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2：自我意识与侵犯行为的关系
（1）态度强度
与弱的态度相比，强烈的态度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更大（Petty 1992）。但是怎样才能使态度变强呢？戴维森（Davidson 1982）发现，对态度对象仅仅要求更多的信息就足以使人们态度的强度增加。在一项研究中，卡尔格瑞恩（Kallgren 1986）先问了被试对一些环境问题的态度，然后让他们参加环境保护活动，结果发现对环境问题有丰富知识的被试的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较高。增加态度强度的另一个途径是让个人参与到态度对象中来，让人们参与某些事情是增强其态度的有效手段，反过来我们也用人们的参与来预测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
（5）态度的可接近性
态度的可接近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指态度被意识到的程度，越容易被意识到的态度，对我们来说它的可接近性就越大。一般说来，来自直接经验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大，就是因为这类态度的可接近性大。法继欧（Fazio） 和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1984测量人们对里根总统的态度的可接近性，其所用的指标是被试回答与里根有关的问题时按键的反应时，反应越快，说明可接近性越大。三个月之后，当总统选举结束以后，再问这些被试选了谁，结果表明可接近性大的被试态度与选举行为之间的相关（r=.89）明显高于可接近性小的被试（r=.66）。
3、态度的心理功能
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态度的功能有以下几个：
（1）效用功能（utilitarian）：
效用功能（Utilitarian）也叫适应功能，这种功能使得人们寻求酬赏与他人的赞许，形成那些与他人要求一致并与奖励联系在一起的态度，而避免那些与惩罚相联系的态度。如孩子们对父母的态度就是适应功能的最好表现。
（2）知识功能
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态度有助于我们组织有关的知识，从而使世界变得有意义。对有助于我们获得知识的态度对象，我们更可能给予积极的态度，这一点相当于认知图式的功能。
（3）自我保护功能
态度除了有助于人们获得奖励和知识外，也有助于人们应付情绪冲突和保护自尊，这种观念来自于精神分析的原则。比如某个人工作能力低，但他却经常抱怨同事和领导，实际上他的这种负性态度让他可以掩盖真正的原因，即他的能力值得怀疑。
（4）价值表达功能
态度还有助于人们表达自我概念中的核心价值，比如一个人青年人对志愿者的工作持有积极的态度，那是因为这些活动可以使他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恰恰是他自我概念的核心，表达这种态度能使他获得内在的满足。
4、态度的测量
态度是一种稳定的内在心理倾向，但它也是可以测量的，我们经常用两种方法测量它：
（1）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的方法包括自陈法（self-report）、行为观察法和问卷法等等。自陈法一般采用态度量表测量，而行为观察法通过行为观察推断，问卷法则是把我们要调查的问题编成问卷。
* 利克特量表
常用的态度量表有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s）它通常是5点或7点量表，让被试用1~5或者-3~+3反应。比如我们用来测量妇女对生育问题态度的一个五点量表如下：
请用1到5来表示你对下列陈述的同意或反对程度，其中1 = 很反对；5 = 很赞成。2、3、4、代表一定程度的反对或赞成。你的回答无所谓错与对，只要是你的真实想法即可。
1． 我养不起一个孩子。 ① ② ③ ④ ⑤
2． 我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生孩子。 ① ② ③ ④ ⑤
3． 生孩子太痛苦。 ① ② ③ ④ ⑤
4． 有个孩子会限制我的自由。 ① ② ③ ④ ⑤
5． 有个孩子会使婚姻更美满。 ① ② ③ ④ ⑤
6． 有个孩子会使家庭生活更充实。 ① ② ③ ④ ⑤
7． 有个孩子增加了我的责任感。 ① ② ③ ④ ⑤
8． 有个孩子让我没有时间想我自己的事情。 ① ② ③ ④ ⑤
* 瑟斯顿量表
瑟斯顿量表（Thurstone Scales）与利克特量表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它是一个11点量表，被试在回答的时候用 1~11来反应。从结构上来看，瑟斯顿量表与利克特量表的差异仅仅在尺度的大小上不同，但是，它却可以很好地反映比较对象之间的细微区别。比如在对两种化妆品广告效果进行比较时，由于这两种产品的知名度都很高，所以一般的小尺度量表就难于反映出这种差异，这时候11点的瑟斯顿量表就能够看出差异。除非情况特殊，我们也很少使用瑟斯顿量表，用比11点的瑟斯顿量表尺度更大的量表就更不可能了。
* 语义区分量表
与前面两种态度量表不同，奥斯古德的语义区分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s）采用双极形容词，如好—坏、强—弱等。现在研究者常常对语义区分量表稍加修改，把双极形容词拆开，并用这种方法建构人格问卷。比如杨国枢、王登峰等人最近几年中就用这种方法发展出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Big Seven）模型问卷。
用上述几种直接测量方法测量被试的态度时，被试容易出现社会赞许性的反应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所以，在测量人们对一些比较微妙的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在问问题的方式上要注意，避免引起这种偏差。
（2）间接测量
除了直接测量人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了解他人的态度。如法继欧在态度可接近性实验中用的反应时就是一种间接测量，间接测量包括：
* 投射技术
投射技术是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技术，早在20世纪30年代，它就已经成为了心理学家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在投射技术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简称TAT），这种方法通过让人们用看过的画编故事的形式测量人们的欲求与内在心理状态，比如人们对成就动机的研究就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 生理指标测量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测量人们的一些生理指标来了解人们对他人或事物的态度。比如我们可以用皮电反应来看一个人的紧张程度，也可以用脑电P300来看一个人有没有说谎。现在很多测谎设备就是利用这些生理指标来认定被测者是否说谎。
* 反应时测量
正如在法继欧的研究中可以用反应时衡量人们对某个候选人的态度那样，我们可以用反应时指标测量人们的许多态度。比如格林瓦尔德（Greenwald et al, 1998, 2000）等人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使用的隐含相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简称IAT）就是以反应时为指标，衡量人们在做与自我一致或不一致的判断时的文化差异。
第二节 态度的形成
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态度：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父母、以及对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人或事物。在这里又一个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显然，我们对事物的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环境中形成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谈谈态度的形成问题。
1、态度形成与学习
态度形成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可以用学习利理论来说明。学习理论是由霍夫兰德（Carl Hovland）和他耶鲁大学的同事提出的，该理论假设人的态度和其它行为习惯一样，都是后天习得的。态度的学习有三种机制，一是联结，把特定的态度与某些事物联系在一起；二是强化，受到奖励也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某些事物的态度；三是模仿，通过模仿榜样人物的态度而形成，如孩子经常模仿父母的政治与种族态度。
与霍夫兰德的观点相似，凯尔曼（Kelman 1961）认为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有三个不同的过程：一是服从：它是人们由于担心受到惩罚或想要得到预期的回报，而采取与他人要求相一致的行为；二是认同：即使自己的态度与榜样人物的一致；三是内化：当态度与个人的价值体系一致时，个体容易形成这样的态度。
专栏4-1：与可口可乐相联系的文章好
对联结机制在态度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直接证明来自Janis（1965）的报告。他让大学生读4篇不同主题的有说服力的文章，一部分学生在读文章的时候主试给他们可口可乐喝，另一部分的被试则没有这样的待遇，结果有可乐喝的学生受4篇报道的影响大，如下表4-1：
表4-1：有可乐对态度改变的影响
主题 有可乐 无可乐
癌症治疗 81% 62%
军队规模 67% 43%
卫星计划 55% 30%
立体电影 67% 60%
（表4-1内数字是指：被试态度改变的方向与报道所的
相同者的比例减去态度改变方向与报道相反者的比例）
2、情感因素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
也许你会发现，你和你的邻居从来没有说过话，但你对他的态度却很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有时候人们对他人的态度形成与情感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与情感有关的态度形成之中，暴光效应（mere exposure）是最有力的证据，暴光效应是指人们对其他人或事物的态度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而变得更积极的一种现象。心理学家扎荣克（Zajonc 1968）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在一项研究中，扎荣克让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学习外语，他向被试以2秒一个的速度呈现10个汉字，其中两个字只出现1次，两个字出现2次，两个字出现5次，两个字出现10次，两个出现25次。看完10个汉字后，告诉被试这10个汉字是中文形容词，让被试在一个7点量表上判断这些词所代表的意思的好坏。结果发现，这些词中出现次数多的词，人们对它的评价越高，如图4-3所示。后来扎荣克用脸部照片和和无意义音节证明了这一点。
鲍恩斯坦（Bornstein 1989）在一项元分析的研究中发现，约有200项以上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曝光效应的基本假设是情感反应先于信念，而这一假设恰恰与认知论的观点相反。在持认知观点的人看来，认知先于情感，即我们是先知道，然后才有情感！那么哪个理论更符合实际呢？实际上，正如伊格列（Eagly 1993）所说的，许多心理学家发现，基于情感反应的态度只是一些简单的态度，我们绝大部分的态度都是认知与学习的结果。
3、态度形成中的认知理论
认知因素对态度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许多心理学家承认的事实。认知影响态度形成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有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该理论是阿齐兹（Ajzen 1991）在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Martin Fishbein & Icek Ajzen 1975）之上发展出来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的思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取决于人们的态度、自身的主观规范以及人们所知觉到的控制感，如图4-4所示：
在有计划的行为理论中，指向行为的态度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人们对行为结果的信念，二是对这些信念的评价。费什本（Fishbein 1979）通过研究妇女对生孩子的问题，发现她们的态度确实基于信念和对这些信念的评价。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是指一个人对来自他人的社会压力的知觉，即该不该做出这样的行为的考虑。它也由两个方面决定：
图4-4 ：有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模型
一是感受到的重要他人的期望，二是遵从这些期望的动机。以生孩子的问题为例，她们在此问题上的主观规范取决于重要他人如丈夫的期望（如我丈夫想等我们有房子后再要孩子）以及她对此期望的遵从动机（我想取悦我的丈夫）。知觉到的控制感是指人们对完成行为是困难或容易的知觉。阿齐兹指出，只有在人们对完成行为有控制感的时候，态度才有可能影响行为。比如张三想要戒掉30多年的烟瘾（对戒烟持正性态度），同时他也知道家人和医生期望他戒烟，而他也想取悦他们（主观规范），然而在以后戒烟的过程中，考虑到改变习惯的难度之后，他可能对自己失去信心（知觉到对行为低的控制感）。这样不论态度与主观规范如何，张三也戒不了烟。
有计划的行为理论也受到一些批评，对它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有时候是自发、无意识的；另一些心理学家则提出了习惯的问题，习惯性的行为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第三节 态度的改变
与研究态度形成相比，研究态度改变的意义更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改变他人的态度对政府宣传、商业广告以及日常的生活都有现实意义。
1、有关态度改变的理论
与态度改变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两个：海德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和费斯廷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这两个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与态度改变有关的问题。
（1）海德的平衡理论
海德（Heider 1958）从人际关系的协调性出发，认为在一个简单的认知系统里，存在着使这一系统达到一致性的情绪压力，这种趋向平衡的压力促使不平衡状况向平衡过渡。海德用P—O—X模型说明这一理论，其中P代表一个人（如张三），O代表另一个人（他的女友），X代表另一事物（一部电影）。从人际关系的适应性来看，P、O、X之间的关系有8中组合，如图4-5：张三（P）和他的女朋友（O）对一部电影（X）的态度就符合这样一个系统。张三喜欢这部电影，他的女友也喜欢这部电影，而且张三喜欢自己的女友，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平衡的系统，谁也没有必要改变态度；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的女友不喜欢这部电影，这时候的系统就不平衡了，就必须有人产生态度改变。而态度改变遵循最少付出原则，即为了恢复平衡状态，那个方向的态度改变最少，就改变那里的态度。按照海德的观点，与自己喜欢的人态度一致，或者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不一致，我们的生活关系就是一个平衡的系统。
p p p p
平衡状况：
o x o x o x o x
p p p p
不平衡状况：
o x o x o x o x
图4-5：平衡理论的理论模型：
（2）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认知一致性理论的一种，它最早由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57）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在费斯廷格看来，所谓的认知失调是指由于做了一项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而引发的不舒服的感觉，比如你本来想帮助你的朋友，实际上却帮了倒忙。费斯廷格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如你和你喜欢的人一起郊游或不理睬与你有过节的另一个人。但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如尽管你很不喜欢你的上司夸夸其谈，但为了怕他报复你而恭维他。在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个体的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人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以戒烟为例，你很想戒掉你的烟瘾，但当你的好朋友给你香烟的时候你又抽了一支烟，这时候你戒烟的态度和你抽烟的行为产生了矛盾，引起了认知失调。我们大概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减少由于戒烟而引起的认知失调：
* 改变态度
改变自己对戒烟的态度，使其与以前的行为一致（我喜欢吸烟，我不想真正戒掉）。
* 增加认知
如果两个认知不一致，可以通过增加更多一致性的认知来减少失调（吸烟让我放松和保持体型，有利于我的健康）。
* 改变认知的重要性
让一致性的认知变得重要，不一致性的认知变得不重要（放松和保持体型比担心30年后患癌更重要）。
* 减少选择感
让自己相信自己只所以做出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是因为自己没有选择（生活中有如此多的压力，我只能靠吸烟来缓解，别无他法）。
* 改变行为
使自己的行为不再与态度有冲突（我将再次戒烟，即使别人给也不再抽烟）。
2、与认知失调有关的现象
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在解释许多领域的态度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有两个主要的领域：一是从事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二是决策后失调。
（1） 从事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
人们的认知失调大多是由从事与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引起的，由此引起的失调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联系：
* 不当理由与认知失调
假想让你完成一项非常无聊的工作，在完成之后给了你极高的报酬，你对此项工作的态度会改变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费斯廷格和卡尔斯密斯（1959）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他们让被试做两项极为无聊的工作：第一项工作是解开或绕线，第二项工作在木板上摆弄48根小木棍，每项进行30分钟。之后告诉被试说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是想验证完成该工作的绩效如何受他人预先对此工作评价的影响。实验者还给被试说由于人手不够，希望被试能够提供帮助，具体任务就是告诉下一个进来的人这项工作很有意思（撒谎）。被试被分成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报酬，二是给1美元的报酬，三是给20美元的报酬。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了被试对这些任务的喜欢程度，结果如图4-6：
图4-6：报酬对态度改变效果
从事无聊工作时，Festinger 和Carlsmith 预测不当理由组（给1美元而撒谎）将经历最大的认知失调，并产生最大的态度改变；而正当理由组（给20美元而撒谎）没有产生认知失调，所以态度发生最小的改变。预测得到了的支持。（资料来源：Festinger和Carlsmith（1959）：Journal of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47：382-389
在这项研究中，费斯廷格和卡尔斯密斯认为撒谎的被试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减少认知失调：一是增加第三个认知以使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减少；二是改变他们对工作的态度。给1美元的被试之所以态度改变大，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认知失调高，而给20美元的被试用高的报酬来解释自己的撒谎行为，高的报酬成了解释反态度行为的正当理由（sufficient justification），相当与增加了一个新的认知用来解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因此不太需要改变态度。1美元太少，不能成为反态度行为的正当理由，而是不当理由（insuficient justification）。
与小的奖励可以引发人们对不喜欢工作的兴趣类似，较轻的惩罚也会成为人们不做某项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不当理由。Aronson 和Carlsmith（1963）在研究儿童游戏行为的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试验者给了儿童一堆玩具，其中有一个玩具不许他们玩，如果孩子玩了的话就会受到轻或重的惩罚。在这种情境下，如果孩子顺从了试验者的要求不玩那个玩具，就会引起失调。如果把这种失调与受到的惩罚联系在一起，较重的惩罚可以减少由于玩了那个玩具而产生的失调，并进而不发生态度的改变，而较轻的惩罚不足以解释儿童的行为，所以他们产生了最大的态度改变，从而不再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 自由选择与认知失调
另外一个与认知失调有关的因素是人们做了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时的自由选择性。有选择时认知失调高，态度改变也大；而无选择时人们经验到的失调少，态度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林德（Linder 1967） 及其同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他们让大学生写一篇文章，支持禁止有反社会倾向的人在校园发表言论。实际上正在州议会讨论的这项法案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实验采用2×2（报酬×选择）的因子式设计：报酬有0.5美元和2.5美元；选择分有选择和无选择。在有选择情况下，向被试强调他们有拒绝写文章的自由；在无选择情况下，没有提到被试有拒绝的权利，只是让他们写这样的文章。结果正如认知失调理论所预期的，在有自由选择时，报酬为0.5美元的被试发生了最大的态度改变，而报酬为2.5美元的一组则没有发生态度改变。在没有选择情况下，认知失调理论不适用，但符合行为主义的强化原理：行为的结果受到的强化越大，人们对行为的态度也越积极。如图4-7所示：可见，只有在有自由选择的时候，人们才能体验到认知失调。
图4-7：自由选择下产生的认知失调
（此图是椐Linder、Cooper 和Jones1967年的实验结果作出的）
* 努力与认知失调
努力与认知失调的关系用阿克苏姆（Axsom 1989）的话来说就是：你为某件事情的付出越多，你将会越喜欢它。实际上早在1959年，心理学家阿伦森等人就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他们让自愿参加实验的女大学生讨论有关性的话题（这个问题在50年代是人们忌讳的一个话题），同时把被试分为高嘲笑组（被试在公共场合大声念一些淫秽的词）、中等嘲笑组（被试在他人面前读一些与性关联的词）、以及控制组。在实验开始之前，研究者告诉被试说为了保证他们讲的是自己的心里话，他们需要参加一个“尴尬测验”（Embarrassment），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上面的分组 。参加完测验之后，他们让被试戴上耳机，加入一个团体，一起谈论有关性问题。讨论完之后，研究者让被试用0~100分评价自己对讨论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高嘲笑组（97）的被试对小组讨论的评价要远远高于低嘲笑组（82）和控制组。阿伦森指出，努力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必然带来较高的认知失调，而为了减少失调，人们只能改变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从不喜欢变得喜欢。
（2）决策后失调
人们在任何一个决策做出之后均会产生失调，这种失调就叫做决策后失调（postdecision dissonance），它可以通过改变对最终选择的评估来减少。布瑞姆（Brehm 1965）用实验证了这种现象。在实验中他先让女性被试看八种东西，如闹钟、收音机、电热水瓶等，然后请她们写出对每件东西的喜欢程度。接着再从其中拿两样东西让被试看，并向她们说她可以拿走任何一件她所想要的，最后再请她们对每件产品重新评定一次。结果发现，在第二次评定时，被试强烈地倾向于增加对她所选择的物品的评估，而降低对放弃物品的评估。如表4-2：
表4-2 :决策后失调的减少
情境 所选物品 放弃物品 失调降低总数
高失调 +0.32 -0.53 +0.85
低失调 +0.25 -0.12 +0.37
无失调 0.00 无 0.00
注：表中高失调是指对两件物品最初评定很接近，低失调指两件
物品最初评定差别很大，无失调是指没有选择权。
* 对认知失调理论的批评
认知失调理论也有它的局限，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和自我确认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就提出了对它的意见。
贝姆提出的自我知觉理论认为，当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不一致时，人们首先会从外部去找行为的原因，在没有这样的因素时，才把它归于态度上。而这一过程并不一定有认知失调的产生，而是由理性决定的。有人对这两种理论做了对比之后指出：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态度是直接观察到的，失调团体中的态度往往被歪曲，并且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感受促使态度改变；而在自我知觉理论中，态度是通过行为来推断的，失调团体中的态度是通过理性分析来处理的，并且没有不愉快的感受促使人们去改变态度。
那么到底哪个理论对呢？法继欧在分析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之后认为，这两个理论可能都对，只是他们解释的情境不一样。认知失调理论在解释与自我密切关联的态度时是成功的，而自我知觉理论最有可能发生在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性较低的时候。阿伦森也指出，当一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与自我概念中的核心内容发生不一致的时候，用认知失调理论去预测更准确，而当问题与自我关系不大，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差距较小的时候，自我知觉理论更好。
斯蒂勒（Claude Steele）的自我确认理论则从自我同一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们有时候无须在想法等方面保持一致，而是存在着一种动机，使其保持自我的一致性。当一个人做了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时，他会重新检查自己的自我概念，在保持自我一致性的条件下才改变态度或行为。
3、说服与态度改变
人们经常通过说服来改变他人的态度，说服成了改变他人态度的最有效的方法。心理学家霍夫兰德（Hovland）和他的耶鲁大学的同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个说服模型，该模型涵盖了所有与说服效果有关的因素。
(1) 说服模型
我们在此所列的模型是一个以霍夫兰德模型为基础，由西尔斯加以简化的一个说服模型（如图4-8）。在这个模型中，外部刺激由说服者、说服信息和说服情境组成，其中说服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专业程度、可靠性和他是否受欢迎。说服对象的特点包括其投入或承诺、是否对说服有免疫力以及人格特征。在态度改变的作用过程中，被说服者首先要学习信息的内容，在学习的基础上发生情感转移，把对一个事物的感情转移到与该事物有关的其它事物之上。当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态度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一致性机制便开始起作用，一致性理论认为有许多种方式可用来减轻这种紧张。有时候人们还采用反驳的方式对待说服信息，按照认知反应论（Cognitive response theory）的观点，人们在接收到来自他人的信息后，会产生一系列的主动思考，这些反应进而决定个体对信息的整体反应。但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所引发的反驳的数量及性质，如果这种反驳过程受到干扰，则产生说服作用。说服结果有两个：一是态度改变，二是对抗说服，包括贬低信息来源、故意扭曲说服信息和对信息加以拒绝掩盖。
外部刺激 说服对象 作用过程 结 果
说服者 态度改变
或
信 息
情 境
图4-8： 基于Hovland观点的说服模型
（2）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
从说服模型可以看出，说服效果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说服者方面的因素
与说服者有关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说服者的可信度（Credibility），二是说服者的吸引力（Attractiveness）。其中可信度主要取决于专家资格（Expertise）和可靠性（Trustworthiness）。
专家资格：
在某些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在说服他人的时候比较有效，阿伦森等人（1963）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阿伦森告诉被试他们正在参加一项美学研究，并要求被试评价来自一些较无名气的现代诗里的九节诗句，然后读另外一个人对被试所不喜欢的一节的评价，这个人认为这首诗比被试评价的要好。有的人读到的文章是由一位著名诗人所写，有些人读到的文章则由一位不知名的大学生所写。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高可信度的说服者造成了更多的态度改变。
专栏4-2：可信度与睡眠效应
可信度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在睡眠效应（the sleeper effect）表现的最为显著。Kelman 和 Hovland 发现，态度改变的持续时间并不依赖于对该论点细节的记忆，而与说服者的可信度有很大的相关。在一项实验中他们操纵说服者的可信度，事后立即测量态度改变量，发现可信度高的说服者引起较多的态度改变。但是三个星期之后这种差异消失了，此时可信度低的说服者的影响力与可信度高的说服者的影响力相当。Kelman 和 Hovland把这种低可信度的说服者的影响力随时间推移而提高的现象叫做睡眠效应。但三周时如果提醒被试有关说服者可信度的信息，则由可信度所引起的差异将恢复。
图4-9：睡眠效应的证据
Cook 等人进一步研究了睡眠效应在什么情况下最易发生，指出当可信度这一线索一开始便与说服信息相联系时，该效应最可能发生。而如果这些线索在说服信息呈现之后出现，由于被说服者已经听完信息并加以认真考虑，这种效应不易出现。如果被试先听到这些线索再去听内容，他可能对内容完全不加注意，因而在忘掉说服者之后对信息内容毫无记忆。
由可信度引起的态度改变还有存在着一个有趣的争论：某一领域的专家能否把他的专业知识的影响转移到其它领域，如果可以，其影响到底有多大？比如一个诗人在文学领域颇受尊敬，他同时还有自己的教育与政治观点，他的意见会不会比其他在这一领域知名度较低的人更有分量？比他们更易让人产生态度改变？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在寻找答案。
可靠性：
说服者是否值得他人信任也对说服效果产生影响。如果人们认为说服者能从自己倡导的观点中获益，人们便会怀疑说服者的可靠性，此时即使他的观点很客观，人们也不大会相信。就象“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她的瓜未必不好，但人们因为其意图而不买她的瓜。沃尔斯特（Walster 1966）等人就证明了可靠性的效果。在实验中他们让罪犯和地方检查官支持增加或减少执法人员的权利，并且假设当他们支持的观点对自己不利时，说服效果最好。结果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图4-10）：检察官的说服力在要求增加执法人员的权利时有所下降，而罪犯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要求减少执法人员的权利时的说服力。
图4-10：可靠性与说服效果
（当说服者反对与自身利益相同的立场时，说服效果最大）
影响说服者说服效果的另一个因素是说服者的受欢迎程度，人们经常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使其与自己喜欢的人的一致。而说服者是否受人欢迎却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说服者的外表（Physical appearance）、是否可爱（Likability）以及与被说服者的相似性（Similarity）。
一般说来，外表漂亮的人在说服方面更有优势（Dion & Stein 1978; Chaiken & Eagly 1983），其中在差肯（Chaiken）的研究中，研究者让漂亮的人和一般人去说服大学生参加一个请愿活动，结果前者说服了43%的人，而后者说服了32%的人。其他的人甚至发现漂亮的说服者可以掩盖其讲话方式的不足。除了漂亮，一个人是否可爱以及乐观也会影响他的说服效果，因为一个可爱的人往往是吸引人的，而吸引人的特征可以提高他的说服力。相似性也是喜欢的重要基础，所以它也有助于态度改变，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与此有着紧密的关系。参照群体是个人认同的为其树立和维持判断标准、并提供比较框架的群体。如果人们重视自己所属的团体，它就是一个可信度极高的信息来源，成员信任它，并且相信信息的内容。人们常常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与自己相似的人一致。
* 说服信息方面的因素
我们想要说服别人，不仅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特性，而且也与我们说的话里所包含的信息有关，与此关联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说服信息所倡导的态度与被说服者原有态度之间的差距。一般说来，差距越大促使态度改变的潜在压力越大，实际的态度改变也较大。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差异越大的确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但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态度改变。有两项因素对这种关系有影响：第一，当差距过分大时，被说服者会发现自己的态度不可能改变到消除这种差异的地步，第二，差异太大会使人产生怀疑，从而贬低信息，而不是改变态度。弗里德曼等人对此的看法是：在某一限度内，态度改变随着差异的增加而增加，超过这个水平后，如果差异继续增加，态度改变开始减少。但是如果说服者的可信度高，他能产生最大态度改变的差异水平也就越大。
与说服信息有关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唤起的恐惧感，它的影响方式与第一种差距相类似。也就是说，随着信息唤起的恐惧感的增加，人们改变态度的可能性也增加；但是当信息唤起的恐惧感超过某一个界限之后，人们的态度反而不发生改变。所以当我们利用恐惧性的
与说服信息有关的第三个因素是信息的呈现方式，包括说服所使用的媒体和单面与双面说服。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大众传播加上面对面的交谈（mass media & face to face）的效果要好与单独的大众媒体。在说服信息非常复杂的时候，不生动的媒介（书面的信息）的效果较好，而当信息简单的时候，效果的顺序为视觉最好，听觉次之，书面语最差。从单面与双面呈现信息来看，当被说服者已经处于争论之中时双面说服的效果要比单面说服好，当人们最初同意该信息时单面说服的效果好。图4-11就体现了这一点：
图4-11：单面与双面说服
二战中德国战败以后，接受并承认日本很强大并相信太平洋战争将持续较长时间的美国士兵易被单面信息说服，而怀疑这些信息的士兵易被双面信息说服。（Hovland 1949）
* 被说服者方面的因素
一是被说服者的人格，它包括个体的可说服性、智力和自尊。有些人能被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信息所说服，霍夫兰德等把这种人格称为可说服性的人格；而有些人则是任何信息都难以说服的，这样的人不具备可说服性。智力对说服的影响并不象人们想象的智力越高越难以说服，而是智商高的人与低的人一样可以被说服，只是在论点很难的时候，智商才起作用。自尊心较弱的人往往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很敏感，不太相信自己，因而易被说服。
二是被说服者的心情，贾尼斯和他的同事（1965）通过研究指出，心情好的人更易于接受他人的说服性观点。在一项实验中，他们让有些被试在读说服性信息的时候有东西吃（可以让其心情好），而另一些被试则无，结果前一组发生了更大的态度改变。Gorn （1982）、Milliman （1986）发现同样的效果也发生在有美妙的音乐听的时候。Bohner（1992）与Schwarz 1990）用认知反应论的观点说明了心情的这种效应，他们认为心情好的人在争论出现时卷入较少，不愿去进行较深入的考虑，所以易被说服。心情对说服效果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幽默的作用上，幽默的说服者常常会使他人心情愉快，为了保持自己愉快的心情，人们不太愿意去追究事情的真正原因，经常容易接受他人的观点。
三是被说服者的卷入（involvement）程度，约翰逊等人（Johnson、Eagly 1989）认为，卷入是一种动机状态，它指向与自我概念相联系的态度，卷入越深，态度改变越难。Petty等人把卷入分成两种类型：与问题相关的卷入（Issue involvement）和与印象相关的卷入（Impression-relevant involvement）。前者主要强调态度所考虑的问题与自我概念中重要方面的关联，后者则主要强调个体的态度反应受到他人赞成或反对的影响。被试卷入对说服效果的影响也体现在角色扮演对改变人们某些顽固态度的作用上。以吸烟为例，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吸烟的危害，可是依旧有很多人戒不了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利用角色扮演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对吸烟的态度。Janis（1965）在一项有关戒烟的研究中，让被试扮演成一位肺癌患者。被试对自己的角色特别投入，他们看着X光片，假装自己正在与医生谈话，并想象自己正在手术室外面等待做手术，最后经历了由手术带来的痛苦。对这些人而言，这是一次激烈的情绪体验过程。结果很令人振奋：有这种经历的被试更成功地戒掉了抽烟。六个月后的追踪研究发现，经历这种经验的被试比没有此经历的被试戒烟更成功。
四是被说服者自身的免疫情况，正如人体对疾病的抵抗一样，过多的预先说服会使被说服者产生免疫力，从而使态度改变变得困难。父母在批评与责备孩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频繁的责备会使孩子产生免疫力，从而使得以后的说服工作变得很困难。
五是个体差异，包括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自我检控和年龄。认知需求是个体参与认知活动的意愿，高认知需求（NFC）的人喜欢从事复杂的认知任务，他们会分析情境，对认知活动作出细微的区分。Cacioppo 和Petty（1982 1992）指出高NFC的人对说服往往采取深层（central route）的处理方式，他们仔细分析说服情境中的信息，并尽量确定论点的好坏。而低NFC的人往往采取浅层（peripheral route）的加工方式，他们只考虑并依赖于偶然的线索和简单的规则，如说服者的吸引力或信息的长度。被说服者的自我检控程度也影响说服的效果。高自我检控的人对外界的线索敏感，而低自我检控的人对自己内在的要求更为关注。Snyder（1985）等人把自我检控与两种广告技巧联系在一起，其一叫做软销售（soft sell），它强调产品在广告中的视觉效果，如包装是否精美等，而不注意产品本身的成分。另一种策略叫硬销售（hard sell），它强调产品的质量、价值和用途，而不太强调外在的包装等线索。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高自我检控的人易受软销售策略的影响，而低自我检控的人易受硬销售策略的左右，如图4-12所示。年龄差异也影响说服效果。Schuman 和Scott
图4-12：自我监控与说服效果
（不同自我检控倾向的个体对两类广告的反映：以被试对产品的出价为效标）
（1989）提出的敏感期假设（impressionable years hypothesis）认为，从青少年时期到成人早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自我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处在这一阶段的人对他人的说服敏感，并且易接受他人的观点。Krosnick和Alwin（1989）对自1956到1980年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分析支持了这一假设，这些资料来自对2500选民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在所有的年龄段中，18到25岁的人在4年内态度改变最大。
* 情境因素
这方面的因素包括两个：一是预先警告，如果预先告诉或暗示被说服者他将收到与他立场相矛盾的信息，此时这个人的态度将难以改变，预先的警告会使人产生拒抗，但这仅限于讨厌的信息。Apsler（1968）的观点代表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当个体对问题了解得很多时，预先警告会引起拒抗，而当人们对该问题了解较少时，预先警告反而有助于态度改变。二是分散注意，分散注意力能减少抗拒，因而对改变态度有利。
（3）自我在说服中的角色
尽管我们罗列了一系列与说服有关的因素，比如可信的说服者、有说服力的信息、以及充分的论据等，但Simons（1971）认为人们是不可能说服他人的，除非他人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说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说服者创造适当情境，以使他人愿意改变态度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起着主要的作用。
早在1947年，心理学家勒温就研究了自我与说服的问题，发现人们自己寻找说服原因要比由说服者提供原因更有效。在这项研究中，勒温的任务是要说服美国人吃动物的内脏。他把参加研究的家庭主妇分成两组：一组先让她们看一段45分钟的演讲，演讲者强调吃动物内脏可以支援前线的将士，另外也讲了动物内脏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对人体有利；另一组的家庭主妇则没有看演讲，而是问她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家庭应该吃动物内脏？”并给她们45分钟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结果第一组只有3%的家庭吃动物内脏，而第二组有32%的家庭开始吃动物内脏，可见自己产生的说服更能使人们改变态度。
为什么自己产生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我说服使得人们的参与感加强，从而更倾向于自己所支持的态度；另外，当我们觉得他人想要说服我们时，我们往往以消极的态度对待之。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常常采用自己的论据，因为它来源于可靠的信息源 — 我们自己。
第四节 偏见问题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就注意到了偏见的影响：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偏见、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偏见、以及形形色色的种族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根源。了解偏见，并克服它的影响对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节我们所讨论的偏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
1、偏见问题概述
（1）什么是偏见？
偏见是人们以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为根据而形成的对其他人或群体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与影响。偏见与态度有关，但偏见又不同与态度。我们知道态度包含三个成分：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与态度的认知成分相对应的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它代表着人们对其他团体的成员所持的共有信念。偏见（prejudice）则是与情感要素相联系的倾向性，它对他人的评价建立在其所属的团体之上，而不是认识上。从这一点来看，偏见即不和逻辑，也不和情理。行为成分体现在歧视（discrimination）上，如招工时排除女性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2）人们为什么会有偏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观点，下面我们罗列几种相关的理论：
* 团体冲突理论
团体冲突（group conflict）理论认为为了争得稀有资源，如工作或石油等，团体之间会有偏见的产生，从这一点上来看，偏见实际上是团体冲突的表现。团体冲突理论还用相对剥夺的观点解释偏见何时产生，当人们认为自己有权获得某些利益却没有得到，这时他们若把自己与获得这种利益的团体相比较时，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最可能引发对立与偏见。
* 社会学习理论
Ashmore （1980）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偏见是偏见持有者的学习经验，在偏见的学习过程中，父母的榜样作用和新闻媒体宣传效果最为重要，儿童的种族偏见与政治倾向大部分来自父母，儿童所接受的新闻媒体的影响使得儿童学习到了对其他人（比如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偏见。
* 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用分类、图式与认知建构等解释偏见的产生，认为人们对陌生人的恐惧（贬低对他们的认识）、对内团体与外团体的不同对待方式（喜欢内团体的人，排斥外团体的人）以及基于歧视的许多假相关（多数人与少数人不良行为的比率相同，但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被过分估计）等都助长了我们对他人的偏见。
* 心理动力理论
心理动力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用个人内部的因素解释偏见，认为偏见是由个体内部发生、发展的动机性紧张状态引起的。心理动力理论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把偏见看成是一种替代性的攻击，另一种形式则将偏见视为一种人格反常，偏见是一种人格病变。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Adorno（1950）对“权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研究。他发现30年代德国人的反犹太情绪是由权威性人格中发展起来的，这一人格的特征包括：对传统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绝对固执；认同并夸大权威；将对某些人的敌意扩大到一般人身上；具有神秘及迷信的心理倾向。
2、偏见的影响与克服
（1）偏见的影响
* 对知觉的影响
偏见会影响到人们对他人的知觉，以性别偏见为例，尽管照片上男性与女性的身高一样，但人们的实际判断依然有很大的差异。如图4-13：
男性照片
女性照片
控制组 告知组 激起组
图4-13：性别偏见的表现
在控制组条件下不告诉被试任何东西；在告知条件下，告诉被试之所以选择这两张相片是因为照片上的男女一样高；而激起条件下，告诉被试他们如果判断准的话有一笔奖金，同时还告知他们照片上的男女一样高。这种知觉还表现在许多其他的领域，比如白人评判者认为黑人儿童画的画比白人儿童的更危险。
Spencer和 Steele（1995）在研究针对女性数学能力的刻板印象时发现，男性与女性数学能力的差异受测验指导语的影响，在测验之前如果告诉参加测验的男女生这个测验会有性别差异（男性成绩优于女性），则实际测验能发现这种差异；如果测验前告诉被试该测验不会有性别差异，则这种差异也确实消失。
* 对他人行为的影响
我们对他人的偏见也影响他人实际的行为表现，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中。偏见不仅影响偏见持有者自己的行为，而且也影响对方的行为，偏见持有者对对方的预期会使对方按照自己的预期去表现行为，Rosenthal（1978）把这种个体使得目标对象产生符合预期行为的现象叫做自证预言，也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
（2）消除偏见的方法
消除偏见的方法很多，主要包括：
* 社会化
儿童青少年的偏见主要通过社会化过程形成，因而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可以减少或消除偏见，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父母与周围环境以及媒体的的影响。
* 受教育水平
接受的教育越多，人们的偏见将越少。有时候人们的偏见更多地来源于自己的无知和狭隘，所以通过让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来减少偏见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 直接接触
Amir（1969）、Brewer与 Miller（1984）提出的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对立团体之间的直接接触能够减少他们之间存在的偏见。这里所指的条件包括：地位平等（Pettigrew，1969）；有亲密的接触（Cook 1964 ，Herek 1993）；团体内部有合作，并有成功的机会（Aronson 1978）；团体内部有支持平等的规范（Blanchard 1991）。基于这一假设，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奥运会等都可以克服人们之间的偏见。
（4）自我检控
由于偏见本身也与认知过程有关，所以通过对认知过程的检控也可以减少偏见。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有偏见时，通过静下心来想、抑制自己的偏见反应等减少之。在此过程中，内疚感、自我批评、搜寻引发偏见反应的情境线索都有助于偏见的消除或减少。
本章推荐读物：
Ajizen, I.（1988）.Attitude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Chicago: Dorsey.这本书是对有计划行为理论及其发展陈述最完整的一本书。
Alwin, D. F., Cohen, R. L., & Newcomb, T. N.（1991）.Pers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Attitude persistence and changes over the lifespa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这本书是Newcomb50年有关态度研究的总结，它包含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政治和社会态度研究的成果。
Eagly, A. H., & Chaiken, S.（1993）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这本书对有关态度的研究和理论做了较为完整的陈述。
Perloff, R.. M.（1993）.The dynamic of persuas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这本书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有关说服的研究。
Petty, R. E. & Cacioppo, J. T.（1986）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 . New York: Springer. 该书的作者系统地分析了浅层和深层说服的问题。
本章复习题：
1．什么是态度？它包含哪些心理成分？
2．通过态度预测行为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因素？
3．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测量人们的态度？
4．简述有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
5．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是怎样解释态度改变的？
6．不当理由、自由选择以及努力因素与认知失调有什么样的关系？
7．从说服模型论述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
8．什么是偏见？人们为什么会有偏见？怎样克服人们的偏见？
第五章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结成的心理关系，它表现在人们对他人的影响与依赖。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众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可以使我们克服生活中的寂寞，而且人际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对中国人来说，人际关系更是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之上，这种对关系的强调有它好的一面，比如由于强调与他人的联系，使得中国人比较强调内团体的利益与和谐；另一方面，这种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又使得人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依赖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论证分析人际关系的问题，主要讨论人际吸引和亲密关系以及爱情等问题。
第一节 人际吸引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前提。心理学家鲍麦斯特（Baumeister 1995）等人就指出：归属的需要（Need for belong）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最广泛的社会动机。拉尔森（Larson 1981）在研究了人们的时间利用时也发现人们大部分是时间与他人在一起（青少年74%，成人71%），并且和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个体表现得更快乐、警觉和兴奋。Waal（1989）对大猩猩和猴子的比较研究暗示这种亲和需求存在着生物基础，也就是说，人们寻求与他人交往、交朋友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亲密关系的倾向源于自身生存的遗传特质，为了生存，人们需要和他人交往。
1、人们为什么互相吸引？
（1）人类的亲和的动机
心理学家阿特金森（1954）、McAdams（1980）等人认为，有两种动机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一是亲和需求（The need for affiliation），它是指一个人寻求和保持许多积极人际关系的愿望；二是亲密需求（The need for intimacy），指人们追求温暖、亲密关系的愿望。
人类的亲和需求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与社会比较有关，它强调人们通过社会比较获得有关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知识。比如沙赫特（Schachter1959）就发现，和他人在一起可以减少个体的恐惧和焦虑。在一项研究中，沙赫特告诉女性被试她们要参加一项电击如何影响生理反应的实验。在“高焦虑”组里，被试被告知电击很痛但不会对她们造成伤害；“低焦虑”组的被试则被告知电击就象打针一样只有一点痛。实际上她们不会受到电击，实验者只是想让被试相信自己不久将会受到这样的电击。之后，沙赫特告诉被试由于实验用的仪器还没有装配好，请她们等10分钟。并且告诉被试她们可以自己单独等，也可以与其他被试一起等。结果如图5-1所示：
图5-1：不同焦虑情况下人们的选择
在高度焦虑时，人们选择与他人一起等待，而在低度焦虑情况下却更愿意独自等待。沙赫特
用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来解释这种现象，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与他人亲近，是为了拿自己的感觉与其他在同样情境下的人比较。米勒（Miller 1984）进一步认为，人们不仅通过社会比较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和自我概念，而且通过它获取有关自己情绪甚至朋友选择方面的信息。
第二个因素与社会交换有关，它强调人们通过社会交换获得心理与物质酬赏。按照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观点，人们会尽量寻求并维持酬赏大于付出的人际关系。对于亲和需求的作用，魏斯（Robert Weiss 1974）指出它可以提供六种重要的酬赏：
依附（Attachment）：指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所提供给个体的安全及舒适感，这种依附小时候指向父母，成人后则针对配偶或亲密朋友。
社会整和（Social integration）：通过亲和与他人交往，并与他人拥有相同的观点和态度，产生团体归属感。
价值保证（Reassurance of worth）：得到别人支持时所产生的自己有能力有价值的感觉。
可靠的同盟感（A sense of reliable alliance）：通过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意识到当自己需要帮助时，他人会伸出援助之手。
得到指导（The obtaining of guidance）：与他人交往可以使我们从他人那儿获得有价值的指导，比如从医生、朋友以及老师等处。
受教育机会（The opportunity of nurturance）：与他人交往能够使我们有机会接受来自他人的教育。
（2）为了克服寂寞
人们与他人交往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克服寂寞。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寂寞的体验，什么是寂寞呢？心理学对寂寞所做的定义是：指当人们的社会关系缺乏某些重要成分时所引起的一种主观上的不愉快感。比如当你远离自己的故乡来到北京或是去国外留学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周内，由于人生地不熟，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关系当中缺乏你所需要的支持与关爱，你必然会有寂寞的体验。
心理学家魏斯把寂寞分为情绪性的寂寞（Emotional loneliness）和社会性寂寞（Social loneliness）：前者是指没有任何亲密的人可以依附而引起的寂寞，比如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一个人需要建立一个家庭，并把配偶当作亲密的人来依附，而如果一个人到了40岁还未成家，他又与父母及朋友住得较远，这样的人常常会体验到情绪性的寂寞。社会性寂寞则是指当个体缺乏社会整合感或缺乏由朋友或同事等所提供的团体归属感时产生的寂寞。比如远在国外生活的人常常会因为缺乏社会整合感和团体归属感而产生社会性寂寞。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很难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因此常常会产生社会性寂寞。
在谈到寂寞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弄清楚它与孤独（Aloneness）的不同：孤独是一种与他人隔离的客观状态，孤独可以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如宗教领袖与伟人经常是孤独的，但是他们是在孤独中探索精神的启示与世俗的的进步，所以尽管孤独却并不寂寞，可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必要的关联。
专栏5-1： 校园里的寂寞
对许多学生而言，进入大学的兴奋总是夹杂着寂寞感，因为必须离开家人及朋友，并对于重新面临的社会生活感到焦虑。正如一个学生所说：“进入北大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在高中时曾是‘模范生’及‘最受欢迎的学生’，现在都得从头开始。起初，除了陌生人外，什么都看不到，这点很难适应，但我发现自己已渐渐习惯。”
为了了解进入大学后个人生活的改变，卡特娜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最初的几周内，75%的报告了寂寞的经验，40%以上的人报告极严重。7个月之后仍有25%的人感到寂寞。卡特娜还研究了那些克服了寂寞的学生与仍感寂寞的学生的差异，发现他们最大的差异在态度上：假如在刚开学时，学生便预期将交到很多新朋友，并对自己的人格自信时，几个月后寂寞便恢复正常。因此卡特娜指出乐观及自信是创造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其他心理学家还发现，有寂寞感的大学生在与他人互动时自我中心的倾向很高。还有人发现有寂寞感的学生的自我展露的方式也不同于一般人，他们不会对刚认识的人说真心话，且不轻易透露关于自己的信息。
寂寞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经历长期寂寞，有时也叫慢性寂寞（Chronic loneliness），他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将会受到影响。心理学家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它与青少年问题结合在一起，着重分析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寂寞感的影响，得到了对我们的生活很有价值的一些结论。
自80年以来离婚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Bane（1976）根据一项调查指出，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孩子在18岁之前有父母离异的经验。而在目前的中国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变化，离婚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据一项统计结果显示，1998年我国上海市和黑龙江省的离婚率（全国离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千分之四，比日本的离婚率要高。所以关注离婚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影响是保证下一代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
早在80年代初，Longfellow在研究离婚的影响时就发现：父母离异的孩子长大后较易感到寂寞。Rubenstein（1982）等人则进一步发现，孩子的寂寞感与父母离婚时孩子的年龄有关。如果父母离异发生在孩子6岁以前的话，寂寞更可能在孩子身上发生。在研究中为了确认孩子的寂寞感确实由父母离婚引起，Rubenstein还对比了父母离异的孩子和双亲中一方自然死亡的孩子在寂寞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在儿童时期双亲之一自然死亡的人，在他长大后所体验到的寂寞与正常人一样。
Rubenstein在解释此结果时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孩子的归因：较小的孩子常将父母的离异归于自己身上，虽然这是不合理的信念，但孩子们却相信是自己使父母离异，这种倾向在学龄前儿童身上尤其强烈。但如果父母离婚时孩子较大，他们通常较能理解父母的离婚并非自己的过错。另外，由归因所引起的这种自我责备常常会在孩子的心理生留下阴影，并进一步伤及孩子的自尊心。第二个原因与这些孩子对待他人的态度有关：父母离异的孩子也可能将他人视为排斥性及不可信赖的，他们常常认为父母是不值得尊敬、令人挫折的，因此他可能会将这种知觉概化到一般人身上，认为其他人也不值得信赖，人际关系不可靠，不愿与他人交往，从而产生寂寞感。有许多因素影响人们的寂寞感：
婚姻与经济状况：一般说来已婚者的寂寞感较少，然而如果已婚者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或是缺少朋友的化，他们也会感到寂寞。贫穷的人比富有的人寂寞感强，这也许与后者有较多的时间和金钱从事休闲活动有关。
年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年纪大的人较寂寞，但实际研究发现青少年最寂寞。Parlee（1979）在一项调查中发现：18岁以下的人哟79%说他们有时或经常感到寂寞，在45到54岁的人群中只有53%这样回答，而55岁以上的人同样回答的比例降到了37%。对于这种年龄差异，心理学家不能肯定其原因，有人认为这与年轻人愿意说出自己的寂寞感有关，也有人认为与年轻人的生活变化多有关。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会日趋稳定，加上社交技巧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预期的日益实际化，人们的寂寞感降低了。
人格因素：寂寞的人比较内向、害羞、自尊心低、社交技巧差。寂寞也常常与焦虑和忧郁联结在一起，这些人格因素里有一些可以同时是寂寞的起因及结果。例如，自尊心低的人可能不愿在社会生活里冒险，使得他不易和他人形成人际关系，从而加重了寂寞；反过来长期的寂寞经验可能使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社交上的失败者，使自尊心更低，更不愿意与他人交往。
尽管上述因素对寂寞感有影响，但更多的心理学家则相信寂寞与社交技巧（Social skill）有着更紧密的关系。Solano和Koester（1989）发现，有慢性寂寞的人常常是那些缺乏社交技巧的人，所以要想克服寂寞，首先需要提高他们的社交技巧。Kupke（1979）和Vangelisti（1991）等人提出了一些提高社交技巧的建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对他人的关注：向他人多问问题，并表现出对他人话题的兴趣，而不要只是被动地对他人的问题做出回答，或者只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二是培养自己认识并遵从社会规范的能力：可以通过Adams等人（1988）的社会技巧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来提高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能力。这种训练先让观察很会交往的人的行为（起示范作用）；接着让缺乏社交技巧的人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解决自己在不同情境中遇到的交往问题；之后让他们观看自己与他人交往的录像，并提供必要的反馈。采用这种训练可以使人们学习到怎样开始一个话题、怎样处理沉默期、怎样使用非语言的交流线索、以及怎样倾听别人的观点等。
2、人际吸引的基本原则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第一印象最重要的维度是评价，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喜欢一些人而不喜欢另外一些人？最普遍的答案是：我们喜欢那些能给我们好处的人。学习理论与诱因论提出的吸引原则说明了这个问题。
（1）强化原则
强化是学习理论的基本原则，用在人际吸引上就是我们喜欢能给予我们酬赏的人，讨厌给我们惩罚的人。许多研究显示，我们喜欢对我们作正性评价的人，而反对对我们做消极评价的人。比如在一项实验里，阿伦森（1965）让自己的助手假扮成被试与另一名真正的被试进行一系列简单的交往。每次交往之后，被试偶尔还会听到实验中的助手与实验者的谈话，谈话中助手提到了他对被试的评价。在第一种情况下，实验助手很会做人，他总是说自己喜欢被试；而在另一组里，助手总是挑被试的毛病。实验结束后，试验者让被试评价他对助手的喜欢程度，结果如表5-1所示。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当被试偶然偷偷听到他人对自己做好的评价时，会更加喜欢助手。
表5-1：由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产生的喜欢与不喜欢
实验条件 被试对助手的喜欢程度
实验助手做正性评估 6.4
实验助手做负性评估 2.5
（表内数字是在-10~+10量表上的评定）
（2）社会交换
人们是否喜欢某个人取决于这个人提供给我们的成本及利益的评价，如果在与某个人的交往中，我们获得得收益大于成本，我们就会和他继续交往下去，并且对这种交往的评价也较高；如果在交往中付出多，收益少，则交往有可能中断，我们对这种交往的评价也低。关于社会交换理论我们以后再细讲。
（3）联结原则
我们喜欢那些与美好经验联结在一起的人，而厌恶那些与不愉快经验联结在一起的人（Clore 1974）。May和Hamilton（1980）的一项研究就证明了这种效果，研究中主试让大学生被试听他们最喜欢的摇滚乐或最不喜欢的前卫派古典音乐（学生被分成两组），在听音乐的同时让他们评价一个陌生男子的照片。结果发现当照片与他们最喜欢的摇滚乐结合时，学生对陌生男子照片的评价也较有利。
3、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
许多因素对人际吸引有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重要：
（1）个人特质
一个人的某些特征会决定他是否受人喜爱。在一项研究中，Anderson（1968）收集了555个用来描述个人特质的形容词，让大学生评定对具有其中某项特质的个体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对6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真诚是最重要的特质，在评价最高的八项形容词中占了六项（真诚的、诚实的、忠诚的、真实的、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另二项特质为“温暖”及“能力”，而被评定为最低的特征为说谎及欺骗。这个结果和我们在第二章里讲到的有关总统特质的结论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一个人是否真诚决定着我们是不是会喜欢这个人。总的来看，影响人际吸引的个人特质包括三个：
一是个人的温暖（Personal warmth）：温暖是影响我们形成对他人第一印象的主要特质，什么因素让人觉得温暖呢？Foikes（1977）指出：当人们对其他人有正性态度时便表现出温暖，而温暖的人较受人欢迎。
二是能力：人们往往比较喜欢有能力的人，能力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智力、社交技巧等。在社会时候中，聪明的人较受欢迎，但有时候过于完美反而引起他人不舒服。阿伦森等人（1966）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中让被试听录音带，录音带的内容是讲一个学生参加某一测验。在一种情况下，这个学生表现优异，几乎答对了所有问题，而另一组里的学生表现平平。测验结束后，部分被试还听到录音带上的学生不小心把咖啡倒在自己的衣服上。实验结果确实证明了“能力使人喜欢的一般效果，即表现优异的人受人欢迎。但是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当优异者犯了一点小小的疏忽或失态时，比他毫无失误时更受欢迎。
三是外表的吸引力：人们最容易注意到的是他人的外表，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漂亮的人更招人喜爱。例如，Walster在一项“电脑约会”的实验中发现不论男性与女性，漂亮的人更受欢迎。外表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力，一是因为晕轮效应的存在，用Dion的话来讲就是“美的就是好的（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另一个因素是所谓的“漂亮的辐射效应”（Radiating effect of beauty）：人们认为让别人看到自己和特别漂亮的人在一起，能提高他们的大众形象，就象对方的光环笼罩着自己一样。
有意思的是心理学家想要知道是否存在衡量美貌的统一标准？早在1951年，人类学家Ford 和Beach通过对190个部落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女性的美貌的关注要远远超过男性，但没有发现有统一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Franzoi（（1987）等人的观点常常被大家接受，他认为尽管统一的美的标准不存在，但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文化内，人们对什么是美还是有共同的看法。比如古希腊的人认为男性的身体比女性的更能代表美（Fallon 1990），罗马帝国则以瘦为美，到了中世纪晚期则以健壮为美（Garner 1983）。19世纪早期的北美和欧洲，中产阶级的妇女经常用束身的方法保持体型，以追求维多利亚时代的病态美——18英寸的腰身。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更多的妇女成为职业女性，健康、丰满又成了美的象征。而在同一文化内部，社会生物学家Furnham（1983）和Hatfield（1986）认为也有一些标准与美貌相联系，如人们在判断女性是否漂亮的时候往往以长相和年轻为依据。对男性来说，有一张娃娃脸（大眼睛和小鼻子）足以使女性喜欢。
专栏5-2： 针对美貌的刻板印象及美貌的相对性
Dion发现人们对长相漂亮的人的评价要高与一般的人，人们往往认为漂亮的人婚姻幸福，社会与职业较成功，威望也高。与不漂亮的人相比，漂亮的个体更为自信、温暖、诚实、强壮、谦虚、友好、合群及有知识。正如在前面讲过的，漂亮在很多方面影响人们的生活。
但是漂亮并不是绝对的。比如影视世界往往被漂亮的人占据，一些人认为这些完美的形象产生了一种不实际的标准，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些传播媒体所造成的漂亮标准，在日常生活里是否确实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方式？为了验证这一点，肯贝利等人（1989）设计了一项现场研究。他们在男性大学生看一部“霹雳娇娃”（由三位漂亮女性主演的电视片）的前后访问这些大学生。实验中两名实验者的助手到大学生宿舍，请他们帮忙解决一项私人争论，让大学生评定照片（这张照片事先已被评定为中等，在一个7分量表上得4分）上的女孩的漂亮程度。正如预测的一样，刚刚看过“霹雳娇娃”的男学生对相片上女孩的评价比未看过的低。该研究揭示了漂亮的对比效果（contrast effect）：外貌一般的人常因为另一个刚出现过的异常漂亮者，而被认为较不具吸引力。
Kernis 和Wheeler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想知道相对效果在什么情况下产生，而与其相反的辐射效应又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他们假设是由于长相一般的人和漂亮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这种差异。为此Kernis设计了一项研究，实验中被试看到两个人，其中一位是长相一般的目标个体，另一位是外貌较好或是其貌不扬的比较个体，这两个人有时扮成朋友，有时为陌生人。这两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陌生人、朋友）：当他们被认为是陌生人时，产生相对效果（即相貌平凡的人与漂亮的人在一起时，被评定为较不吸引人），而当两人是朋友时，产生辐射效应。
（2）相似性
人们倾向于喜欢在态度、价值观、兴趣、背景及人格等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 Kandel（1978）对2000名高中生的友谊关系所做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让每一位学生写出他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并详细填写有关自己的背景及态度的问卷，大部分学生最好的朋友在性别、年级、年龄及种族上、学业态度、对药物的态度等方面与自己都很相似。
对人际吸引有重要影响的相似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特征的相似性（demographic similarity），它包括性别、种族背景、宗教、社会阶层以及年龄。二是态度的相似性（attitudinal similarity）。在Byrne（1971）的一项相识研究中，被试在填写完一份态度问卷然后，主试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个人，同时要求这个人要把自己在该态度问卷上的回答大声念给被试听。实际上这个人所念的问卷是由主试替他填好的，有些情况下这些回答与被试的一致，有些情况下则差别较大。念完之后要求被试评价对这个人的喜欢程度，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态度的相似性导致了喜欢程度的增加，如图5-2所示：
图5-2：态度相似性与吸引力的关系（Byrne 1971）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表相似性也影响人际吸引。在选择约会对象及婚姻方面，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长相上相似的异性做伴侣，Berscheid（1971）这种倾向被称为“匹配假设”（Matching hypothesis）。 Hill（1976）对约会情侣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情侣在年龄、智力、宗教、外表吸引力、甚至身高上都很相似，在研究中Hill还发现那些背景最相似的情侣，一年以后分手可能性也小。Feingold （1988）认为之所以出现“匹配假设”，是因为人们认为与自己长相接近的人与自己有相同的社会交换价值。
为什么相似性对人际吸引如此重要？Festinger（1954）、Goethals（1986）用通过社会比较的自我确认理论（Self-validation）解释之。他们认为当情境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确认自己。而选择那些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人交往能使我们的自我概念得以确认，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般同意我们的主张，对我们的观点加以支持，使我们有信心。海德的平衡理论则认为，个体有强烈的欲望要维持自己对他人或事物态度的协调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喜欢或不喜欢来达到：喜欢某个人，而同时与他在某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将导致心理上的不愉快，因此人们便借喜欢那些支持自己意见的人，或反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从而使认知达到平衡。
（3）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在恋爱与婚姻关系中，人们有时候喜欢与自己在某些方面相反的人。Buss（1989）对37个文化群体的研究发现，在异性关系中男性喜欢年轻的女性，而女性却喜欢老一点的男人（西班牙除外）。Davis（1990）把这种现象叫做相貌换地位（looks-for-status）：男性喜欢年轻女性是因为她们漂亮，而女性喜欢老一点的男性是因为他们成熟且有地位。Townsend和 Levy（1990）用实验支持这一结论，他们确实发现在大学生中，一个男性只要有地位，他即使不漂亮也能吸引女性；而没有地位的女性只要长相好，她依然吸引男性。但这一效应反过来却不成立：女性用地位补偿长相或男性以长相弥补地位都不可能。这种互补性有时候也表现在交往双方的性格上，比如夫妻双方性格的互补性就能使家庭时候更有意思。
（4）熟悉性（familiarity）
熟悉性也会对人际吸引起作用。以巴黎人对艾菲尔铁塔为例，开始建造时人们非常愤怒，认为它很讨厌，就好象在这美丽的城市栓上一颗大螺丝，破坏了原来的景色。可是今天，它变成了令人喜爱的纪念塔，甚至成为巴黎的象征，是熟悉培养了人们对他的喜欢。
熟悉性导致喜欢的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曝光效应，某个人只要经常出现在你的眼前，就能增加你对他的喜欢程度。除了Moreland和Zajonc等人的研究，Mita等人（1977）还通过人们对自己脸孔的反应说明了这种现象。我们知道，每个人所看到的自己的脸与他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自己看到的经常是镜中的像，而他人看到的经常是客观的形象。根据曝光效应的假设，外人应该喜欢他们从平常的角度所看到的脸，而自己应该喜欢这张脸的镜中影像。 Mita照下一些女学生的照片，然后将它呈现给她们本人及她的朋友看，有些照片是正常照片，有些则洗出它的负相（与镜中看到的相同）。结果照片本人更喜欢镜中的影像（68%：32%），其他人更喜欢正常照片（61%：39%）。当然，曝光效应也有限制：一开始对他人的态度是喜欢或至少是中性时，见的越多才越喜欢。如果一开始就讨厌对方，那么见得越多反而越讨厌。
熟悉性与喜欢的关系也被用在在政治生活中，随着选举制度的民主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意识到政治广告的有效性问题。所以曝光效应经常被用在政治广告中，许多候选人花大量的钱在广告上宣传自己，但这种出现率的增加能吸引人们为他投票吗？Grush（1978）认为，政治广告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效：一是参选的人数众多，假如没有广告，选民很难辨别谁是谁；二是所有的候选人都有许多广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便可能落选；三是一个候选人在此之前无名气，所以不会过度曝光。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下，得票数将受候选人知名度的影响。
熟悉性是如何起作用呢？到目前为止确切原因还难以找到。Bornstein（1989）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之，他认为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常以小心的方式去应付不熟悉的物体或情境，而这种针对不熟悉情境的谨慎又加强了我们的生物适应性。通过与这些环境不停地相互作用，给我们带来危险的不熟悉的事物逐渐为我们所适应，也就变得熟悉与安全了。随着戒心的解除和舒服性的上升，人们对该事物的正性情感也必然增加。也有一些人从其他方面解释熟悉性的影响，他们认为重复出现可以增加对某个人的再认，这是开始喜欢的第一步，同时熟悉他人时对其行为的预测变得容易，熟悉性也引发了相似性。
（5）接近性（proximity）
与他人住得近也是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之一，Whyte等（1965）对社区友谊模式的研究发现，人们所结成的友谊模式受到人们之间物理距离的影响，住得越近就越有可能成为朋友。接近性为什么能引起喜欢呢？首先，接近性能增加熟悉性，而越熟悉，喜欢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接近性也与相似性有关，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往往选择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为邻居，比如教师愿意与教师住在一个社区里，而高收入阶层的人也选择同样的他人为邻居。最后，从社会交换的观点看，物理距离上的接近性使得你更易获得来自他人的好处，他人可以随时来帮助你，与这样的人交往你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多的好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物理距离上的接近性成为影响人际吸引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亲密关系
人际吸引是人际关系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基础，在人际吸引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关系会从一般性的关系发展到亲密关系。朋友、恋人、夫妻以及家庭等关系都属于亲密关系，这些亲密关系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我们就分析自己这些亲密关系及其影响。
1．亲密关系概述
（1）亲密关系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