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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作者:晓亮

_10 晓亮(近代)
  磨破嘴皮,说服不了林彪。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纷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他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一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准备被服,作为后勤保障工作等。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撤退沈阳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的来电更多了,批评也更严厉了。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是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9月7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九、十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沈亡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心里不乐意也只好接受。他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9月21日,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离开哈尔滨,先乘火车驰向东伪装前进。晚上10点钟,列车调转火车头,向来路上飞奔,拂晓前经过哈尔滨,开上西满的轨道,加速前进。
  次日上午,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看着电报,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又是指责、指责……没完没了!”
  罗荣桓听惯他的埋怨、没有吱声。
  “政委,”林彪突然问道:“你是怎么看的?”
  “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他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
  林彪嘀咕道:
  “想的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
  “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罗荣桓说,“我想叫二纵五师和三纵赶到义县,让四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
  “好吧!”如果不是刚看了中央的电报,林彪不会这么轻易同意的。
  军车绕了个大圈子,停停走走,两天后才到达彰武车站,停在岔道上。
4.3 罗荣桓拍案大怒——与林彪再次交锋
  在彰武期间,林彪说他身体不舒服,搬到一座幽雅的大院里休养,关严了住房的窗户,拉上窗帘,整天呆在黑屋里。
  罗荣桓负起指挥战役的重担。
  一周间,锦州外围的战斗猛烈开展:9月25日,我九、八纵攻克葛义碑和薛家屯。四纵24日攻占砬子山,29日攻克兴城。七纵27日攻占高桥和西海口,占领了塔山有利阵地、切断了葫芦岛和锦西敌人增援锦州的道路。10月1日,我军攻占义县,全歼守敌暂二十师一万多人。锦州前线我军6个纵队完成了分割包围锦州南北敌人的任务。在沈阳周围的一纵、二纵两个师,五纵、六纵和十纵,也先后到达锦州以北和新民以西地区,待机作战。
  10月2日上午,罗荣桓政委和刘亚楼参谋长正在研究攻城部署,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汽笛声。不一会儿,列车发生剧烈的震动,显然是挂上火车头的撞击声。罗荣桓站起来,望着车窗外面人来人往,很是忙乱,喊来警卫员,问道: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警卫员回答。
  罗荣桓问:“是不是敌机又来了?”
  警卫员说:“没有听见警报。”下车问过后,警卫员说是司令员命令部队准备出发,往北开。
  罗荣桓心里纳闷,问参谋长:“去哪?你知道吗?”
  刘亚楼摇摇头。
  罗政委沉下脸,心里很恼火,不知林彪想搞什么名堂?立即同参谋长赶到林彪的住处。
  林彪住在一座砖墙瓦屋的大院里,堂屋里关紧窗户,蒙上窗帘,昏昏暗暗。林彪半身靠着床头躺着,看见罗政委和刘参谋长进来,好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罗荣桓。
  电报上写着:9月30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为确保锦州,抽调博作义部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及独九师,调山东王伯勋的三十七军,由海上运兵,已经有5个师到达葫芦岛了。
  林彪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已经增到11个师,锦州不能打了。”
  听见林彪又唱起老调,罗荣桓激动地说:
  “昨天刚打下义县,又提出不打锦州,怎么向中央交待”“情况变了嘛!”林彪板着脸说,“我已经向军委建议,还是回去打长春。”
  “所以你就下令开倒车?”罗荣桓生气地说。
  林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罗荣桓忍不住严厉地责问:
  “司令员!这样重大的事,应该先和大家商量再作决定啊!”
  林彪一向专横惯了,现在大权在手,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听不得逆耳的话。他板下脸,不快地说:
  “商量个啥?明摆的事吗?”
  罗荣桓坚持不让:“主席和军委三令五申,要我们打锦州,现在又不打,如何交待?不但部队士气受影响,而且敌人知道我们北撤后东西夹击,还要受损失的!”
  林彪狡辩道:“敌人害怕我们攻城,正愁我们不撤,怎么还会出击?”
  “敌人不是傻瓜,蒋介石看出我们的弱点后,肯定不会失去这个有利的战机的!部队不能安全撤回,你考虑过没有?”
  林彪仍固执地说:“放心!蒋介石刚丢了济南,已成了惊弓之鸟,绝不敢出来的!”
  罗荣桓见他如此不顾中央的命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指着他喊道:
  “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可不能‘怕’字当头啊!”
  “你说谁‘怕’字当头?”林彪被揭了疮疤,顿时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声责问。
  罗荣桓真火了,他怒吼道:“战役打响了,锦州的外围据点都扫清了,你一听说葫芦岛和锦州来了增兵,就不敢打下去,这不是怕敌人是什么?”
  罗荣桓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和林彪相处很久,但平时耐心说服,以团结和维护林彪的威信为重。这次两人大吵,甚至拍了桌子,周围的工作人员不由全惊呆了。
  林彪被问得哑口无言,停了一会说道:
  “反正锦州打不得,敌情变了,中央也会实事求是的。”
  罗荣桓警告他:
  “你想过没有?这是违抗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不打锦州撤回去,就会推迟东北的解放,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林彪觉得理亏心虚,无言以对,他又问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锦州非打不可。”参谋长说。
  林彪只好气呼呼地叫秘书到机要科,追回那份不打锦州的电报。
  秘书打完电话后报告说,电报已发过了。
  林彪感到心虚,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问道:
  “怎么办?”
  “写个检讨,重新表态!”罗荣桓说。
  林彪没说话,刘亚楼点了点头。
  罗荣桓当即又起草了一份电报,主动承担责任,向军委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坚决按原计划攻打锦州。
  罗荣桓把电稿递给林彪,林彪匆匆看了一遍,也不吭声,和参谋长都签了字。罗荣桓写了“加急”二字,立即让秘书拿去发了。
  第二天十月三日,中央军委接连来了两封电报,严厉批评回去打长春的做法,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分析在塔山一线有两个纵队打援,足以胜任,不用害怕。如果回去打长春,对东北部队和整个战局都非常不利。即使打下长春,也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只有打下锦州,才能掌握战局的主动权。
  10月4日,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检讨电报后,又发来一封长电,表示“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再次分析打长春和打锦州的利害关系,以坚定林彪的信心。毛主席严厉指出:如果不打锦州这一仗,要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同时要求指挥所搬到靠近锦州前线。
  当天夜里,在罗荣桓的不断催促下,指挥所才进到阜新。
  阜新以南的铁轨都扒了。部队下了车,住在城里。
4.4 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时,蒋介石看到义县被我军攻下,10月2日又慌慌张张地飞到沈阳,将沈阳之敌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亲自部署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
  到阜新后,罗荣桓觉得距锦州太远,对指挥作战不利。可林彪不愿离开铁路线,他以去年三次攻势,都是在汉城指挥的为理由,不想再向锦州靠近了。罗荣桓知道他对打锦州还是有顾虑,说道:
  “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应马上赶到前线,拿出攻城方案来。”
  正在这时,中央军委又来了电报,询问指挥所到了哪里?
  再次要求指挥所进到锦州附近,还要求马上拿出攻城的作战方案,限定尽速打下锦州。
  林彪心里真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不敢再违抗命令,只好叫参谋长刘亚楼准备汽车,连夜赶到锦州西北的马六屯。
  第二天下午,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和指挥所的参谋人员一起到锦州城北帽儿山看地形,二纵的部队就住在这儿。罗荣桓当时身体不好,刚动过手术还没痊愈,但他放心不下,仍坚持上了山。在帽儿山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锦州的城垣。罗荣桓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的环城工事,那儿都是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正看着,突然飞来三架飞机,又是扔炸弹,又是扫射,来回低空盘旋。山上没有掩蔽部,警卫员催着下山,他好像没有听见。直到把锦州的工事仔细观察了一遍,罗荣桓才最后下了帽儿山。
  观察地形回来,指挥部便很快拟定了进攻锦州城的作战方案,决定用5个纵队的16个师、1个炮兵纵队和1个坦克营作为攻城的主力,主要突破口选在北城。打援部署:以四纵、十一纵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的兵力,在渔山、塔山和红螺蚬一线,阻击锦西和葫芦岛的援兵;以热河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钳制关内之敌;以五纵、六纵和十纵共8个师的兵力,在新民以西和以北地区,堵击沈阳出来的援敌。
  攻城方案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十月九日,攻城的各部队开始向城郊的敌人大小据点猛攻,激战五天五夜,扫清了敌人城外的大小据点和所有工事,攻城道路被扫清,部队直逼锦州城下。运用攻打义县的经验,各部队采用了近迫作业,挖地道逼近城垣。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总攻击开始了!城周围400多门大炮一齐向城里的目标开火!炮火连天,浓烟滚滚,千军万马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猛虎般向城垣扑去。
  二纵两个师攻击化工厂一线的敌人,由于受到以子母地堡群作掩护的敌人的拼命反抗,攻了几次也没有打开突破口,伤亡也较大。三纵占领了离城1000米的配水池阵地,居高临下冲向敌城。敌人出动步兵和坦克前来争夺配水池,飞机也来掩护。我军坦克营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战士们奋勇击退敌人的反冲锋,一鼓作气冲到了城根。
  指挥部里接到三纵进展比较顺利的电话,作战参谋立即向首长报告。罗荣桓看到三纵的地形比较有利,便对林彪建议说:
  “是不是让炮火集中支援三纵,由三纵迅速突破?”
  林彪听了不置可否。林彪一直认为二纵的战斗力强,而且有老红军的底子,所以让二纵负担主攻任务。而三纵是抗战初期在山东发展起来的部队,到东北后打了许多硬仗和胜仗。这次林彪专门从六纵调来善打基战的十七师配属给二纵,准备突破城墙后向纵深发展,没想到二纵进展不如三纵快,心里觉得别扭。
  罗荣桓看出林彪仍要坚持己见,只好再次向他建议:
  “还是让炮兵支援三纵为好!”
  参谋长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建议早下命令。
  林彪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他命令炮纵集中炮火击援三纵,同时要求二纵也要加紧突击!
  正在这时,机要科又送来一份电报:由新民和原流河向西北进犯的廖耀湘兵团,前锋已占领彰武。原来这是蒋介石8日第二次飞到沈阳后给廖下的死命令。蒋介石同时还命令锦西和葫芦岛的11个师和海、空军猛攻塔山。他幻想锦州解围之后,东西两军对进,包围夹击我军主力,把这次作战称为“辽西大会战。”
  我守塔山的四纵队顽强堵击敌人,阵地失而复得。现在看到彰武失陷,林彪又紧张起来,忧心忡忡地说:
  “你看,补给线被切断了!”
  罗荣桓看完电报,沉着地说:
  “廖耀湘不会认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这次是让蒋介石给硬逼出来的。他不走北宁线增援锦州之敌,却跑到西北方占领彰武,不过是虚晃一枪,给蒋介石摆个样子而已。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透了,不用理它。”
  大家听了都觉得罗荣桓分析的正确,林彪闭上眼睛一声不吭,大概觉得伤了他的面子。
  半小时后,作战科长从帽儿山打来电话报告:三纵队已打开突破口,要求把十七师调过来,让十七师从突破口进去,迅速打掉敌人的纵深防御工事。
  “太费事了!”林彪不耐烦地命令道,“叫三纵的预备队冲进去!”
  参谋长正要传达林彪的命令,罗荣桓叫住了他:
  “等等!问问二纵的情况如何?”
  参谋长问过后回答说:“还没有攻开突破口。”
  罗荣桓对林彪说:
  “我看还是把十七师调过去的好,只有几里路,很快就能到达。他们打巷战很有经验,可以迅速打乱敌人城内的防御体系。”
  林彪不吭声。参谋长望着他,等待他的决定。
  “照政委的意见下命令吧!”林彪冷冷地说。
  十七师火速赶到三纵打开的突破口,立即冲进城里,插向敌人的心脏。他们炸毁一个个地堡和工事,四面八方突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这时,二纵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了城里。城南的七纵和九纵,城东的八纵,也先后攻进城里。我军战士将敌人分割成块,一块块围起来歼掉,进展非常顺利。
  城里的敌人兵败如山倒,全乱了套。到15日下午6点钟,我军攻进老城消灭了最后一股抵抗的敌人,胜利结束了攻城战斗。
  锦州攻坚战,我军战士只用了31个小时,俘敌东北“剿共”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贺奎和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以下88000多人。连同攻克外围据点,锦州战役共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保证了“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实现。
  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沈阳主持草拟向党中央的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提到林彪曾一度动摇之事。文中委婉地说到,蒋军从华北调5个师海运葫芦岛,“加上锦葫原有之4个师共计9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刚起草完,正好林彪进屋,罗荣桓指着上面这几句话,请他过目。
  林彪正因辽沈战役胜利而兴高采烈,看了那段轻描淡写的检讨,马上拉长了脸,将稿子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林彪显然不满这段揭短的话,由于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加上刘亚楼支持,林彪不得不同意签发上报,但心中极度不满。平津解放后,他排挤罗荣桓,邀请聂荣臻到四野当政委。
  聂荣臻不知林罗有矛盾,他对林彪说:
  “现在战略反攻了,应当由罗荣桓同志当。我参加了军委工作,还兼北平卫戍司令,也不能离开,至于晋察冀的干部由你选。”
  回顾历史,我们越发清楚地看到,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元帅坚持原则同林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实施,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原则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建树了丰功。诚如毛主席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所言那样:“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虽功名显赫,但甘于淡泊,从不夸耀,这才是罗荣桓元帅的风格。
4.5 “不合法的主任”
——建国后罗与林的冲突
  建国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工作繁重,卧病不起。1956年辞职,推荐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直言被罢官。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接彭真电话,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征求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佳,不宜担任此职,建议贺龙同志担任。彭真向毛主席报告了罗的意见,未被采纳。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后主持军委工作,为了个人野心,大力推行个人崇拜,提出学习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后来他又提出“顶峰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背语录等一系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谭政觉得所谓的“三八”作风和三八妇女节易混淆,提出商榷。林彪在会上点了谭政的名,又加上别的罪状,把他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林彪此举的矛头也是指向罗荣桓的,他指责谭政的两条罪状——搞文化教育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罗荣桓的主张。
  1960年底,中央决定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高兴,不许报纸公布。1963年,新华社要发表我军领导人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主任还是不合法啊!”
  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他曾对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说:“带着问题学,在毛选中找答案,提法不妥当。还是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对总干部部长甘渭汉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
  1961年2月,罗荣桓和贺龙一同南下,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在南京连队了解战士生活,问战士们怎么理解带着问题学?战士们答不上来。连指导员说,大家研究来研究去,不知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罗荣桓说:“你们要灵活运用嘛。学习时要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别的可以先不去考虑。”
  这时,罗荣桓对林彪的“背语录”做法也产生怀疑。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他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经过调查,罗荣桓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林彪的做法是背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回京后,《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报道,其中有他调查时的讲话,征求他的意见。罗帅向来不喜见报,这次却同意发表,无疑是公开向林彪打个招呼。
  四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军报准备“五一”开始刊登,对林彪提意见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4月13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出席会议的常委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和林彪。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等。讨论时,林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罗荣桓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有毛病。”
  林彪装作不知:“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梁必业,将有关的段落读了。
  林彪板着面孔,恶声问罗荣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
  罗荣桓坦率地说:“庆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
  ‘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林彪半天没吱声,看到无人发言,便阴阳怪气地说:
  “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没等他说完,林彪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喊着“好吧!散会!”站起来拂袖而去。
  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感到惊讶。罗荣桓竭力克制愤怒,拿着文件的手有点发抖,他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议室。
  会后,罗荣桓几天心情都不好,夫人林月琴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对这个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去,只好向中央反映。
  他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觉得问题很重要,到书记处会上讨论,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77年邓小平提起这件事曾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林彪气冲冲离开会场以后,经常发火,暗中算计要报复罗荣桓,想给他扣上“反党”帽子,寻找攻击他的“炮弹。”
  1960年10月28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批评部队有些人不关心地方工作时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百分之二十,牲口由600万降到2万头,许多土地都荒废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几天后,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到罗荣桓家汇报民兵工作,谈到某省军区副司令下去核查工作,了解一个县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何不反映?处长说,首长不反映,我也不敢。
  罗荣桓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党性问题。他立即将肖华请来,结合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决定发一个指示,并以总政名义写个建议,指出各地驻军要及时反映地方动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参加一些地方工作等。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传达。
  部队向地方工作提意见,一年前彭德怀做过,结果被罢官。如今罗荣桓又如此做,林彪抓住把柄,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关系易搞坏,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利,易发生军队与地方对立等。毛主席批示肖华,照林彪的意见办理,总政那个建议停止执行。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可林彪为了打击罗荣桓,现在又搬出来当“炮弹”了!
  有一天,林彪当着罗瑞卿和海军某领导人的面,冷冷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啊!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罗瑞卿和海军那个干部听了不语。林彪看他们不表态,突然气势汹汹地对罗瑞卿说:
  “听说这也是你的意见,我就是反对你们!”
  罗瑞卿看过总政给书记处的报告,根本不是什么向地方开炮,于是他回答说:
  “我没有。”
  “没有?”林彪逼着问:“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回答:“要是查到我有这样的主张,我承担责任。”
  海军那个干部见此情景,起身告辞。
  林彪对他说道:
  “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不要听。一个新鲜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林彪说的“新鲜事物”,指的就是“带着问题学”那一套。
  第二天清晨,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对此事保密,还假惺惺地说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其实是怕罗荣桓在党内的极高威信,怕整他毛主席不会同意,反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一面叫罗瑞卿不要公开,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反党,甚至说他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
  暗地里,林彪指使他的老婆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把解放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谣言造的太拙劣,说明林彪贪天之功,把解放东北的胜利记在自己帐上。而罗荣桓早在辽沈战役的敌工会上指出:我军的伟大胜利,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至于讲到领导者,这就要看到十九位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作用。
  叶群是蛇一般的女人,过去挨过罗荣桓的批评,怀恨在心,一直挑拨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现在正好借题发挥。
  原来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在晋西被阎锡山的兵误伤,回到陕北,以后又转到苏联养伤。在莫斯科,林彪和一个在苏联学习的女同志关系密切,合照过一张双人像。后来林彪回到延安和叶群结了婚,这事叶群也知道。
  1947年,那个女同志从莫斯科回来,路过哈尔滨,肖向荣想留她在宣传部门工作。叶群知道后,恐怕林彪思念旧情,打破了醋坛子,竟然无法无天,假冒罗荣桓的名义,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把那位女同志调离东北。
  中央复电给罗荣桓。罗荣桓感到奇怪!一查,原来是叶群捣的鬼!罗荣桓把叶群找来,严厉批评她这种错误行为。叶群抹着眼泪作了检讨,但心里一直对罗荣桓不满。
  罗荣桓大公无私、肝胆照人;林彪胸怀狭窄,阴险小气。
  罗荣桓逝世三年后,林彪仍不放过。在文革中,林彪有一次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林罗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文革开始,他叫叶群在总政治部大会上,宣布罗荣桓“反毛泽东思想”,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打成“阎王殿”,把总政主任肖华打成“大阎王”、许多部长打成“判官”。叶群还叫吴法宪贴林月琴的大字报,造谣说林月琴是一个什么“寡妇集团”的头子,把她全家赶出了北京。
  罗荣桓元帅一生光明磊落,不矜不伐,为革命鞠躬尽瘁、忍辱负重,因此才能顾全大局,赢得胜利。他的一生诚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1 东北王之谜
  人们应当怎样描述此人?一但进入临阵状态,他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漠然置之,兀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濒临松花江主流,在第二松花江北部的哈尔滨,满语的意思是“晒网场”。从“晒网场”向南、普通快车的第一个停车站,叫双城。
  双城历史颇有几个人物。伪满洲国八个大臣中,双城出了两个。那位在国民党上层也算有头有脸、“八·一五”后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中仅逊于熊式辉的第二号人物莫德惠,也是双城人。
  不过,双城人话题最多、也着实使双城红火一阵子的人物,还是来自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的林彪。现在的双城县人民武装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如今己有些破败的建筑。
  漆皮剥落的原始的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子青砖铺地,墙是同样的大青砖。六根一人粗的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林彪。
  林彪在黑土地的3年生涯中,有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从三下江南到夏、秋、冬三大攻势,直到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就在这里编织战争的血与火之网。
1.1 知天知地
  据说人武部的同志几年前还见过一只两尺多长的特制寒暑表,扔在仓库里,也不知来历,后来也不知去向。
  据说,部队每到一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选个合适地方挂上地图。林彪就以地图为起止点,开始踱步。到双城后,又多了个起止点,就是挂在窗外屋檐下那个笨重的寒暑表。
  天越冷,出现在寒暑表前面的次数越多。有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手伸到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知己知彼还不够,还要知道老天爷和土地爷。林彪看地图当然不仅是了解土地爷,但他看寒暑表则纯粹是要和老天爷套近乎,交朋友。这是黑土地上的第一个冬天。
  1946年10月31日,“林彭高陈”在给“中央并告肖江程罗”的电报中说:
  (一)……我军拟以五师兵力,令火车运输队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求得歼灭敌人,以破坏敌人的攻洮南的行动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人攻哈尔滨的计划。
  (二)……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我驱逐,而在约一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
  瞻前顾后,走一步,看几步。林彪的算盘可谓周到。
  很多人说林彪会打仗,打巧仗,其巧之一,就是善于调动老天爷和土地爷。天上、地下,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把这些有形无形的条件编制成有力的纵队和兵团。
1.2 英明独断
  林彪打仗,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等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便发走了。
  打下锦州四师打廖耀湘兵团,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据说,大将风度的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曾风趣地说:
  “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睡大觉。”
  老人都说,当时人们对林彪都佩服得不得了。对这种越级指挥什么的,没有人说闲话。说他“独断专行”,那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还说,指挥错了,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还能说是他独断专行吗?
  据说,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经常这么干,不过,作为学生的林彪却与之有着截然不同之处。他不会因此把前线军官搞得无所适从,而是使他们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一支有力的拳头。他越级指挥,但又不大包大揽,而是让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1.3 “重”点主义
  林彪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轱辘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大讲莫斯科撤退。一下江南前,一些人觉得美械装备厉害,有畏敌情绪。这个时期的电报就强调勇敢,勇敢就是胜利,要敢于刺刀见红。此后,根据地半生不熟,又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很难掌握,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一向稳妥的林彪,就一反常态地指出,“只要有六成胜利把握即决心打”,并给起个名叫“硬拚仗”。“六个战术原则”也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总结出来的。
  林彪要求秘书和参谋向下传达命令时,重要问题要交代三次。有人把这称为是林彪的“重点主义”。打了败仗,“重点主义”就更重了。
  黑土地上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四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
  如此检讨,林彪无论大会小会要讲一番,不是为了把谁说的抬不起头来,目的是让大家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无巨细一条一条摆出来,摆深摆透,摆得明明白白,然后,再一条条地理出对策,后复演练。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的清楚。
  一些老人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
  一个败仗讲起来没个完,使坏事变成好事。若没有四平“走麦城”和大讲“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样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大可能那么攻打下来。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不放,还注意吸取别人过关斩将的经验。
  1946年9月12日电报:
  军委:
  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间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1948年10月23日,林彪、罗荣桓在给各纵队并报东北局、军委的一封电报中,剖析了沙后所和王道屯两个战例(影响并不很大,但颇典型的两个“不良战例”)。毛泽东在向各野战军转发这封电报的报文中说:
  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的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
  据说,美军在军事演习中,为了使官兵对未来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得更深刻,促使其刻苦训练,每次“战斗”,都是敌胜己负。
  千篇一律,难免使人厌烦,因而那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战例战无不胜,是否也走了极端?
1.4 苦行僧
  有人说,林彪这个人说不清。
  有的老人说,真要讲起来,谁都不能信。
  末了,几乎都要补充一句,他后来怎么变成那样子,我可不知道呀!
  用机智、敏捷、果断、刚毅、深刻、冷静、稳健等词来形容林彪并不过分,但千万不能说“幽默的林彪”,尽管人们经常把幽默和机智联在一起。
  除了一位老人,别人都说从末听林彪开过玩笑,说过笑话。这位老人也只经历过一回。那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到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在饭馆吃过饭,不知兴从何来,林彪讲了一个笑话。是一个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对话。
  苏联人:喝酒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抽烟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嫖女人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那活着有什么意思。
  中国人:……
  讲的笑话并没使人发笑,但这笑话却是意味深长的。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必要场合应付一下),也不讲究吃。
  每顿饭只两菜一汤,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时是些炒瘦肉丝,甚或是鸡蛋什么的。另一个固定的菜是黄豆:
  煮、炒、炸换着来,或者是豆腐。反正黄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饭桌上顿顿有,平时也抓着吃,来了客人,也唏哩哗啦地倒出一盘,好象谁都和他一样好吃黄豆似的。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有个酸菜炒白肉。瘦巴巴的林彪是从不吃肥肉的,被劝不过,试着吃了口,从不谈论吃喝的林彪回来后,却不同寻常地连说,好吃,好吃,说完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据说,罗荣桓和刘亚楼吃得都挺好,下边一些纵队司令和师长、团长,就更不用说了。“大烧锅”李作鹏等人能吃能喝,会吃会喝,全都在林彪的眼皮底下。
  林彪不讲吃,也不讲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象个木偶。从未听他讲过那件衣服质地如何,样子好坏什么的。
  他不爱玩,也不会玩,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时,刘亚楼见他太累了,就拉去打过两次猎。还有时到哈尔滨邀请他去跳舞,有时去,有时不去。舞姿平平,不见长进。
  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舞会,一个苏联女人,不知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还是嫌他其他什么别的,反正拒绝了他的邀请,闹得狼狈极了。总领事大发雷霆,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那以后,他舞就跳得更少了。
  有时看看书,多是军事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认真,书中许多处被他用红蓝铅笔画得沟沟道道的。另外,林彪极好看医学,尤其是中医学方面的书籍,而且是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给自己开药方。
  有一次,他让秘书去买点砒霜来,秘书吃了一惊。他说,他得的病吃点砒霜好。一回,他吃错了药,半夜三更爬起来,双手扶墙哆哆嗦嗦地去开灯,把秘书吓呆了,他还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有点不舒服,不要紧的。
1.5 两耳不闻窗外事
  林彪是个典型的什么事(除军事外)都不管不问的人。谁的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象没看见,没听见似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不小心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射出去,在场人的脸都吓白了,可正在屋内踱步的林彪,只“嗯”了一声,便又继续踱了起来。
  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后,大家这个气呀就甭提了,只有林彪停止踱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就象是不食人间香火似的,没有一点大惊小怪的意思。
  平津战役后,给林彪曾当过三年秘书的夏相,在衡宝战役打响前,喝醉了,醒来见大家忙的一塌糊涂,着实吓着了。
  他提心吊胆地瞅着林彪,林彪好象就根本没看见此事似的,压根没提半个字。
  1947年春,秘书季中权和双城的一个姑娘恋爱上了,要结婚了。但他年龄不够,林彪是个极注意政治影响的人,但他却没有说出个不字。结婚时,新郎请岳父母下顿馆子,只花了2元7角钱,林彪还写了条子,让供给处给报销了。
  但林彪是明显地不高兴了,生气了。其微妙的变化只有季中权本人可以觉察出来。过去“小季,记录”的命令,一下子变成了“季秘书,记录。”
  婚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林彪了。那是他自己要走的。
  季中权和叶群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成了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末让季中权干过的事,叶群则抓住影儿就“季秘书、季秘书”地叫,什么都支使。工作苦点累点,他都不在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他想,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当了太太就变了嘴脸,让人受不了,他早就想走了。加之,这次结婚又违背了哪条规定,对不起林彪,决意走了。
  林彪找季中权谈话,想留住他。讲什么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总不会永远让他当秘书呀什么的。又讲毛主席的秘书一干就是10多年了,等等,等等。
  季中权最后还是走了,到底为了啥,只有他心中明白。
  就是这位能从一件小事透出政治工作的威力,并活学活用,对国内外政治大风云看得那么深透,60年代又大抓“活思想”的当时很有名望的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对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秘书的“活思想”,竟然一无所知到这种地步!真算是大智若愚得到家了。
  不过,这倒应了一位名人的一句话:“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堆中。”
  林彪性格极孤僻,不善交际。
  在锦州西部准备打大仗,有敌人,没部队,林彪急得半夜爬起来,在房内踱来踱去。梁兴初1师和黄克诚3师到了,多年没见面,大家“林师长”叫得特亲,恨不得抱着行个外国礼。林彪却只“嗯”了声,就问起部队的情况。不明底细的人如见了此种场面,一定会很不理解地讽刺一番。
  临死也不认识元角分人民币的林彪,不会寒喧。没仗打时,经常有些部下来看他,他“嗯”几声,倒出炒黄豆,问见句有关部队方面的话,再就没得说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就再没话了,弄得你只能自动走人。
  有人说,林彪是个冷面无情的人,就是夏天也象块冰。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前线传来多大消息,只是嗯声便罢,即便露出点笑影,也是一闪即逝。辽沈战役后,万众欢腾,林彪的脸色,迈步子的样子,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几乎看不出什么喜色。
  林彪讨厌繁琐礼节,喜欢清静。有的老人说,林彪的喜静进城后是有些变态了。在东北时,白天挂窗帘,也是极平常的事。
  叶群生林豆豆时没奶,又是早产,让林彪弄点奶粉,林彪却回答,“延安这么困难,怎么弄呀?”气得叶群直说“呆”,还挖苦说比他官小的都能弄到,为什么他不能?
  林彪只答:“人和人不一样。”
1.6 战争狂人
  林彪很喜踱步,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枪炮声怎样在耳边炸响,那步子总是不紧不慢,匀速运动着。
  由此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将军在运筹帷幄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无所事事,甚至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在那毫无目的地随意走动。
  这印象,主要来自他那很缺乏表情的苍白的面孔上,还来自他那双有时袖着,有时随着甩动或耷拉下的手,更来自于那脚步声。
  平时,他常穿大头皮鞋,或布鞋,或皮鞋,脚跟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起到哪儿,都是拖拖沓沓,一步两响。这脚步把他那从容、镇定和自信的表情全破坏了。
  总之,“象个大姑娘”清秀般的林彪,那步履、那脸色、那神态,就象个大病初愈的人。
  战争的轮子在他的脑海里飞转!视周围的一切事物于不顾,也没有自我,大脑皮层的每一个细胞,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只有战争二字。
  打起仗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已成他的家常便饭,部队打到什么位置,一眼就能从地图上找到,还能一口气口述几封电报。为了打好每场战斗,他总陷在踱步、思考,思考、踱步的循环往复中。尤其在思考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得干扰。
  遇到这种时候去见林彪,总要先通过秘书看看,视情况如何而定。在黑土地上可以直接见林彪的是罗荣桓,后来高岗也可以直接进屋了。
  就是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五处枪伤的军事大将,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但有一点,让人很费解,那就是他很喜欢孩子。见到孩子,那很冰冷的脸上就呈现出笑意,抱一抱,亲一亲,逗一逗。他患病后,常把幼儿园的孩子找到家里,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和他们说说话。
1.7 林彪和叶群
  延安时期,根据地缺枪炮、缺弹药,还缺女人。女知识青年,就更使人青睐了。叶群就属这种特别吃香的女性。
  有人说,追叶群的人有18路军。
  叶群确实有魅力,这不是来自于她多么出众的外表,主要是靠她的学识、风度,还有外表中一副淑女的模样。尽管有时她也在家中骂娘。
  叶群在北京读书时,成绩非常好。延安几所学校搞演讲比赛,叶群一上台,便滔滔不绝,赢得掌声。到东北后,名为林彪的秘书,实在家照顾幼小的林豆豆、林立果。这期间,自学了俄语,翻译些小说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录片。后来去苏联疗养,都是她当的翻译。
  林彪对“老大哥”也不会客套,很多场面都靠她应付,而且应付的挺好。叶群的智商很高,兴趣广泛,尤喜文学,看过许多中外名著,有时还写写论文,受到学者的欣赏。
  有人说,如果有条件,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学者。当了“太太”的中国女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学者呢?
  老人都说,林彪对叶群管得挺严。这主要是来源于叶群身上的那根爱唱、爱蹦、爱跳的神经上,很多事情林彪看不惯。
  也有老人说,先前的叶群挺好的。说南下武汉后打扑克,年轻人玩起来不管天不管地。第二天叶群过来说:“你们再玩时小声点,‘101”昨晚一夜没睡好。”若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一嗓子嚷开了,还能等到第二天早上。
  林彪在双城时,叶群在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
  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不过去劝劝呢?可这是“林总”呀!大家只能干着急。
  据说林彪在双城先住在一家,两天后就让搬家。大家莫明其妙,议论一阵子,什么原因也没找到。最后,有人说,是不是那家的媳妇太漂亮了?没注意到这码事的人瞅机会去看了看,果然美丽非凡。
  如以上事是推断的话,这里还有一件确确实实的事。
  那是大洼战斗后,林彪住在八面城。一天上午,来个女同志,问林彪住在哪?
  这位女同志穿灰色棉布军装,中等身材,25岁左右模样,梳着短发,朴实、大方、清秀、端庄,走得汗涔涔的。当时接待的是季中权秘书。
  两人谈得很亲热。林彪讲,女人静静地听。女人讲,林彪静静地听。林彪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话多,表情也从来没有那么舒展、丰富,苍白的脸上甚至泛出点红晕。
  中午,林彪破例让加了两个菜。饭后又谈了个把小时。临走,林彪送到大门口,直望到那女人的身影消逝了,他还在那儿站着。
  林彪好象谈兴未尽,一会儿又踱到季中权那个小屋,伸手取出烟,抽了一口,呛得咳嗽,又掐灭烟,踱起步子。接着便和季中权谈起有磁人类的生产、生殖和生活的话题。
  这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林彪也再没提起过。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到一起?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分开了呢?只有他俩知道。
  
  
2 “联合舰队”之谜
  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提前或是延缓社会潮流的发生与发展。
  而如此的智慧若与邪恶和对人类良知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其后果将是无以名状的……
2.1 “文”的方式夺权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
  (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而林彪却认为,“和平过渡的接班”条件已经成熟。
  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未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8月24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论天才”的材料。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
  陈伯达在华北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对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粹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会上发言。
  然而,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头。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会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
  王洪文则随风转向,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却被毛泽东戳穿了。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的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全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夺权野心已无法遏制;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
  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无论是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并潜心研究,还是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作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改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改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庐山会议上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2.2 一个“超天才”的来历
  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骨干力量,是一支由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这支“舰队”的头子,就是林彪、叶群的小子林立果。
  1966年,林立果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其实,进这全国第一流的学府的大门也是以总分200多一点的成绩“放”进去的。
  这年秋天,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全国掀起以后,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臂章,到南方“串联”去了。但是,林立果终究是林立果,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他的“串联”当然也不同一般:不仅有叶群指派的专人陪同,“串联”的对象,也是江腾蛟这样一流“非同一般”的人物。
  秋去冬来,1967年降临了。这是一个分外寒冷的冬季。1月的狂风,在神州大地上逞威咆哮;2月的坚冰,阻挡住春天的暖流。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难。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林彪、江青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却正在走着他们“发迹”的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林彪安排自己的小子走上了政治舞台。这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军装,来到空军。他当时不是党员,却被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秘书。
  1967年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吴法宪说:“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教育出来的”。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提携他的“龙子”。
  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还是在林立果到空军之初,吴法宪就特地派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林彪死党,“联合舰队”主要成员)负责“帮助”。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1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林立果的“独立工作能力”没有“锻炼”多久,1969年10月24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您的旨意,把您的指示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的。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在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着。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签署的空军的一个命令,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一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女儿也在空军工作,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原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让林立衡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的一儿一女就这样提升上去了。
  在那些“大批升迁,大罢一批”的日子里,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罢官和升迁,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即使如此,在人民解放军里,像林立果这样的“佼佼者”,却并不多见。
  为落实林立果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1970年7月6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党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吴法宪的老婆当晚吹捧道:“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
  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同时,原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空军如此兴师动众,竟然是为了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主宰空军。
  但是,林彪非常懂的,在那些年月里,最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头上的“光环”。林彪也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
  1970年7月23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站在左侧,而其它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当晚,林立果又安排空军中的一部分人看“视察”的录像,扩大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影响。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为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二代接班人”……随后,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这么一来,“光辉榜样”的儿子,当然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了。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之类的帽子,也就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一个“超天才”便这样诞生了。
  不过,那位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为自己的儿子插上羽毛,把他“指挥”所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进行篡党篡国阴谋活动提供方便的一步棋。
2.3 组建“联合舰队”
  在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援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以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在关键时候,林彪又亲自出面了。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电影、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当然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援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在空司办公室,侦查到了经过他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在各方面都把看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的到提出来的时候了。
  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的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和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
  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起。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
  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2.4 《“571工程”纪要》出笼前后
  3月的江南,正当染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
  “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
  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子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望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威信高,影响大,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的计划之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0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就在《“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的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的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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