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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的堕落与忏悔》作者:一合

_2 一合(现代)
  两个人好说好散了。只是钱的问题产生一些矛盾,但后来也妥善解决了,李真并没有吃多么大的亏。此后李真的钱在境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那就是香港某银行。
  柳絮分手了,但还有情人李军。“一政一商”的“家庭机制”并未瓦解。李真与专案组形成僵持局面。
  表面上看,对阵双方都还很平静,但当事人的心理却在起着变化。
  李真虽然没有开口交待问题,但思想并没闲着。他在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己。
  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吗?祸患是怎么酿成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灵魂的需求?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但这个钩吞得太不值了。
  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那种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虽然一时一刻也没有减弱,但从内心深处仿佛又滋生出一种更有魅力的东西,在向他招手,在呼唤他走过去。
  那不是物质的东西,不是金钱,也不是女人,而是精神,捉不住,摸不着的一团精神。
  只有在那团精神里,他才能得到慰藉,才能重新审视自己。
  专案组的危机感越来越大了。虽然外围调查取证,拘捕有关犯罪嫌疑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李真不开口,主攻目标突不破,一切都等于零。
  怎么收场?怎么交待?问题十分严峻。如果案件真的不了了之,那么侯磊将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
  虽然牵头的是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从兄弟省市抽调了骨干办案力量,但基础队伍还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为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侯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李真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底”在侯磊手里,在许多举报人手里,只能说,如果落实不了这些问题,他侯磊就要有问题了,而且身在河北,跑也跑不掉,风险、后遗症可就大了。
  审讯力度不断加强,审讯技巧更加精益求精,然而李真以不变应万变,死活不开口,开口就是狡辩。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车骨头半车肉,全交给你们了,一死无大难,讨饭不再穷,看你们把我怎么着?
  侯磊在思考。分析李真的言谈举止,研究审讯的细节过程,寻求二者的交叉点,不要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搭界。猛然间,他顿悟了。
  “低调、稳妥”,应该“低调、稳妥”啊!
  “低调、稳妥”,这是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刘丽英是中央纪委副书记,专案领导小组的组长。
  什么叫“低调、稳妥”?丽英没有具体说,你得去悟。
  一味地紧绷着弦儿,不断地上镙丝扣,效果不一定好。急于求成,不断加压,有时会适得其反。
  要低调稳妥,不要高调强攻。
  现在李真对强大的审讯攻势已经麻木了,是没有感觉的,因此那审讯也就不起作用了。
  得给李真换换口味,换新人去审,不,去谈。
  他想到了陈晓颖。
  陈晓颖是唐山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现任唐山市检察院检察长),论资格,论经验,他比那些从兄弟省市抽调来的冠有各种荣誉头衔的办案高手并不占有多大优势,按正常规律选不上他,但是进入专案组后,他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能力和水平,铁筢子挠痒痒———是个硬手。
  他是2000年3 月1 日上的案,被分到最分枝、最末梢儿的4 号小组,负责涉案嫌疑人张某给李真办的那张信用卡的调查。很快他就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了,但只有10来万元,撼动不了李真。还得找大饽饽。李真不开口,专案组急需重型炮弹。
  正在这个时候,陈晓颖把一块大饽饽,一发重型炮弹,300 万元赃款送了上来。
  张某交待,他为李真准备了300 万元的政治活动资金,存在大连某银行的保险柜里。陈晓颖带人去取,果然有100 万元的现金和200 万元的存单。
  他于2000年3 月17日从大连赶回石家庄,这一天正好是他45岁生日,侯磊检察长为他订做了生日蛋糕,又庆功,又过生日。陈晓颖极为感动,喝了一斤白酒。同志们怕出事,把手枪给他下了。这人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特豪放。喝酒是表现之一。
  喝酒归喝酒,他的头脑永远是非常冷静的。他见侯检察长虽然庆功,开始还是很高兴的,但后半截忽然晴转阴,脸拉得老长。他是否在怀疑这300 万元赃款的性质问题?
  果然,恰恰是陈晓颖的“豪放”提醒了侯磊。他想,大家太急于想拿到这样的证据了,包括陈晓颖,也包括他自己。
  第十三章13、小山村里泡温泉在这种心态下取得的证据,很可能有假。侯磊觉得这300 万元有问题。怎么证明这就是李真的活动资金呢?就凭张某的一句话吗?显然还需要其他的旁证。可是张某又提供不出来。
  几天以后,陈晓颖急返秦皇岛,临行前向侯磊检察长秉明300 万元赃款还要进一步查证落实,使其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侯磊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好鼓不用重槌敲。二人不谋而合。
  乘坐小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陈晓颖,脑子也在急速飞转。交待300 万元的张某到底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察颜观色,张某并不特别想保李真,信用卡的问题很容易就交待了,这300 万元通过反复查证,才被迫交待出来,而且吓得直出冷汗。
  如果只是为他人准备资金,而不是自己贪污公款的话,不会紧张到这种程度。因此很有可能是张某嫁祸于李真,蝎虎子断尾巴———使的是脱身之计。他利用了我们的先入为主,利用了我们的急于求成,利用了我们的疏忽大意!
  还庆什么功,而是应该补过!如果一线审讯人员抛出这个炮弹去攻李真,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陷入怎样的被动啊!
  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懊悔,要同驻秦皇岛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但是刚走到半路,他就被总部召回来了。他只得电话通知那里的助手们,一定要查清这个问题,不能耽误大事。
  侯磊没有让一线审讯人员使用这个炸弹,他耐心地等待着。稳当驶得万年船。
  可是一个突发情况使他必须把陈晓颖召回来。李军跑了。本来是秘密监控着她的,但是她跑了。这个女人很有本事。
  查陈晓颖的经历,他曾经到云南、澳门等地追捕过犯罪嫌疑人,惊心动魄,很有手段和胆量,连黑道上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地说:“陈先生果然胆大心细。”所以侯磊要把追捕李军的任务交给他。
  很明显,陈晓颖已经从专案组的最外围、最分支的部位,逐渐向核心部位杀上来了。
  找到李军是关键的关键。大家在一起分析抓捕的三条线索。好像都很重要,应该齐头并进,一起抓住不放。但陈晓颖说,我们可以毁掉一条,养活一条,经营一条,千万不可平均用力,都抓得太紧,那就没有文章可作了。
  北京一位女士的线索可以毁掉,她不是李真固定的女朋友,价值不大,投入太多,徒劳无益。一位影视制片人的线索应该养着,活着,让其为我所用。李军外甥女这条线索要巧妙地做工作经营着,这是寻找李军的起点。把北京那位女士找来询问,果然只是在电话里呼过李真一回,李真也没有回话,再无其他联系。于是干脆放掉了。与制片人保持着电话联系,不冷,也不热。
  陈晓颖带人到秦皇岛去经营李军外甥女那条线索。李军的外甥女是个很清纯的姑娘,特别关心她的小姨李军。陈晓颖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装做很自己人的样子打听李军的下落。但是她不知道。李军是不会让她知道的。她只很抱歉地提供出,小姨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什么时间?这很重要。她比较准确地回忆起了那个时间。
  这就行了,一查就清楚了。
  那个时间李军是用手机打的长途漫游,只有5 秒钟。紧接着,那姑娘又给沈阳打电话。姑娘虽然没有说这个,但电话线这条线索是非常准确的,陈晓颖找到了沈阳接电话的那家整容院,并很快查出,接电话的是整容院的一位女医生。
  他跟女医生摊牌了,问李军藏在什么地方。她不说,她不能出卖朋友。陈晓颖哈哈一笑说,你不说就不说吧,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抓不抓李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社会在追杀她,她身上带着巨额赃款呢。到我们手里,她反而更安全了。说完没事人似地走了。
  女医生回去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军,她为朋友的安全担心啊。李军害怕了。
  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种种不祥的预兆缠住了她。在得到这一信息之前,她本来是很悠闲的。女医生把她安排在一个小山村里,小山村里还有温泉。她就一边洗着温泉澡,一边体验生活。她对别人说,她是个作家,下乡体验生活的。这回不敢洗温泉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思想斗争,想主意。几天下去,吃不香,睡不着,也不打扮,也不“叨扯”了,人不像个样子了。
  陈晓颖等待着,他觉得养着的那条线索该活起来了。果然制片人给他转来一封信,是李军写的。那是一封“投诚”信。她跟制片人是朋友,二人分析利弊,觉得只有向专案组“投降”才是上策。制片人为与陈晓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促成此事起了积极作用。
  陈晓颖到小山村去接李军,一进屋,李军赶忙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不知道是表现欢迎好,还是表现被动好,要不就显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她全做不出来,她感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软弱。她的目光给人一种求救感。
  人高马大的陈晓颖立刻让她的求救感得到了满足。在他的资料库里,李军是个光彩照人的大美人,但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美人模子,没有了光彩,更不照人了。
  小脸焦黄,形容憔悴。更可笑的是,为了伪装,还戴着一头颜色发红、形状怪异、不三不四的假发。这是一个见过大钱,见过大世面,而今落了难的女人。陈晓颖产生了同情感。他走上去握了握那双娇小的手,以示关心和安慰。
  陈晓颖似乎有了一种把握。这时候秦皇岛的“战友”已经查清那笔所谓的“政治活动资金”并非是给李真的,也就是说跟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张某自己贪污的公款。他只是想借李真点光。这是一个已经预料到的波折。但现在有李真的情人在手,相信能够堤外损失,堤内补,挖出更有杀伤力的炮弹。
  专案组最困难的时刻,是李真不开口,李军抓不到。僵持了两个多月。现在李军抓到了,有了打破僵局的可能,领导和同志们活跃起来。陈晓颖越发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第十四章14、官商是怎么形成的在陈晓颖跟李军的“对局”中,二人的智力、阅历等等显然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她本来想越说得少越好,混在这里被保护起来,不至于被坏人追杀就行,但哪里知道,陈晓颖那双充满人类终极关怀般的眼睛,特别能够调动她说话的积极性,因为她太需要这种关怀了。
  她说经她的手替李真向高某要过50万元。那是在北京她和李真自己的住宅里,李真带来一大一小两只装钱的箱子,装上这50万元就走了,二人连亲热一下都没有。
  第二天李真从香港给她打电话过来,说正跟一位朋友喝酒呢,那朋友便在电话里嚷着说:“李军,你也过来喝两盅吧!”
  这个细节很重要,看来李真已经把两箱子钱处理好了,所以才有心思喝酒。
  李军继续交待说,李真从香港回来后,交给她一个信封,内装一张卡和一把钥匙,嘱咐她说,这可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把自己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要保存好,藏起来。过了几个月,李军接到李真的电话,让她把信封里的东西交给一个人。指挥她一定要自己开车去,不要有第三者。把车开到府右街道口处,交给坐在奔驰车里的那位朋友。李真说出了那人的名字。李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事实证明,侯磊打陈晓颖这张牌是打对了,而且还打得非常巧妙。这之前,一个多月李真不开口,他就想让陈晓颖上,发挥陈晓颖学识和才辩的优势,给李真换换口味,好比一个人总吃高档菜,山珍海味等吃腻了,那就让他吃点野菜吧,陈晓颖就是这把野菜,保管能起到换胃口的作用。
  但是,他沉住了气,没有一步到位让陈晓颖去审讯李真。因为条件还不成熟。
  王牌出早了也是浪费。先“雪藏”着,先让他扫清外围,铺平道路,最后决战,才能成功。现在时机成熟了。他了解陈晓颖。对全省各市的检察长他都了解,对副检察长重点了解。陈晓颖最早走进他的视野是在1994年,那时他还没有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而是在保定当市委书记。全省刑检工作会议在保定召开,作为市委书记的侯磊出席了一下。出席一下竟然深入到跟与会同志们同桌吃饭,使陈晓颖很感兴趣,主动与之攀谈。谈些什么陈晓颖忘却了,总之他给侯磊留下的印象是很能说。
  侯磊当省院检察长后,接触就多了。陈晓颖知道侯检是个文人,著书立说,很有学问,便特别想请教一下,于是就更“能说”了。偏偏侯检还爱听他“白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知识面广,文学、历史、法学、政治、科技、绘画、佛经,都知晓一二,而且组合运用起来还能差强人意。这些非工作范围内的交往和了解,今天派上了用场。加上陈晓颖进入专案组后的良好表现,再加上已经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证据,面对李真的死硬抗拒,他决定出陈晓颖这张牌了。这是一张什么牌?
  “大鬼”?点最大?一上去把别的全毙了?非也。李真不吃这个。这是一张很特别的牌,点大不大你看不出来,但能够把你罩住,降伏住。打的不是少林拳,而是太极拳。
  既然陈晓颖最能说,最善侃,为什么不可以让他跟李真说一说,侃一侃呢?他突发奇想了,他的情绪激动了起来。李真早就信仰危机,现在更加危机了。别看他表面上很强硬,内心却是无比地空虚。我们为什么不乘虚而入呢?
  入不进去那是方法不对头,思路不一致。李真在想什么?贪欲是什么?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表现在物质上是金钱,表现在精神上是野心。现在这些东西他全部失去了,他失重了,渴望着能得到一种东西使他保持平衡。此刻急需填补他精神上的空虚。
  怎么填补?只有精神和思想的交流,随便聊一聊,说一说,甚至侃一侃。难道还能指望李真接受你的任何说教吗?对于李真来说,那些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收获?
  李真与乙和吴庆五,建立了政、企、商结合,权、钱、利互动的“社会机制”,跟“家庭机制”相呼应,牟取私利,聚敛钱财。
  吴庆五原来也是秘书,政治上是会很有前途的。但是他不想在官场混了,决定下海经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厌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你整我,我整你。
  说穿了,我对目前的官场已经失望。我从底层一个普通工人,做到高层秘书,各个层面都接触到了,我发现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并不像起初做官那样,在想着为民办事,也许是权欲的迫使吧,做官越久,要权的思想也越重,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争权夺利。”
  于是,他“对政界失望了”,“心中的支柱倒了,彻底失望使我下决心一定离开官场。”“不愿在这种环境下再干下去,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他“坚决地选择了下海经商,想重新走出一条人生道路来。”
  但是“离开官场”,“弃官经商”后,他并没有开心,正如歌词唱的那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健全,还有弊端,他这么一个只会吃“官饭”,根本没有什么工商管理经验的人,到了商海之中,只能是晕头转向,险象环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下海的时候,我确实是想靠自己的智慧和诚实劳动赚钱,也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把生意逐步做好做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如同驾着一叶孤舟,驶向深海,舟上没有罗盘,也没有指南针,前景是什么都不清楚。但我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恶风浊浪打翻。”
  本来他已经脱离了使他失望的政界,以为从此就超脱了,没有关系了,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但是,单纯经营商业,他又是这样的不得法,几乎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他又想到了政界。那个使他失望的政界忽然之间成了他的希望和救命稻草。
  何不依靠一下政治,利用一下过去的关系呢?“官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种地三年亲如母,丢掉土地没吃喝,“断奶”,看来还不行。于是,他运作起来。利用政治,推动经济。这时候,他再次受到了一次教育,那就是世态炎凉,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时间一长人们不把他这个前秘书放在眼里了。官场的力量,他不大借用得上了。
  “我突然发现原来的情况都变化了,过去对你笑脸相迎、热情友好的人,一下子换了另一副面孔,变得不认识你了,眼睛看到的,办事不送礼、不求人,根本行不通。这样,我过去坚持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就碰了壁,思想就发生了动摇。
  心想,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不去利用过去从政的领导关系和权力影响,我不但挣不到钱,连生活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样,我就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在腐败现象面前缴械投降了。我不再是厌恶腐败现象,而是认为只能这样干,必须这样干。所以我选择了权力变金钱的道路。”
  幸好他在官场上还有李真。二人是真正的铁哥儿们。当然那是当时的认识,现在吴庆五在狱中可是把李真恨透了。
  吴庆五由外省到河北后,李真私下给他透露了许多“内情”,感到李真对他很信任。于是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对河北政界和经济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地就“走”到了一起。
  第十五章15、外汇额度有利润二人常常同居一室,彻夜长谈。李真说吴庆五是他学习的榜样,将来肯定能成大气候。至于李真自己那就吹嘘得更好了,说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他认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做了义父,他的义父在北京很有地位。他还吹嘘,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办公厅,到河北锻炼一段时间还要回去,人事关系目前还在中办。
  后来吴庆五从侧面得到了证实,李真说的都是假话。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已经“走”
  得非同一般了。
  据吴庆五说,有一天夜里,李真悄悄开车带着某单位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出来,在外胡搞时被联防队员围住,从车内弄了出来,送进了派出所。他对派出所的人说那名女主持人是他的亲戚,随后又悄悄地把派出所所长拉到一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派出所长不相信,就按李真要求把电话打给了吴庆五,吴庆五为了不使事情闹大,立即赶到派出所把他领了回来,并将事情抹平。
  这样的铁关系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更何况李真还是他选的继承人呢。他先告诉李真他决定下海经商。李真听后觉得实在不可理解,放着大权在握的秘书不当,去经什么商?吴庆五便向他讲了自己的想法和远大抱负。李真立刻做出深受启发、大开眼界状,表示非常钦佩,说老兄有胆有识,敢作敢为。
  因为他当时马上就意识到了,吴庆五一走,就空出了一个秘书的位子,这个位子由谁来填补?他暗暗地有了一种希望。不久,吴庆五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向领导推荐了,由你来接替我当秘书。李真大为感动。事后他得知吴庆五是这样向领导推荐的:“我想下海经商,推荐一个比我强的人。”
  此后二人的关系就更好了。李真多次表示,你下海之后,我在政界大力支持你。
  吴庆五也说,我在经济上也大力支持你。一个“一政一商”的联盟形成了。但这还只是个雏形,没有什么内容。
  正在这个时候,吴庆五需要李真这个关系了,李真也正好为这种需要找到了绝好的内容。那是1992年6 月,李真在北京河北办事处遇到了省财政厅副厅长,问:
  “到北京干什么来啦?”副厅长说:“到财政部跑点外汇额度。”李真说:“好,多争取点,越多越好。”当时他只是这么一说,没想到会跟自己有多么大的关系。
  他是出于地位意识,必须得站在全局的高度,鼓励一下。当时他正跟吴庆五办交接手续,吴庆五忙着为下海做准备,李真把他的工作担起来了,一身兼二职,显得重要得不行。所以看问题也就有了高度。
  副厅长跑得更上劲了。不久外汇额度争取到了,当晚就告诉了李真,表现一下自己的政绩,想通过李真让省领导知道知道,说争取到了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
  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意味着什么?李真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他感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向他走来。当时国家还对一部分外汇实行计划管理,配给的外汇额度兑换外币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一般用于支付出国人员的费用,或支持文化教育科技部门购买进口设备,如果用不完还可用于企业购买进口设备,当年使用,愈期作废。
  他想到了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想到了“东租冀办”主任乙。
  1992年9 月,李真找到李国庭,说我找财政厅副厅长向财政部跑来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可以支持烟厂购买进口设备。李国庭说过去引进设备都是委托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代理,先得向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外汇额度。
  不久,李国庭来石家庄,住在河北宾馆。李真就给财政厅副厅长打电话:“李国庭来了,想见见你。”副厅长说:“我也想见见他。”就去了河北宾馆。李真在大厅里等着,把副厅长领进二楼一个套间。李国庭在沙发上坐着,招了招手请副厅长坐下,客气几句之后说:“低档烟卖不出好价儿,打算进口一批原材辅料,生产点甲级烟,可增收1 个亿。可是缺少外汇,能不能给点额度?”副厅长表示大力支持。回财政厅时,李国庭还搭了一段他的车,下车时留下了4 条烟。
  在河北宾馆,李真让李国庭给省领导写了一份申请报告。李国庭是高级工程师,文化水平很高,提笔一挥而就。他写道:“我厂今年生产经营形势很好,市场淡季不淡,产品无库存,虽然中央采取限产政策,但调整产品结构,仍增效益,实现利税6.5 亿,力争突破7 亿大关,急需进口部分材料,迎接第四季度甲级烟生产,请拨给伍佰万美元外汇额度,以应生产备料之需,也为实现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春节旺季市场需要和实现高经济效益奠定基础。特此报告请核示。”
  第十六章16、换个“领导”审问他又找到乙。李真说:“利润不管谁赚,都要通过合法形式支持庆五。”
  乙说:“我的资金都在账上趴着,烟厂欠我们5000万元,流动资金都很紧张,不用说支持庆五,调汇都很困难。需要想办法筹措资金。”
  李真说:“贷款。”乙说:“贷款也很困难。怕贷不出来。”李真说:“你就打个报告吧!”
  乙信心不大,但为了调那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还是写了一份申请5000万元贷款的报告。省领导把报告批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行长。李真让乙拿着批件去办贷款。行长看着批示,思忖半天,然后提笔把呈报单位的东租公司,改成张家口卷烟厂。但5000万元毕竟不是个小数,他还在犹豫着。突然电话响了,是李真打来的:“这笔款主要是用于支持张家口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尽快想办法。”
  他就下了决心,把这笔贷款如数批了。批给了河北证券有限公司,以短期融资券的办法贷款。但这笔贷款是批给张家口卷烟厂,不是批给东租冀办的,乙要想直接得到这笔贷款还得费点周折。
  他去张家口找李国庭磋商,李国庭不同意把这款给他,烟厂自己也可以买进口原材料。李国庭很纳闷,他们怎么背着我给烟厂贷了这么一大笔款?乙碰了钉子,回来见李真,说还得你出面。李真打电话向李国庭做工作,李国庭就不再坚持了,同意以张家口烟厂名义贷款,然后转给东租冀办。
  同年11月11日,河北证券有限公司将5000万元贷款,汇入东租冀办账户。乙用这5000万元名义上按市场价格给烟厂换了500 万美元的外汇,但外汇额度的兑换比例是6 :1 ,实际上他只花了3000万元,下剩2000万元就是李真觊觎已久的差价利润。
  李真兴奋极了。斧头打凿,凿打木。这一环扣一环地敲打,还不是凭了权力这把利斧?他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权力的魔力,他掩饰不住地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
  的确是不能换,他一次就敲打出了2000万元。他迫不及待地把吴庆五找到家里来,神龙活现、眉飞色舞地说:“庆五,这段时间我运作了几件大事。帮李国庭贷款5000万元,还有从银行搞到了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乙说赚了2000万元,咱们一个人1000万!”
  吴庆五说:“太好了!干得太漂亮了!”二人黄鼠狼骑兔子———乐颠儿了。
  李真说:“我在官场,你在商场,今后要相互配合好。你要把钱越赚越多,我要把官越做越大。我需要钱找你,你在官场有什么事,由我来帮你办。”
  转眼到了1993年8 月,这笔款还没有处理好。为此李真、吴庆五和乙聚会在北京新大都酒店,为了关键时刻便于咨询一些问题,还把李国庭请来了。那天吃完午饭,送李国庭去房间休息了,“三驾马车”便在一楼咖啡厅里谈判起来。
  李真说:“我跟李国庭讲了,用烟厂账户转2000万元,然后再转到外省,或者以购买设备转到外国。”
  吴庆五说:“这不行,那么大企业,肯定不行。”然后又反复叮嘱李真:“以后不要再跟老李提这事了。”
  最后李真说:“无论钱怎么转,也要把这2000万元给吴庆五。”
  但乙感到吴的作用正在消失,所以表现不太积极,扯着胡子打提溜———光使嘴巴上的劲,没有实际运作。这使吴庆五很失望。过去乙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吴庆五曾给予过大力支持,使他由副处级升为正处级。可是现在他把这个恩情忘了。
  但是到这一年的10月份,乙遇上了麻烦。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他被检察院关起来了,原因是涉嫌挪用公款。李真和吴庆五都慌了。李真奔走,吴庆五动用上层关系,一个星期,就把他取保候审,救了出来。
  乙出来后,李真、吴庆五和乙在省招某个房间里研究如何进一步给乙恢复职务的问题。研究出方案之后,吴庆五提出,是不是用调汇的利润为他冲抵贷款。乙很痛快地说:“没问题,等我稳定后,我一定尽力把这件事处理好。”
  没有弯弯肚,哪敢吃镰刀头。最后,几经周折,2000万元巨款转到了吴庆五名下。
  李真的抵抗已经快达到100 天了,再也不能迟疑了。
  侯磊检察长走进了陈晓颖住的房间。他正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思考案情,听到有人进来,立刻翻身坐起。见进来的是侯检察长,便下地让座。
  侯磊坐下,不动声色地说道:“你上。审李真。”
  他以为陈晓颖接到这个任务,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或激动,或谦虚,所以他故意说得很平淡,想使他稳住情绪,冷静思考问题。没想到陈晓颖太冷静了,冷静得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陈晓颖不露声色地说:“可以。”
  没有推辞和谦虚,好像早就等着这个呢。
  “能拿下吗?”“能!”
  2000年6 月17日,陈晓颖走进了审讯室。他带着几个助手,一步就跨进来了。
  很简单的事情,审讯李真的人已经换过好几次,这又是一次“换岗”。波澜不惊。
  6 月14日晚上,陈晓颖刚领了出差补助,他对弟兄们说,走,上“谭鱼头”!
  几个人围着一个大火锅,涮开了鱼头,喝起了衡水老白干。一喝就不能少,每人半斤。不够半斤,不足以壮行色。明天就要开赴山西,上前线审李真了。
  陈晓颖说:“别的都不用讲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专案组把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了,咱可得个儿顶个儿把这活做好,有干不了的,或者没有信心的,现在还可以退出去。没有,好。有害怕的,放不下后顾之忧的,也可以退出去。别人审李真,都是外省市的,完事走人。咱是土生土长的,无处可走,想打退堂鼓,现在还来得及。”
  弟兄们说:“你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你,遭打击报复,顶不济咱们去开饭馆,还是朋友。怕啥?”
  一人一杯,干下去了。
  “不怕死的,就端着冲锋枪跟我上吧!”陈晓颖说。
  6 月15日,他们到了山西省某县,山区,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当天下午由前任审讯负责人介绍情况。那位弟兄号称某市“第一审”,陈晓颖担心自己取而代之,会使对方产生逆反心理,心里不痛快,不愿配合。哪知道,恰恰相反,那位同志非常热情,说道:“早就盼着你们来呢,李真是有点不好对付,但我相信,我们不会对他没有办法。这回由你陈检察长来上,我把以前的情况详细提供给你,供你参考。”
  陈晓颖说:“太好了。”说完情况,那位同志说:“明天就看你的了。”
  陈晓颖说:“不,明天还由您来审,我向您学习学习。”
  “真的?”“真的。”
  “好吧,不管是真的学习,还是火力侦察,我全力配合,再审最后一次。”那位同志激动地说。
  陈晓颖说:“没准这最后一审就拿下了,我们就省事了。”
  那位同志说:“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陈晓颖在监视室里看着那位同志审李真,确实不愧“第一审”的称号,思路清楚,逻辑严密,口才出众,随机应变。李真经过长期被审讯,也把自己锻炼出来了,本来智商就不低,再加上伶牙俐齿,这回全有了用武之地。一个是一招一式地进攻,一个是胡搅蛮缠地顽抗,看着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可是天南海北地一胡扯,又跳到了圈外。陈晓颖更坚定了改变招术的决心,像这样跟李真打“常规战争”,他远远不如那位同志,他得“变阵”。
  他是由那位同志领进审讯室的。主审官,即“组长”易人,也得向李真有个交待。那位同志已经跟李真处得很熟了,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也互相沟通了许多感情,交流了很多信息,对于同时处于寂寞山沟里的两个人,这也是一种缘分。
  那位同志说:“今天由我们的领导同你谈话。”
  啪!一个定位,陈晓颖是那位同志的领导。这很有讲究。那位同志早就把李真的脾气摸透了,他的虚荣心特别强,心想他自己已经是个厅级干部,审他的组长至少也得是个司局级吧,所以那位同志一出场,他就给那位同志定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份,只有中国最高一级的反贪局官员才能审他。
  恰恰我们审讯的同志又不允许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能解释,也不好否认,只能任他胡猜乱想。
  报告得到领导批示后,转到了财政厅,副厅长马上给烟厂先解决了1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正打算通知烟厂,李真领着乙来见他了。这是一个很巧的事,如果他们不是及时赶到,等财政厅通知烟厂,烟厂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的“暗箱操作”就不好进行了。李真向副厅长介绍了乙,说由东租冀办负责给烟厂进口原材料,把外汇额度给乙就行了。
  按原则这么办是不行的,谁的额度就给谁,至于让谁代理应该由烟厂说了算,但李真的权威很大,他说给谁就给谁吧。李真说:“要快办,签进口合同等着用外汇。”于是第一次就给了250 万,第二次给了250 万,到11月,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就全部给清了。
  张家口烟厂除了李国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李国庭也应该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写了报告递上去之后,根本就没指望会批下来,因为数额太大,肯定没戏,所以过后他也就把这件事忘了。李真跟李国庭的感情是很不错的,二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李国庭当时已经66岁了,李真刚满30岁,但脾气性格十分相投,是忘年之交。李真在《忏悔》中说:“我与他性格相似,谈话投机,关系也就较为密切。我在政治态势上对他起了相当的作用,使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李国庭干到66岁还不退休,就是李真发挥作用的结果。
  拿到了外汇额度,李真首先找李国庭商量。李国庭说,过去烟厂购买进口原料和设备,一般都是自己用人民币换外汇,跟美元的比价10:1 都认可。但是,外汇额度的比价却是6 :1.如果有了外汇额度无形中就等于有了一笔利润。
  李真听了很是兴奋。但是这笔利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500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粗粗一算,就会有2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啊!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运作而产生的,可是隔着玻璃亲不上嘴,下了高梁本,喝不到老烧酒,钱到不了自己手里。
  这时候他想到了吴庆五。前不久他还跟着庆五去了一趟香港,除了陪着吴庆五办居住香港的单程手续外,还到处走了走,看了看,是吴庆五的朋友高某接待的。
  现在庆五已经在香港成立了力龙公司了。这笔钱能不能通过他而变成合理的利润呢?
  他想起了年初两人在北京河北办事处彻夜长谈时吴庆五带着感情说的话:“我在仕途上跟领导这么多年,已经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我打算在另一个天地里施展才华,下海经商,由你接替我,你素质强,会干得比我更好,我会放心地离开。在另一个天地里,我要为你们服务,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李真想,现在我的需要是得到这笔利润,这不也正是吴庆五的需要吗?他就问李国庭:“这种政策增值是不是能够以合法形式让利给吴庆五?庆五下海之后也不会忘了你。”李国庭说:“我无所谓,没问题。”李国庭默许了。
  第十七章17、陈组长的名著攻略李真听了那位同志的介绍,抬眼看了一下面前的“领导”,但很快又自顾看着别处,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反倒对转身走出去的那位同志有些留恋,那真是一个很好的对手啊。
  陈晓颖揣测着李真的心理,他可能想,又换了一个,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嘛!照样还是反感对立,心谤腹非。从现在开始陈晓颖必须时刻把握住对方的心理状态。李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最好,因为此刻他还不想扮演检察官的角色,要尽可能地使自己平民化。
  他套近乎地说:“老李,打起点精神来,聊聊。”
  李真说:“有什么好聊的,我的问题都说清了。”
  同时转过头来,与陈晓颖的目光形成了片刻的对视,然后又看着别处了。
  陈晓颖注意到,李真对他有点反应了,不像一开始那样漠然了。因为他那火热的善意的目光是任何人都不好拒绝的,再加上宏亮的富有磁性的声音,李真能够无动于衷吗?他也是人,不是怪物。
  陈晓颖说:“今天咱们不谈案情,谁谈案情谁犯规。”说着扭了扭身子,伸了伸胳膊,很随便地放松了一下自己。
  李真冷笑了一下,坐着不动。
  陈晓颖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在表演。难道不是吗?必须去掉表演,不谈案情就是不谈案情,好好地跟他聊一聊,作为一个普通人跟他侃一侃,你不是早就渴望着这样吗?去掉任何功利主义,了解一下这个人复杂的心灵。
  “那么谈什么呢?”陈晓颖说,说得很缓慢,做出思考状。
  “没什么可谈的。”李真说。
  其实这时候他倒很希望“我们的领导”追问一下案子上的事,那么他就可以驾轻就熟地一路解释下去,控制住审讯的局面。可惜陈晓颖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不,有的可谈。世界之广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发达,人生之苦短,我们谈什么不可以呢?”他激动地说,自己先投入进去了。
  李真很明显地反应了一下,竖起了耳朵。这倒是有些别开生面。多少天来,老在案情里搅,他也有点腻了。自己不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学历史书也没少读过。可惜场合不对,没有人跟他进行这方面的对话。难道这位领导对这个能感兴趣?不会是附庸风雅,说说拉倒吧?
  但这时候的陈晓颖已经顾不上分析对方的心理状态了,他完全投入,走不出来了。陈晓颖虽然忘记了监视对方的心理变化,但这种投入却十分感人,使他的谈话增强了说服力。同样的话如果你让对方听出是专门针对他教育他的,那感染力就小,因为他有抵触情绪;反之,你那话是自己有感而发,没有指向对方,纯粹是自己的一种感慨,那么感染力就增强了。所以他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陈晓颖说:“既然人生苦短,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张扬精神的东西,在精神上求得幸福和解脱。”
  李真震动了一下。他现在太苦,而且有可能也太短了。他虽然千方百计地狡辩,但内心是空虚和惧怕的,颇有走投无路之感。这时候陈晓颖突然点出了精神上的幸福和解脱,他不能不为之一动。
  可是陈晓颖已经关照不了这么多了。他确实感到了人生的苦短,自己也很苦短,你能比现在立刻就结束生命的人长多少呢?长不了多少啊!可是精神的追求和享受是无限的。
  李真听进去了。虽然至此李真还没有主动跟陈晓颖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有一种听的渴望。路是弯的,理是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真理面前谁也不是铜墙铁壁。陈晓颖觉出了李真的变化,因为他在投入的过程中,有时也免不了跳出来一下。他伸手去够摆在桌子上的中华烟,见李真也站了起来,就停下了手。李真果然走了过来,抽出一支烟,递给了陈组长,并打着火给他点上了。
  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不过不管李真怎样,陈晓颖都要说下去,他止不住自己了。他说起了《红楼梦》。他问李真你读过吗?李真说当然读过。那好,我给你背一段,他说。李真不相信他能背,一撇嘴,准备看他的笑话。
  但是他背出来了,就是凤姐出场的那一段:“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一直背到”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李真的兴趣来了,女人在什么时候都是特别提神的东西,何况如王熙凤这样才智过人的大美人。但紧接着贾宝玉就出家去了,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剩下“好了歌”。好了,也就了了。李真对这一点体会颇深,说道,世人都说金钱好,金钱到手,人进来了。最后是《红楼梦》结尾的那首诗:“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李真真的震动了。人生不过黄粱一梦罢了。从对红粉佳人的欣赏,到对人生悲欢的思考,这个反差太大了!“好了歌”太好了!
  又侃《水浒》。又说司马迁。外国名著也上来了,斯汤达的《红与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李真惊奇陈组长竟然这样学富五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一百单八将的姓名绰号张口就来,白虎节堂林冲献刀,被高俅陷害那一节讲得有声有色。对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先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后“本纪”、“世家”、“列传”一一道来。
  李真也很爱读书,但不求甚解,在陈晓颖讲着的时候,他也偶尔插上几句。
  他对高俅很有看法。
  谈到《红与黑》的男主角于连·索莱尔,他振奋起来。这个做家庭教师的锯木工的儿子,从大胆地抓住女主人德·莱纳夫人的手开始,一步步走进上流社会,最后又被上流社会所不容,而走上绞架。陈晓颖讲述着这一故事,李真唏嘘不已。最后是莎翁的悲剧(他不讲喜剧),奥赛罗、苔丝狄蒙娜、哈姆雷特、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死亡。然后他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结束了“阅读欣赏”:“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这是可着头做的帽子,太对李真的号了。他现在思考的几乎没有别的,生,还是死,这对他的确是个天大的问题。随着讲述的戛然而止,审讯室里变得出奇地寂静。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严肃的问题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李真又站起来,给陈晓颖点上一棵烟后,自己也随手抽了一支,点上了。
  生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课题,人人需要面对。一个漫长,一个永久,但过渡只有一刹那。人们所惧怕的就是这个过渡。紧张的李真见陈晓颖面对这个问题也不轻松,便有了一种亲近感。他说,陈组长,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晓颖从思考中挣扎出来,说道,灵与肉终归是要分离的。
  你也相信灵魂不灭吗?
  不,我不相信,我是无神论者。陈晓颖说,范缜的《神灭论》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这就是说,灵与肉是一个统一体,肉体一旦消亡,灵魂也即飞升。
  飞升是有还是无呢?李真问。
  那就要看自己的想像力了。陈晓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
  这又是一个很有内容的空白。此刻陈晓颖又从自我投入的状态中跳了出来,他知道李真现在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他的事有多大他自己最清楚,虽然有侥幸心理,但那只是侥幸,概率是很低的。法无可贷。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正在向他一步步迫近。他这聪明人能不知道这一点吗?面对着肉体的消亡,只有向灵魂乞求安慰。
  作为检察官的陈晓颖他只能加速李真的认罪进程,而不能相反。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使当事人的灵魂得到升华,精神得到享受和充实,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肉体对于任何人最终都是要死掉的,但灵魂却是另一回事了,给人留下无尽想像的空间。为什么要说破呢?说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灵魂告别肉体之前,最好能有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不要稀哩糊涂和不清不白,更不能带有罪孽感。李真正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不安。
  陈晓颖要帮他解脱。但现场出现了沉默。由何处入手,从哪里开头?
  陈晓颖突然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李真说:“叫可可。”
  陈晓颖说:“可可,可可,既可爱,又可怜啊!我看过他的照片。”
  李真更加专注地倾听着。陈晓颖说:“你儿子不当大队干部了。”
  那是指上小学的儿子不当少先队的干部了。原因可想而知。
  第十八章18、人生的“精气神”
  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李真潸然泪下。儿子聪明可爱,但从小失去母爱,对李真依恋感很强。他经常带着孩子上班、吃饭,出差两天都不放心,都要给儿子打电话。可是进来之后,3 个多月没见到儿子了!
  陈晓颖继续告诉他,小伙伴们不再跟他儿子一起玩了,大一点的孩子还欺负他。
  儿子就哭着说:“你们别打我了,是我爸爸出事了,不是我出事了。”
  李真更加揪心起来。他多次梦见儿子哭着找他,要他回家,回家陪他。有一次他梦见他的亲戚把对他的痛恨转嫁到儿子身上,他们打他,不让他吃饭,在一片迷迷蒙蒙的雾中,他看到儿子泪流满面跪着求他:“爸爸,我不在别人家了,你带我回咱们家吧!”他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可铐子铐着手一点动弹不得,只能望着儿子哭,就哭醒了,再也不能入睡,就含泪给儿子写信道:“亲爱的儿子,爸爸也想你,但是却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疼你了,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学会忍受,做个好孩子……”
  李真说:“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可儿子对我亲,我认为世上只有父亲好。”
  陈晓颖说:“你说得不错,妈妈偏重感情上的爱,父亲则是从理性上关心孩子的成长。这样的例子古已有之。”
  李真吃顺不吃戗,洗耳恭听。
  陈晓颖便连说带背《触龙说赵太后》。左师触龙向太后推荐自己的小儿子当宫中卫士,赵太后说你很爱怜少子啊!触龙说甚于妇人。赵太后说不对,我非常爱我的儿子长安君。老臣触龙说非也,你更爱你的女儿,使她远嫁燕国,“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可是你对长安君呢?“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听了老臣的话,赵太后马上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从而使齐国发兵救赵,共同抵御秦国的进攻。
  陈晓颖说:“作为一个父亲,必须目光远大,为孩子的锻炼成长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而不是一时也离不开的溺爱。你咂巴咂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李真灰心丧气地说:“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陈晓颖说:“你现在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作人的榜样!”
  李真冷笑一下说:“反面教材?”
  陈晓颖说:“反面教材也不都一样,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不能一锅子面烂到底。
  像你现在这样不敢袒露开自己的灵魂,不敢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李真,不仅向众人交不了账,向你的儿子也交不了账,在他幼小的心里,你永远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父亲,而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
  不知是怎么搞的,过去审讯时李真的那种狡辩再也用不上了。虽然他几次想用,什么小错无罪之类,但就是插不进来。他一直在一个高的层次上跟陈组长周旋,并且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种对话,还感到很舒服,喜欢对一些问题的那种挑战性的提法和见解,他愿意这样谈下去。这是高屋建瓴。也好像是两个高手在论剑,你突然再使出初学者的招术来,就显得太没有必要,而且也太可笑了。
  陈晓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李真那些低档次的狡辩,已经不攻自破了。开始以为他还会老调重谈,再来狡辩,那就跟他探讨探讨,并不打断他,现在看没这必要了。这也证明李真的水平并不低。
  腐败势力不是孤立的。陈晓颖跟李真对上了阵,短兵相接了,但那只是整个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还有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的斗争在悄悄进行。主战场很重要,它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面上的斗争也可以影响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刘森收到的恐吓信更多了。
  侯磊不仅收到恐吓信,还收到劝降书。侯磊与腐败势力的对立由来已久。这是由他的职务所决定的,也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此人正直、清廉,注意身心修养。
  他认为这很重要。一个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活的是什么?理解各不相同,答案千奇百怪,但侯磊的回答很简单:精气神。要活出个精气神来!
  精,就是崇高精神;气,就是浩然正气;神,就是健康灵魂。
  这样,灵与肉就组成了一首优美而和谐的乐曲,走到哪里都铿锵有声地响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响当当”。干了事情,不谋私利,不用担心有人指脊梁骨,再加上文采和知识,能力和水平,那是何等的自豪与惬意啊!还额外索取什么呢?作一个有品位的人,足矣。
  李真没有弄明白,没有活出精气神来,把自己糟践了。
  他丧失理想信念,精神境界谈不上了。索贿受贿,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正气?
  于是灵魂随之肮脏,灵与肉一起腐朽,虽然走到哪里也弄出些响声来,发号施令,豪言壮语,但那是为了掩饰灵与肉发出的衰败之声。
  不想活出他所提倡的那种“精气神”,而是打起精气神大捞一把的人,并非李真一个。腐败现象已经很严重。虽然侯磊绝对不是孤家寡人,却难免有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前后左右受到夹击。
  都说搞腐败的人活得很累,其实不想腐败的人不仅更累,而且更难,进而还要惩治腐败的人,那就累上加累,难上加难了。但只有真正行动的人才有这种感觉。
  空喊口号,作表面文章的人没有这种感觉。
  侯磊是真正行动的人。
  于是他受了许多磨难。借用“样板戏”的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
  但是,不管怎样,别说你还坐在检察长这个位子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正直的人,也要为反腐败出一把力。
  大案要案在不断地查下去,尽管有的受到很大干扰。老百姓告状难,他首创“检务公开制度”,全国推广。他让检察院与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采取措施,减少犯罪。等等,等等,他倾其全力,千方百计,筑起一条遏制腐败的堤坝,阻止“前腐后继”的势头。
  但是,虽有成效,腐败却仍在蔓延。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和力度。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还有随之查办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案件,对于河北省来说,是一次带有决定性质的反腐败斗争。如果能从头到尾,彻查严办,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那就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后患无穷。
  侯磊担心的就是这个。
  现在陈晓颖上去了,如果还不能尽快拿下,局势的变化谁也难以预料。
  即使能拿下来,也只是主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面上的斗争如何,还将直接影响主战场。也许会使它前功尽弃。所以侯磊才这样重视面上的斗争。
  他没有把恐吓信纯粹当成恐吓信来看,以为就是为了威胁威胁自己,没那么简单,那是面上斗争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从恐吓信的内容来看,反面的力量还很强大,上下串通,盘根错节。他们质问侯磊,拉侯磊,恐吓侯磊。李真还没有被拿下,给他们找到了借口。李真没有大问题嘛,为什么还不放?李真没问题,说情人就更没问题,是秉公直言,师出有名,讨伐有名,恐吓有名。
  这的确够叫劲的。陈晓颖,你可得把李真拿下来啊!
  但是,即使李真被拿下了,他们仍然会找到新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上了一定层次的恐吓。那些匿名信就不应该称之为“恐吓信”,而要谓之曰“讨战书”。他们不是大势已去,别无它法,吓唬吓唬你就算完事了,而是分庭抗礼,兴师问罪。所以侯磊想到的也就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这次查办李真案件的成败。
  成与败,还没有一锤定音。
  反方的力量是不能小视的。不说背后的强大势力,光李真一案最后受到司法处理的就达47人,其中厅级干部8 人,处级干部14人。被纪委作党纪政纪处理的人更多。这是一股力量,而且它的背后还有力量。如果不能彻查处理,那么活动起来将十分可怕。即使最大限度地查办了,仍然会有隐藏下来的,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针对这张看不见的网,侯磊提出了统分结合,异地办案。变了一个阵势,换了一下地点。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北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案件分成两级,一级案件由专案组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二级案件由省检察院指定有关基层检察机关查办。无论一级案件,还是二级案件,都实行主办检察官责任制,检察长是第一责任人,副检察长是直接责任人。这样一来,不仅阵势变了,刀把子也牢牢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了。于是,别有用心的人,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这还不够,还要把游击战术运用进来,异地关押,异地办案,让对方鞭长莫及,两眼一抹黑。
  第十九章19、利益均沾侯磊想得很周全。只有感到危机的人,才能想得周全。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读理论书籍,也读政治小说。读报花的时间也不少,重要的用红笔画上,然后由秘书剪下来。他总要把本职工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研究,还把心得体会写下来。报纸杂志就向他要文章。《检察日报》为他开了一个专栏,每周星期三发一篇,最后结集出版,曰《周三杂记》。他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收集了很多,举办过展览。他很平淡而正统地生活着。远离声色犬马。很有心思反腐败。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因为思考,而产生危机感;因为研究,而想得很周全。
  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一天一小宴,两天一大宴,那就很难保持他这样一种心情了。他的心情保持得很好:客观,冷静。面对检察工作,必须是这种心情。
  这是一种静态。他在静态中思考和研究。越思考,越研究,工作任务就越重,越多,越细。他必须赶快坐上那部性能良好的轿车,风驰电掣地去办。这是一种动态。他在动态中操作和指挥。
  把陈晓颖派上阵去就是一种操作。告诉陈晓颖怎么干就是指挥。
  他坐在小车里用手机与各方面联系,发布指示,部署工作。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不断超越前面的车辆。他不怕危险。曾经出过一次车祸,也不接受教训。
  他要赶时间。他经常在午间和夜间出动,正好给支持不住的身体留个休息时间。他躺在后排座位上睡得很香。那次车祸就是在睡梦中发生的。
  到各个分级负责的办案点上去已经很劳累,都需要他听情况,拿主意。但他还有额外的任务。
  新闻舆论对反腐败的宣传报道是很敏感的,遇有重点题材,定会抓住不放。一般情况下,在案子还没有查结时,是不让报道的,把记者拒之门外。但侯磊不这样,他很尊重记者。自己也是搞文字出身,知道舆论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他接待记者,在不涉及机密的范围内,谈一些情况,利用舆论监督,推动案件查办。这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查办李真这个案子,从上到下,情况都很复杂。在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之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有时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这时候如果给予宣传报道,借用一下舆论监督的力量,就等于向天平的一方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立刻打破平衡,出现新的转机。
  面对复杂的局面,面对全方位的阻力,侯磊不得不想到这一切。
  如果他只知道孤立地指挥专案组,而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他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很可能最后失败的是他侯磊。所以他要抓宣传报道。
  干什么事总是要先造成舆论,何况反腐败这样的大事?群众迫切想知道李真的事情,那就让大家知道好了,天不会塌下来。
  新华社记者就李真案件作了出色的宣传,对案件查办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效果也非常好。记者们感谢侯磊检察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侯磊说:“我还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对待2000万元巨款,李真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他不应该急于从吴庆五那里索取回报,论彼此的人品和友谊,这件事都应该从长计议。不过当时也太让人眼红了,李真怎么能搂得住?当时李真、吴庆五和乙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最困难的时期三个人差点闹崩了。那就是1993年夏天,三个人一直对2000万元的处理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之前吴庆五已经向乙借过两次款。一笔是给他的朋友海南世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高某借的,一笔是自己借的,各1000万元。吴庆五想让乙用调汇的那2000万元利润给他冲抵了。可是乙有想法,不同意。其实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他也想分点。如果这钱都给了吴庆五,也就是等于给了吴庆五和李真两个人,他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李真也有些犹豫,吴庆五就向他解释说:“这利润是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才产生的,跟乙没有关系。况且他通过调汇已经得了很大的实惠。所以这钱应该转到我的名下,只给李国庭一定的回报就是了。至于咱们俩,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李真同意吴庆五的观点,2000万元应该以合法的形式转到吴庆五身上。但是乙不同意,一切都办不成。点了戏没人去唱。李国庭倒是可以唱,但吴庆五认为烟厂转款不安全。只有乙是合适人选。乙没有利益,又担风险,坚决不干。方话不入圆耳朵,反贴门神不对脸,三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正是在这个时候乙出事了,吴庆五、李真合力把他救出来,乙才彻底改变了观点,世上哪儿有烧不热的锅?关键时刻还得靠哥儿们。通过这次出事他也看出来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该干就得干。况且自己得的实惠已经不少了,你吃稠的总得让朋友们也喝点稀的吧,没有朋友你能干成这么大事吗?再僵下去,李、吴二人跟你掰了,你就完了。
  河北证券公司以短期融资的形式贷给张家口烟厂5000万元,可是这款直接汇到东租冀办公司,除了李国庭,烟厂根本没有人知道这笔贷款。不久上边就下达了文件,要求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短期融资必须尽快收回。行长立刻催李真帮忙收回这笔贷款。乙不着急,吴更不着急。最后李真还是动员李国庭把款还上了。李国庭说:“小李,我们做事太仗义了,为了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傻事了。”
  其实烟厂也没有钱,由省行协调,让张家口工商行贷给烟厂5000万元,然后直接打到河北证券公司的账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烟厂的其他领导和财务人员对这一操作莫名其妙,打电话问李国庭,李国庭说在河北宾馆见省领导批的,偿还59号贷款了。张家口烟厂在东租冀办账上确实欠着一个5000多万元的59号贷款,这是长期替烟厂购买进口设备积攒下来的老账。总之通过调汇、贷款、还款这么里外一倒腾,乙领导的东租冀办骗取了张家口烟厂5600万元,不仅有明着的李真和吴庆五都知道的2000万元的利润,还有他们并不知道,只有乙一个人知道的购买国外公司的250 万美元和注册秦皇岛中兴电子公司的250 万美元。
  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面对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元和人民币,三人热情高涨,前赴后继,最后变成了“前腐后继”。
  乙是稳扎稳打,吴是急于求成,李是摇旗呐喊。
  先由李真跟乙谈妥,高某的1000万元借款,东租冀办不要了,直接汇到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然后李真对吴庆五说:“高某借的1000万元不要给乙了,让他给我们,顶我们2000万中的1000万。”
  吴庆五就通知高某,说有个投资计划,东租冀办把钱借给我了,你赶快把钱打过来。不久,高某就把1000万元和180 万元利息汇入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
  吴庆五要求乙也把自己借的那1000万元用同样的办法顶了。乙同意。过了几天乙对吴说:“我把账平了,你借的那1000万元就算清了。你签的那份贷款合同在我家里,抽空找出来给你。”然后乙就到国外办公司去了。
  至此,吴庆五和李真已有了2000万元,飞机打哆嗦———抖上天去了。当然这笔款暂时只能记在吴庆五的账上。他们也想到了,凭空得了这么多钱,将来会不会有麻烦?但是刮别人的油,长自己的膘,已经形成习惯,改不了啦。
  李真还与乙、吴庆五利用河北企业投资公司在国外办的尼瓦利斯公司共同谋取了300 万美元的国有股份,并且于1995年实分红利每人10万美元。李真的10万美元由吴庆五打到新加坡柳絮的账户上,1997年李、柳二人分手后,李真抢走了装有存折的手提箱,然后转移到香港的保险箱里。
  名义上那2000万元是吴庆五的,但二人有言在先,互相支援。前一段都是李真支援吴庆五,现在该吴庆五支援李真了。
  1994年初,李真把吴庆五叫到家里,说柳絮要到新加坡学习,实际是办移民,需要5 万美元。吴庆五就马上回香港,把5 万美元换来了,交给了他和柳絮。李真说:“谢谢你!你真够朋友。”
  1993年吴庆五在北京花市买了两套住房,他和李真每人一套,但是到了1996年房子还不交工。李真说我不要房子了,给我10万美元吧!吴庆五又赶紧到香港换回10万美元,送到他家里,说:“花市房子钱给你带来了。”李真说:“这就行了,我也不再向你要钱了。”
  第二十章20、审官与罪犯还在讲学问吴庆五在北京西什库买了10套房子,据他交待这是他花钱为自己和李真共同买的,但实际落实到李真名下的是一套房子。1996年初,李真住在河北办事处,让吴庆五领着去看房子,说要一门403 那套,吴庆五就把钥匙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李真又拉他去看房子,正在装修。李真说:“庆五,我得买套家具。10万。”吴庆五说:“行。”一个月后,还是在那套房子里,吴庆五给了李真10万元人民币。
  1998年李国庭出事了,专案组在查烟厂5000万元贷款的事。李真、吴庆五脚上长草———慌(荒)了手脚。他们赶快问乙,有事没有?乙说5000万元贷款都用在给烟厂购买进口设备上了,不会出问题。二人虽然谁也没有看到他怎么购买设备的,但还是放心了。乙很有办法。又问调汇问题。乙说,1 :10体现在烟厂的账上。又问政策性汇率,即1 :6 明朗化了怎么办?乙说最多只是双方利益分配上的调整。
  又问,那么2000万呢?查不出来吗?乙说,难说,真查就能查出来。
  完了!最担心的问题还是不能打保票。财黑惹祸,树大招风。赶快想辙吧!
  吴庆五与李真商量。吴庆五同意把已经让乙放弃债权的2000万元继续改为贷款。
  他给高某打电话说:“你那1000万元贷款就说还没有还呢,让我拿去用了。你先承担一下,如果要求还,你就再还一次,我将来想办法还给你。”
  至于自己原来借的那1000万元,再补个借款手续就行了,反正都用在保定工程上了,承认是借款,还没还。接着便与在香港的乙联系上,让他补个贷款协议。吴庆五向乙的妻子要了合同纸,又怕印泥被分析出来,出问题,而没有补。他对李真说:“不管谁说,都是借贷问题。乙最多也是挪用公款问题,判15年。我没问题。”
  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说不知道,跟你没关系。这是借贷行为。”
  就在他们这样慌手慌脚堵窟窿的时候,乙却在国外稳坐钓鱼台。向高某和吴庆五的贷款合同他还都保留着,说用调汇利润充顶只是一句空话。他不想使自己太被动。他对李、吴讲把账平了,其实也是虚晃一枪。账是没办法平的。后来乙交待说:“主要是李真提要求,我就说账平了,这样他们就以为2000万元不再是借款了,已经变成他们个人的了。”
  但当时为了对付张家口烟厂,乙说把账弄丢了。反正东租冀办撤销,河北企业投资公司成立,过去的账没用了,弄丢了,吹灯拔蜡了,看你有什么办法?哄死人不偿命。他手下的财会人员说,乙对他们讲,东租冀办撤销了,业务不开展了,所有的账都封存,由我保管。我们就把所有的账搬到他的办公室,也没清点、登记。
  后来在企业投资公司的新账上,就没有再见到海南世通公司的2000万元,床底下的蚊子———不在账(帐)内了。
  “丢账”这一手很绝,胡萝卜就烧酒,仗个干脆。这样乙在跟张家口烟厂算总账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账了,还顾虑个什么?再说烟厂根本无人知道外汇额度的事,所以统统按1 :10结算,最后烟厂还欠东租冀办800 万美元。烟厂的财会人员不理解,乙就开导说:“你就别问啦。这你还不清楚?跟李国庭干这么多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得,一切都安在李国庭头上了。
  吓得那个烟厂管财务的人说:“我有几个脑袋还敢再说下去。”
  监视室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包括过去审讯过李真的同行,从陈晓颖一进审讯室,就为他捏着一把汗。那里是赛场,他们是加油助威的观众。一开始他们比陈晓颖还紧张。他们认为陈晓颖太放得开了,太不紧张了。现在看来,真多亏了这种放松,真正的放松。放松和随意把李真瓦解了。再加上博闻强记的高水平、高素质。古文谁背得了?外国文学名著谁读过那么多?另外还有起点和创意,即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创意。陈晓颖有点玩艺儿。但李真最终会怎样呢?现在虽然谈得很好,但也只是光听见水响,看不见鱼跳。这样轻松的聊天还要持续多久李真才能交待问题?十天八天?半个月?一个月拿下来行不行?那么陈晓颖还得背多少书?他撑得住吗?
  从表情上看得出来,李真很想做陈晓颖提倡的那种父亲。但是他现在还做不了,他不知从何做起,从何说起,与肉体搅在一起的灵魂已经成了一团乱麻,自己还搞不清楚,怎么向世人公开,如何向儿子交待呢?他想让高人陈晓颖给理一理。
  陈晓颖摆出了有问必答的样子。他觉得已经基本上跟李真沟通起来了,他看出李真开始为灵魂的问题操心了,因为肉体左右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难度。灵与肉必须分开,这对他来说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物质的东西,即金钱、美女和他的肉身,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他被判死刑,这些东西都将离他而去。当然物质不灭,但对他来说是不存在了。
  只有精神还放着光芒,还真正地属于他。身体被囚禁,灵魂却是自由的。他现在想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自由。而且肉体消亡,精神却可以留给世人,留给儿子。
  李真说:“陈组长,你叫我从何说起呢?说我坏透了,黑透了,我不服气;说我怎么好,我又没有做到,总之,我很难表述我自己。”
  陈晓颖说:“我理解,非常地理解。人的一生都有上岗下坡的时候。所以我要给你讲一个方法问题、角度问题。”
  有哪个钉钉,挂哪个瓶瓶,陈晓颖好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你读过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吗?李真说读过。那好,有一个情节你可能记得,那就是沙皇让宫廷画家们给他画像,但是谁也画不好,就给拉出去杀了。有一个画家却自动找上门来要求给沙皇画像,这不是找死吗?哪知道沙皇把他的作品拿过来一看,大声赞道,画得像!画得好!重赏画家。秘密在哪里呢?原来沙皇虽然长得高大魁梧,但有一条腿是瘸的,站不直,一只眼是瞎的,睁不开。别的画家对这两点表现得不艺术,所以被杀。毛遂自荐的画家却处理得很好,他让沙皇单腿跪着射箭,这样站不直的瘸腿看不出来了,瞎眼正好用来闭上瞄准,天衣无缝。你能说不真实吗?不能。这就是方法和角度的问题。
  李真激动了一下,好像可以按这个办法来自画像了,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受的结论,给世人和儿子一个看得过去的形象。但是具体怎么画,他又茫然起来。
  陈晓颖说,欲望、追求是打破平衡的动力,然后就有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怀有欲望和追求的本体实现目标升上去;一种是,一头栽下来。关键是要看自控能力。
  聪明的李真应该知道,陈组长这是在给他一个台阶下。本来他索贿受贿和谋求晋职封疆已经是红了眼、发了疯,但陈组长没有用“贪婪”、“野心”等词汇,而是用了“欲望”和“追求”这两个词,这就舒服得多了,就好像合理处理了瞎眼和瘸腿。
  他赶快主动接下去说:“是啊,欲望太大了,没有控制好。灵魂成了肉体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别人的钱和物。”
  “打住!打住!不谈案情。你犯规了。”陈晓颖说,“我倒很想听听你对灵魂的看法。”他知道还不到说的时候。不到时辰不生,不到时辰不死。裁缝仗着热熨斗。现在火候还不够,还不到揭锅的时候,一揭三把火,不如欲擒故纵,卖个人情。
  果然李真很佩服地看着陈晓颖,那意思是,陈组长对获取罪证并不看重,而更关心他的灵魂,这使他非常感动和钦佩。
  于是二人就灵魂和欲望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探讨。李真曾经到一个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去搞调研,发现那里工人过节连蔬菜都买不起,经理得了癌症,为给企业省医药费,毅然把输液的针头拔掉。当时李真被感动得掉了泪,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可是回来插手一个建筑工程照样捞钱,真是欲壑难填。心灵、良心为什么总能闪现善的一面,但又是那么软弱,抵挡不住强烈欲望的诱惑呢?
  李真说我也看过佛经,觉得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道理也很明白,就是距离现实太远了。
  谈起佛经,陈晓颖来了兴趣,他说你读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吗?李真说翻过,这是万经之首。于是二人就佛经问题,二郎神缝皮袄———神聊(缭)了一阵。
  但李真心里还是有个结,佛经讲的谁能做到啊,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饿死人。
  陈晓颖说,我们可以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比如五祖弘忍禅师要把衣钵传授给后继者,考他们。神秀上座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觉得他行,可当接班人。但又跳出一个扫地的和尚,也口出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境界更高,就被选中了。这个扫地的和尚就是六祖慧能禅师,是我们河北涿州人。
  第二十一章21、《前赤壁赋》
  这都是讲的修养,要纯洁心灵,消除欲望,不受市俗污染。现实的人很难做到,难免犯许多错误,甚至犯罪。但佛祖认为,只要在肉身消亡之前的一刹那,能翻然悔悟,反躬自省,明心见性,承认罪恶,拯救灵魂,便也算合格者,合格的父亲,合格的男子汉。
  说完这一节,陈晓颖看到李真眼睛发亮,显出了一种巨大的渴望:生是不好求的了,肉体终归是要消亡的,那就追求精神的永恒,灵魂的纯净。但是仍然显出了犹豫,显出了对肉身和欲望的留恋。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脉不活,周身不遂。
  对此李真在事后曾做过这样的反思,他说:“欲望是无度的。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上帝让你灭亡,就先让你疯狂。‘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他还说:“建立起‘一政一商’机制后,我们虽然挣了不少钱,但我并不满足,说穿了就是嫌弄的钱不多。于是,只要有机会我就想伸手要钱。就这样,我的胃口越来越大,胆量也越来越大。小到手表、项链,大到汽车、上百万元的工程回扣我都敢要,甚至连两千万元的公款都敢与吴庆五等人私分。可以说,到了最后,我好像就管不住自己了,见了钱不捞,心就痒得慌。”
  他要向境外转移现金,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装得还不够满,他就给李军打电话,让高某赶快送50万元来。
  欲望越来越大,欲望与时间成了正比,于是,时间也便与金钱成了正比。
  所以李真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5 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比这更严重。”
  李真案件查结之后,侯磊曾作出这样的分析:“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但欲望有良莠之分,正邪之别。如求知欲、成才欲、事业欲应该提倡;而金钱欲、权力欲、美色欲则要抑制。江泽民多次提及领导干部要‘慎欲’,要‘淡泊明志’,这并不是不允许领导干部有正当的合理的欲望和要求,但关键是要有度,要能够控制欲望、节制欲望,防止私欲膨胀。否则,让膨胀的私欲缠身,就会像雪球滚到半山腰,刹也刹不住,挡也挡不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罢休。李真就是这样,过度膨胀的私欲,把他送到了沟底。”
  山要崩,绳子箍不住。但仍可收拾。
  陈晓颖要给“沟底”的李真一种希望和解脱,使他把自己提升起来,振奋起来。
  突然,苏轼《前赤壁赋》的句子涌上心头,结合着面前的李真,他被这九百年前的大文豪感动了,苏子说得多么好啊!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也是永恒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欲望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足够你享用的了,你还要额外索取什么呢?
  于是他脱口背出:“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听着陈组长毫不”打奔儿“地一口气背完,李真敬佩不已。那优美的古文,那富有音乐感的句式,加上背诵者因为对美文早已烂熟于心,而长长短短、快快慢慢、高高低低、抑扬顿挫地吞吐得那么自如,那么陶醉,他彻底地被感染了。不用渔夫引,怎得见波涛。他走入了那种超然而美好的境界之中。
  在这种境界中探讨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李真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复杂现实面前,在个人政治追求和自身欲望驱使的莫测生涯之中,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真是太难了,因为坏榜样太多,好榜样太少,即使有好的,他也不信,却信坏的,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追求虚荣和奢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听了苏轼这段古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生,似乎顿有所悟。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
  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捞,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镘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道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明白得太晚了,岂止是不值,简直是自找罪受。我建议,干部被提拔之前,都要到监所来住一个月,吃这样的饭,睡这样的床,受这样的管,背监规,喊报告,集体放风和放茅……他回去再敢贪才算怪呢!”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端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儿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陈晓颖说:“但是,仍然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要向前看。”
  李真说:“唉!算我倒霉吧,李国庭要是不被查,我就没事了。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陈晓颖说:“任何偶然都服从于潜在的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来开辟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你出事是必然的,只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事的问题。用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真说:“别人单纯拿这个词儿来说我,我当然不高兴,但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连苏东坡都懂得辩证法,咱共产党人就是搞辩证法的,还能不明白这个。”
  李真的虚荣心很强。有时候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虚荣心,但又不能让他走得太远,太得意忘形,那样不利于他积极认识自己和思考问题。所以有顺着的时候,也要有戗着的时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要不断地敲打着点儿。
  这个火候陈晓颖把握得很好,让他热一热,再让他冷一冷。太热不行,太热他就成功臣了,比谁都有理,都正确,只发表演讲,而不交待问题。太冷更不行,或者胡搅,或者一言不发。必须是不冷不热。
  有一次他说:“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有大问题。”
  陈晓颖知道他太热了,必须降温,便问:“你知道什么是党性吗?”
  李真居然不知道,吭吭哧哧说不出来。
  陈晓颖说:“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一下子他就降温了,开始老老实实思考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就不知道党性是什么了呢?肯定也就不想具备了。
  当二人就《前赤壁赋》谈了一番之后,都感觉心情豁然开朗,感情特别亲近。
  李真说:“那境界是多么好啊!我愿永远停留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现实世界中我没有什么出路了。”
  陈晓颖说:“刚才还说向前看,怎么又悲观了。精神上的解脱对你来说是最主要的。”
  李真说:“是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过去我很苦闷,现在基本想通了。这要感谢您。”
  是啊,钱是催命鬼,欲是害人精,你就是金头银面,又有何用?而精神的东西却可永存。
  陈晓颖说:“既然想通了,那么在现实中你还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出路,在精神上解脱并站立起来,这对于你,对于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咱虽然犯了罪,也不能吹糖人的改行———不做人了是吧?”
  第二十二章22、对立面是人民群众李真低下头在思考。
  陈晓颖知道又卡壳了。李真被审查以来,虽然一直态度不好,不交待问题,但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过反思,知道它的严重性。开始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住不交待,恶运就会过去。后来感到“营救”无望,就想保全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这也是做人的标准啊!
  他曾经说过:“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一些朋友都与我友谊甚深,都是善意地互相帮助,如今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到交待问题,又惯性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课书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整你反倒是最好的监督。
  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过吗?写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是这样?李真。”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 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
  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 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
  “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哎,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由于进京活动的一些经费难以解决,向乙提出给予帮助,“他听后非常积极地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后来乙出事,他参与了营救,“乙复职后,对我感恩备至。”这样,乙就成了他“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获取经济保障的”一个重要砝码。
  吴庆五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砝码。乙在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大权,适合于搞大的运作,例如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贷款问题。但在这个大的运作中,没有吴庆五也不行,他搞的是民营公司,可以通过“合理贸易的形式”化公为私。所以“一政、一商、一国企”的联合是再好不过的了,跟“一家两制”并行不悖。
  吴庆五还有别的用处。正因为他是民营公司,所以自己通过职权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立刻就能得到回报。
  第二十三章23、李真说他最恨腐败1998年5 月,吴庆五突然来到李真办公室,很激动地说:“某市二建公司经理王某是我的朋友,该公司是一个优秀单位,却在石家庄国税局大楼工程中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一定要给省四建干,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在里面作怪。现在你当局长了,应当主持公道。”
  李真一听就火了。这发火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朋友(吴庆五的朋友就是他朋友)遇到了麻烦,自然要非常仗义地发火;二是给朋友造成麻烦的原因竟然是不搞招投标,这就更可以假公济私理直气壮地发火。帮亲不帮理,现在帮到理上了。他立刻给石家庄国税局局长打电话:“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某市二建参加公开招标?前段省局下达的文件看到没有?”
  局长说:“我们已经和省四建议标定了,都签了合同了,没办法再改了。”李真更生气了:“那怎么没办法改?为什么不按省局精神办?议标容易出问题,为什么议标?我决定重新进行招标,走正常基建手续。这个工程就得让某市二建干。你回头和书记说,这是我的意见。”
  牛不吃水强按头。既然让招标,却又指定让某市二建干,这不是横竖不讲道理吗?
  打完电话,冷静一下,又觉得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和下面局长的关系处不好了,对自己也不利。就又拨通了局长的电话解释说:“刚才是吴庆五找了我,他和二建的关系不错。”
  接着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对副局长就不客气了,一顿批评,说不要搞什么名堂,要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刚放下电话,局长就找他,说了李真意见,副局长说李真刚找过他,批评了一顿。局长说:“我们也顶不住,只能照李真讲的办了。”
  过后李真又给副局长家里打电话催了一回。副局长只得忙着向建委打议标改招标的报告。还得装模作样地向建委写邀请招标申请。被邀请的单位有:河北四建、中建一局六公司、某市二建、河北冶金建筑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明知道除了二建,别的单位都是陪榜的,也得这么做。为了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把二建石家庄分公司王经理叫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偷着说了招标的想法和办法,看了他们的材料,以便能让他们中标。但还不放心,让他们在标书上做个记号,后来因为事先看了标书的内容,记住了,就没让做记号。经过一番折腾,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终于让某市二建中了标。
  中了标了,签了合同了,按照惯例,下一步就该给中介费了。对于这个程序,李真早就非常熟悉了。这是“政、商、企”配合捞钱的最佳模式。李真是“政”,有权力,但不好直接出面要钱。吴庆五是“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要钱,然后再把钱的一半给他。某市二建是“企”,国企,有实力,能出钱,是钱的雄厚发源地。过去跟丙那个“商”配合,李真得了不少的钱,且配合默契,现在跟吴庆五配合,还有点生疏。
  吴庆五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李真说:“没关系。”
  这时他肯定很希望听到中介费的问题了,而且不能少于6 个百分点。但是吴庆五却没有下文了。
  他就忍不住提示说:“庆五,你就白给他们帮忙啊?现在都收中介费的,你已经下海做生意,该要的钱就要。我在北戴河建了一个宾馆,总投资6000万元,我向施工队要了6 个点。”
  吴庆五兴奋地说:“那就是360 万啊!”
  李真说:“对。但是这个钱我现在还不敢拿。但是你可以拿。”
  他得有所保留,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正因为李真不能明着拿,才需要吴庆五这个中间人。联想起在某市二建参加投标过程中,李真曾向吴庆五流露过:“我和柳絮离婚后关系很紧张,在新加坡的存款都控制在柳絮手中,我要办什么事,用钱都很困难。”吴庆五就觉得更有必要帮李真要到中介费了。过了不久,吴庆五向王经理要了50万元,又按10:1 的黑市价,换成了5 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在运转“政、商、企”配套谋私的“合理机制”中,很注意“中间商”的身份。吴庆五当然有身份,过去的丙也有身份,甲更是有身份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不容易出问题。
  1996年5 月,甲带人找到在北京出差的李真,为深圳某公司刘某推销税务数据采集器。李真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当时他还是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决定事情必须跟一把手商量。回到局里向郑局长汇报后,得到同意,便在全省国税系统推行税务数据采集器,并且成立了领导小组,由郑局长任组长,李真任副组长,一位处长具体落实。搞得很像一回事,似乎没有机会谋私了。但是李真把那位处长叫到办公室,授意将此项目交给深圳的刘某来做。结果与刘某签订了总价款1800万元的供货协议。
  事成之后的1997年1 月,刘某以赞助甲拍电视剧和感谢李真的名义汇入甲指定的账户200 万元。这200 万元怎么分配呢?甲觉得欠了李真一个大人情,没个说法是不行的,因为李真曾反复向他强调办这件事太难了。于是他就对李真说:“这个项目做了,给你点利润。”李真毫不客气:“那就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子吧!”甲说:“曹某盖的住宅楼不错,在阳明广场。”
  就去看楼,是阳明公寓甲座某室,外销公寓,很贵。李真说:“便宜点。”曹说:“最低不低于每平方米8000元,给100 万,买一套。”结果就买了一套,让甲付的账。李真让曹某替他装修。曹花了20万元,李真给了10万元。曹说:“这也不够啊!”李真说:“先装着!先装着!”以后便不了了之。
  李真见曹戴的表不错,劳力士,10万元买的,曹就说:“你喜欢就给你。”李真就跟他换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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