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第15节 宴会在喧嚣中进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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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发生“四一二”事件时，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太平洋上航行，她乘坐的宽敞豪华的美国邮船从旧金山开往上海。
这位自称为“专写革命变革的作家”，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后来许多年里，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1925年，她曾从苏联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处访问，与不少中国的革命者有过密切往来。这次她完成了在美国的演讲活动，正在重返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中国。
她回忆说，在她离开旧金山时，美国报纸上已在头版上刊登了惊人的消息:宁汉分裂，英国陆续派出增援部队，美国巡洋舰驶离西海岸，开赴可能决定世界和平或全球大战的地点。可是，让她纳闷的是，在船上航行的这些天里，邮船上印刷的日报，却毫无来自中国的消息，甚至连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消息都没有，只有什么洛杉矶离婚案、芝加哥谋杀案之类的花边新闻。
等船快要抵达日本的大阪时，一个旅客问船长为什么没有东方的消息，船长笑笑，如此回答:“我们收到了消息，但我们不发。船员都是华人。我们一发表中国消息，这些穷小子就会被政治所激动，连活都不干了，光站成一圈谈论革命。我们删去来自日本的电讯也出于同样原因，为的是给人们造成我们与东方没有无线电联系的印象。我们船上主要是这些爱激动的广东人，要是他们一旦为宁汉之事动起手来……好了，晚安。”
当回忆到这一情形时，斯特朗不免感慨地说:“船长就是用这种轻松而冷漠的美国效率对待中国船员和他们国家发生的革命，以保证他的邮船的行驶速度和那些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乘客的舒适。”
抵达上海后，斯特朗即刻开始了她的频繁采访。
她参加了一次妇女会议。她写道:
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引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斯特朗走在上海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大规模镇压的迹象。报纸上刊登消息，在英国人的默许下，中国军队在从汉口开来的英国轮船上逮捕了“共产党嫌疑犯”。被捕者中有武昌文华大学的校长韦卓民。他本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曾和大学里的共产党有过矛盾，但此时也连同与他同船的五六个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逮捕。在有影响的朋友营救下，韦卓民被释放，而其他人则由民事法庭转到军事法庭，随后便失踪了。
斯特朗来到浦东，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那里，打听浦东工会的情况。这位干事告诉她，现在已经没有工会活动，因为政府正在逮捕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他说，五年前浦东开始筹建的工会，已被迫转入地下。国民革命军一来，工会“全都很快地冒了出来”。他们掌握了公立学校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学校，夺走了警察和北洋军的武器。
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描写“1927年中国中部的革命”的著作中，斯特朗记录了这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所讲述的浦东工会在“四一二”前后的故事:
在上海，学生和工人一起攻占警察局，但在浦东只是工人，完全没有外面的学生。他们有十或二十支左轮枪，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但他们从受惊的士兵手里夺取了约二百支步枪。工人把地方政府设在医院并宣布他们有权管辖浦东。上海委任了警察局长，但这里的工人拒绝承认他，说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长。工会是很强大的力量，对蒋介石政府不太友好。所以，政府把他们缴械了，并就地杀了十到十五个人。工人们掌权时也枪毙过七八个人，全是他们痛恨的工头。
走在弥漫着恐怖血腥味的上海街头的斯特朗，似乎显得单纯幼稚，她居然想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找到一些工人领袖，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显然比她明智得多。他劝斯特朗:“既然蒋介石还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对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斯特朗来说，上海已不再适合她，也不利于她的职业。有人告诉她，要找工人领袖，就应该到汉口去。“幸存的人大都逃到汉口或者作为代表到那儿去了。”在美国时斯特朗就计划前往武汉，因为那里有她早年相识的老朋友鲍罗廷，他还仍然被视为大革命的神秘的中心人物。于是，她动身前往。她与鲍罗廷的特殊关系，注定要为本来已经色彩斑斓的舞台，再抹上生动的一笔。
上海在斯特朗身后消失。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夜，也跌落在历史后面。可是，1927年大革命的故事还在汉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斯特朗，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汇聚到那里，目睹轰轰烈烈却又不免寿命短暂的武汉政府在一片混乱中走向终点，震撼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在黯淡夜色中落幕了。
1927年第16节 潮起潮落(1)
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专门报道革命的这位美国女记者，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这时，中国的革命正在南方走向高潮，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还没有因为他在1924年因病去世而中断。
斯特朗从东北到了北京，随即前往中国北部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绝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严整的军容风纪。斯特朗慕名而来。
斯特朗写道: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她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位于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见到了冯玉祥，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在斯特朗面前，冯玉祥无精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斯特朗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斯特朗问冯玉祥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这种谦逊，被斯特朗认为是冯玉祥为人的高妙之处。因为在她看来，当时北方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
她说得不错。等斯特朗1927年4月在中国大革命的最后时刻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果然成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竞相笼络的对象，一时间，军事实力雄厚的他，成了决定政治格局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
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直接感受中国大革命的还有美国记者瑞娜•普若姆和她的丈夫威廉•普若姆。
他们1926年来到北京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便选中了他们来负责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威廉和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同时，他们是西方人。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也指导过他们的工作。
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一度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一天，正在北京的合众社记者迈尔斯•沃恩，告诉瑞娜一个传言，张作霖正计划绑架她和威廉。就在他们见面的那天早上，沃恩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犯人被绞死。沃恩向他们描述现场情形:这些人被迫跪在一根柱子前，双手被捆在后面，一个士兵用一根皮带捆住每个受刑者的喉咙，两头穿过柱子上的洞系在一个轮子上，这样做会使活结拉紧，“直到受刑者的眼睛凸出，脸色变紫”。
沃恩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向普若姆夫妇说明“活结怎样松开，犯人又活过来”，这样反反复复，直到受刑者同意签署一个声明。沃恩特别痛苦地描述受刑者如何在活结松动时喘不过气，拼命把空气吸进肺里。他告诉普若姆夫妇，曾有一位犯人签署了一份声明，但随后还是被绞死。
瑞娜和威廉最终决定离开北京，逃离恐怖的威胁。他们再也没有可能见到李大钊了。在他们离开北京后，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冲进了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28日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后来一位共产党员转述过李大钊对瑞娜的评价:“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如何忠诚于我们的事业。她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甚至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瑞娜和威廉先到广州，然后随北伐军进入武汉。瑞娜成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最欣赏的助手，她继续主编《人民论坛》，同时她担任鲍罗廷的新闻宣传秘书，负责接待所有前来武汉采访大革命的外国记者，安排他们的采访，向他们提供新闻稿件。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位美国姑娘米丽。
大革命在武汉上演着最后的悲壮。
2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前，约翰•鲍威尔大概是最后一位来到这里采访吴佩孚的外国记者。这位上海最有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与吴佩孚共进早餐。
鲍威尔回忆说，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尽管头衔大得吓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当时，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精神沮丧，情绪低沉。
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谈话。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不时还抽空看上一眼。这位被外国人称作“儒将”的著名军阀，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是忘不了摆出这副样子。鲍威尔问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着说：《吴越春秋》。他还开玩笑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在鲍威尔面前翻阅《吴越春秋》是无意而为，还是另有含义，后人不得而知。也许面临失败的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仍将处在战乱之中。
吴佩孚战败之后的武汉，在1927年春夏之际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都已相继平息，只有在中国，大革命还在进行着。
武汉政府成了大革命的中心。一个个关注革命的记者，从世界各地赶来，目睹这里的盛况。
斯特朗又特地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她不愿意错过目击革命的机会，就像当初赶往俄国一样。在上海和南京，随时可以听到各色各样、有些甚至十分离奇的关于武汉政府和农民革命的传闻。斯特朗记录了这些传闻。
“裸体女人游行”是最惊人的传闻之一。传来的消息说，汉口妇女为了庆祝她们新得到的自由，组织了裸体游行，甚至连组织游行的细节都提到了，说有官员检查候选者，只接受那些身体合适的妇女去展示裸体。
一个据说几乎所有在华教会都不要的、说话没有人信的传教士，拿出一封所谓湖南来信的复写件，上面说什么“根据一项新法令，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姑娘，必须在一个月以内结婚，否则政府将给她们配上丈夫”。同这封信一起，还有一张画片，画的是国民军女宣传员穿的服装。斯特朗说，那是件非常短小的游泳衣，故意画得出奇地不正经。
斯特朗不相信这些传闻。她通过一些美国人的渠道，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私下传阅的武昌的革命告示:
——《十五军军部告武汉人民书》
——《第四军给武汉人民的告示》
——《第四军的纲领》
一个刚从汉口回来的德国记者，在斯特朗面前讲述了他对所看到的大革命的印象。他说:别在南京浪费时间了，南京是死水一潭，会被英国与上海的中国富商间的妥协扼死的。汉口将存在下去，起码那里的革命思想是生机勃勃的。如果这种思想被压垮了，它也会留存青史并再次振兴。
斯特朗受到鼓舞。她要去武汉，去这个吸引着全球目光的地方。
1927年第17节 潮起潮落(2)
3
汉口沿江大道。
斯特朗见到了宋庆龄，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在广州她们就成了朋友。这一次宋庆龄邀请斯特朗和她一起住在俯瞰沿江大道的中央银行大楼顶层。
大楼入口处有两位身着整洁军装的国民党卫兵站岗。他们的臂章上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党徽标记。
斯特朗写道:“在顶层楼梯后，面对我们的住房，还站着另一个不持枪的士兵。我一到，他总要敬礼，不是因为我是要人，而是因为他觉得凡是拜访宋庆龄的都可能是要人。”
每天早上，她在窗口都能看见几百名苦力在银行前排队，等着搬运大量的铜钱。
她印象最深的是宋庆龄表现出来的勇气。“现在她年轻孀居，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距中央银行大楼不远，从外交部穿过马路有一幢石砌的大楼，这里楼下是瑞娜的《人民论坛》，楼上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住房。斯特朗说，通向他的寓所的旁门前，经常停放着前来向他请教的政府官员的汽车，少则一二辆，多则五六辆。在他的各个房间里，不分昼夜随时都在开着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
斯特朗成了鲍罗廷的常客。
一次，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和我们一起呆在房子里。我刚说过，因为我去俄国太晚，没有赶上俄国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候，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是不凑巧的，她去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为时过早。”当时我不十分理解他的话。
还有一次，斯特朗觉得武汉政府在与军方打交道时应该不让步。她对鲍罗廷说，只要文官坚持不屈，军方就不得不让步。鲍罗廷却笑了。他说:“你见过大蟒面前的兔子吗？浑身抖着，知道将要被吞食，它被吓呆了。武汉军队面前的文官们就是这样，凝视着军队在发抖。”
武汉的恐慌在5月到来。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他封锁了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瑞娜、斯特朗、米丽，这些与宋庆龄亲近的外国记者，看到了动荡的场面。
米丽写道：“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斯特朗终于又见到了冯玉祥。这次是在郑州，在武汉革命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对峙的关口。此时，冯玉祥出兵于6月1日打败奉系军队占领了郑州。武汉政府急于取得他的支持。
斯特朗是和瑞娜一起，乘坐武汉政府的专列前往郑州的。斯特朗说她俩是车上仅有的外国记者。这趟专列，载着前去与冯玉祥会谈的武汉政府军政代表团。
在汉口站的站台上，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她俩带来了必需品:一支大手电，一把扇子，一只带几个杯子的装满了水的水壶，一袋买零碎东西用的铜钱。
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作为交通部长，负责安排这趟专列。他笑容可掬，身着普通西装，戴着悼念其父的黑臂章。
汪精卫的夫人身着淡紫色旗袍，她来车站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斯特朗看到，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搭乘这趟专列的还有一些将军:谭延、唐生智等。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
斯特朗又一次见到了冯玉祥。
会议就在我们周围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有时是军事委员会议，有时是政治委员会议，而两个会议的成员基本一样。我们时常被允许在聚集着所有知名人士的饭桌上就餐。冯玉祥以主人的身份坐正座，唐生智和谭延坐在他旁边，我们坐在孙科和徐谦之间，离冯玉祥不太远。在这种午餐上，我发现中国午餐的传统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缄口不谈正事，和别的将军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斯特朗事后才知道，双方的交易实际上在幕后进行着。有一点双方都表示同意，他们决定，必须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武汉政府的军政代表团也不例外。
当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仅仅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隆重地开往郑州然后又隆重地返回汉口的专列，带回来的不过是一个合作的泡影。
宋庆龄开始了她的流亡。在乘坐轮船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之前，她在7月14日签署了一份声明。希恩说宋庆龄选择这一天有它的特殊含义。7月14日，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她以此来表明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宋庆龄的声明发表在7月18日瑞娜和威廉主编的《人民论坛》最后一期上，占了整个头版。但是，这期《人民论坛》根本没有与读者见面，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它。好在在这之前，瑞娜和威廉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并在第二天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全世界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降下了帷幕。
1927年第18节 潮起潮落(3)
宋庆龄继续走她的路。
她和陈友仁、邓演达等组成的国民党左派流亡政府前往莫斯科。瑞娜与她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然后穿越西伯利亚荒原。斯特朗和鲍罗廷同行，乘坐越野汽车穿越戈壁滩返回苏联。希恩也从北京赶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随着时日的增多，她渐渐感到了失望。流亡政府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原来答应的大力支持，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他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曾派往中国与孙中山会见过的苏联特使越飞自杀，无疑让宋庆龄感到寒心。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的结束，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托洛茨基本人开始了他的流亡。
也感受到被冷落的瑞娜，在寒冷的莫斯科因病去世。
她的葬礼由希恩、斯特朗以及鲍罗廷的秘书安排。11月27日，星期二，这天是感恩节，正好是斯特朗的生日。
送葬队伍由大约一百人组成，他们从医科大学步行前往莫斯科火葬场。路程步行用了两个小时。送葬队伍穿过白雪覆盖的城市，夜色开始降临。灵柩上盖着一面红旗，六匹马拉着敞开的灵车，一支军队铜管乐队跟在灵车后面反复演奏《革命葬礼进行曲》和肖邦的《葬礼进行曲》，送葬者跟在后面。
希恩看到了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选择步行，走过寒冷而干燥的冬季街道，苏联政府为她提供的一辆在莫斯科专用的轿车缓缓跟在身后。她冻得厉害，裹着大衣还在发抖，但她没有离开队伍。她坚持要来与瑞娜告别，瑞娜是为她服务的一批年轻美国理想主义者中最早的一个，他们帮助她的早期社会事务以及后来岁月里的联合战线工作。她对瑞娜的真诚情感，明显表露在她的优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
斯特朗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她说:“我们美国人为仍然能够给世界战斗前沿阵地上奉献先锋战士而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曾经为俄国革命奉献过约翰•里德，现在又为中国革命奉献了瑞娜 。”
瑞娜亲自参加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降下了帷幕。她的生命被掩埋在黑暗深处，她的名字很快就将被人淡忘。在她无法看到的场景里，新的历史、新的人物又将走进人们的视野。
1927年第19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1)
1
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只评选一名男性世纪伟人，恐怕还会让人斟酌再三，难以取舍。而若论及女性，谁又能比宋庆龄更有资格当选？！
我这样说，不只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间，宋庆龄跨越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重要时代，并且在每个时代她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她始终以自己的人格、气质、精神的美丽征服所有人——无论朋友或者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二十世纪的一些风风雨雨可能会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来往穿梭的历史人物队列中，她仍将赫然耸立。她曾发挥的作用，她的优雅、朴素风格，她身上漫溢而出的精神的美丽，永远值得评说和欣赏。
在阅读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还没有别的哪位中国女性，能像宋庆龄这样，赢得那么多的赞美，赢得那么多异国的男男女女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热爱。
“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支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当1927年宋庆龄流亡欧洲后，见到过她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发出这样的赞叹。
“她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最高雅的女性。”这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赞美。
“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这是海伦•斯诺的赞美。
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说过这样一件事:“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孙夫人。”
这便是外国人印象中、视野中的宋庆龄。在革命的年代，她实在是革命与美丽的化身。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在美国留学成长，但在美国人眼里，只有宋美龄最具美国性格，而宋霭龄和宋庆龄则更多地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四十年代第一个直接采访宋氏三姐妹并在美国出版《宋氏姐妹》(The Song Sisters)一书的美国女作家Emily Hahn(中文名字:项美丽)，在书中这样写到宋庆龄留学美国时的故事:
像姐姐霭龄一样，她总是显得羞怯和敏感，与美国化的美龄相比更像传统中国女性。这一点甚至在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非常突出;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长，讲到过庆龄因为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外套去参加毕业典礼而感到烦恼。这位年长的夫人就说她随时都有儿子的外套备用，但这位姑娘叫道:“不，我不穿一个男人的衣服！”我们称之为“定型”的美国学校的七年生活，并没有改变她的过于敏感的性格;婚后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太多改变她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习惯。
斯诺写道:“庆龄喜欢美的东西，她的家具陈设寥寥无几，可总是得体大方。她家里永远是那样洁净，使人觉得温暖朴素。她还有一些珍贵的画卷，异国情调的鲜花给她的房间增添了光彩。她的长袍颜色素净，式样活泼，她衣着总是很考究，乌黑的头发梳成一个髻端正地盘在脑后，烘托出精巧的脸部轮廓。除了一个玉发夹或别针外，她很少戴其他饰物。”
后来嫁给中国政治家王炳南的德国姑娘王安娜也谈到宋庆龄身上的中国女性的特点:“在我初次站在孙夫人面前时，我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都惊叹她的美。在宋家三姐妹中，毋庸争论，她是长得最美的。但她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态度自然，具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温文尔雅。每当我和她接触时，我一再感到，她那并不引人注目的质朴的态度，和她的弟弟及姐妹比较起来，美国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的每一姿态都给人以一种羞怯感，她每每压制自己，不使自己的柔情表露出来。孙夫人说起话来细声慢气。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的声音柔和、安详，和妇女的身份特别相称’。”
不愿意表现自己、不习惯抛头露面，这是宋庆龄的另一性格特点。
项美丽这样写道:“孙夫人在多年的现实活动中给人留下简朴和自制的印象。她个人总是保持低调——服饰淡雅，寓所绝对简单、实用。当她公开露面发表演说时，人们会觉得她是在勉力而为。但是她的声音和她的词语是坚强有力的。当局势需要时，她能做到坦率，甚至激烈；譬如当她被激怒时便是这样。”
天性不习惯抛头露面，却义无反顾地继承孙中山的事业，成了中国政治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这对宋庆龄实在是一个巨大考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考验甚至大于外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政治恐怖带来的种种压力。于是，从1927年大革命起，几乎所有见到过宋庆龄的外国人，无不一方面赞叹宋庆龄的美丽，一方面惊讶于她的娇柔、羞怯的外表背后所隐含的勇气与魄力。似乎绝然相反的性格因素，却那么完美地结合在她的身上，闪耀出人性的魅力，这就难怪不同的外国男女，都毫不吝啬地、不约而同地把赞美的语言用在了这位中国女性身上。
1927年第20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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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是宋庆龄政治角色最为重要、影响也最显著的时期。大革命时期，她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成为孙中山理想的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代表，在武汉革命政府中占据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随后的流亡苏联和欧洲，以及回国居住上海时期，她又以蒋介石政权的批判者身份而发出世界性的声音。从其政治活动范围和经历来说，她称得上中国真正的女强人，但几乎所有第一眼见到她的外国人，无不惊奇地发现，声名赫赫的宋庆龄，与传言、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一书，转引了作家约翰•根舍（原名不详）所写的他1938年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的印象:“我想像中的孙夫人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皇，孀居服饰，心如死灰，令人望而生畏，等等。但是我见到的孙夫人，即使在她的年龄，仍像一位二十八岁的姑娘。她尽管纤弱，却雍容华贵，明快活泼，身材好似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历史性的革命人物，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
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来说，美国记者、作家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对宋庆龄所作的描述，最为生动和精彩。
中国大革命时期，已成为世界名记者的希恩(Vincent Sheean)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武汉政权的兴衰和宋庆龄流亡苏联的过程。他的这本《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出版于1934年，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他所亲历的中国见闻。这本近四百页的回忆录，叙述生动，文笔优美，曾成为当时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之书。他以驻外记者身份在世界各地革命现场历险的经历，他对现场故事的生动描写，影响了后来如白修德、索尔兹伯里等一批著名美国记者的成长，使他们把目光关注到中国和苏联。这本书因记述生动，影响很大，国外出版的有关大革命及其人物的历史和传记中，都参考和摘引过他的著作。
希恩在1927年4月14日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在血泊中。他先去拜访了仍在上海的宋子文，宋此时还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之间徘徊。希恩拿着宋子文分别写给蒋介石和宋庆龄的介绍信，前往南京和武汉，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在完成南京之行后，希恩来到武汉，他急切地盼望见到宋庆龄。如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武汉，关注着孙夫人。
希恩《个人历史》中对宋庆龄的描写，《孙中山夫人》和《宋家王朝》两书都各有转引。但在中译本中，删掉了一些内容，不知是原作者摘录时所为，还是译者的有所选择。删掉部分为涉及宋子文和有关宋庆龄传言的内容。笔者这里特地将有关段落完整译出以飨读者。
希恩从描写他在武汉第一次拜见宋庆龄的现场开始，进而用颂扬、赞美的语调勾画他印象中的这位伟大女性:
财政部二楼昏暗的会客厅一头的门打开了，走进一位娇小、羞怯的中国女子，身着黑丝绸服装，她的优雅而有力的手上，一手拿着一块绣花手帕，一手拿着宋子文为我写的介绍信。她一开口，声音几乎让我跳了起来：它竟如此柔和、舒缓，如此出人意料的甜蜜。怕热气进来，百叶窗是关着的，这样，当她走到我身旁时我才看清她。我颇有些疑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难道孙中山夫人有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女儿？我绝对不敢相信，面前这位有着优雅外貌、身体虚弱且有点儿腼腆的女子就是夫人本人，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女革命家。
“你在上海见到了我的弟弟，告诉我，他怎么样？”她迟疑了一会儿说。
她便是孙夫人。
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不知所措。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传言，大多都是造谣，美国报纸曾发表过它们。据这些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一个中国“娘子军”的领导人;她这也是，那也是，什么都是，全靠要闻记者们在那里凭空想象。关于她真的在战斗中统帅着军队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致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在上海，这些可笑的传闻，因更多的流言蜚语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些传言中，她个人的人格和行为受到攻击——这是在租界通商口岸城市政治争执中最热衷的手段。尽管我早有精神准备不相信关于她的种种传言，但它们汇总一起，还是给我形成印象。因此，我肯定期盼着见到一个既定的形象。恰恰相反，我此刻面对的却是一个像小姑娘一样的人，漫溢着令人心醉的优雅，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恐惧带来的发颤。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到自己是如此自负、粗俗、野蛮。
然而，孙夫人具有丰富特质，总是使她能努力克服自身的胆怯——不仅仅面对我，而是在生活一般方面。她具有天生的高贵，造就其威严的名望。同样的素质偶尔在欧洲的君王或王后身上也能看到，特别是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但他们能够如此，分明是漫长生活锤炼的结果。孙夫人的威严则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天性;它源于内心而非外在地套在身上。她还具有纯粹的道德勇气，使之处乱不惊。她对孙中山名声的忠诚，对自己认为所拥有该名声的忠诚，足以支撑她不屈不挠地与种种指控抗争到底。这些品质——高贵、忠诚、道德勇气——赋予她的性格以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使她能够克服和改变体外表现出来的虚弱、胆怯等诸种印象，从而成为最能体现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我将有必要表明，死亡吓不倒她;贫穷、流亡、自己家族的愤怒、全世界的诽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的事物低头。她不只是在身体上让人相信专栏作者们所说的“中国的圣女贞德”，而是给人更为真切的感受，只不过你需要多用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优雅、羞怯的外表下面其实潜伏着精神的力量。
……
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孙夫人。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事件中，共产党人被屠杀、劳工运动陷入血泊之中，她的愤怒到了极点。在人们眼中，她就像一座雕像。不靠体力，不靠知识的力量，而是以人格的真正力量、行为的纯洁性、绝对的忠诚，成为了英雄。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这位非凡的人赫然耸立：将军们、演讲家们，或者魂飞魄散，或者投降，或者逃逸，或者沉默，但没有被压垮、没有沉默的革命者，却是孙中山的娇弱的遗孀。“一个傻瓜”，在上海有些人时常这样说到她。
可是，这个世界上如果多几个这样的“傻瓜”，也就会少一些让人抱怨的痛苦。
这便是希恩眼中的宋庆龄，在他的笔下，宋庆龄的形象漫溢着浓郁诗意。说实话，在我阅读的经历中，还没有别的任何女性赢得过如此美丽的赞誉。
1927年第21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3)
3
很长时间里，我们已习惯了用单一的标准和定义来概括一个人，甚至对宋庆龄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当将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宋庆龄的不同篇章放在一起阅读时，便可以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笔，呈现出来的宋庆龄是一个在历史风云中有着复杂感受、有着矛盾心理的丰富性格。她忠诚孙中山的理想，包括联俄联共政策，始终站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前列。但是她又并非简单反对或简单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她的敏感个性和独立性格，也时常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流亡苏联，他们原本对斯大林寄予热望，以为苏联会全力支持他们。但抵达莫斯科后的情形却不免让他们失望。虽然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流亡苏联的日子，对宋庆龄来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相反，是无奈，是失望。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共发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曾派往中国的苏联特使越飞的自杀对宋庆龄无疑是个让人寒心的消息。越飞与托洛茨基和宋庆龄等流亡者关系都颇为密切。《孙中山夫人》一书中这样说:“从此，庆龄在政治上被孤立起来，只有随她从中国来的朋友同她在一起。邓演达由于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过于坦率，被迫逃离俄国。从斯大林那里得不到什么安慰。庆龄和陈友仁去会见他时，斯大林竟敦促他们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至此庆龄惟一的乐趣是她与加里宁夫妇之间的友情，他们一同去莫斯科郊外的寓所滑雪自娱。”
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秘书的美国女记者瑞娜，陪同宋庆龄一起流亡到苏联，她亲身感受到宋庆龄遇到的冷落。她给留在上海的丈夫频繁写信，这些信从另外一个侧面记录了流亡中宋庆龄的窘状。美国作家兰德在其描写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命运和磨难的专著《走进中国》中，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描写。他写道:
既然这些中国人来到莫斯科，那么他们就得开始感到莫斯科的冷淡。计划不像所期望的那样进展顺利。孙夫人感到不愉快，但当瑞娜想找出问题出在哪里时，她和陈(友仁)都推诿不语。“他们拜访重要人物，”瑞娜写道，“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在上海，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俄国人会资助一个流亡政府。“现在变得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经费问题可不像上海的宣传容易让人相信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瑞娜说，“但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
上帝知道造成的这一切。这是一个黑暗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看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声称，他承受着疯狂一般蔓延的情绪。“内心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恐惧的情绪，想拯救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的生命的愿望，令人为之感到颤抖，我的想像力捕捉着在莫斯科蔓延的所有坏消息，将之归结为正在增长着的恐怖，我认为这是中心问题。”
流亡苏联的经历与体验，无疑影响了宋庆龄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态度。当然，作为一位非共产党人士，她不会、也没有必要卷入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党派之争中，但从相关回忆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与感情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向托洛茨基派的。斯诺便这样说过:“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她的书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许多真理，读一读吧。’”
4
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宋庆龄与美国记者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伊罗生)的友谊。
1931年，在上海的美国青年伊罗生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并受史沫特莱的影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他在刊物广告中说:“《中国论坛》提供正在被忽视、被歪曲、被压制的消息和评论！”在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报道“左联”五烈士遇难、左翼作家创作诸方面，《中国论坛》做了大量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伊罗生与鲁迅关系也十分密切，在鲁迅指导下，他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计划在美国翻译出版，并已由鲁迅写序。后来，1934年，由于伊罗生不同意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发生矛盾，《中国论坛》也随即失去了相应的经费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伊罗生与妻子离开上海。在北京，伊罗生与中国的重要托派领袖刘仁静关系密切，由刘担任他的翻译。随后，伊罗生夫妇前往欧洲，在挪威拜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并由托洛茨基为伊罗生的专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作序。可以说，伊罗生尽管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相当深地卷入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斗争之中。从他的态度和经历来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把他视为不可原谅的托派分子，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宋庆龄与伊罗生却有着密切友谊。是她积极支持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吸引伊罗生参加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伊罗生在上海结婚时，宋庆龄还亲自赠送礼物。伊罗生后来在回忆录中甚至这么说:“我二十一岁，正处在渴望引导、容易受到感染影响的年龄;她大约四十岁，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也正是最具感染力的时候。因为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在正义事业中的领袖形象，我就像一位心灵纯洁的年轻骑士一样爱她。”
当伊罗生最终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关系破裂，决定离开上海时，他前去与宋庆龄告别。
我最后一次到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去看她，与她告别。她又一次听我解释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我和她一起做的工作到此结束。如过去一样，她难过而关切地听我叙说。当我在门口与她分手时，她最后的话是提醒我要小心。我想她说的是要小心国民党的暗杀。但她说不是，她要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迟疑地看着她。“不错。”孙夫人重复说，“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宋庆龄的这段话，显然表明当时她对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一定反感与忧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她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
抗战期间，伊罗生曾作为记者再度来到中国，在重庆与宋庆龄重逢。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曾被视为托派同情者的伊罗生，一直未能有机会重访中国。这一状况的改变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邀请他访问的仍是宋庆龄。经过一番周折，伊罗生1980年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等一些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回国后，1985年他出版了《重访中国》（Re _Encounters in China)一书，着重介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宋庆龄、刘尊棋、丁玲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近况。在《宋庆龄》一章中，伊罗生回忆了他与宋庆龄在三十年代的友谊，还记录了他在半个世纪之后与宋庆龄最后见面的情景。
岁月沧桑，人都已老去，伊罗生见到宋庆龄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仍然如同最初在上海一样亲切地叫宋庆龄“Suzie”，这是宋庆龄的外国朋友们对她的称呼。伊罗生写道:
我听见有别的客人来到了接待室。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在我们谈话时客气地在一旁站着。既然这是我和她谈话的惟一机会，我感到有话要对她说。我说，据我所知，自上海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当年努力解决的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在各种政权手里均未得到解决。强权政治所有的那些政治问题还是不断被提出，而且寻找答案的机会也不断失去。“但是我要对你说，Suzie，”我突然插上一句，“从上海起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对你充满爱意。”宋庆龄用一种我不明白的表情看着我。她微闭双眼，用温柔而略哑的声音说：“我不胜荣幸。”
伊罗生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向他所敬重、热爱的伟大女性表达最真诚的情感。一年后，1981年5月，宋庆龄与世长辞。她的故事融进历史，她的人格之美丽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想像中。
1930-1935年第22节 在古城呐喊(1)
沿着上海外滩，走过外白渡桥，可看见一座砖木结构的英国式建筑，它是由外国侨民在上海修建的饭店之一。它便是著名的礼查饭店，现在叫浦江饭店。
一位名叫海伦•福斯特的漂亮的美国姑娘1931年8月走进这里时，这个饭店已经在美国非常有名。海伦称它是“美国在东方的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1900年曾经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美国记者密勒，在这里创办了上海最著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
海伦乘坐的“林肯总统号”客轮停在黄浦江边。她将前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克宁翰的社交秘书。她随身带来了高尔夫球杆和网球拍，行李箱里还装着有皱褶和银白色花边的湖蓝色晚礼服，以及一双长统靴。
她随身还带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贴着从美国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报道。她很喜欢这些文章，甚至背下了里面的段落，她更佩服它们的作者。
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一个在中国崭露头角、风华正茂的美国青年，一个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到中国来出任社交秘书，并非海伦的最终目的。她想见到斯诺，并且也想像他一样向美国人民，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她深信自己有能力超过他。
来到中国的当天，她便与斯诺联系，斯诺安排在沙利文咖啡馆与她见面。沙利文咖啡馆位于今天的南京东路223号(原建筑于八十年代拆除，今为华东电管局大楼)，是当年在上海的外国人喜欢光顾的地方，斯诺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也由史沫特莱安排在这里。
斯诺一见到海伦便爱上了她，几个月的追求后，海伦决定嫁给他，她也暂时放弃了最初要赶超斯诺的想法。海伦•福斯特成了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还为海伦起了一个笔名:尼姆•韦尔斯。后来她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都用了这个名字。
在给父亲的信中，斯诺第一次提到海伦，他称她是“可爱的女孩”。他说:“她很想成为亚洲的女皇，于是穿上旱冰鞋来到亚洲。她是个狂热而莽撞的姑娘，但总是乐观快活，兴致勃勃，而且她非常聪明。”
海伦希望他们的婚礼仪式能赶在圣诞节那天中午在东京举行。海伦赞赏东京美丽而干净。斯诺满足了海伦的愿望。他们乘坐日本轮船前往东京，开始了蜜月旅行。他们的结婚仪式如期在圣诞节这天的中午，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里举行。为他们主持仪式的使馆官员，是与斯诺在上海曾经同住过一个房间的朋友埃利森——后来的驻日大使。
斯诺和海伦共同的未来，从这里开始起步。他们将共同创造影响世界的事业。
新婚之后，他们于1933年1月从上海搬到了北京。谁能想到，这对特意赶到东京举办婚礼的美国夫妻，很快在北京成了主张抗日、反对投降的中国大学生们可以信赖的朋友。而且，1935年北京大学生们的“一二•九”大游行，是在他们家中酝酿、策划;是他们将学生们的要求和主张传播出去，斯诺还第一次用他的电影摄影机拍摄下学生演讲、游行的历史镜头。
2
和上海相比，不少外国人更喜欢古老北京的安适、悠闲。他们喜欢这里的城墙，喜欢遍布城里城外的王府、园林和皇宫废墟。当南京成为新的首都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北平，但大多数外交使团仍然愿意把大使馆设在北京的东交民巷。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还是愿意称这里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斯诺夫妇也走进了这种生活。在北京定居后不久，斯诺在给父亲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认为，北平仍然是北京，不管南京那帮家伙管它叫什么。”
斯诺爱赛马，海伦喜欢跳舞。他们到北京饭店的楼顶，出席这里经常举办的外国人舞会。海伦喜欢跳华尔兹舞。她让斯诺陪他到舞会平台去，她不让他跳，而是让他在一旁欣赏她的美丽舞姿。
1934年初，出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吉米，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海甸修建了一座房子，答应租给斯诺夫妇住。这座房子靠近颐和园，在斯诺夫妇看来，那里是具有历史感的地方。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我们有一英亩地的花园，种着果树、蔬菜、常青树、葡萄树。”“院子里有游泳池，我们有自己的供水系统，这是房主安装的。”他们有电灯，两个浴室。“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那曾经是供皇帝游玩的禁地。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真让人无法安心工作。”
住在这里，更重要的当然不是每天可以欣赏颐和园的落日，而是靠近燕京大学校园，使他们有了更多接近中国学生的机会。斯诺在新闻系任教，海伦去学哲学，俩人还一同到清华大学听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的课。斯诺还在一个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翻译鲁迅的小说，海伦则研究燕京大学的学生作家萧乾、杨刚的小说，萧、杨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著名记者。
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让不少人陶醉。从伦敦来到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新西兰人贝特兰，认为这里是他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大学环境之一”。“这些漂亮的姑娘们，穿着色彩斑斓的开衩的旗袍，在运动场上端庄地骑着自行车，小伙子们则穿着美国校园式样的运动衣和套衫。”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的贝特兰，后来成为斯诺夫妇的好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记者身份出现在西安事变的现场。
但当时的北京并不平静。美丽的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怀念故乡的歌声，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同情中国命运的异邦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斯诺能理解这些流亡者的心情。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件后，他曾奔赴东北采访，亲身感受过失去家园的中国人的痛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东北学生思念沦陷故乡的心情越来越重。北京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日本企图侵吞华北进而占领中国的野心一天天显露出来。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河北省、北京、天津完全处在日本控制之下。11月26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决定撤消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暗中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就要变为严酷的现实。
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人费正清，此时也住在北京。他和斯诺夫妇是朋友，常常互访，还一起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跳舞。他亲身感受到了1935年下半年北京城里日益弥漫的紧张气氛:
1935年末，北京到处流传日本人要来进攻的消息。狡猾的日本军队采取了精神困扰的战术。一小队日军在一名骑着高大战马的下级军官的率领下，经常从北京的胡同耀武扬威地通过。日本军队在北京正南面铁路联轨站丰台进行进攻性的野外演习。他们利用中国傀儡政府控制京津地区，筹备建立所谓伪满属下的“华北国”。国家危若累卵，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课桌。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严重关头，从英美回国的一代学人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均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五四”时期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此时，他们正计划把学校各系和图书馆迁到南方，用船运走图书和设备。一个个大学就这样眼睁睁被拆散。学生模样的人们把尚未登记编目的书籍搬出清华图书馆，我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引自《费正清自传》）
作为学者的费正清感到无可奈何，但斯诺夫妇却不愿沉寂。他们要有所作为，他们不愿意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者仅仅是报道新闻的记者，他们要站在中国人的一边，和中国人一起在古城里呐喊。
1930-1935年第23节 在古城呐喊(2)
3
当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校园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把书籍搬出图书馆，准备运往南方时，斯诺、海伦已经从海甸搬进了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胡同十三号，和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合住。
这幢房子靠近东便门。这是一幢平房，两边各有两大扇英国式的拱形窗。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住一边，斯诺夫妇住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个门廊。“我们的房子在街道靠近城墙的一端，是最后两三座有围墙的院子之一。后面是义和团公墓，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就埋葬在那里。”
这是一套豪华公寓。房屋建筑风格是西式的，高大宽敞，有点像宫殿。大院紧靠着北京古城墙，里面有值得夸耀的暖气、大理石浴缸、网球场和马厩，花园里有座温室。这样的公寓，住上外国人，因此，是一个不会受到警察和宪兵干扰的地方。1935年冬天，瑞典人回国后，这里实际上只有斯诺夫妇独住，这就为他们和学生领袖们的密切往来提供了方便。
10月的一天，佣人向海伦通报，说有位客人来访:“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叫张兆麟。”随后，一位高个子、方脸、英俊的东北青年被带到她的面前。张兆麟上过斯诺的新闻课，现在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来拜访斯诺，想证实他听说的中国正准备向日本放弃中国北方的消息。最近到处都在传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来到北京，向宋哲元将军发出最后通牒。他向宋许诺提供一千万元新印制的货币，催促他声明摆脱蒋介石宣布独立。
斯诺知道这个传闻并非毫无根据。就在张兆麟来访的前一天晚上，曾有一位宋哲元的助手拜访过斯诺，告诉斯诺说宋哲元准备屈服，因为他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得到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答复。
情绪激动的张兆麟流出了眼泪。
“哭是没有用的。”斯诺说，“我们要采取行动。”
他没有说“你们”，而是说“我们”，把自己看做了中国人的一员。这个说法，令后来许多研究他们的人感到吃惊，因为他改变了外国记者惯有的中立立场。
斯诺、海伦是在延续着斯特朗、史沫特莱开始的新的传统。从1927年大革命开始，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记者，与过去活跃在中国的前辈记者们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是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而来，不再仅仅是为了抓独家新闻。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受到革命的影响，受到理想与浪漫的感染，他们已是国际化了的人物，是把自己置身于革命的国际背景中的新一代记者。他们或者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或者是由于同情弱者而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他们把报道革命、支持弱者作为己任。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贝特兰、白修德、爱泼斯坦……正是这些与以往大大不同的外国记者们，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无疑，斯诺、海伦的态度对张兆麟是个鼓舞。他说要发表一份请愿书，向蒋介石陈述要求。斯诺不同意。因为对此举动中国报纸会不予理睬，外国报纸则会将之看做一种政治宣传。海伦曾把学生会的一份请愿书《关于要求言论、新闻、集会自由权利和反对非法逮捕学生的呼吁》交给路透社驻北平的记者弗兰克•奥立佛，看他是否可以发表。奥立佛对她说:“我们可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是一种宣传。”她感觉出他的敌意，因为路透社站在蒋介石一边。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他们谈了整个下午。几天后，张兆麟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受斯诺夫妇支持的激发，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
海伦最初的建议是在北京街头举行一次象征性的葬礼，以悼念在中国北方的死者。最初中国学生不赞成这一想法。他们害怕会被当做共产党逮捕，当时共产党嫌疑分子受到蒋介石的北京宪兵队的逮捕和枪杀。而斯诺则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警察包括日本人一个意外。关键在于要动员说服所有北京学生参加到这一抗议之中。斯诺还答应会带其他外国记者到现场去，他自己也会对这一活动予以全面报道。
学生领袖们下了决心。他们起草了一系列要求。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定在12月9日，即在宋哲元计划宣布脱离南京的头一天举行。新成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印刷了传单，写好标语，画好游行路线图，还组织了急救队。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几乎一整夜都在打印关于学生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给外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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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这天，学生走上了街头。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北平警察对12月9日的游行毫无准备。在这之前，日本人已迫使国民党的第三宪兵团撤出北平，蒋孝先和他的部队已前往西安。
按照海伦的看法，这正是天赐良机。如果第三宪兵团在城里，游行和示威活动就会受阻。于是，近千名学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便在城周围的若干地点集合起来，分别列队，请愿游行队伍前往国民党政府机关所在地长安街。还有一部分学生早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住进了城内。这样，双方汇合后，大约有两千人参加了这天的游行请愿。
斯诺和海伦并排走在游行队伍中间，海伦还高呼口号。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几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都感到兴奋不已，在一旁为学生喝彩。外国记者出现在现场，令警察一时不知所措。直到有少量宪兵赶到，镇压才开始。斯诺这样描述现场情景: “几支来福枪朝空中开枪，游行队伍骚乱不止。记者和摄影者汇聚起来，希望外国人在现场能够避免悲剧发生。围观的人群中有中国店员、家庭主妇、手艺人、僧人、教员和身穿丝绸的商人，他们在街上欢呼雀跃。”斯诺还看到，甚至人力车夫也参加进来，高喊曾被禁止的抗日口号。警察放下了枪，其中一些还参加到抗议的人流之中。
当天晚上，斯诺就把有关消息用电报传给伦敦和纽约的报社，其他记者也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地。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领导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费正清是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的朋友，他写到了当天发生在梁林两家的事:
1935年12月9日，大中学校学生列成纵队游行街头，不顾军警的阻拦，抗议当局，反对分割河北。这次运动的壮伟不亚于五四运动，再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是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一个警察用刀鞘狠狠揍她。林徽因的弟弟也从中学出来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但随即有十二个小时失去踪迹，梁思成跑遍城里各医院去找他。
12月16日，北京的学生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美国记者威克托•基恩是现场目击者之一。他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八千多名大、中学生今天在这里勇敢地面对寒冷和警察的残暴。从黎明到黄昏举行的大游行，抗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相信，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日本人在自治的幌子下，对这些省实施统治。有六十名学生受伤，更多的人受到木棍、水龙的袭击。”
基恩亲眼目睹了北平警察是如何残暴地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的:
当学生被驱散开时，警察到狭窄胡同里追赶零星者，凶暴地用皮带和刀背抽打他们。许多人受了伤，其中一些人据信伤势严重。现场一位记者看到多到五六位健壮警察残忍地毒打一位学生。该记者有两次成功地制止了毒打，不少其他外国目击者也同样如此。
斯诺还爬上前门城楼，用他那架新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游行场面，是他为“一二•九”运动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此期间，斯诺通过史沫特莱，设法把学生们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并把她的回信转交给学生。在信中，宋庆龄敦促学生们继续采取行动。
1930-1935年第24节 在古城呐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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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入斯诺家中的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位叫王汝梅，他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后来在接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作者托马斯采访时，黄华承认，学生运动具有某种自发性，他和其他思想左倾的学生，可以秘密接触到共产党的文件，了解共产党的思想，但他们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仅仅是通过个别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在12月9日游行后的一天，黄华带着一位神秘人物来到斯诺家中，他叫俞启威，英文名字叫戴维•俞。海伦后来回忆戴维•俞:“他高个头，白皙，满脸倦容，一身中国式长布袍。”“他的漂亮面孔开朗，表情丰富，但也显得矜持，让人感到颇为自信。”海伦知道戴维•俞是“中国权威”，尽管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她猜测:“这是为什么？经验。我认为:他一定是真正可信赖的人，一个共产党活生生的地下党员，或者说至少是共产青年。”海伦还说，“我能够看出，他们都接受俞的指示，但我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让海伦感到可信赖的俞启威，就是黄敬，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这张“一二•九”运动中他慷慨演讲的照片，不知是不是由斯诺拍摄的。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在北京他和当年认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重逢。他们中间有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姚依林告诉斯诺，他和俞启威当年曾在斯诺家中举行过党的会议。
另一个在斯诺家参加过类似会议的人是陈翰伯。他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在斯诺的起居室里。
到这时，斯诺才看到当年隐在幕后的影子。
但海伦还是自豪地说:她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也许斯诺夫妇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盯在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在舞台上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是历史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至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他们看做导演和调度。1991年9月2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庆祝会上，斯诺夫妇的老朋友、后来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评价海伦:“她和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帮助促进并对外报道了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两次到盔甲厂胡同试图找到当年住过的房子，都没有成功。
她说:找这幢房子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预定都要拆掉。我觉得本来可以在院子的大门上挂一个牌子，说明这是写《西行漫记》的地方和“一二•九”运动的摇篮。
现在，这当然已经不再可能。
6
就在王汝梅把俞启威领进斯诺家中后不久，经俞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显然，他和妻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和采取的积极行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
斯诺的冒险旅行开始了。这是堪称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次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在他前往红色根据地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北京。海伦立即帮助他整理带回来的素材，把他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那里洗印出来。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连载斯诺关于此次探险的文章。美国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以一千美元购买了斯诺拍摄的七十五张照片，这是当时中国照片的创记录价格。
从这以后，世界终于知道了共产党政权在经过几年的波折之后，还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着。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
1
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平到欧洲返回美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伊罗生这个名字是个禁区。当年萧伯纳访问上海时，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出席作陪的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他们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一张历史性合影。可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发表这张照片时，经过技术处理后，照片上只留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都没有了踪影。“文革”结束后，由宋庆龄出面安排，伊罗生才重新得到访华邀请。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刘仁静、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房地产大王的儿子。兰德写道，1929年伊罗生十九岁时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大学里他系统研究了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大学一毕业，伊罗生就来到中国。 到了上海，他立即被《大美晚报》(Shanghai Post )聘为记者。当他不满意这个工作时，他又到《大陆报》(China Press )，为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董显光工作。董显光后来在重庆曾担任蒋介石的宣传部副部长。该报属于国民党，董显光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期间，伊罗生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支持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正当伊罗生准备终止与《大陆报》的关系时，史沫特莱介绍他结识了来自南非的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叫李福清。
格拉斯是南非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但后来对党内的斯大林分子不满，随即他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南非共产党清除出党。他后来到了中国。到上海后，他和史沫特莱成了朋友。伊罗生认识格拉斯后，便与之结伴乘船沿长江上行，一直抵达重庆、成都等地。他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中国的社会。实际上，这次长江之行对伊罗生来说，是从格拉斯那里接收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同时，格拉斯的思想倾向、性格特点，也开始影响伊罗生。格拉斯教导伊罗生要怀疑一切，永远不要盲目地追随任何类型的教条。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2)
2
创办《中国论坛》，是年轻的伊罗生走进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
据兰德所写，《中国论坛》的经费由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提供，伊罗生的薪水也拿出一部分作为补贴。他此时也找到一个新工作，担任法新社在上海的翻译。因为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中国论坛》要想公开发行，就不能公开反映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这样，伊罗生基本上也就有了选择他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照搬党的原则，那样就无法展开工作，不然的话，一旦有人指挥伊罗生要写什么，伊罗生就会受到怀疑。对他这位既要投身革命又希望保持一定独立性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实在是很好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伊罗生在1932年1月3日张贴出《中国论坛》的创刊启事:“《中国论坛》首先不是任何政党或团体的喉舌。但是，它将成为中国发表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的压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歪曲的消息和观点的媒体。”他接着表示，在《中国论坛》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在江西、湖北和其他中国内陆省份的苏维埃地区的消息，白色恐怖的消息和工人的来信，都将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做无疑颇为大胆。伊罗生擅长于用嘲讽风格的文章将社会事件生动地描述出来。在此期间，他聘请陈翰笙主持一个名为“观察家”的政论专栏。伊罗生还借助匿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们提供消息线索。他拿出一些篇幅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些是1931年1月在龙华遇难的五位作家的作品。在第一期刊物上，伊罗生发表了五位遇难者的照片：冯铿、胡也频、柔石、殷夫以及在这之前被处决的作家李伟森。“观察家”专栏，小说——其中包括丁玲、茅盾、鲁迅的新作，以及伊罗生自己的文章，这一切，使《中国论坛》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品，而更是一种富有活力的、有专业水准的刊物。
《中国论坛》上的文章，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监狱的状况、政治犯、非法审判、大屠杀和流放，为他提供消息来源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僻静小巷或街上某个角落与他见面，递给他消息。伊罗生从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与党的地下组织不直接打交道，他甚至不清楚和他一起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中国助手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共同执笔“观察家”专栏的陈翰笙是一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他的通讯员与他联系，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系统，这些西方人的真实姓名对伊罗生也是保密的。
中共虽然资助《中国论坛》，但并不资助伊罗生，他靠给法新社做翻译来维持生活，这使他保持了一种独立性。他多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辑《中国论坛》的，只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同情者，他自然而然地关注着对中共重要的事件，同时也包括对孙夫人、史沫特莱、格拉斯重要的事件。所有这些人通过会面、聚餐、正常的社会接触继续对他产生影响。
1932年5月，是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清党”五周年，伊罗生出版了一份专号，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在这期专号上，伊罗生用二十四页篇幅，包括一些照片，从不同方面详细描述蒋介石的恐怖政策，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1927年至1932年间的一连串白色恐怖浪潮中，数十万男女，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有组织地杀害。一位《中国论坛》的记者写道:“几乎每个人都被看成赤色分子”，常常不加区别地予以杀害。1930年在四川，军队悬赏每杀死一个共产党人可得到五十元。警察和士兵急于领取奖赏，对受怀疑者的政治身份不加核实，仅仅因为他们看上去“像共产党人”，就将他们杀害。城市的街道上常常流着鲜血。士兵在城乡四处的肆意屠杀，在1927年和1928年年初达到了顶点。
这期专号还详细报道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农民和工人身上施加的种种压迫。文章详尽评述南京政权的政治特征，它与上海黑社会、银行家以及列强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些势力如何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伊罗生结束这篇文章时，提到了国民党试图铲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如今，一个尽管不起眼的事物却对南京的统治构成一种特殊的危害。
伊罗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他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文章的前一个月，刑事侦探人员曾找过他。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维奥拉说，他开始感到有一把斧头在挥舞。
然而，《中国论坛》的最终停刊，却是因为与中共之间发生了矛盾。
在1932、1933年，伊罗生还没有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一边。但是，当地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他。他天性怀疑权威，在接受教育和实习期间，也培养出以怀疑来面对权威的能力。伊罗生不喜欢当地的共产党人俯首听命于斯大林，而斯大林又显然是错误地处理着中国革命的事务。他拒绝在《中国论坛》上拿出篇幅向斯大林顶礼膜拜。即便不是讨厌，他也是有限度地尊重斯大林。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由王明和博古领导。这些斯大林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实行打击。他们注意到伊罗生在他的刊物上排斥斯大林。在1933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伊罗生未提到斯大林而使事态恶化。争取伊罗生的失败，完全激怒了中共地下组织。
《论坛》停刊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中共地下组织完全停止提供经费。伊罗生在上海的出路被堵死之后，他把仍在出版的《中国论坛》移交给格拉斯，显然这进一步激怒了过去的斯大林分子朋友，他们本指望他将这个刊物移交给他们。随后，伊罗生和妻子维奥拉动身前往北平。
1930-1935年第26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3)
3
兰德在《走在异域的先知》一开头就这样写道:“当伊罗生和来自南非的一位英国人弗兰克•格拉斯一起出发沿长江而上时，他根本没有预想到，很快他便会发现斯大林实际上是扼杀中国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伊罗生从上海到北平后，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北平，伊罗生准备专注于江西苏区的研究。 1934年秋天，在和妻子维奥拉完成中国小说集《草鞋脚》的编选工作之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
当他和维奥拉动手整理这些江西资料时，需要一名翻译。他的老朋友和启蒙者格拉斯向他推荐了刘仁静。
在描写刘仁静的时候，兰德在书中这样叙述了在苏联的中国托派情况以及部分托派回国后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最初在莫斯科的KUTV大学的学生中间形成。这所共产党大学，专为东方工人开办，是主要为亚洲革命培养干部的政治院校。这些托派还控制着1925年在莫斯科专为中国学生创建的中山大学。1927年，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迪克在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失败的问题上公开站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上。这是斯大林难以忍受的。他罢免了拉迪克，让米夫取而代之。米夫随后来到中国，让他的学生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过，托洛茨基的讲话和论文，那些日子仍在莫斯科流传。一部分中国学生得到这些，并暗地赞同托洛茨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这是日益激化的残酷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场斗争一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为止。中国托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没有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察觉，他们带着体现托洛茨基立场的文章资料回到中国。其中一位是刘仁静，1921年他曾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1929年经欧洲回到中国，并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普瑞克普(Prinkipo)岛拜访了托洛茨基，这是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漫长流亡行程的第一站。刘回到中国时带着记录和其他一些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它们记录着一系列会议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面对面的激烈交锋。斯大林一直将之视为暴露其中国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失败的记录，从不允许带出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委员会会场之外。可是，除了那些属于托洛茨基本人的材料之外，他作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权保存斯大林和其他人的演讲速记和政策阐述。随后，托洛茨基交给刘的许多记录可以充分证明斯大林的失策，这在别处是无法找到的。
兰德说，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因1927年中国革命及相关事宜发生的斗争内幕，几乎完全茫然不知。当他看到这些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争论的材料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何和为何被斯大林所出卖。他发现，他一直被斯大林指责的见解，恰恰是斯大林本人当时持有的，这对陈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他看到斯大林如何让他成为斯大林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陈于是立即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分子也随即被清除出来。斯大林对陈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得到上海地下党不少反对派的支持，感到震惊。斯大林立即在仍然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中进行清洗。到1929年底，托洛茨基分子数量几乎占中国学生的一半。斯大林逮捕他们，关闭中山大学，将托派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据报告称，他们受到的待遇比那些苏维埃的反对派还要恶劣。几乎只有少数人想办法回到了中国。幸运的是这些人没被察觉，回到中国后，随即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被共产党开除而分离出来的托派运动。
兰德说，尽管伊罗生反对斯大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编辑《中国论坛》的两年时间里他受到过中国托派分子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们要么被关在监狱，要么支离破碎，影响甚微。伊罗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围绕中国而发生的争论，直到从莫斯科正式渠道的消息得知，陈独秀这个过去幻影般的人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为中国地下的托派反对派领袖。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对陈的谴责，但伊罗生拒绝在《中国论坛》上发表。
可以说，伊罗生在北京与刘仁静的合作，是伊罗生在中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意想不到的真相显露，令伊罗生时常处在惊奇之中。
刘仁静在上海便与伊罗生认识。他的英语流利，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了如指掌，并且有大量资料充实他的见解。当伊罗生夫妇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刘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给他的材料，搬到他们在大羊宜宾胡同一号的四合院。在翻译江西资料的过程中，伊罗生和刘仁静在北平地下组织帮助下日夜工作。这是充满着危险也令人痛苦的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化名的共产党人送到四合院来。据维奥拉回忆，其中有一位“王小姐”，她带来了1927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人见过的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它们一直埋在1927年被埋葬的那些牺牲者的坟墓旁边。后来由刘仁静在北平一带的托派同志挖了出来。
刘和伊罗生一页一页翻阅整套文件，刘逐页向伊罗生叙述该页内容。当确定感兴趣的目录后，他便翻译出来，由伊罗生打成英文。用这种方式最终完成了一千多页打字纸的资料。就这样，在刘仁静的帮助下，伊罗生回溯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他获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补充着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1935年3月,刘仁静和夫人、孩子在北平火车站被捕，当时他们正准备乘车去南方。在例行的行李检查中，警察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这是刘仁静粗心大意放在行李里的。经过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一位美方负责人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的疏通，刘的夫人和孩子很快被释放，而刘的命运一直是个谜，直到好多年后伊罗生才得知，在日本侵占南京前夜蒋介石政府迁往武汉时，刘仁静和其他在南京的在押犯才一起从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刘仁静全家的被捕使伊罗生受到沉重打击。他同时感觉到，研究这样一些具有爆炸性内容的违禁材料，处境非常危险。他和维奥拉决定，该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了。1935年6月，他们带着十箱档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在上海乘坐邮轮前往马赛，从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欧洲之行。在巴黎，伊罗生访问了法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特雷特（Albert Treint），拜访了一些托派分子，并用一些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大革命。
1930-1935年第27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4)
4
伊罗生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是寻找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发表的一次关于中国大革命的演讲记录。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伊罗生的重要目的是研究以往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简报《国际新闻通讯》(Inpercorr )，以便能够从外国的报道中，找到一些材料来证实他对中国资料所做出的事件归纳。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这套简报中缺少的一期，正好出版于上海大屠杀之时。其中有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的演讲摘要，当时他反驳托洛茨基对支持蒋介石的批评。这一演讲是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的。（参见本书《宴会在喧嚣进行》一章引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转向，在上海镇压工人，随后发动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并把所有苏联顾问赶出中国。兰德说，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这段话便成为人们责怪斯大林的一个明显证据。谁最终被“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当然不是蒋介石。对每个听到过这个演讲的人来说，斯大林对局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于蒋的叛变之前一个星期，这表明他的中国政策一直大错特错。这个演讲，在斯大林的同志们看来显然令人困惑不解，甚至动摇着斯大林对苏联领导权的铁腕控制。不过，斯大林狡猾地压下了这一演讲，从未将之公开发表。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受到托洛茨基的一位同党乌尤维克（Vuyovitch）的挑战，他要求斯大林对其演讲作出解释。他在讲话中所作的简短说明说:“斯大林同志总是有机会修改其失误和忽略之处，然后才将其速记记录放在我们面前。”斯大林回避了这一圈套，乌尤维克是想借此迫使斯大林承认是他错误判断了蒋介石。除了乌尤维克的说明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因为所有速记记录都不再存在。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一演讲的记录件，但是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
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他认为在与托洛茨基争权斗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在巧施伎俩毁掉了中国的大革命。伊罗生知道《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在此期间，伊罗生夫妇曾从利物浦乘船前往挪威去看望托洛茨基。维奥拉后来回忆说，这次访问，伊罗生和托洛茨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延续了很多年。
伊罗生和妻子后来回到美国，到纽约曼哈顿东区南部的公寓里住下来。他们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中国论坛》专号上用过的那幅中国军官和成堆白骨在一起的令人恐惧的炭笔画。
伊罗生又受聘担任法新社的翻译。每天早上五点他到法新社的办公室上班，一直工作到中午。这使得白天有剩余时间来写他的著作。
伊罗生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还是没有发表斯大林1927年4月5日的演讲的那一期。他继续执著地寻找。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已经被剪走，“这让伊罗生后脑勺的头发竖了起来”，维奥拉许多年后回忆说。很显然，这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由在纽约的某些党的积极分子剪走的。这再明白不过地证明是斯大林的绝对无情和对全党的统一命令，才使世界上任何一处公共档案中，都找不到被删去的文章，至少据伊罗生所说是如此。
伊罗生后来终于从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那里找到这份被清除的资料。沙克曼是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也是伊罗生的朋友。沙克曼保存有大量文件。他藏有随《工人日报》发行的每期《国际新闻通讯》，斯大林的演讲记录终于找到了。伊罗生随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并把斯大林的这段话引用了进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建议邀请伊罗生夫妇访华，但当时未能如愿。
伊罗生在鲁迅和茅盾帮助下编选、翻译的《草鞋脚》，终于在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伊罗生在该校担任政治学教授，他当即给茅盾寄出一本《草鞋脚》，但书被退回，标明：地址不详。伊罗生失望了。正在发生“文革”的中国，离他那么遥远而陌生。他整理出鲁迅、茅盾给他的信，追忆当年的难忘岁月。他不能让这些信埋没在自己手中，但又不能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便将它们捐给了美国一家图书馆。
1980年一个夏日的黄昏，两位中国朋友来到伊罗生家中，给他带来两本中国出版的《新华月报》，上面刊载有他捐给美国图书馆的鲁迅的信。这给他一个信息:他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重访中国。他当即给宋庆龄去信，说他将于10月访问日本，询问有无可能邀请他们夫妇访问中国。
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伊罗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话。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接受邀请的话，可回电告知，中方将办理好签证，放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伊罗生可在那里领取。
伊罗生夫妇如愿以偿。1980年10月13日，他们由东京抵达北京，15日与宋庆龄重逢，同一天，还见到了丁玲。第二天，他们拜访茅盾，17日与刘尊棋重逢。回国后，伊罗生撰写了此次重访中国的著作《重访中国》，记叙了整个接受邀请和访问的过程，该书1985年在香港出版。
伊罗生现已去世。
1936年第28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1)
1
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徜徉在华清池，就像是走在历史中。眼前的许多景物都会引发人的感慨。我总觉得，1936年12月在这里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在很大程度上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具有真正转折意义的历史环节。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进展与之相关自不待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未来的走势变化，更是从这里开始。一个由盛及衰，一个由弱转强;一个从二战期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变为狼狈不堪退缩到孤岛叹息不已;一个从黄土高原如困兽般抗争变为独步天下引吭高歌。
那真是石破天惊的时刻，历史道路在这里改变了走向。“西安事变”，应该说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刻骨铭心的时刻。虽然品到的滋味各不相同。
对于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中一些人非常幸运地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甚至扮演了比任何人都要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直接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历史转折，更是他们刻骨铭心的。
2
斯诺和海伦夫妇，又一次生正逢时，率先走进了这一事件的序幕，听到了渐次响起的前奏曲。
斯诺1936年6月从北京来到西安，然后从这里前往红军控制的“匪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他抵达西安后，访问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和由蒋介石派来监督“剿匪”、担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斯诺与邵力子曾有过接触。六年前，在南京，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邵力子，安排斯诺采访了蒋介石。如今，他们在西安重逢，谈论的话题是在陕北的战事。从他那里斯诺证实了北京的熟人通告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经暂时停止。
邵力子对斯诺说:“不，现在陕北没有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诺相信有可能实现采访红军的计划。后来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红军与张学良率领的军队达成了休战协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才有了暂时的空闲，得以轻松而从容地接受斯诺的长达数月的采访，而斯诺也从旅行和采访中了解到张学良对延安的秘密访问和谈判。他直接感受到，“剿匪者”与“匪”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已经把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天罗地网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两种势力之间已悄悄发生的潜在变化，与官方公布的、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已经大大不同。
当斯诺完成四个月的“西行”回到西安，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他说:“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不过，直接采访到张学良并将少帅的与红军停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发表出去的不是斯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
按照预约，海伦在1936年10月由北京来到西安，准备在这里迎接从陕北归来的丈夫。在等候斯诺期间，她得以采访到张学良。在这位美国女记者面前，张学良慷慨陈词，通过外国媒体，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和决心。
从孙中山、宋庆龄开始，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早已形成了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他们更愿意通过外国记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之于世。不仅仅限于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忆、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国人的笔下出现，然后中国老百姓才一一得知。这显然是那些活跃在中国的，或者一时关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新闻同行们无疑黯然失色，他们只能在一旁羡慕和嫉妒。然而也应看到，许多时候只有外国媒体才能不受中国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这一点上，外国记者自然有着无法取代的优势。
这一次，海伦再次捕捉到天赐良机，发挥了独有的优势。
在接受海伦的采访时，张学良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海伦回忆，她的关于张学良的访问记，在西安被电报局拒绝而无法发出，于是她10月5日返回北京，当天就将之发送给各地。伦敦《每日先驱报》，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华北明星报》等，均先后予以发表。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了海伦的这一“壮举”。他摘录的是1936年10月25日《纽约太阳报》上发表的访问记。海伦在文中写道: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言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到他们逼迫的话。
在西安事变之前，海伦的文章是对张学良态度的最早报道。只是，此时无论海伦还是斯诺，乃至张学良、杨虎城本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一两个月后，中国会发生石破天惊的一幕。
1936年第29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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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海伦后来可能会感到有点遗憾，因为他们都无缘出现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现场。
海伦匆匆离开西安，除了电报局拒绝发送张学良访问记的电文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走进中国》一书的作者兰德这样说:“海伦曾来到西安想到保安与丈夫会合，但不得已只好返回北平，部分原因还在于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员的劝告，他们警告海伦说她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出现，会引起对斯诺的注意，现在他也许正在返回途中。他的胶卷、笔记本一旦被国民党发现就会被没收。”
很巧，就在《纽约太阳报》刊发海伦的张学良访问记的同一天，10月25日，斯诺回到了北京。他陶醉于西行探险的成功之中，随即和海伦一起忙着整理采访笔记，开始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率先完成的是《毛泽东访问记》，很快就于11月14日开始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在我看来，对于他个人来说，这远比留在西安等待巨变更为重要。
他们不在西安，恰恰为另外一个外国人提供了机遇。她便是史沫特莱。
当斯诺正在陕北采访期间，史沫特莱接到1935年曾在她家避过难的中共人士刘鼎的邀请，请她从上海到西安。刘鼎此时是张学良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兰德认为:“刘需要一个有同情心的左翼记者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态发展，这也许就是他为何邀请史沫特莱的原因。”
兰德还这样写道:
史沫特莱想前往红色根据地。尽管她写过一本关于红军及其在福建、江西的战斗的书，但她却从未亲临其境。她想见见红色游击队。正是史沫特莱催促马海德前往红色根据地，史沫特莱还促成了斯诺的探险，当然她没有料到他会在她之前抵达那里。可以猜测，她对此显然颇为失望，是斯诺而不是她，成为红军选上的西方记者。
10月，在西安，史沫特莱见到了从保安归来的斯诺，听他兴奋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她的失落和羡慕可以想见。不过，她的机会也即将来临。
12月12日一天天逼近。
史沫特莱本来住在蒋介石后来下榻的华清池迎宾馆，但在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我在西安仅有的一家新式旅馆西京饭店定一小间房间，打算过些时再回临潼那座寺庙。”史沫特莱这样说。她住到西安城内的西京饭店，她将在这里亲历那一夜的风雨，而对华清池发生的一切，只能事后从传闻中得知。
在史沫特莱之前，另有一位外国女人也住进了西京饭店，她便是嫁给王炳南、随丈夫来到中国的德国姑娘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父与杨虎城是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活动在杨虎城周围。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对西京饭店略有描述:“朋友们领我们到离车站不远、全市最现代化的西京饭店。在西安，这家由中国旅行社新建的旅馆，就像是坐落在中世纪环境里的二十世纪孤岛一样。在陈设华丽的拱顶餐厅里进餐，或在设备齐全的舒适的客房里休息，会使人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欧洲，至少是上海的大旅馆里。这家旅馆从经理到主厨，都是上海人，他们的神情就像是被流放到这里来似的……”
就是这所西安城内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住进，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饭店，但未能得逞。很快，石破天惊的一夜便在西安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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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当12月12日凌晨在华清池发生绑架蒋介石的精彩一幕时，并没有一个外国人目击现场。
倒是有一个外国人无意中出现在现场，却不幸撞在了士兵的枪口上，命丧黄泉。他便是史沫特莱的朋友旺斯克大夫（Dr.Wunsch）。据兰德所写，旺斯克是在西安的一位德国牙医，是史沫特莱选择的一位向红军提供药品的代表。10月间当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时，史沫特莱便是在旺斯克大夫家中与斯诺见面，听斯诺讲述他为之兴奋的探险故事。当时在场的还有刚从上海辗转而来的中国作家丁玲，并由她准备了饭菜。12月12日早上，旺斯克大夫来到临潼华清池迎宾馆看望史沫特莱，他不知道史沫特莱在蒋介石下榻华清池之前已经被迫搬进了城内的西京饭店。 当他赶到入口处时，遇到正在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士兵的盘问，语言无法沟通，而旺斯克大夫却执意走进饭店，结果他被士兵枪杀。
只有史沫特莱在西京饭店经历了兵变时刻。不过，她亲眼目睹的不是陈诚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被捕的过程，而是同时发生在饭店里的西北军士兵的肆意抢劫。这样，我们从她的回忆录中看到的，只是对抢劫现场的生动描述，而真正石破天惊的场面，她也只能依据他人的经历来转述。
但是，她的现场经历，虽然是大事件中的小插曲，却仍能从容易被人忽略的另一角度充实历史细节。
尽管与红军有密切联系，尽管对西安日渐出现的抗日情绪和要求国共停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有切身感受，史沫特莱还是对这天凌晨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甚至开始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紧接着，她所在的西京饭店，因为居住着蒋介石的大批高级随员，自然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
史沫特莱后来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饭店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她听到的声音，显然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随后，对她的抢劫开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几支步枪砸我的房门。我不愿帮助谋杀我的凶手进来，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也随即粉碎。
一群士兵闯进她的房间。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我的梳妆台里翻了出来，把一切引得起他的兴趣的东西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和内衣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赞叹声。
把我用枪抵在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它扑过去，平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了我的铅笔，各自把战利品别在胸前的口袋上，最后，他们每人从床上拽走一条毛毯，就消失在楼下大厅里了。
不过，抢劫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不快和恼怒，很快就淹没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这样，当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后，她的情绪随之改变。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她没有半点儿迟疑，很快出现在抢救伤员的现场。对于她，这不过是略显平淡的开始，而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她才真正令整个中国和西方世界刮目相看，并引发种种议论、猜测。
石破天惊的这一刻终于来临。
1936年第30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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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镜头转到12月12日同一天的北京。
当史沫特莱惊魂未定还没有拿到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声明的同时，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是记者们，正在为北京这一天可能出现的另一个场面而忙碌着——这一天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
斯诺，来自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以及另外几位外国记者，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走上街头。他们对段祺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祺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举动出自职业的敏感和职业习惯，而动荡中的中国，时刻都有爆发新闻的可能，这也就总是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也果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但是，让这些外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当局表现出的新的态度。
贝特兰回忆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会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
（引自《在中国的岁月》）
此时，他们谁又能想到，是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惊如此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
当天夜里，贝特兰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变: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同样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愿意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了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他的西行探险的文章，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如同一个传奇故事。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总是不断地体验着类似的经历，冒险、刺激、兴奋，同时带给他们永远的满足。
火车徐徐离开北京。一切都无法确定。蒋介石命运如何？西安处在什么状况？一切都无法预料。贝特兰不会想到，当他急切地奔向西安时，还有另外的外国人也将以不同身份、经过不同途径前往那里。他们中间就有在事变的解决中角色最为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曾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
西安，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石破天惊的一刻，正在改变着中国，乃至最终波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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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来看，在上海的德国姑娘王安娜，比在北京的斯诺和贝特兰，要晚知道西安发生的兵谏。她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是在12月13日读报时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当我看到12月13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啊！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哄哄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他，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
她不能不为正在西安的丈夫王炳南担忧，他正担任杨虎城的秘书。几天里，王炳南没有消息来，报纸上也只有官方渠道颁布的消息，结果，各种传言弥漫上海乃至全国。她这样写道:“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可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陷入这样的流言之中。
王安娜的这种感受，在身为记者的斯诺身上应该说更为强烈。来到中国已有多年，他对中国官方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毫不陌生。尽管如此，因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仍让他为之吃惊，甚至有一种切肤之痛。斯诺下面的这番话，描述出当年新闻封锁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状况:
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做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触到的传言与斯诺描述的情况相差无几。她每天处在传言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虽然几天后王炳南拍来电报报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处境，并且迫切希望投身历史现场。用她的话来说，她认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在那几天，她在上海的寓所，每天都有中国朋友聚集在一起分析局势。她表示了前往西安的决心。大家都予以反对。前往西安，路途遥远，加之局势不明，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还要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在北京、上海乃至中国各地的人们对西安发生的事情内幕茫然不知的时候，远在英国的拉铁摩尔——这位后来出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美国学者，同样为中国发生的突变感到震惊，被视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他，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该如何对公众解释发生的一切。
我在伦敦时，著名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绑架总司令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接到《泰晤士报》和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能不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它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给他们同样的答复:“我到你们办公室来没有用，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一次同时被当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和共产党报纸请求“开导”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的确如拉铁摩尔所讲的那样，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西安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涉及到某一国家或某一阵营，它实实在在震动着全世界，它所引发的中国政治格局、权力格局、战争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必影响整个世界。
1936年第31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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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甚至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
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1903年来华，1946年病逝于上海，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展开。从结识孙中山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宣言》，到独家报道日本关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其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做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消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国人。譬如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君临国共两党，被世界舆论视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譬如，曾经一度指挥过红军的德国人李德，其作战思想被认为导致中央苏区的崩溃……但是，在我看来，就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言，他们仍无法与端纳相比。
斯诺对这一点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他说: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1936年第32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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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了事变当夜的紧张慌乱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帮忙抢救伤员，随后便积极投入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工作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电台报道西安方面的动态。她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与史沫特莱的回忆相比，他们两人对电台现场的描述要生动和详尽得多。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这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里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做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惟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贝特兰说，这个电台的外国小组，除英语、德语外，还有俄语、法语广播。可惜不知道担任其他语种播音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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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队伍，应该是在12月底之后，因此，他俩未能目睹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12月25日，距12日发生兵变已十三天。在西安事变全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秘而不宣悄悄释放蒋介石，并且张与蒋同机离开，这无疑是当时另外一件并不亚于兵变本身的爆炸性新闻，不仅仅局外人，它甚至令许多身在漩涡中心的人为之震惊。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已经很多，尽管关于其间变化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仍然有无法厘清的疑惑:在这一过程中，端纳到底传递了哪些消息，做了哪些工作？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公开答应的条件之外，到底还向张、杨之间做出哪些许诺？张、杨和中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之前，悄悄把蒋介石送出了西安，并且张亲自陪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当然是个人无法解答的。
史沫特莱有幸成了释放蒋介石时现场情况的目击者。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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