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带痴呆儿去找他的家，但是家早没了。当初就因为孩子的母亲死亡，才把孩子送进收容中心。
男人又带痴呆儿去找他姐姐，但姐夫不高兴，“请”他们离开了。
最后，痴呆儿趁那男人不注意，跑到楼顶，跳了下去……画面映出痴呆儿母亲在世时，搂着他，说《 圣经 》里《创世记》的故事。
“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和日夜；第三天……”那母亲露出慈祥的微笑，“第八天，神又造了一样可爱的东西，就是你，你是上帝最完美的创造，你是我的儿子。”
读尚?多明尼克?鲍比（Jean-Domini?弈ue Bɑuby）写的《潜水镜与蝴蝶》。
本来意气风发的《ELLE》杂志总编辑，从他新女友的身边醒来，先去试他的新车，再准备到前妻那儿接孩子度周末，但是就在孩子要上车的时候，突然中风。
二十个星期当中，鲍比瘦了三十公斤；他的右耳听不到，右眼因为坏死，而被缝起来。他唯一能转动的是颈子，唯一能沟通的方法是眨左眼。他靠人喂食、清洗、翻身、包尿布，蜷缩在轮椅上，如同一个怪物。
但是，当他前妻推着他，带着两个孩子到海滩俱乐部的时候，十岁的儿子拿着纸巾，一边走，一边帮他擦嘴里流出的口水；八岁的女儿，则只要大家一放慢脚步，就过来，把父亲的头抱在她的臂弯里，亲吻着说：
“这是我爹地，这是我爹地。”
近两天，由台北传来一则花边新闻：
一位英挺的男士，困在才女与美女之间。
满版的新闻，载了满版的“小道消息”。才女和美女都说了话，四周相关的人也各自表态。有人猜有利益输送，有人猜是政治阴谋，有人说他应该下台。
男士简单地发表谈话之后，便避不见面；他的前妻也没说什么；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却在这“乱世”中写了封公开信给她的父亲——爸爸加油！我永远爱你。
认一个人，是多么深的情！
当他犯案、当他失败、当他病重、当他跌倒，当大家都不肯定他的时候……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
让我们爱他一生两个人颤抖着、惊喜地打开信封，看到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爱他一生！
许多年前，看过一部叫做《收养》（Adoption）的匈牙利电影。
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请求情夫在分手之前，让她生个孩子。
情夫没说话，只是把那女人带回家。情夫的妻子客气地招呼，并唤出两个孩子。
女人匆匆地告别了，也告别了过去的一段情。
一个总向这女人借房子，跟男朋友约会的小女生，看到女人沮丧的样子，便抽空带她出去喝咖啡、看风景、聊聊天。
小女生走了，女人又陷入落寞与孤独。突然，她站起身，出门，到弃婴中心，登记收养了一个孩子。
影片的最后，是那女人抱着一个胖娃娃，从弃婴中心出来，用细碎而匆匆的步子，走上大街，拦住正好驶来的巴士，上了车……从头到尾，影片都冷冷的，没作任何解说。但是，演完，大家都懂了——她寂寞，所以收养了一个娃娃。
那孩子是她的伴儿。
一九九八年冬季奥运会，关颖珊和陈露分别得到女子花式溜冰的银牌和铜牌。
消息传到我住的小镇。最兴奋的大概是常去溜冰场的一对美国老夫妇。
关颖珊和陈露跟他们没关系，但是他们有一对儿女，都是从亚洲收养来的孩子。
过去看这对白发双亲，紧盯着场上的儿女叫好，那两个孩子也确实溜得不错，大家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不同了，事实证明亚洲人有溜冰的天赋。大家嘴里虽不说，却用眼神说了：
“看样子，将来这一对儿女，也能成为溜冰的名将。”
那对老夫妇显然也更带劲了，从他们脸上似乎可以见到一种得意：
“瞧！我们多棒！我们领养了一对越南的孩子。看！我们的孩子多棒！他们比白种人溜得好多了！”
多么复杂的情怀呀！从这对白人老夫妇的脸上透出来——白种人有了“黄种人更优越”的骄傲。
想起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布莱恩。
他是英国人，一口浓重的伦敦腔。尤其当他道“晚上好”（good evening）的时候，好像把声音先拉到山头，再跌入深谷，又一下子拉上山头。
除了学国画，他也喜欢问我中国古诗，还写笔记。隔周糊涂了，再拿着笔记来问。
“不能错啊！”他说，“我得回去转述。”
“给你太太听？”
“不！给我女儿。”
有一天，他掏出女儿的照片，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是他在新加坡领养的孩子。
“已经要上大学了。”他得意地说，“她的父母是中国人，她应该多知道一些中国，我也应该多知道些中国。”
我突然了解，他为什么来学国画。
因为他经由领养的孩子，而扩大了心灵的版图。中国既然是他孩子出生的地方，他爱孩子，也就爱中国。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去。
原以为应该冷冷清清的飞机，居然客满，其中包括二十多位美国人。
“你们是去南宁观光吗？”我好奇地问他们，“南宁有什么特别的风景？”
他们笑着摇摇头。
“噢！我知道了。”我说，“你们是要转去桂林或海南？”
他们又摇头：“我们直接飞回美国。”
我不问了，看他们只有大人，没小孩，想必是投资考察团。
到南宁的第二天，我去了偏远的隆安，回来已经是傍晚。走进酒店大厅，看见一群老外，不正是他们吗？
他们的手上，居然都多了个娃娃。
“好可爱的娃娃，”我说，“中国朋友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在南宁的六天，我每天都见到他们，亲着、搂着、推着——他们领养的娃娃。
“为什么还留在南宁？”有一天我不解地问，“不早早把孩子带回美国？”
“我们要多看看、多学学这里的一切。”一个男人回答，“因为有这么一天，得跟孩子说，他故乡是什么样子。”
大家愈来愈熟了。有一天，都在餐厅吃饭，我又凑过去，试着问一个犹豫多日，没敢问的问题：
“请问，你们来之前，知不知道孩子的样子、背景？还是来了之后再看？”
“我们知道。”一个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女士说，“他们会先寄资料照片给我们，不喜欢，可以换。”
“挑个孩子，可真不容易。”我笑道。
“不！”他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人挑，收到哪个就是哪个。挑，不公平，也会是一种遗憾。”
看他们搂着孩子亲，孩子哭，亲得一脸鼻涕。看他们贴着孩子，呈现“东西方”两种画面，使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动。
多幸运啊！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这样，被领养、被疼爱、被抚育，改变了一生。
我可以想像，十多年后，一个个在美国生龙活虎的亚洲孩子，用最地道的英语说话，用美国式的思考，而且从小就被白人社会接受。
他们不会像“新移民”，遭受种族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们有着百分之百支持他们的白人父母。
那父母会对他们说往事，说他们的故乡，也可能有一天带他们去寻根。
我尤其不会忘记，在南宁一家酒店听到的那段话——自己生孩子，是不能挑的，生什么是什么。所以领养孩子，我们也不挑，接到中国寄来的资料，两个人颤抖着、惊喜地打开信封，看到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爱他一生！
来了?走了?去了?成了我本来可以忍住不哭连那架飞机正驾驶的太太和两名子女都在其中。当飞机下坠的瞬间，他的眼前可会浮现后舱的爱妻与孩子？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接到台北办公室的传真——一个不幸的消息，张祖湘先生一家三口，也是此次空难事件的罹难者，其弟张祖全先生昨来电要我转告老师知晓。
马上拨了电话去，气急败坏地问：“怎么可能？我细细看过罹难者的名单，没见到张祖湘。”
“他用的是张国泰的名字，‘国’又被印成了‘固’。”秘书说，“您看看他太太林宜珍和女儿张馨文的名字就知道了，您不是送书给她，写过小妹妹的名字吗？”
放下电话，跑去客厅，把前几天的报纸全抽出来，趴在地上翻，翻到二月十七日的《世界日报》，果然看到他们的名字。
撕下那一页，放在书桌上。再走到厨房，妻正洗碗。
“我初中同学张祖湘一家三口，也在空难中死了。”我说。
妻噢了一声。“怎么现在才知道？”
“他弟弟打电话到办公室。”说完，便低头转身出去了。看到散落一地的报纸，草草收起来，放在茶几下，便去书房坐着。
女儿在客厅看冬季奥运女子花式溜冰的决赛，急着叫：“爹地！爹地！快来看，关颖珊要溜了。”
坐到她身边，关颖珊正做第一个三转跳。整场都露着轻松的笑容。
女儿还在鼓掌，我已经回到书房，写信，给祖湘的母亲。前两个月才见到她，跟我三十六年前第一次去永和祖湘家里时，好像没什么改变。丈夫的早逝，使她变得很坚毅，如同我母亲。
提起笔，原不知怎么写“敬语”，但是想想，写的就应该是说的，说的则是此刻的心情，也就平平顺顺地把自己的伤痛写了出来。再传真到台北办公室，交代全公司支援，并要秘书亲自把信送去。
心想，祖湘的母亲一定不会在她开的餐厅里。但还是拨了个电话去，弟弟接的，说生意不做了，布置成灵堂，又叫我等等，唤老母来。
电话窸窸窣窣的，隔了半天，才听见张伯母的声音，说了一声“喂”，又叫我一声“刘墉啊”，便突然山崩似的哭喊：“祖湘死得好惨哪！他没有了！太太、孩子都没了！祖湘的尸体到现在都没找到啊……”
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是呜咽地告诉她：“有什么我能尽力的，请告诉我，我整个公司都可以停工去支援。还有，以后我会代祖湘尽一份孝心……”
挂了电话，又交代了台北的职员去送花。走回客厅，女儿和太太正为关颖珊只得银牌叫屈。
“我好气！”女儿说。接着过来亲我一下，“爹地晚安！”进去洗澡睡觉了。
妻隔一下，从卧室出来，说：
“张祖湘，常听你提起，你们这两年见过吗？”
“他请我吃过饭，就在他的餐馆。”我说，“我们早认识了，他有一阵子在印尼，所以你没见过。”
“也可能见过，好像大大的眼睛。”
“长得很漂亮，小时候跟我蛮像的，也是大勺儿头。”我说，“所以他女儿跟小帆也很像，瘦瘦的，大勺儿头、大眼睛，她很喜欢我，从第一次见面，就会自己跳上我的腿坐着，叫我给她画娃娃，我还画过不少张呢！”我漫不经心地转换电视频道，转到卫星频道的《民视》，正播空难的新闻。
一片劫后的废墟，有人提着塑料袋正在清理。
“祖湘的尸体都还没找到。”我说，“怎么会烧不见了呢？真希望一切都不是真的。”转过头看妻，她正呆呆地盯着电视。我说：“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得到的第一个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就是他送的日记本，蓝色的皮面。那时候，我们十三岁，初中一年级。我也去过他在永和竹林路的家。当时那么小，居然会跑去他家，可见我们有多好。交情好，就不一样。他那小丫头跟我一见面就亲，一定是受她爸爸影响，也可能骨子里，那份情是会传下来的。她才比小帆大一岁，在台北，看到她，我就想起咱们的孩子。”
“大概就是两口子，带孩子去巴厘岛玩吧！”妻说。
“他弟弟说他是摸彩，抽到一张机票，心想何不一家去玩，就也为太太孩子买了两张票去。”
“真倒霉。”妻叹口气，“也是命。”
“我相信他到巴厘岛，一定会想到我。”
“为什么？”
“他知道我喜欢那儿的艺术。”突然有一种他为我而死的感觉，会不会因为我太赞美当地的艺术，而吸引他去呢？
把录像机里前一天没看完的带子拿出来。交给妻：“明天还掉吧！今天不看了。”
电话响，是儿子打来的，说明天坐早上的火车回来。
听他说坐火车，心里一轻，觉得比坐飞机好。但是我没说，只笑道：“你呀！说坐早上的，只怕中午都上不了车，我下午打球，三点，你能赶上吗？”没等他答，又加一句：“得了！得了！你不可能赶上的。”临挂电话，又沉吟了一下，对儿子说：“今天有个坏消息。”
儿子吓一跳：“什么坏消息？”
“我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一家三口，搭华航摔死了。”突然间，再也掩饰不住，心里像有个水库，崩溃了，我无法再说下去，泪水像雨一样滴下来，模糊了眼镜。摘下眼镜，泪水还是淌，落在电话上，滴到桌边，溅在地板上。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落泪的我，居然呜呜地哭了。
哭了一下，收住，回复了平静：“I am ok！你放心，没什么。”
儿子试着安慰我，吞吞吐吐地说：“其实一家失事，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还少些打击。”
才平复的我，突然叫起来：“不！不！就因为他的女儿也死了，所以我更伤心，他女儿好可爱，才跟你妹妹……”
泪水又像雨似的落下来。
挂上电话，擦干眼泪，走回客厅，看见妻别过脸去，也正偷偷擦眼泪呢。
静静地，进去洗个澡。又细细地清洗了浴缸，刷牙，关灯，到整个屋子里检查一下，再倒了杯水，端回卧室。
“我早给你倒了水。”妻说。
“我忘了。”
把水放下，走到女儿的床边，小丫头已经睡熟，小手弯着，放在脸颊边上。
帮她把被盖好，又把垂出床边的被角塞回去，免得愈垂愈多，整条被都掉在地上。
再回头亲亲小丫头，她缩了缩脖子，笑笑地，翻个身。正好，我的泪水落下，滴在她长长的头发上。
【附记】
第二天起床，把报纸拿来，再看一遍罹难者的名单。许多都是一家人，有高官、有校长、有老师，甚至有一家十三口的。连那架飞机正驾驶的太太和两名子女都在其中。
当飞机下坠的瞬间，他的眼前可会浮现后舱的爱妻与孩子？
没有人会故意失误，祸及自己和最爱的家人。
我不知怨谁，怨人？怨天？怨命运？
妻买了一束白菊，供在西窗前。
我站在窗前默默地祝祷，愿空难的每个人，在那惊恐的瞬间过去，都能释然地告别这人间的肉体，平安往生……嘘！请让我静静地走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
去年中秋节的第二天，跟朋友约好打球，路上觉得眼前的东西亮亮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可能要病。
果然网球才打不久，肚子就痛，强忍着打了几局，实在受不了，只好请朋友把我送回家。
冲进屋子，钻进厕所，就崩溃似的泻肚子。起先只是泻，接着吐。吃了止吐药下去，马上又吐出来。试着坐进放热水的浴缸里，还是止不住。
就这样，持续几个小时，皮肤上的血管全凹陷了下去，眼前白茫茫的，要晕倒。
已经没办法移动，只好叫了救护车。才十分钟，警察、医生、救护车全到了。里里外外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对讲机的呼叫。
我被抬上了担架，转出卧室，进入客厅，太太扶着担架，女儿跟在后面，临出大门，看见九十岁的老母正守在门口。
她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惊恐，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用很坚毅的语气对我说：
“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车子呜啦呜啦地开到医院，先抽这个、验那个，再插上管子打点滴。
家庭医生和邻居都来了，站在床边跟妻子讨论病情。不知为什么，胃里乱，心也乱，觉得周遭一点点声音都使我不安，即使是人们的慰问与小声的交谈。
那一刻，我只想静静地忍着痛苦，面对自己，面对生命。
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瑞典的电影《Sofie》，描写住在瑞典的一家犹太人。
经历了困顿、流离、数十年的苦难。一个病重的犹太老人走进客厅，盯着逝去妻子的画像，再回到自己的卧房。
孩子到床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人颤抖地示意，请大家出去。
“我想一个人，因为如果亲人在场，舍不得，我的灵魂不会快乐。”
大家在门外守着，再进去时，老人已经死了。
看电影时，我就猜想：犹太人是不是有这种习俗，宁愿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是不是也像佛教徒一样，认为亲人的哭喊，只会使死者舍不得离开，造成灵魂不安，而无法“平安往生”？
接着看《爱因斯坦传》，写父亲在意大利病危，爱因斯坦由瑞士赶去。
父亲只跟他见见面，谈了几句，就一个人关在卧房，等爱因斯坦再进去探视，父亲已经死了。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也用了同样的方法，面对死亡。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我有了很深的感触。
死亡与病痛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只能由死者和病者自己去面对。
当病况尚佳，医生、家人的几句安慰，还能唤起一些生机，使“躺着的人”露出些笑容。
但是，当有一刻，药石罔效，大限将至，就只有由那重病的人，独自面对死亡。
死是“大痛”，在那“大痛”时，自己忍痛都办不到了，哪还有心情听别人的言语。
死是“大限”，在死的另一端，是谁也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就如同被推下悬崖的人，有谁还能回顾？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最起码，我在重病时，宁愿有个独自安静的环境，让我能面对自己，面对生死。
当我们总是要病人“静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他“静死”——安安静静地死去。
从那次大病到今天，已经半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常浮起两个画面。
一个是妻在床边对我说“孩子没害怕，已经睡了”。
一个是老母站在门边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很感动。
短文写一位老父病危，大家围在四周哭泣的时候，其中一个儿子突然说：
“爸爸，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我想，当有一天，我将“永远地离开”，我只想听见家人对我说两句话——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好好走吧！家里的一切，请你放心。
前一句话，肯定了我的存在；后一句话，让我没有牵挂。
然后，就请安静——嘘！不要哭，不要怕！只轻轻地挥手，让我静静地起程，在另一个国度等你们相聚。
人生何必重新来过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一位从来不碰股票的朋友，第一次“进场”，就赔了钱，真可以用“悲痛欲绝”来形容。
“本来想赚一笔，没想到，才买，就大崩盘，赶快认赔杀出。”朋友低着头说，“可是才卖，隔两天又涨了。”听声音，他几乎要哭出来。“你知道，我就这么一点钱，一下子赔掉三分之一，气得真想跳楼。”
“你当时为什么不等两天，看看情况再脱手呢？”我问。
“就是啊！我就是后悔，骂自己为什么那么急着卖，如果等两天，不但不赔，现在还赚了。”他狠狠地敲自己的膝盖。
我拍拍他：“如果时光倒流，你完全不知道后来会涨，现在又回到崩盘的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就不卖了？”
他想了想，抬起头，盯着我说：“我还是会卖。”
“为什么？”
“因为我年岁大了，孩子还小，我不能不为孩子留个老本。”他突然变得很肯定，“我不能冒险！”
“这就是了！”我说，“时光倒流，你还是一样，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他先没说话，突然笑起来：“是啊！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以前办公室有位女职员，长得很漂亮，但是命很不好。
“要是当年我爸爸不那么早死……”总听见她对同事说，“我也不会休学，不会那么小就去做事，不会碰上那个浑蛋，不会十九岁就拖个孩子，不会又被甩了，苦成这样。”
她很聪明，学得快，动作快，又有耐性。几个主管常私下讲：“她要不是高中都没毕业，真可以把她升上来。”
最近又遇到她跟几位老同事，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
算账的时候，我把账单抢过来。她在桌子另一头笑道：“连税二十三块，对不对？”
我吓一跳，说：“你真厉害！”
“我很聪明的。”她歪着头，“你不是早知道吗？”
“是啊！”我感慨地说，“你当年要不是父亲死得早，说不定今天当教授了。”
她没答话。别的同事却接过话：
“她现在不谈以前了。”
“对！”她用咬着牙的表情说，“我儿子刚考上布朗士科学高中，你知道吗？有了他，我很满足。”想了想，又加一句：“如果重新来过，也不会有这个儿子，不是吗？”
看电视《真情指数》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访问名作家柏杨。
“我只因为一行字，被关了九年二十六天。”柏杨回忆过去那段被迫害的日子，沉沉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失去了生命、健康和人格权……”
“如果把那十年牢放在你面前，你是不是就不写了？”蔡康永问。
柏杨一笑：
“不写不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个性造成的悲剧。”
前年暑假，搁下台北忙碌的工作，飞到安克拉治，与由纽约飞去的太太、儿子和女儿碰面，再一起游阿拉斯加。
不知是否在桃园机场吃坏了，从上飞机就开始胃痛，而且一路痛下去。
饭后特别厉害，天气愈冷愈糟，仿佛有把尖刀在胃里绞，怎么吃药都不管用。
夜里，躺下来就更痛了。疼得浑身冒冷汗，湿透了睡衣和床单。但我忍着，不吭气，听一双儿女的鼾声。
就这样，我躲在厚厚的羽绒衣里，陪着一家人，由安克拉治坐汽车、坐火车、坐船，游了一个又一个冰河，去了北美最高的麦金利山，再转往北极圈的费尔班克。
十几天的旅行结束，回纽约看医生，才知道是胆囊发炎。
“早不犯晚不犯。”我对医生抱怨，“为什么难得一家人旅行的时候犯了。”
“蛮危险，当时要是破了，就麻烦了。”医生笑，“不过，你不是也玩下来了吗？”
“玩下来了。”我回家对妻说，“一路痛苦地玩下来，为了补偿这次的遗憾，我改天要重走一次。”
转眼，两年过去了。常想到那次的“痛苦之旅”，常把当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看。
每一次“快门”，记忆中似乎都是在疼痛中按下的，摄下了妻子儿女的笑。
妙的是，我居然没有漏过任何精彩的景色，即使在风雪中游冰河的那天，仍然站在甲板上拍下许多很好的画面。
我开始自问：我漏掉了什么？有什么遗憾？我只是少吃几餐美食，少睡了几个大觉。其实什么壮阔的风景，我都没错过。
甚至可以说，因为在痛苦中，那冰河的冷、硬、蓝，变得更悲壮，印象更深刻。
也因为我忍着剧痛，作了牺牲，使我对家人，更多了一种特殊的爱。
想起有一次跟朋友打网球，正巧以前的教练经过，我就问他：“你觉得如何？”
“很烂。”他扮个鬼脸，“很多该接到的都没接到，很多该赢的没赢。”接着对我喊：“但是很精彩！”
“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
“有些人的球打得好，两边在底线抽来抽去，好，但是不精彩。”他笑道，“你们两个虽然技术不好，却很拼，所以跑来跑去，很精彩。”
我常回味他的那句话——打一场很烂，却很精彩的球。
我也常回味那次的阿拉斯加之行，觉得那就是一次很烂却很精彩的旅游。
人生就像这么一场球、一次旅行。
我们可以遭遇很坏、命很苦、表现很差，该赢的都没赢。
但是，在那苦难中，我们也坚持到底，度过几十年的岁月。看着大时代的变迁，看着恋人的来去、子女的成长、世事的繁荣与萧条。
无论甜或苦，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我们确实可能打了一场很烂的人生球。
幸亏它很精彩。
回忆中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
而既有的已经有了，既失的已经失了。在我们阴错阳差中诞生的下一代，已经成行成荫了。
人生啊！就是如此，已经完满！
何必重新来过！
我便不再失落(1)今天谁死了，明天的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所爱，难道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加在他们的身上吗？
学生深夜，在纽约接到一位听力有障碍的女孩子的来信。
信上只是用签字笔写着寥寥几个大字：
老师，我没考上，心情很乱。
赶紧传真过去，叫她一切要想得开。考不好，明年可以再考。而且有那么好的文采，好好写文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名作家……接着，焦虑地盼她回信，也想打电话给女孩的母亲，问问小女生的情况。对于一个到高三，却突然失聪的孩子，这考试的失败，会是多大的打击。
我想到第一次，那母亲带着女儿来找我，眼睛里露出的忧伤，但我现在能跟她说些什么呢？
正犹豫，女孩子居然传真来了，语气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老师，是我哥哥看榜看错了。我考上第一志愿，我好高兴哦！……我也好高兴，立刻写了贺函传过去。
嘟的一声，传真机开始动，我的眼前则浮现一个快乐的面庞，亮亮的笑笑的。
但是，我也知道，恐怕从现在开始，就不容易再接到她的信了。也可能起初还有一两封，然后就失去了音讯。
多年来，每当“联考”将近，总会接到许多小读者求援的电话，也有家长陪着，来当面咨询的。
“大学联考”，好像深秋的天气，把一年来的小病都逼出来。亲子的代沟、手足的摩擦、朋友的失和，甚至只是一点芝麻大的小事，都能成为小女生、小男生厌世的原因。
于是忙着回信、忙着约见。只是每次握握手，拍拍肩膀，送他们出门，虽然他们的笑容像是轻松多了，但是背影的脚步，还是那么沉重。
“联考”，毕竟横在眼前，要他们自己去面对啊！
而后放榜了，有悲，有喜。悲的，又是一年通信；喜的，便逐渐失去消息。
只在年节贺卡上知道，他们都参加了社团，有了亲密的朋友、留学的理想和许多已经实现的梦想。
他们都走远了，我还站在这儿。
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母亲九十岁的老母，最近常问八岁的孙女：
“你爱不爱奶奶？奶奶死了，你会不会想奶奶？会不会哭？”
每次听她这么问，心里就怪怪的。觉得老人家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又叫小孩怎么答。
倒是有位朋友，对他老母有着相反的想法。
“我娘原来跟我弟弟在美国，总在电话里哭，说好想我。所以把她接来台北，跟我住。”朋友说，“可是，有一天我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问候她，她居然说在打麻将，匆匆忙忙挂了我的电话。”叹了口气。
“那时候哭，非要我接她回来不可，现在却连三句话都懒得跟我说，她怎不想想，我在办公室多忙，还打电话关心她。”
“你应该为她高兴啊！”我说，“她找到了牌搭子，不寂寞了，不再需要你。”
“但是，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女儿从小学一年级，女儿就天天写英文日记。当然，写的都是我知道的事，譬如宠物螳螂的生活、她的生日、全家的旅行和来访的朋友。
二年级，她的中文进步了，就中英文混着写，遇上不会写的中文字，则用英文拼。我常在她写完之后，立刻看一遍，把那些她不会写的中文注在旁边。
这时的日记内容也进步了，不但写得较长，而且观察得较细，譬如家里的浴室施工，到了结账的日子，工人竟然得参考小丫头的日记，计算他们的工时。
但是，就在前两天，她跟妈妈去书店，带回一本新的日记本。
花花的封面，鲜艳得像一册日本少女漫画书。
“这是日记本吗？”我说，“不像。”
“当然像。”女儿一把抢过去，“我同学都用这种，上面有锁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把小锁，还有两把小钥匙。我才注意到，那日记本上果然伸出个金属环，显然是用来挂锁的。
“何必用锁呢？”我笑笑，“你又没什么秘密。”
小丫头居然一下子转过身去：“我当然有秘密。”说着，便听见咔的一声，把日记本锁上了。
“她居然不让我看了！”晚上，望见女儿桌上鲜艳的日记本，我摸了摸上面的小锁，对妻说，“不知道她的钥匙放在哪里？”
“藏起来了。”妻说。
“她居然不让我们看了！”我又说了一遍。
“她有她的秘密啊！”
“你难道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吗？”
妻与子要乘夜里十一点的飞机回台湾，一家人吃我行前最后的晚餐，偏偏电话猛响，全是附近邻居太太打来，找妻的。
“今天晚上走。”“今天晚上走。”“今天晚上走。”
每通电话，她都这么答。
“什么事啊？”我忍不住问。
“还不都是要请我吃饭。”妻笑笑，“你在家，她们知道我忙，又知道你早上起来晚、下午要写作，不敢打电话。知道你要走，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约了。”
“看样子，我走了之后，你还是很忙。”
“是啊！带着一老一小，到处吃，有一次跟谁谁一家，开车开到长岛高速公路五十多出口，有个‘小冒险乐园’，女儿高兴死了。”
晚餐还没完，儿子先离桌了。噔噔噔地上楼，又噔噔噔地下楼，背着旅行袋，提着小电脑，说要先我一步，回波士顿了。
“怎没早说，我以为你要在家多待一阵。”
“儿子是特别回来送你的。”妻说。
“可是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一步，祝爸爸一路顺风。”儿子就跳上车，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送我上机场的车子来了，一家人站在门口送行。
听见里面电话响，没去接。
女儿又哭了。
坐上车，不太敢回头。心想，还是儿子先走，场面比较轻松。
看家门已远，想必他们都进去了。我像是一只离群的大雁，在夜晚飞向远方，有种好失落的感觉。
我深夜，在台北看报。读到余光中的文章《日不落家》，写他的四个女儿，分散在世界各地，各有所学，各有所成，各有所爱。
每次世界气象预报，都成为余教授伉俪最关心的事，关心孩子住的地方，是不是有了风雪。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余教授形容孩子就像“一窝小白鼠”，过去四只“小白鼠”，加上两只“大白鼠”，叽叽喳喳，喧成一片，只是而今，“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
觉得眼角有点湿，拿起电话，拨到太平洋的另一侧。
是妻的声音，很匆忙的样子。
“我刚读到一篇余光中的好文章……”
“带回来给我看。”
“你在忙什么？”
“附近有游园会，我们正要出门。”
“那就快走吧！”
挂上电话，想起那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老母的事，先有些失落，却跟着一想，有了种好轻松的感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今天谁死了，明天的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所爱，难道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加在他们的身上吗？
孩子大了，有了他们的秘密，他们的世界；父母老了，有了他们的艰苦和苦中之乐；我们离家时，另外一半有他所承受的重担和疏解压力的方式。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将离开这个世界。我宁愿听见病房外，孩子们商议如何去度假，也不希望见到他们忧戚的面容和呼天抢地的画面，使我“走得”难上加难。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想起阿B的一首歌，我心想：
“我便不再失落……”
后记最近有位副刊主编请我吃饭，聊到一些文人的近况。
“某老先生退休了，独居到乡下，他家附近有个小电影院，常上演些三级片。”主编笑道，“据说在众多观众当中，常可以见到老先生的影子。”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觉得见到一个“无耻老豆”，反而觉得眼前浮现一位真实的老人。我甚至觉得那位编辑说出的句子，像是一首诗。在平淡中见真情，也形容出了一种晚年的落寞。
记得我在《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一书中提过，以前的一位同事，在看到一对老夫妇过街时，戏谑地说：
“想想！当我们七老八十，有一天晚上，老头子突然来了莫名其妙的兴致，伸手过去，摸着老太婆干瘪而下垂的乳房，老太婆一笑，露出个没牙嘴……”
我觉得那画面不但不咸湿，而且很美，很真实。
也记得有一次女儿学校的小朋友，在情人节说自己深爱的人。
“我妈妈说，当她肚子里怀着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九十岁的曾祖母坐在火炉旁的摇椅上，指着我妈妈的肚子，说：‘无论那里面的小孩，是男还是女、聪明或不聪明、漂亮还是不漂亮，我都会爱他。’说完，她要了一杯茶，喝着喝着，茶杯掉在地上，就死了。”小朋友眼睛里闪出很特殊的光彩，“我从来没见过我的曾祖母，她也没见过我。但是我知道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
说实在的，那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故事。
因为，它很真！
我觉得这世上最感人的，不见得是最美善的事，却是最真的。因为所有的美与善，都得建筑在“真”上。只有“真”才能落实生活，只有真才能反映人性与人生。
我们都是人，无论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属于哪个族群，在比较我们彼此差异之前，先应该肯定我们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情、人的爱，以及人的卑劣与崇高。也只有当社会发展到极度民主，人们才能坦然承认自己跟别人一样，有这许多卑劣与崇高的表现，才不致在某些教条之下，扮作神圣不可侵犯，或为一些领导人制造“圣者”的假象。
这本书虽然是个散文集，实际是由许多小故事组成。故事里没有圣人，只有凡人。即使被认为很伟大的人物，我也希望把他们拉到平凡的角度去观察。
平凡，就与我们平起平坐，平凡使我们如同面对镜子，见到自己的美与丑、对与错。平凡才让我们觉得真实，觉得亲切。
如同《对错都是为了爱》的书名。这本书里的章节也好像充满相对的东西——《结婚?离婚?知心?负心》，没有结婚，哪儿来离婚？没有知心，哪儿来负心？这就好比，没有生，哪儿有死？没有爱，哪儿有恨？
《寻找?失落?寻找?失落》，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寻找与失落，由“找到生命”开始，到“失去生命”结束。每个“寻找”都指向“寻获”；每个“获得”都指向“失去”。
《男生?女生?男人?女人》，这八个字如果重组一下，就成了“男男女女，人生人生”，或是“生人生人，男女男女”。我们的生命不就是因为“男女（性）”，而生男育女，也因这男男女女的世界，而成就多彩的人生吗？
《爱他?欠他?打他?认他》，这大概是每天在我们四周上演的矛盾戏码。总听人说“只为上辈子欠了他，所以这辈子为他做牛做马”，怎不说“只为这辈子爱上他，所以为他做牛做马”呢？至于“打他、认他”，不也是亲子、夫妻、情人之间的老套？你不认我，我就打你、告你、毁你；我打了你之后，还是疼你、爱你、护你。
就在这不知对错、充满矛盾，却又《有想?有梦?有唱?有笑》的一幕幕中，人生走向了尽头。好像才“来了”，又“走了”，有着无限的遗憾，但想想，既然“去了”，也就“成了”。不再有喜、不再有悲，一切都烟消云散、沉淀成岁月山河的一部分。
《对错都是为了爱》，是我第七本“深情之作”，也是我将入半百所有的感悟。
“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就是知道人生“有可为，有不可为；有可论，有不可论；有可计较，有不可计较”。
愿这本书能带给您一些达观、一些体谅，少一分挂碍，多几分天地。
“对错都是为了爱”，无论对自己或别人，又有什么好看不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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