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自己家庭的制造者，我们是自己家庭的保健医。每一个家庭，都是男女用感情和双手缔造的，那张家庭的保修单，当然也由双方郑重签发。家是一张木制的椅子，要常常油饰修理。阴雨连绵的季节，要搬它晒太阳，不要生出点点霉雾。秋天的时候，要在田野留步，感受清风的抚摸，忆起春天的期望。
修补家庭是双方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方包办。疗治骨折要干净彻底地清洗创面，绝不可留下化脓的细菌。焊接两块钢板，要将那对接的毛边，打去陈锈，露出洁净的茬口，才能在烈焰下重新融合。如果没有痛切的割舍磨打，哪怕只是粘合一块鞋跟，也会在几步之后再次脱落……退让妥协绝不是修补，那是藏污纳垢苟延残喘，那是委曲求全自取其辱，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更大的苦痛。
修补是比丢弃更繁琐的工程。修补是比丢弃更艰苦的跋涉。修补是比丢弃更费时费心的历练。修补是比丢弃更精妙的技艺。
女友听了我的话，半信半疑道，裂了口子连缀起来的家，就像早年间乡下锔过的碗，还会结实吗？
我说，当年我们也曾问过教授，柳枝骨折长好后，当再次遭受重大压力和撞击的时候，会不会在原位爆开？
教授微笑着回答，樵夫上山砍柴，都知道斧刃最难劈入的树瘤，恰是当年树木折断后愈合的地方。
家庭幸福预报
今日世上多预报。比如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商情预报，服装流行趋势预报，甚至连几十上百年后的日月蚀，都有了分秒不差的天象预报。不知为什么一桩婚姻诞生时，却没人对它的走向，发布家庭幸福趋势预报？
料想此事太难。
人无慧眼，可穿透岁月层叠的雾岚，窥见新人的沧海桑田。天会变，道亦会变。地位，相貌，健康，性格……都像拥挤的卵石，在时间的渠里磕磕绊绊，几十年冲刷下来，荜路蓝缕，旧貌新颜，有的化作晶莹玛瑙，有的碎成粉碴石屑。意志不是金刚水钻，没有那么坚不可摧的硬度，柔软多孔的人心是善变的精灵。
更无一把衡尺，可丈量幸福的杯子是否饱满。你以为汹涌澎湃，他却道涓涓细滴。你陷入悲痛欲绝，她沉浸风花雪月。思维无并连，神经永绝缘，是动物的造化之幸，也是人的悲哀之源。幸福也许是高速车上捆绑的安全带，因人制宜，松窄可调，不到车毁人危的关头，看不出它所捆定的价值。
幸福无框架，幸福无定义，幸福不会立此存照，幸福无法预支和储蓄。幸福可以压缩，幸福可以扩展。幸福无保修，幸福无退换……谁愿面对一件标准模糊的朦胧产品，说短论长？
家庭的幸福，难道真是百面妖魔，没有丝毫蛛丝马迹可寻？幸福的趋势，竟如盲人摸象，永无程序可考？设想婚礼的筵席上，若有预告幸福指点迷津的权威术士，该是最受敬畏的上宾。
不知未卜先知的哲人，有何手段击穿未来，烛照今夕？依我之心，窃以为该先测测双方的智商。假如智慧相等或差池在+-10%的范围内，幸福便有了十分中二点五分的保障。想想看，若在几十年的耳鬓厮磨中，每一句话都呢喃两遍以上，彼此才能缓缓沟通，是否慢性受刑？爱是生死与共的事，其难度不次于哥德巴赫猜想。分秒必争斗转星移的今日，脑是每个人首要的固定资产，评估它的功能状态，是严肃认真必备必需的手续。男女相悦不仅是荷尔蒙激素的迸发，更是理智沟回清醒的把握。
教育的差异可在漫长的日子里填平补齐，更何况家中回荡的多是人生冷暖，并非先贤凝固的文字。假如智慧不对等，鸿沟非人力可充垫，循环往复的对牛弹琴，最易生出惨淡的麻痹和难以疗救的倦怠。世上有许多背景悬殊的夫妻，在外人以为必是寡淡无味的相守中，其乐融融。不仅是情操的契合，实有神智棋逢对手的持久快意。
单有智商是不够的，还需品质的优良与性格的互补，分数前者占三后者占二吧。
婚姻是一场马拉松呢，从鬓脚青青搏到白发苍苍。路边有风景，更有荆棘，你可以张望，但不能回头。风和日丽要跑，狂风暴雨也要冲，只有清醒如水的意志持之以恒的耐力，才能撞到终点的红绳。
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阴阳的大拼盘。我总怀疑性格的近似，是滋生不幸的助剂。粉了还要紫，绿了还要青，雪上加霜是搭配学上犯忌的事。然而相反相成，刚柔相济，图纸上令人神往，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度的掌握重要而微妙。逆反太凶，则是冤家对头，虽有强的磁场引力，但长久相克，磨损太甚，只怕两败俱伤。然而适当的尺寸，又像丝丝入扣的魔鞋，缥缈大地，谁知遗走何方？有的人寻找一生，找到了，是大幸运。找不到，无望无奈，也可保有死水微澜的宁静。最怕的是委委屈屈的将就，合久必分，却又当断不断。好像快餐店的塑料低背椅，可呆片刻，难以枯守一生。道貌岸然地坚持，必是颈项腰腿痛。半辈子熬过去，脊柱都弯矮了。
善良在幸福这锅汤里，就像优质味精，断断少不得。我看至少把一点五分给它。现今有人觉得善良简直就是无用的别号，我却以为无论在生意场社交场上，善良多么忍辱蒙羞落荒而走，友谊与家居的优美疆域，永是它世袭罔替的领地。丧失善良的友谊，是溶了蒙汗药的酒池肉林。缺乏善良的婚姻，是危机四伏无法兑现的期票。婚姻易碎，婚姻易老，善良如绵绵长长包裹婚姻瓷器完整的丝缕，似青青翠翠保养婚姻花叶常青的圣水。
剩下的一分，不知判给谁好。机遇、门第、如影形随的契机、冥冥之中的缘分……都在争抢终局的发言权。它们都很重要，假如有道判定婚姻幸福的公式，都该罗列其内，在结尾处结结实实占一席之地。但我思索再三，决定将这场婚姻预言的最后因子，留给通常在爱情中故意漠视的金钱。
很世俗，但很实际。贫贱夫妻百事哀，当一生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没有保障的时候，我不知家庭幸福的青鸟，可以栖息在哪枝无果的树上做巢。婚姻里沉淀着那么多的柴米酱醋盐，每一件都与金钱息息相关。我们有许多清高的场合可以不谈钱，但家是一个必须坦荡地经常地反复地赤裸裸地议论金钱的地方。对金钱的共同掌握和使用方向的通力合作，是家庭木桶防止渗漏的坚实铁箍。
钱绝不可以太少，男人女人，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用血汗化作干净的金钱，注满列车正常行驶的油箱。钱多比钱少好，但不要超过双方卓越的智力与优良的品质可以控制的范围。单纯的金钱，就像单纯的水一样，不加消毒照料，就会慢慢蒸发腐坏。只有金钱与善良结合，才是世上很多美好事物的摇篮。
如果我们看到一对男女结成连理的时候，智商均衡，天性互助，多温柔宽厚之心，也不乏冷静果决之勇，坚韧友爱，钱不多也不少，顾了温饱，尚有些微节余，可以奠定共同事业的起点……那么无论他们的身材多么矮弱，相貌多么平凡，出身多么低微，文化多么有待提高，情感多么不善表达，誓言如何稀少轻淡……甚至在外人眼里他们贫寒寂静，简单甚至简陋，我都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他们会在艰窘中生长出至亲至爱的快乐与幸福。
我希望祝福成真。
假如一对新人智差殊异，性格无补，少温良仁爱的善美，多冷厉森严的辣手，钱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无论他们身高如何匹配，相貌如何俊美，家世如何渊源，文凭如何耀眼，情感如何缠绵，山盟如何海誓……有多少外在的光环闪烁；也无论青梅竹马，患难之交，萍水相逢，千里姻缘，弄巧成拙，指腹为婚……有多少内里的故事流传，我却总带着凄凉的心境，仿佛看到幸福终结的海市蜃楼，在不远处波光粼粼。哀痛使我无法扮出由衷的微笑。
这一回，但愿我看走眼了吧。
优 点 零
一位做儿童心理研究的朋友告诉我，他发给孩子们一张表，让每人填写自己的优缺点和美好的愿望。孩子们很认真地填好了，把表交上来。她一看，登时傻了眼。
很多孩子填的是--优点零，--愿望零。
我对世上是否存在没有优点的成人，不敢妄说。但我确知世上绝无没有优点的孩子。我 或许相信世上有丧失愿望的老人，但我无法想像没有愿望的孩子，将有怎样枯萎的眼神？不知道愿望和优点这两样对人激励重大的要素，假若排出丧失的顺序，该孰先孰后？是因为丧失了愿望，百无聊赖，才随之沉没，成为没有优点的少年？还是一个孩子首先被剥夺了所有的优点，心如死灰，之后再也不敢奢谈一丝愿望？也许它们如同绞缠在一起的铅丝，分不出谁更冰冷僵硬？
没有愿望，必是一个死寂的世界。孩子不再期望黎明，因为每天都被功课塞满，晴天看不到太阳，阴天闻不到雪花，日出日落又有何不同？不再留意鲜花，因为世界一片苍白，眼中暗淡了温暖的色彩。不再珍视夜晚，因为厚重的眼镜遮挡了星光，即使抬头也是泪眼朦胧。不再盼望到师长的嘉奖，因为那不过是成人层层加码的裹了蜜糖的手段……
没有优点的孩子，内心该怎样痛楚地喘息？见过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幼儿园老师第一次问：谁觉得自己是个美男子？他忙不迭地从最后一排挤到前面，表示自己属于其中一员。可惜他紧赶慢赶，动作还是晚了一点，另有好几个男孩抢在前面，在老师面前排成自豪的一排。没想到老师伶牙俐齿地向他们说，还真有你们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竟觉得自己是美男子，臊不臊啊？！后来，那几个男孩子，开始为自己的容貌羞涩，无法像以前那样快活。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也可说明一点问题。每一个渐渐长大的孩子，如果成人爱他，他也会认为自己是可爱的。他会感觉到自己是天地间的一个宝贝，他的生命的存在就是一个大优点。假若成人粗暴地打击他，奚落他，嘲讽他，鞭挞他，那脆弱的小生灵，就会像被利剪截断的双翅，从此萎靡下来，或许跌落尘埃一蹶不振。
看不到自身优点的人，必也看不到他人的优点。他们的谦恭，可能是高度自卑下的懦弱。他们的服从，可能掩饰着深刻的妒忌和反叛。他们的忍让，可能埋藏着刻毒的怨恨。他们的赞美，可能表里不一信口雌黄……
我以为愿望是人生强大的动力之一，假若人类丧失愿望，世界就在那一瞬停止了前进的引擎。因为有跑的愿望，人们有了汽车。因为有说话的愿望，人们有了电话。因为有飞的愿望，人们有了卫星。因为有传递和交换的愿望，人们有了互联网……
优点和愿望，是孩子们的双腿。希望有一天看到他们填写的表格上这样写着--优点多多，愿望无限。
口 罩
各式各样的口罩成了2003年北京春天的流行色。
我从街上的药店好不容易买来口罩，发给老母亲，让她出外时好戴。老人家接过口罩，对着灯光左看右看，好像那是一颗要孵小鸡的蛋。然后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马上去向政府报告。
我吓了一跳，说，发生了严重问题？
老母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人发这种人命财！口罩是假的，内胆发黑，肯定是黑心棉制的。咱们可不能让奸商得逞。
我说，妈您真是个好公民，只是这口罩不是什么黑心棉，里面有活性炭的过滤层。您记得吃涮锅子时的木炭吧？活性炭是它的近亲，也是一副包公模样。
妈妈戴着口罩下楼练她的健身操去了，剩下我和一打口罩还有关于口罩的联想。
口罩本是医务人员的基本装备之一，早年我当卫生员的时候，最不习惯的就是戴口罩。海拔五千多米的藏北高原，空气稀薄。人人都仿佛被外星人抓了俘虏，用无形的毛巾捂了口鼻，喘气十分艰难。戴上口罩，雪上加霜。病房忙碌时，医护连跑带颠，气管憋闷，直觉得口角要喷出血星来。于是常常趁老军医不留神的时候，把口罩悄悄褪下，让肺叶像老鹰自由地扇扇翅膀。
很快我就喜欢上了口罩，不是出于工作的责任感，而是因为高原锥心刺骨的森冷。每一丝热气都宝贵，不论是来自惨淡的太阳还是来自微薄的自身。呼出的废气中还有热量残存，如同河砂中埋藏着金粒。口罩就是淘取金沙的筛，可把暖意回收利用。在寒夜急行军的时候，口罩和狗皮帽子的护耳被厚厚的霜雪凝成冰壳，躲在口罩纱布内芯后面的舌头，还可以轻轻蠕动，这就是口罩的大功劳了。
部队戴的口罩，由总后被服厂统一生产，洁白蓬松，很有专业感。不想有一年秋冬，大雪提前封山，运送给养的车队上不来，卫生科突然没了口罩可用。这如何是好？领导找到高原部队仅有的五名女兵，问你们谁会踩缝纫机？
我和另一个女兵报了名。其实我的技术很有限，以前最成功的记录是为自己轧过一双针脚乱七八糟的鞋垫。
阿里地远天荒，上个世纪60年代有缝纫机的人家极少。部队领导出面，才借到藏族妇女卓玛的缝纫机。卓玛有个条件，只能在她家使用，不得把缝纫机搬到别处。
我和那位女兵抱着一匹白云似的纱布，来到卓玛家。缝纫机非常陈旧且形状怪异，和我俩以前在家中用过的国产机子完全不同。问过才知道，这是很多年前从印度用马帮驮过来的英国货，难怪如此眼生。好在天下缝纫机的基本原理都差不多，两个女兵研究了一番，也就大致能操作了。
今年预防非典的措施中强调，只有十八层以上的口罩，才有防护功能。当年我们在阿里，制作的是二十四层口罩，这对古老的英制缝纫机无疑是严峻的考验。机器的压脚吃不透那么厚的纱布，就得一个人蹬踏板，另一人专门抻着纱布往前拽，好像鞭打一头不听话的小毛驴，卓玛心疼地在旁直嘬牙花子。借助人工帮助，厚厚的纱布口罩终于在粗大的针脚之下渐渐娩出。
手忙脚乱一整天，终于把一匹纱布变成了一堆口罩。我刚想欢呼大功告成，同来的女兵神秘一笑，说毕淑敏，你真傻。咱们不能就这样白白回去。
我说，还有什么事啊？
女兵说，咱也要多吃多占一回，为自己做一个特殊的口罩。
我说，特在哪里呢？
她说，要有三十六层厚，大到像一顶帐篷。
那天一共做了三只特种口罩，我俩各享一只之外，还给卓玛一只，作为缝纫机的酬谢。
这只如同天鹅翅膀一样庞大而温暖的白色口罩，陪伴了我很多年。每次戴上它的时候，都有一种钻入棉被的感觉。后来，由于洗的次数太多，口罩的表面变得像旧渔网一样稀疏，毛茸茸地仿佛有了生命，好像自动就能发热。是啊，在哈气成冰的日子里，它吸收了我太多的叹息和热能，已成了我躯体的组成部分。
非典肆虐，一时人口一罩，北京成了口罩之都。口罩五花八门，色彩纷呈。有普通口罩，也有装了半袋活性炭的，还有类似猪鼻子的手术口罩……看到过绣着卡通图案的玩具口罩，也看到过家制的碎花布口罩。台湾的一位大婶，居然把乳罩剪下一圈，歪七扭八地糊在头上，专家说这毫无效力，实为滥竽充数。
我看到的最美艳的口罩，是一场时装秀上，女模特出场时，冷漠的脸上戴着一只描龙锈凤的水红口罩，简直像是把谁家新媳妇的缎子被面撕下来了一块。
我看到最简陋的口罩，是一个民工把手绢用几根布带子钉起来，套在脸上很神气地走着。我不知在传染病专家的眼里，这样的口罩有几分防护作用，但那种聊胜于无的勇气和困顿中对自己的呵护，让人感动。
前些日子在专门的会议上听说，抗非典一线所用的口罩，很多是用缝纫机缝制的，显而易见的针孔对于微小的冠状病毒来说，简直是门户大开。戴上一副口罩的防护作用是8%，再戴上一副，防护作用是10%，再戴上第三副，防护作用也只有12%。
听到这个数字，对口罩的敬意就衰减了很多。看来对非典的抗力，最主要不是来自口罩，而是自身的免疫卫士。
作协派我到抗非典一线采访，一位朋友得知消息后，立刻穿越萧索的市区，给我送来了十只最新式的口罩。这是她先生刚从美国带回的一次成型口罩，据说对于传染病毒有极好的屏护作用。看着这造型奇特价格不菲的口罩，心中荡起春水般的暖意。非常时期，具有强大防护能力的口罩，如同战场上的盾牌，和安全与生命紧密相连。她把十只口罩都给了我，没有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只。
我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双双戴着口罩。一个口罩上写着一夫当关，一个口罩上写着万夫莫开。我不知道他们是真正相信小小的口罩有如此神奇的妙用，还是只是一厢情愿的期待。我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戴着口罩在接吻。我想如果不怕，索性就摘下口罩大大方方地"吻"一回，如果害怕，就退避三舍好在来日方长。隔着活性炭和数十层的纱布，爱情是否也被过滤走了若干？
得到友人相赠新式口罩的那天晚上，我如同小时得了一双新鞋，迫不及待地装扮起来并在家中走来走去，对家人没来由地挑起眉毛和喃喃自语。每逢路过穿衣境的时候，就侧目一视。不是欣赏自己武装到口鼻的新形象，而是看看口罩是否遮挡了我的微笑？我在口罩后面所说的话，家人能否听清？我在演习，以便尽快适应新口罩，赴一线采访的时候，才能较富成效。
致"跑了的一代"
跑了的一代：
你们好！
原谅我这样称呼你们，不是批评，只是一个描述。不包含全局，只是指部分。一直迟疑着给不给你们写这样一封信，在这SARS渐远渐淡的夏季。许多叔叔阿姨都劝我不要写，说你 们还小，保全性命是你们的本能，过错在校方在政策在家长而不在你们。他们以一种长者的宽容和溺爱之心原谅了你们。仿佛慈爱而昏聩的太婆，面对永远长不大的重孙儿。
在我眼里，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是几代国人用心血供奉的阳光和雷雨的儿女--虹。是民族恢宏之时的栋梁之材。你们必然经受灾难，你们必须承担责任，你们必定焕发光彩，你们必会坚如精铁。因为爱之愈切，所以怨之愈深，于是我拿起了笔。
SARS来了，你们跑了。
当北京的疫情像山火一样蔓延的时候，你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惊慌。校门关上了，你们翻墙而出。谣传北京要封城，你们骑自行车到河北，把车子往路边一扔，爬上长途汽车跑回了家乡。在大学城，一台台手机以各种不同的声音鸣叫，犹如旷野上遭遇寒流的秋虫。你们呻唤父母，快快派车到学校来，接我回家！父母说，夜这么深了，明天早上行不行？你们跺着脚说，不行不行，大家都跑了，留我过夜，这太恐怖了……于是父母半夜给司机打电话，命他出车，接回孩子。
我听一位家境贫寒的大学生说，那一刻，他感到了强烈的哀伤和不平。他没有手机，无法向家中报忧。下岗工人的父母，也没有能力派车接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绝尘而去，留他一人在孤寂的校园，等到天亮再背着行囊如同难民搭乘公共汽车逃走。
我看到一位跑回家的大学生写的文章，名字叫"我当了逃兵"，她说自己在离校出走的那一瞬，什么也没想，只觉恐怖万分，惟一的念头是要回到家里，死也要和爸爸妈妈在一处。没有请假，没有告别，甚至没有带上课本，没有和好友道一声别离。千万里的驰骋，只有一个想法--和亲人厮守在一起。
面对泣血的告白，我相信她的真实和无奈，我体谅到她的惊恐和无助，我明白她的哀伤和单纯，我懂得她的依恋和期望。可我依然不能原谅，因为--你们已经成人。
早年看过一张得金奖的图片，拍一位穿红衣裙的小姑娘，大约只有五六岁吧，骑着她的小自行车，在风雨中英勇前行。那雨可真大啊，像一道道斜劈的亮剑，小姑娘的眼神，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决绝。照片的名字叫"找妈妈去"。
找妈妈去--看到这句话，我们心底最嫩弱的地方会被扎破，滴出童年的水珠。每个人都曾有这番体验，在孤苦无依的险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钻回妈妈身旁。那里是生命的出发地，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那里也有温暖和食物，有乳汁和呵护。
这是人的本能，但在本能之上，横亘着我们的理智和良知。
此次大疫，在城市遭受SARS袭击的时候，有两个群体，表现了大慌张和大流动。一个是民工，一个是大学生。由于民工的特殊境遇，在此就不多说了。据可靠消息，有二十多万大学生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以种种方式离开了北京这座危城。
跑了的一代：作为个体，我可以同意你们摆出的种种理由；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在最危难的时候，你们选择了离开。这在道义和科学上，都非明智之举。
应对传染病有三大法宝，这就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当整个城市处于染病高峰的时候，从广义上讲，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的传染源。所以"世卫"宣布北京为疫区，亮出了旅游警告的黄牌。你们跑了，就把传染的危险扩散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再说切断传染途径，你们这一跑，就像滚动的钢珠，把传播途径链接上了。至于保护易感人群，简言之，你们的父老乡亲，正是这样的高危群落。中老年人一旦染病，死亡率比年轻人要高很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当中，SARS的病死率高达50%。
你们也许很委屈，说从未有人告知过我们这些。不是怪你们，只是想提醒你们，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寻找有关的科技资料，了解资讯，而是埋头就跑，这无论如何都与蠢举相差不远。幸好SARS还算仁慈，不是最烈性的传染病，否则你这一跑，会把灾祸人为地放大千百倍。
很多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抱怨自己没有经历如火如荼的岁月。你们羡慕五四，羡慕抗日，羡慕战争，甚至羡慕上山下乡的苦难，觉得那才是年轻人燃烧激情的时光。你们以为所有的悲壮都已被消解一净，勇士已成了远古的恐龙。你们以为英雄主义已干枯成标本，你们以为人类已无往不胜，火星都快攀上，遑论连外壳都没有的病毒？你们以为集体主义都已打包收藏，从今后的潮流就是极端自我亦酷亦炫……
SARS来了，你们跑了。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们在敌人第一次集团冲锋的时候，就从倒下的伤员身边蹭过，掉头一溜小跑，给留下的人们一个张惶的背影，让他们在坚持奋斗的间隙失望地叹息。
你们大都是独生子，有着和自己的家庭状况不甚相符的较高消费，温饱型的父母使你们提前享有了小康型的生活。中国的父母，他们的生存水准，和世界发达国家可能差距一百年，但是他们以自己瘦弱的臂膀，为你们积累了财富，你们所拥有的物质生活，和发达国家相比，至少缩短了五十年的距离。你们对此可有足够的理解和珍惜？是否意识到站在父辈的膏脂上，理应做出更多的贡献？
SARS来了，你们跑了。放弃了责任，也放弃了一个让自己成长和坚强的机会。犹如蝌蚪放弃溪水，雏鹰躲避了风暴。
找妈妈去！这一句真挚朴素的话，如果是咿呀学语的孩子说，我们会心一笑，感觉到的是可爱的天真和童稚。如果是身高五尺的年轻姑娘和汉子说，是不是就有点弱智和畏怯？如果这汉子和姑娘并不弱智，读过很多书，而且是在两军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这样说，怒我直言，那就近乎猥琐和背弃了。
你们可以恨我的直言和尖刻，你们也可以恨我的不宽恕和不谅解。但你们应该听到这些逆耳忠言，因为你们不仅是会卿卿我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更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五千年血脉的传承，更是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充满期望的双眸。
你们同龄人当中，也有让我深深感动的样板。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感染了SARS，出院后的第一天，她想到是捐献自己富含抗体的血浆。深明大义的母亲支持了女儿的想法，一起问遍偌大的京城，哪里可以收下这宝贵的血浆。终于找到了接受血浆的机构，母女俩赶了去，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回家等消息。大病初愈之后的女儿，在北京城里颠簸了一天，晚上朦朦胧胧地睡下。半夜里，电话突然响了，通知女儿去捐献血浆……故事仅仅讲到这里，一切都还在我的预料之中，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感动。我十七岁时，在藏北高原献过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后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激动--那个女生听到捐血的消息后，高兴的一个跟头从床上蹦了起来，欢呼雀跃……
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高原上献血，可我做不到一个跟头跳起来欢呼。我会把救助他人当作义不容辞责任，可我不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可以懂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付出，却不知这更是相濡以沫的获得。当我捐出可以计量的鲜血，我不知能够收取无以估价的快乐。
这就是我这一代人和那女孩的不同。她更健康更自由更轻松更无拘无束，她更天然地知道爱己也爱他人。
因为有了这样的女孩，我们有理由对你们充满了更辽阔的期待。你们已经长大，你们必将成熟。下一次，不知将有什么样的灾变在等待着你们，当它莅临之时，我确信你们再不会跑了。历史包绕着你们。
青 烟
想去采访环卫工人的念头来的十分偶然。此次参加采访非典一线的作家团，每人需提交一份详尽的采访计划，在我，因为并非自己踊跃报名，只是接受任务，所以事先并无细致的准备，一时竟理不出头绪。我在电话里问作协的工作人员，别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计划？可否告知我以供参考？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其他原因，作协的同志答道，每个人关心的热点都不一样，您不必参考他人的，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写下来就是了。
于是挖空心思地想，并征求了我在那些日子里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人的意见。还要揣测其他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地点和人物，以求尽量地不重复。这样大致想到了以下几点。
我想采访国家疾病预防中心和北京疾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也就是在广播中常常提到到"CDC"。理由吗，当然最直接--SARS是传染病，CDC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消息树，首当其冲。
我想采访采访一线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最好能深入到病房中，和患者亲自交谈。在写下这一条的时候，我很犹豫。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这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但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我真是不忍心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拽住他们的白袖子问短问长。而且我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线那么紧张，病人生命危在旦夕，怎能容忍无干人等穿行其中。采访无论怎样重要，医院当以救死扶伤为首任。不过，要是有个万一呢?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心怀矛盾地写下--非典一线。
我想采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成功地捕获了元凶SARS病毒，看到那个模样诡异的小精灵，好像也不甚凶恶的样子，戴着夏季女孩样的圆圈帽子，不料却在2003年的春季发起了险恶的进攻。我倒要看看它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真容，听听科学家们对于这场疾病发展趋势的预料。以我从前做过医生的经验，我总觉得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谁能预见病毒的转归？惟有科学家。另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我在电视中看到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总觉略嫌简陋了，心里不踏实，有一究真相的好奇。
我还报上了外交部。有朋友听说后大不解，说SARS是咱们的内政，你采访外交部是何动机？
我说，北京是SARS疫区，SARS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我很想知道世界各国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除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看SARS，我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我还想采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缘由显而易见，SARS至今还没有研究出一种特效的药物。
我还报了国家气象局。如果说，先前的一些项目大家还多少能有共鸣的话，这个动议，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在那些封闭的日子里，家成了我活动主要场所)，他们说，你这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吗？
我说，我很仔细地读过微生物史，知道气候和生物有这多么密切的关系。比如某地流行一种奇怪的病症，医学家们反复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教了当地的萨满。萨满说，这种病，每隔几十年就会流行一次。在流行的前两年，必有滔天的大雨。记得当时看到这里，我疑窦丛生。尤其是对疾病爆发前两年有大雨的说法，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要说在病前几个月或是至多半年，还勉强说得通，这可倒好，一下子上溯了七百天，太夸张了吧？
幸好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们不似我这般孤陋寡闻和武断，他们详细地分析了气候资料，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最终揭开了谜底。原来萨满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发病的地区是起伏的丘陵地带，生长着矮小的灌木，由于干旱，长势不是很好。如果某一年大雨，雨水漫上了丘陵，灌木得了水分的滋养，就会长的茂盛。茂盛的灌木在第二年就会多结果，丰富的果实就会使以这种果实为食物的某种老鼠大量繁殖。老鼠的数量多了，就会像人群聚居的地方迁徙，这样就把原来仅仅是在鼠类中流行的病毒，带给了人类。一条病毒的流行链就这样形成了。
怎么样？当然，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又补上一句：病毒不是你养的，也不是我养的，是大自然养育的。那么，我们去查查大自然的变化，有什么稀奇的呢？
……
还有一些医生和科学家的名字，也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我在电视里目睹过他们的丰采，很想亲自听听他们对这场灾难的看法，是否还有一些更宝贵的念头有待披露。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同志们，他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的眼眶经常饱含泪水，使我的大脑不停地运转，使我的心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地被感动。
但是，我没有要求采访SARS垃圾的处理者们。请原谅我，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如我们常常把餐馆修得富丽堂皇，却潦草马虎地对待厕所。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这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环节。
那天我赶往北京市委宣传部听汇报材料。听到石景山区委的同志介绍垃圾处理场的情况，我的心陡地一动。通过之前若干天的采访，我已知道这病的传布是怎样危险，有最新的研究证明，SARS病毒在人的尿液中能够生存十天以上。想想吧，如果SARS的垃圾处理不当，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浩劫。无论前面的环节怎样完美，那罪恶的源泉尚在，成千上万的人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想到这里，我马上对石景山区委的同志表示，很想访问他们的特殊垃圾处理场。该同志很热情，说我会安排。那时非典的疫情还远未结束，大家都很忙，繁文缛节一概取消。他汇报完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会场。我相信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人，但急迫的心情让我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估计该同志的车已从会场回到了区委，我马上躲到走廊给他打电话，说您答应了安排我采访，不知进行的怎样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深深地不安，这近乎强人所难。大家都日理万机地忙，哪能就这样立等可取呢！但是他很热情地回答我，说正在和垃圾处理场联系，有了具体的消息就立即告诉我。我穷追不舍道，那我今天下午就去如何？
我听出他的迟疑，说环卫局的领导还有其他的工作，我说，不需要人陪同，只要有辆车，把我送到垃圾场就行了。
当天下午2点，我如愿以偿，进入了北京石景山区特殊垃圾处理场。
它坐落在永定河畔，相当荒凉。这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南大荒"。我说和北大荒有什么关系吗？来接我的同志笑了，说，有。我忙问，什么关系？他答道：荒凉。
这是一片十分简陋的临时建筑，第一眼看到它，先是震惊后是辛酸。和我的想像相差太远了。
后来我怀疑是自己的孤陋寡闻导致想像和现实的严重脱节，就不止一次问过他人，你们想像中的非典垃圾处理场是什么样的？大家说，哦，应该有一条金属般清洁和闪亮的传送带，类乎机场运送行李的设施或是屠宰场的流水线。一方方非典垃圾，密封如邮政快件，整齐划一徐徐渐进。高大的厂房中，机器人最起码也是长臂的机械手，有节奏地把垃圾推入犹如太空梭般的垃圾焚烧炉。电脑操纵着炉门悄然无声地紧密闭合，炉火燃烧起来。在我们看不到的深处，非典垃圾有条不紊地化成灰烬……于是我心稍安，看来不单是我一个人脱离了国情，被好莱坞大片所蛊惑。要不就是我们太一厢情愿的期望太过美好了。
一个精干的年轻人向我走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张华，是这里焚烧非典垃圾的总指挥。一是他的年龄，二是他的干练，三是"非典垃圾""焚烧"和"总指挥"这几个词的搭配，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我说，我可以看看它们吗？张华问：什么？
我说，非典垃圾。
张华说，你没有防护，当然不能看到它们，它们被严密封闭着，万无一失。我们装备有闭路电视设备，监视着库房。你可以看看。
这套设备都是在张华临危受命之后紧张安装起来的，于是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非典垃圾。它们装在三层密封的塑料袋里，被专用的整理箱紧紧扣住，整齐地码放着，好像平平常常的货物。
它们是流动的，每日深夜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
袋子里有天使褪下的一次性羽衣，有恶魔撕下的麟甲毒爪，有病患者的粪便和眼泪，有亡故者的痰液和鲜血……塑料袋斑斓杂糅触目惊心，好像吃饱之后盘屈的蟒蛇--它们是来自北京各收治非典定点医院的医疗垃圾。
袋子里还有儿童换下的乳牙，有老翁搔短的白发，有喝过的中药残渣，有尘土菜屑和苍蝇老鼠的尸身……它们膨胀着发酵着--是来自北京诸多被隔离观察的市民家庭的生活垃圾。
袋子源源不断地涌来，每天高达数吨。如果我们有一架超大型的显微镜，能透过层层包装看到袋子里的细微情景，胆小的人恐会昏厥。病毒张牙舞爪群魔乱舞，一旦扩散，京城必陷入灭顶之灾。
这里是SARS的陵墓，那烟就是病毒被焚化之后稀薄无害的踪迹。
在第一分钟之后，我就察觉张华的军人素质，一问，果然。他曾是一位优秀的军人，参加过多次重大的抢险战役。在第二分钟，我就感到他受过高等教育。一问，果然。他是部队军事院校指挥系的高材生，难怪在危难之时还这样井井有条。也有猜不中的地方，他穿一件淡蓝色的T恤，胸前有一只小小的袋鼠。我知道胸前绣有金狐狸、小熊和鳄鱼的衣裳都是名牌，可我不知道这袋鼠是不是名牌?我终于没有求证，因为后来我知道了垃圾处理场的工人们，每天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
张华原来是石景山区环卫中心垃圾清运队的副队长，2003年4月25日中午一点，他永远记得这个时间，临危受命，开始组建石景山区特殊垃圾处理场。下午五点就正式组建完了队伍，进入现场工作。当天晚上，他就于各个医院和区内的二百多家隔离户联系，上门收运非典垃圾。
我说，顺利吗？
他沉思着，说，不顺利。我也不说医院的坏话，我也不具体地说是哪个医院了，总之，也许是医院太忙了，他们把非典垃圾乱七八糟地往垃圾里草草一收，堆放在隔离区内，就让环卫工人进去拉。包装也不合要求，不是漏就是洒，工人们交涉了几回也不见医院方面有所改善。后来，我就到医院去了，要求见院长。院长很不耐烦，他已经被一线的救治工作忙的焦头烂额，哪里还愿意见什么垃圾处理的负责人。张华不急不躁地说，在国外，这些特殊垃圾是需要专业人员处理的，但是我们只是普通的环卫工人。你们的消毒防护措施做的不到位，我们就可能感染。如果我们得了SARS，就会被送到你这个医院里来治疗。那么就请你想一想，如果想让你的医生护士早点休息，你就得把垃圾按要求装好。
张华可谓有理有据，这一席话说的院长哑口无言。从此，这个医院的非典垃圾包装得最符合标准，院长还和张华成了朋友。
从队伍组建的那一天开始，张华的战友们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吃住都在垃圾场。张华说他有两个压力，一是要把非典垃圾及时焚烧。由于前期的垃圾量极大，目前尚未焚烧完毕。我说，它们在哪里藏着呢？张华说，在山里，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我说，那总藏着也不是个办法。张华说，是啊，我们现在除了每天焚烧当天产生的垃圾之外，还要把以前的欠账补回来。我说，那就是说，即使疫情缓解，医院里不那么忙了，你们这里也清闲不下来。张华说，正是这样。即使全市不再有新发病例，但只要有一个病人还在住院，有一户人家还在医学观察，他们就不能离开高温难耐的焚烧炉。
还有个巨大的压力就是要保证战友们的安全。张华找部队的老关系，买到了二十套防化服，每套一千五百元，又制订了严格的消毒隔离制度，确保人身安全。针对垃圾袋容易破损的弊病，买了二千个整理箱，来个双保险。垃圾整理箱是循环使用，消毒步骤非常缜密。包括到居民家里收取垃圾，都做到干净的箱子和盛装污物的箱子严格分开，以万无一失。
我们没有传送带，环卫工人就是拖不烂打不垮的传送带。他们穿着厚厚的防生化服，戴着防毒面罩，酷热和超负荷的劳作，每逢脱衣脱靴之后，都会倒出半盆汗水。因为不能乘坐电梯，有的隔离户在二十几层高楼之上，他们也要一级级攀登，然后一肩负着数十斤的垃圾箱，再一级级退下。怕百姓惊恐，怕袭扰了居民的安宁，总是在夜间作业。
没有专用的特殊垃圾焚烧炉。先是用远洋轮船上的炉子，不想进料口太小，只比一本精装书略大，打包的医疗垃圾根本就投不进，现场拆封，无异放虎归山，极为危险。张华前后试用了四台炉子，边调试边运行，日夜泡在现场，反复对炉子的参数、结构和性能进行研究，从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成了特殊垃圾处理设备的专家。
还有更凶险的东西，那就是非典病人的排泄物。香港淘大花园的爆发流行，就和粪便污染密不可分。一袋袋的粪便，简直可以说是潜在的生化炸弹。
当贮满非典患者粪便的塑料袋打着结，犹如枣肠一串串来到这里，当气管切开吸出的非典黏液饱含着超高浓度的病毒汇聚在这里，当那些锋利的针头刺破了环卫工人的手指，当半瓶废弃的药液在炉子中轰然炸裂，将熊熊炉火扑灭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里浓缩着千百倍的风险与奉献。
奉献意味着把自己完整地交了出去，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和最危险的地方。奉献意味着你清楚地知道灾难的每一个细节，可还是面带纯真的微笑从容迎上前去。奉献意味着你把安宁和洁净送给他人，把牺牲和艰窘留给了自己。奉献意味着不单是你一个人走上战场，而且还相跟你的长辈和你的孩子……
我原本以为垃圾焚化炉很高大，走到近旁，才发觉它和一般的锅炉相差并不大。垃圾焚烧后，就化成了袅袅的青烟。这里的青烟很轻很轻，这里的责任很重很重。当我告别时候，我问正准备进入工作的环卫工人，如果非典被战胜了，垃圾都烧完了，你可以回家了，你最先想做的事是什么？
回答我的是一个小伙子，他说，我要买一束花，献给我的妈妈。因为我以前说过，今年母亲节的时候，我要献给她一束花。我不能回家，我没能做到，我对不起她，我要补上……
当一个为我们而奉献的人，却说着"对不起"的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感动。
养心的妙药
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姑娘，在非典中被派到了一线。她原本是个护士，负责打针服药，习惯了洁净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但这一次，她的使命是当护工。也就是说，她要暂时告别医疗事务，承担起照料病人吃喝拉撒的杂活，当然还要负责打扫病房卫生。当人们以为她会哭的时候，她笑着走进了SARS病房。
在那里，除了所有我们能想像到的繁忙劳累辛苦和危险之外，还有一宗连我这个当过20 年医生的人都没有料到的活计--那就是--"搅"。
"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执长柄刷具，把消毒液和病人的排泄物均匀地混合在一起--搅拌。这家医院已经很多年没有大规模地接收传染病人了，如今病人如潮水般地涌来，只得将一栋孤立的楼房临时改建成SARS专科，病室内没有卫生间，应急措施就是找来一些红色塑料桶，内衬黑色垃圾袋，病人大便小便均在此解决。每隔几小时，就由护工将袋子拎到公共卫生间统一处理。
统一处理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消毒。你可以想见，如果未经严格消毒的SARS病人的排泄物直接进入城市的下水系统，将会造成怎样恐怖的污染。香港淘大花园的惨痛教训就是例子，由于粪便作祟，造成了大面积的流行。根据科学家研究，SARS病毒在人的尿液中可以存活10天以上。
说到这里，你就可以明白我们这位名叫"绒儿"的原护士现护工干的是什么活了--那就是把大约100名SARS病人的大便小便和呕吐物，从病房逐一收捡出来，然后把100个黑色塑料袋子一一打开，把配好的消毒液倒进袋子里，接着均匀地搅拌它们，如同一台优质高效的搅拌机，直到排泄物和消毒液天衣无缝地融汇在一起。
我问过绒儿，你闻得见臭吗？
她说，戴着那么厚的口罩，我想是闻不到的。但是，我能看到臭味。
我很惊奇，味道怎么能看到？
绒儿说，SARS病人高烧有火，吃的又很少，大便密结，干燥成团块，要细心地把所有的硬块都搅碎，搅得像小米一样均，才能被消毒液彻底浸泡，以绝后患。搅的时候，你能看到粪便破碎时所有丝丝缕缕的过程，黄褐色的絮状物腾起，像一枚枚小型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
绒儿这样说的时候，很平静，可我的胃已经开始翻江倒海，然后又收缩成了一块石头。后来当我把这故事讲给一位记者听的时候，他说毕淑敏你饶了我吧，你还让我以后吃不吃蘑菇了？细节太折磨人了，激起我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感，咱们还是不谈这个话题吧。
然而绒儿不能逃避。她不断地搅着拌着，对待每一个黑色的袋子，都像对待一件工艺品，小心翼翼尽职尽责。
我问，有人检查你的工作吗?比如说你搅拌的是否到位？颗粒是不是大小一致？有人会把混合均匀的粪便拿去检查，看有没有活的SARS病毒。
绒儿摇摇头说，从没有人检查过。
我说，其实你可以把它们胡乱混合在一起，不必管匀不匀的事，谁也不会知道。
绒儿说，可是我从来就没想过这是可以敷衍和偷奸耍猾的事啊。
小绒日复一日地在SARS病房里忙碌着，直到有一天护士长看到小绒弯着腰蹲在走廊里。护士长问小绒你怎么啦？小绒说我有点累，蹲下歇一会儿。护士长很心疼小绒，叫她休息。小绒说我马上就缓过来了，您不必挂心。
小绒休息了一会儿，可小绒没有缓过来，小绒开始发高烧，然后是咳嗽和憋气，被确诊为SARS。小绒住进了病房，病势很快转重。小绒开始吸氧，最后用上了呼吸机。
小绒同我讲到这一切的时候，很平静。我百般不得其解的是小绒如何在患病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功地瞒过了自己的父母。把那无时无刻不再思念自己独生女的老两口瞒的风雨不透。
这很简单啊。因为我到了一线，就不让回家了，所以即使在患病以前，我也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们了。得病后，我什么也不说。反正是每天一个电话，我按时聊几句，他们就不会怀疑。在病最重的那些日子里，憋得喘不过气来，我就在预定打电话的时间之前，拼命地吸氧拼命地咳嗽，把痰尽量吐净，储存一点氧气，待气喘得比较均匀了，就马上摘下呼吸机给老爸老妈挂电话，基本保证在两分钟时间内语调流畅，让他们听不出实情。但是，不能多说话，话儿说多了，气就不够了。所以一分钟之后，我赶紧说，爸妈……今天……就到这里吧……我忙着呢……拜拜……
我后来问过绒儿的母亲，说您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就一点不怀疑？就一点没听出破绽来？
绒儿的妈妈是个下岗女工，说，不怕您笑话我粗心，还真就没听出来。主要是根本想不到她会骗人。也奇怪这孩子为什么电话越来越短，以前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后来却变得跟发电报似的。除了她打给我们电话，给她打电话，从来不接……
绒儿说，我哪能接啊，当时正戴着呼吸机呢！
绒儿出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上街买衣服。因为得了SARS，治疗主要靠激素，身材苗条的绒儿一下子胖了20斤，以前窈窕时的美丽衣服都穿不成了，只得给自己买了一条没腰身的筒裙。绒儿出院后做的第二件事，是趴在桌上写东西。妈妈走过来，绒儿就用胳膊把自己写的东西掩起来。
妈妈告诉我，绒儿回家的那天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隔几分钟就要走到绒儿的房间听听女儿的呼吸声。她要一再地确认女儿还活着，女儿已经真的回来了。最后一次走进女儿的房间，在黎明的曙光里，她看到了绒儿写的东西。那是一张请战书，绒儿说：她的病已经好了，血液里有了抗体，她再也不会感染了，更应该回到第一线去。
听到这些，我真的非常感动。我知道绒儿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只是一个极普通的护士。绒儿说自己从小学习不好，高中没考上。绒儿说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连个学习小组长都没捞上过，纯粹的"白丁"一个……可是，绒儿却在危验和困苦这两把铁锤的猛烈击打之下，焕发出可歌可泣的光彩。
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滋养了她？引导了她？我想不出来。我把这个问号抛给绒儿，让她给我一个回答。是什么素质让她能从容地走过灾难，用自己稚弱的臂膀帮助他人和死神一搏？
绒儿粲然一笑说，这太简单了，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啊！做护士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中考的时候，9个志愿，我全都填报的是护士专业。当我终于如愿以偿穿上洁白的护士服，戴上护士的燕帽，捧着和当年南丁格尔用过的烛火一样的红蜡时，我心中无比的幸福。我看过一个资料，说全世界的人当中，能最终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的人，不超过3%。我知道自己是这百分之三的幸运者当中的一员，我非常骄傲。我的职业是花园，从中长出了数不清的快乐和干劲。
我看着绒儿，谢谢她给我的这一番精彩回答。一个人在她或他年轻的时候，就如此坚定地选择了自己所热爱的职业，对这个职业倾注了无数的欣喜和勇气，那么，他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创举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以前只知道职业可以糊口，可以骄人，这个20岁的小绒，让我知道了职业也可以使人崇高，使人焕发灼目的光芒。
选一个你喜欢的职业吧，那是一片花园。不单是创造的所在，也是养心怡情的妙药。
刺玫瑰依然开放
那一天我和这位80年代出生的女孩，坐在一间有落地窗的屋子里，窗外不远处有一个花坛，花坛里开放着粉红色的刺玫瑰。我们喝着不放糖和牛奶的黑咖啡，任凭窗帘扑打着发丝和脸颊。
女孩戴着口罩，把眼睛瞪出了口罩的边缘，说，所有的科学知识我都知道了，可我还是害怕。我可以对你说我不害怕，可那是假的。理智不可能解决情感的问题。你说我怎么才能 不害怕？
她指的是非典。2003年上半年，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大概是"非典"。医学家统计，在罹患非典的人群里，青壮年占了70%以上，特别是20～30岁的青年人在总发病率中占了三成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典具有生机勃勃的杀伤性。
年轻人的大恐慌，主要来自在有限的生命体验中，找不到被一株小小的病毒杀得人仰马翻的经验。人们对于自己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了震惊和慌张，这是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一如我们面对着不可知的黑暗，你不知道在暗中潜伏的是老虎还是蜥蜴。如果我们有了一盏灯，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一点。如果我们在有了灯之后，又有了一根结实的棍子，信心就增长了一些。假如天慢慢地亮起来，太阳出来了，安全感就更雄厚了。科学家对于非典病毒的寻找和描述，就是我们在晦暗中的灯光。现在已经初步看清了这个匍匐在阴影中的魔鬼，知道它的爪子从何处伸来，利齿从何处噬咬。我们也有了一根粗壮的棍子，那就是严格的消毒和隔离措施。大多数人的恐慌渐渐地散去，一如冬季北方旷野上的薄雾。
我问女孩，非典在北京爆发之后，你在哪里？
她说，我在公司做职员，刚开始隔天上班，现在干脆不用去了。我的同事们很多离开了北京，忍受不了这种恐惧的压榨。听说在北京不容易走，有人就骑着自行车跑到北京的周边地区，然后把自行车一锁，坐上汽车火车，跑回老家去了。可惜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在北京，无地可去，只能和这座城市共存亡。我非常害怕……
我握了握她的手，果然，她的手指被冷汗粘在一起，像冰雹打过的鸟翅簌簌抖动。我说，我没有办法使你不怕，但有一个人能帮助你。
她迫不及待问，谁？
我说，你自己。
她说，我怎么帮我自己呢？
我说，你拿来一张纸，把自己最害怕的事写下来。
她站起身，拿来一张雪白的大纸，几乎覆盖了半张桌面。然后，一笔一画地写下：
第一个害怕：我还没有升到办公室的主管，就停止了前程。
第二个害怕：我按揭买下的房子，还没有付完全款。
第三个害怕：我刚刚交下的男朋友，还没有深入发展感情。
第四个害怕：我准备给我妈妈送一件茉莉紫色的羊绒衫，还没来得及买。
第五个害怕：我上次和我爸爸吵了一大架，还没跟他和好。要是我死了，多遗憾。
第六个害怕：我热爱旅游，很想走遍世界。现在连新马泰和韩国还没去成呢，就要参观地狱了。
第七个害怕：我想减肥，还没有达到预定的斤数。
第八个害怕……
当她写到第八个害怕的时候，停了下来。我说为什么停笔了?她歪着头从上到下看了半天，说，差不多了，也就是这些了。
我说不多吗，看你拿来那么大的一张纸，我以为你会写下1001条害怕。请检视一下你的种种害怕，看看有哪些可以化解或减弱。
她仔细地端详着自己刚刚写下的害怕。说道：第七个害怕最不重要了，如果得了病，高烧几天，估计体重就减下来了。
我说，很好啊，凡事就怕具体化。现在，你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害怕了，只剩下六条，再来具体分析。
姑娘看看手下的纸，说，有两条是可以立刻做的，做完了，我就不再害怕。
我说，哪两件事？
她说，今天我下班之后，就到商场给我妈妈买一件茉莉紫的羊绒衫，如果这个商场一时无货，我就买一件牵牛花紫的羊绒衫，要是也没有，买成大枣红的也行。第二件事是和爸爸推心置腹地谈谈。我爸是个特好面子的人，所以我先同他讲话，他一定会带答不理的。要是以前，我才不热脸贴你的冷屁股呢！但经过了非典，我会比较能忍耐了。我会对他说，非典让我长大了，我是你的朋友。让我们像真正的朋友那样讲话，好吗？
我说，真喜欢你说非典让你长大了这句话。成长不但发生在幸福的时候，更多是发生在苦难之中。
她受了鼓励，原本被恐惧刷得灰白的面庞，有了一丝属于年轻人的绯红。她继续看着恐怖清单，低声说：至于刚刚交下的男朋友，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这需要细水长流慢慢了解。就算是没有非典，也不一定就能达到海誓山盟男婚女嫁……
说到这里，她大概突然看到了恐怖清单上的第二条，笑起来说，至于还不上贷款这件事，我要把它开除出去。这不是我该害怕的事，最害怕的该属房地产开发商。这是不可抗力，是地产老板们最爱用于推诿的理由，想不到也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他们头疼一回。
开发商的困境引发了女孩子的幽默感，她显出些许幸灾乐祸的快乐。旋即细细的眉头又皱了起来，说，恐怖名单上不能去世界旅游这一条，无论如何是驱不去了。
我说，你要到各地去旅游，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快乐。看我没有看过的风景，听我没听到过的鸟鸣。她很快回答道。
我说，这真是旅游最好的理由。只是我想问你，你可曾注意到窗外不远处在花坛里，刺玫瑰在悄然开放？
她一脸茫然地说，刺玫瑰真的开花了吗？
我用手指敲敲窗子说，你往前面看。
她把脸压在玻璃上，贪婪地看着窗外，每一朵刺玫瑰都如同换牙的小童，憨态可掬。她惊讶地说，真的，在非典肆虐的春天，刺玫瑰居然还在开放。真怪啊，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呢？
她的目光从睫毛膏的缝隙中向更远处眺望，说，哦，我不但看到刺玫瑰了，我还看到国色天香的牡丹和路边卑微的蒲公英，也一样蓬蓬勃勃地开放着……
她是很聪明的女孩，很快就悟出了，说，我明白了，美丽的风景不一定要到远处寻找，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说，起码我们先把眼前的风光欣赏完了，再看远处不妨。
这位80年代出生的女生看看自己的恐惧清单，然后说，好吧，就算没法周游世界，我也不再害怕了。但是，我要是升不到主管就死了，这还是很可怕的事。
我说，你升到主管之后会怎样？
女孩说，我还要升到部门经理，然后是总经理……
然后呢？我问。
然后就是旅游了……旅游是为了开心，是为了快乐。对啊，我最终的目的让自己快乐。那么我如果因为害怕，抢先丧失了快乐，我就太傻了，就是本末倒置，就是一个大笨蛋……她自言自语，眼珠飞快地转动着。
那一天的结尾，是这个姑娘把那张像大字报一样的恐怖清单撕掉了。关于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此次非典流行的过程中，交出了形形色色的答卷。比如我在电视里，就看到20岁刚出头的女护士，英勇的如同身经百战的士兵，穿戴着把人憋的眼冒金星的三重隔离服，给年纪足够当她伯父的病人做治疗和宽慰疏导。
这就是泥沙俱下的生活，这就是新的一代人。报章上有人管他们叫"跑了的一代"，我觉得在他们如此年轻的时候，就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的灾难，是不幸也是大幸。恐惧可以接纳，却不能长时间的沉溺，逃跑更是懦夫退缩的行径。当你有能力直面灾难，细细将它们剖析，在灾难中看到鲜花依旧在不远处开放，那就有了不再惧怕不会逃跑的气概。
假如我是毒王
非典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承认："对这种病毒我们知之甚少。"但有个术语，估计从权威专家到平头百姓都谨记在心，那就是--"毒王"。
毒王的意思就是某些患者的传染性特别强，比如一位26岁的香港男子，直接感染了112人，其中69名是护理过他的医务人员。大陆更有传说某毒王感染了180人。这项毒涎编织的桂冠，大陆有，香港有，台湾也有……不知将来创下最高记录的王中王由哪厢人士胜出。
在电视里听过某女毒王的声音，碎碎的，惴惴的，气虚，更兼心虚。她说出院后才知自己成了毒王，有若干人因她而不幸。她很内疚，只有待身体全面恢复后做义工来报答社会。
非典的病死率并不是很高。和冷血的享有90%以上病死率的埃博拉病毒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纵是有红霉素做特效药的军团菌感染，病死率也在5～20%间浮动。几害相较，非典还算手软。
然而我们无法安心，因为有毒王。毒王嗜血成性，有一副撑竿跳的好身手，从甲躯体到乙躯体，蜻蜓点水就输出了死亡。
假如没有现代科技，没有医务人员的拼死救助，没有气管切开，没有呼吸机，毒王们早就驾鹤西行了。一部微生物史告诉我们，如果某个毒株的毒力太过凶猛，须臾之间便取了宿主性命，等于疯癫地撕了自己的餐票，只能和猎物同归于尽了。
假如我得了非典不幸又成了毒王，我将如何?
大自然是公平的。狡猾从容的毒株，比如乙肝，假阴险的绅士，循序渐进地危害着宿主。中招的叶子并不立时凋落，毛毛虫才可缓缓受用。如果毒性太强，烈到见血封喉，便也只剩一剑的威风。大树倒了，再凶顽的猢狲也只得散了。
那么，如果没有最后的抢救，我这个画着骷髅头的毒罐子，就会在窒息中死亡。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大悲剧，但对广大健康的人群来说，却未必不是好事。倘做气管切开插入呼吸机，刀锋旋下，皮肉嘎然崩裂的那一瞬，蓄势已久的毒液，必会飚射而出。那扩散和污染的威力，恰如轰爆的生化武器。
于是，之后，你会听到太多的护士和医生感染的例子，甚至在严密的防护之下，仅仅由于眼球结膜在我吁出的空气中眨动，也能把他或她漆黑的双眸漂白。
如果我是毒王，请不要过度抢救。不是我大义凛然舍身饲虎，而是搏斗的代价太过悬殊。我固然痛惜一己死生，我也同样珍爱他人的性命。非典时期非常办法，重疫之下无戏言。山火熊熊定要尽力扑救，如若狂风漫卷，就只能在远处挖深壕防范，而不可在红舌中群舞。既然现代科技尚未研发出剿杀超强毒株的药物，就让我遵循大自然的严厉法则--凶残的肇事者理应和它的宿主同生同灭，不适当的溺救就是放虎归山。医生，你不要太柔情。医学，你不要太浅视。倘手无利器，切不要鲁莽撕去所罗门王的封印，放妖怪逸出魔瓶。春瘟横扫，僵硬地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那就是对全局的反叛和对职责的误读。
如果抢救了，如果成功了，在各方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保全了我的性命，我希望世人与我同喜同庆。我何德何能享此殊荣?只因胸膛中吸附了太多同类的牺牲，每一滴血都不再独属于我。犹如软弱的石墨经历高压，在聚变中镶嵌了众人的光芒，已璀璨为极品的钻石。这躯壳脱出了我的私有，盛满了感激和义务。我会尽可能多地捐出血清，以助更多人走出绝境。我会不断地接受各种检查，为疾病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会无怨无悔地在观察中度日，这是幸存者的责任。
可是，我能感受到从角落中刺出的冰冷目光，好像我恩将仇报是个连环杀手。我甚至都无法祈求原谅，因为有资格谴责我的人多已无声。这不是我的过失，而是非典病毒假我之手布下的滔天罪行。我被它改造成了人体盾牌，我是它第一个受害者，也是它的终结者。我见证了它的猖獗和流传，也见证了它的退败和消亡。人们啊，有那么多科技成果在我身上流淌，请格外珍惜我的每一分反应。如果你轻慢我，你就轻慢了一架精敏仪器的回声。有那么多鲜活生灵曾被我溶解，请格外尊重我的每一种感受。如果你漠视我，你就漠视了那些英勇卓绝的付出。
人们啊，毒王是瘟疫的舍利子，你可要慎重！
生命之序
一位患非典的香港心脏科医生住进了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深切治疗"这个词是温煦的，但缝隙间有幽幽的冷风散了出来，让人感到病情的重笃。医生脱险后接受采访，记者问，一个人孤独地住在病房里，想了些什么？医生沉吟了一会儿说，想的最多的是，要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和一般的事儿分开，先做那些重要的事情。记者当然追问，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医生答，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几天后，我又见到一位脚夫老人。大家都熟悉的陕北民歌"赶牲灵"，就是脚夫们走沟穿壑在高原上吼出的。他说"活着做遍，死了无怨"。意思是人活着时候，把你想做的事都做了，就一生完满，活的够本，可以安然就死了。
医生是留洋博士，脚夫满面黄尘苍凉。不同层面的人，异曲同工的话，于是在突如其来的瘟疫背后，就有了哲学的味道。人是脆弱的，种种意外的蛰伏，使得能上天入地能让电脑每秒钟运算若干亿次的现代人，却无法估算出每人大限到来的时刻。面对永恒困境，只剩下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事，抓紧做完。简言之，你要给生命排一个序。
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呢？夜深人静月朗星稀之时，每个人心平气和地想想：也许是事业有成，也许是周游世界，也许是孝顺父母，也许是舍己为人，也许是永远探索，也许是安分守己……我相信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寻找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寻找生命的价值--它是我们立下的宏愿，是你选定的主牌。有了它，一应事务的顺序就排出来了。现代人陷入日常的忙碌，无数细小而琐碎的事件，缭乱了我们的双眼，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凝滞了我们的脚步，壅塞了我们的襟怀……现在，非典这个小小但却凶狠的病毒，抑缓了陀螺转动的速度，让我们被迫停止眺望。于是无数人像那位香港医生，在病榻的阴影下，情不自禁地思考起了顺序和意义。
无论非典还将肆虐多久，相信它必被遏制。但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判断，却永不会终结。把你杂乱的牌阵理出顺序，把你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那就无论怎样邪恶的病毒，也扰乱不了我们澄清的心。
非典附送的风铃
那天刚要进医院的大门，冲过来一位被无防纤维布隔离衣包裹的人，掏出一柄酷似枪械的体温扫描仪，在我的双眉中心画圈晃动。确信我无烧之后，把"枪"放下，放我进入了半隔离区。
医院走廊，一位男子正对着日光灯端详X光胸片。清晰透明的肺叶消失了，代之僵冷的垩白，半张肺好像被石灰水刷过。问过才知片子的主人已没了体温，那男子喃喃道，真没想到 真没……
"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亲人没想到那片子的主人逝去？还是片子的主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得了非典是要死人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个常识被冻凝在一个特定的名称里，叫做非典致死率。截至近日，据广东的统计，致死率是3.6%，北京是5.5%，香港是10%，加拿大还要高些。一系列的数字组成下滑的幽冷附梯，吓坏了至今还手足温暖的我们。
假如非典致死率是零，将会怎样？我就这个问题做了小小的调查，朋友们都说：哈！如果死不了人，那当然云开雾散，再无什么可怕了。隔离观察，简直如同休了半个月带薪长假。发烧或许是减肥的好方法。一个女孩居然说，只要不死，非典就是过节，权当到医院公费旅游，顺便斩获若干堆巧克力外加鲜花……
我们恐惧非典，核心原来是死亡。非典之所以可怕，不在那些鸡零狗碎的发烧咳嗽，不在那些孤独难耐的隔离卧床，而是不可逆转的永远的消失。摘去了致死率这枚毒牙，非典立变温柔，狰狞之相大有收敛。
很多人从没有想过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以为死亡专属老年人和癌症病患顶多再加上交通事故的冤魂。非典这个传染病连锁店派来的美容师，给死亡戴了黑发涂了腮红，让死亡生机勃勃地年轻化了，老少咸宜。
不长眼睛的非典蛰伏在空气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撞翻你我的脚后跟。
什么人最怕死呢？我以为一个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已把生命这匹白棉布一寸寸很仔细地丈量过了，剪裁过了。他明白自己是谁，确知自己想干什么，清楚自己的爱好和憎恶。他用生命去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如同一个老谋深算的园丁，每一粒花种都精心播撒出去了。他注入社会花坛和人生草坪的心血，就是他兴趣和快乐所在。虽然由于死亡的突然叩门，等不到柳绿花红的那一天，但他已在想像中耸动鼻翼，闻到了蓓蕾的芬芳。
我以为醉生梦死的人大多也不很怕死。因为他们不曾真正地活过，他们甚至不配怕死。年轮早已枯萎，活着和死亡无甚区别。喘气时是一群行尸走肉，闭了眼是一个酒囊饭袋。没有真正优雅内容的零质量生存，乘以再长的活命年限，所得也是一个空零。
最怕死的多半是在纷扰中忙碌的人。他们埋头于琐细的杂事，忘了张望远处的目标。他们以为还有很长时间可容挥霍，不承想那捆扎剩余日子的黑绳已游蛇般挽过来了。当死亡将你陀螺似的奔波化为青烟一缕，害怕就直接转为了飘缈的叹息。这种人若想不怕死，就需爬山，就需攀塔，就需登楼，到高处去极目搜寻，眺望你生存的终极意义。
最怕死的人多半还有很多未完结的事务。孩子还没有长大，期望尚未达成，宏愿不曾落实，你欠谁的钱谁欠你的钱……凡此种种，死亡都随意在上面盖个"过时不候"的章子，让它们半路蒸发了。于是你人生断裂，成了一宗半成品。虎头蛇尾的一辈子多遗憾啊，应对之策就是不妨把人生缩写为一个整天。古话说今日事今日毕，该致谢的人要送上感激，该反抗的事要拍案而起。喜欢看的书就马上打开扉页，喜欢亲近的人就绞尽脑汁向他表达。孩子不能在一天长大，就教他存个爱心以不变应万变。宏愿不能在一天落实，就分解成有机的部件逐一组合。事情做完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半途而废就滋生人生无常的恐惧。人生是大的完成，活在此时此刻就是N次小完成。完成感是生命圆满的重要粘结剂，是心理平衡的强大支点。
非典是一张不期而至的海报，把一个必然的问题用恐吓的形式张贴出来。1918年的流感，据说融合了猪身上的病毒，骁勇异常，但终究也未曾将人类杀绝。今日抗击非典，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就算病毒融有来自孙悟空的基因，相信也能转危为安。关于致死率的惊惧，是非典附送的午夜风铃。即使非典远去了，那铃声还会余声袅袅。
假如我得了非典
北京的春天今年没有沙尘，没有沙尘的空气里，弥漫着一个陌生的名词--非典。非典是微小的病毒，人的体积比它庞大亿万倍。一只病毒的分量较之一个人的体重，像是一滴水向整个太平洋宣战。然而，这滴邪恶而沸腾的水，在春天的早晨烧起恐怖的荒火。
假如我明天得了非典，我该如何？实在不愿这样设想，生怕轻声的诵念也会把那魔鬼引入家门。我逼迫自己认真筹划，既然有那么多人已悄然倒下，既然我不想在懵懂无备中浸入 灾难。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不会怨天尤人。人是一种生物，病毒也是一种生物。根据科学家考证，这一古老种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滋生了20亿年，而人类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百万年史。如果病毒国度有一位新闻发言人，我猜它会理直气壮地说，世界原本就是我们的辖地，人类不过是刚刚诞生的小弟。你们侵占了我们的地盘，比如热带雨林；你们围剿了我们的伙伴，比如天花和麻疹。想想看，大哥岂能束手待毙？你们大规模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我们当然要反扑。你们破坏了物种之链，我们当然要报复。这次的非典和以前的爱滋病毒，都还只是我们派出的先头部队牛刀小试。等着吧，战斗未有穷期……人类和病毒的博弈，永无止息。如果我在这厮杀中被击中，那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是人类面临大困境的小证据。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遵从隔离的法律。尽管我一直坚定地主张人应该在亲人的环抱中离世，让死亡回归家庭。但面对大疫，为了我所挚爱的亲人，为了我的邻里和社区，我会独自登上呼啸的救护车，一如海员挥手离开港湾，驶向雾气笼罩的深洋。
假如我得了非典，即使在高烧中，即使在呼吸窘迫中，面对防疫人员，我也会驱动疲惫的大脑殚精竭虑，回顾我最近所走过的所有场所，把和我面谈过的朋友名单一一报出，祈请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原谅我，这是此时此地我能向他们表达歉意和关爱的惟一方式。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接纳自己最初的恐惧。这毕竟是一种崭新的病毒变种，人类对它所知甚少，至今还没有特效的药物，战胜它的曙光还在阴霾中栖息。那个戴着荆棘冠冕的小家伙，凶残而强韧。但是，我不会长久沉溺于孤独的恐惧，因为它不是健康的朋友，而是衰朽的帮凶。我珍爱我的生命，当它遭遇重大威胁之时，我必将集结起每一分活力，狙击森冷的风暴。无数专家告诫，在病毒的大举攻伐中，机体的免疫力，是我们赤胆忠心的卫士。只有平稳坚强必胜的心理，才能让身体处于最良好的抗击姿态，才是战胜病毒的不二法门。我不会唉声叹息，那是鼓敌方士气灭自己威风的蠢举。我不会噤若寒蝉，既然此病有九成人员可以逃脱魔爪，我激励自己相信概率。
如果我的病情不断恶化，到了需要气管切开的时候，我衷心希望医护人员做好防护，千万不要为了争取那一分钟半分钟的时间而仓促操作，威胁自身安危。致命的感染常常在这时发生。如果因此推延了抢救，我无怨无悔。医生护士的身上承载着更多重托，他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我即使逝去，也会为最终没有带累更多的人而略感宽慰。
假如我得了非典，将偕书同行。一些名著百读不厌，一些忙碌中买下的册子至今未翻。我已将它们归拢到书架某层，像一小队待发的士兵。如果我赶赴医院，这些刀枪不入的朋友，将一道踏入病房。一本女法医的探案集，只看了多半，特地留下悬念，预备着万一昏迷了也会念念不忘。为了得知谁是真凶，我一定要坚持醒来。
假如我得了非典，离家时千万要带上手机和充电器。估摸病房里不一定有电话，病重气短时也走不到公共通话间。我平日不喜欢这如同蟋蟀一样无所不在的器具，自此却刮目相看。我会不断向亲朋报告讯息，直到我康复的那一天。如果我已无法回答，请相信我依然在用心灵祈祷大地平安。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积极配合医生护士的治疗，我知道他们已太累太乏。我努力做一个出色的病人，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
终于要说到死了。既然想到过一切，自然也想到了死。死于一场瘟疫，实在始料不及。但人生没有固定的脚本，大自然导演着多种可能性，以人必有一死的不变法则来看，这黑色幽默也不算太唐突。如果能对传染病学有所裨益，我同意解剖尸体。如果作为芸芸死者，没什么特殊价值，请留我完整化烟。缘于耿耿于怀的仇隙--凭什么我死了，那个肆虐的杀手还在实验室里养尊处优地繁衍？与之共焚，也算雪恨。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在踏入救护车的那一瞬，尽我最大的努力，操纵我凄迷的双眼和抽搐的嘴角，化作粲然的回眸一笑，向我的家人和小屋致谢，感激他们所给予我无尽的快愉和暖意。我必定还会回到这里，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睡梦中，无论是我康宁的身体还是我飞翔的灵魂。
抢，还是不抢
在每一座蔓延SARS的城市，几乎都曾爆发了抢购。比如广州比如太原……在北京，这个日子锁定在4月22日的傍晚和4月23日的整天。SARS带来了死亡的恐慌，它最先的表现形式是民众开始储备生活的必需品还有那些风传可以预防疾病的药物。在广州，白醋的黑市价格到了80元一瓶。
有个说法--因为醋高价热销，广东人蜂拥到山西倒醋，结果SARS就被带到了山西。如果 这是真的，看来SARS的蔓延和抢购大有渊源。
北京的抢购风潮，是从城乡结合部发起的，最早从丰台和朝阳区开始，逐渐向四处波及。抢购的品种集中在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先是方便面告急，不管是什么品牌什么价钱，人们整箱整箱地往小推车上搬。马上就是米面油盐，最后连洗衣粉辣椒酱小苏打洗脸盆都有人抢。万头攒动群声鼎沸，装满货物的小车如同小山在移动，货架被人流挤翻，各种物品散落一地。当时一个朋友正好到超市购物，吓得魂飞胆散，当场给我拨了一个电话，说，毕淑敏，你能听到这里的声音吗？简直就是世界末日。耳机里喧闹无比，我说天啊这么乱，你赶快回家吧！她音色中带出哭腔说，我家里正好没米了，真正的家无隔夜之粮。谁承想赶到了大抢购，要是买不到米，今天晚上吃什么？我说要不然你先到我家来挖些米，有我吃的就有你家人吃的。我一边说，一边升起好笑的感动，好像当年《红灯记》里的穷邻居的对白。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只是结账的地方挤得人山人海，我根本就出不去。这样吧，反正我也要等许久，一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赶，你要不要什么东西？我再给你抢一点。我说，多谢了，但愿你平平安安地回家，我什么也不要。
她幽幽地说，我不像你，深挖洞，广积粮。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回可要吸取教训，要像农村的老大娘，永远存一囤陈粮。
我无言地苦笑。其实哪里是有备无患，过年时单位发了一袋米，因我总是吃速冻饺子，这才存到SARS扑来的时候。
那一天北京的夜晚不再平静，很多听到了抢购的消息，还未来得及实施的市民，都在暗中摩拳擦掌。第二天早上，北京各大超市一开门，就迎来了抢购的高峰。人们买醋，说是可以杀灭SARS病毒，刚开始只抢白醋，后来扩展到米醋、陈醋、饺子醋、水果醋，甚至是醋精。人们买油，一大桶一大桶提回家，仿佛从此要天天在家吃炸油饼。一位老大爷买了几十袋发酵粉，有人问他都是自家用吗？他很自豪地说，是啊，昨天抢了面，一想这蒸包子烙发面饼还得用起子，就再来买了储备上。哪怕这非典闹上几个月，我们家也有馍馍吃。
据可靠消息，在北京朝阳区的某超市，有一对老年夫妻，共购买了5700多元钱的食品，单是他们使用的购物车，就是整整7辆。7辆车连在一起，好像一列小火车，浩浩荡荡的。他们只有四只手，推不动那么多车，就采取蚂蚁嘴骨头的方法，一辆辆首尾衔接，鱼贯而行。这景象令人愕然，也令人怆然有些滑稽，却笑不出来。
后来有人问过老人，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东西，老人说，谁知道这SARS要折腾多长时间？我们多买些米面粮油的，也坏不了，反正以后也要吃，存在自己家里，心里踏实。
在抢购浪潮中，最先断货的是消毒液和药皂洗手液等物品，然后是昨夜上架的方便食品和所有的碳水化合物，比如挂面饼干点心和任何一种粗粮。鸡蛋当然也在第一时间就告罄，香油黄酱包括话梅瓜子奶油糖也在横扫之列。
到了23日的下午，人们在米面柜台前排起长队，很多商场打出限购的牌子，大米等食粮，最多每人只能买20斤。
据北京商委的同志们讲，自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北京已经14年没有出现过大的抢购风潮了，这一次的抢购，具有更多的特点。
一是抢购的数量大。过去肩扛手提，能够搬回家的物品还有限，现在很多人家有了汽车，交通工具的进步让人们抢购起来胃口大开，胆子也更壮了。
二是席卷速度非常快。假如说若干年前人们还靠着口口相传交换情报，那么这一次，手机电话移动短信满天飞，信息战让抢购如虎添翼。
听说有一位下岗工人抢购了200袋食盐。当被问及这么多的盐都是自己吃吗？他嘿嘿一乐说，我能吃得完?那还不早就变成了燕八虎？(民间传说，老鼠吃多了咸盐，就变成了--燕八虎，即蝙蝠。)
这是一句自嘲，但自嘲之下也埋着某种日后才见分晓的狡猾。既然自己吃不完，这么多的盐打算如何处理呢？让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一下这位抢购者的内心，如果北京疫情不止，真的陷入了封城和配给的状况，他手中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这箱食盐，奇货可居，也就成了小小的金矿。
北京市商委在4月初根据广东2月份出现抢购的前车之鉴，先把底下的情况摸清楚了。这就好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心里有了底，对策就有了基础。4月18日，做出了保障物资供应的紧急预案，包括各大百货商场和大卖场的通风消毒措施，还有对垃圾和卫生间的防护等等。
面对着4月22日下午出现的抢购苗头，各商场接到的指示是加大上货力度，要保证货架子不能空。但是，面对23日更大的抢购风潮，各个超市的库房已经告罄，仅有的货物往架子上一摆，瞬息间就空了，好像单薄的沙包倒入汹涌的洪水，只打了一个旋，就看不到踪影了。23日下午，商委将情况报告给市委书记刘琪，3点钟电视里播出新闻，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23日晚，北京商委向商务部和国家8部委紧急求援。国务院给予了北京极大的支援。从黑龙江调集了50节车皮，每节车皮装载着60吨优质大米，共计3000吨，合6百万斤大米，连夜赶运北京。针对缺口最大的方便面，天津方面在当夜11点30分，组织了100多辆车，装载着3000集装箱方便面(共计30万箱)，送往北京。每个司机只发2袋榨菜4个馒头充当干粮，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早上6点半，天津的商委主任李泉山带队，这些方便面到达北京的时候，北京商委的同志前去迎接，激动的几乎掉下泪来。
也许是因为地利，天津给予了北京人民更大更快的援助。在大批方便面抵达北京的同时，天津更支援了200吨大米，20吨面5吨油10吨挂面，这些宝贵的物资清晨到达北京，10点钟就上了超市的货架。
那些时光，北京的居民只要打开电视，就会看到北京新闻播发面粉厂如何加班加点地磨面，库房里有多少堆积如山的必需品在整装待发。商委的同志们安排满载食品的大货车，在各个居民小区的周围游弋，有点耀武扬威的意思，当然是为了稳定民心，用事实说话--看，我们有多么丰富的物资储备！
在中央的支援和各省市的无私帮助之下，北京的抢购风潮被平抑了下去，到了4月24日，市面已基本恢复正常。我4月25日到了一家超市，所有的物品应有尽有，惟一让我不满足的是，我想买鸡蛋，但自由市场的鸡蛋是4元一斤，较平日上涨了125%，超市里没有普通鸡蛋，只有10元钱一斤的"绿色鸡蛋"。我虽然明知绿色是个好东西，因为钱包的厚薄，还是更喜欢前两天只卖2元一斤的普通鸡蛋。
几天以后，自由市场的鸡蛋价格回落到2元钱一斤，并继续下跌，后来到了1.8元一斤。当我和无数百姓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我所居住的楼下的一位老太太叫苦不迭。在抢购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她以老年人的敏感和防范心理，一下子买了20斤鸡蛋。如今，她的鸡蛋再不是自豪的资本，变成了"鸡肋"。天渐渐热了起来，鸡蛋放不住了，价钱要是再落下去，老太太快要捶胸顿足了。
有人在抢购中大发国难财。平日卖42块钱一袋的面粉，在黑市上卖到了50元。粮油市场的商贩，买家车载斗量，就成全了他们，有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多赚了几万元。据说白萝卜能防SARS，那天白萝卜的价钱炒到了9块钱一斤，有小贩当天从卖的白萝卜身上赚到了1万块钱。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对席卷北京36小时的抢购风潮有了初步的了解。
为什么会发生抢购？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抢购物资的品种，对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抢购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那些战乱纷起的国家，抢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有风吹草动，小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抢些物品聊以度日。即使是在美国，9·11之后，一些城市也出现了抢购。抢购的东西具有美国特色，是矿泉水和枪。日本是一个例外，日本多灾，但日本民众在灾后，很少出现抢购，他们有条不紊地安顿自己的生活，很有定力的样子。
灾难和未知产生了恐惧，人的第一个反映就是逃避和自保。当受到种种限制，让逃避变的难以实施的时候，囤积生活必需品，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水准，得以维持生命，度过灾难，是为人的本能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对老夫妇的抢购是可以理解的。
我看到过被打开的鼠洞，噢呦，为了过冬，一窝老鼠可以储存上百斤的豆子和粮食，密密匝匝如同排列谨严的国库。可见储物备荒，是动物的本能。我在国外，住在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里，有一天，她很神秘地让我去看她的库房，在车库的后面。我走进后大吃一惊，物品之丰富，赛过一个小型超市。最令人惊骇的是她自制了无数瓶酱--番茄酱草莓酱蓝莓酱菠菜酱……花红柳绿地装在模样古怪的瓶子里，好像一只只竖起的怪眼，看着来客。
这都是我亲手做的，配方是我祖母传下来的。她很自豪地说。
这么多的东西，您什么时候吃呢？我不禁替她发愁。
她用镶着白内障边儿的浑浊眼珠，嗔怪地看我，逼我觉察自己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下大雪的时候，我就会吃它们。"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咂着嘴，好像一只老松鼠。
我知道她的衣食住行都有养老机构照料，上一分钟瘫倒在家，下一分钟就会有医护人员上门照料，连她家门前的花草都有人定期来修剪，完全不用如此备战备荒，但她的认真和决绝让你说不出任何反对的意见。
这种储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看到过一本描述苏联卫国战争时代的故事。说的是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整个城市被封锁了，大家陷入饥饿和寒冷的重重包围之中。很多人饿死了冻死了，但有一家人神奇地活了下来，七八个孩子毫发无损。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家的妈妈有一个热爱储藏白糖的习惯。在她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罐子。即使在平常日子，女主人也会用白糖把罐子填的满满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妈妈每天从罐子里挖出一勺白糖抹进孩子的嘴中。正是依靠这罐子白糖提供能量和热量，这一家人才熬到了列宁格勒突围的日子。在饿殍堆中挺了过来。
这就是人的灾难中存活的诀窍，这诀窍藏在无数人的潜意识当中，一遇风吹草动，就复活起来，主宰着人们的思维和举措。
人们就这样迎接着狙击着灾难。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千百万年的灾难史中，只有那些最能趋利避害未雨绸缪的种类，才获得了更多存在的机会，今天生活着的人们，就是他们的后代。在我们的血脉里，天然流淌着在灾难面前自保和脱逃的本领。
然而社会进展到了近代。随着文明的发达和科学的昌明，人们聚拢到城市，有了上千万人口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如果说过去的传染病还是以村落为单位在传布，火灾还是以一栋栋房屋为界限在蔓延，今天这概念已扩大了亿万倍。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旅游警告和疫区的发布为例，警告是以整座城市为基数，北京香港多伦多，而绝非某城的一个胡同或是一道街市。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北京从只有20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了今天具有13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如果灾难来临，你抢收你自留地里的庄稼蔬菜，这很正常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抢购的是公共供应商的物品，在你捷足先登可以用钞票购买大量物品的时候，这种举动的合理性就受到了某种质疑。
无疑，它是合法的。买大量粮食和食油的钱是我挣来的，不是抢来或偷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也无可指摘。但是把这样的采购行为放到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框架之中来考虑，不再像一百年前那样简单。
人们也许很容易就把这和政府的职责联系起来。为什么不更多的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诚然这想法有它的道理，有备无患吗？我看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也主要是走的这个思路。比如在抢购浪潮最凶猛的时候，政府有关机构赶快调拨大量物资，电视画面上不断出现的都是物资供应充分的画面。那潜台词是：咱们有足够的储备，居民们你不用担心……
这个思路诚然是很宝贵的，而且起到了很好的安抚民心的作用。但这绝非是惟一的路数。举个例子。鸡蛋是民众生活的必需品。在有关机构的预案中，始终有着保障北京市民有鸡蛋吃这样一个项目。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保障是表现在食物上，也就是说，在北京若干个冷库中，储存着大量的鸡蛋。它们到底有多少呢？那时候，每年一共要储存300万斤鸡蛋。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鸡蛋又是易脆易腐败的物品，存在库里，隔一段时间就要除旧迎新，鸡蛋本身的价值并不高昂，但这笔保管和呵护的费用就不在少数。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储备着。也许是多少年的安稳松懈了大家的斗志，从某一年开始，北京不再储存鸡蛋，而是变成了除存钱。这里面的变化严格讲起来，是不能等同的，因为鸡蛋是可以吃的，但钱是不可以做鸡蛋羹和甩袖汤的。在账上，有一笔鸡蛋款，但一斤鸡蛋的收购价不超过两块钱计算，300万斤蛋款是600万元。
SARS来了，鸡蛋抢光了。600万元钱救不了市场，北京急忙向河北求援，但平价鸡蛋的恢复供应，可能是在所有物资中最后恢复正常的。
有关机构痛定思痛，决定仍旧储存实物的鸡蛋，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真正的鸡蛋摆在那里，以备不时之需。如今这个计划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实施了。那么，北京究竟储存了多少鸡蛋呢？告诉一个小秘密--足足有100万斤。折成鸡蛋是多少个呢?
以前的鸡蛋小，一斤能合上9到10个，现在的鸡蛋大，一斤也就8个，好了，这样就可以算出，100万斤鸡蛋就有800万个鸡蛋。也许有人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谁不知道啊？
问题就出在这里。800万个鸡蛋不是一个小数目，要是堆在一起，就是巍然的一尊鸡蛋山。但是，请不要忘记北京有多少人口。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如果来分餐这800万个鸡蛋，那每个人只能分到少于三分之二个鸡蛋。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做这种小学生的算术，是想说明保障物资的供应固然极为重要，但如果民众的心理得不到安抚，对此没有一个坚强的神经和充分的信心，那么需要储存多少才能满足大伙儿的需要呢？比如我认识的那位老人，她一下子就买了20斤鸡蛋，照如此购买力设计，1300万人，就会买下2600万斤鸡蛋，合2.6亿斤，是不是很吓人？全中国的母鸡都努力生产引吭高歌"咯咯哒"，也解不下北京的围啊。
在灾难的时候，要有物质的东西，也要有精神的东西。物资要储备，心理也要储备。就像一个国家有它的综合国力一样，一个人一个城市，也要有他的综合心理能量。这就是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这就是风雨如磐淡然处之，这就是在顾及本能的同时也惦念他人，这就是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在希望中不妄自尊大，这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珍惜他人的生命。
抢与不抢都有理。对一个发展中的巨大的城市来说，对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传承的民族来说，在灾难中，不抢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