给她的伤害由于个人的失望情绪而加深。当她们一同在美国的时候，美龄实际上是由庆龄带大的；而在庆龄不顾父亲的狂怒和母亲的哀哭执意要嫁给孙中山时，美龄是站在她一边的。所以庆龄很喜欢她的妹妹。现在，美龄却把自己的命运同这样一个人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由于性格令人讨厌而且在男女关系上行为放荡，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庆龄就已说过，她宁愿美龄死掉也不愿美龄嫁给他。但当这件婚事进行的时候，美龄并没有因此而迟疑，反倒因为蒋正交好运而急于促成这一“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庆龄曾这样辛辣地分析）①的结合。野心勃勃的美龄发现，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诱惑是难以抵制的。蒋则寻求同孙中山——他宣称自己是孙的继承人——建立某种亲戚关系（即使是姻亲），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种亲属关系。宋家有钱、有西方技术、有各种关系，包括外国和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将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关于此事，庆龄的评论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庆龄对于她同陈友仁关系的谣言的反应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陈思兰的书中已详述。但不妨附带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国政治问题上非常天真的外国左派，居然也会为此而表示祝贺，例如比利时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1927年10月五日显著刊登了家和陈的照片，说明是：
“中国革命的两位领袖……即将在莫斯科结婚。”
简言之，蒋和他的政权都在拿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试图把她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目中抹掉——这种情况使她恼怒和感到羞辱。但由于她看问题都是从原则、而不是从个人出发，所以所有这些个人的痛苦和冲击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强了她的公共活动。
回过头来再谈莫斯科当时的局势。它影响着中国和在中山大学的中国人——犹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阳一样。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即孙中山逝世那一年创建的，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联合主办，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训政治工作者，如同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样。招收的几百名中国学员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指派。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有两名学员的情况是很有趣的。蒋介石为了表示积极，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仅15岁）参加第一批学员入学。另外一位不久到达的学员是由中共留法小组推荐、比蒋经国大8岁的邓小平。邓这时已经过工作锻炼，所以担任了学校内共青团支部主席的职务。年轻的蒋经国为当时俄国共产党人表现非常突出的艰苦、无私和国际主义精神所鼓舞，也参加了共青团（他本人后来这样回忆）。在上操的时候，因为两人个子相仿，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最后作为台湾国民党政权首脑病故的蒋经国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见斯诺着《复始之旅》，第100页。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1923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①之前，在这些学员中是难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后，国民党右翼学员看出了苗头，以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讲师某些过左言论（把孙中山说成是“乌托邦主义者”）为借口，抱成一团，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把孙文主义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蒋经国倒不在这伙人之内。在左派和右派长达3天的辩论中，他宣读了一封告诫父亲蒋介石的信，指出，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还指出，这样做同蒋介石过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蒋介石过去曾公开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并在演说中说到这一点时常常戏剧性地挥舞手势。）②
①蒋经国在苏联一直呆到1937年。像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一样，他在那里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他先上中山大学，后到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学院学习，再后来参加苏联第一座大型机器制造厂“Uralmash”（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建设，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党组织和市苏维埃担任各种干部职位。（参看《独裁者的继承人》，载苏联《远东问题》（俄文）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龙佐夫的苏联历史教授。本书作者曾读到该文的中译文但未见俄文原文。）
②“中山舰事件”详情见本书第七章。
1926年末和1927年初，两派学员之间的分歧由于北伐势如破竹、大家都欢欣鼓舞而隐没下来。1927年3月，当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奔上街头，高呼“上海是我们的！”，狂欢庆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参加进来。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在莫斯科的中国人都会被人称作英雄。“上海无产阶级万岁！”和“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声溶合在一起，因为蒋介石是军事指挥员。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苏联城市——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敖得萨、海参崴——和一些西方国家，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欧洲遭受阻碍和挫折、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也失败了，但现在看来在东方却正在复兴。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变了。上海工人曾经为蒋介石成为一个解放者铺平了道路，现在当工人们上街欢迎他的时候，他却向他们开枪。在莫斯科的学员中，亲蒋的都陆续回国了，许多人被派到特务机关工作，因为他们对左派的了解“很有用处”。左派学员们仍留下来，其中有17岁的蒋经国。在一次集会上，他宣布说，“我不再是蒋介石的儿子……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他不但是中国工农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这些话在《消息报》上发表后使他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老子反革命、儿子革命”的范例。
到了这一年7月，当武汉国民党不让蒋介石专美于前、继起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时，在中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国共分裂就绝难避免了。
使事情复杂化的是苏共党内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间的斗争，而且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关系，还曾请他来校讲话斯大林也对学员们做过报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汪精卫叛变之前，他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危机及前景的10个问题。①这一年11月间，托洛斯基和他的几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内）被开除出党。（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为外国革命学生知道，因为按照当时苏联的作法——以后就改变了——外国革命学生都被邀请参加苏共的活动，甚至旁听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争论。）
①有关记述之一是《青年时代的蒋经国》，本书根据作者访问现尚在世的
中山大学学员的回忆，记录了当时校内外生活的许多具体细节。
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有人打出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旗帜和标语，有人就去撕抢，中国学生中支持双方的都有。拉季克被免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后，有些中国学生也被开除了。拉季克的继任人帕维尔·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登上舞台，充当错误的清洗者和正统的保卫者。在越来越浓厚的猜疑气氛中，他们给一些学生扣上“反对派”的帽子，又把另外一些学生说成“动摇分子——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
尽管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在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充满了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特别在年轻人中间。宋庆龄对此印象很深。她到达苏联不久为苏联读者写的一篇文章①中说：“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像你们这样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也必须动员我们的青年了，因为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工作。
①据《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载《斯大林著作》（英文、），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243—273页。
“孙中山经常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青年的热情和支持。……他时常不得不请那些事务繁忙的人等上几小时或几天——但从来不让青年学生或那些年轻、热情而诚朴的工人和农民等候他。对于这些人，他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如果有人抗议说：青年们年轻，有时间等待。他就会回答说：国民党的主义只有中国青年才能完成；老的领导者们……有的死了，有的动摇了……
“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过去几个月中，老的领导者们叛变了。许多十五年前同孙中山搞革命的人，今天已经加入了反动的行列……主要是青年领导者们，他们始终拒绝妥协，始终对抗反动派，虽然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仍是会胜利的。”
几乎可以肯定，她这样说的时候所想到的是像邓演达（当时32岁）这样的人以及她在广州和武汉曾遇到的她的同辈人如周恩来（当时29岁）、毛泽东（当时34岁）。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她以一种既是警告、又是希望的语气写道：“这些年轻领袖们，有许多也会变得衰老，因此他们必须把革命的火炬传给今天还在学校与工厂中的男女青年们。……中苏两国的青年团结起来……就能产生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力量。”
尽管中山大学的学员们在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集体出来欢迎她，但有许多因素使双方保持距离。在“左”的方面，有人正在贬低孙中山，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事业，她已同他们断绝关系。在苏共党内争论中卷入较深的学员又想从她的嘴里得到一些对本派有利的材料。而她作为新来乍到的人、又是这个国家的客人，不便说话。关于她被邀请去中山大学的事，说法不一，就我们所知，她去过一次。邓演达曾代她去过一次，据说被轰下讲台，轰他的是托派还是新教条主义者则谁也说不清。
使她感到同样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风浪影响到了她同曾在广州和武汉同过事的俄国挚友们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她同鲍罗廷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她所主要关心的事始终还是中国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国局势的变化作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打击对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时间同邓演达和陈友仁一起检讨国内的局势。他们自省：真正忠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应该得出什么经验教训？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最终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党组织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蚀和欺骗。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余剩的国民党健康力量——开辟未来的核心——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让机会主义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此之前，他们曾争辩过要不要用“国民党”这个名字，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孙中山创建的党的旗帜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孙中山的最后遗教作为建党的重心。“行动”一词则是表示，斗争决不仅仅是口头的交锋。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两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与革命）（1927年9月），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3—24页。
这时，在中国国内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动。在1927年9月19日所写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苏联妇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国民党”；在9月6日发表的三个声明中，其中一个的提法是“革命的国民党一，另两个是“国民党左派”。见（为新中国奋斗》，第12、13、14、17、18、19页。
这些暴动中有两次——虽然为时短暂——后来证明成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由此诞生。奇异的是，这次起义的地点南昌就是几个月前蒋介石建立他的第一个自立山头的右派总部的同一个城市。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25名成员中——这里不妨重提一下——有宋庆龄。
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者是各地农会幸存下来的骨干分子和安源煤矿罢工工人。他们很快同南昌起义部队中幸存下来的、经过锻炼的战士们会合，组成红军的核心，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战略最后导致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①
①上引书第20—21页。
但对于当时来说，这个胜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还要经过以后长达22年的三大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个局势是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抗争的星火还极微弱。这使宋庆龄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讲话中所充满的对最后胜利的信念更加突出。这一信念的来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国人民的重要阶层的觉醒——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
“现在的工人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懂得组织了，并且一度得到过政权。农民也不同了。他们懂得了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中国人民大众都懂得了悲惨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种认识保证了胜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争论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观点双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后，几十年也恢复不过来，而且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当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后），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把它们说成是毫无希望的拼命行动。
1929年，在这些起义所发动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不断增长之后，他仍然这样写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来是贺龙和叶挺（两人都是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指挥员）冒险主义行动的翻版。……这一起义——在没有战争或革命的情况下——为今天处
在这里没有一点关于所谓“中国革命的悲剧”的暗示。这场“悲剧”是当时许多论著的主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假设的死亡，有的作者伤心、有的作者高兴。对宋庆龄来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革命尽管备受挫折、也犯过错误，但它的生命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点，她就将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对此反对或动摇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谴责。
她在苏联的6个月勾留，总的说来，给了她无穷的鼓舞。但在这段时期内，她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还由于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一些事件而使她个人受到了深重创伤。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现在在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的她的同胞们中间都出现了不团结。
因此，她开始感到莫斯科在当时对她来说不是最适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国。
在不少著作中都记载着在此之前她曾短期离开苏联，于1927年12月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组织还推她为名誉主席。在它的主席团名单中还有爱因斯坦、尼赫鲁等世界名人和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罗曼·罗兰（法国）和辛克莱（美国）等名作家。
这次旅行过去都认为是事实，但本书作者核查了当时出版的两份布鲁塞尔报纸，证明宋庆龄在1927年12月并没有到那里去。共产党报纸《红旗》和资产阶级报纸《晚报》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报道说，宋庆龄发来了一个电报，本人没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与会，因为大会讨论到正处于反革命苦难中的中国时，总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争。
①《中国目前的形势》，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0页。
由此可见，她第一次认识尼赫鲁也不是像有些书上写的那样，是在这次大会上。尼赫鲁自己回忆，他在20年代曾见到“这位高雅的夫人。自从中国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火焰和灵魂”，他只同她谈了“短短的半小时”，但从此“一直抱着同她再见的愿望，因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给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写到了宋庆龄给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书作者研究结果，弄明白了他们的相识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鲁1938年给宋庆龄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时同您短暂相见，已有11年多了，但从那时起我一直保存着关于那次会见的生动而愉快的记忆。”②而在他的自传中记录着他“在（1927年）11月对莫斯科作短暂访问，那是在庆祝苏联国庆10周年的时候”。③他们两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见，那时尼赫鲁已是印度总理，他访问了北京，而宋庆龄则是在195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为她举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欢迎。
①这两份报纸的复印件承比中友好协会提供给本书作者。26尼赫鲁着《中国、西班牙和战争》（英文）。27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鲁致宋庆龄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们互致的一封电报承尼基尔·查拉瓦尔德（一位老新闻同业）在1989年复印后寄赠给本书作者，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鲁自传》（英文），第164页。
③尼赫鲁先后赞助了宋庆龄于30年代初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医疗队来华。
但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若干进步活动中合作。①他们也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讯联系，信中所表达的热诚从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尼赫鲁1938年给宋的一封信中写道，“您也许记得，大约11年前您曾寄给我一幅您和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视同珍宝，挂在我的房间里，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总要看它。”②这些往来信件在本书中会多次提到，它们是关于中印人民友好历史的宝贵文献。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注明者外，本节所引章克的回忆均据他于1988年11月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处境之艰难可以用邓演达的经历做例子。
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官员们会谈时，他过分坚持中国革命进程的独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统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终坚定地主张中苏结成革命的联盟。很明显，曾经作出巨大的努力争取他赞同在莫斯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莫斯科有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敬重他的政治和军事业绩以及他的领导潜能。据章克回忆，①斯大林有一个晚上曾同他从8点钟一直谈到凌晨2点钟，并且在会谈结束后送他到外面门口——一种难得的礼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厅等候。）后来邓演达告诉章，在谈话中，斯大林曾提议把邓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表示反对，除了他不同意共产党的某些观点外，他根本还不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只简单地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去设法安排。虽然那天晚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也没有发生什么意见上的交锋。尽管如此，斯大林从此以后对邓演达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经常如此——邓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为。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书作者的信。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章克在回忆中说，陈友仁也认为没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他预计，在日本进攻中国——几年内必将发生——之前，不可能出现新的、有意义的、以两国抵抗日本扩占领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苏合作。
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由此达成共识；他们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开展。章克在回顾时认为、她还有一些个人的考虑。关于她同陈友仁“结婚”的谣传使他们最好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莫斯科的医生也没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
宋庆龄在晚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①
①阿基姆娃书，227页。此书虽有英文版，但本书作者未见，故从俄文版译出。
邓演达走得最早，到柏林为宋庆龄打前站。陈友仁则去巴黎，部分原因是以此打破“结婚”的谣言，他的子女丕士、思兰、依范和玉兰留在莫斯科学习或工作。
在离莫斯科之前不久，宋庆龄和陈友仁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谈话一个半小时。章克从陈友仁那里听说了一些这次谈话的内容：宋庆龄为中国同仁对他们在苏联所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作为左派国民党的代表，她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前面提到过的苏联年轻妇女阿基姆娃记述她有一次访问宋庆龄的情景：“那是在宋庆龄离苏前不久，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大都会饭店，她住在鲍罗廷夫妇的隔壁房间。这时正是1928年早春。鲍罗廷要我带宋庆龄去游览一下莫斯科。我就马上去看她，但发现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泪，谢谢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时间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庆龄同志打给蒋介石的两份电报》，《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及吕明灼着《宋庆龄传》。
宋庆龄于1928年3月离苏去德，在莫斯科车站上送行的有哥伦泰夫人等。
当时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受雇任译员的章克4月间接到陈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务是帮助宋庆龄（章的离苏安排由陈协助）。
（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宋庆龄对苏联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始终是积极的。
1927年底，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同苏联的邦交。她在致蒋的两封电报中对此作出了非常尖锐的反应。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电报中，她写道：“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①
①同上注。
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她的抗议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孙夫人避开胜利》（英文），载纽约《SURVEY》杂志，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也报道了宋庆龄对于那些有关她的独立判断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包括以她是女性为由的说法）感到气愤。宋对斯特朗说，“每当我发表一个声明，他们就总是不承认我——一个女人——能有自己的见解。似乎我的所有见解都是受别人影响的，通常是说受莫斯科的影响。”对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评论道，“作为一个认识宋庆龄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证：她形成自己的见解总有一个缓慢而透彻的过程，而见解一旦形成之后便会持久地、锲而不舍地加以坚持。”
斯特朗接着具体写道：
“我记得她从莫斯科电责蒋（介石）将军与俄国断交及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她发这封电报完全出于自动并且是自己动手的。我碰巧知道，那两个通常认为主宰她的行动的人，即鲍罗廷（前驻华俄国顾问）和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长）是在报纸上才读到这封电报的。他们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馆里，如果她是一个不习惯于独立形成见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们友好地商量一下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①
①关于德国方面的材料，据前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和拉尔夫·胡帕内尔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国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载《洪堡大学科学杂志》1988年春季号。蒙费尔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电蒋介石时已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德国政府在决定批准时下令，鉴于她“在共产主义及中国国民运动中的作用”及“与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应对她实行“严密监视”。后来，在12月19日，德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她由于健康原因推迟原定的访问。直到次年4月，应苏联外交部的请求，德国发给她有效期为3个月的入境签证。①
①致本书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简，1957年11月11日。
从这些日期可以推论出她的推迟离苏是出于政治原因——蒋介石同苏联断交的时候她不应该离开苏联而是留在苏联（即使是短时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的皮肤病情况正是她要去德国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由此可见，宋庆龄在准备离去时对苏联的感情仍像孙中山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在世界各国政府中找不到比苏联更好的朋友——或者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别的朋友。而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革命给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这就是她在几十年中的一贯立场。在60和70年代，中苏发生严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边。但这不影响她的坚定信念——俄国的苏维埃革命和中国自己的革命，作为我们时代改变世界的伟大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一点在这里要论述的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1927年及以后若干年里，中共的政策和领导层起伏变化，对宋庆龄的态度也有变化，这是事实。尽管如此，她越来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继续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领导力量，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全身心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屠杀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愤恨，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左”的和教条主义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项决议中谴责同国民党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①从广义上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但从狭义上来解释，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外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应，尽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一员，力图把其他左派团结起来，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同中共的合作，作为实行孙中山遗教的一部分。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187页。
对中共来说，抛掉国民党的旗帜、独立领导革命，这从历史进程来看，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但否定同任何类型的国民党左派联盟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宣称，国民党各派都已完全反动。它斥责邓演达所组织的“第三党”是乡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工具，须对之作无条件的斗争。推出一个“第三党”是有问题的——宋庆龄也没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邓演达和他的团体硬说成是反革命（他们并非反革命）、甚至说他们支持封建阶级（他们实际上是支持农民）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成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一个认识、扬弃、再认识的过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这方面犯了过分右倾的错误，放弃主动权和领导权，使党处于从属地位，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有一段时期实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联盟，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并丧失了不少机会，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只有在一支强大的武装核心力量同一项广泛的联盟政策（在党领导下的联盟）结合起来之后，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胜利建立。
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错误，特别是在同邓演达的关系上，后来周恩来曾以自我批评精神作了检讨。①
①见屈武着《操比金石节币冰雪——回忆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辑入《宋庆龄纪念集》。屈武是国民党左派，当时在莫斯科上学，以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主席。“‘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是列宁用的名词，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题目。
在这类“左”倾偏向的影响下，以中共为一方、宋庆龄及邓演达为另一方的关系，在后者在莫斯科时已显紧张。在他们因各种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学讲话时，一些“左”倾的学生党员曾攻击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据说，宋庆龄“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①对于邓演达，那些年轻人“用开闭电灯和脚跺地板”②来打断他的讲话，因为他引用1927年失败的教训来反对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规定战略战术，还争辩说，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据此采取行动，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①见盛岳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65页。
②宋庆龄自莫斯科致杰西·劳埃德（后改姓奥康纳）（在纽约），1929年1月21日。
前面已经谈到，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恼怒。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宋庆龄和她的朋友们离开了苏联。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对苏联和苏联人民产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回到这里真是高兴。这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活跃的气氛……我要离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我还没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来。”①
①同注38。
28年之后的1957年，她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写给本书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荣莉的信中说，“我真希望你们同我一起在这里观赏一切精彩的景色、会见许多新的朋友。”①她还把莫斯科称作“我最喜欢的城市。”于孤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什么前景？这个前景就是剩下来的共产党力量的可怕崩溃和堕落为冒险主义。”
①是公使馆而不是大使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被压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外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27年又被蒋介石中断。
关于被他看作必要条件的“战争或革命”，他解释道，他指的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争。至于“革命”，他的看法可以从下面的一连串反问中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造反？是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治好它的创伤？或者因为颓丧虚弱的共产党已经有时间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经保证他什1同全国革命群众的联系了吗？罢工已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吗？总罢工已把无产阶级推向起义了吗？……”
从这样一些前提出发，托洛斯基论证中国农村群众的奋起和中共（在他看来已经“颓丧”）领导下建立和发展军队及根据地，是冒险主义的、注定要失败的，且毫无革命意义。
（以上引文据《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载利昂·托洛斯基着《中国革命问顾》（本文）第226——230页。）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邓演达在柏林对章克着重交待的一点、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①发生任何关系（不久蒋作宾被委任为公使，蒋在1927年12月曾与宋庆龄等人一起，为武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后投向蒋介石）。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汪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没有维持多久。②
①注视着中国事务的美国大使舒尔曼报告了他们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开他们的不安心情。舒尔曼1928年5月2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孙科昨抵柏林……他的继母从她的隐居处消失了……可能己听到了他来的消息。”他还报告说，孙科“因从政而发财了，而孙夫人在这里（柏林）的生活却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清贫。”
②这个地址是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的。请参看第九章有关部分。
宋庆龄在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邓演达告诉章克，“自从雷娜·普罗梅去世之后，一直没有人帮助孙夫人处理日常事务。我要你来就是为此。你来了，我很高兴。这也是为革命、为国家做工作。”
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①，是租的房子。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帮助邓收集资料，以便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时，邓演达曾同朱德（后任红军总司今）在一个革命研究小组，朱当时也在那里留学。
②邓演达着《新艺术的诞生》（1927年4月、5月）、《中国内战和文化问题》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这批改，开始在中文写作上取得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风格。
这里对邓演达作一点补充介绍。他当时是34岁，瘦长，坦率，有军人风度（他从小就受军事训练）。他为自己树立起坚强的革命信念，并寻找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除了社会、战争和政治，他还对文化有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新民族文化应摆脱陈旧的封建模式，但也不应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个性解放、又要有集体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以适合中国的革命目标和未来的物质发展。①
①这一点在西方学术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共和中国人名词典》（英文），第3卷，第261页。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大虚（应邀到海德堡大学讲课，他的观点近乎几十年后的“解放神学”）。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毁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虽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但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今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采取新的行动。
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路线，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路线。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采用净化了的和再度赋予活力的形式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在中国革命的未来阶段中，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1926—1927年的北伐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农民之所以能够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打胜之后就会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革命的流产、失败、遭到镇压主要是由于限制农民行动的错误和压制农民的罪行。对邓演达来说，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时，他就积极地在军队开进之前开展当地农民的组织工作。①在这些事情上，周恩来后来认为他的看法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美国驻德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致国务卿（华盛顿），1928年6月13日。
邓演达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的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实践中必须自辟蹊径。
历史将显示，邓演达此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证明是不切实际和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
在柏林像在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在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继续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判断力和处事才能。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929年5月美国的一个广播网通过文森特·希恩要求她到美国去发表一系列广播讲话和在公众场合露面。希恩敦促她接受，因为她可以借此机会把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并且可以用广播公司答应付给的5万美元报酬作为她进行政治活动的经费。宋庆龄在同邓演达商量之后拒绝了这个要求。她向章克解释说，如果她去，她会落入一个有利于蒋介石和支持蒋的美国政策的陷阱。她可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笔由美方提供的收入也不是为革命筹集资金的好办法。章回忆说，希恩为此大发雷霆：“我真猜不透她。她会有一个讲坛。重访她所喜欢的朋友和地方，得一笔用自己的工作赚来的钱。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是，宋庆龄所怀疑的陷饼确实存在——现在能够得到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1928年6月16日美国大使舒尔曼从柏林“致国务院的绝密报告”说：
“美国著名的巡回演讲主办人L．J．艾伯先生向孙夫人提出签订在我上次报告中提到的那个合同。希恩先生说，孙夫人应按合同净得5万美元……这笔款项她可能会捐献给‘事业’。希恩还说，宋庆龄正‘在考虑接受这个提议’。如果她接受了，他不认为她在美国的讲演将会具有任何很显著的政治性质。她有这么多的近亲同目前的国民党运动有关系，这将使她难以对之进行攻击。”①（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①司徒雷登着《在华五十年——传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英文），第116页。
大使的报告（现加上其他材料）显示出宋庆龄在欧洲的行动受到了美国外交官的密切监视。舒尔曼还同意把报告“副本送驻北京公使馆”，结果很可能是把消息传给美国所偏爱的蒋介石阵营中去了。这里应该提起，舒尔曼干这类事情不是新手。1924年在广州他曾提议在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调停，从而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丧失锐气和苏联的引导。
事实上，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挪向蒋介石一边，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
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北京的中美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司徒语）章克找到她。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了她。”①章克对这段话提出了疑问。在章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曾对章说，司徒像极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她不接见司徒，而是把一张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他。至于司徒所写的归之于宋庆龄的那些话，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找寻什么“万应灵药”，也从来没有对苏联和中共表示过否定态度（这一点正是蒋介石和西方求之而不可得的）。尽管如此，他们企图在宋和苏联及中共之间制造不和的尝试从未中止过。
①同第九章注36。
关于宋庆龄的处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桔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她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全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她打电报给她那位得胜的妹夫，谴责他同俄国断交并镇压农工，并声明她如回国将不是去参加他的政府而是去代表群众。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己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①
①国务院信件编号3612号。1928年6月27日远东局阅后，7月12日由纳尔逊·约翰逊代国务卿答复“此信内容甚有价值”。约翰逊为美国高级外交官，曾在华工作多年。
美国官方档案还透露了另一方面的情况。舒尔曼公使固然在设想宋庆龄到美国巡回演讲会使西方得到政治上的好处，但另外一类人却强烈反对。这类人总是反复出现，那就是一些患妄想狂症的右翼分子，他们既对“赤色宣传”怕得要死，又不相信其他美国人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
持这样的观点的一位波士顿妇女埃塞尔·B·麦金尼，在1928年7月10日给华盛顿主管签证事务的部门写了一封信：
“你是否知道，中国和莫斯科的孙逸仙夫人已订定在下一季度到这个国家来作演讲？……我今天已辞去设于波莱斯顿街〔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80号的艾伯一威克讲演服务公司特别代表的职务，因为我不仅不愿意请这位夫人到我们的俱乐部和学院去讲演，也不愿意同一个请她来讲演的组织保持关系。我对我自己的国家实在太忠诚了，我不能同一个在过去历史上与赤色活动有如此多瓜葛的人发生任何接触。
“是否可能你已批准她入境，因为我听说一切都已疏通好了。……有一个可能与此事有关的人问我，就这么一个30来岁的年轻女人，即使她过去曾参加过本国的革命，她会有什么样的脑筋在这个国家制造麻烦？任何一个稍为知道一点远东事务的人都明白，她的‘脑筋’沿着某些渠道是相当活跃的——在我看来，对我们那些容易受影响的学院和俱乐部妇女来说，也许是太活跃了……”
像大多数告密者一样。这位“超级爱国者”喜欢小心谨慎、隐姓埋名：
“现在我已尽了一个好的、忠诚的美国人的责任，像我这样的人即使在粉红色的地方也是没有用的，更不要说是鲜红的颜色了。请让我不要再出头露面。她可能被批准入境吗？”
麦金尼女士这封信被送到签证处主任蒙内特·戴维斯那里。他回覆道，“没有听说孙夫人申请入境签证……”①因为她根本没有申请过。
①德国费尔伯教授着文，请参看第九章注37。
现在再看看德国政府。如同驻莫斯科大使所建议的那样，宋庆龄被置于“严密的秘密监视”之下。①‘这是德国公共秩序部通过普鲁士内务部下达给柏林警察局的命令，理由是她“在共产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角色”以及“同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②有好几个月对她每天的行踪都予监视，就像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时那样。这些监视报告一定让审阅的官员哭笑不得。报告所“提供的情报”是，她有“许多中国来访者”、“每天出外散步两次”等等。还记录了这样一些事情：
①同上。
②黄平着《往事回忆》，第67页。
1928年6月，她年轻的弟弟来，住在她寓所里。（这看来是指宋子安，她在家中最喜欢他，当时20岁出头。）
6月和7月，他们同去巴黎，接着又去维也纳，说是去看病。
9月3日，她从巴黎回柏林，迁居夏洛滕堡区韦兰德尔街18号格尔姆赖希太太家。
12月18日，她去海德堡旅行。
据记载，她曾对警方说，她想在柏林住下去，以便学习（可能是在她申请再入境或延长居留期时）。
作为情报，这些东西卖在是太可怜了。但它们保留了有关她行踪的一些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在年深月久之后要弄清她在柏林的行踪将很困难。
据章克回忆，德国政府也想同宋庆龄有些直接接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要求同她交换意见。她对两者都回避，实在推不掉时就请邓演达去同社会民主党人谈谈。
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驻柏林的外交官也通过中间人求见宋庆龄。章克记得宋庆龄对他说，“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工农；这些人站在杀害工农的人一边。他们没有资格要求见我。”
她没有蒋介石政权发给的护照，也不去申请。她的护照是武汉国民政府发给的，由陈友仁签署——这是他当外交部长所办的最后一件事。
在柏林的倾向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倒是经常见到宋庆龄，同邓演达一起。她鼓励一些留学生学好现代技术，将来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常来的留学生中有一个航空工程师。
就住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她同他们的关系如同在莫斯科时一样，由于派系纠纷和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而相当复杂。（这些共产党人中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德共党员，当时德共有一中国特别小组。）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柏林开会，宋庆龄虽然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却没有像上几次会议那样被邀请。中国代表黄平和余飞两人是由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团派出的。黄平在讲话中不但攻击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而且攻击任何形式的左派国民党，说它们更具欺骗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险，等等。他在一家餐厅用餐时曾见到宋庆龄，但却不理她。所有这一切他后来回忆时感到很可耻。①
①据访问沈其震大夫的谈话。沈约在此时在德国学医，后在叶挺将军部下任新四军军医总监，对叶挺很熟悉，经常交谈。叶屡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在新四军移防时对之进行突然袭击）中他被俘后被关入集中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后同蒋介石的谈判中，共产党坚持释放叶挺。叶获释后不久，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与妻女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同时罹难。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诺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苏联被处决了。他甚至于没有像叶挺那样活着去抗击法西斯。他和叶挺对法西斯都是极端痛恨的，尽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战斗的问题上过去曾有分歧。
宋庆龄的基本政治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出轨”。她同邓演达和后来到达的革命者一起，进行这些活动。
在这些后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叶挺。这位生气勃勃的英勇的军官曾在广东同邓演达一起上过少年军官学校，当然这两个孩子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会作为革命同志重逢。叶挺的生活道路同宋庆龄也一再交错。1922年在广州，作为孙中山总统府卫队的一员，他抗击军阀陈炯明的进攻，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出险。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团长，所部号称“铁军”，在占领武汉及向黄河推进的许多战役中功勋卓著。蒋介石1927年叛变后，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广州公社起义中作战。广州公社是为了扭转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一次英雄的战斗、也是一次悲剧性地在错误时机进行的战斗。
但在1928年，叶挺陷入极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广州公社失败之后，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却被共产国际前驻广州代表、德国人海因茨·诺依曼指责犯了“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他是在战斗已告失败之后带着部队一起撤出的，为了把部队保存下来，以后东山再起。使公社失败并不必要地使许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张太雷）牺牲的是对革命低潮时期成功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在克里姆林宫、在中国国内都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但当时莫斯科听信的是诺依曼而不是叶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在政治上长期韬光养晦，但没有放弃他的原则。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8—389页。
宋庆龄和邓演达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躲开叶挺，而是要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新的前景的讨论。10年以后，他将再度为之而战斗，他的共产党党籍将被恢复，他的政治信念和军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军长时丝毫未减。
在柏林集体讨论和分析的是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结论同宋庆龄和邓演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已经举起革命的旗帜前进，同中共合作总的说来大家都是同意的，尽管有人（不是宋庆龄）没有去实行——部分原因是当时在共产党方面对此表现犹豫。
尽管有这些随之而来的复杂情况，宋庆龄对这一段在德国的生活是感到快乐的。她学了一点德语，后来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或写信时有时还用一下。她会唱唱或者哼哼德国歌曲，包括一些活泼的流行歌曲。在饮食方面，她对一种“土豆煎饼”特别喜欢，并且自己会做。多年以后，在战时的重庆，她到处找一种长把平底铁锅来做这种食品，因为用当地的尖底锅效果不好而平底锅在中国很少。①
①引自兰德尔·古尔德着《孙夫人保持信仰），载《民族》（“The Nation”）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中译文参考杨小佛着《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原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于吕明灼着《宋庆龄传》，第125—126页。这一声明与《宋庆龄选集》所载《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的核心内容相同，发表时间也很相近。——译者）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宋庆龄于1929年5月回国。蒋介石政府邀请她回去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已完成，陵墓的奠基礼她曾参加（时在国民党分裂之前）。政府当局和她的家属派她的第二个弟弟子良来劝她回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1929年3月26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蒋介石——如同他过去（及以后）常做的那样——是想借用她的声望并把她罗致过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她对这一点很警觉，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走，但完全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她将展开孙中山的旗帜并揭露那些篡夺了这面旗帜的人，在国内这样做将更为危险、但也将更为有效。她公开宣告：
“我正在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安葬紫金山的典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邵：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的参加葬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即有效的反帝政策、与苏俄合作的政策及工农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些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60页。英文原版作者注明根据尤恩森着：《宋氏三姊妹》（英文）第85更及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64页。
他的弟弟不赞成她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据说她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①
①上海《民国日报》在次日（5月23日）曾有报道。此处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日期均见《宋庆龄年谱》。
回国以后，她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启程前声明，因而她1929年的回国是短暂而又引起轩然大波的。它对当局企图使她陷入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大瓢冷水，而对所有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1930年9月20日），载《邓演达文集》，第83—88、183—191页。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这一地区的首脑、军阀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在官邸宴请了她。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这一年，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到1931年，当日本侵入东北（外国当时通称为“满洲”）时，蒋介石却下令“少帅”不抵抗。几年之后，在成为时局转折点的1936年西安事变中，已失去耐心的张学良强制扣留了他的名义上的统帅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历史的发展是有其逻辑规律的，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当时，在1929年，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唯一的真正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张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蒋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国所迫的。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庆龄继续前行，过了山海关就进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区。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站迎接。傍晚到达北京，即驱车赴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献花。孙的遗体自1925年后一直存放在寺内。
她当时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极度哀伤的年轻遗孀，曾经痛悼她的丈夫，并且保证要捍卫和推进他的事业，完全没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会是这样满布荆棘、血迹斑斑。现在，她又回来了——她仍然年轻，但已是一个老战士了，经历过许多“为建设和拯救国家而进行的严酷战斗”的考验，并且准备去迎接更多的战斗。在1925年她哀悼孙中山时，她同她的家庭、同国民党是一致的。现在，她已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斥为孙中山的叛徒，并决心要把孙中山的旗帜从这些篡夺者手中争夺过来。
5月22日，她在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改殓钢棺仪式，“哭泣甚哀”。①
①兰德尔·古尔德着《孙逸仙夫人保持信念》（英文），载《民族》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
5月26日，她护送马拉的灵车去北京火车站，随行人员中新增了以名义上的共和国主席林森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专员，沿途30万群众默哀致敬。
两天后灵车到达南京，蒋介石到站迎接。孙中山灵柩隆重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天内各界公祭。三天后举行家祭，宋庆龄引领孙、宋两家家人行礼。蒋介石特别注意出席这次家祭，因为他要树立这样一个形象：即，他不仅是孙的政治继承人，还是孙的亲属。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面这个身份他是通过宋庆龄才得到的，因为他娶了她的妹妹（部分地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举行。宋庆龄主持了封棺和封闭墓门的仪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甚至她的家属，坚持完成这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仪式，眼看着孙的灵柩稳妥地安放进耗资百万的墓穴，然后就返回上海莫里哀路寓所。”这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的简洁描述。①《纽约时报》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的报道中说，她“独自站着，旁边没有人搀扶。”②
①1929年6月1日电讯。载亨利·法兰西斯，米塞尔维茨着：《巨龙醒了》（英文），第243—44页。
②1986年4月12日艾黎对本书作者的谈话。这是艾黎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以后他们在工作上有联系并建立起友谊，长达半个世纪。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参加这一大典，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
“我们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阶的一边。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迳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着她。”①
①见米塞尔维茨前引书。
米塞尔维茨还报道说，“士兵、水兵、男女童子军、宪兵和警察”事先已部署完毕，以便“悄悄地对付一沉默的、聚集起来的人群”。送葬队伍中有“中国官员、外国使节、军队和其他一些人。”灵柩是由“苦力”抬运的。墓穴只对“经特别邀请的人士”开放。①
①这是斯诺到中国的初期。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文章只署了姓名缩写“E．S。”。就本书作者所知，这是斯诺第一次写到宋庆龄，那时他们还不认识。
确实，所有这些官方的安排同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出殡仪式大不相同，后者是一件人民的大事。
宋庆龄称这次奢华的仪典是“是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
6月2日，她同母亲和两个弟弟返回上海。埃德加·斯诺在《赛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二十多位中国报纸记者邀宵等候在上海火车站，希望能得到一个访问的机会。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她的动向的注意。”①但这一次，她在到上海时只传话说，她很疲劳，回上海来休息，不发表谈话。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着《宋庆龄传》。——译者）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却一点也不放松把她拉到他们那一边去的努力。这本来也就是他们要她回来的真正目的。6月17日，她的妹妹蒋夫人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她没有去。事实证明，她不去是对的。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蒋介石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国民党政府。她避开了这一陷阱。
她同母亲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休息了几个星期。8月1日，宋庆龄采取了行动。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她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在这个电报中，她指出：
“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日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①
①1929年7月，在对东北的苏联机构办事处进行袭击后，拘捕了200名苏联人员并取走了一些苏联所有的铁路器材。在以后发生的军事冲突中，苏军超过了边界，但在恢复了原来状态后即迅速撤回。
她所提到的对俄国的挑衅是指在中东铁路挑起的冲突。中东铁路在东北，由俄国建造，中苏共管，她最近回国时曾经由这条铁路。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蒋发动的政变后就积极参予西方和日本包围和骚扰苏联的战略，至此达到高潮。①
①古尔德前引书。（中译文据吕明灼着《宋庆龄传》。——译者）
古尔德叙述了她的电报是怎样为官方传播媒介封锁的。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不发表她的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刊登的是“一则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并且把孙夫人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后来又“对送去请他们更正的正本置之不理”。中国报纸“则不管哪种版本一概不登，以免惹事”。在国民党官员方面，“有人显然是同情的，但不敢公开表示；也有人大为光火”。在街上，“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起来；有一次传单是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撤下来的……”
古尔德又写道，“孙夫人本人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①
①这篇记录原载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China Tomorrow》（明日之中国》）1929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1卷第12＄上，后天津《大公报》于1929年12月12日予以译载。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蒋介石对宋庆龄改变了手段。迄今为止，他一直想讨好她；现在改用威胁。充当蒋的工具的是戴季陶。戴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曾参加孙来在日本的婚礼，后来却从左派变成了极右派。
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宋庆龄发表了她自己所作的关于这次同戴季陶谈话的记录。这份资料的价值在于它是除《广州脱险》（1922年）外唯一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表达了她的态度和观点。因此，下面全文引用这篇记录。①
①载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海。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黝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坐位上站立起来，咕噜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太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手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宽广的中山大道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在阻碍横生的困难环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绩吗？
“宋：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至于说到你们其他的功绩，宽广的中山大道是谁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们这些人们乘坐汽车。我恐怕你们从没有想过成千累万的穷苦人民，为了你们的便利而拆去了他们唯一栖身的茅屋吧。
“戴：这些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谴责，请你告诉我不拆除破旧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物怎能从事改建呢？
“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新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的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的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哪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是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入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着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我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人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间，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重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的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这篇谈话中，她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利用他同孙中山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的血腥反动行径辩护。
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此事继她那篇措辞激烈的电报之后发生，更激怒了蒋的国民党。
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
在这次短暂回国期间，她打破了想把她拉进官方罗网并使她同革命隔绝的双重阴谋。在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带，她向蒋宣布，她“不属于你们的贵党”。埃格加·斯诺当时写道：
“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①
①廖梦醒着：《宋庆龄和我》，载《东方地平线》（英文），香港，1981年7月7日一期，第6页。
对于有进步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战火纷飞的红色区域没有联系，也无法接触。但是孙夫人站在什么地方，那里就矗立着正直和进步的标柱。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1929年9月24日，她所乘的邮船停靠香港。在那里，她只接见了孙中山的侍卫副官黄惠龙。黄在1918年发动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上海莫里哀路的住宅，赠送给孙氏夫妇：1922年在陈炯明叛变时，冒死保卫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不论是否担任公职，宋庆龄对老朋友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
第十二章 再赴欧洲：1929—1931年
宋庆龄在西欧渡过了约两年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但也曾到其他国家旅行。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所以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找不到她写的文章，甚至于信件也没有（尽管她是个勤于写信的人）。《宋庆龄年谱》在1930年栏内只有两行字，说她在德、法等国旅行，经常到图书馆潜心读书。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
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永远不这样。
在中国朋友中，她再次会晤了邓演达，虽然见面时间短，也不像上次那么频繁，因为邓到处去旅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匈牙利、保加利亚（1930年返国途中还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停留）。他的目的是研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农村情况。
有几个月，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最亲密的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来看望她，同她作伴。
廖梦醒这时已是一位女青年了。她热情、直爽、心地好、不停地努力工作并会多种语言。她参加了1925年广州学生的反帝大游行，在英、法驻军机关枪的扫射下经受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
在很久以前侨居日本时期还是个娃娃的廖承志，这时已22岁了，身体很结实，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叫他“肥仔”。他外表上活泼诙谐，内心里严肃坚定。他有语言才能，又会画漫画和油画。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就主动加人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党员。虽然年龄不大，他已在实际斗争中久经锻炼。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日军无故枪杀中国交涉专使蔡公时，妄图干扰北伐），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廖承志参加了学生的强烈抗议行动，因此被约并被驱逐出境。在德国，他在汉堡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工作，曾领导在外轮上工作的中国海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取消歧视。他会说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所以他能动员外国海员来支持他们。
在政治上，这个汉堡俱乐部是许多国家革命力量征集人员和进行联系的地点。通过它，文字材料和信息，有时还有人员，被运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反动恐怖统治下的国家。
同廖家的人在一起使庆龄感到家庭的温暖。廖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时，流亡在日本的革命青年都亲热地称她“奥巴生”（日语对姨、婶、大娘的称呼）；庆龄到日本时才20岁，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毕业。现在，梦醒和承志称庆龄为“安娣”（英语对姨、婶的亲热称呼）①，而且一直到他们自己头发也灰白了，始终是这样称呼的。
①如不用英文用中文时就按广东话称“叔婆”（婶婶），见《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19、650页。——译者
梦醒曾有十年担任庆龄的秘书；在新中国，她是全国妇联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承志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参与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他都是宋庆龄的经常的、受信赖的顾问。
在柏林，宋庆龄用许多空闲时间陪伴廖氏母女（承志常有其他事务）去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其他旅游点。
她还同廖家一起到法国（也许还有比利时和瑞士）去旅行。
梦醒曾经写过当时的一件小事，由此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经久不衰的尊重：“她问我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加入……她说，成为共产党员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否认呢？’”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228—229页。胡在1926—1927年期间是四川妇联的干部，并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还担任过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她是在这里认识何香凝的。据说，她是茅盾小说《虹》女主人公梅女士的原型（见蒋洪斌着：《宋庆龄》，第71页）。
她脱口而出的这句答话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梦醒不承认是党员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所要求的，但是在她面前又何必这样呢？这里也许表示出她有一点不高兴，但她的活说明，她认为共产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正确的归宿。
把胡兰畦介绍给宋庆龄的也是廖家。胡是四川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在柏林留学。庆龄对她很友好，常帮助她。她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共的华语支部（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外国人可以被接受参加居留国的共产党，常编人特种语言支部）。按照当时的党纪，非经特准，她的党员身份不得公开，因为身份暴露就不能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工作并将危及她自己和朋友们的生命安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宋先生在柏林不是过离公生涯，而是勤奋学习，努力从事革命工作。她生活严肃，待人和霭可亲，对朋友肝胆相照……她也常到我的寓所来看何（香凝）先生，两人热情地谈论中国革命前途，有时也谈德国革命的历史，使我很受教育。
“我因何先生的关系，认识了宋先生。我对她很敬重……虽然由于纪律约束，我没有把参加共产党的事告诉她，但其余的事，我们无话不谈。
“宋先生很能体贴人。她从何先生那里知道，我当时的经济有困难，就每周都买一些鸡、鱼、肉、菜来我寓所做一顿中国饭吃。她拿来的东西，几乎够我一个星期的需要。这是她有意帮助我，给我解决生活困难的一种巧妙办法，我非常感谢她！”①
①罗兰·费尔伯教授书，见前。
宋庆龄同德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很少并且非常谨慎。她只同欧文·霍佩公开会晤。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这个组织募集资金为被监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护和物质援助，西方知识界中有许多人参加或赞助。在这个组织在柏林举行的集会上，宋庆龄会见了不少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①
①同注2，第244页。
1931年夏，从国内传来宋太夫人病重的消息。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岛——因避暑从上海移住在这一滨海城市——病逝。
庆龄动身回国并邀胡兰畦同行作伴。她答应胡，将来不论她要在国内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继续学习，她都会帮助她。胡向柏林的党小组汇报请示，得到批准。但她从中国回柏林后却被党组织开除了。她记述道：
“早在我陪宋庆龄先生回国之前，我就发现：我们[德共华语支部]柏林小组内有少数同志当时很信奉宣扬‘左’倾立三路线的文章。他们……盲目轻视一切非共产党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宋庆龄先生不理解。总认为她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大官。个别同志甚至还说些无聊的话。这使我非常气愤。因为我在国内、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都曾亲自见闻，无论是我们党内的重要领导同志，还是德共中央、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言谈行动中，对孙先生都充满着敬意……因此就常常据理与他们争论……他们也因此对我极端不满。个别同志甚至……说我为宋先生说话，是有封建意识（意思是因为宋先生是孙中山总统的夫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仍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国际共运也是如此。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迫使所有参加国际的各国党都接受这一观点，即：革命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激进的中间派。中国党内的宗派主义者把这一条甚至用到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从而丧失掉许多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正如德国共产党即使在面对希特勒上台的威胁时也仍然拒绝同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后；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失败和灾难，这样的态度才改变过来。
宋庆龄是取道苏联，乘火车回国的。胡兰畦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情况。接待都是小规模的，不公开宣传，来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数官员，他们同时又是私人朋友。宋庆龄这次是回去奔丧，所以她喜欢这样简朴的方式。
胡兰畦纪录道，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车站来迎接并送上鲜花的有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妻子支维、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陈依范（画家）和女儿思兰（舞蹈家）。陈家兄妹陪同宋庆龄和胡兰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馆沐浴、进餐，接着去文化休息公园散步。
据胡回忆，她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继续登程。苏联政府送了一瓶矿泉水、一些干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们路上用。胡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看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景；市镇稀少、车站破旧、衣衫褴褛的女人到处捡东西吃。她记得曾问宋庆龄，“俄国为什么这样穷？”来回答说，“你如果见过过去的俄国，再同今天比一比，现在就算在进步，在好转哩！”
她记载道，当她们回到中国境内，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们和食物时，她们都很高兴。
在国境车站满洲里，军政官员前来迎接并特备一节贵宾车厢供她们乘坐赴大连。
杭州市长周象贤是宋家的亲戚，他专程赶到哈尔滨迎接并陪同去大连。在车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经过详告庆龄，庆龄听着十分悲痛，“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她还详细询问了兄弟姊妹的情况，显示出骨肉情深。但是——胡写道——为了人民的缘故，她同他们都分开了，显示出她是领导中国女革命者的典范。
他们一行从大连乘船赴青岛。庆龄来到现已无人居住的宋氏消夏别墅，看守的人指给她看老夫人病故前所住的房间，她又悲痛饮泣。但即使在这样的悲痛中，她也总在想着别人。她知道胡兰畦是第一次来青岛，所以专门派车让她在市内观光一番。
8月13日抵达上海，市长和亲属到埠迎接。宋庆龄立即乘车到宋氏老宅，在母亲灵前致哀。
她这次回来是为私事，但几乎立即又投人了公众的战斗。
而且，正如以后的事件所显示，她这次回国以后就不再离开了。
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宋庆龄第二次回国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0日抵哈尔滨，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时是为母亲奔丧的，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召唤她去投入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新的政治斗争。她立即勇敢地置身于斗争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继续。8月17日，在她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她在武汉和以后流亡国外时期的战友邓演达在秘密返回上海后被捕。像其他无数革命者一样，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人统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后引渡给蒋政权。两位同中国共运联系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营救他们，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宋庆龄收到了向她求援的电报，她毫不犹豫地进行救援工作。
宋庆龄竭尽全力拯救邓演达，但没有成功——蒋把他秘密杀害了。但对牛兰夫妇，尽管国民党法庭宣判了死刑，她还是尽力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后来又为争取他们出狱而奋斗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国后一个多月，发生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这是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一）邓演达的遇害
宋庆龄的忠贞战友、坚强的革命者邓演达之死是悲剧性的、也是英雄的，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邓1930年5月回国，8月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上海“会审公廨”（根据不平等条约成立的中外合议法庭）马上把他交给蒋介石会任意处置。蒋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蒋为了抓到他，曾悬赏30万元（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①由此可见蒋对他的惧怕。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有名气和威望，许许多多军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学生，所以蒋认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危险人物，在军事上也是个潜在的对手。
①这笔钱按1931年美元的实际价值合15万美元。
早在1927年，因为邓抛弃了设在南昌的右派总司令部去参加武汉的左派政府，蒋就对他怀有杀机，下令通缉。在武汉，邓又主张对蒋采取军事行动，如邓的主张得以实现，蒋的占领上海及以后的叛变也许能被制止。
现在，这个强悍的对手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蒋介石这个极端狡诈的人开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从此无声无息。蒋用的方法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这个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气的对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蒋把赌注押在邓日益增长的既反对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总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倾向上。蒋让人传话给邓，如果邓真心赞成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管，他就应该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因为这是为巩固国力所必需的。邓把这套说辞顶了回去，回答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邓被捕的第二个月，日本攻占中国东北，于是蒋对邓换了一种口气。蒋说，面对外敌，邓应同他一道来应付民族的危机，但是攘外必先安内。蒋甚至提出任命邓为“剿匪”（即反共战争）副总司令。邓回答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①
①据《浩气冲霄》（邓演达被捕及遇难前后），载《邓演达》，第137—145页。
这一反驳激怒了蒋，特别因为这时蒋迫于国人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而宣布辞职。这种“辞职”的把戏，他过去玩过，一方面宣布辞职，另一方面仍紧紧抓住军队不放，策划着卷土重来。而他对军队的掌握，只要邓演达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为邓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军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蒋决心杀邓。
关于宋庆龄即将来南京营救邓演达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为紧急。1931年11月29日，蒋布置人把邓押上汽车，驰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员乘深夜将邓在路旁枪杀。①
①这里的叙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说法（“折磨拷打了好几个月”、“慢慢地被绞死”等）不同。蒋对他是软硬兼施，后见他不为所屈，就迅速处死。蒋是一个为攘夺权力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但不是一个虐待狂。邓演达的英雄精神在于他既不受威胁、也不受利诱，终于牺
宋庆龄一到南京见蒋，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①
①这里也同西格雷夫书有异。后者说宋庆龄“提出了各种请求，以致到了恳求的程度”（未说明材料来源）——这不大像宋的性格。据第三党成员谢树英回忆，宋庆龄关于邓演达之死所作的第一个声明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嘱谢和革命学者陈翰笙博士共同译成中文，于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报》第17版，标题为《宋庆龄之宣言》。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①
①以上的叙述根据《邓演达》、《邓演达文集》。两书均由宋庆龄题写书名。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①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①《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1年8月24日），载（宋庆龄选集》第50页。英文《上海泰晤士报》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题为《孙夫人否认她将出任调停人》的报道，报道中还提到她接到了欧洲方面请她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5—28页。
由此，她——孙中山夫人——重申她将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对邓演达的崇高敬意是始终保存着的。1941年，在邓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她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纪念文章；①
①《纪念邓演达》，《宋庆龄选集》，第152—153页。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著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他返国后，即开始地下革命工作的进行，但不一年，即被诬而遭禁锢，他后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此后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