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智囊--蔡申熙
蔡申熙（1905--1932）,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一军合并组建红四军,相继担任第十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率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蔡申熙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
年龄最少而威望崇高,说明蔡申熙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智慧.骄横跋扈、眼高于顶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人大加鞭挞,只对两个人始终保持敬意,这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并不是他不想挑刺,而是他无法责难这两个才能和品格近乎完美的同事.
割不断的同窗情,说不完的黄埔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十字路口,蔡申熙放弃通天路,专走独木桥,三次拒绝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的招降.他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但就是这身清筋傲骨令昔日同窗望尘莫及.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将星的摇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有十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如果加上在黄埔曾经任职的周恩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共有十三人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国共未分裂前,黄埔军校先后举办过五期,其中第一期人才最为鼎盛,他们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地位都比较高.国民党的军队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邓文仪均为著名战将,官至战区司令；中共军队内,涌现了徐向前、宣侠父、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彭干臣、周士第、蒋先云、阎揆要等一批将星,其中徐向前、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因为军事成就被确定为军事家.
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同学情谊,孙中山甚至把它写入了校歌: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黄埔师生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二十二年的生死搏斗.既是同学又是敌人,既是战友又是敌人,这就是历史上独特的黄埔现象.
几乎所有的黄埔士官生都经历过这种友情与政治的双重煎熬.蔡申熙也不例外.
蔡申熙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校时与邓文仪、胡宗南等国民党籍同学关系较好,毕业后又与薛岳同时供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被视为前途远大的后起之秀.
他们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多为贫寒子弟,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志向,本来可以成为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当他们相扶相携走到1927年春时,突然分道扬镳.邓文仪、胡宗南、薛岳追随校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向昔日的战友开刀；而蔡申熙等中共学员则跟随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举起了反抗的刀枪.
用邓文仪的话来说,国共分裂后,蔡申熙是个常败将军,穷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1927年8月,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先后担任团长、师参谋长,起义军南下潮汕时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部队被打散.其后,他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打入新编警卫团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又遭失败,他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身无分文,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逃亡生活.最为窘迫的是,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迫切需要筹措一笔路费到上海与中央军委重新接头.穷途末路之时,蔡申熙想到交情不错的同学邓文仪.
邓文仪与蔡申熙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乡.他们都是湖南醴陵县人,从中学起就是同窗好友.
蔡申熙开门见山:我现在缺少盘缠,来向你化缘.
邓文仪已经官至少将.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钱,一边用教训的口气说:你呀,就不该当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闹得自己都无法立足,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申熙顿时血往头顶冲,感觉受到奇耻大辱,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共产党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谋私,不篡权,当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国民革命,自有公论!他将邓文仪递过来几十元钱往桌上一掷: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
说完,蔡申熙往外走,走到门口犹不解气,又回过头说: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去向蒋介石请功.我今天死,明天你的脑袋也要掉在广州街头.
邓文仪慑于蔡申熙的正气,没敢动手.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但是,盘缠仍然没有着落,依旧不能远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蔡申熙有些沮丧.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去找第四军副军长薛岳.
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他见蔡申熙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招呼沐浴、更衣,然后摆酒设宴.
酒过三巡,薛岳说出真心话:申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在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看得出,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表面上热心快肠,一个冷若冰霜,但骨子里都是一路货.他本想痛斥一顿、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以为自己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他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三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
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
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
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在党内,蔡申熙的沉着,人所共知,他曾经当面戏弄过胡宗南.那是1928年夏,蔡申熙在一家旅馆楼梯上邂逅胡宗南.
哎呀,这不是申熙吗?老同学,现在可好?胡宗南后面跟着四个侍从,全是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蔡申熙没有正面回答:你看我这样,好得起来吗?套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叫'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失意人一个.
胡宗南见他衣著简朴,又听一口酸调,以为他流落上海,无处栖身.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裁军,大批军队被编遣还乡.他热情地动员:遇到我,你就不会失意了.校长现在非常器重我,把第一军交给我管理,一军需要大批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到我那里去,先从师长干起.
蔡申熙见他这样盛情,顺着他的意思说:他乡遇故知,真是人生的一快事.好,跟你干.他详细地记下胡宗南下榻的地址、电话: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就搬到你那里去住.
分手时,胡宗南还从侍从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嘱咐蔡申熙早点搬过来.
蔡申熙脱险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周恩来听说这事后,哈哈大笑,说:胡宗南志大才疏,他的毛病从来就是盖棉被睡竹床--一面热.
从1928年到1930年,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东固根据地,就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这三个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军委办事处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担任军事部部长.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二千余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蔡申熙这段时间工作的特点.他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短则两三个月,长的也不到半年,但是,电光火石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悬赏万元要他首级；在东固,他以东固圩为中心,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十五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
他的名声随着成绩升腾,寻着足迹流传.但是,这些过人的业绩,还只是这位军事天才横空出世之前的铺垫,他最精彩的华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创造的.
红十五军千里来寻大别山,原指望得到物质上援助,谁知步入苏区后发现主力红军全部外出,而国民党正集结十万部队闪击根据地.历史就这样通过偶然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搁在了蔡申熙的肩上.他与曾中生联手以区区两三千人枪创造了保卫根据地的奇迹,同时还创造了围点打援、坑道作业和飘忽作战等新战法.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1930年10月,国民党集结十万部队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当时并未察觉,仍然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展开进攻.11月,他们听说新洲城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民团防守.为了解决部队冬装,红一军奔袭新洲,竟然将毫无防备的郭汝栋第二混成旅悉数歼灭.这误打误撞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总攻时间.
国民党被迫重新部署部队.红一军仍然不知危险正在临近,竟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了鄂豫边根据地,前往皖西.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支主力红军--红十五军.
对于红十五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从蕲（春）黄（梅）广（济）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一军会合,希望得到兄弟部队物资上的支援.由于通讯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一军隔着一座山头,擦身而过,来到了战云密布的鄂豫边,一头撞进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陷阱里.
蔡申熙当时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装备.红十五军指战员都身着单衣、草鞋,隆冬将至,天气寒冷,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比体质下降更为揪心的是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三发子弹.
二是士气.红十五军战士是抱着求援的心理来会师的,没想到红一军没有找到,却要与多达十万的敌军对阵,许多人产生了消极心理,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纷纷要求离开鄂豫边.
三是敌情.根据掌握的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七个师另一个旅,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六个教导队.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经飞令红一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也还有两万兵力可以与敌周旋.
台下战士发出一阵鼓噪:别唬弄我们了,两万人在哪里?
我说的是实情.曾中生一五一十地报上家底:特委手上有六个教导队,约三百余人枪,加上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补充军、赤卫队,总数肯定有两万人.
战士反诘道:你有了两万人马,还要我们两千人干什么?
曾中生苦笑着说:你们是主力,他们一时半刻集中不起来.
台下一阵轰笑.
说不动大家,曾中生把目光投向蔡申熙.在这个时刻,主官的态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全军的动向.
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还有可能全军覆灭.蔡申熙的头一句就让曾中生凉了半截.
但是,现在往回走就安全吗?蔡申熙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战士们心里的顾忌:敌人不仅在鄂豫边集中的七个师,还在通往皖西的路上布置了众多的部队.我们就算是回去,也首先必须突破鄂豫边的包围圈,然后要冲破敌人的堵截,即使能够安全回到蕲黄广,那里同样有敌军守候着.我看,回去也是凶多吉少.
这一番话让嚷着要回去的战士也凉了半截.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人民打仗,为革命牺牲,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意见是坚决地留下来,下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后面,红一军正日夜兼程地往回赶呢!
有根有据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动员,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然而,最初的战斗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曾中生在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用一段文字,实录了这段艰苦的历程:
（红军）最主要的战略,是集中我军最精锐的力量,来突破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新的局面.此时,蔡申熙同志恰恰带领黄广的红十五军过光山来找一军,到了黄麻赤区的地界,他有千枪左右.我们认为这一力量的到来,是完成我们打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主力,能使我们整个计划充分实现.不料十五军之来,原来是找红一军要补充的,内部异常不健全,上下都笼罩了失败的情绪,子弹每枪不过三弹,大部分还无棉衣,一见即知不能执行突击敌人的任务.经过中生亲去部队中,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蔡申熙切实整理,特别是动员赤区广大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政治鼓动,士气为之一振,由兵士大会作出一个共同决议,不打一枪去冲入河口（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缴河口敌人的械,河口一下,十五军即可得军事补充,赤区必然转变新的局面.可是这一仗,十五军的确做到冲入河口的任务,徒以补充军不能配合,从右翼退下来,牵连十五军也退下来.这一战争事实上已给了敌人严重打击,使南部包围的弧形阵地转为守势,这是政治上的成功.然而从此十五军子弹每枪不满一颗,即放哨的红军也要过借三颗子弹,失败情绪自然更增长,加之吉（鸿昌）匪两路正来的猛烈,南部敌人虽取守势,而北部敌人却突冒进.当然中生又亲到十五军做整理工作,仍将十五军全部开去,阻击吉匪罗山的一路,同时准备突击敌人包围的弧形以外,使敌人转变另一包围的企图,经过两日夜的持久战……敌人无法应付,更不敢随便分散,怕为我所乘,我们晚上常去打岗打哨,到敌人后方去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这样一来,无论敌人怎样凶焰,仍然保持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均衡局势.
1930年12月下旬,敌人重兵突入根据地中心区,侵占特委所在地--黄安七里坪,同时分路大举烧杀抢掠,红十五军不仅势单力薄,而且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困难.这时,部队领导层出现两种强烈的呼声:
一种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
另外一种不同意分散部队,而主张跳出敌人的铁桶阵,打到别的根据地去.
红十五军生死系于一线,干部、战士焦急地等待着军部的决断.蔡申熙与曾中生、陈奇商量后,召开全军兵士大会:以口就粮,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保不着我们的脑袋,分散游击正中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诡计；脱离现有根据地,可以保着我们的脑袋,但丢掉了我们红军的灵魂,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之辈.我们走第三条路,突破敌人的重围,到皖西与红一军会合,然后一齐杀回来!
经过三天整顿,红十五军官兵统一了认识,东进至鄂东北福田河时,遇到敌军一个团的堵击.蔡申熙在绝大多数指战员有枪无弹的情况下,毅然下令吹冲锋号.他的口号是:接近敌人就是胜利!指战员都明白陷入了绝境,如果不能尽快冲入敌阵,就会在开阔地带变成敌人射击的活靶,于是拼命地迎着敌人的枪口奔跑.一批批战士在通过旷野时被敌弹撩倒,但是密集的火力和大量的伤亡并没有迟滞他们奔跑的速度.敌军指挥官愣住了,惊呼:哪有拿着脑袋往刺刀上撞的打法!红军战士骠悍的作风和无畏的精神终于压垮了敌人,他们冲破数道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该团数百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解决了一直困扰部队的弹药问题.
1931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两军移驻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十师,蔡申熙任师长；原红一军改编为红十一师,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约一万二千余人.
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侵入根据地敌军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由于红军部队缺少重武器,同时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
红四军军部有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材生.经过几天琢磨,他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军只有国民党第三十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筑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十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四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徐向前逮个正着.他指挥红十一师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也放弃抵抗.
磨角楼一仗,虽然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灌以糯米浆砌成,异常坚固,机枪嘟嘟嘟一梭子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即使是用迫击炮轰,也只能敲去半个角.蔡申熙率红十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向下撒尿,一边喊道: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暗底里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
点火前,蔡申熙问战士:城墙上还有没有敌人撒尿?
多着呢,成排的站在墙垛上.战士回答.
好,让他们到天上去撒!蔡申熙吩咐点火.几分钟后,突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新集的城池被炸塌一段,十几个站在城墙上的团丁一齐飞上天,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一千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
攻克新集,在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梗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
双桥镇大战是试阵的第三仗.红四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还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二千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前往解围.红四军侦知岳部动向,于3月上旬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孝感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十师、红十一师,从澴水两岸展开进攻.
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六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六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蔡申熙等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回顾:
九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我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双桥镇西南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澴水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与我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
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
这是红四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成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
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废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他曾经十分信赖张主席,但是,很快就发现此人心毒如蝎,机深似海,于是他竭尽所能,尽量帮助处在危机之中的战友.
在双桥镇战斗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手脚伤残意味着军事生涯的结束.蔡申熙也有过消沉和怅惘,他深恨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身手敏捷,同战友们并肩战斗,他依恋弥漫着硝烟的战场,渴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斗.壮志未酬身先残,他不甘心.
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工作.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林彪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他在军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培养了一千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在办校期间,中共中央派张国焘来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对张国焘,根据地干部开始都非常尊重,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到过苏联,这样的大人物来担任领导工作,说明中央对根据地的重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如此凶煞,来了以后就给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批评,重则开除党籍.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张国焘对两人信任有加.根据他的提议,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还曾经代理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希望用破格擢升和重用来换取两位军事将领的忠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为人谦和,但原则性很强,在事关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打半点折扣.
他们的蜜月持续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温.蔡申熙对张国焘排斥异己的野心产生警觉,开始抵制他的宗派主义和罚办主义政策.他曾经三次向处于困窘之中的战友伸出援助之手:
第一次是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在彻底把过去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的幌子下,向抵制左倾政策的根据地领导人开火,指责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执行调和主义,指责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仍然迷恋立三主义残余,指责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有军阀土匪倾向,企图将他们一股脑地清除出领导层.在张国焘的组织下,会议开成了对曾中生等人声讨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这个时候,蔡申熙出来讲话了: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有的我赞同,有的我不赞同.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者说过去的错误未能及早纠正,并不是一两人的责任,大家都投过赞成票,都有责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许继慎,还有遭到点名批评的其他同志,与我们相处不止一日.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他的话,像一股清凉的风,轻轻地拂过会场,让一度狂热的气氛平静下来.一些正直的负责干部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在他们的坚持下,张国焘有所收敛,同意让曾中生等人继续担任军队的要职.
第二次是在红四军南下蕲黄广之后.为了援助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徐向前等四军领导人毅然改变张国焘出潜（山）太（湖）、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根据实际情况率部南下,在蕲春、黄梅、广济等老区连战连捷,取得辉煌胜利.报告送到新集,张国焘非常恼怒,认为曾中生等人的行为不仅是对他威信的挑战,还是与中央分局公然对抗.这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密报,毫无根据地说红四军准备渡过长江.
蔡申熙闻言大惊.时值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江面平阔,水势汪洋.在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上,他说: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以展开,到那时再想渡江北返,就会更加困难.如果红四军真有南渡的打算,一定要向他们说明利害,劝告他们返回苏区.
张国焘同意蔡申熙的意见,他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四军一向对分局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次发展到公开造反,其主要责任要由曾中生、许继慎承担.这两个人都是你保荐的,现在也应该由你收拾残局.我提议,由你赶赴前线,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立即从'肃反'入手,采取铁腕措施整肃部队.
与会者也认为蔡申熙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起驾轻就熟之效.
蔡申熙察觉到张国焘人事安排后面隐藏着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等反对派的用心,不愿意为虎作伥,以身体残废、体力不逮为理由,婉言推辞.
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不好勉强,决定改派陈昌浩前去接任.曾中生回到新集后,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许多熟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敢跟他打招呼、说话,走路躲着他,避免唯恐不及.蔡申熙不躲不避,经常看望老战友,还向组织提出由曾中生接替自己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上级拒绝了他的建议,派曾中生到基层接受考察.
第三次是霍邱失守之后.1932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分为东西两线抗御敌军.西线由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四军保卫鄂豫边,东线由旷继勋指挥红二十五军保卫皖西.一天,旷继勋打来电话,称他们正在霍邱县城坚守,准备以城攻城,与敌决战.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出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邱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拥有二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城部队牺牲千余人,被俘千余人,县城陷落.
蔡申熙抵达皖西后立即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四处召集余部,整理部队,重新编组了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使全军人数聚集到一万余人.
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中被打散,数以百计的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的困境.蔡申熙负过重伤,加上不分昼夜地操劳,身子瘦成了皮包骨.军部特务班的战士煮了一碗稀饭,给他端去.
咦,搞到粮食了?蔡申熙兴奋地问.
哪里搞得到粮食!现在有野菜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战士回答.
那你把稀饭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
战士解释道:你有伤在身,应该优先照顾.凡是伤员,部队都想方设法挤出粮食给他们补养身体.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蔡申熙坚持道:我的身体早好了,谁说我有伤?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正是以蔡申熙为首的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戴,使这支遭受新败的部队危而不溃,颠而不覆,保存着旺盛的复仇意志.靠着这股顽强的斗志,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六百余人,夺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颓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霍邱兵败,引起全军震怒.张国焘提出要严惩旷继勋,他认为旷继勋一向与中央分局离心离德,这次采取以城攻城的战术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破坏革命,起的是内奸的作用,应该绳之军法.不少负责同志痛感皖西被敌摧残,情绪激动,要求追究旷继勋的责任.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应因此怀疑旷继勋同志的革命立场和过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绩.
他的意见促使偏激的情绪冷静下来.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只对旷继勋作出了撤职的处分,拒绝了张国焘严惩的建议.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达到鼎盛,张国焘盲目乐观,提出国民党主力只剩七个师.蔡申熙却在大胜之后看到危机,率先提出应该预觅退路.果然,不出三个月,红四方面军就兵临绝境,被迫采纳他的西征计划.部队撤离苏区的前夜,蔡申熙再次负伤,疼得无法忍受,要人补他一枪.他在痛楚中死去,牺牲时只有二十七岁.
1932年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来说,是令人亢奋和充满遐想的季节,几乎所有的指战员都学会了吟诗和演说.那是一个需要幻想和不断创造神话的岁月.
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四十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猛烈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两个军六个师,主力部队达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十余万.
一时之内,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的名声超过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慑于红四方面军锐利的兵锋,国民党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四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任命蒋介石指挥五十万大军进行围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毫无根据地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他指导和影响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是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起辅助作用的偏师,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就是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
对于荒诞离奇的偏师说,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分了.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回复中批评道: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崩溃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部队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作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
骄纵轻狂的张国焘将中央的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要求进行不停顿的进攻.
向来冷静的蔡申熙地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愕然问道: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蔡申熙列举了他的种种忧虑:
从力量对比看,国民党仍然占据优势,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计划；
从兵力部署看,各种情报表明,国民党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五十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预案；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地形上也有不利之处,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京汉铁路,处于由两江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肘制；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位中原腹心地带,北之洛阳,南之武汉,西之南京,均在其俯瞰之下,它对于国民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一心腹大患；
…………
对于上述忧虑,张国焘并未听入心中.为了应付蔡申熙,张国焘让他做些准备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该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却是必要步骤.就在蒋的第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为了未雨绸缪,蔡申熙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京汉铁路以西的情况,派人到鄂北、鄂西北和豫南、陕南搜集情报,与鄂、豫、陕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络.他将这些凝聚心血编成的报告送给巨头们讨论时,却被置之高阁.
张国焘俏皮地说:也许你的这些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
蔡申熙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认为永远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很快就会派上用场.
继蔡申熙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也察觉到不停顿进攻的危险.他们提出红四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需休整,建议立即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集中到鄂豫边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徐、陈的提议,同样遭到张国焘的拒绝.
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很快给红军带到严重损失.1932年8月,蒋介石命令进剿部队发起总攻,各路敌军潮水般涌进苏区中心区.红四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从麻城撤围,赶回苏区御敌,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连打三仗,均未能阻止敌军攻势,被迫转移到皖西,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在皖西,主力部队又遭到敌军追击纵队和拦截纵队的夹击,未能实现在皖西打开局面的战略意图.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找战机.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绝境之下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军史上称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的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军事依据,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的预设的陷井.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辨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我几个月前就说了,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几位巨头们蓦然记起他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时间仅只过去了三个月,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说: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军多达数万人,运动得开吗?当今之计,唯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境,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和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会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蔡申熙带领,一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分道向鄂豫边转进,10月初在新洲会合,几天后抵达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一带.
为了准备即将进行的西征,部队进行了精简和调整.鄂豫皖军委为此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编制问题的决定,任命蔡申熙为红四军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河口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10月8日,追踪穷追的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遭到蔡申熙部的反击,伤亡二千余人,退入河口镇.第二天,蒋介石加派整编第二师从冯寿二方向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之敌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前往冯寿二御敌,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10月10日中午,援敌不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对蔡部的包围之势.蔡申熙果断命令部队后移,向新阵地转移.
蔡申熙有个习惯,冲锋时将指挥位置前移,撤退时与殿后部队一同撤离战场.这次也不例外,他的指挥所与负责断后的部队边打边撤.敌军从三个方面合围,试图截下这段尾巴.
眼看敌人就要扑到面前了,警卫员劝说不动,就动横的,架着蔡申熙往下撤.
放手!蔡申熙怒吼着挣脱出来,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
就在这时,尾追的敌军冲锋枪射中了蔡申熙的小肚.他咬着牙,一手捂着肚子,一边挥枪还击.鲜血喷涌而出,不到一会,整个腹部都被染红了.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过去.
等到他醒来时,已经随部队撤到安全位置.当时卫生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连最普通的麻醉剂都没有.蔡申熙的肚子被子弹打得稀烂,军医一无药品二无设备,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听说蔡申熙的情况后,徐向前、王树声、曾中生等战友前来探望,感到非常难过.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河口）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蔡申熙同志是（原）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敢,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体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弥留之际,蔡申熙深情地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艰难地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
当晚,蔡申熙闭上眼睛,时年仅为二十七岁.
百劫将星--段德昌
段德昌（1904--1933）,字裕厚,湖南省南县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转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公安县年关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湖区、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套水上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先后担任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总队参谋长、鄂西独立师师长、红六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1934年5月1日,在湖北巴东金果坪被错杀,年仅二十九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享受第一号烈士证的一位.
段德昌有火龙将军的美誉,原因有三:
他是贺龙手下头号战将,用兵深得孙子兵法中掠疾似火,不动如山的精髓,红二军团几乎所有大捷都闪烁着他的智慧.他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水上、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创者之一；
他擅长火攻,在古赤壁的旧战场上,利用洪湖地区天然柴山、芦林,指挥过多次火烧连营的著名战例；
他疾恶如仇,在党内斗争中,对于左倾错误展开了不留情面的批驳,把真理的大炮对准了不可一世的老鸡婆（机会主义者）,最后他也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公审处决.
他的军旅生涯既辉煌又坎坷,处处遇劫,处处破劫,在劫争中现风骨,在劫难时见情操……
玉泉山,关帝庙,段德昌与彭德怀彻夜长谈,谈武圣关羽,谈人生理想,谈时事政治,相见恨晚,结为生死之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时期,有两位日后共和国的元帅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都与段德昌有关.彭德怀称段德昌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
忠勇坦荡、正道直行,是段德昌的性格特点.正是把理想和道德视为灵魂,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赢得了正直人士的拥戴.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湖南南县第一小学执教的段德昌与县城进步师生发起成立雪耻会,亲自担任纠察队长,指挥学生开展查禁日货运动.南县一些乡绅攻击他误人子弟,校方斥责道: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尺,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
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甘当亡国奴,难道就雅观?段德昌宁可被校方解聘,也要将日货查禁到底.
1925年夏,段德昌受中共南县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黄埔军校既是培养国共两党军事将领的摇篮,又是左、右派斗争最为激烈的战场.当时,在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右派学生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团体围绕争夺军校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段德昌理论功底深,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常常驳得右派分子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还领着部分青年军人求见蒋介石,当面指责他身为校长,处事不公,偏袒一派,打击一派.在黄埔军校,从来都是校长给学生训话,何曾见过学生叱斥校长?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段德昌关进禁闭室.
一天后,蒋介石来到禁闭室,温言相劝:你各科成绩都很优异,是可造之材,要专注学业,志存高远.如果你能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校长也不会怪你.如果你坚持己见,不公开认错,我就要开除你的学籍.
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革命快点成功,何罪之有?段德昌强硬地回答:关禁闭就关禁闭,开除学籍就开除学籍,我决不认罪!
一句话呛得蒋介石脸色发紫:禁闭室你也别呆了,马上卷铺盖走人.
被开除学籍后,周恩来推荐段德昌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任党代表,由于在醴陵、平江、汀泗桥、武昌等战役中宣传、鼓动得力,先后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刊》主编.段德昌的才能和工作多次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蒋介石在签署通报时,曾经很不情愿地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缪斌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段德昌这样有才能的人都跟着共产党跑?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段德昌像一团灼热的火焰,不仅无情地焚烧一切枯枝腐叶,还将一些向往光明的同志聚集到自己身边,团结他们一道前进.
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段德昌与彭德怀第一次相见.彭德怀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担任营长.两人在性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一腔热血,都有一身傲骨,都重信义、轻生死,都被人讥刺为炮筒子脾气,至死不改.两人相见恨晚,相谈越亲.在交谈中,段德昌发现彭德怀虽然出身行伍,长期混迹于旧军队,但洁身自好,保持着正直、善良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他始终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并在自己的队伍中建立了救贫会组织.段德昌决心引渡这位求道者.
1926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与彭德怀率部进驻当阳.当晚,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
玉泉山素有三楚名山和荆楚丛林之冠的美誉.山下有泉,终年喷珠漱玉,称为玉泉,山上古木参天,层峦叠翠.这里相传是关羽显灵的地方.关羽兵败被斩后,每夜在玉泉山半空中怒吼:还我头来!还我头来!玉泉山百姓、牲畜夜夜惊恐,难以安宁.一位道长劝喻曰:君无头则冤,然则颜良、文丑之头何在?关羽顿悟,遂入土为安.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在玉泉山增修关陵.关陵占地百亩,规模宏大,除关羽墓外,还有祭亭、正殿、圣像殿、马殿等建筑物.
段德昌与彭德怀在关羽塑像前,铺了一层稻草,秉烛夜谈.对于这段对话,彭德怀几十年还记忆犹新: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身.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地畅谈了约两个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段德昌的一席话点亮了彭德怀心中的明灯.他不仅按照中共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章程,创办启蒙夜校,还几次向段德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关系的敏感时期,中共决定暂不在唐生智所辖的部队中发展党员,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
1927年5月,何键等人发动反共的马日事变,下令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第一师,不久前往鄂中发动秋收暴动,在起义中受伤,秘密潜回南县养伤.事有凑巧,彭德怀也于此时率部进驻南县县城.
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同流合污、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极为佩服,向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1927年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彭德怀十分激动,听说段德昌受伤了,主动派军医前去治疗.
几天后,两位知交进行了第二次畅谈.段德昌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形势的看法,二是对他发动兵变的建议.他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现在的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于全师.不要急于举旗,等条件成熟时,将来再起大的作用.
段德昌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他有针对性地提醒道: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在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低潮时期,在革命前途仿佛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有两位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军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彭德怀和贺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他们的精神令人感佩,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用自己的言行接引他们入党的使者.
对于段德昌这位播火者,彭德怀终生难忘.他始终把段德昌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写在履历表上,多次深情地回忆起段德昌: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感似的.
千里洪湖,烟波浩渺.贺龙视之为兵家绝地,弃之而去；段德昌倚为绝妙宝地,据之崛起,写下摇曳多姿的华彩乐章.他是中共军事史上最早从事水上游击战争和平原游击战争的将军.
水泊洪湖,是段德昌军事生涯的发祥地.
洪湖位于江汉平原的东南部,南临长江,北濒汉水,总面积近一千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港汊交错,沟渠纵横,水上交通便利.滨湖各县均为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人口和物资资源非常丰富.
这里既有湖泊可作军事屏障,又有丰富的物资和兵员保障,加上天灾频繁、阶级矛盾激烈,非常适合开展土地革命.可是,这块兵家宝地最初却被贺龙忽视.
1928年春节前后,贺龙、周逸群组织荆江二十余县发动了大规模的年关暴动.在攻打监利县城受挫后,领导人在石首焦山河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出现上山与下湖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主张上山的多是贺龙在北伐军时的旧部.他们认为湘鄂边境山高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有广大的空间便于与敌周旋.
主张下湖的多是荆江两岸的地方干部.他们认为滨湖地区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而且密如蛛网的千里洪湖更是兵家大显身手的疆场,其活动空间并不逊色于湘,鄂边山区.
争论双方请求贺龙裁决.
贺龙沉吟许久,然后说:从上海出发时,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我,要依山建军,然后向平原发展.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先上山,然后向山下发展.
根据焦山河会议的决定,贺龙、周逸群带领旧部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1928年春桑植起义失败后,周逸群与贺龙失散,返回鄂西担任特委书记）,荆江两岸暴动武装由各县县委指挥就地坚持斗争.贺龙、周逸群走后,荆江地区武装力量失去领导重心,各县武装力量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洪湖地区革命形势跌入低潮.
荆江年关暴动期间,段德昌由于养伤,没有参加焦山河会议.他听到传达会议内容后,非常惋惜地说:贺胡子这下看走眼了.如果讲发展潜力,也许武陵山脉还不及水泊洪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丈之台,起于垒土.段德昌决心做名翻江倒海的蛟龙.
当时,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有十余支,远近闻名的暴动首领也不少,如石首的李兆龙、华容的刘革非、公安的杨荣祥、江陵的陈香波、监利的彭国才、鄂中的肖仁鹄,这些都是胆色过人、智勇兼备的好汉,但是,他们最后都纷纷汇集到段德昌的旗下.原因很简单,强中更有强中手,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超过了当时这些草莽英雄,成为统一洪湖武装力量的最佳人选.
机变百出而又举重若轻,这是各路英雄最钦佩段德昌的地方了.再复杂的形势,再大的困难,再重的任务,到了他那里,都仿佛早有答案,一切都那样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1927年冬,段德昌奉命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到任时,发现公安党组织正发动党员变卖家产,准备筹钱购买枪支.
除了变卖家产,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段德昌嫌他们笨.
你脑壳灵光,有什么妙策?有些负责人不服气地问.
段德昌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现在停止变卖家产,转入进行模拟训练,到时候只要会开枪就行了.
众人半信半疑.此后一段时间内,大家发现段德昌整天在县城里转来转去,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有人嘀咕道:该不是一个扯白算数的书记吧?
半个月后,段德昌通知游击队:准备领枪.按照他的安排,游击队员化装成渔民、商贩、叫花子夜里潜入县城,天亮后分头赶到县团防局操场.操场上,团防局士兵在教官的指挥下做早操.看到围观的人特别多,士兵们做得很认真.他们的枪械集中堆放在操场的一角,由两个士兵看护.
段德昌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近枪械堆放地点,突然发动袭击,挥拳打倒看护的士兵,高喊道:抢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过枪支,将枪口瞄准乱作一团的团防士兵.
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员才明白段德昌整天游逛原来动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主意.
解决县团防局后,段德昌指挥队伍乘势占领县城,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钱物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
兵不血刃的公安暴动打出了段德昌的声威,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地说:洪湖出了能人.暴动胜利后,公安县游击大队成立了,段德昌兼任大队长.1928年春,段德昌率部挺进洪湖腹地,与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建洪湖游击队,后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创建了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
1929年3月,中共沔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段德昌奉调到沔阳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气焰张狂的地方保安团,他提出硬碰硬的策略,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实力最强的张泽厚身上.
张泽厚是沙口镇著名的豪绅,拥有良田千顷,他效仿曾国藩,从训练家丁入手,招集地痞、流氓和惯匪,组编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沔阳保安团,逐步控制了峰口、府场一带,成为沔阳实力最强的地主武装.张泽厚心狠手辣,凡是落入他手中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一律凌迟处死,他常用的刑法是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点天灯.当地人称他为活阎王,哪家小孩夜啼不止,只要有人在耳边轻声嘀咕一句活阎王来了,小孩吓得不敢再吱声.
张泽厚号称打遍沔阳无敌手,我这次要他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战前,段德昌做政治动员.为了鼓舞士气,他教唱了一首歌曲: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
有人要捉我,除非是神仙.
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
有我就没你,你死我见天.
其实打张泽厚根本不用动员,游击队员对他恨之入骨,情愿与之俱亡.但是,张泽厚老谋深算,兵强马壮,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能战胜他吗?游击队员普遍感到担心.
段德昌说到做到.他先是派出小分队突袭沙口镇,活捉张泽厚的父亲,批斗、游街,斩首、示众,再把他的大管家一顿大棍,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开释.大管家跑到峰口哭诉,张泽厚气急败坏,连夜带着保安团直扑沙口,一头撞进段德昌预设的伏击圈,被打得七零八落,张泽厚只身逃往峰口.
接着,段德昌兵指峰口镇.由于沔阳保安团被歼,国民党紧急调派正规部队一个营进驻防守.该营在镇外抢挖了一道深达数米的水壕,又在水壕与城防工事之间铺设了铁丝网、梅花桩和鹿寨.敌营长忙活一阵后,自信万无一失,遂把兵力集中在进出峰口的要道、路口.张泽厚刚吃过段德昌的亏,一再劝说营长加强纵深防备:营座,段德昌奸猾过人,尤其善用奇谋,经常兵走偏锋,出人意料.只注意镇口恐怕还不够.
瞧你一副熊包样!你几时见过游击队敢强攻成营的正规军?借段德昌一个胆,他也不敢!你不懂游击队的策略,他们从来不打攻坚战.敌营长训斥道.
也是这个营长晦气,偏偏段德昌不按常理用兵.他绕过敌人重兵设防的镇口工事,把突破口选在镇外背面.半夜时分,他亲率三百余名游击队员,用梯子和木板搭桥,爬过水壕,剪破铁丝网,绕过梅花桩,搬开鹿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敌营,向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敌营长、张泽厚等少数顽抗者被打死,大部分士兵束手就擒.峰口之役,消灭敌军一个整营,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以及其他物资,游击队声威大振.
在此前后,段德昌还率队向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出击,十七天,二十一仗,全部获得胜利.1929年春,原鄂西特委军委书记邹资生在战斗中牺牲,段德昌接任军委书记一职,协助周逸群统筹全区军事工作.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监利、沔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任大队长一职.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与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张.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
鄂西特委在报告中还写道: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拥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动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也不易包围.这里所提到的在没有高山掩护的交通便利地区利用群众组织保护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总结为人山的思想.
为了把这支主要由农民、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游击队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十分注重军纪训练.他编写《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连队教唱.
歌词写道: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放后头.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损半毫分.
通俗的语言,亲切的教诲,简明的节奏,优美的韵律,《红军纪律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这首歌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纪律意识,而且还让苏区人民认识到了红军才是自己的部队.
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一千余人枪；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四、五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共计七千余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
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并利用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之机,指挥红六军大举向外扩张,迅速将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以及华容等县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纵横数百里的根据地.
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从湘鄂边区东下,7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段德昌等人会师.一见面,贺龙就兴奋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说:行啊,德昌,你与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队.
段德昌说:胡子,洪湖是块宝地,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组建军团,把湘鄂边和洪湖连接起来,创建版图更大的湘鄂西根据地.贺龙点头道.
红二、六军会师后,合组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
两军会师为根据地,也为段德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当时,处在昂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靥,便逝如轻烟.
面对邓中夏的强迫命令,段德昌负气立下军令状: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你负责.他说到做到,以地方武装与伤病员为骨干,重建新六军,取得了洪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而拒绝他建议的邓中夏却在南征中损兵折将,使红二军团锐减一半.
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段德昌反对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强攻大中城市,反对脱离根据地的攻城掠地.他形象地把前者称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必输无疑,把后者称为猴子搬包谷--掰一个丢一个.
他曾经为南征问题与邓中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被削职为兵,赶出红二军团.
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蓝图虽然宏伟,可惜做不到.段德昌把制订计划的人叫做图上作业家,认为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会师武汉.他主张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反动的白极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使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
对于攻打沙市,贺龙顾虑重重:二、六军会师,虽然力量有所加强,可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贸然强攻沙市这样的重镇,恐怕会力不从心.
周逸群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拔除洪湖苏区的白色据点,计划由贺龙率领二军向荆门、钟祥、潜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六军先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然后与红二军会师潜江,经荆（门）当（阳）远（安）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进退自如的发展战略.如果红二军团全力实行这个计划,不仅可以将洪湖苏区与湘鄂边、荆当远、巴（东）兴（归）（姊）归等红色区域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横跨长江、汉水的战略根据地.可惜,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遭到湖北省委的严厉指责:
现在的前委本身很右倾,当二、六军团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当时敌驻军也仅一师,且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此时红军应当立即攻占沙市,而你们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攻监利,监利不克,又提出拔除数县内的白点儿,游击于潜（江）、天（门）一带.攻下潜江、岳口后,又经江陵返洪湖.省委两次督促你们进攻荆、沙,均不见回音,中央的方针是集中进攻,而你们是只集中不进攻.
随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赶至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要求红二军团立即从沔阳西返,准备攻打沙市.
贺龙委婉地说:中央提出要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气魄很大.我对于全局不太了解,但对于红二军团的实力却很清楚.二、六军加在一起也不过万余人,远不如我北伐时期的二十军,而且缺少重武器,硬打一定会吃亏.
段德昌介绍沙市守敌的情况后,强调:扼守沙市之敌为李虎臣师.李虎城野战不济,可他是守城专家.他当年曾与杨虎城一起创造困守孤城八个月的奇迹,人称他俩为西北军中的'两城'.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周小康板着脸,批评道: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把自己力量估计过低,彼长此消,就失去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勇气.
9月4日,红二军团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伤亡达一千余人.军团被迫撤回潜江一带.
这时,邓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洪湖,当即飞调红二军团集中于洪湖西岸待命.
邓中夏在党内地位极高.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北方党组织；他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领导过二七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还是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家,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中共中央派他来湘鄂西接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政委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其主要使命就是指挥红二军团渡江南下,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南下之前,红二军团决定攻打阻碍洪湖根据地南北交通的最大白色据点--监利县城.此前,红军曾经先后两次扑城,都未能攻克.贺龙这次把主攻的担子压在了段德昌肩上.
监利县城面江而立,城池坚固,守敌为装备精良的新编第三师主力――教导团和全部由惯匪兵痞组成的监利保卫团（十六个连）.由于连续取得两次守城的胜利,他们气焰嚣张.
在战斗中,邓中夏见识到了段德昌疾掠如火的指挥风格.当时,红军分三路,从北门、小东门和黄高桥扑城.22日拂晓,战斗打响后,段德昌指挥红六军第十七师锐不可当,首先突破黄高桥防线,涉渡后河,炸开城垣,一举攻入城内,然后通过巷战把守敌往城南江堤上逼.这时,潜伏在敌军中的共产党员杨嘉瑞率领两个连火线起义,敌阵军心动摇,分作两股逃跑,悉数被歼.在整个行动中,段德昌率领的部队像一股红色旋风,接敌隐蔽,攻击突然,进展神速,并且他指挥作战很有层次,部队均成纵深配备,遇到突然情况能够灵活变阵,似乎所有变化早在预料之中.
攻克监利县城,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军团扩大到二万余人.战后,红六军军长旷继勋调鄂豫皖苏区,由段德昌接任军长之职.
9月28日,中央派汤慕禹、刘鸣先到红二军团工作.邓中夏找贺龙商量:汤慕禹在苏联是学军事的,经过正规培训,很有水平,段德昌虽然有勇有谋,但毕竟是打游击出身,我想让汤慕禹担任红六军军长.
你可别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德昌文武兼备,是难得的将才,有常胜将军的名声.洪湖子弟参军,都争着往他的部队里钻,可见影响之大.再说他才接任军长没几天就换人,恐怕于军心不利.贺龙虽然对邓中夏非常尊重,但在任用段德昌的问题丝毫不让步.
邓中夏强调:中央的意见是要汤慕禹任军长,违背上级的命令总不好吧.
贺龙想一想也是,于是说:如果中央一定要汤慕禹任军长,段德昌不要换,我让出二军军长之职,由孙德清接任,腾出军团参谋长之职,让汤慕禹担任.
10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撤离,退往湘东醴陵.邓中夏决定实行南征,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伺机夺取常德,直驱长沙,希望以此激起红一、三军团返攻长沙.这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中原军阀混乱的胜利,正在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第一次统一围剿,而一、三军团已经放弃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孤军独出,失去了任何战略意义.
其实,邓中夏自己也对夺取长沙缺乏信心.他曾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据我观察,第二军团能否担此重任,尚是问题,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还是机械地挥军南下了.
红军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现,出乎国民党的意料.红军很快攻占南县、华容、公安县城,开辟了江南根据地.这时理应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新区.可是,邓中夏命令继续向南攻打津市、澧县.
邓中夏说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攻城略地,随得随丢,又说不能学猢狲抓板栗的样子,抓一个丢一个,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与长毛和猴子有什么差别?段德昌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结合起来,前方与后方完全脱节,建议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区,主力转入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反围剿准备为主.邓中夏不予理睬,继续向湘西北之石门、临澧用兵.
这时,洪湖根据地告急,由于主力红军远离中心区,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根据地兵力空虚.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派人送来急信:
邓、贺、汤、段、孙: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逸群、万涛、小康
贺龙、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见,再次建议讨论回师洪湖的问题,邓中夏运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坚持在占领石门、临澧后攻打津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进.
12月上旬,红二军团强攻澧县达七天七夜,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取得进展.二军团被迫退至松滋杨林寺.12日,在杨林寺一个大庙内,二军团前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还用讨论吗?当然是回洪湖解围!段德昌第一个发言,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回洪湖,等于送死!邓中夏把头摆得像拨浪鼓:洪湖是水网地带,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不适宜大部队行动.它好比是一个深井.现在深井里有人落水,进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我们不能下湖,我们应当上山,红二军团向武陵山进发,凭借五峰、鹤峰、石门、长阳等山区有利地形,创造像井冈山那样的第二中央苏区.
邓中夏咬文嚼字的话激怒了段德昌,他忍了多时的怒火一下喷发出来:你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军事常识,而且还有负人民的厚望.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养育了你我,现在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救人有危险就袖手旁观,不管不理呢?这样做,对得起洪湖人民吗?不错,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行动确实不如平地方便,但是这一点正好可以供我们利用呀!我们的战士,多是渔民子弟,是水中蛟龙,识水性,通民情,熟悉湖中的一草一木,而敌人一进湖便成了瞎子、聋子、傻子,便成了活靶子,那有什么不好!
贺龙也不同意邓中夏关于创立第二中央苏区的提法:创立新苏区我同意,但是第二中央苏区这个词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是一个,我们不能另立中央.
会上唇枪舌剑,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邓中夏仅有汤慕禹、刘鸣先两人支持,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支持段德昌的观点,要求立即返回洪湖.
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容我考虑考虑再说.邓中夏宣布散会.
会后,他对段德昌恼火透了,这门大炮不仅火力惊人,而且从来不分对象、场合和分寸,把段德昌留在身边,无异是坐在火炮上.
几天后,湘鄂西特委又来信告急,邓中夏顺水推舟地对贺龙说:段德昌不是坚决要求回洪湖吗?特委那边又来信了,我看就让他先带伤员回去吧!
那怎么行?现在大敌当前,离不开德昌!贺龙一向把段德昌视为左右手.
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吧.邓中夏再次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在松滋刘家场选择阵地与敌作战,二是让段德昌回洪湖,由汤慕禹接任六军军长.
他的决定引起一片哗然.
贺龙出于对邓中夏的尊重,后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议把六军带走.红六军主要由洪湖根据地地方武装扩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声最强烈.
孙德清提出异议:强敌当前,二、六军不宜分开,要走就一起走.
不行!二军不能走,六军也不能走,段德昌可以带些伤病员走,部队要留下来作战.邓中夏态度强硬地说.
段德昌热血直冲脑门,拍案而起,眼睛逼视邓中夏,一字一顿地说:好,我明天就回洪湖.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谁负责?
邓中夏应声而起:我是前委书记兼政委,当然由我负责!
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拂晓,段德昌赶往洪湖,贺龙送至十里开外.分手前,段德昌郁闷地说:胡子,邓中夏这不是撤我吗?他不懂军事,家长作风又严重,怎么办?我担心的不是洪湖,而是红二军团的安危.现在红二、六军团战线拉得过长,作战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你要注意纠正呀!
贺龙长吸一口烟,徐徐地说:德昌,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队伍.
贺龙说得不错,洪湖确实需要段德昌.
1930年冬,国民党纠集十万兵力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两次围剿.由于红二军团南征时带走了大批地方武装,苏区当时所留之枪,好坏共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三百上下,处境十分艰难.很快,监利、沔阳、潜江等江北中心区失陷,敌人直逼江南之石首、华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据地就丧失了与敌周旋的战略支点.
正在危急时候,段德昌带着手枪队护送部分伤病员回到洪湖,接着,在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红军失掉联系的红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陈光明、陈华山两个营,四十九团杨嘉瑞一个营也相继回到洪湖.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们一路尾追段德昌赶到洪湖.这样一来,成建制的武装部队增至一千余人枪.
周逸群见到段德昌,高兴地称:救星来了!两人合计后,决定以回来的红军部队为骨干,吸纳地方游击队,扩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新六军下辖四十八、五十一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成为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军.
新六军成立后,指挥员请求今后作战方针.段德昌说了三句话:敌来我隐蔽,敌多我撤退,敌少我包围.就是利用这种游击战术,新六军迅速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1年1月上旬,段德昌率军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十一师主力来援,然后趁虚奔向鲇鱼须,歼其留守部队一个营,占领华容县城.
--1931年2月初,江北之敌南侵石首北部苏区,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由于未受抵抗,十分骄狂.段德昌率部从江陵奔袭石首北部,在拖茅铺歼敌四十八师补充第二团数百人,大获全胜.
--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敌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国民党新二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这时,新六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尽.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
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
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
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调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踊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江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一、三团,分两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
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会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日半夜带领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悉数被歼.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荡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支,一再败北.
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段德昌用胜利实现了军令状.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发展到五千余人.而与此同时,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屡遭挫折,部队损失近一半,最后被迫缩编为红三军（下辖七、八两师）,全军仅剩五千三百余人.
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段德昌忠实地执行湘鄂西省委决议,开辟襄北新区,拯救面临解体的红三军,犒赏他的竟是违犯纪律的罪名和撤职、警告的处分.江南失守,责任在谁?根据地领导层强烈批评夏曦争功诿过.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你到根据地来,哪一件事对得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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