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2．4 挺作南天柱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
“‘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
“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
“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3 屡立奇功之谜
从青年投身革命一直到老年鞠躬尽瘁，叶剑英一生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可他总能拨开迷雾，把握方向，力挽狂澜。特别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转危为安的非凡胆略和智谋更是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无数神秘的传奇。
3．1 南昌起义前的真真假假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
7月下旬，暗里已经倒向汪精卫、明里打着“护党”旗号的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于7月下旬南下进驻九江。
此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告诉他们，他已嗅到了共产党人的“火药味”，要赶紧采取办法应付！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他们的身边。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他与叶挺将军本来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如告诉他。
两位老战友异地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他们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还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只小船在湖面上不引人注目地漂荡着。几个逍遥自在的“游客”坐在其中。
叶剑英小声告诉了他在山上偷听到的消息。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叶剑英沉静地回答：
“说是要请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很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并将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叶挺听后首先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山，贺龙坚决地说：
“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接着说：“对，我们不能上当！”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要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
“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汪精卫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阴谋，又秘秘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同志迅速离开了九江。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飞向了神州大地。叶剑英从贺龙的情报中，知道了起义成功的消息，格外高兴。但没有想到，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事，贺龙、叶挺“背叛”，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
本来张发奎刚得到消息，就急忙从九江乘火车赶往南昌，想以“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的姿态，镇住起义军，挽回败局。
但中途被阻，已是非常气恼。这时偏偏汪精卫也传令追赶，更是火上浇油。他大发雷霆：
“贺龙、叶挺完全不顾公渲私情，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
他朝着张发奎说：“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智慧而英武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
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求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于是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方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3．2 红旗插上五羊城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密令其嫡系军长何健、李品仙、刘兴军率队，乘军校师生演习之机将其包围在武汉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找张发奎趁机解围，把军校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
唐生智、何健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收回魔爪。这支革命力量不久被张发奎宣布解散而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宣布“清党”，要全团缴械。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个革命武装，他借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9月底，叶剑英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进步组织被破坏，处开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遗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很高兴。但是，他的到来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煞有介事地说：
“蒋介石那样信任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来广州！”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张劈头就问：
老叶，你回来了，可有人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出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肯，还是留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叶剑英于是更加谨慎，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逍遥，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介绍了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发动起义的指示，交待给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扩大革命力量，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马脚。
遵照党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侧重进行基战的训练。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就在张、黄庆祝胜利、妄图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连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
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敌情后，主张先打部队虽多但多属杂牌的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柿子先拣软的捏。
张发奎非常高兴，接着叶剑英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向张发奎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十二、二十六师进击黄绍竑；其余主力也都调出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任给叶剑英，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叶剑英马上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有意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
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将三百多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五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这样，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 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旧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周恩来则引用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这场挽救革命的斗争中，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过人胆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4 “叶剑公舌战群儒”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眼巴巴地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惨重，恼羞成怒，便决定于是年三月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此时叶剑英因天雨路滑，不慎胳膊被摔伤。接到会议通知，去还是不去？一般参谋长会议如果不去也可以。叶剑英鉴于当时国内外严重形势，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搞阴谋，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能不去，而且可能还有一场“恶战”要打。于是他和同志们进行了积极而紧张的准备工作，带伤赴会。
果然不出所料，会场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蒋介石对会议内容早有安排，一开始他就把共产党、十八集团军大骂了一通，诬蔑我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等等，造成了冬季攻势任务的未能完成。蒋介石声言要调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他讲完后就规定了会议发言时间，每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这实际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准我们进行充分的反驳。
会议前两天，国民党要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言都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对此处之泰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第三天，当他们的诬蔑攻击都讲完了，叶剑英才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开始他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身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是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名。他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对他的发言，无不全神贯注。
叶剑英的发言，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战与摩擦问题。
对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说：
“我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英勇牺牲，抗战两年半共歼敌八万余人，争取伪军起义一万九千余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各种炮一百余门，破坏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等。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得到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嘉奖。敌人对我军恨之如骨，怕得要死，与贵部有些部队一见敌人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叶剑英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战略上、战术战役上彻底粉碎了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巧妙地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我军，进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使蒋介石等人啼笑皆非，无从辩驳。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一开始就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担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责任在于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许多摩擦发生的根源。他说：
“我们与友军之间的摩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抗战大局下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现象。目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我们决不能搞颠倒关系，更不应把局部摩擦有意去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他的话使一些国民党要求抗战的左派听得频频点头。
接着，叶剑英针对国民党军有关参谋长提出的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的摩擦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他们的诽谤和攻击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
针对河北摩擦问题，叶剑英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他说：
“当本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有许多命令，称本集团军为伪抗日军，我们把它用照相机照下来作为一个证明。”而后，他将缴获的张荫梧部队联络伪军把十八集团军当成“伪抗日军”加以进攻的几个重要命令，当场一一念给大家听。
叶剑英的发言，理直气壮，事实确凿，合情合理，使到会人员，不能不心悦诚服。只有当叶剑英说到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时，蒋介石实在沉不住气了，故意装腔作势地质问说：
“有这回事吗？”
叶剑英乘机拿出张荫梧等和伪军勾结围攻八路军的军令照片，给蒋介石和大家看，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
叶剑英这次发言，刚讲了半个钟头，军令部次长一看，说时间已经到了。叶剑英参谋长说：
“我还没有说完。”并故意望着蒋介石，看他怎么办？蒋介石无奈，只好请他讲下去。
结果叶剑英一下子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完以后，全场自动起立致礼。蒋介石、何应钦等，原来想围攻八路军参谋长一人，动员反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叶剑英的有力发言，把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使我党的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赢得了广大的同情。
散会以后，蒋介石打电话来，请叶剑英晚上八点钟到他家去吃饭。可七点多钟忽然又来电话，说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请改日再来。
这是为何呢？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揭开了这个“谜”。原来蒋介石特地于1940年3月7日拟定了一个对叶剑英的“训示”要点，还是诬蔑我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等内疹，实质上是要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号令”。这显然是事前预有准备的。
但蒋介石打了电话以后又觉不妥：一来“训示”的内容刚被叶剑英驳得体无完肤，又怎能再拿出手呢？二来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大家对叶剑英的讲话又是报以那样的同情，马上又用老调调去反共，怎么能动员起大家来呢？于是乎请吃饭的事也只好借故推辞掉。
会后，叶剑英将会议情况和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党中央。毛主席看后非常赞赏，说它是有极大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并很快批给在延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对于叶剑英这次充满机智与辩方的斗争，董必武曾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4 力挽狂澜之谜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难忘的1976年，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险象环生的政局面前以他的大智大勇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无声战斗”究竟是怎样打响的？叶帅和他的战友是如何酝酿做出战略决策，又是怎样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一举获胜的呢？这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
4．1 大闹京西宾馆
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尤其对其最后一击，更是如同叶帅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一方面要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要参加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十分繁忙。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和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同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等，往中央批准后下发，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他们对叶剑英为稳定军队新采取的种种措施深为不满。林彪又强行发布了《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此后，全国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形势越发难以控制。
为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主席批准，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总理和军委各总部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11月29日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部队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
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指出：
“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啊！”
同一天，叶剑英针对当时掀起的“打倒刘、邓”的邪风，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有关照片。
叶剑英这一系列讲话和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林彪、江青之流又火上浇油，污蔑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邓“树碑立传”。但叶剑英对此满不在乎，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话我是要讲！”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反革命夺权后，全国形势越来越乱，并波及军委领导机关。为稳定军队，军委几位领导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1月1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由陈伯达说情，林彪安排江青当了顾问、从此，她便明目张胆地干预军队事务了。
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忙于“救人灭火”，他的西山住所成了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一天，叶剑英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严肃地说：
“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月18日晚23时，江青、陈伯达电话通知军委“文革”的同志马上去钓鱼台，他们赶到时江青正在吃饭。江有一面吃一面质问：
“肖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连声斥责他们：“谁要你们把贺龙抬到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去讲话？”“11月两次大会讲话稿是谁起草的？”江青对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的指责、怒骂，实际是对着老帅们的。叶帅听到报告后，马上关切地嘱咐肖华要提高警惕。
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在京西宾馆展开了。
1月19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军委碰头会。进门一看，徐向前、聂荣臻和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人都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王力等人坐在一起，正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
叶剑英朝坐在长桌跟前的聂荣臻、徐向前点点头，打了招呼，便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冷眼瞟了瞟江青一伙，没有说话。
会议一开始，便在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扫除“四旧”的问题上，形成了两军对垒之势。
“军队要开展‘四大’，要扫除‘四旧’！”陈伯达说。
江青嚷嚷着说：“军队要开展‘四大’，把群众发动起来！”
康生和姚文元也帮腔帮调，坚持要搞‘四大’。
老帅们对此十分生气，坚决反对。
“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聂荣臻说。
叶剑英严肃坚定地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怎么应付？军队搞‘四大’，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争论越来越激烈，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这时，叶群上阵了。她公开点名批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他“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陈伯达则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肖华“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进一步威胁道：
“肖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
面对这种情况，老帅们心里明白，他们是想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来搞乱军队，好乱中夺权。老帅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告诉参加会议的人说：
“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这一下，江青、叶群无话可说了。当天的会议暂时结束。
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可当天晚上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下午会议的内容，他们突然袭击，跑到山东街要抓肖华，并且抄了他的家。肖华听到动静后连忙从后门跑出，找了一辆车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所。
20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徐向前主持。徐帅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
“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帅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一没出门，二没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似乎还要追查什么责任。
叶剑英本来就对抄家抓人的做法十分愤慨这时听江青这么一说，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站起来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
“肖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说着，右手半握拳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第五掌骨骨折。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全场鸦雀无声。老帅们大义凛然，正气冲天，威震鬼神。江青、叶群这伙丑类，邪不敌下、被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 “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
“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
“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
“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
“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
陈伯达也说：
“我也没有看。”其实，他不但看过，而且是签发人。
聂荣臻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当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他们理屈辞穷，无言可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的历史真实，实质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里面，周总理和“三老”、“四帅”，义正词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政策，第一次公开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抗议。
怀仁堂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合伙整理了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
晚上七点多，三人一同赶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处，由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下午会议情况。
江青听完后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进一步向毛主席告状，把二月前后的这场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紧接着，林、江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
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出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历史的主流。1971年“9·13”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失败后，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后邓小平也指出：“‘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3 主席尚在，不宜行动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
“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在军师的提议下，话题很快回到如何抢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来。几个人虽然多怀鬼胎，在急夺权位上也有“分赃不满”的矛盾，但在夺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讨论了半天，张春桥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放不下来，他提醒几位同党：
“邓小平要继续批下去，可能是个死老虎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威胁更大，不可不防！”
“谁？”
“叶剑英！”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于他的说来是个“不祥之物”，最为头痛。自从林彪的自我爆炸以后，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然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居然被平反，东山再起。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办事稳健，德高望重，在三军之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影响。“四人帮”要插手军队，篡军篡党，第一道关就是突破叶剑英。
抓军权是“四人帮”梦寐以求的大事情。正因如此，“四人帮”费尽心机，使尽手段，除了公开几次大的斗争和较量之外，不知又搞了多少“小动作”，想把叶剑英搬倒，但无奈他是个“死顽固”，软硬不吃，不肯就范。
“文化大革命”初，江青就同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了一个所谓“电台”事件，唆使人造谣说，叶剑英家里私自装了一部电台，“里通外国”。他们逼周总理下令派北京卫戍区的“技术专家”到叶帅家里彻底清查。结果什么也未“抄”出来，挨了总理的严厉批评。
于是，江青改变了策略，变“打”为“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要秘书突然打电话给叶帅办公室，说是首长大驾光临，光顾老帅。叶剑英猜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赶紧招呼办公室和孩子们要“让开大路，回避两厢”，只留下刚从福建“劳改”回来的小女儿“接驾”。
江青一进门，玩弄演技，提出一付十分恭敬和百倍亲热的姿态，又是问候，又是抱歉，说早就想来看望老帅。及至见了“坚壁清野”的场面和主人不冷不热的态度，心里才凉了半截。只好强作欢颜，搭讪着问：
“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吗？今天特意来看看，怎么没见呢？”
叶帅故意介绍被劳动“惩罚”的小女儿，诉说在福建农场如何得到“首长关怀”，接受“教育改造”的。江青心里明白，这是“抗议”和“示威”。因为一年前开过“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当众宣布，要叶帅的孩子下放劳动。
听了叶帅的介绍，江青十分尴尬，皮笑肉不笑地说：“那好嘛，劳动劳动也好嘛！”
这位“女皇”坐了一回冷板凳，心里又恨又悔，只好打道回宫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心，继续寻找机会讨好拉拢叶剑英。可叶帅知道她的用心，总是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四人帮”对叶帅真是既怕又恨，可又没有好办法搬掉这个篡党夺权路上的绊脚石。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而中止。而“四人帮”也加紧了其“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的步伐。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风云发行聚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正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这两位老人正是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与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
“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要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什么好可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罢了。我不在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棍。但他们在另外一盘棋上也赢了两子，一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一是把叶剑英拉下马、造谣他“生病”不能理政，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党篡权的活动。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去叶帅家里“探病”者络绎不绝，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命运。鬼蜮欲横行，九天有霹雳。霹雳一声，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疯狂镇压了，但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厄运在向中国挑战。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余悲还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又逝世了。紧接着是旷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临头。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四五”运动过后，天气转暖，北京的节气虽然还没有进入盛夏，但是叶剑英元帅却从城里后海移住西山。
叶帅来到西山并没有住在游览胜地，而是在中央军委另外开辟的一块军事“禁区”，住在十五号楼内。这次说是进山“休息”，实则是躲着“四人帮”，绕开“政治漩涡”，要在这时静静地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养晦韬光”，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残阳如血。在夕阳彩霞映照下的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大红旗”正向山间急驶而上。
车里坐着谁呢？
啊！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胡子”将军来见叶帅，不用通报。见面之后，还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一鞠躬，标准的九十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大家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啊？”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主席，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表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但并没有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问了，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很久、一直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比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明白了，心里踏实了。他反过来提醒：
“对！还是叶帅想得深，这样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这一次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这一次，一向不多说话的叶剑英先开了腔。他谨慎地提出问题：
“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说到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汪东兴，是过去的老熟人。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身兼中央警卫部队的政委等，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又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个值班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想到这，叶帅又问王震：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过去很熟，现在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叮嘱说：“你同他要多来往，保持联系，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请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就帮老帅的‘联络参谋’吗！”
凡叶帅交待的，王震都一一照办。他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徐两位老帅那里去联络，还找汪东兴个别交谈，嘱咐他要保护好几位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情况他及时向叶帅汇报。叶剑英很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聂荣臻打听到叶帅早已上了西山，找个借口也上山“避暑”来了。住在叶帅西边的一号楼。
两位老帅会面后，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老总几乎是贴着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是那个自称吕后的人，迟早要‘闹事’的，不可不防！”聂总提醒道。
叶帅担忧地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主席决心未下定，暂时还不好办啊！”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同政治局李先念、韦国清等人保持联系，还利用机会，主动接触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牢牢地为党和国家掌握着军权。他坚持利用尚未被正式免职、未完全丧失军队指挥权的身份，继续与陈锡联和三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取得联系，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一些靠得住的领导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保证随时可以通话，随时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军乱军的企图，他能及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扼制，使伟大长城任凭内吹浪打，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4．4 惊心动魄大决战
龙年的厄运继续在向中国人民挑战。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为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旧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即返回到病房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又急又悲。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其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
9月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四人帮”一唱三和，肆意打扰会议议程，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江青不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
“我建议政治局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叶剑英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说：
“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
华国锋表示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见此情景，“四人帮”也只好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