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可能曾是位名画家，桃李满天下，却打不开另一个天下，又不愿降价求售，伤了自尊。
　　于是，他的妻子去百货公司当店员。
　　二十年来，不知看了多少丈夫，在最艰苦的时候，靠老婆出去做个卑微的工作，撑过来，又撑出一片天空。
　　这些男人有个特色——他们都做得一手好菜。当他们后来成功之后，都说“那段时间”最快乐。
　　今天看到《新新闻周报》上，卢修一说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之后的一段话——我能做什么呢？我已经成为一个无业游民了嘛，虽然太太没有问题，她会养我、养这个家庭，但是我对家庭不能尽到一点责任，我怎么办？我自己会忧闷而死！
　　后来我想，真的，我当选“立法委员”后，就没有时间跟小孩子玩了，所以那时候陪孩子……是我人生现在记忆当中，最快乐、最充实、最温暖、最温馨的一段时间。
　　放下杂志，我对妻子说：
　　“有一天，我不如意，我会靠你吃饭，我也会烧饭、洗衣，说不定那也会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温馨的岁月……”
　　会另一种算术的女生她们用亲情计算孩子的生日，用恋情计算结婚的岁月，用爱情计算丈夫归来的时候，用理想计算自己的年龄。
　　开小学同学会，一位当年功课烂透，现在却成为名医的男生，教大家计算胆固醇的方法。妙的是，男生一听就会了，女生却都没搞懂。
　　“不能怪你们。”名医手一挥，“女人天生数学就差。”
　　没想到，半句话得罪了一屋子女生，个个杏眼圆睁，还有几个冲了过来。
　　“谁说我们女生数学差？告诉你，我们天生比男人好。”一个女生首先发难。
　　“是啊！”立刻有人附和，“你记得你每个孩子的生日吗？你记得他们几点几分生的吗？你又记得你的结婚纪念日吗？”
　　医生也不示弱：“我记得。”
　　“好，就算记得，你记得你老婆上个月的MC是几号、下次会哪天来吗？”有位大胆的女生追问。
　　这下子，女生全有得说了：
　　“我们从十二三岁就每个月都在记、都在算。”
　　“我们会算安全期。”
　　“我们会算两百八十三天，孩子哪天生。”
　　“我们会算孩子是不是该到家了。”
　　“我们会算老公晚半个小时进门，是不是出去搞鬼。”
　　“我们的算术天生比男生棒，只是棒得不一样！”
　　曾经在院子里的树上，挂过一个木制的鸟窝，尖尖的斜屋顶，前面正中央，有个圆圆的小洞，是门也是窗。
　　有一对小红雀成为我的房客。我记得很清楚，它们在情人节之后不久，开始孵窝。两个小家伙晚上总是并排坐在屋里，白天则由公鸟出去找食物，回来给母鸟吃。
　　当公鸟出门的时候，那母鸟的头似乎伸得比较长，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它的脸，正对着窗外。
　　二月，总有风雪，鸟窝前面的小阳台上，常堆积白白的雪花，那母鸟会不时把掩住大门的雪啄开，好像为丈夫清出一条路，等待它归来。
　　这使我记起在PBS看到的一个特别节目，描写几百年前，一群拓荒者，由东岸出发，打算越过美洲大陆，移民到加州的乐土。
　　但是还没到加州，冬天就来了，他们遇上少有的风雪，迷了路。
　　他们搭了帐篷，烧尽了篷车的木料，吃光拉车的牲口，一群妇人守着孩子在里面等候，等待男人出去找食物、找道路、找援救。
　　但是男人们一批批去，一批批冻死在路上。后来连大一点的男孩子都出去了，只是也难逃冻死的命运。唯有少数妇人和孩子，啃树皮，吃靴子、毛毯，熬到最后。
　　那在风雪里，守着蛋、守着家、望着窗外的母鸟，不也一样吗？如果有个顽童举起气枪，那小鸟窝里会不会也传出凄厉的哭声？
　　自远古远古以来，每个猎人的小屋，必定都向着山；每个渔人的小屋，必定都对着海。
　　那小屋里也就必然都有着守候的妇人，望着窗外的山林与海洋。
　　每一阵雨雪、兽嗥与狂风巨浪，一定都牵扯着这些女人的心。她们一定都在想、都在算：
　　“出门的你，该归来了……”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每次读到这些古人的诗句，眼前就浮现个倚门远眺的身影。
　　只是多少身影，守着守着，月月年年，就此老去，就此凋零，就此凝固。守成一个望夫崖，凝固成一个痴情女子变成一块巉岩的神话。
　　女人是长于算术的，只是跟男人的算法不一样。她们用亲情计算孩子的生日，用恋情计算结婚的岁月，用爱情计算丈夫归来的时候，用理想计算自己的年龄。
　　男人是风帆，女人是港湾。
　　男人是燕子，女人是屋檐。
　　男人爱远行，女人能眺望。
　　男人爱漂泊，但是女人不怕。
　　她们能等待。
　　心灵深处的父爱他偷偷地观察，暗暗地注意。他以孩子的未来为目标，趁着年轻，不断地拼，不断地冲。
　　到餐馆吃饭。才进门，就听到娃娃的哭声，偏偏女侍又把我的座位安排在那娃娃的旁边，哭声就更响了。
　　娃娃大概只有七八个月大，由一个男人抱着，大概是娃娃的爸爸。只见他先抱在怀里用勺子喂食，又换到肩上拍，再站起身摇来摇去、走来走去。可以说想尽办法，也不能止住娃娃的哭声。
　　那哭，真是号啕，尖着喉咙、扯着嗓子喊，使整个餐厅都不安了。
　　娃娃的妈妈显然不在，同桌另外两个人，都是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的大汉，我看看你，你看看我，谁也没办法。邻桌一个女人起了恻隐之心，过去自荐，说由她试试看。只是接过娃娃，拍了半天，还是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又递了回去。
　　哭声更大了，相信餐厅里每个人都心想“完了”。但是正想着，那娃娃居然不哭了。
　　餐厅里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大家都转头。
　　只见那娃娃的爸爸，弯着腰，搂着娃娃，嘴对嘴地亲，一边亲，一边把嘴里的食物送到娃娃的口中。
　　看到报上一篇特稿，谈各国元首的“第一女儿”。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女儿，担任总统府联络室主任；意大利前总统史卡尔法洛的女儿，由于母亲早死，总是陪着父亲，担任各种重要场合的女主人；密特朗的私生女，在父亲生前虽不敢曝光，密特朗死后却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保护父亲的“智慧财”。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提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有一次独自带着小女儿坐火车。孩子还在襁褓中，又饿又累地号啕大哭。
　　叶利钦手上没有东西能喂孩子，居然当众解开衬衫，让女儿含着他的乳头，进入梦乡。
　　到曼哈顿的一家大书店买书。正翻着，听见电动扶梯上传来小孩子的尖叫，夹着妇人的呼喊。
　　赶过去，看到一个母亲拼命拉她孩子的脚，原来孩子的鞋带被绞进了电扶梯。
　　扶梯继续移动，眼看要到尽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扶梯停了。
　　一个男人先跑到扶梯最下面按下了紧急停止钮，再冲到孩子身边，帮孩子弄断鞋带，抱离扶梯。
　　孩子不哭了，那母亲已经面无人色。听孩子抬头叫那男人“爹地”。好多顾客都面面相觑地说：
　　“多快的反应啊！真是个伟大的爸爸。”
　　读台湾画家陈澄波的传记。
　　这位在一九二六年，第一位以油画作品入选日本美展的画家，不但是台湾艺坛的领导者、思想的开拓者，而且曾经到祖国大陆教育英才多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陈澄波在文章里写道：
　　我们必须努力来提高我中华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应该加倍努力，这是我们美术家的责任……只是，跟着不久，他却在二二八事件中殉难了。
　　在那篇庄永明撰稿的传记里提到，当陈澄波嫁女儿的时候，需要一把深蓝色的洋伞来搭配。他找遍了台北市，找不到，听说有位朋友受人之托，才从日本带回一把这样的伞，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割爱。
　　朋友看到陈澄波那么强烈的父爱，感动了，不得不把伞送给陈澄波。不久之后，接到陈从嘉义寄来的信、礼券和三盒嘉义名产。
　　收到一个女孩子的信。一开始就怨她的父母离异，从小，她不知道什么叫妈妈，只知道管父亲的“每个女人”叫阿姨。
　　但是跟着，她的语气一转，说父亲是“好父亲”，是“好听众”，也是一位“好母亲”。
　　有一次她住院，父亲半夜赶去，拿条毯子，躺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就睡了。她撑起身子，很不高兴地训老爸：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睡在我脚边，我很难睡。天这么冷，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她父亲没说话。隔天傍晚，又来了……在信的结尾，女孩对我说：
　　你曾经讲“爱是比较往下，而不往上的。如果有一天发生灾变，父母跟孩子，只能救一方，多半的人会救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问我救谁，我会救我爸爸。因为孩子能再生，父亲却不能再有。
　　跟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一位残障朋友吃饭。
　　他从小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父母为了救他，甚至倾家荡产。
　　他动过许多次手术，身体里植入了钢条，身体外也装了钢架。他的手臂因为长期操纵轮椅，粗壮得如同一般人的大腿，但是他能骑摩托车，也能开汽车。凭着他的毅力和智慧，他考上了大学，成为校内残障社团的社长，更进入伊甸，成为领导者。
　　用餐的中途，我推他去厕所。在推回座位的时候，他突然转头对我说：
　　“刘老师，你知道吗？我太太是我的同学，也是学校的高才生，她长得很漂亮，居然嫁给我，要推我一辈子。”停了一下，他笑起来，说：“你知道我们生了一个孩子吗？好可爱好可爱哟！他会跑会跳呢！”
　　我看过千千万万会跑会跳的孩子，也听过许多父母赞美自己的孩子跑得快、跳得高。
　　但我从没听过这么感人的一句话——“他会跑会跳呢！”从一个一生不曾跑过、不曾跳过的父亲嘴里说出来。
　　常听女人说“男人粗心，不会带孩子”，也常听中年一辈的朋友说“以前的父亲都不太疼小孩”。
　　我便想：其实男人真比女人差吗？如同好厨师、好裁缝多半是男人，男人除了不会怀胎，也许真带起孩子来，一点也不比女人差，还会比女人更细心。
　　父亲的感情常是内敛的，他偷偷地观察、暗暗地注意。他以孩子的未来为目标，趁着年轻，不断地拼，不断地冲。
　　父亲常比母亲短命，父亲也常比母亲不擅表达。但是当我们细细体味，从“汗水”而非从“口水”中去体味；或在最紧要的关头，在父亲的“血水”中，总会发现——那心灵深处的父爱！
　　有想?有梦?有唱?有笑凡事都往好处想正面思考”，使我们在最坏的时候，能往好处想。它使我们学会宽恕、学会感恩。带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且与每个身经苦难的人，结合得更紧密。
　　在朋友家看电视新闻，播出号称亚洲第二大的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为了教育的目的，特别设置了许多科学玩具，让参观的孩子能在游戏中学习。
　　只是才开放一天，惊人的事就发生了，许多科学玩具居然被孩子们弄坏，害得科学馆不得不连夜修理。但是才修好，第二天又坏了一堆。
　　“真不像话啊！”主人骂道，“台湾的小孩太没教养了！”
　　大家都附和，说师长该挨骂，孩子该挨打。
　　我却不以为然地说：
　　“那些游戏不是设计给孩子玩的吗？首先博物馆应该高兴，有那么多孩子去玩，表示家长愿意带、孩子又爱去。想想三十年前的孩子，就算去，也怯生生的，不敢碰这个，不敢碰那个，哪儿像今天的孩子这么活泼？孩子活泼、尽情地玩，难免玩坏东西，这是可以想到的嘛！”看大家都把眼睛瞪得好大，我又说：“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EPCOT中心，有一大堆科学玩具，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狠狠地摇、用力地打、拼命地踩，我去过许多次，却没见过哪样被玩坏了。所以东西坏了，固然可能因为孩子太皮，但是大人也要检讨，是不是在设计上没考虑到孩子的玩法。”最后我强调：“我不信，跟世界各国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最顽皮。他们不是皮，是活泼，代表下一代有活力、民族有希望。”
　　这番话居然引来一屋子的掌声。好几个人问：
　　“奇怪，你为什么想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呢？”
　　“很简单。”我说，“用正面思考！”
　　其实我过去也喜欢“负面思考”，这“正面思考”是二十多年来慢慢学会的。
　　记得二十年前，我在一本宗教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当针扎到手指的时候，要想：幸亏是扎到手，没扎到眼睛。
　　我当时就心一惊，觉得那想法真好。接着，去一位长辈家，见她正安慰向来考第一，那天却因为拿第二名而哭泣的孙女。
　　“想想，你以前拿第一名的感觉多好，你也应该让别的小朋友感觉一下，你该为今天拿第一的小朋友高兴啊！”
　　我的心又一惊，想：“哪个家长不盼孩子考第一，这位奶奶的心怎么那样宽，真不简单！”
　　接着，我到了美国，洋人用“正面思考”的就更多了。
　　有个同事的太太，中年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退休在家，还总是生病。
　　妙的是，我那同事一提起他太太又病了，就附加一句“感谢上帝”。
　　“你太太病了，你为什么还谢上帝？”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地问他。
　　“我当然感谢上帝。”他一笑，“谢谢它让我有份好工作，使我太太不用上班；也谢谢它使我健康，好照顾我多病的老婆。”
　　还有位朋友，深度近视，最近动手术，用镭射烧灼的方法修正。
　　按说是成功率很高的手术，她却因为眼球太凹，一只成功，一只失败了。
　　好多人知道，都安慰她。她却笑嘻嘻地说：
　　“能有一只成功，多好啊！以后半夜起床，不怕抓不到眼镜，一片模模糊糊了。”
　　就这样，我渐渐学会“正面思考”。
　　当我去年食物中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我一边上吐下泻，一边想：“又多个生活体验，又多个写作题材。”
　　当我在北京胆囊发炎，一下子瘦了一公斤半时，我对朋友说：“瘦了也好，瘦了照相比较好看，而且比较敢吃甜食。”
　　当我最近在台中马路上摔一跤，把我在瑞士新买的鞋子摔成“开口笑”的时候，我告诉自己：
　　“幸亏这是一双结实的新鞋子，不然我一定止不住脚，非摔断骨头不可。”
　　“我已经是多么会正面思考的人了啊！”我想。可是接着看到去年十二月四号TVBS播出南非“武官”卓懋祺一家人的专访，我又自叹不如了。
　　经历陈进兴挟持，且受到枪伤的卓懋祺很平静地说：
　　“这次能脱险，不是全靠我们的力量，像侯友宜就冒了生命的危险。”又说：“我会记住，我们一家因此而更亲密，这个经验带给我们正面的影响。”卓懋祺居然还特别提到他远在南非的女儿荷兰娜，说：“她非常担心，她最勇敢，因为她必须自己镇静地搜集资料。”
　　当许多人都心想“卓懋祺的这个女儿不在台湾，真走运”的时候，卓懋祺居然说：
　　“这段时间，对她而言，是最难熬的。”
　　自己身处险境，还能挂心远方的亲人，这是何等的境界！
　　使我想起电影《天才老爹》的主角比尔?科斯比，当他的独子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被人枪杀之后所说的话——我们的心与所有曾遭遇不幸的家庭在一起，要分享这样的经验，真是不容易。
　　“正面思考”使我们在处境最坏的时候，能往好处想。它使我们学会宽恕、学会感恩。带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且与每个身经苦难的人，结合得更紧密。
　　寻个人生的大梦我们寻梦，要寻人生的大梦，为大家寻梦，为世人寻梦……我住的小镇上，新开了一间很奇怪的店，只要经过，就能感觉一种诡异的气氛。
　　玻璃橱窗里垂着黑帘子，帘子前面摆了一个水晶球、一只羽毛、一个牛骷髅和一只不知什么动物的“毛茸茸的脚”。再加上里面传出呜啦呜啦的音乐和使人欲昏的香味，就更是“心毛毛”了。
　　“我要看！我要看！”偏偏小女儿好奇，坚持一探究竟，只好陪她钻进去。
　　天哪！真是五花八门。各种小瓶的香精、草药；满架的水晶、石头，墙上更有意思，挂着一片片的树皮、羽毛和编织物。
　　“要看看未来吗？要找你的生辰石吗？要用水晶治病吗？”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婆，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抖着两只手说，“我是一半吉卜赛人、一半印第安人，很准的！”
　　我摇头笑笑，指指女儿：“她感兴趣！”
　　“好极了！”老太婆钻了出来，“小妹妹要不要一个印第安人的‘捕梦网’（DreamCatcher）？”说着摘下一个挂着羽毛的圆网子，伸到小鬼面前，神秘兮兮的。“晚上挂在你的床上，保证你做个美丽的彩色梦。”
　　我相信这老太婆一定有什么魔力，最起码，我那从不吵着买东西的女儿，受到她的蛊惑。
　　一个圆框框，编成网状，下面再挂上三根羽毛，居然要二十块美金。可是，小丫头吵，有什么办法。
　　当天晚上，小丫头早早就上床了，盯着挂在床头的“捕梦网”，复述“老巫婆”的话：
　　“这世界上有很多噩梦和美梦的精灵，在夜里飞来飞去。挂上这网，噩梦一飞过，就被网住，不会动了。只有美梦，会顺着框框往下滑，滑过这三根羽毛，掉到下面。谁睡在下面，谁就会做个美梦。”
　　一夜过去。
　　“你梦到什么美丽的东西了吗？”女儿才睁眼，妈妈就问她。
　　小丫头摇摇头。
　　我跟着问，她又摇摇头。
　　奶奶、婆婆、公公，每个人都问一遍，小丫头居然生气了，嘟着嘴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骗小孩的玩意儿嘛！”公公笑着说。
　　没想到，话才完，小丫头竟然放声大哭。好不容易擦干眼泪，去上学，放学之后，还是板个脸。
　　吃晚饭，电视里播出小儿麻痹疫苗之父沙克医生的纪念专题。
　　五十年前的记录片——一群因为小儿麻痹，而一腿粗、一腿细得像根枯骨的小孩，穿着铁鞋和支架，一拐一拐地走着。还有一个在地上爬。
　　“他们怎么了？”女儿冷冷地问。
　　“他们得了小儿麻痹症，在疫苗没发明之前，许多许多小孩都这样死了，就算活下来，也多半成了终身的残障。”我说，“爸爸小时候，就有两个邻居的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
　　“我会不会得呢？”小丫头瞪大眼睛。
　　“你不怕了啊！因为沙克博士发明了疫苗，你不记得医生给你吃过一种粉红色的水水吗？吃了之后，就不会得小儿麻痹了。”
　　电视上的专题换了，先是喷出一团熊熊的火，一架航天飞机升空，接着在蓝天的背景上，爆成几道白光。然后是现场观众相拥而泣的画面。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女儿说，“我们老师教过，七个人，包括一位女老师，都死了。”
　　“对！”我说。
　　“他们上去做什么呢？”小丫头问。
　　“他们去寻梦。”
　　“寻梦？”
　　“不只是寻他们自己的梦，也是为我们每个人去寻梦，如果有一天，你能到太空去旅行，就得感谢他们的牺牲。”
　　“他们没寻到梦，好像我。”小丫头摊摊手。
　　“对！沙克医生是寻梦者，为全世界每个人寻到‘不得小儿麻痹症’的梦。‘挑战者’号的太空人也是寻梦者，为我们去寻梦。他们的梦破了，也是我们的梦破了。”拍拍小女儿，我又说：
　　“所以，不要为你那小小的捕梦网，没能网到美梦而不高兴。我们寻梦，要寻人生的大梦，为大家寻梦，为世界寻梦……”
　　杏林?春雨?歌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
　　二十多年前，有两个在同一家医院服务的护士跟我学画。她们常穿着护士的制服，匆匆忙忙赶来，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药水味。
　　我教画是很自由的，学生们可以一边画，一边聊天。有一天听其中一位护士，对着旁边的同事小声说：“今天××医生又秀斗了。”
　　“是啊！怎么会这么糊涂。”另一人叹气。
　　“命啊！听他家人哭得好伤心。”
　　我好奇地问她们。她们脸色凝重地互看一眼，居然言辞闪烁地没有正面答我。
　　隔了好一阵，其中一个私下对我说：
　　“老师，您知道吗？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沉吟了一下，又歪头笑笑，“哪个名医不是从庸医变成的？哪一把‘名刀’下面，又不曾枉死过病人？”
　　这事过了不久，我太太就进了医院，因为视网膜剥离，准备动手术。
　　好多朋友推荐同一位名医操刀。可是有人提出异议：“那位名医根本不是自己动手，他只是站在旁边看，叫他的副手操刀。”
　　又有人推荐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医生，说他的技术最新。
　　可是也有反对的意见：“他去美国才几个月，学到什么？可以说在美国学到了方法，回来锻炼技术，小心一点！别成为他实验的白老鼠。”
　　所幸我太太找后一位动手术，十分成功。只是这些话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有一天，碰到位医界的朋友，我问：“依您看，这两位医生，谁比较高明呢？”
　　“其实两个人都不错。”他说，“你不要认为由副手操刀就不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同时抢着为你穿针，你会选哪一个？你总不会因为老的那个穿了四五十年针，经验老到而挑他吧。所以呀！用老一辈的经验，加上新一辈的精准，常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看我直点头，他又眉头一扬，笑着说：
　　“做医生，真可怜，年轻的时候眼力好、手又稳，偏偏经验不足，老是出毛病。老了之后，经验十足，却又常看不清、手发抖，这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自从搬到纽约的长岛，就与医生们做了近邻。左邻是位麻醉科的名医，坐骨神经动手术才一个礼拜，就溜出医院，回家种花，还对我大声喊：“医生是最坏的病人。”
　　右邻不远是位内科名医，常找一堆医生朋友，邀我聚餐，然后举着酒杯对感冒的朋友说：“喝点酒，感冒就好了！”又回头对我一挤眼说：“其实啊！人长寿不长寿，多半要看爹娘。”
　　听他们谈“别人”就更惊心了——“谁谁谁，在台湾为了赚钱，两口子整夜调制可体松的药膏，吸多了药粉，都成了‘月亮脸’。”
　　“谁谁谁，又被告了。当然告不倒，但是开刀房里谁不知道？”
　　有一天我问在座的人，谁最清楚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一起回答：“当然是医生自己。”
　　与“众名医餐叙”比起来，我宁愿一对一地聊天。因为这时候最能听到心声。
　　有位妇产科的名医，一次略带醉意地对我大声叹着气说：“唉！年轻的时候，爱玩，女朋友在外面等。明明可以自然分娩的，看她一直生不出来，不愿意多等，就说该动手术。”脸上红彤彤的。“现在啊！外头谁在等，我都不管，病人重要，良心重要。”
　　还有一位名牙医，居然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最希望的是去开一间饺子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卖水饺的店呀！”他十分认真地重复一遍。
　　“那你为什么不开？”
　　“因为我还在还债。”他的脸色更认真了。
　　“你还欠钱？”我追问。
　　“不！是欠情。我前面那些年，做坏了太多人的牙，现在想退休也不能退，要把错补过来。”
　　最近，参加美华防癌协会的募款餐会。其中有名歌星演唱，也有名家演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却是一群医生的合唱。
　　八位各科的医生，在一位医生娘的伴奏下，唱了《大学颂》（Gaudeamus）、《故乡老友》（Old Folks atHome）和《哦！王小姐》（Oh！Brelidy）。
　　都是中年人了，有的秃了顶，有的白了头。略带一点紧张与腼腆地站在台上，并在其中一位的带头下作四重唱。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歌声给我少有的震撼，觉得那不只是歌，更是心、是生命。
　　看了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救了多少命，也犯过多少错。而自己的青春已逝、事业已成、儿女已大。沉重的压力，沉重的心情，似乎放不下，又似乎可以放下了。
　　在许多矛盾之间，产生了火花，化作了歌声。
　　歌声是那么释放，又那么复杂。仿佛把肝胆肠胃、脑肾心脾、肌肤神经所交织起来的“兴衰荣辱”、“是非成败”，一起化作音符。
　　我仿佛看到杏林间，一阵风来，一片花雨……美极了！
　　能笑且笑过一生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母亲的胆囊发炎，虽然吃药控制住了，却整天捂着肚子，坐在椅子上发愣，连我说笑话，她也板个脸。
　　“你为什么都不笑呢？”我问。
　　“我不是不笑。”她嘴角挑一挑，“是不敢笑啊！一笑就疼。”
　　她这话，使我一下子飞到四十年前，父亲病的时候，她也叮嘱我，别逗父亲笑。
　　“让爸爸开心，有什么不好？”我不懂地问。
　　“开心可以，但不能笑。大手术，还没长好，一笑伤口就裂了。”
　　躺在床上的父亲点点头，对我挤出一丝苦笑。
　　也想起三毛，过世前一年，听说她因为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肋骨，我去荣总看她。
　　她没化妆，拉着被单遮脸，一边怨我不先通知就去，一边怪我总是说笑话，害她笑一下，肋骨就疼一下。
　　最近和杏林子聊天，她也说：
　　“刘墉真坏，老说笑话，害我笑。”
　　长久的类风湿关节炎，侵蚀了她的全身，手脚变了形、身体变了形，连上下颌的关节，也因为萎缩而压迫了食道和气管。她的声音很美，可是现在没办法大声说，说也说不久。她过去也很爱笑，而今却怪我逗她笑，害她咳嗽。
　　所幸她的心还是那么喜乐，用嘴角轻轻对人笑。
　　其实我在二十多年前，也受过“笑的苦”。
　　一天，正作画，有位老同学来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面看我挥毫，一面说他的近况。
　　“我到屈尺去，看那边的溪水好清澈，就一个人，脱光了，下去游泳。”很有文艺才华的他，非常细腻地形容了四周的湖光山色，述说他怎么试探溪水的温度，感受沁心的凉爽，到忘我地漂浮其间。尤其当他形容日光照下来，透过他拨水的手指间，把他的身影映在溪底，更是美极了。
　　“我漂着、漂着，看着自己的影子，觉得自己好像……好像……”他沉醉在回忆里。
　　“好像什么？”我停下笔，问他。
　　他看看我，似乎还在回忆中，突然抬头，说：“好像一只大乌龟。”
　　我做梦也想不到他那么美的形容，到头来竟像只大乌龟，于是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他一副正经八百、十分不解的表情，惹得我更笑弯了腰，而且由向外呼气的笑，到往里吸气的“抽笑”。
　　当天夜里，我的气喘病复发，紧急住进了医院。
　　从那以后，即使听到很好笑的事，我也忍着，尽量在大笑几声之后结束，绝不发出“抽气式的笑”。
　　“笑，有时候真不容易。”
　　最近一位新闻界的老朋友对我一边说，一边摘下她的老花眼镜，又掏出面纸，蘸蘸左眼角，再蘸蘸右眼角，叹口气：“唉……一笑就流眼泪。”
　　她走了，我随手翻书，翻到野口悠纪雄的《超学习法》，其中有一段说：“像赫塞或罗曼?罗兰的作品，如果没有高中生丰富的感受力是读不来的。”又说，他希望退休之后，能重读一次高中时看的书。只是相信已经不可能唤起年轻时的感动。
　　合上书，我想，“笑”或许也如此吧！
　　记得年轻的时候，最爱听黄色笑话，甚至在军中还有讲荤笑话的比赛，大家运足了丹田之气，放肆地大笑。
　　然后，进入社会，尤其在跑新闻的那段时间，截稿前，明明忙死了，却常有人停下笔，说个笑话。
　　管他好不好笑，办公室里都会发出一团笑。而且愈累，笑得愈大声。似乎用那笑，作为一种深呼吸的运动。
　　再过了二十年。我开始喜欢看古代笑话，在文言文的句读间，找寻古人辛辣的幽默，且把那幽默带上应酬的餐桌。
　　一桌老友，都有意气风发的当年，也都带来拿手的笑话，你一段，我一段，谁也不让谁。
　　有人会一边听一边拿笔记，说要回家讲给老伴听。
　　也有人口沫横飞，说的却是不久前才对同一批朋友讲过的笑话。
　　大家一样听，一样笑，一样掏出面纸，擦眼角不听使唤流出的泪水。
　　我想，不同年龄爱不一样的笑话；同样的笑话，不同年龄听起来，是否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这群老朋友，由笑“人生的现象”，到笑“人生的无奈”。
　　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位长辈，很爱打麻将，却总输，有一天和了牌自摸，且居然是清一色自摸，发出少有的开怀大笑。
　　在笑声中，慢慢滑下椅子，死了。
　　自那事情发生后，常听大人提起，好像说一个悲剧，又像说一则笑话。
　　每次大家都哈哈笑几声，听不出是高兴还是应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哪个笑话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哪个笑话的背后，没有这种人生的讽刺？
　　想想那笑着滑下椅子的老人，断气之前，还能大笑几声，岂不是喜剧的结束？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爱他?欠他?打他?认他爱他，不是怕他从那天，我老公就改了，他过去十几年的威严，一下子全破产了。
　　风雪天，儿子却非赶回波士顿不可，路滑，妻不敢开车送，特别为他叫了辆大型的计程车去机场。
　　帮他关上重重的车门，又急着敲窗子：“到了，打个电话回来。”看他直点头，车子消失在街角。
　　晚上睡得很迟，一直看电视，又不是专注在什么节目，而是跳过来、跳过去地不断换台。
　　妻终于忍不住：“儿子为什么还没到？”
　　“应该早到了。”我说，“只是忘了打电话回来。你何不打过去？”
　　“他不打来，我为什么要打去？”妻没好气地说，“他不在乎我，我又为什么要在乎他？”
　　便继续盯着电视，没什么“特别的”新闻，只说风雪愈来愈大，纽约机场已经关闭。
　　“还是打个电话吧！”我说。
　　“我不打。”
　　我没答话，兀自起身去拨了儿子的号码，传来的是录音，心一惊，幸亏接着儿子说话了，一副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
　　“你为什么没打电话来？”我吼过去。
　　“噢！我忘了，太累了……”
　　“你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他居然很不以为然地说。
　　想起十年前，他念高中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风雪夜。我骂他打电话打了一晚上，他居然砰的一声冲出门去。
　　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看街道的尽头，猜想他一定是跑过长岛公路的天桥，去那边打公用电话。
　　雪花很密，在风里乱七八糟地飘，路灯下看得特别清楚，远处却愈来愈模糊。
　　终于看见他的身影，我赶紧躲回屋内，却手足失措地不知怎么好——把门开着，怕冷风吹进来；将门关紧，怕他不按铃。守在门边，等他一到就拉开？那又有失我的威严。
　　但还是偷偷算着他要到了，打开门。再溜进卧室，听他进门的脚步声。
　　那时候我在家教国画，有一大票中年的女学生。
　　常听她们骂女儿，说多甜的小丫头，一上初中就变了，变得会跟父母顶嘴，变得会摔门。
　　其中一个意大利律师的老婆，总不以为然地说：
　　“笑死了！让女儿对你摔门？要是我老公看到，不用她摔，先把她摔出去。”
　　“你们意大利的父母比较厉害。”大家都捧她。
　　她的丈夫我见过，高头大马，大嗓门，曾经来买我的画。表面说由太太挑，到头来全由他决定。
　　他那女儿我也见过，会帮着妈妈抬画框，乖乖地坐在客厅，等母亲下课。
　　“还是你们意大利人会管孩子。”有一天，儿子惹我生气，我对那学生感慨地说。
　　“得了！得了！”她居然苦笑一下，看看四周的同学，“前两个礼拜我老公正骂女儿，向来都乖乖听训的丫头居然跳起来，跑出去了。”
　　“你老公不是要气死？”
　　“他气？”她笑笑，“他气一阵子，穿上大衣出去找，找到第二天，才从同学家把女儿找到。”
　　“他有没有揍她？”大家都问。
　　“揍她？”她大笑了起来，“他求她。从那天起，我老公就改了，他过去十几年的威严，一下子全破产了。现在总是柔声细气地对女儿说话，我看了都觉得恶心。”看看每个人。“你们猜，我那老公怎么说？”
　　大家摇头。
　　“他说他不是怕她，是因为爱她；因为爱，所以怕。”
　　三十年前，流行军阀的电影。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大帅，总是操浓重的山东腔，动不动就吼：“他奶奶的！俺把你毙了！”
　　但是那大帅也有个真正的小祖奶奶——他那女儿只要一发嗲，大帅就老虎变成猫地告饶。
　　那时候我小，怎么都觉得戏太夸张，但是随着儿女长大，就总在“威严破产”的时候，想起那大帅的画面。
　　我愈来愈觉得自己成了那大帅。
　　今天早上，妻去医院检查眼睛，女儿不上学，可以晚点起床，由我管。
　　她的床就在我不远的地方。我一边浅浅地睡着，一边竖着耳朵，听她的动静。
　　突然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传来，赶紧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先不说，撅着嘴，隔半天才讲梦见跟同学不高兴。
　　小丫头起来了，我坐在地上帮她穿长裤，她居然还没消气，不断地跺脚，还用手捶地。我愈劝她“别气别气”，她愈发作得厉害。
　　这时候妻回来了。瞪了小丫头一眼：
　　“你三八什么？梦是梦！”
　　多神啊！小丫头居然立刻就好了。
　　“还是你罩得住！”我对妻说，只是偷偷想：
　　“等着看哪天，你‘威严破产’。到时候，你会不会也说‘我不是怕她，是爱她。因为爱，所以怕’。”
　　骂他?打他?爱他爱他，就要教育他、拯救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甚至最激烈的手段和言语，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不知是因为打网球太用力，还是提的箱子太重，最近手肘老疼。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竟连刷牙、拧毛巾也不方便了。尤其凌晨四五点、凉意重的时候，总由梦中痛醒。
　　“某医院的复健科有位名医，女的，可以去看看。”朋友说，又一瞪眼，“不过你小心，她很凶，会骂人。”
　　果然是名医，从诊疗室门口的人潮就看得出。从门缝里看她，真的面带寒霜，令我有点紧张。
　　总算叫到我，进去坐下。
　　“什么问题？”她翻病历，我才要答，她却突然站了起来，绕过我冲出门去，拉着刚走出去的一位中年妇人，匆匆忙忙地，像是“急口令”似的叮嘱了几句话，再转身跑进来。
　　坐下来，还直摇头，像是刚打完孩子，回到柜台上的老板娘。
　　“听说您是名医，朋友都叫我来看您。”我献上两句好话，看她脸色稍缓，又说，“但是听说您很凶。”
　　她怔了一下，护士小姐赶紧接过话：“不是凶，是认真。”
　　果然神妙，没两下就诊断出来了——“肌腱发炎。先打一针，再做复健。”
　　“打针？”看她擦酒精，我问，“是不是可的松。”
　　“是。”她拿针筒对准我的手肘，“不过你放心，药用得好，只会治病；用不好，盐巴也能毒死人。”
　　“是的！是的。”我发现她注射一点也不痛。又问，“是不是就可以打网球了？”
　　她眼一瞪。“不行。”指着地说，“想想，你的地要是破了，我给你补水泥，水泥没干，你能踩吗？”说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下个星期再来，我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听话。”
　　“是的，是的。”我一边道谢，一边提起箱子往外走，都要出门了，她突然站起身冲过来，把我的箱子抢过去，掂一掂，说：“这么重，怪不得手出毛病，以后用背包。”
　　“我已经换左手提了。”我赶紧解释。
　　“你左手也会出问题！”她瞪我一眼，“不准再提了，抱着！”
　　走出诊疗室，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刚才看的不是医师，是妈妈。她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一样呢！
　　不过我的老母已经很久不曾这样对我说话了。尤其她八十五岁之后，非但不像以前的妈妈，反而变成了我的“女儿”。
　　去超级市场，哪样东西不适合她吃，她就专挑哪一样。她自己推购物车，里面堆满她只要吃一点点就会引发胆囊炎的油炸零食。
　　每次妻带她去买菜回来，都进门先告状：
　　“老娘又不乖了，结账的时候，我一包包抢下来，她就对四周人喊‘你们看哪！我媳妇不准我买’，我只好不跟她抢了……”
　　这时只好由我当“恶人”，到老娘的房间检查，把不适合她吃的零食没收。
　　她固然知道我为她好，还是会故作生气地骂我，甚至看我把东西抱出门去，仍在后面喊：
　　“你呀！以为你快，其实我更快，我早把东西藏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老人简直就是小孩儿，不但顽皮，而且叛逆。
　　提到孩子，美国人是很少体罚孩子的。
　　可是有一次我到海边公园去，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往码头的栏杆上爬，他的母亲追过去，把孩子拉下来狠狠地揍。
　　“不要打了！”我劝她，“这个国家不是不主张体罚吗？”
　　那妇人居然笑了，转头对我说：“这不是体罚，是救命。要他以后再也不敢爬这危险的栏杆。”
　　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位朋友对我抱怨：
　　“今天我遇到拦路的土匪了！”
　　“在哪里？”我急着问。
　　“在桥下，我才骑着脚踏车下桥，从旁边黑影里就蹿出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把我一把抓住……”
　　“你被抢了什么？有没有受伤？”我急着问。
　　“当然没受伤，那人不是土匪，是牧师，他是拉我去听布道大会。”
　　偏偏那是一位我认识的牧师。有一天遇到，我就提起某人的抱怨，说：
　　“你要拉他去听道，也不必那么急呀！会把人吓到的。”
　　“我怎能不急？”牧师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要救他啊！早一天听福音，就早一天得救。”
　　爱他，就要教育他、拯救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甚至最激烈的手段和言语，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对孩子、对父母、对学生、对病人，这都是当然的。
　　这个星期，我又去看那位复健科的女医师。
　　“我的小孩也看你的书。”她笑着对我说。
　　“真的啊！”我也笑笑，“那么你可以回去对孩子说，刘墉还蛮乖的，所以能痊愈得这么快。”
　　爱他?欠他?打他?认他总觉得欠了他他欠了那个妻子的，就用耐心、爱心，在这个“外形相似”的女人身上还吧！
　　到上海的一个出版社参观，中午社长请吃饭，出门时看见门口台阶上坐了一对老夫妇。
　　社长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回头对我说：“他们每天都给我的一位女职员送午饭，无论刮风下雨，都准时到。”
　　“真疼女儿啊！”我说。
　　“不！”社长一笑，“不是送给女儿，是送给儿媳妇。”
　　“什么？儿媳妇？”我诧异地说，“居然有这么疼儿媳妇的公公婆婆？”
　　“不是疼，是欠！”社长深吸一口气，“他们儿子有毛病，据说是小时候睾丸藏在肚子里，下不来，他两口子不懂，又没注意，所以孩子一辈子不能生。当初也没敢跟女孩子说，觉得骗了她、欠了她。所以每天对儿媳妇低声下气的。”
　　邻居一位医生，在台湾是着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自从五十多岁在美国又生了儿子，就常放下台北诊所的生意，往美国跑。起先隔三个月飞美一趟，待上半个月再回去。后来愈跑愈勤，这一年干脆把诊所关了，留在美国陪儿子。
　　倒是医生的太太常往台北跑，把孩子交给丈夫带。
　　有一天，孩子不乖，爸爸气极了，狠狠地骂孩子几句，孩子哇哇哭了起来。
　　做爸爸的看孩子哭，气消了，突然好不忍、好后悔，反过来跟孩子道歉，又兀自坐在那儿自责。
　　没想到，才四岁的儿子，居然走到老爸身边，拍着老爸说：“没什么啦！我很好啦！你不要伤心。”
　　某日聚餐，医生提起这段事，很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已经懂得这么多。我突然好后悔，以前年轻时，对儿子、女儿太忽略了，在他们小时候，我居然没跟他们说过几句话。”叹口气。“以后要好好补偿才对。”又沉吟一下，“可是，补偿，能补得了他们童年的感觉吗？自从他们上大学，要见面都不容易了。”
　　在祖国大陆有“音乐才子”之称的作曲家王酩过世了。
　　报上刊登了晓黄写的纪念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令我好感动——王酩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他总觉得从前自己对女儿的关爱不够，近年来要把这份爱，成倍地投到外孙女身上，只要有可能，他去哪儿都要把外孙女带在身边。
　　也想起另一位已逝的作曲家王洛宾的话：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孩子还抱着呢！放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了。到火车站来，送我一小瓶白兰地。我上火车，白兰地放在裤子口袋，手伸进去摸着，还有女儿的温度。觉得过去的岁月，真是欠了她。
　　于是，王洛宾写成了他那首着名的《哦！我的那瓶白兰地 》。
　　女儿钢琴老师的母亲过世了。
　　才听说那老师请假回佛罗里达参加丧礼，最近居然又听说老师要请假去参加老爸的婚礼。
　　“老师对她爸爸那么快就交女朋友，本来很不高兴。”妻说，“可是跟那女人见过面之后，又开始同情那个女人。”
　　看我一副不解的样子，妻继续说：
　　“原来那女人跟老师死去的妈妈长得很像，连说话的声音都相似。钢琴老师第一眼，吓一跳，嘴上虽没说，心里却懂了——她老爸根本是找了一个替代的人，他不爱那女人，只是通过那女人来怀念以前的老婆。”
　　果然，接着听说有一天老先生打电话给女儿，在电话里哭：“她不像你死去的妈妈，一点也不像！一点也不像！”
　　那老先生还是结婚了，他说见了这个女人，才知道以前的妻子有多好。他欠了那个妻子的，就用耐心、爱心，在这个“外形相似”的女人身上还吧！
　　女儿的娃娃脏了。
　　那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黑头发，黑眼珠，穿着一身和服的娃娃。
　　“头发很脏，我要帮她洗头！”女儿说。
　　“你会洗吗？”我问她。
　　“我不会。”
　　“我帮你。”我把娃娃拿过来看看，“既然洗头，难免会弄湿衣服，把衣服脱下来，一起洗吧！”
　　和服的结构很特殊，两根细腰带，从袖子里面穿来穿去，我研究了半天，才脱下。
　　“她怎么没穿内裤！”女儿说。
　　“日本女孩穿和服，里面是不穿内裤的。”我说。
　　“爸爸怎么知道？”
　　我怔了一下，说：“爸爸听说的，而且，你不是看到了吗？”
　　女儿拿来她的洗发精，我们就在厨房的水槽为娃娃洗头。先由她抓着娃娃，我倒洗发精。再由我抓着娃娃，她拿着喷头冲水。
　　头发是一绺绺植进塑料头壳的，居然既不脱色也不掉毛。
　　两个人合作吹干之后，再一左一右，各为娃娃编了一条小辫子，后面则绑了一个大“马尾巴”。
　　过去也为她洗过娃娃，都是金发碧眼的。这次的“东方娃娃”，感觉竟然大不相同。
　　洗完了，我一边吹风，一边想：
　　“啊！现在我懂了，我岳父那时从台湾飞来美国，帮着我老婆为我女儿洗头，大概也是一样的感觉吧！”
　　那不单是疼爱外孙女，其实也是重温一种旧梦，重拾一种感觉。
　　相信，妻小时候，我的岳父一定忙得要命，难得为她洗头。也可能在那个时代，男人是不被允许做这些事的。
　　而今，岳父七十了，退休了。弯着老腰，蹲在盆边，跟也已是四十岁的女儿，一起为外孙女打水、擦洗发精。不就像我现在，跟女儿一起洗娃娃吗？
　　想起儿子小时候，我不曾为他洗头洗澡，觉得失去了许多，也觉得欠他的。
　　改天，儿子结婚，我会对他说：
　　“如果你们忙，我可以帮孙子洗头洗澡”。
　　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少年时读《 史记 》，最爱《 刺客列传 》里“聂政刺韩相”的故事。
　　聂政刺杀了宰相之后，为了不连累姐姐，而用刀剥下自己的脸皮、挖出眼睛，再切腹而死。
　　韩王认不出刺客是谁，把聂政的尸体放到大街上，悬赏千金，给说出刺客名字的人。
　　聂政的姐姐聂荣，居然跑去认尸，说：“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而埋没了弟弟的英名？”接着在哀号中自杀在弟弟的身边。
　　这段故事，我读了许多遍，每次都想：
　　多么笨的姐姐，你弟弟为了保护你，死得那么惨，你居然自己还去送死。
　　但是三十多年过来，今天我重读“聂政”，却有了另一种感触——认一个人，是多么深情的表现！
　　去年冬天，陪女儿去参加溜冰赛。说是“比赛”，实际只是“表演”。每个孩子由老师选曲、编舞，再轮流上场演出。
　　场内的观众也不多，全是小孩的家长，掌声从哪里响起，就知道表演者的亲人在何方。
　　我旁边站了一位老先生，看我为女儿鼓掌，也便摘下手套，捧个场。一边说：“下一个就是我孙子了，他溜得好极了，你一定要看。”
　　果然，我女儿才下场，就上来一个又瘦又小的男生。投桃报李，我也狠狠地鼓掌。
　　“他看来瘦，但是很结实。”老先生说，“瘦，特别适合溜冰。”
　　才说着，小男孩就摔了一跤。老先生惊叫了一声。
　　接着又摔一跤，而且是个“元宝翻身”。
　　“看！他爬起来多快。”老先生说。
　　音乐转为快节拍，小男孩拼命追拍子，愈追愈糟，又连摔两跤。
　　终于结束了，小男孩远远看了看祖父，再低着头，由另一边退场。
　　老先生像触电似的站起来，弯腰抱起一堆厚厚的衣服，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我点了点头：
　　“他很棒，不是吗？他是我的孙子。”
　　上个星期，在图书馆录像带的架子上，看到一部叫做《 第八天 》的法国影片。好奇，借了回来。
　　片子里演的是位患先天愚的孩子，从收容中心跑出来，阴错阳差遇上一个商场男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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