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4 月7 日星期一
1 、祸起信用卡自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在他38岁那年，被中央纪委“两规”了，接着由检察机关逮捕。
那是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开始，举世欢庆的时候，他却被孤独地带进一间屋子里。除了谈话，就是有人轮流看着他，以防他接受不了目前的处境而有所不测。
他不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开口，顶着。
所以他很憋得慌。他就哼歌儿。哼歌儿并不等于有好心情。
按理说，他一个正厅级干部，用不着中央纪委去“两规”———这是党内纪律，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讲清自己的问题。但是李真太特殊了，他曾经一度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的职务，却又没有安分守己地当秘书，而是利用秘书的地位，上上下下编织了一个很大的关系网，形成了一种能量和权力大于职务的局面，成为“特殊秘书”。所以，他的问题就得由中央纪委来解决了。
具体来解决问题的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除了中央纪委的同志，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参加。
中央纪委来的是第六检查室的同志们。
六室主任朱保成是坦克兵出身，身材不高，但精干有力。坦克兵不能选大个子，因为需要坐在狭窄的坦克里冲锋陷阵，个子大了活动不开。这位身材按坦克兵打造的朱保成，作风也是坦克兵式的，扎实稳妥，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六室副主任范志刚，此人高个子，一表人材，能言善辩，将由他向李真宣布“两规”的决定。但能不能把李真顺利“两规”，还是个问题。李真事先已经有所觉察。他的关系网是畅通的。早在中央纪委对他外围调查时，他就知道了。特别是1999年底到2000年初，他的消息非常准确，开始把大量钱物向境外转移，并与人订立“攻守同盟”。他知道是在查信用卡的问题。
他是1994年初开始使用信用卡的。有一天他碰到了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经理张某，说：“现在用现金不方便，不像你们企业用信用卡方便。”张某说：“办个卡不就行了吗？”李真说：“行。”张某说：“回头我给你办个公司的卡。”李真说：“可以。”然后又笑呵呵地补充说：“回头我把花的钱还给你。”意思是从信用卡上花去多少钱，最后我会还给你的。
办卡得用身份证。过了一段时间，李真的情人李军把一张名字叫“韩叙”的身份证给了张经理。张某看着那张身份证，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很精明的小伙子的照片印在上面，这就是李真本人。出生日期也是李真的真实出生日期，即1962年5 月29日。只有名字不一样。后来李真解释说：“我是怕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认出我来。”
他经常出入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当然不想被人认出来。
张某只在卡上打了1 万元，李真很快就消费完了，打电话让他续款。他就陆陆续续地往卡上续款。李真觉得这个人很小气。可是自己对张某企业的支持却是不遗余力的。
他每年都要陪着省、市领导来视察、参观秦皇岛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然后就陪同领导们到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看一看，说公司的好话，请求给予支持等等，提高了企业形象，带来了无形资产。除此之外，公司还在李真的帮助下，买下了周围的一个锅炉房。
到了1999年3 月，风声有点紧了，再说他那时早已当了省国税局长，什么样的消费也不成问题了，他就把那张卡让李军还给张某了。过后见着张某还笑呵呵地问：“卡花了多少钱？”张某说：“10来万。”李真说：“我回头给你们钱。”
他总是不忘记提给钱，证明潜意识里是害怕的。
可是又总是下不了决心，不把钱真的拿出来。进钱容易，出钱难。
到了这一年的8 月份，风声越来越紧了，不允许他再犹豫了，他打电话让张某到他家来一趟，越快越好。张某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家庄，来到他家里。等李军带着孩子进了卧室，公务员倒了茶水退下去之后，李真才说：“那张卡你是怎么办的？”
张某说：“办的公司卡，财务上有账。”
李真很不高兴，公司卡，财务上有账，一查不就露馅儿了吗？便大声说道：
“公司卡！把钱还你们就是了。妈的！当时我就不该办这个卡，惹了这么多事！我不就用你们点钱吗？我把钱还给你们。你叫财务给我打个收据，把时间往前写，算我还卡的时候同时还的钱。如果有人了解情况，就说我3 月份，在秦皇岛税务培训中心宾馆还的。”
张某说：“行。”“他妈的！现在小人整我，要加小心。”转身接了个电话，“你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回去把财务账给我处理好喽！”“行。”
李真随手拿来一个报纸包，打开让张某看，说：“这是十万五千块钱，还给你。
现在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有人问就说这是我的稿费。”
他说他写的论文，出版后给了他20万元的稿费。
过了几天李军到中兴公司拿收据，并且说光有收据还不行，还得让公司出个证明。张某说证明怎么写，她就打了个草稿让他抄。出了证明，又把剩余的5 千多元还给了李军。
过了不久，李真又给张某打电话，让他再来一回石家庄。张某说今天公司开会，得晚上才能走，后半夜才能到。李真说后半夜就后半夜。凌晨两点多张某到了石家庄，让司机到宾馆睡觉，自己开车去了李真家。李真穿着睡衣，在卧室里接待了他，还给他倒了一杯茶水。规格很高了。
“路上还好走吗？”李真问。张某说：“还可以。”
李真说：“现在风声紧，有人去调查你们公司吗？”
里去，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马上会见他，他便大发脾气。
第二章年4 月8 日星期二2 、“两规”的日子刚开始张某说：“没有人来查。”
李真说：“收据不是改在3 月了？那好，如果有人来查，就按条上写的说，这样就一致了。”
张某说：“行。”
李真又说：“这事我已经和组织上谈了，也没有什么事情。现在还有许多人在整我。如果有人调查，你事先告诉我一声。”
“行。”
像这样的“攻守同盟”订了不少。过去忙着索贿，现在忙着擦屁股。
这时候，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已经在北京有关商场、饭店、银行查找了数以万计的账单，从中取出了李真收受他人3 张信用卡用于个人消费的扎实证据。
风声越来越紧了，他已经知道“有人在鼓捣我”，决定3 月2 日去北京找人，把事情摆平。可是还没等他行动，中央纪委就对他实行了“两规”：规定的时间是2000年3 月1 日，规定到达的地点是石家庄市某招待所。
他有点害怕了。但表面上很镇静。
范志刚副主任说：“根据中央纪委领导的批示，按照有关规定，今天请你到指定地点，在指定时间将有关问题说清楚。你是党员干部，要配合组织的工作。”
李真回答：“好的。”说得很平静，很大度。气氛是严肃的，但也很亲切。一下子走到边缘，就要踏进犯罪的人，在这时都会感到组织的亲切。但这种亲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了，组织不会原谅他，他也不会向组织讲真话。回想起来，自从加入组织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向组织讲过多少真话，连出身和学历都有许多虚假的成份。可是组织却很重用他，步步高升。真有点对不起组织。现在好了，开始算总账了。他立刻警觉起来。范志刚说：“按照规定，请将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交由我们保管。”李真说：“好的。我将手机和BB机交出。其他没带什么东西，家里和办公室的钥匙我都不带。“他显得很沉得住气。
下面接着问他在遵守党纪政纪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就沉不住气了，他就来了情绪。
办案人员还没着急，他先着急了。
他说：“在‘三讲’过程中，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我都讲过了，主要是工作方式和批评人严厉的问题。你们找我之前，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如果外界知道你们找我谈话，反映一定很坏。近几年河北对我的传闻很多。你们觉得我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好了。”
态度很不好，而且很狂。
他的确有狂的理由。他在河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上上下下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些干部的命运。有一次，他到一个市里去，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马上会见他，他便大发脾气，说不是我安排你们的时候了！坐上车就走，吓得班子成员也都坐上车在后面跟着，一直把他送到下一个城市。
所以他断定，外界如果知道他被“两规”，肯定会有反映，不过不一定“很坏”
罢了，人们早已对他怨谤四起，很希望上边能管管他呢。
范志刚仍然耐心让他讲问题。
他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自己会为自己负责的。别人出于其他目的对我进行攻击，那是他们的事。河北情况很复杂。”
是的，河北情况很复杂。李真就是复杂的一个主要因素。
李真的问题由来已久。几年以前就有人不断举报揭发他的问题。就因为河北情况复杂，投鼠忌器，而没有动他。出于这种慎重的考虑，外围调查的面也就不宜很大，有一个等待时机的问题。
根据群众举报，李真有参与经商、收受贿赂、干扰办案、嫖娼淫乱、政治欺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次立案之后，凡是专案组重点调查的问题，都证明是存在的。
例如受贿一部凌志轿车和妻子柳絮出国问题，在群众的举报中最为明显和突出。
李真得知有人举报他这两个问题后，急忙作了许多掩饰，但最终还是查明确有其事，而且其中牵扯的问题远远超出举报的范围。
其实一部轿车和妻子出国留学定居在他的巨额受贿中不过是两个小插曲，并不是问题的要害，但是却被别人知晓了，掌握了，向上级举报出来，最终导致了李真的灭亡。
如果没有这两宗事，也就是说，李真做得再谨慎一些，严密一些，他就可能暂时暴露不了。
但是人们自信地说，李真早晚会暴露出大问题。是个疖子就得出脓。已经把他看透了。
看透了什么？就是一个人腐败堕落到一定程度，他就收不住了，谨慎不了啦，严密不了啦！他是艺高人胆大，什么也不怕。他已经不会把握分寸和度了，也认为没必要把握这个了，脚面的水平趟了。什么叫贪婪无度？这就叫。如果他还有羞耻感，他也许会谨慎和小心一些，但是他没有了。
他给甲打电话：“帮我选部车。”话一出口，觉得不妥，赶紧补充说，“我的朋友，做买卖的，想买一部车。”
瞧，在不谨慎中也有谨慎。但是甲根本不接受他这个掩饰，挑明了说：“你买车干什么？”
他回答得滴水不漏：“我朋友买了车，我的朋友可以坐，我使着也比较方便。”
但甲心里明白，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蠢啊，你一个省委秘书，还缺小车坐吗？
这不是明显地授人以柄吗？你哪儿有钱买车，不是受贿又是什么？但李真认为这是顺手牵羊的事，不牵白不牵。
给他这只羊的人是乙，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1993年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李真以省委办公厅秘书的身份多方活动，使乙于1994年1 月被无罪释放。
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
第三章3 、受贿凌志车乙觉得要把对李真的感谢落实在行动上，就对他说：“李真，有时候你不随领导去北京，没有车，不方便，我提供一部车给你。”
李真说：“方便不？”乙说：“绝对没问题！”
他显得有点财大气粗似的，因为他是经济干部，在政界“要员”面前，不能丢份儿，要不人家凭什么能看得上你，还费力气保你？人家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你是经济实力的代表。各有各的优势。互相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好了，“优势互补”，就是好兄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给部车是应该的。
他们在操作这种事情的时候居然一点也没想到会有危险。甲通过朋友给李真买的这部凌志轿车花了62万元，乙按李真说的账号把款打了过去。这些钱如果只是在账号上转，别人是很难发现的，只要他们不起内讧。可是他们把它变成了一辆小轿车，这就为群众监督提供了极大的可视性。
人们看到了这部漂亮的赃车，知道谁坐着，谁开着，去什么地方，停放在哪里。
有人留心这个。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是群众监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的监督。群众哪儿有时间总盯着这个？只有对立面有时间。
专横跋扈的李真能没有对立面吗？“对立面”不是个反义词，你不好，我跟你对立，难道不应该吗？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很清楚，总说有人在整我。
这就对了，都怕你，没人监督你，事情不是更糟吗？
有了车，李真很高兴。在自己北京住宅的院子里，停着一辆自己的轿车，的确很惬意。他在楼下喊李军快下来看！李军就下来了，那是一辆崭新的黑色凌志轿车，但李军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印儿，便指给他看，李真抱怨说：“甲开我的车了！”
显出主人的样子，虽然是抱怨，但心里特别舒服。
紧接着就为舒服付出了代价。
有人写信举报车的问题。他的信息是很灵通的。他对李军说：“必须赶快把车处理掉。”此后他就一直否认有这件事，即否认有私人小汽车，说举报信是无中生有，连他最好的朋友吴庆五问他：“到底有这事没有？”他也回答：“绝对没有此事！”这时候他已经把车卖给卢鹰了。
卢鹰是大野集团总经理。报人出身，却极会钻营。李真的前妻柳絮后来到卢鹰的大野集团工作。她到新加坡以留学的名义去定居，就是大野集团出的费用，算公费留学。群众举报了这个问题。
李真的目的不在于留学，而是要通过柳絮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去。不过1997年他和柳絮离婚了，钱财的转移又有了别的渠道。
卢鹰是必须买李真的车的。李真把他叫到家里说：“我的朋友那儿有一部新的原装进口的凌志400 型轿车，价格是62万元，你把这部车买了。”
卢鹰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大野集团刚刚买了3 部同样的凌志400 型轿车，每部价格才45万元。
李真很高兴，马上挂电话联系“那部车”，并把接收汇款单位的名称和账号告诉了卢鹰。
卢鹰回到单位就把钱打过去了。车提回来一看，根本不是新的，而是翻新的。
但越是吃亏，卢鹰心里越高兴，用他的话来讲“李真是个权势人物，我一个外地人在石家庄搞项目早晚要用得着李真，所以别说李真要62万元，就是报价再高，我也答应，根本不能讨价还价。”
一部汽车使很多人得到了满足。甲为朋友帮了一次忙。乙报了救命之恩。卢鹰在权势人物面前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
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他得好好地擦屁股。
他找到吴庆五说，接受乙一辆轿车的事，的确属实。吴庆五大吃一惊，原来那么否认，不对他讲实话，现在为什么又讲实话了？
因为需要他出马了。
李真说：“如果这件事查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是个问题。他们感到问题越来越多了。
从1999年底开始，李真不断地找吴庆五商量事情，因为被举报的信息不断传来，他需要不断地应付，不断地想对策。拆东墙补西壁，拆壁补壁。好多事都是他、吴庆五和乙一起干的，而乙跑到外国去了，所以只能找吴庆五商量。
不过凌志车这件事是他和乙单独干的。
李真说：“庆五，你尽快和乙联系上，让他承认这部凌志车是他公司买的，以后不用了，就通过北京的朋友卖了出去，这部车与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
吴庆五说：“好吧。”
不久，他就在电话里把李真的意思告诉了远在国外的乙。
乙说：“既然李真让我这么说，我就这么说。”
然后吴庆五就告诉李真说：“我已经和乙联系上了，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讲这事由他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请你放心。”
这时候李真已经不太容易放心了。放心下这个，放心不下那个。八个油瓶七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全。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走到这步田地。
腐败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他被“两规”了。角色的转换非常之快。
青年得志而形成的傲慢，在“两规”初期是很难去掉的。好像是井落在吊桶里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就显得很不适应。他不仅哼歌，还要求看电视。
电视不能给看，说还是把看电视的心思和时间用在思考问题上吧！
思考肯定是少不了思考，只是不交待问题。他在等着外面有人救他。他不是救出过乙吗？乙是肯定救不了他的。但有人会救他，可是没有结果，他一直不能离开这里。
中央纪委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检察机关对李真采取司法措施。
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第四章4 、要工程总造价的六个点因为他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所以对他的逮捕是经过河北省人大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提请许可逮捕后，才执行的。
时间是2000年3 月30日。
他的企图得到“营救”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打击。
掉下井里，鼻子是钩不住的。
但仍然不交待问题。不能就此认输。他进行了超乎常人想像的持久的抵抗。
当然他最终还是沉痛地写下了《心灵的忏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他写道：“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这真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哀叹！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就这样夭折了。
他于1962年5 月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1981年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果树场当教师，后又到张家口市电子研究所、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调任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1993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1994年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任局长。前后没用几年，就裤衩改背心———上去了，成为“省委和总局的双重后备干部”，发展势头很不错。
“曾被多少亲人和朋友引以为荣”，他写道，“哪知道却是一棵受了病害的苗子，在权力、荣耀兴盛之时，我却因经济犯罪走进了监狱的大门”。
因为他从根儿上动摇了。根儿都没有扎牢，还不得夭折吗？
根儿是什么？根儿就是吸收精神营养的大脑。
大脑不是一个人的梢儿，而是一个人的根儿。
与植物正好相反。大脑里观念、信念的东西坚定了，人就坚定了。平时我们所说的“站稳立场”，不是让你用脚去站，而是让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他没有站住，他就夭折了。他为什么没有站住呢？他吸收的营养不对。营养就是信仰。他把信仰这样的大问题搞错了。灵魂不再纯洁了。
他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是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他认识了丙。那是1995年，丙是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要承揽某市百货大楼装修工程，求李真向市领导打个招呼。李真就用电话跟市领导说了一下，说北京有个好朋友想干百货大楼的工程，并且把这位朋友丙的来历说明一番，那来历是很不简单的。领导说，找我吧，没问题。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李真说，我平时和那位领导也没有什么往来，更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但看在我这省委秘书地位的份儿上，肯定是要帮忙的。
丙带领施工队到了某市，领导请他们吃饭，然后介绍给百货大楼的经理，工程就承包给那个施工队了。完工后，丙在北京跟那个施工队的吴经理一起吃饭，吴经理说：“工程没赚什么钱。”丙说：“都是朋友，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几天后吴经理给了丙15万元。
丙把这15万全部给了李真。他是为了下一次再从李真那里揽到工程。
李真尝到了甜头。
1996年夏，丙带着某工程局的项目经理李某来到石家庄，想要省国税局办公大厦的工程，但来了一看，大厦已经封顶了，没有工程了。李真说，我也没有办法了，只能看别的工程了。说话中透出还要在北戴河建一个培训中心。这时候李真已经是省国税局的副局长了。
过了不久，丙找到李真，要这个工程。李真先不说给不给工程，而是大谈工程质量的要求，要甲级资质的施工队等等。丙一一保证，说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放心”应该是一语双关的，一是工程质量没问题，二是吃“回扣”没问题。
而前一个没问题，正是后一个没问题的保证。所以李真才要大力强调。越强调越是证明他想把这个工程给他。第一次合作是很愉快的，这一次的合作保证更让他愉快。
这一切意思，都在“放心”二字中体现出来。
李真感到安全系数还可以，就答应把这个工程给某工程局。丙很高兴，但李真的“进步”也很使他吃惊。第一次李真没提要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了。这次李真居然成了内行，说要6 个点。丙一愣，这真不少，工程总造价6 ％的提成，这个工程预计造价2500万元，“回扣”就应该是150 万元啊！但丙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了李真，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并且说：“今后多帮我联系些工程，中介费你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李真说：“不用多给我了，给我一半就可以了。”就此制订了“游戏”规则。
李真为什么要给省国税局在北戴河建个培训中心呢？可以写到书面上的理由当然很多，但李真有自己的想法和用途，只是不好摆到桌面上来。
1996年夏，他到北戴河，住在国家税务总局培训中心，总是感到有诸多不方便，不自由。秦皇岛市副市长来看他，他就提出建一个培训中心的问题。副市长说，正好有一块空地，离京沈高速公路很近。
他回来就把建培训中心的想法跟当时的省国税局郑局长说了。郑局长就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研究。郑说这块地比较低洼，不适合搞建筑物。但李真说没关系，可以建。其他局长也都同意李真的意见。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意一把手的意见，但在省国税局有点特殊。
散会时李真安慰一把手说：“郑局长你就放心吧，这事我一定弄好。”当年11月份签订了施工合同。
下期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
第五章5 、大师没算对12月份一开工，李真就催丙，说已经开工了，该兑现了。
这又是一个进步，先把好处费拿到手。
丙就让那边汇款，然后给了李真75万元。后来工程又追加了1000万元的造价，丙就陆续给李真增加钱，最后达到105 万元。
李真坚决而持久的对抗，对专案组是一个考验。
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向群众交不了账。
向上边更交不了账。初步调查李真有严重问题才立了案，怎么专案组却不能把问题一项项地查清落实呢？那就反过来证明李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赶快放人吧！
能放吗？不能放。不放，又没有进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纪委六室副主任刘森在思考着，谋划着。他是“文革”前入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计算精准，给善于杀伐决断的朱保成主任当副手，可谓黄金搭档，最佳人选。
但是，“计将安出？”一个多月过去了，李真就是什么也不说。
审讯人员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精英，是“多国部队作战”，轮番上阵，却在李真这个顽固堡垒面前受阻。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时陈晓颖还在外围执行任务，取个证，追个人什么的，没有机会到审讯核心中来。
李真倒比一开始放松多了。
他是个人物，专案组对他的审讯格外慎重。逼供信当然是不能搞的，其他方面也比较宽松，惟一可以紧镙丝扣的就是政策攻心。可是李真在这方面为了以防不测，提前搜集积累了许多经验，心术已定，软硬不吃。
专案组的攻心战也不弱，大到过硬的道理，小到细微的人情，都跟他讲了，但就是穿不透他的心理屏障。
这个屏障很厚实。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
他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 月2 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 月1 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漏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
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不会出事？”
要求大师立刻卜卦，立刻回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粪箕子扣屁股上———等着使（屎）呢。
自从他知道中央纪委调查他的问题后，曾多次找这位大师算卦，预测吉凶。一次他问：“我会不会出事？”大师算后告诉他：“有牢狱之灾。”他又问：“牢狱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大师问他：“你的对手是谁？”李真说：“侯磊。”大师算后说：“可能能躲过去。侯磊上面有贵人，你上面也有贵人。你上面的贵人比侯磊上面的贵人大，能躲过去。”
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李真当时很得意。但是，真能逃过去吗？
现在到了节骨眼儿上，必须请大师再敲定一下。过了一会儿，大师卜卦完毕，把电话打了过来，肯定地说：“下午没事。”
李真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驱车进了省委大院，先到别的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打探了一下消息，见确实没有什么异变，才去了叫他“开会”的地方。
他一进门就笑着对通知他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说：“开什么会呀？”
省委负责同志严肃地说：“中央纪委的同志找你核实几个问题。”
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第六章6 、不愿当“0.5 ％”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部分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奢豪，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
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关系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部分干部肯定在这个面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 ％”，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20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在玩“工程游戏”中，李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搞成“豆腐渣工程”。钱到了手不能完事大吉，不能丢下工程就不管了。李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办这种蠢事。相反他对工程更加关注了，不能因为个人吃了“回扣”，就影响工程质量。“回扣”是按照规矩应该给的。这里不存在吃了人家嘴短的问题。
他的嘴很硬，到了工地上，看哪不顺眼就批评。他好几次来北戴河，监督工程质量。
这个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说是某工程局承包，实际上是一个叫泛华集团的黄某干的。他为了得到下一个工程，干得很卖力气，连非常挑剔的李真都挑不出大毛病。他给李真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但他留给丙的印象可是太糟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某是具体出钱的，出得不太情愿，一拖再拖。这一点李真不知道，他只看到工程干得不错，“回扣”也及时给了，足额6 ％，然后他得3％，丙也得3 ％，这还能印象差吗？
其实丙根本得不到3 ％，追加造价那部分“回扣”，黄某一直还欠着。羊毛出在羊身上。工程款是固定的，丙这里要“回扣”，别的人要好处费，经一道手，剥一层皮，凡是沾点边的都找他要钱，钱又不能随便给，得保证工程质量，所以他就拖着、赖着。而且他还留了一手，欠这部分中介费不给，用它来向丙拉下一个工程。
下一个工程就是承德培训中心。1996年夏，李真来到了避暑胜地承德。这里与北戴河相比又有不同特点，北戴河靠海，这里傍山，是过去皇上避暑的地方，有古建筑，有外八庙。为什么不也建个培训中心呢？这时候李真通过建培训中心来为自己政治前途服务的构想越来越明确了。
第七章7 、6 个点不变这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去讲，也不能随便对别人讲，要讲只能讲是为了培训税务干部，为了给广大税务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忏悔》中写道：“除了在秦皇岛、承德、廊坊（正在施工）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上层领导及有关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
原来他建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招待有恩于他的人，为了与上层交往方便，有时不计后果，违反原则，把培训中心变成了为少数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享受场所。本来承德国税局想征地盖一座办公楼，李真说何不把原来的招待所改建成办公楼，再征一块地盖培训中心呢？省里投资，你们来建，将来共同使用，都方便。当时只是这么一说，到第二年具体操作时，李真已当了省国税局长，原来的郑局长成了专职党组书记。他说上边不让建楼堂馆所。李真说，我已经与总局监察局打过招呼了，承德市政府也同意。老郑就无话可说了。“其他的事我都未管。”老郑说。
李真又独掌了建筑大权，工程中介费的一半又将到他手里了。
1997年9 月，丙在北京向李真要承德的工程。他说承德的工程，小黄他们还想干，你看行不行？李真说，北戴河的工程他们干得不错，工程技术质量也很好，造价也可以，不过还得等一等，到时候再谈吧。
他没有立刻就答应，得吊吊他们的胃口。
天凉了之后，丙赶到石家庄，在办公室里见到了李真，问工程的事定下来没有？
李真说，中介费还是6 ％。6 个点不变。丙说，好吧！其实他心里正在叫苦，小黄还欠着他的钱呢。
李真又提出北戴河追加预算的那几个百分点也得补齐。芝麻粒上刻字———抠得真细。丙说没问题。只要能把工程弄到手就是胜利。至于经济账，好算，反正亏不了。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在李真那里他是满应满许，在黄某那里可就得讨价还价了。黄某只给他5 个点，再多一点儿也不给，说这已经亏了。他又不能向黄说李真要6 个点，他得为李真保密，闹出事来今后什么工程也没有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无非是自己少得点，保证李真的6 个点就行了。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6 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丙只得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 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净得140 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 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省局拨款800 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手续。局长说来吧。李真说，你在家等一下，下午他们就过去。
中午李真陪丙等吃了饭，就让他们去衡水了。
第一次接触，局长对他们印象不好，并且发现他们不太懂行，想派人到北京实地考察一下。
但是没等他行动，人家已经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了，还带来了营业执照、介绍信、资质证书等。看现场，丈量，看图纸，说你们的图纸不行，要改。这回可是太懂行了。还拿李真压他。又很不愉快。
但李真来了，召开干部大会，叫来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参加。他在会上说，省局对这个工程投资800 万元，我派施工队来做，书记、市长要给予支持。
副市长表示支持，同意议标。然后走了一下议标的形式，就签了施工合同。
合同是1998年12月28日签的，1999年1 月份，李真就找丙要中介费。丙赶紧向任某要，任某拒绝给6 个点，只给5 个点。5 个点也行，快打款吧。但任某说没有钱，至今还没有打款———恰好李真出了事，款也不用打了。
李真当时催着要钱，说有急用，丙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提出45万元给了他。这个数字还是按工程造价1500万元的6 ％计算的，即90万元的一半。
至此李真通过给丙介绍工程，共得好处费305 万元。
“有急用”、“急等用”这是1999年李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那时风声已经很紧了，他急着向境外转移钱财。
李真不交待，案情扑朔迷离。
专案组负责人刘森请来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侯磊，共同研究对策。
侯磊检察长说：“正面攻不下，可以先从外围摸摸情况。”
刘森说：“您情况熟，要多做些工作了。”
侯磊找到了李真的前妻柳絮。
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比较有正义感。李真迷上了她的美丽，强烈追求，组成家庭。但柳絮对这位丈夫和这个家庭，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她耽于幻想，追求完美。家务马马虎虎，理财也不内行。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李真仍然很喜欢她。
第八章8 、检察长的谈话这样一个看来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在大的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她认为李真只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并非与她心心相印。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看来，李真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相反，难免有一天还会招来祸患。
这种感觉在她到新加坡留学，李真频频向境外转移赃款时，就更加强烈了。虽然财富在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但幸福感却没有一丝一毫地增加，逐渐积存起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惊惧与慌恐。
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
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
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
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派上了用场。这是策略，还是智慧？都谈不上。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客气话。
但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
侯磊注视着她，慈祥而关切。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吗？抑或是不幸中万幸的女人？她很了不起。她把握住了自己。慈祥和关切之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敬意。
女人是感觉极为敏锐的动物，如果用话语来放松她，跟她讲道理，她或许什么也听不懂，但运用目光就不同了，她们最会阅读目光，连你不想暴露的东西都可以给你阅读出来。幸好这位新近被授衔“大检察官”的侯先生心地是坦荡的，同情和敬意都是真实的。所以，柳絮被感动了。
再加上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是那么有才气和能干，便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这就好办了。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她就都能听懂了。智力随着感情而增加。
谈了几句，她就明白了，这把利剑不是冲着她来的。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保护她来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需要她付出什么呢？女人往往习惯于想到这一点。
可是却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任何想让她说出什么或者揭发什么、交待什么的暗示。
侯磊不会强人所难。况且这也不是讯问，只是谈话，平等的谈话。她可以什么也不说。
作为一名前妻，她有权力和道义，来保护她过去的丈夫和现在孩子的父亲。
侯磊当然不能向她透露，查办李真这个案子有多么艰难，但也没有必要装出多么的乐观和稳操胜券。让她感觉到，他需要她的帮助就行了。
他觉得，这第一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告诉她，在专案组这里，她是安全的，将来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可能会问到她一些问题，但她本人绝不是调查的重点，如果她自己不是真有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就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急着躲到外国去不回来。这对我们和你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这次谈话是为办案需要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不也可以说，是为她的需要设计的呢？
解除她的恐惧心理，让她安安静静地生活。
办案不应该是一味地索取证据和口供，有时也要为当事人着想。只有懂得付出，才能最终得到。
所以谈话可以结束了。她已经完全不害怕了。
她只是对没有向侯检察长说些出什么，感到有些歉意。
过后她对这次谈话有一种欠债感。
于是又有了以后的几次谈话。欠债总是要偿还的。
她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李真的事是李真的，跟她没有关系。这个案子的彻底查处，对李真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她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第九章9 、检察长有了底如果这次还不能彻底查结，再把李真放出来，那就跟放虎归山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确定无疑将是被伤害的目标。
为了今后过平静的生活，她必须帮助侯磊。
前妻的“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
柳絮提供的情况，是一个“底”。
侯磊向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真专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作了汇报。有了这个“底”，专案组才能下决心。一时不能突破，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有了“底”，这比什么都重要。
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主管领导也多次听取专案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人、财、物各方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
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常务副书记刘宝宣，到办案一线认真检查工作，把握方针政策，排除办案阻力。
侯磊还在行动。
他找到了河北省原国税局郑局长。李真在任期间，跟郑局长的关系还是处理得很不错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和秘密吗？
当然这样的谈话更不是传讯，而是同志之间，甚至朋友之间的一种交心。侯磊有这种优势。
李真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调任省国税局副局长，明显地不会停留在副职的位子上，下一步肯定会把局长取而代之。郑局长感到恐惧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郑局长没有。他很安之若素地坐在正职的位子上，发言着，指挥着。李真也请示着，汇报着，很是一个副职的样子。但大家看得出来，大主意是由李真来拿了。然后李真就当了局长，老郑做了党组书记。郑书记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原来是李真许了愿：保证郑书记有更加光明的政治前途。
凭李真当时的权势，这不会被认为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是现在可就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了。
应该有所反思吧？侯磊认为。
他以老朋友的身份找到了老郑。已经退下来的老郑还能说什么呢？唉！一切都过去了。向前看吧！
在向前看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纸箱子的问题，那是李真的。
这又非常重要。
侯磊找过许多人谈话，掌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底”。
有了这个“底”，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舵手心里不发颤。
李真一笔一笔捞取了大量钱财，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哪知道这恰恰是断了后路，成为铁的罪证，跑也跑不了啦。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却又对党没有信心，老想着往外跑，好像外面更有前途。
这是一个误区。外面对有些人可能有前途，但对李真这样的官员似乎前途不大。
外面不需要官商。他不会赚到一分钱。可是他在国内只要动动脑子，用用权力，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往外跑。
其实对李真这样年轻聪明、前途看好的后备干部来说，向境外转移财产，甚至最后向外跑，绝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李真在《忏悔》中说：“还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便“利用工作之机，在省、市级领导及北京上层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用以“对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这个构想是极为不错的，只要自己守得住清廉，别干太出格的事，别犯大的错误，就很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诫过自己，不能贪，不能色。前途重要啊！
可是他又实在管不住自己。环境不纯洁，机制不健全，风气不正常。处处充满了诱惑。对肉身和灵魂的双重诱惑。
要想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清廉，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堕落，这是很难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强大的定力。需要他的灵魂很好地发挥提升和引领肉体的作用，不要行尸走肉，随波逐流。也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根儿要扎得牢，扎得结实。
可是李真却信仰危机，从根儿上动摇了。他只能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他知道这很可怕，很危险。他知道这不如清贫些安全，知道别干出格的事是一道警戒线，只要不越过这道警戒线，自己绝对会有远大前程。
当他被“两规”之后，他才更加刻骨铭心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所以当办案人员询问他时，他总是恋恋不舍地说：“我不会干出格的事情。”这虽然是假话，却表示他多么后悔干了出格的事！
看他从丙那里要“回扣”，我们感到，每一次都是非常“稳、准、狠”的。一签合同就把中介费拿走，绝不给你拖的机会，而且6 个百分点不变，而且施工质量必须保证。这里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像猛兽捕杀小动物那样干净利索。这说明李真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坚强了。认为只要不出大事，就凭吃点“回扣”是翻不了船的。
在腐败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桶炸药，但表面上都很安静，没有暴露，没有爆炸。关键是没有导火索。谁要是碰上导火索，就会轰地一声爆炸了。在建筑工程问题上，他把“豆腐渣”工程当成了导火索。由此可见他并非不知道保护自己而一味蛮干，他比谁都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李真是个聪明人。
关于给丙承揽工程的事，李真在《忏悔》中是这样反思的：当提出想承揽一些国税的基建项目并将挣得的利润和我共同分配时，虽感到不妥，担心由此会出问题，可为了达到心态上的某种平衡，特别是顾全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还是同意了这种想法。
第十章10、搞“一家两制”
李真在交代中说，为了我的长远发展，做工程一定要确保质量，挣合理利润，绝不能出任何问题。对方表示非常理解，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并安慰我说：“你不要太顾忌，许多人批项目都是公开地要钱，我们如此慎重，不会有事。‘就这样我陆续将秦皇岛、承德、衡水国税培训中心的基建工程在形式上通过合法手续后，交给了他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多次严肃地对基建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按局长办公会确定的预算，严格控制，合理支出，确保质量。完工后要严格审计，出了问题拿你是问。以后又数次听取汇报，实地考察，认为工程质量好，比相邻类似的项目还节省了许多资金，不会出任何问题。因此日后他们将事先商定的利润送给我时，我只考虑此事如此周全，他人又绝不知晓，不要无非是对方多拿点钱而已，要了还有长远保障。当然也认为他们为人诚恳，办事稳妥，而忽视了法律的尊严，使我贪婪而又糊涂地再一次触犯了刑律。
李真糊涂倒不是太糊涂。他已经非常理智地分析过了。只要没有导火索，工程质量不出问题，305 万元的这桶炸药就不会爆炸。
人，总是在进行着一种心理的较量。心理优势没有了，垮了，就一切都垮了。
当他吃“回扣”的时候，他就设想了一个导火索的敌人，然后把这个敌人消灭掉，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他就敢吃了。
现在需要李真承受的远远不是一根导火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想明白。他自己跟自己在进行着一种心理较量。他的《心灵的忏悔》洋洋万言，有表面文章的地方，但大部分说的是真话。他得把自己顺过来。
“回扣”的问题这样顺了一下以后，紧接着又被“不干出格的事情”的情结占据了。这时候他才更加觉得，那种见到钱时的谨慎、小心，甚至害怕的心理，是多么地可贵！如果总能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来就好了。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
没准又向“封疆大吏”的目标跨进了一步。
他想起李国庭曾给他的5000块钱。这位张家口烟厂厂长，“中国四大烟王”之一的人物，算是很看得起他的了。那时候他还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虽然地位也不低，但李国庭什么没有见识过，完全可以不把他一个小秘书放在眼里。但是却屈尊给他5000块钱。
他不敢要，再三推辞，但李厂长硬是塞给他，那么大年纪的人，都要不高兴了，他只得勉强收下来。收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好像旧社会妇女失去了贞节似的。
一连好几天都不能摆脱这种折磨，就干脆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了。
领导犹豫了半天，最后说，还是退给他为好。他就把那5000块钱还给了李国庭。
李国庭先是生气，继而悲伤，差点流出眼泪来，说：“某某某瞧不起我啊！”
他当时很奇怪，李国庭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可能这不只是简单5000块钱的问题吧？这里边的问题很复杂吧？
对于这种复杂，他还不甚了了，还不如司机明白。
他在《忏悔》中回忆说：“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一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乎地收下了。对此送礼者比较满意，领导也未知此事。”
但是以李真的聪明，他很快就把此中的奥妙弄明白了。于是他就出了格。出了格，就酿了祸，才知道不出格的可贵。
不过当他抛弃这种可贵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嘲笑幼稚、走向成熟的微笑的。
他很快地就悟出，金钱往来是调节关系的润滑剂。他在《忏悔》中几次提到，由于是熟人，撇不开面子，为了不影响关系，所以就收了，就答应了，等等。这就是说，如果不收，不答应，就是不给面子，就是破坏了关系。由此可见，金钱是调节关系的润滑剂。
既然金钱在政治生活中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就必须拥有金钱。别人给你送，你也免不了要给别人送。别人有下属单位或企业可以来钱。你呢？光杆司令一个，哪里有来钱的道？所以必须搞“一家两制”，既有拿国家工资的，也有靠资本经商的。而且在中国经商不保险，应该到外国去。所以才有了柳絮的出国留学。
这又是李真的聪明之处，别人也许考虑不了这么全面，考虑了也不会自觉地形成一个模式，去坚决实行。李真却是要坚决实行的，尽管有人举报，推迟了一下出国时间，但仍要出国，按“一家两制”的既定方针办。
他是从安全需要考虑的。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安全。他是“双重后备干部”。让家属去经商，不仅经济来源有办法说明，而且他接收别人的钱，有了消化的地方，他送别人的钱也有地方“报销”。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都能说得清楚。不过在中国经商不行，柳絮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能赚到那么多的钱呢？
如果能赚到那么多的钱，也肯定是利用了他的职权。所以他很聪明，让妻子去留学和经商，再有钱也是从外国赚的，是资本主义的钱，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设计得太好了，一个当社会主义的官，一个赚资本主义的钱，“一家两制”。
再说中央纪委早就有规定，领导干部的配偶不能在丈夫管辖的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现在到了外国，自然就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了。
他考虑得的确很周全。
他跟大野集团总裁卢鹰是哥儿们。他经常介绍卢鹰跟省、市领导认识，提高他的知名度。在一次重要的会议期间，省内一家报纸用整版篇幅报道了大野集团，上面还有卢鹰的大照片。
1996年，李真介绍卢鹰认识了省农业银行行长，说卢鹰开发南三条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还得搞后期装修，急需资金。然后便与行长一起到南三条视察，看了已经建好的货位摊儿，当时留给大家的印象很不错，觉得应该支持。李真还对行长说过，卢鹰很有思想，事业搞得也不错。过后卢鹰从农行贷款1500万元。
第十一章11、假身份证与真信用卡李真把柳絮从原工作单位调到大野集团工作。她不坐班。她的用处不是坐班。
她有特殊用处。有她在大野，对李真的联系和依靠，不是更方便了吗？这就是她的作用，是无价之宝。
卢鹰向中国银行贷1000万元，没有担保单位，提不出款来。他就请柳絮出马，到石家庄市国棉二厂去，求给大野集团向中行担个保。
厂长很客气，说了半天话，又说不认识卢鹰，担保可是个大事。
柳絮生小孩时，厂长去送过高级而柔软的尿布，所以不会不认识柳絮吧？
果然认识。厂长说，我打个电话跟李主任商量一下吧。
就拨通了李真的电话，说柳絮在我这儿呢，给大野集团寻求银行担保来了。
李真说，你们能帮，就帮助一下。撂下电话，厂长就给担了保。
澡盆里洗脸———还是李真的面子大。
给卢鹰办了这么多好事，卢鹰当然也给予了不菲的回报。
1996年初，卢鹰给过李真10万元。
李真说，一天晚上，卢鹰给他打电话来，说：“听说你要回家过年，我为你准备了一点东西，请你到门口来一下，我开车一会儿就到。”
放下电话，李真就到门口等着，但还没容他等，车就到了。卢鹰下了车，塞给他一个塑料袋，开着车就走了。
回到屋里一看，是10万元！他马上给卢鹰挂电话：“你这是干什么？我不需要钱，你过来把它拿走吧！”
卢鹰在电话里说：“我不知道为你买些什么，算是给你儿子的压岁钱吧。我没别的意思。”
卢鹰却不是这样说的。卢鹰说：“李真经常骂一个叫乙的人，说他不够意思，说犯死罪我把他救出来，我有什么花销，什么费用，非得让我说明白了。我一听，这是暗示我送钱呢。于是，1996年春节，我就送到22号院他家里10万元。”
两个版本。哪个版本是正确的？
其实送钱的时间、数额都是一致的，地点略有差异，一个是在门口，一个是在家里。最主要的分歧是送钱的态度。李真说卢鹰很愿意送，卢鹰讲他送得很被动。
那么，就让我们听听卢鹰的家庭服务人员黄女士是怎么说的吧。
黄女士说，“天刚刚黑下来不久，卢鹰回来了，喊我到楼上来一下。我上楼后，卢鹰说，阿姨，你把保险柜的钥匙拿给我，我要拿钱用。我就下楼拿了钥匙给他。
他打开保险柜，一边拿钱，一边让我帮他找一张报纸裹钱。我找了一张报纸递给他，见他拿了10万元。我说，天这么晚了，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他就大声训斥我说，你别管！我当时很生气，脸色很不好看。他见我这样，就和蔼地对我说，李真要用钱。我说，你这钱还想收回来啊！卢鹰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当时他显得很急躁，急急忙忙的，好像有人在等他。他夜里10点多才回来，上楼就睡觉，平时他都是吃夜宵的，那天晚上直接睡了。那天晚上我觉得很委屈，心里骂贪官污吏，发誓以后再也不问他拿钱干什么了。当时不知道李真是什么人，只觉得给这么多钱，一定是个大官。事后也记在笔记本上了，因为‘李真’这两个字最好写，所以写对了。”
黄女士这番话应该是可信的。但没有涉及给钱地点问题。
李军说了，因为当时她正在李真家里。卢鹰来送钱时，她正在李真家跟孩子在一起，李真却没有在家。卢鹰就把给孩子带来的一个组合玩具掏出来，跟孩子一起装，但是始终没有装上。晚上李真回来，她就到卧室去了。卢鹰走后，李真拿一个纸包进了卧室，说这是卢鹰给的钱。
综合以上每个人说的情况，我们判断，钱可能是在李真家里给的，而不是在门口给的。李真所以强调在门口，搞得像秘密接头似的，是想维持“一对一”的局面，不想让李军这个第三者在场。至于卢鹰给钱时是情愿，还是不情愿？李真要钱时是推辞，还是不推辞？那就无关紧要了。
卢鹰也给李真办过一张信用卡。在张某给办信用卡之后。李真说：“有个卡经常没钱。”卢鹰说：“那就再办一张卡吧！方便一点。”李真问：“安全吗？”卢鹰说：“绝对没有问题。”李真就给了他一张“韩叙”的身份证。
提起这张非常有用的假身份证，还是在他当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时办的。那时候吴庆五要办一个，让他领着去找省公安厅户政处。他一想，庆五办一个，我为什么不也办一个呢？他也就势办了一个。吴庆五那个叫“沈晨”，是深沉的意思。他一想，平时自己比较外露，希望今后含蓄点，就叫了“韩叙”。
卢鹰给“韩叙”办了信用卡，后来怕出事，于1995年5 月又从李真手里收了回去，显得特别为朋友的安全着想似的，令李真很感动。当时李真还有点不在乎，说没事。
到1999年，中央纪委查信用卡的事，他才慌了，赶紧找到卢鹰，说：“我把卡上的钱还给你，心意我领了，友谊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只图个清静。”
卢鹰显得很仗义地说：“你也不要还，我跟你一分钱的经济来往也没有。”
过了不久，李真又问：“卡花了多少钱？”
卢鹰说：“一万八。”李真说：“我给你两万。”
卢鹰不要，说：“本来是你的钱，我只是为你办了一下。”
李真马上接受了这一“假说”，并表示非常感谢，说：“那今后有人问，就说我把钱给你了。”其实是没还。
这就叫不图便宜不上当，不到船翻不跳河。
卢鹰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如果还卖你———”说着就把一只手架在脖子上，做了个刀砍的动作，表示宁死不屈，“那还叫人吗？”
但是，扫把写字———大话（画）说早了。卢鹰被捕后，尽管顶了两个月，还是什么都交待了。
第十二章12、低调、稳妥才是法宝柳絮是以大野集团的名义派出去留学的，并得到了永久居留权，“一家两制”
的构想成功了。
李真把国内受贿的钱一笔一笔打到新加坡柳絮的账户上。还让丙在新加坡留学的儿子带过一书包钱，柳絮在机场接着。
可是事情发生了变故。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应当讲，家庭机制的运行已万事俱备，可万没想到，在此之际，竟出现了一件使我羞辱、痛苦极深的事情，家庭出现变故，我们分手离婚。上述原因得来的资金大部分放在新加坡她的账户上，控制在她手中。我提出我们双方合理分配，她说以后再说。我说要不就退还人家，她说是欺骗。我认为她是想借此牵制我。但我又想不出好办法，只好暂将此事压住。当时既担心由此引出麻烦，可心中又十分不平，费尽心机建立的家庭机制，最终是人财两空。”
李真与柳絮离婚是1997年，那时候李真已当上了省国税局长。但柳絮已经不再羡慕他的官位，而预见到他早晚会出事，所以对离异一点也不后悔，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