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是，云山场子里的领导看我们这些人枯黄黑瘦，弱不成军，怕我们这一路再倒下一大批，又少了一些干活的。”
我感到话中有话，就问：“难道又发生过成批倒下的事么？”
“哦！你还不知道？”他感到很惊讶，“这个月（指1960年10月）的13号，在小云山，一下就倒下去七个人！”
我大为震惊！上山烧了将近一个月的炭，对山下发生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事，竟然纹丝儿也没听说过！
在我的要求下，这位难友娓娓叙述了这个不祥的“十三”的经过。从他的叙述可以断定，这个“十三”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人，在云山畜牧场流放期间的最最悲惨的黑色的日子！
根据他的叙述，这个黑色日子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三
国庆过后，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在大雪封地之前，发起一场突击收割大豆的大会战。要知道，农场一提什么“突击”、“会战”，首先想到的“突击队”、“敢死队”，总是我们这帮“五七族”、“右派群”。一道令下，“七间房”四个排的“老右”，共100多人，立即挑起各自的行李，踉踉跄跄地赶向小云山。一共20来里地，等到全部人员到齐，已是深夜了，这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狗卵子”大的一块老玉米面加榆树皮面攥成的小团子当晚饭。
这哪够塞牙缝的？
可是，这又有谁管？
小云山的小刘队长见到大家饥不择食地把这小团儿拿到手就啃，竟骂骂咧咧地说大家是“土匪”、“红胡子”①。这些饿得没辙的“土匪”、“红胡子”，几乎人人都亮着手电筒，到拖拉机新翻耕过的秋荒地里去寻找芦苇根、四叶菜。有的人也分不清什么“根”或“菜”，抓了起来就往嘴里塞。老牛筋似的实在咬不动的才给吐了出来，直到自己的“皮口袋”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根和菜，才回屋睡觉。
①东北人称土匪就叫“胡子”或“红胡子”。
所谓“睡觉”，说起来很简单，每人一捆草往地上一摊，就是“铺”，穿着衣服往下一躺，就等着第二天一早开早饭。尽管只剩下两三个小时，咕噜咕噜直叫唤的肚子也使得许多人感到那是“长夜漫漫无尽期”。
也有人睡着了，但一倒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梦”，梦梦是吃。梦没做完，草没悟热，起床的哨声响了，人人又一骨碌都爬了起来，不刷牙，不洗脸，争先恐后地去伙房领团子。
令人振奋的是，13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每人每餐多发一个团子，早中晚三餐共六个团子，一次发齐，而且是“上等货”高粱面菜团团。
这就是说，中午和晚上不必再往地里送饭了，突击区的大豆什么时候割完什么时候算。这是“老规矩”，至于能不能割完，那得等着瞧，但六个菜团子已到手，这倒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虽说菜皮梗儿和树皮多了点，但团子的个儿确实比平时大了点，圆圆的，扁扁的，把一些人乐得大叫：“呵！林黛玉的奶子！”
不过，对这个几乎人人都得了饥饿浮肿病的“突击队”来说，每人只有这六个“林黛玉的奶子”，也只能空喜欢一时。莫说还要分三顿吃，就是一口气都吞了下去，也是远远不够数的。许多人“奶子”一到手，一眨眼功夫，就把早上的两个团子丢进了肚；咂咂嘴，不解饿，把中午的两个也顺势丢进了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干脆，把晚上的两个也一并“解决”了。蹲在伙房里没挪窝，全天“大突击”的干粮袋儿就空空如也了，也不管这一天将怎么过！
这是个大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上工的哨声一响，大家就摸着黑，向东边十几里外的七虎山下的野鹅滩突击区远征。在最前面，有人提着一盏马灯引路，后面的人随着前面的人影跟进。
这里我要插上一句，这条“远征”路，就是当年春夭阴雨连绵时，我与几位难友常常抬着二三百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稀粥，被陷得拔不出脚的那条漫长的泥泞的路。那“突击区”，就是当时我们播种的大豆地。
现在这支收割大豆的“突击队”，刚刚走出小云山，老天就飘洒起小雨，小雨很快又变成了雪。这时，六只“奶子”都已进肚的人，才意识到眼皮底下的形势很严峻，“这一天怎么过？”
人们稀稀拉拉地远征到了野鹅滩，这才天大亮。负责全权指挥“大突击”的，是不久前才由“七间房”基建大队大队长提升为云山畜牧场副场长的祝某。他不容大伙儿歇口气，立即按班排按人分段：每人先割两条垅。每垅四行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据说约有五亩地。大伙儿一声不吭，一个个猫下腰，吭嗤吭嗤地割了起来。
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有”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
为了除去扣在脑门儿上的“紧箍咒”，大家只得不吝惜维持生命的微弱热能玩命儿干。但是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有人开始一边儿慢慢地割，一边儿偷偷地剥开生豆荚，往嘴里塞大豆。
“偷”字多难听！可是此时此地，要活命的本能就促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尽管都是读书识字人。
“你趴在这儿干什么！”
随着祝副场长的这又一声吼，大家才发现，正趴在垄沟里“偷”吃生大豆的原国防空军司令部的大尉军官“周大个子”，被祝某当场“抓”着了。此刻，这位身高1.82米的大块头，已成了细长细长的勾腰曲背的瘦大虾，徒有“周大个子”之名了。
又随着祝副场长的一声吼，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小镰刀，集中到“周大个子”的地垅里开起了“现场批判会”。按祝副场长的说法，“批判这种偷吃国家大豆的犯罪行为”。
“像‘周大个'这样死不改悔的右派，”祝某说，“是不能摘帽子的！”
这勾腰曲背的瘦大虾，也料想摘帽无望，一下撑直了腰，顶了祝某一句：
“生大豆并不比糠团团香！只要榆树皮管够，谁也不会吃这生大豆！”
“你你你……你纯粹是个活畜牲！”祝某火冒三丈地骂着，边骂边气呼呼地掏出一个小本本，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边记边嘟哝着说：“周大个，你听着，我叫你今生今世摘不了帽子！”
这奇怪吗？在云山畜牧场，当干部的骂人，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位祝副场长，在基建大队当大队长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老右”，他总是“骂”字挂帅：对干得好的要骂，对干不好的更是骂声如放鞭炮了。
午时到了，大豆地里照常响起了“休息”的哨音——“进午餐”。可是绝大多数人，这时哪儿还有“午餐”可进？他们只得穿着破胶靴，蹚过宽宽的一溜水，钻进了野鹅滩，刨草芽，挖芦根。突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诗人戚玲，在灌木野草丛生的小浦上，发现了两只柔绒似雪的小鹭鸶。它们伸长了细脖子，张着小嘴，呀呀乱叫，煞是可爱。戚玲强忍饥饿，把它们用细草包包好，发誓要带回去养大，送给北京或别的什么城市的动物园。
“你这完全是做梦！”祝副场长闻声走来，对戚玲发出一阵阴笑。“你们人都没得吃，你哪来粮食鱼虾喂它们？再说，你就是把它们喂大了，谁给你送去什么动物园？”
戚玲决心已定，他把这两个小生命放在原来的案巢中，准备晚上收工时带回小云山。
“午餐”时间过了。哨声一响，人人又弯腰如捣蒜，挥动小镰刀，继续执行那当天根本无力完成的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
天快黑了，每人的两大垅地，还没有割完1／4。祝副场长大怒，用他那嘶哑的吼声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伸手不见手指才能收工！”
吼完，他自个儿就“单枪匹马”地先回小云山了。
天色真的已到了祝副场长命令要求的“标准”了。指导员李惠一声“收工”，也拔腿先走了。饥寒苦累的“老右”们，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只能在粘乎乎的路上慢悠悠地往回晃。
这时寒风凛冽，夜幕厚垂，雨夹雪越下越大。“老右”们一个个缩着脖子，东倒西歪地向前挪。泥下坚冰如滑板，许多人挪动三五步就是一个跟头。有的被摔成了泥人，浑浊的泥水顺着衣裤往下流。有的人简直是趴在地上往前爬，有的人就直挺挺地倒卧在泥水中。
诗人戚玲，这时怀里捂着那两只小鹭鸶，一手握着小镰刀，竟抒发起“三闾大夫放逐赋《离骚》”的情怀，边崴泥边哼出了几句诗：
夜雪倍感朔风紧，悠悠归途齿发寒；
困兽犹战再抖擞，羊肠河洼不可慢；
弱者摸黑如履冰，搀扶涉水齐心颤；
路遥时长落荒多，呼救无力沦夜幔……
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杨川林海军上尉，与一些难友首批崴回了小云山。他急忙跑到队部向指导员李惠报告了路上的情况，并说“说不定会死人的”，要李惠赶快想想办法。谁知李惠这个“共产党员”，这个“政治指导员”，竟然只对杨川林苦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夜里11点钟，又有刚回来的人去队部报告：
“路上倒下了不少人！最好赶快派人拿些菜团子，去接他们回来！”
第一批摘帽后在队部临时做统计和文书的杨崇道中尉，立即叫醒已酣酣入睡的李惠指导员：
“指导员，指导员，怎么办？”
“你们去就行了！”李惠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杨崇道立即找来了也是第一批摘帽的蒋同磋、郝起新、罗小棠等几位排长，又找了几位稍微还有点力气的难友，带着一篮菜团子，提着一盏马灯，直奔七虎山方向而去。他们一边匆匆而走，一边高声喊叫：
“喂——，有人吗——？喂——，有人吗——？”
听不到任何人回应的声音。
走出了一里多路，他们才发现了一个人，默默地躺在泥路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任由雨雪纷纷落在自己的身上，但还有一口气。用灯罩已被熏得半边黑的马灯照着仔细看看，原来是抗美援朝立过功、转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科长马竞亮。几个月前，就在这个小云山，他常到垃圾堆上捡些鸡骨猪骨，用火烤来刮骨灰吃，被排长盛桂林汇报上去，被队长、指导员当作“丑化社会主义的典型‘泡将'”而批斗得不让吃饭。蒋同磋和一位随同的难友，立即替换着把他背了回去。其他人继续朝前走，继续边走边喊：
“喂——，有人吗？……”
又走出了两里多地，他们才又碰到一些倒在地上或坐在地上的人。每见一个，他们都首先送上几个菜团子。
说来也真怪，几口菜团子下肚，这些人就立刻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们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菜团子，一边念叨“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并打着手势说：“后面还有不少人，赶快，赶快给他们送菜团子去……”
杨崇道等人继续边走边喊，向东边的黑暗中摸索而去。
不一会儿，发现远处有一团火光。他们加紧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火堆，旁边拢着五六个人，正在给一位掉进冰窟窿的难友烤衣服，带头的是原八一制片厂的技师金星。他们哆哆嗦嗦地一接到几个菜团子，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他们也是边啃菜团子边说：“后面还有人，快去救！”
杨崇道把郝起新、罗小棠留下来照看这几位，自己带着跟来的另外两个人，继续向黑暗中摸去。他们摸到一个大水泡子边上，发现一个人正仆倒在那里。杨崇道连叫几声，他都不应声。杨崇道俯身一摸，这人浑身的衣服均已湿透，表面一层都已结了冰。杨崇道把他翻了一个身，用马灯一照，原来是当年负责保卫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高射炮营的上尉代理营长兼营参谋长孔祥（庆）忠①。
①该同志的名字作者记忆不清，为祥忠或庆忠。
此刻孔祥（庆）忠双目紧闭，满脸的络腮胡子上也都已结了冰茬儿。杨崇道连声呼唤：“老孔，老孔！”他也一声不应。杨崇道把一只菜团子柞到他的嘴边，又大声喊：“老孔，吃菜团子吧！”也真灵，老孔双眼立刻使劲睁开了一条缝，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菜团子。
谁知道，他还没把这口菜团子咽下肚，还衔在嘴里，就再也不动了。摸摸他的鼻子，连，丝儿气都没有了。杨崇道他们不相信老孔会就这样死去，轮流地奋力往回背，想背到刚才见到的那个火堆旁，帮他烤烤火，或许能使他缓过气来。
但是，等背到那火堆旁，那儿的几个人已走光了，火也灭了。再摸摸老孔的鼻子，还是一丝儿气也没有。他的全身上下里外，只有手腕上的那块旧“罗马”表还在走动，旁的一点儿活气都没有了，身子也开始僵硬了！
杨崇道只得和一位难友留了下来，守护着死去的老孔，派另一位难友赶快回去报告指导员李惠，力争套一辆马车来，把老孔的遗体拉回去。
然而，杨崇道二人在雨雪风交加的茫茫黑暗中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口信却是：
“李指导员说，活人回去，死人明天再说。”
杨崇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得带着两个“活人”回去。回到了小云山，他忙到各排一查人数，包括已知道的“死了的”在内，还少三个人！
这时，尽管在这一年多没吃饱过肚子的100多名“老右”中，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再去找人、背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想挣扎着去寻找失落的难友。可是队部指示：
“不准去！不准影响明天的继续会战！一切有关死人的事，等天亮后再说！”
人们只得集中力量抢救已经背回或用木板抬回的人。
蒋同磋等人背回的马竞亮和另外四个人，被放在食堂里，身上还多少留有一些余温。大家纷纷要求小云山队部的王卫生员来抢救。这位似乎只配给人发点阿斯匹林和灰锰氧的王卫生员，拿着听诊器前来看了看，听了听，连声说：“完了！完了！”
在大家的苦苦恳求下，他才给这几位濒临死亡的人每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但边打边冷冷地说：
“这都是白打……没救了……都拖出去吧！”
蒋同磋忙说：“他们的胸口还都有点儿热气哩，哪能‘完了'呢？”
卫生员瞪眼说：“打了强心针，心都不跳了，光有点儿热气管屁用？！”
说罢，他就拿起针盒和听诊器，扬长而去。
蒋同磋不忍看着这几位难友就这样死去，又去请求队部给云山场部打电话，要求场部卫生所派一位医生来。没想到云山场部的答复竟也是同一个口径：“明天再说！”
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分秒必争，岂能“明天再说”？！一些难友七手八脚地继续给马竞亮等人烤火的烤火，按摩的按摩，有的还给他们一一做了人工呼吸，彻夜未眠，终于救活了两个人，而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再没有缓回气。
天亮了，云山场部才派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走到停放马竞亮等人的门板旁边，急匆匆地一一翻开他们的眼皮看了看，不无惋惜地说：“啊，太晚了！不行了！”从他的神色和口气不难看出，并不是他们当医生的有意姗姗来迟，而是场部领导对卫生所的通知太晚了！
在朝鲜前线立过战功的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活活地作践死了人，大家惶然又愤然。副场长祝某和指导员李惠，也只好威风暂敛，没有再下令吹哨子接着“大会战”。
早饭后，队部让人套了一辆马车，到那条死亡路上去拉人。赶忙了两三个小时，连孔祥（庆）忠在内，又拉回了四具全身已结了冰的尸体，再加上马竞亮等三人，这次“大会战”一下就死了七个人！
他们是：马竞亮，孔祥（庆）忠，原中央军委桂林测绘学院的教员——酒糟鼻子的矮老头儿唐奕晔，瞎了一只眼的徐老头，原交通部的干部刘湖深，原人民银行的干部陈伯龙，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其姓名的难友。
面对这七位死去的难友，所有活着的“老右”都默默哀戚，没人吭声，这天真是最阴沉最冷酷的日子。
七位死者都被放到了小云山废弃的打铁房，那儿既没有窗扇也没有门。夜里怕狼群来把死者叼走，从部派军医李定国去值班看守，另派原中国新闻社编辑朱凤藻打着马灯做伴。
“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过去老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朱凤藻说，“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深刻体会这‘饥'与‘寒'之间恶性循环的滋味……”
一阵大风吹来，几乎吹灭了马灯。老朱用大衣挡着，两个人继续守护着，谈论着……
对死去的这些同志，云山畜牧场善后处理是冷酷无情的。
10月14号这一天，大风大雪，全体“老右”都没有出工。为了“安定人心”，云山场部指示小云山尽快把这些死者掩埋掉。
15号早晨，大家又去野鹅滩“会战”了。队部留下几个人，套起一辆平板马车，把七位同志的遗体码在平板上，用一根大粗绳连车子的平板捆成一体，就拉到小云山的后坡去了，连张裹一裹遗体的草席都不给，更甭说棺材了。
天寒地冻，死的死了，活着的又有几个还抢得动大铁镐？跟车的几位难友，几分钟一轮换，汗没有少出，气没有少喘，也没能刨出半拉像样的坑坑来。
实在没辙，他们只得找了一个天然的小洼坑，把七位难友的遗体一起放了进去，在上面拢起厚厚的一大堆白雪，再用铁锹把这雪堆拍打成一座大坟墓的模样，就一步一回头地与他们告别了。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也没扎一个花圈。为了1957年鸣放中的几句话，他们熬受了人世间的残忍苦难后，就这般凄凉地结束了生命！
到了山脚下，这些掩埋了他们的难友又一次向山坡上的雪坟望了好一会。只见大风裹着大雪，向这座洁白的新坟，发出悲切的哀嚎……
“这是人同人怨哪！”听完了小云山大死亡的叙述，我说。
“是啊，物极必反！”小云山大死亡的叙述者这样应和着。“这种格局，迟早会改变的，不论是以何种方式……”
22 死亡场（Ⅱ）
一
聊起小云山的大死亡，心情极为痛苦。但边走边聊，竟不知不觉地走了十几里地，越过了完达山南麓广阔草原上的一座小孤山，进入了一分场的地界。
我觉得我们的这场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又问这位头脑很清楚的难友：
“云山畜牧场的领导，有没有从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训，更弦易辙？”
“老态固守。”这位难友说，“您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惊人的改变。”
“有何新的根据？”
“怎没有？掩埋了七位同志后，李指导员对大家说：‘要斗争，就得有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会经常发生的！'他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进行煽动'。您说，这有一丝一毫‘吸取教训'的劲头吗？第四天，即10月17日，就又发起了一次全场的‘大会战'。”
“10月17日？”哦，想起来了，原来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恩，为了他后来领导的工副业队得红旗，还特地派人进山，命令我们烧木炭的一排人，夜里12点起来，向山下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在云山场部西边参加了这次“大会战”，直到把划定的一大片大豆都割完。等我们回到山上的破木屋时，正好又是夜间12点了……
不过这一次调动，不让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衣箱、书箱去一分场，似乎农场已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但是已经太晚了。
二
我们又走了十多里地，才到了一分场场部。包括一路上给我叙述小云山大死亡惨剧的那位难友在内，原“七间房”基建大队的两排人，被分到了一分场的第一生产队。我所在的这个排，就住在一分场场部基建队的一座门窗洞开的冷库般透寒的空房子里，任务都是为第一生产队积稻把。
第一生产队位于一分场场部东南方向，相距约有五六里地。那一小堆一小堆的稻把，又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这个队南面七八里地的低洼稻田里，到处都是已经结了薄冰的汪汪一片水。我们将要干的活，就是把这些满是水的稻田中的一堆堆稻把，集中到地势较高的田间道路旁，好让收割机日后去脱粒。
这样，每天单是从分场部到这片水洼地出工与收工，就得来回走30多里地。而在水洼地中一趟又一趟地背着湿淋淋的稻把所走的路，就没法计数了。
这时，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已进入“三度浮肿”的垂危期。他那瘦长的明晃晃的脸色已由黄变灰，行走分外艰难。有人越过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向一分场基建队的领导和分场医务所的医生陈述其险情，医生就给他开了几天假条，基建队领导也立即同意，让他好好休息。
但是，第二天，排长盛桂林就自作主张，逼迫小罗出工，说是“地里活多，人手不够，你也非得去不可。”
小罗没法，只得去。
这天正飘着鹅毛大雪。小罗在自己的已经破破烂烂的黑色羊皮大衣的外面，又套了件淡绿色的塑料雨衣，腰间勒了一根草绳，脖子上围着一条破床单，肩上挂了双粘补了好多块红胶皮的黑色破胶靴，手里拄根棍，哆哆嗦嗦地跟在全排人的后面，慢慢向前挪。很快，他就被甩得老远老远，成了茫茫雪影中一个隐隐蠕动的小黑点儿。不一会儿，连这个小黑点儿也不见了。
我们一进入稻田水洼地，立刻都打起精神忙活了起来。风紧雪大，又冷又饿，只要还有点儿力气，谁都想早点儿背完分摊的一片地里的稻把早回“家”。
大约午后的两点多钟，全排绝大多数人都已完成了当天指派的任务，准备往回返。但是一分场基建队领导没料到大家会完成得这样快，还是派人把午饭送到了地里。可怜的小罗，几乎与送饭的马车同时到达，并且解下了挂在腰间草绳上的那只烟熏火燎的黑饭盒，准备打饭。
“你他妈的还想吃饭？去去去，这里没有你的饭！”盛桂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你可……可怜……可怜我……我这个快……快……快死的人……人吧……”小罗颤抖得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大冷天，又下……下……这大……大雪，你就给……给我一口，也……也许我……我……我还能撑……撑回……回去……”
盛桂林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龇着满嘴的大黄牙，恶狠狠地说：“你他妈的还有脸要饭吃？你他妈的没在地里干活，滚回去再吃吧！！”
“……”小罗捧着空饭盒，痴愣愣地望着盛桂林的那张凶狠的脸，半句话也结巴不出来。
拿到饭的人，边吃边走光了。送饭的马车也回去了。只有我还没有走，也没拿到饭。我还在稻田水洼子里一趟又一趟地背稻把，还没完成分摊给我的任务。小罗流着泪，穿着他那双破胶靴下到水洼地里来找我，向我诉说了盛桂林刚才对他的凶狠与凌辱，并说副班长王开泽让我陪他回去。
听罢小罗的这番哭诉，我满腔怒恨交集！
小罗本与我友好相处。后来，在刘恩、盛桂林们的多次威吓下，他就把我和他说过的一些知心话，比如说到“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跃进”和大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大食堂”时，我说这是毛主席不顾客观条件地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等等，都告诉了他们。还有一次，在出工的路上，他下到一人多深的大缺口爬不上来，我转回身拉了他一把，同时叹了一口气。当他们要大家“揭发”我“真拉拢，假同情”的时候，小罗竟也说我，这是“拉拢”他，并说我很善于利用别人处于困难的时刻，以极微小的动作与极简单的表情，表达出极为深刻的政治意义。说我这拉了他一把和叹了一口气，是想向他表明，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不相互关怀，还有谁会关心我们的死活呢？
诸如此类，都被记到了刘恩那本厚厚的“生死簿”上。这是小罗对不起我的地方。但在此时此刻，一见他那目光呆滞、黄中带灰的浮肿的脸，我觉得就是豁出自己的这条命，也要全力帮助他。
三
这时风更紧雪更大，百步之外就看不见人。我背完了规定我背的几亩地里的湿稻把，才搀扶着小罗蹚过了两三里宽的水洼地，来到了刚才送饭马车停靠过的一个大豆堆跟前。我发现豆堆下有一块窝窝球球的冻得梆梆硬的笼屉布，里面有两个小窝头和一块成萝卜。我知道这肯定是留给我的午饭，当即分给了小罗一半。
啃完了窝窝头，我继续扶着小罗往“家”走。他走不动，我就架着他。他还是挪不开步，我就驮着他。驮了几十步，我就全身虚汗不止，两腿直打晃。小罗趴在我背上喃喃地说：
“老……老戴，你……你也……快……快不行了，还是把……把我扔……扔下吧，你……你……你也快……快回吧……”
我没听他的话，继续使出全身的力气颤颤巍巍驮着他向前挪。没挪几步，我就猛然向前跌倒了。动弹不了的小罗紧紧地压在我的身上，我也动不了，只好就这样趴在雪地上大喘气。喘了好大一会儿气，我才感到自己又有了点儿劲，把小罗轻轻地蹲下我的背，爬了起来。
爬起来一看，小罗已双目紧闭，眼圈与嘴唇也都发乌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想到赵琪的死和小云山的大死亡，可自己又实在没法驮动他，只得连忙把他窝进又一个大豆堆里，上面盖好豆荚，又用自己原来技在身上挡寒的破麻袋片，盖住他的一双脚，然后使出全身的劲，向北边五六里外的第一生产队跑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一队的村子，一跑进队部，就向他们要马车。队长和管理员们声色不动，急得我大声嚷，说他们见死不救。他们还是不动，我只好用他们的手摇电话向一分场党委告急，又向基建队队部告了急。基建队答应立即派马车，我就向一队打了张借条，“借”了两份午饭，连忙又往地里跑……
快到那个大豆堆时，才发现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连拉带拖地架着小罗向我迎面走来。原来这两位是一来到一分场，就被分去第一生产队的那两个排的人。他们在另一片水洼地里积完了稻把往回走时，发现了小罗。
这时，小罗已完全神志不清了。他仍然双目紧闭，一双脚连同一双小腿，几乎完全在路面上被拖着。惟一能够证明他还活着的迹象，只是他的嘴唇还在微微地颤动着。我挨到他的身边，才听到他是在喃喃地呼唤着我：
“老……老戴，你……你在……哪……哪……里，老……老……戴，你……你在……”
下面的话就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拿了一个从一队“借”来的窝头触到他的嘴边，他也不知道吃了。我把这窝头掰威了碎块儿，轻轻地塞进了他的嘴，他才本能地咀嚼了两下，但也咽不下去。等盛桂林跟着马车赶来时，他已经只比死人多口气了！
到了一分场场部医务所，经急速抢救，小罗才恢复了些许知觉。他微微地睁开了一条眼缝，看到了我，喃喃地谢了谢我，又说他过去胆小性懦，“不……不……不坚定”，很对不起我。我说：
“不要瞎想过去的事了。现在好好地治病要紧，恢复健康第
他点点头，转而又要求我在医务所里伴着他。站在一旁的排长盛桂林，暂时也不再耍威风了，当即表示同意；可是一转屁股，这家伙又决定让他的心腹王开泽——就是在云山修桥补路时，踢了因体力不支而摔倒的抗日老战士陈国华两脚的那个原八一制片厂的什么“分子”，来“照顾”小罗。
两天后，我们这个排被调往一分场场部正东七八里地的第二生产队，看来这个生产队的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还比较好。一听说小罗已转危为安，立即派出马车去分场部医务所接他。可是当马车到达场部医务所时，小罗的危势又急趋恶化。原来那被认为的“转危为安”，不过是一盏小油灯油已耗尽时即将熄灭的回光返照而已。第三天，他就长离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怀着他时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这是我在北大荒将近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有为青年，如何被农场一些毫无人性的领导及其鹰犬们折磨凌辱而死。这哪是什么为了“脱胎换骨”、“思想改造”、“转变立场”？这纯粹是为了达到某些人空想的目的，不惜胡作非为、滥用权威的牺牲品！
看来，在滥用权威者的权威之水濒临枯竭之前，我们的生命也许都会像小罗、赵琪、小云山的死亡者们那样先行枯竭了。许多人断定，在这种极混乱、极暗淡、极冷酷的圈子里，绝不可能“改造”好任何一个人。其结果，只能是好人被“改”死，坏人会更坏，半好不赖的人也可能被带坏！
这不禁使我又想起几天前在路上叙述小云山大死亡的那位难友快分手时说的那句话：
“这种格局迟早会改变的，不论是何种方式！”
四
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待这种“改变”，而必须坚持着活下去。鲁迅先生说得好：“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我们要力争不像小罗那样悲惨地死去。这样做的惟一办法，就是一个“吃”字。
在第二生产队，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饭上午九点，下午饭下午三点，一天的劳动时间也就在这两顿饭之间。
一天上工，到苞米地里去清理秋收时尚未成熟的根本没法脱粒的青皮苞米堆，把一些青皮苞米从苞米杆上掰下来，用马车拉回队。
在清理中，我们发现大大小小的田鼠纷纷逃跑，那数量多得惊人，光用脚踩就能踩死一片。大家都用麻袋把它们收拾了回去，我竟收拾了半麻袋。
当天收工吃了下午饭，我们各自都把自己收拾回来的田鼠剥了皮，剖了肚，装在各自的洗脸盆里。我的脸盆里一共装了大小81只，放了水，搁了些盐和辣椒粉，放在两条炕之间取暖用的火塘边。等炖熟了，一会儿就下了肚，压根儿不觉撑得慌。
在没有田鼠吃的时候，我们就吃从地里拉回来的青皮苞米。
队里存放这些青皮苞米的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就在我们班住的同样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附近。我们在太阳快落山时吃罢下午饭，等天黑定，人人拿一只空麻袋，去那个马架子装回一袋冻得梆硬的青皮苞米，一边剥皮一边往火塘里丢。等把冰烤化了，就戴着棉手套拿起来拍拍打打吹吹灰吃了起来，连嫩嫩的苞米心也一并嚼下肚。就这样地烤烤吃吃，忙活到夜里十一二点，直到把一麻袋的青皮苞米都下了肚才上炕睡觉，反正第二天九点钟吃罢上午饭才上工。
在这大饥饿的年月，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辩证养生说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他说：“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很显然，这是对不愁衣食、常常吃得过饱的人说的。而对整天辘辘饥肠、饿得头晕眼花的人来说，恰恰就得肠中不清、肠中有滓才不至于像小罗们那样地死去。
23 死亡场（Ⅲ）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24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欢送'？！”
小罗死后，我与难友王克勤同志①曾共同向一分场党委几次指控了盛桂林的罪行。分场党委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云山畜牧场已把盛桂林“烙上红印”了，“就等着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则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瞅着一口大黄牙，对我威胁说：“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云山畜牧场，就可以翘尾巴了！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党组织，只相信那里的党组织已经信任了的人！你还想抱打不平，真是白搭！告诉你吧，我也是擅长政治斗争的！②你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①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在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做上尉助理员。
②盛桂林日常曾自诩：他曾在中央某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领导工作。
果然，这一次在我们这个排，全排数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说他已“改恶从善，改造好了”，而已经惨死的小罗却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老天爷”完全瞎透了眼，暗无天日了！
不过，我坚信但丁的那句话也是一条真理：“一切罪恶，都遭天怒。因为他的目的终是损害别人：或用强力，或用诈术。”任何人物的恶行，迟早总会得到报应的！
五
那几天，在一分场的基建队，我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
每顿饭，我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我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怕我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女炊事员们，故意给我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粒贵如金。”我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我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渔队打到的泥鳅和蛤什螟，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和管理员们却利用我们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饥不择食、不惜“斗金换粒米”的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我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或三四个蛤什蟆，后来又减少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愤慨？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
这是什么话？！在“吃人的旧世界”，许多地主老财们惯于利用灾荒饥馑之年高抬粮价，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为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号称“不吃人”的新世界，一些共产党员干起这等事来，其行径竟也同样地张胆明目，不以为耻，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当口，我对那个年轻而凶狠又流气十足的炊事班长说：
“听说你还是一分场党代会的代表，你竟然也说要‘捞一把'，你不觉得这与你的‘党代表'身份不相称，是非常可耻的吗？”
“什么‘可耻'？”他咆哮开了，“我是‘党代表'又怎么样？你敢出来说话，难道在你们这伙人中就是你的骨头硬？”
“我的骨头硬又怎么样？”我也大声说，“我看你这种神态就不像个共产党，而是‘刮民党'！”
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怎么？你想带头暴动吗？”
“如果你们再这样残酷地剥削大家，迫使大家忍无可忍，闹一闹也未尝不可！”
这时，双方都出来不少人一齐大吵大嚷，嚷得那间小屋子似乎都快炸开了。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基建队乃至一分场的领导，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六
我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有几次，我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世间'啊？”我想，难道仅仅因为饥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应该发生如此的剧变吗？沙俄时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被公认为触目惊心的传世之作《死屋手记》中，也没有出现过人类精神如此急剧堕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文明、都进步的社会的一隅，对人的“改造”场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师”了，尽管表演的形式不尽相同。
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25 死里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们身背旅行袋和网兜，离开了一分场，行李由分场遣派拖拉机和牛拉爬犁运送，向虎林至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走去。
举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来往行人和车辆压得很瓷实，我们走在上面只听脚下吱吱作响。
此刻，我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因为考察团已当众宣布，我属于回原机关加重处罚之列。
据人们传说，这“加重处罚”又分三类：一、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监督劳动；二、到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北京郊区合办的“劳动教养”农场限期改造，逾期者将被严惩；三、由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立即逮捕法办。
我估计，自己肯定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刘恩们已当着我的面扬言多次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准备引颈就戮。
二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了辉崔火车站。这里也是大雪遍地。何时有车去密山，谁也说不清。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候车室里翘首以待。
这时，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几度。幸好室内有一个烧煤炭的大汽油桶炉子，但没有卖吃的。
前面说过，我的干粮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买些吃的。我花了平常可买十几斤大米的代价——两块五角钱，买来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又花两块五角钱换来两根大葱，另从一位自称要去南方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小挂包里，买来一块不足半斤重的豆饼，给了他五块钱，因为他说他的路费被人偷去了。这样，我才度过了饥肠难忍的一个黑夜。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东方的地平线，我的肚子里又绞肠般地叫唤起来，我只得坐在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忍受着。
幸好，在车站上管点事的一位转业军官，邀请北影演员管仲强去他的家里吃午饭。在吃饭时，管仲强对这位同志说：“新华社记者戴煌还在候车室里饿着肚子哩！”这位同志连忙包好许多炸黄豆，请管仲强饭后带给我，我才渡过了这白天的难关。
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车靠站了。我们立即与这位同志道别，谢了又谢，才扒上了列车。
这是一列货车。空荡荡的带篷车厢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座位，大家都挤坐在铁皮地板上。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几近天黑才到达密山。
一下了火车，我就去当地邮电局，给新华社行政副社长邓岗发了封电报，说明我将顺便拐到大连去，看看我原来的岳母和已经送人的小女儿戴贝贝。
因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颈就戮，而应该提前处理“善后”，必须先拐到大连。同时，我还要沿途观光几个大城市，怕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这些大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书箱由密山直接托运到北京。
三
从密山车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车车厢，一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他刚才在密山得知，在最早离开北大荒的一批难友中，有一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张宣，在车到沈阳至山海关途中的大虎山时，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脑门磕打在座位间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这立刻惊动了整个列车。有些上车的乘客赶忙又下了车，说是这个车上有死人。有的还说：“从没听说过坐火车坐死人的，真晦气！”只有北大荒的难友们知道，这是“死亡场”悲剧的继续。
列车长要张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遗体抬下车厢，请大虎山车站处理。经电影洗印厂的莽珉、电影科研所的李兴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车长才准许把遗体带进山海关。但到了天津，列车长说什么也不容许把张宣的遗体带进北京。他说：
“铁道部有明文规定，不能把死人带进首都！”
莽珉、李兴文等人没法，只得把张宣的遗体抬出车厢，交给了天津站。等他们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银行总行，张宣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地去天津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够回来和全家人团聚，没料到回来的竟是个骨灰盒……”张宣的妻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对邻居们说。
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
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1200多名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张宣第二或锦西矿的第1002，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北京……
火车启动了。在大家的静默中，还是那位消息灵通的难友先开了腔。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着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据他说，这个背景是——
1960年深秋，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一位独臂将军——去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讲话后顺便问起北大荒各农场的情况，并问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还剩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总理掰着指头一算，摘帽人数加所剩人数与原来去的总数对不上，发现少了许多人，遂问王景坤：
“这少了的人到哪里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王景坤一时答不上来。
周总理生气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王景坤这才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当晚一散会，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打长途电话到牡丹江农垦局，叫转告各农场火速报来“右派”死亡的人数及其死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
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
“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15斤粮食，补加1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18斤定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过哈尔滨。”
“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
“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
“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
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①，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容。
①后来去新华社湖北分社当记者。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1960年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新华社的一些老熟人已完全认不出我这个人了。原来是高大壮实的男子汉，现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态人，体重由196斤减少到了82斤，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自报姓名，人们怎能一眼认出来？
当然，惊异是有的，但是大多只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说不上是有几分同情还是怕沾嫌疑。
当天，我就赶往了保定。
1961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过的。已离婚的妻子避而不见我。我把已满六周岁的大女儿戴青青，从保定专署幼儿园，领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这孩子当然记得在人世间还有我这个爸爸。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十分伤心地哭着：
“爸爸，您去哪儿啦？您怎么老不来看我……”
我怎么说？我只能强忍着泪，对她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忙啊！爸爸对不起你……”
我们父女俩在招待所里亲亲热热地团聚了几天。我带着孩子逛了几条大街，给她买了一件黑灯芯绒贴肩的黄灯芯绒褂子和一条蓝灯芯绒裤子，带着她到照相馆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儿园，就又与她分手了。
六
从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
这是第三次浮肿。也许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许北京的人们也都在饿肚子，知道这几年的很多事干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发表的各种“宏论”并非“反动透顶”，新华社没有按照北大荒农场的“建议”把我立即逮捕法办，而让我在新华社医务所的简单病房里，与其他浮肿病人共度了一个多月，然后让我到八达岭南侧的居庸关火车站下的新华社绿化队去侍弄果树、葡萄，烧开水炉或赶着小毛驴去南口买菜。1961年夏秋之间，又让我回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这时，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革命与否，不在其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业。根本的根本，只在于其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铭。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在内心中已完全拂却了烦恼与痛苦。现实中的不顺，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之不能索然分明，还不时咬啮着我的心。
我忧叹我们这个民族见义勇为、雪中送炭的优良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为被代之以胆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锦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也变成了“见人只说三分话”。珍视正当的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近绝迹。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一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这些药品而再无后继的药品，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方34岁。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20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200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这些令人极为哀伤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能怎样想？如果他们都已七老八十，难免一死；或已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丧生，我虽哀痛但尚能宽释，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仅仅因为没有钱和家中出了个所谓的“大右派”，只得坐视其毙！
我知道，这远非我的独家之哀。几年来举国皆困，饥寒无以慰、疾患无以救者，何止千万家！每当冥思及此，“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念是十分强烈的。
可以说，我回北京后的心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也正如托尔斯泰在其《复活》中，把人心境的复杂多变比作一条曲折漫长的河流那样，有时清，有时浊，有时平缓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泻千里……①但在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平静爽朗、达观愉快的。工作之余，常常集中精力于读书学习，观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备写作。我不愿做个庸碌无为之徒，让无尽的烦恼与俗念吞噬自己的年华。
①托尔斯泰的原句是：“天下的水都是二样的，可是每一条河都有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有的地方水流得急，有的地方水流得慢，河水有时澄清，有时混浊，冬天凉，夏天暖。人也是一样。”
26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
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
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
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
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
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
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
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
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