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十六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应邀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城举行画展。
画展揭幕那天，市长也来了。他拉着我到旁边，以一种很特殊的表情，说了一段很特殊的话，使我至今难忘。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城市和台湾的某城结为了姐妹市。”他对我说：“可是，我愈来愈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个城市交流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当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叫几千个学生列队欢迎，献花，用一长队礼车迎接，还加上警车开道，把我们都吓着了，不知道他们来我们这［奇+書*网QＩＳuu.cＯm］儿访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安排。”市长摊摊手：“我们只是个小城，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结果，我们反而不敢邀请了。”
人情味的副作用
不久之后，我到达纽约，除了在学校教课，也在家里收学生。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洋学生用的毛笔很差，建议他买好一点的。
“这已经是店里最好的了。”学生说：“老师，能不能托你帮我买一支？”
我马上就去找了一支，交给他：“这支笔就送你！”
“真的啊！”学生兴奋极了。
隔不久，他又要买笔，我就又找了一支送他。说实在那笔没多少钱，学生又用功，我等于给他当奖品。
只是从此，即使他的笔已经旧了，而偷偷托同班的中国学生买，都再也不曾向我开口。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严肃他说：“你总不收钱，我怎么还能托你买？”
把过去的两件事对照，我突然有种感触：
“难道中国的人情味，拿到洋邦，反而有了反面的副作用？”
请你照单会钱
没到美国之前，常听人说：许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别的没学会，先学会对亲友的无情。连打电话，都计时收钱。
到美国之后，有段时间，由博物馆安排，在各地旅游，并接受当地人士的接待。果然，他们也会把我打电话的帐单寄来，勾出我打的长途电话。
“他们真是无情。”每次我寄钱过去，都想：“要是在我们中国，就算你抢着付钱，主人也不会收。”
只是，一天天过去。听多了，看多了，我发觉自己的想法可能并不对。
当朋友来住在家里，我不收任何电话费的时候，他明明需要讲二十分钟的长途电话，可能不到五分钟就草草结束。问题是，二十分钟的事，用五分钟怎能说得清？如果有要紧的事得讨论，又怕多花主人的电话费，而不能多谈，岂不误了大事？
于是，我改为对来访的朋友说：
“你尽量打电话，要是怕我付电话费，以后帐单来了，我会告诉你，千万别因为客气，而该讲的没讲。”
我发现，对方反而泰然了。正如一位朋友说的：
“你这么做，真好！因为我到别人家作客，他们客气，绝不收电话费。害得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觉得主人在偷愉看表，结果，出来做生意，反而没做好。”
我真高兴听他这么说。只是，我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安：从国内来的朋友，是不是全能谅解呢？他们能谅解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吗，
该拿的就要拿
有一天，读到明朝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其中说到两个有关孔子的故事，终于让我释怀。故事说：
鲁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做臣妾的百姓，政府都颁奖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受奖金。孩子知道就骂他说：“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丢脸的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了！”
书里又说：
子路有一次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了一头牛为谢，子路收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了凡先生写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
“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又说：“例如不应该的宽恕，过分的称赞别人，为守小信而误大事，宠爱小孩而养大患……等，都急待吾人冷静检讨改善。”
我发觉，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就重视了“合理化”，只是后来许多人故意表现“私情”，故作有人情味的样子，或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造成“情理不分”。
假好人与真乡愿
读中国绘画史，有一段明代大画家沈周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书里说，沈周的邻居掉了东西，误以为沈周家一个相似的东西是他的。沈周知道之后，就把自己的东西送过去。直到邻居掉的那个找回来，把沈周的东西归还，沈周也只是笑道：“这不是你的吗？”
书中举出的这类例子很多，似乎以此推崇沈周的“胸襟廓落”。只是，每次我读到这儿，都不以为然，这真叫胸怀吗？这根本是最害中国社会的“烂好人”、“真乡愿”。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而不能不佩服孔子。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好不好。
孔子回问：“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接着叮嘱：“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儒家“求合理”、“不过火”的中庸之道，在这两句话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表现。
问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什么却处处忘记这个道理。
最近，一个跟英籍丈夫离婚的中国妈妈，为了把孩子带回台湾，而上了法庭。那英国人居然批评台湾是个没人情味的地方，说你在路上被撞死了，都没人救你。
虽然法官后来把孩子判给了母亲，那英国人的每个批评，却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曾几何时，我们这个最有人情味的国家，却成了最没人情味的？
那人情味去了哪里？
答案应该是：去了自己人的身上。
褊狭的人情味
总记得以前看过的两个电视笑剧——
二人在公车上抢一个座位，突然发觉是熟人，于是不抢了，你让我，我让你。
一桌不认识的人吃酒菜，菜一上来，就抢着下箸。旁边一桌熟朋友，则正好相反。菜端上来，你让我、我让你，最好吃的鸡腿，反而在一桌人的注视下，留到最后，被端了下去。
这种谦让是真谦让吗？还是一种“褊狭的人情”？
糟糕的是，当一个人褊狭地对人好的时候，他自然期盼你能褊狭地对他好，施者总有不甘，受者总有不安。
于是，当你做大厨的时候，一定要给熟客人多加两勺。
当你做公务员的时候，一定要给熟人办事，多一些方便。
当你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朋友较便宜的价钱。
而你给这人多一勺的时候，那人就少一勺。你给我方便的时候，就比较给别人不方便。你算我便宜的时候，别人就要比我多付钱。
请问，这造成的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不平则鸣！鸣则不宁！它对社会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是光荣还是尴尬？
最后，让我说两个故事：
二十年前，当我太太在中山女高做训育组长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听说，立刻兴奋他说：“太好了！这样我女儿就可以进中山女高了。”
五十年前，在上海。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登台，戏院里座元虚席。突然进来一位“人物”，那名演员老远在台上看到，居然停下来打了个招呼。
我常常想到这两年事。心想，那位朋友难道以为靠关系，可以不参加联考？或是可以在考试中作手脚？他那样说，真是侮辱了联考。又想，那位“名角”，真能称为名角吗？一个敬业的演员，怎能在演出一半，不顾整场观众，而停下来打私人招呼？
我更想，如果我是那位“人物”，会觉得这是光荣，还是尴尬？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能公平地，真心地，以合理合法的态度，去关怀每一个人，而不是只对自己人好。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不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能冷静地看每一件事。
我梦想，有一天，孔子“合理化”的中庸之道，能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实。
你看过城隍爷出巡的仪式吗？
那真是精彩极引
掌管地府的城隍爷在前面威风凛凛地前进，后面跟着一
批青面獠牙的小鬼，和背枷戴铐“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
恶人”。
看吧！我终于办到了！
常听人说“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或是讲“我这个人，就是受不得压力。”
岂知道，我们每个人从没出生，就已经受到压力，而这压力一直到死，都无法脱离。
如果我们装满一杯水，在杯口盖上一张纸，再把杯子倒过来。会发现，那张纸和杯里的水，能不倾泻下来。
这是因为大气的压力。
如果把一个空心的铁球，切成两半，再合起来，并抽掉其中的空气。会发现那铁球的两半，紧紧吸在一起，即使用十六匹马，都可能拉不开。
这有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气的压力。谁能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由地面向上延伸六十到三百公里，也把它的重量狠狠加在我们身上。
可是，我们不是活得很轻松吗？
那是因为我们的体内，相对地产生压力。两个压力抵消，就毫无感觉了。
在高压下出头的人
记得一位政治家，回忆在监狱做政治犯的时候，常自己孵豆芽。一大把豆子，泡在杯里，居然愈被压在下面的豆子，长得愈肥。
我自己也有经验——
每年秋天，我会在地上挖一个个深达六寸的坑，把郁金香的花球放到坑底，再盖上厚厚的泥土。
每次一边盖上，我一边想：“这些娇嫩的郁金香，为什么非种这么深呢？它们又怎么有能力，向上冲破这么厚的泥上？”
只是，一年又一年，它们都及时探出叶片，抽出蓓蕾，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若不是种过郁金香的人，谁会想到，它们是从六寸深的地方钻出来？
大家只见灿烂的花，有谁会想到它艰苦的过去？
在高压下退缩的人
当然，我也偶尔发现有些因为力量不足，没能钻出泥上而死亡的。看到它们终于萎缩的球根，我有着许多感慨：
它们不就像人吗？有些人很有才气，很有能力，甚至很有健康的身体。却因为受不了压力，而在人生的战场退缩下去。
他很可能是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实在受不了精神压力，而中途退选。
他很可能是花十几年时间，准备参加世界运动大赛的国手，却因为承担不了大多人的瞩望。唯恐失败之后，难以面对全国同胞，而临场失常，败下阵来。
他还可能是每天把联考挂在心上的好学生。当那些功课不如他的人，都准备上场一搏的时候，他却宣布：”我痛恨考试，为了向这考试表示抗议，我要做拒绝联考的小子。”
他确实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人物，敢于向他认为不理想的制度挑战。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
他是因为太怕失败、受不了压力，而选择了不应战。
城隍爷抓来的罪人
你看过城隍爷出巡的仪式吗？
那真是精彩极了！掌管地府的城隍爷在前面威风凛凛地前进，后面跟着一批青面潦牙的小鬼，和背枷戴铐“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恶人”。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那游行队伍中，被边走边打的恶人，会愈来愈多。因为一路走，一路有人化装成罪人加入。
据说这样可以作为一种仟悔的方法，也可以消灭一些罪恶。但是据心理学家研究，他们实在是怕自己死了之后下地狱，所以先主动“下地狱”。就好比原始人类怕狮子老虎，反而把狮子老虎画成壁画。
也可以说，面对恐惧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而俯首下来，任凭宰割。
同样道理。许多人有惧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心惊肉跳。你问他有什么恐惧。他会说“害怕”。你再问“你不是站在很稳的地方吗，有什么好怕？”
他可能说：“我觉得自己随时会跳下去。”
逃避与对抗
不敢面对压力，或实在无法忍受压力的时候，就采取消极的逃避。甚至向那压力去靠拢、屈服。这是多么可悲的人性啊！
连小孩子，都会用装病，或弄伤自己，来博取大人的同情。
连成人都会因为不敢面对工作压力，而装病不上班。
他们岂知道，如同我们面对大气压力，最好的方法，是由体内产生相对的压力，使它两相抵消，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轻松无比。
不信自己办不到
最近读到两个人的报道，都谈到压力。
一位是在一九八五年，以十七岁的年纪，勇夺温布顿网球大赛冠军的德国网球好手——贝克。
他居然：“如果时光倒流，我真希望输掉那场温布顿赛。”
因为自从他拿了冠军，大家对他的要求愈来愈高。只要一场失利，就嘘声四起。贝克感慨万千他悦：
“大家好象只记得我是温布顿的冠军，却忘了我还是个青少年。”
另外一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但，他曾对一群年轻的音乐家说：
“你们要想成为伟大的演奏家，不仅在于你多么勤苦的练习，更要看你走上台，面对观众的强大压力时，是不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恐惧与犹豫，全摔到一边。由内心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不信你办不到的力量。那力量，使你成为大师！”
我更永远记得，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溜冰大赛的克莉丝蒂·山口小姐，当她做完一连串最难的动作时，没等表演结束，就握紧拳头，向空中狠狠一挥。
后来记者问她，那一挥是什么意思，
山口一笑，说：
“是‘看吧！我终于办到了！（Gosh！ I made it！）’”
别让配料杀了你的味觉，别在文章里加太多辣椒和味
精，更别不合时宜地一味倾吐，让读者喝了一大壶冷茶。
做一桌文章的好菜
常有读者写信来，赞美我的文章写得好，并请教我写作的方法。
对于这一点，我真是愧不敢当，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文笔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写作方法，更不是文学科系的“学院派”出身，我只是随兴写作，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有时候，我甚至开玩笑地对朋友说：
“我笔写我口，因为我的许多写作技巧，都是从‘吃’学来的。”
朋友不信，我则说：
“你想想，要做一桌莱，就先得买材料，回家切切洗洗，把那不必要的扔掉。再按部就班地想好，哪样先得爆香，哪样应该切花，哪样先得慢火炖烂，哪样又得大火快炒。结果看来简简单单几道菜，很可能先花了一段时间里，用了不少时间买，费了许多时间摘，真正听见刀铲齐飞，看见火光冲天的时间，不过上桌前短短十几分钟。等到端上桌，又一会儿就吃完了。只是菜做得好，真是余味无穷，让人吃完了许久，还有得想。”
朋友都鼓掌。尤其写作的人，更是心有共鸣。
写文章如同做菜，先得办货
写文章不就如此吗？哪个写文章的人能不早早就想“材料”？你只要定下题目，就得想那做法，好好收集材料。而且写作比“办桌”更麻烦，一篇文章的材料，常得收集一年半载。写小说的要到文章中的地点体验，写散文的要为写作的主题找素材。你可以读一大堆东西，到最后全不用，却不能不读。“书到用时方恨少”，你很可能发现才读过的东西，因为当时没弄清楚，而不敢引用；也可能惊喜到小学念的故事，居然派上用场。
写文章要有生活的经验才主动
我最近看了一本美国黛安艾克曼（DianeBckeman）写的《感官之旅》（BnaiuralHistory of the Senss）真是吓一跳。这位小姐写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视觉，居然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句句有出处，不知下了多少考证的功夫。隔不久，又在美国的公共电视，看到她连续四集的报导，把文字的感官之旅变成影像，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题材不只是从书本里得来，更有许多“生活”的经验，怪不得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会发觉，一个亲身感受过的人，写出的东西，绝不同于纸上谈兵的作品。他谈的不只是知识、是道理，还会给你一种主动的影像，从文句中跳出来，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
生动的导入，可以引人入胜
我写文章很讲究这种影像，妙的是，我最早却是受到《诗经》的启发。
（诗经）里有所谓“兴”的写作技巧，先谈别的事，引起你的兴趣，再转入主题。它写男女约会，先说“东门之外的白杨树”；它写男女偷情，先说“野地里有只死樟，用白茅草包起来”。让你正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话题一转，跳出一对生动的男女。它也用“蝉”的头来形容宽宽的额角，用飞蛾的“触须”形容弯弯的眉毛，用幼嫩的小草形容纤纤十指，甚至以蛀木头的小虫形容女孩白皙的脖子。
但是，因为那些都是诗人亲身接触的东西，所以写来不但不俗，而且生动，优雅。
文章的素材要平时收集
我常想，写文章的人如果等见到题目，才出去找题材，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人真要左右逢源，顺手拈来都“妙造自然”，就得平时多读书、多游历、多感触，好象一位大师傅，把各种五香，干货、酒品、罐头，早早存着。只要捉到“生鲜”，立刻就能下锅。
什么是“生鲜”？生鲜是刚捕来的鱼虾，活杀的鸡鸭，也是写作时突然出现的灵感。你可以在翻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突然触动灵感，然后冲去书桌，摊开纸，就把灵感发挥出来。那灵感是生鲜，你平日贮存的知识是配料，少一样都不成。
写文章可以快笔单刀直入。
也可以慢慢导入
当然，也不是每道菜都能“快锅大火”地立刻上桌。有些菜就非“温火”不成。碰到这类文章，你得慢慢地“煨”，把灵感和配料，在脑海里慢慢调和，让它们互相作用。好比高汤煨排翅，那滋味是高汤，精华是排翅；排翅无高汤只是“空质”，高汤无排翅只是“空鲜”，只在两者相合，才能成第一等的美味。
我不论写散文或小说，都爱这高汤排翅的作法。把平常生活中的杂感，慢慢煨煨人生哲理。那哲理因为有生活作背景，所以能感人。至于小说，我则喜欢慢慢的烘焙，把气氛整个酝酿起来，再把排翅放下去，使高潮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共鸣。这慢火的功夫，我是经过几十年，才稍稍抓到的。
文章要求精简
年轻时写文章，我喜欢大火炒，而且买到什么材料，都要下锅。道理很简单——我好不容易收集这么多材料，显示我功夫深，学问博，怎么不用？可是有一天，我到朋友家吃“腊八粥”，她只用了糯米、红枣和桂圆，再洒点米酒，却比我家放了八种材料的好吃得多。
我突然发觉，凑足了八样材料的“八宝粥”，不见得好过四种材料，而吃东西，重要的是味道，不是虚名，不论做菜，写文章，存心“掉书袋”、卖才学的，往往作不出最好的东西。那是堆砌，不是丰富；那是虚夸，不是真实。
文章要平实自然
说到真实，我认为和我们愈接近的愈真实，而愈接近的应该愈生活，也愈平凡。用生活中最平凡语言写出的东西，最让人感动。
所以我写文章，尽量用白话，白得小学生都懂。这有什么错呢？我们平常说话，不是孩子也听得懂吗？如果你能把高深的道理，说得小孩也懂，不是更好吗？
我常想起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哪个中国人不会背这首诗？哪个会这首诗的人到异乡，能不在心头浮上这些诗句？
只是，我也想，会不会惟有在大唐，那个万邦来朝、文风鼎盛的时代，人们才能由奇丽、诡橘、险怪，回归到最接近心灵的“平淡人妙”？如果把《静夜思》放到今天的“诗社”里评选，恐怕会被当作“打油诗”，不但得不了奖，连入选都办不到。
文章要浅白易解，直指人心
最近看英美大思想家罗素（BetrtrandRussell）的《罗素回忆集》，其中一段话，很引起我的共鸣。他说：
“我总是使用平易近人的英文写作，虽然如大家所知，我也能用晦涩难解的数学逻辑。我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写出老妪能解的文章，它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
罗素还建议写作的人：“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字就能表达出来，千万别用复杂的字。”
他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看作家老舍的《骆驼样子》时，看到老舍形容雪天、雪地，简简单单几句活，好象把那雪景活生生的搬到眼前，比我用一大堆“晶莹”、“剔透”、“白皑皑”、“粉饰银装”所形容的更直接、更生动。
也使我想起《史记》里描述荆柯刺秦王。“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恐，剑坚，故不可立拔。”那一段都用短句，但是正可以描绘千钧一发的画面。
辞藻不可喧宾夺主
我开始领悟，味道好，不但作料不能放得太多，而且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早放、不能久搁。最重要的是把“主味”烘托出来，而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作鸡，要有鸡味；作牛，要有牛味。如果只知作料味，却失去鸡和牛本身的鲜味，就好比用一大堆形容词，写“刺秦王”的一瞬，和描述“一眼看到的雪景”，那瞬间最真实的感受，反而全不见了。
文章不可偏离主题
想起有一次和林玉山老师吃“生鱼片”，他看我在酱油里放了许多“芥未”，笑道：“你是吃生鱼片，还是芥未？放太多、太辣，反吃不出生鱼片的好滋味了。”
想起大学时代在师大旁边的龙泉街，吃辣牛肉面，一群人对着碗掉眼泪，一边哭，一边吃。有人问：“好吃吗”吃者答：“过瘾，辣极了！”只是后来想想，到底吃到牛肉味道了吗？
文章不可不合时宜
也想起有一次跟黄君壁老师吃饭，他的茶杯一空、我就为他倒满。老师居然把手掩着杯子说：“咱们是自己人，我就直说，为了我好，不要随时为我添茶，免得我没立刻喝，反而后来喝的全是冷茶。”
多有道理啊！别让配料杀了你的味觉。别在文章里加太多辣椒和味精。更别不合时宜地一味倾吐，让读者喝了一大壶冷茶。
综合结论
说了这许多，你可许真以为我在教烹饪了。那么讲实在一点，我的结论是——要想文章写得好，你必须平时收集材料，不但看万卷书、也行万里路，使自己下笔能真实而生动。
写作时，你可以单刀直人地“破题”写来，也可以用生动的材料将“主题引入”。然后适时、适量地加入自己的论点和经验。那必须是你深恩之后豁然贯通的想法，而非生吞活剥的堆砌。那最好是平实自然的描述，而非艰深辞语的卖弄。
最重要的是，你无论怎么写，总不能偏离本题。而且只有出于真诚的文章能够感人，只有感人的文章可以流传。
在冰寒的天气，一群人端正地坐着，稍不用心，就被戒尺
狠狠地抽在背上……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不管人们奇
异的眼光，大声呼喊……
你准备好发怒了吗？
以前看过几次成人在街头打架，印象最深刻的是——
两个人刚动手，就听见有东西在地上滚的声音，循声望去，原来是两只断了表带的手表。
也碰过人们在餐馆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妙的是，这个狠狠给那个一拳，那人倒在椅子上，椅子卡嚓一声，就断成了三截。
后来我常盯着自己的手表和椅子想：
看起来这表带挺结实，我丢球、作体操，它都不会掉。还有这椅子，两百磅的大胖子坐上去，也不会垮，为什么打架的时候，那么不经用呢？
我想出的答案是：
它们都是为理性的人做的。理性时再结实的东西，碰到不理性的动作，都变得脆弱无比。
无伤害的发怒
问题是，人毕竟是人，是人就有情绪，有情绪就可能发怒。
去年秋天，我到挪威首都的“维格兰雕刻公园”去。数百尊雄伟壮观的雕塑，仁立在中央走道的两侧。公园的中心点，则是耸入天际的名作——“生命之柱”。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大群旅客，围在一个不过三尺高的小铜像前。
那是一个跺脚捶胸、嚎陶大哭的娃娃，公园里最著名的“怒婴像”。
高举着双手，提起一只脚，仿佛正要狠狠踢下去。虽然只是个铜像，却生动得好象能听到他的声音、感觉他的颤抖。
他是在发怒啊！为什么还这么可爱呢？
大概因为他是个小娃娃吧！被激动了本能；点燃了人类最原始的怒火。
谁能说自己绝不会发怒？只是谁在发怒的时候，能像这个娃娃，既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又不造成伤害？
有原则的发怒
最近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导演的《活着》。两部电影都好极了，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却都是发怒的情节。
在《霸王别姬》里，两个不成名的徒弟去看师父，师父很客气地招呼。但是当二人请师父教诲的时候，那原来笑容满面的老先生，居然立刻发怒，拿出“家法”，好好修理了两个听话的徒弟。
“在《活着》这部电影中，当葛优饰演的败家子，把家产输光，债主找上门，要葛优的老父签字，把房子让出来抵债时。
老先生很冷静地看着借据说“本来嘛！欠债还钱。”然后冷静地签了字，把偌大的产业让给了债主。事情办完，一转身，脸色突然变了，浑身颤抖地：追打自己的不肖子。
两部电影里表现的老人，都发了怒。但都是在该发怒的时候动怒，也没有对外人发怒。那种克制与冷静；让人感觉到“剧力万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