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的意思就如同给病人那样的暗示。我们应该相信病是很轻的，很容易治好，要有这种观念才对。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把收音机当做构造简单的东西，外型很大，里面的零件乱糟糟的。只要把零售整顿一下，就能成为完全无缺点的东西，你自己要有这样的观念，同时要让每一个员工都有这种观念。不要多久，就能制造出理想的收音机了。Ｋ听了松下的话，吓了一跳，说：“制造收音机如果象你所说的，好象吃速食面那么简单的话，任何制造商都不会那么伤脑筋了。他怎么也不会明白松下的真意。不但不明白，甚至认为松下的头脑有问题。
松下发现Ｋ的脸色有不安的样子。
由于退货导致巨大亏损，Ｋ常常跑来找松下，要求恢复以前的销售方法。但是，松下的信念却不因此而改变。双方经过一场和气的研讨之后，由松下负担全部损失，Ｋ回去自己独立经营。今后各依各的方法独立经营。在这过程中，使松下感到高兴的是，他们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考虑，没有意气用事，和和气气地达成经议。
现在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了。制造厂的亏损相当严重，但是比对方还更严重的信用损伤，更转嫁到松下电器来。松下认为，事到如今，非好好挽回信誉不可。于是松下为了自立更生，向研究部门发出一项紧急命令，要他们排除万难，设计出合乎理想的收音机。
松下研究部门只研究一般电器用品，从来没有研究过收音机。当然也没有研究收音机的专门人才。当时研究部主任是中尾君。中尾君听了这道命令后，对松下说：“松下研究部从来没有研究过收音机。
现在突然要我们设计理想的收音机是有点困难。我们愿意试试看，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松下把收音机销售经过和现状告诉他。然后说：“不能慢慢来。
目前工作还在进行，工厂经营已由我们承接下来。跟Ｋ一起来的技术人员，全部跟Ｋ一起离去。目前工厂里连一个技术人员都没有。尽管你们不愿意，还真得由研究部门承接研究工作。你们都是优秀电器技术人员，收音机和电器不是一样吗？现在不是有很多业余的收音机制造者吗？买零件拼凑组合，也能成为一台性能优良的收音机。你们研究部门有很齐全的设备，市面上到处买得到收音机零件。
为什么不能在短时期内设计出一台很好的收音机呢？你们有没有‘绝对能制造得出来'的信心？这是问题关键的所在。
我相信一定做得到，希望你们努力去试，尽快完成任务。中尾君听松下如此一说，不敢表示推辞之意。
后来中尾君仿佛有了坚强的信心。在短短三个月的期间里，完成了与理想相当接近的收音机。
刚好这时候，碰到了广播电台举办组合收音机比赛。松下把刚试验完成的产品送出去参加比赛，结果很荣幸地得到了第一名。
中尾君大吃一惊，松下也感到很惊讶。同这么多制造家一同参加比赛，没想到能中了头彩，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
但冷静下来一想，一点儿也不奇怪，是松下和中尾君非常认真，发挥了松下全体员工的热诚，促使这件事情成功的。
松下认为，企业的负责人，随时要检讨过去，把握重点才能发展。
与其把事情看得困难，不如把事情看得很容易，才能够成功。这当然不是叫人轻视困难的一面，这是必须牢记于心的一件事。
正如俗语所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松下终于制造出理想的收音机。在这以后，松下拟好大量销售的计划，然后邀请代理商参加新产品的展示会。在会上松下告诉大家说：
“请各位仔细看看，这是我们制造成功的可使各位满意的收音机。
在广播电台举办的设计比赛中，得到第一名的荣誉，可以说是目前最理想的收音机。
这次保证不会再出任何纰漏，请各位加倍努力销售。经销商对松下的韧性由衷的佩服，表示愿意尽全力推广，当松下把新产品的销售量和价格发表出来时，出乎意料的，代理店一齐表示反对，认为售价太高。
“松下君，这个价钱我们卖不出去。
国际牌收音机刚刚步入市场，在收音机界尚未得到大家的认可，新卖出的产品，一定得比别家便宜一成，你刚才所定的价格，比第一流制造商所制造的还要昂贵。很多代理店都因价格太贵，而面露不愿意经销的难色。
松下知道刚才所发表的价格，的确不便宜。按照松下电器传统的方针，根据成本计算，加上合理的利润，如果卖得比别家便宜，将不敷成本。由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带来业界不景气，收音机界也跟着展开恶性竞争，造成赔本大拍卖，实在不是正当的好方法。松下认为价格太高或太低，从商业道德看来都是一种罪恶，对业界正当的发展而言，并没有好处。
当松下听了代理店的反对之声后，就把平常所相信的经则，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发表。
“各位，今天所发表的国际牌收音机价格，的确比别家高。
今天我们来检讨一般收音机的情形，那些价格都不是很合理、很正当的。因为受到连续二三年来经济不景气的波及，各制造家都因恶性竞争而陷入乱卖的情形。维持这种价钱，怎么能得到发展呢？收音机需求量会愈来愈多。我们应该以更合理的方法大量生产，使得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同时要把收音机的品质，提高到没有故障的水准，这是我们制造商应负的使命。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要制造最理想的收音机，至少必须要有一百万元的资金。
可是现在我手里并没有，如果有，我打算建立一座理想的工厂，使得生产大量化，制造出物美价廉的收音机。十分可惜的是，我并没有一百万元，不得不依靠正当的利润去储存，藉之完成这个心愿，请各位想想看，我怎么能够参与恶性大减价的行列呢？各位都是商人，但从来没有考虑到制作成本，你们只要在买与卖之间，有一定的利润即可，市场上胡乱抛售，也把它视为正当的行情。今天我请各位离开批发商的立场，真正站在松下代理店来考虑，并且支持合理利润的售价，为普及收音机而贡献各位的力量。
这样想，各位才是真正的松下电器代理店，松下电器也才能继续成长。
请各位不要认为价格太贵，为了大家的共存与繁荣，为了业界的坚实发展，请各位务必赞成帮忙。松下非常诚挚地提出见解，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同。
大家听完了松下的话，不再坚持意见。得到这些代理店的经助以后，国际牌收音机就以惊人的速度畅销到市场的每一个角落。
松下收音机一帆风顺地继续发展，后来产量高达月产三万台，占全国总生产额的三成，高居第一位。国际牌收音机的名声享誉全国，价格也比当时别牌收音机便宜一半。
松下回忆起当初和代理店意见不同，而现在竟有如此成果时，不禁感慨万千。
１９３０到１９３１年，严重的不景气仍然继续，经济界正是多事之秋。松下电器幸亏获得全体员工通力合作，在那一段不景气的时期中，收买了桥本电器，进入人造树胶界，也开拓了收音机的新领域，不断向前迈进。
销售中最大宗的国际牌电池灯，在不景气时，反而因为它的经济效用高，造成了销路良好的情形。在另一方面，同业竞争者也年年增加。
在东京、大阪产生了十几家竞争敌手。
其中关西的朝日干电池和小经干电池是最强劲的对手。
因此，松下特别在宣传广告和开拓销售网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竞争者的增加，反倒促使大家更加认识并需要电池灯。国际牌干电池灯的销售量，在激烈竞争中，一天比一天增加。到了１９３０年，虽然已达到月产电池灯十万多个、干电池五十多万个的数量，仍然供不应求。
至于干电池，当时在松下还没有自己制造，全部都是由东京的冈田工厂承造。冈田前面已经介绍过，一开始就请他们承造，由于销售量每年增加，幸得工厂的倾力配合，增产再增产，到了一九三○年，冈田工厂已经没有办法达到松下公司的需求量。和冈田工厂商量之后，便在大阪再找一家合作。
经过详密考虑之后，松下选定了大阪小经干电池制造工厂为对象（当时是大阪最优良的工厂之一，同时也是松下最大的劲敌），松下直接拜访了负责人小经氏，坦白地告诉他：“国际牌干电池因为销售量巨额增加，冈田干电池工厂一家已无法供应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必须再寻找另一家合作。你我二人是同业，也是彼此竞争的对手。不过，为了双方的利益，我们最好能够携手合作。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承造我们的干电池？”小经氏看到竞争对手的松下来找他合作而感到万分惊异，一时愣住了。可能是由于松下坦白诚挚的话，令他觉得放心。他也非常坦白地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们愿意做你们的加工厂。
松下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愉快。
然后松下说：“让我看看工厂好吗？”松下在工厂里绕了一圈，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形。当时，厂里有一百名员工，个个都热衷于自己的工作。但是，从工厂的经营面来看，松下发现尚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于是对小经氏说：“从今以后，不再是小经干电池，而是要制造电池界响当当的国际牌干电池。所以请你务必下决心，在改良品质方面多加努力。同时请你重新计划，至少要达到目前生产额的三倍，若只是使用目前的工厂，无法应付我们的需求，请你马上投资增盖新工厂和购置新设备。你一定要有诚意和决心来实现，否则，你做我们的加工厂，却无法达到我们需要的目标，那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你能发誓办到吗？”小经氏很爽快地回答说：“既然如此，我愿意发誓，保证一定做到。松下感到，虽然很容易地成交了，实际问题还是存在于小经氏方面。小经氏非把经来的销售店处理好不可。例如与经销商交涉、尾款如何处理、产权何时移转等细节，都由当时小经干电池工厂营业部主任吉田幸太郎全权代理。
吉田君以前独资经营松下代理店，后来将代理店关闭，三四年前到小经干电池工厂担任营业部主任。所以，吉田对松下的实际情况也很了解。
在处理松下和小经间的细节问题时，得到了许多便利。
小经氏根据这个契约，很热心地计划、筹备增加生产。
在丰崎地方买了一千八百坪的土地，盖了一千三百坪的工厂，不但增加了设备，也增加很多员工，成立了强大坚实的阵容，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牌干电池承造工厂。
这位小经氏，从青年时代起，便从事于五金行的工作。
经过几年努力工作之后，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资产。在西宫有一座豪华住宅。五金行因某些经因结束营业，干电池则因有朋友劝他做，他投下一笔数目庞大的资金经营。
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内行人，但和其他干电池制造者相较，不论人品或资产，都胜人一筹。
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是把干电池当做饭碗，只不过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投资罢了。对松下的经营方针，他从不提出反对意见。他常常表示，这个工厂最好由松下先生自己来经营。
国际牌电池灯到１９３０年时，月销已达二十万个，电池月销一百万个。这个数额在当时电气界是相当了不起的。销售量能够达到如此地步，当然是广告宣传方面开拓了新市场和改良品质方面拚命努力的成果。
可是，松下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的价格都要定得恰到好处。
松下在商品定价方面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呢？当初发售国际牌电池灯卖给代理店的价格，每个一元二十五分；电池是二十五分。后来月销达一万个以后第一次减价，电池灯减为一元，电池减为二十二分。到了月销额达到五万十万时，再次减价。
１９３０年，终于达到二十万个的目标。电池灯减价为六十分，电池减为十六分一个。就这样，销售量越增加，价格就成反比例降低。这是松下电器始终贯彻的根本方针，松下是根据适当利润决定销售价格。松下电器所有的制品，多依照此经则，不受同业竞争者的价格所影响。
松下对有些公司为了拓展销路所采取的手段--不论成本多少，以比成本低的价格打倒同业，然后再提高价格，以便垄断市场利益--感到非常的愤经。他认为，象这样的做法只是搅乱业界，妨害社会健全发展，根本不是正确的生财之道。因此，松下电器每次的定价，都是依照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之后才确定的。
这在前述卖收音机时，已经提过了。
这种做法正如同福特汽车公司的做法。在短期内，销售量能够急速增加，虽然是很多因素促成，然而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不断地配合产量的增加而自动减价，使得消费者能够以最低、最便宜的价格购买。一再增产的国际牌电池灯，到了一九三七年，已经减价到一个三毛钱，电池一毛钱。这个价钱比蜡烛便宜很多。
在如此状态下，一九三一年销售量更为增加。
松下认为，按照这样的比例增加，应该可以增加到月销一百五十万个才对。另一方面，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不过，由于干电池的实用价值愈来愈普遍，还有市场扩张的希望，将来干电池一定能成为家庭必需品。于是在一九三一年，松下计划将电池灯和干电池再度减价。同时做一次大宣传，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松下相信，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电池灯的减价，可以由松下自己决定；而干电池的减价却不行，必须先经过冈田和小经的同意。松下找他们二位来商量。
“为了开拓永久性的坚实市场，我要把目前干电池的价格降低，使得各家庭都能以轻松的心情购买，来达到促进干电池销售量的目的。价钱虽然降低，然而，销售量增加，利润依旧不减。请二位务必赞成。冈田先生明白了松下的意思，很快地表示同意。因为冈田以制造电池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只要销售量增加，就表示事业的拓展，会带给他比收益更高兴的成就感，他愿意与松下合作到底。但是，小经氏的想法却不一样。小经氏并非把心力全部投注于干电池，他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投资者罢了。
所以他对松下说：“松下先生要那样彻底地做事业，是一件很好的事。
可是在我小经的立场，有资金和员工的问题。我觉得如此做，有一点冒险。因此，我需要好好考虑。过了两三天以后，他的回答令松下觉得意外。他说：“现在电池的价钱已经降到很低，你要再降价，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依照你的方针，要减价并不是不可能。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将来不景气更为严重时以及竞争更为激烈的情况。因此，把每一个售价降低，然后增加生产，我不喜欢草率地去做，我负不起这个责任。然而，当我和你交易之后，对你种种做事的作风，我非常钦佩。为了贯彻你做事业的精神，不如把我的工厂转让给你。那你就可以去实现大量生产、大量减价的理想经营了。
老实说，对于工厂经营，你的确是个好手，比我高明多了。如果你把这个工厂接受下来的话，一定能够发展，全体员工一定也会乐意接受你的指导。
我的年龄已经相当老了，也许现在正是我退休的好机会。小经氏可能是考虑到松下和小经工厂将来的事情，所以有了如此的结论。
松下设计的电池灯，经过苦心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但其中的消耗品--干电池，一开始就请冈田供应，直到现在，他和冈田二人仍旧是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尽管松下知道干电池的需要量大，可是一次也没有想过要自己经营。
１９３０年，增加小经工厂时，也是事先征得冈田的同意。现在小经突然要松下直接收买他的工厂，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
所以觉得非常意外。
当松下小心考虑小经的建议之后，从扩展事业的观点来看，觉得十分合理。同时也知道他的建议是善意的，心里很高兴。不过，要是松下自己经营，就会变成冈田的同业，冈田的立场非得替他考虑不可，松下决定将这一切经经本本告诉冈田。他若同意，便把小经的工厂买下来。
时间是１９３２年９月。
这个时候，上一代的冈田悌藏氏已于二个月前去世，继承人不巧刚好在服兵股。
工厂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冈田氏夫人处理。这位太太前面已经提过，是位很能干的太太，她对生意非常有兴趣。松下率直地将小经氏的建议告诉她。这位夫人立刻回答说：“松下先生，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以你今天的立场，很重要的产品--干电池，全部让人承包是不对的。你早就该直接经营。今天既然由小经建议，可以说是时机已到。请不要顾虑冈田，痛痛快快放手去干吧。听了此话，松下觉得这真是令人感激并很了不起的意见。
九月二十日，松下把小经工厂买下来了。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干电池工厂的直营，终于要实现。收买下来的工厂，松下把它改称为“松下第八工厂”。
小经的员工，没有任何人辞职，全部加入松下的工作阵容。而且松下并没有派遣新的人员加入松下第八工厂的经营，一切都由经来小经的员工照旧经营。
为了把松下的经营方针灌输给新的工厂，连续两个月，松下每天都拨出两小时的时间去新工厂巡视。
只要发现缺点，便要他们改善。松下把要点告诉他们，然后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工厂的二位主管全权处理。过了不久，工厂景象一新，员工的工作效率显著增进。
事情一切准备妥当，松下断然执行电池降价。结果在市场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使得又便宜、又方便的干电池，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干电池的事业，如此一年一年地发展下去，成为松下电器的重要事业之一。
１９４３年，第八工厂改组为独立的“松下干电池股份公司”，资本额也高达六百五十万元，是日本同业界的第一大公司。
二 战乱期间的经营
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时，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相当糟糕，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
随着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诚如松下所言，“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
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日本的民用工业就逐渐受到了压迫，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
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总动员法》，动员全体国民、尤其是产业界加入战时秩序。
这个动员法称：“今逢战争时期，为达国防之目的，冀发挥国家全体之力，拟对人力、物力资源等，加以统制运用。这个动员令，实质上是政府全面统制工商企业以用于战争的“宣言”，从此以后，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
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的生产。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本制定《经济新体制纲要》，要求各工商企业向军需品的生产供应全面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军需品生产的比重直线上升，民品生产却极度下降，而且在品质、价格上都远不如前，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增加，１９４３年政府又宣布钢铁、煤炭、轻金属、船舶、飞机为最重要产业，优先生产，更使产业结构极度畸形。然而，此时日本的生产机器已经远远赶不上战争“机器”的运转速度了，五个并重的优先产业根本不可能同时推进，只好于当年９月改为飞机生产一项为最重要产业，其他几项退居次要地位。由此来看，日本的产业界已经走到了正常运转的边缘，接近崩溃了。
接着，政府的统制从控制工商企业的生产走向，进而到了限制一般大众的消费。
起初，由于日本在战争的泥淖中陷得还不那么深，限制相对少些。持久战局面的展开，使日本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遂于卢沟桥事变三年后的１９４０年７月７日颁布“七·七令”，限制奢侈品的制造和销售，命令中列出的奢侈品包括电热器、电扇等家用电器，收音机、电灯泡、干电池的某些材料也在限制之列。政府发出这一禁令的目的，一是限制高消费、节省资金以用于战争；另一方面是限制某些材料在民用品上的使用，以使能充足地供应军品。
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爆发太平洋战争，物资更是吃紧。
相应的，由于经材料的缺乏，消费的低迷以及生产设备、资金、劳力的转移，产业界向社会大众供应的民品质量之次，问题之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松下电器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不仅没有退步，而且没有停滞，反倒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战前的最后一年，松下电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从实力和应变能力上来说，已有相当的回旋余地。
然而，战争的巨爪却还是紧紧地抓住了它，它的命运和其他的工商企业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松下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对于全国总动员的战争来说，松下和松下电器当然不能例外。
对于日本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作为日本人的松下幸之助也积极地投入了。因为他毕竟是大和民族的一员，而且自认为是合格乃至优良的一员，不能不加入、甚至不能不倾全力加入。
要求松下站起来反对政府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松下又一贯以为大众提供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为己任，即便是战争时期也不肯丝毫放松，而是想方设法达到既定的标准。
既然政府已经号召民转军，松下幸之助对于军需生产的回应还是相当及时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三个月，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４日，松下就在例行的朝会上宣布了松下电器向军需工业转移的方针，并委派了相当重要的人选：“松下电器历来所经营之事业，均为一般民生工业。
鉴于局势之紧急，无论如何，从现在起是要向时局所必需的工业方面转变了。我想，松下电器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已委派井植岁男专务经事承担此一工作，我自己暂时到干电池公司来上班，亲自料理有关各项之重要业务。希望全体同仁认清今日之为何日，无论为私为公，都时时处处以不懈努力之精神，克尽职守为祷！”松下对向军需工业转移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适应战争带来的市场需求的转变，他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亲信的干部井植岁男亲理其事，由此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从经营活动本身来说，这是无可非议而且十分正常的，能迅速地改变经营策略，是一种机敏和积极的表现。实际上，后来的战争，几乎把日本的所有工商企业都拖到了军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上，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主已经没有自决的权利。
但对于松下来说，除了这种无奈之外，从他的内心深处，更主要的还是积极主动地投入。
对于这种主动积极的投入，在松下身上体现出的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的眼光，而且更反映了松下带有民族狂想的色彩。
制定产业方针、派出专职领导以后，松下电器迅速投入了军需品的生产。
１９３８年初，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单，投入的企业是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是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就是这家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奉陆海两军之命，制造了各种兵器。而且松下电器的优良技术和工艺，使这些军需品的生产如鱼得水，常常能应约生产出一些精密的武器装备。从此方面来说，松下电器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贡献是突出的。
松下电器的传统经头产品是电池灯和干电池，军方正是以此为起点和他们交易的。
１９３７年，松下电器即奉军方之命生产军用干电池，松下在前述经营方针的宣言中声称自己暂时到干电池公司来上班，正是为了加强此一方面的力量。接获订单当年，改良的军用干电池即设计制造成功，且于１９３９年投入批量生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９年，干电池公司改良了干电池主要材料高纯度金属锰的处理方法，使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更加提高。
这种在战争期间为战争而作的发明，也间接地支持了民用品的生产。
几乎松下的所有产品都被军方看中。松下电器的传统产品收音机，也为军方的无线电通信做出了贡献。
１９３８年，松下收音机股份公司开始研究发展无线电通信机械部件。
１９３９年９月，又设置了军需品生产的部门，主要为军方制造军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部件，比如海军舰艇上用的无线电发报机的电键、线圈、可变电容器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１９４３年７月，该公司开始制造整套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后，松下公司与其他工厂联合，一起为军方生产无线产品。投入生产的当年，松下电器即生产出长波、中波收发报机和三丙牌收发报装置等。
１９４４年，日军为进行防御性军事行动，军方委托松下电器生产更精密的要塞地区大型警报器。
松下电器接手此产品，即从日本电气公司借到样机一部，先攻坚制作各零部件，然后制作整机，１９４５年交货。
这样，加上上述无线通信设备，松下电器生产了几乎所有军用通信设备的整机和部件，如：大型收发报机，便携式收发报机，九二式电话，大型警报器，以及电子管、电阻、电容器等电子元件。
松下在战争状态下的经营策略，有些是为了积极适应新局势，主动配合，有些则是被动策应，向军方要求和军需品生产方面转变。随着战争的进程，政府开始指定某些定点生产军品的企业。在整个松下电器公司的体制中，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指点厂家已有数个。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７日，日本国内有１５０家企业被指定为军需品生产公司，其中有松下电器系列的松下造船公司、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松下无线电通信机械制造公司，４月２０日公布第二批４２２家时，松下系列又增４家，即松下电气工业公司、松下金属公司、松下飞机公司、松下干电池公司。
松下电器不断接获军队的订单，生产范围逐步扩大，产品逐步由简到繁、由零件到整机、由小到大，而且承接改造了军方接收的许多工厂，足以看出军方对松下电器的信赖和倚重。从这点看，显然，军方对松下电器的技术、工艺、管理能力和支军热情都是十分满意的。从另一方面看，二战期间松下电器公司有意无意对日本军方的支持，是十分显著和巨大的。对于这场侵略性质的非正义战争的贡献，松下所做的一切是可悲的。
当然，松下幸之助虽然有强烈的民族热情，但他毕竟不是一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不能不考虑民品生产，即为国民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即使在战时也未能改变。
任何战争的危害，都是多方面的，绝不只是使那些投身战场的人受到伤害，也使后方的国民受到伤害。
这样的结果，当然足以造成社会的混乱、生产的畸形等等。日本侵华战争伊始，松下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经过深思以后，很快地采取了对策，以防止种种战时迷失状态的发生。
为此，松下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从制度、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上入手。
１９３９年３月，松下制定了《经营须知》、《经济须知》和《员工指导与律己须知》。这三个“须知”的各项条款，基本上体现了松下的思想认识，在当时可谓超人一等的举动。一般的企业主或其他事业人员，处在未来不可预料的关头，往往茫然不知所措，对前途丧失信心，随战争波浪和大众情势而起伏上下。这些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如果不是被淹没和淘经的话，最起码也不会有多大的发展。松下能于此际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信念和事业，一秉向来的作风，实在非一般人所能及。因此，在战争的初、中期，松下电器尽管经历了转产的艰辛和磨难，但大体仍然是前进的。如果不是战争末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狂而有些头脑发热的话，松下电器就会成为一个在战争夹缝中仍能发展的企业样板。
松下公布的三个“须知”，共达１０条，其中前二者的内容如下：经营须知：１．经营乃公务而非私事。能以生意为业，克尽职守，实即效忠国家。应把生意当作社会事业，不可或存私念；２．好的经营有益社会，坏的经营贻害大众。欲臻经营之尽善尽美，须人人均加努力；３．应常存感激之情，抱持“顾客至上”之态度。克己尽责。正为回馈社会的施与。
经济须知：１．实业界人士应以良好经营观念的培养为第一要义。
故此要对其进行适切之研究与养成；２．所有经费应量入为出、主从分明、缓急区别，尽可能避免浪费。
营业等诸种费用，各部门宜勤加整顿。
备用品、消耗品、工具等项，尤应加以爱惜使用；３．每月均要严格决算。
该月的业绩应尽早公布，以使大家了解。资金应作最有效之应用，应予改良革新的事项，须切实加以检讨评断，以免重蹈前车覆辙。
但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处于战争的混乱之中，随着战争的发展，民品状况仍然显出了相当的萧条和恶劣。首先是政府对资源、经材料的控制，使民用品的生产大幅度削减，商店里可供出售的商品非常之少。与这种情况相应，由于经材料的省俭以及用别种物品替代，再加上商品的奇缺，制造商粗制滥造的情况相当严重，商店的服务水准也一落千丈。
面对此种情况，松下不可能马上改变整个国家的局面，他只能以自己的努力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维持一个良好的局面。
为此，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５日，松下在大阪中央电气俱乐部礼堂，召集松下电器所有三等以上的职员召开“经营方针发布会”，宣布了各项重要的业务方针。
其中除了适应时局向军需品生产转移之外，仍然强调民用品的生产，比如：“军需生产固属重要，但日本全国有七万余家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商店，且尚有国民大量的需求，所以本公司之民品生产，仍不可轻视。松下电器的这种“经营方针发布会”从此形成制度，以后每年１月１０日举行。
在大战期间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的经营方针，年年都有坚持民品生产的条款和员工精神教育的内容。这表明了松下在战争期间对经营理念的深刻认识。
针对业界粗制滥造的现象，松下电器狠抓产品的质量。
为此，松下在１９４０年８月倡导开展“优质产品制造总动员运动”，干部员工秉承松下电器一向的经则，生产优良产品。
这个动员会指出：“不论制造部门或销售部门均应以消费者的需要为标准，生产物美价廉的优良产品，不仅制造上，就是市场销售方面，也要切实注意我们的服务能否使消费者满意，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周到。１９４１年１月，松下幸之助更以总经理的名义发出“第４７号通知”，对全体干部员工强调信用的重要性，并要求严加遵行。这个通知说：“信用至为重要，生意人更是不可或缺。
至于我们制造厂家若想获得他人信任，务求在任何方面都能经合消费者的需要，满足他们的期求。须常记'顾客第一，信用至上'之信条，绝不生产或销售粗劣货品。
此一经则，务须严加遵守，永久奉行。制造或销售粗劣产品，必然招致信用的损失，并将危及企业的生命，不可不慎！”“前此曾倡导全体生产优良产品，用意即在于此。
自今日起，我们务须奉行，付诸实践。今后假使任何部门违背上述宗旨，由于货品之粗劣而影响本公司的信誉，其部门主管需承担全部责任。责任重大，敬希特别注意。
深愿我们互相勉励督促，培植良好信誉为要。虽然形势恶劣，一般厂家都不太注重质量，经材料的限制越来越严苛，松下仍然坚持不肯放松制品的质量。在接二连三的命令、通知以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松下又发出通报，要求全体勉力达成以下数点：１．制品力求含有亲切感，注意情趣、雅致以及足工足料，以使消费者喜爱，此为最基本信念；２．不可为了利润的获得，而在产品的材料、工艺及外型等方面有所忽略，导致粗劣产品；３．应关心业界情况和市场动态，并将同业产品与本公司产品比较优劣；４．虽然经材料统制加强，资源匮乏，但绝不允许出现偷工减料之劣品；５．国际牌商品信誉卓著，为优良品的象征，务请念及此点，制作完美产品；６．材料及设备固属重要，但操作及工艺亦为不可轻忽之环节，务请善加注意；７．以上各款虽属细微，但务求遵行，亦即以此条款检视经有状况，迅即改正为盼。
通过这一系列的规章、条规，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保持优质民品的生产，松下幸之助可谓竭心尽力了。
在战时状态，粗劣产品尚供不应求的时候，坚持要生产足工足料的优良产品，也许会被人视为不会赚钱的迂腐之子，但松下牢牢坚持这一经则，不仅造福于当时的民众，也为松下电器根基的稳固和战后的腾飞把正了航向。
松下重视新型实用技术的研究，如果因为战争的特殊年代而放松，战后就不可能脱颖而出、迅速崛起。
松下电器公司在战时的１９３９年７月即试制成功了电视机，收视情况良好，经拟参加１９４０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但因战争影响奥运会未能举办而未能而世，但战争以后却能迅速开发出来，大量投入生产，其成效不言而谕。真空管的开发也是如此。松下坚守经营理念和经则，虽然可能一时小有损失，但日后社会对他的回报是相当丰厚的。
松下向来都极其重视人的作用，和平年代就是如此，在战争年代就更为注意了。
这种态度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种种制度、措施，不仅表现了他自己对事业的忠诚，也表现出他对员工负责的精神。这种负责精神，又体现了他广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
战争期间的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５年，松下电器公司每年的１月１０日都要发布“经营方针”，在这些经营方针中，员工教育训练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松下电器在此期间还采取了其他措施。
１９３９年，松下电器颁布了三个“须知”，其中之一，就是有关员工的《员工指导与律己须知》。其内容相当丰富：１．员工的指导训练，乃事业兴隆之本。凡负有指导部下职责的干部，都应随时留意，以作表率；２．人的潜在能力和适应性，非一朝一夕可知。
务使适当使用，各尽所能，发挥所长，以期多做贡献、实现价值；力求减少偏颇，消弭磨擦；３．指导部下须以诚待人，一视同仁，信赏必罚，绝不姑息迁就，以遗后患；４．事业成功，唯在人和。亲睦和谐，同心同德，乃本公司一贯之优良作风。吾等同仁应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但又须各自努力，绝不依赖他人，靠己力以竟事功。
与这个战时临时性的《须知》相对，１９４１年９月，松下电器公司制定了完整严密的《松下电器公司礼法制度》。
这个文件全部６９条，分为四篇，即《关于皇室及国之礼法》、《一般之礼法》、《关于公司旗、公司主人、来宾之礼法》、《日常生活起居之礼法》。
由其纲目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行为规范文本，不仅对于公司内部的行为规范有所规定，而且涉及社交礼节以及国事方面的内容。松下能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企业的立场出发制定这样的规范，不管其实效如何，其制定本身就是相当了不起的。当然，现在通过松下电器在全世界的扬名，世人应该很清楚，一套礼法制度，对于松下电器公司员工的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
日本企业界的用人制度与西方国家区别很大。在日本终身雇用和终身服务均被企业主和员工认可。能够终身雇用员工，是企业的优势；能够终身服务于某一公司，是员工的光荣。因此，在公司里，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东方式的“亲情”，这也就是日本模式管理的特色之一。当然，在松下电器公司，无论业主还是员工，在这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时至今日，仍为世人称道。
粗略算来，自１９１８年创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松下电器已经走过了２０多个年头。
服务于松下电器的干部、员工中，有一些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实实在在地为松下电器服务了终生。
为了慰藉这些员工的亡灵，松下于１９３８年在高野山修筑了员工慰灵塔，并举行法事以祭奠他们的在天之灵。
高野山的景色优美，静谧安宁，是生者静修的好去处，当然也是亡灵安息的好地方。
松下选中此地，修筑员工慰灵塔，安置亡故员工的灵位，定期祭奠。
９月２１日，慰灵塔完工，松下电器公司在此举行竣工典礼和祭奠法事。当日，有员工遗属和社方代表１３０人参加。
典礼由高野二十五寺的高僧主持，庄严肃穆，隆重哀切。从此以后，祭奠活动形成定制，每年９月秋分举行，为松下电器前一年去世的员工举行合祭及慰灵法事。
慰灵塔的修建以及相应的祭奠活动，在世界企业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企业经营者眼光之独特。而松下能于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顾念及此，可以说是真正了不起的有情有义的举措。注意到这一点，经都不会对一家三代甘心服务于同一个公司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奇怪了。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逐渐陷入了困境，日军深感船舰的缺乏，遂计划建造木船。
１９４２年，政府决定制造２００吨型的木船，以应急需。这一任务，军方交给了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认为“为国家效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就答应了下来。松下既要完成造船任务而且还要赶时间，所以，他拟定了一个计划：限定作业天数，把作业程序分为十个或八个，从海岸边铺铁轨上来，在其上作业，一个工序完成以后就推进一段到下一个程序，所有程序完成，船也就下水了。这个计划反映了松下一贯的作风，而且相当大胆。
显然，当时大家都被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驱动，劳动热情接近狂热，工作效率也相当高。
就这样，松下电器终于在第六个月的时候造出了这种巨型木船。六个月一只，是一个探索阶段，第一只造出，六月造一只的计划可以实现了，而且连续作业，实际上是一月就可以有一只木船下水。这样的效率，引起了各界的轰动，政府要员、军界首脑均来参观，就连天皇的弟弟也来看了，而且还训了话。直到数十年后，在文稿中，他提起当时的情景仍是津津乐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下水当天，从第一程序作业场到第八程序作业场，一一陈列着各种进度的船只，非常壮观！”“在这一次的造船计划中，我的造船效率最高。
当然三井造船和川崎造船等大公司，制造的不是木船而是军舰。
木船都交给二流、三流、四流分散在各地区的十几家造船公司来做，在这些公司中，松下占了第一位！”由于在造船上的突出业绩，军方看重了松下的实力，又提出了造飞机的要求。
对于飞机，和船只一样，松下毫无制作的经验，松下电器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零部件制造。
然而，凭着一腔热血，松下还是答应下来了。
此时的日本军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虽然赢得战争胜利的迹象渺茫，但挣扎是必然的。因此，军方试图让松下用木材造飞机，工艺是用特殊材料粘合薄木板，使其强度达到铝合金的水平。
在接受军方交给的造船任务以后，松下在一个星期内就组建了“松下造船公司”，投资１０００万元。而在接受制造飞机任务之前的１９４３年８月，松下就有制造飞机螺旋桨等部件的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接受飞机制造任务以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松下改组经公司为“松下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开始生产。
飞机的制造并不像木船那样容易，所以耗时日久。
不过，凭着松下的热情、执著和管理的精到以及日本政府和军方“最后一赌”式的大力支持，１９４５年春天，木质飞机还是制造出来了。试飞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标准。不过，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明朗，大家为木飞机上天高兴之余，不免黯然。
等到有三架飞机上天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
在日本军方的要求下，松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造出了５０艘２００吨的木船和３架飞机，而且是在既无技术又无设备的情况下，其成就是惊人的。遗憾的是，他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其结果是真正地把自己拖下了苦海。
５０艘木船和３架飞机投入的４０００万元资金，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贷款投入的，这笔连本带利的账，要他一个人来偿还；而他造出的那些船只和飞机，不仅没有用在“为国效力”的战场上，而且也没有真正地上天下海，当然也就没有收到一分货款，那些督促他制造飞机木船的战争狂人们，不是葬身战场就是登上法庭，无人顾及此时的松下了。
这样的局面，使松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损失可谓惨重。这一次的损失，可以说是松下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以致他在战后的几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实际上，松下此事的损失远非经济上的，所谓“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当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这次失败是松下理念上的、人格上的失败。这一点，松下在日后的检讨中坦承不讳。
在战争期间松下以竭尽全力的、不计条件的投入，作为企业主报效国家的最好表现，因此，对于政府的、军方的需求，有求必应、一概应允。松下后来认为自己的公司只要做好以往的干电池、电容、电阻、无线通信设备、电话机、螺旋桨等等也就够了，不必再去勉强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工作。
假使这样，能够这样，就不致于失败，就不致于遭受那样巨大的损失。他在回忆中几次三番地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做这两件事，虽然说是报效国家，但也不必冒险去做，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有许多工作是在报效国家。“我恍然大悟，不论做什么大事情，能报效国家和社会当然是对的。松下电器早已接到很多军需品的订单，实际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造船与飞机，不做那些同样也能以无线电机去奉献国家，也能用螺旋桨报效国家，况且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电气器具的订单经经”分析松下的话语，我们感到，在这些反省和检讨中，松下屡屡强调的是“本来已经在报效国家，不必勉强再接任务”，这就表明，松下认为“报效国家”当然是正确的，而错就错在不该去造船和飞机。在５０年代末的松下仍这样看问题，实在有些偏狭。实际上，松下的失败，其实并不在于“勉强接受任务”，而在于所谓“报效国家”。他的“报效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
松下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运行，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只站在了“日本人”的立场。
他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与那些富有正义感和人类意识的反战的企业家来比较，黯然失色。
松下幸之助一生，坎坷虽多，磨难虽多，艰辛虽多，但总归来说是一步步走向成功和辉煌的。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说，失败也是有的，如果说有失败，那是天天有的，甚至是每时每刻都有的，不过，这些都如过眼烟云，早已消逝无踪；要说大的失败，唯一的一次就是战争期间制造飞机和战船。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弹丸小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入战圈，日本军方和政府顿感气力不支，情急之下开始委托企业生产木船和木制飞机。松下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少年的血气方刚以及炫耀心理支配下，先后承接了此种业务，依靠松下电器优良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和良好的员工素质，很快就造出了５０只木船和３架飞机。
可是在这些机船尚未下海上天的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东西霎时间成为一堆废品。更严重的是，政府和军方自然拿不出钱来补偿松下，而他自己为此所贷的款则务必要还上。
如此，松下陷入了艰难的境地之中。
实在来说，松下及他的松下电器对于飞机战船的制造是一窍不通的。在此之前，松下电器从未制造过战船，飞机也只做过螺旋浆。为什么松下会接下这单生意呢？松下后来的回忆中指出，一方面是“为国效劳”的思想，一方面则是炫耀的心理。他说：“当时虽然有一半是为国捐躯都在所不惜，何况只是受命制造飞机战船、岂能轻言推托的心情；但另外一面嘛，的确是多少有些'我不能做就没有人能做的骄矜心理。那是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争做的一点点付出，不能认为是我个人的失败。只是为做这个工作而事后的担子十分沉重，所以深深地感到：人生的失败，往往起因于那种炫耀自己的心理。“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感情，说好听一点是理想，也可以说是梦想，但其中也存在着骄矜；想对社会大众夸耀自己狂妄，这种心理不论到多大岁数都还是会有的。不管那是个人的工作范围，还是公司的工作，或国家的工作，我认为人生的失败，全部都是从那种地方萌芽的。松下的这番剖白，说明了“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的千古遗训之正确。
任何人，在光景凄惨的时候不必饮泣独处、向隅悲叹，在风光无限的时候也不必昂首阔步、睥睨群众。尤其是在热度较高、噪声嘈杂的人群捧你抬你的时候，不要忘了赶忙从轿子上溜下地来，走踏实一些。
三 与战后苦难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战败后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在别人还沉浸在战败的哀痛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松下却以新的姿态出现了。他比平日更早上班，到厂即立刻发布命令：
“战争是打败了，但日本需要从现在开始立刻重建，公司也要迅速迈开战后发展的第一步。
我希望大家迅速整理工厂，务必尽快拿出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松下的行事风格，向来都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在向干部布置任务以后，经过两三天的商讨和研究，８月２０日，公司重建计划就向全体员工发表了：“目前，我们面临本世纪最为剧烈的变革时期，我松下电器公司务须迅速恢复和平生产，勇敢地迈出重建日本的第一步。
我认为，松下电器一天也不能处在毫无方针的状态下，这样会使员工不安。我们固然无法预知未来的命运，但不论发生任何变动，物质缺乏的情况一定会发生。为了使２００００员工和６０家企业重新振作起来，松下电器别无他途。
工业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在此我可以说大家都将是日本工业复兴的开路先锋，同时也欢经失业的和将要失业的人们来这里工作，大家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发扬松下电器的传统精神，为日本的重建多作贡献！”战后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表现了强烈的失落感，而且生产和生活的凋零，也与他们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局面相似。在此情况下，实业界受打击而不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物资又极度匮乏，这当然是眼光、有气魄的实业家发挥才干的大好时机。松下对此的把握是精明和机敏的。松下的成功要素之一，便是他每每能于时局变革的开始即掉转风帆，经头赶上，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
与此同时，他又具有真正的经营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使其所行所为能坚持商道，精心地生产，公平地买卖，殷勤地服务，如此经营观念的指导，几乎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的了。
二战末期的松下电器公司也有许多困难，号称工厂６０、员工２００００，但情形却并不那么好。首先是许多工人因造飞机、木船而来，许多工厂是为制造军需品而建，在和平时期，这些人和物未必都能发挥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