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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中译者序（一）
中译者序（二）
作者前言
第一卷 群体的一股特征 (一)
第一卷 群体的一股特征 (二)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一）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二）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三）
第三卷 群体的分类（一）
第三卷 群体的分类（二）
中译者序(一)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冯克利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
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似乎热爱自由，
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帕制度与大革命》
英雄豪杰与民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孰轻孰重，历来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个非常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明白易懂的话让人觉得平实而中肯，可以省去我们做历史辩证法深思的不少麻烦。然而，这些历史中的好汉（或英雄）与帮手的学术地位，却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是给英雄出谋划策的各类宝鉴，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而就那些帮手们而言，在"群众社会"到来之前，操持着改变或维持历史方向的势力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遍布于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将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鲜有人把他们作为一个心理实体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民主时代的到来。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讨论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竟稿中，曾根据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变化，对决定着后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作了十分深入而生动的说明。①他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有着一个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前提，即民主化使得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已逐渐被平等人权和参与扩大的主张所消解，由此使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被遗忘了的勒庞
然而，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伯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冲忡。从这个角度讲，法国人勒庞在两个世纪之交写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
勒庞（Gustave In Bon，1841－1931）是何许人物？本来我们对这位当年法国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鹤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②惜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勒庞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俄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不过这些著作因为既不十分合乎学术规范，又是一些过于严肃的话题，因此大多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惟独《乌合之众》一书却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它在1895年出版后，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在主要的网上书店也仍可看到此书的多个网页和读者针对此书的一些奇谈怪论。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Ceomp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推一希望。"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庞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的边缘人物。当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盎格鲁一萨克逊种族"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制度的赞扬，不过要论系统与深刻，他远远不及自己同胞中的大师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甚至与比他年长一辈的希波某特·泰纳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只说他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情结，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思想特色和对后世的持久影响。他的思想价值来自别处。
罗伯特·墨顿（Rwt Merton）在为此书的简装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曾特别提到了奥尔波特（Goldn W．Allpo）给予勒庞的极高评价。这位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说，"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墨顿先生则认为，"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持论稳健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只要读一下勒庞此书，人们想必也会很容易理解以上这些言论。的确，对于20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如想对其寻求一点心理学上的理解，从勒庞那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2．研究的两个起点
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在后世享有持久的影响，说来不难理解，因为他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所针对的社会背景，至今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勒庞虽然从学术角度讲经常表现得十分"外行"，却对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出自直觉的深刻感受力。
首先，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层面，则是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众的崛起"有着"命运"一般无可逃避的特点。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勒庞认为，"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在勒庞看来，这个"群体的时代"表现在观念变迁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广泛普及，它让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勒庞深感恐惧，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勒庞讨论群体心理的另一个出发点，说起来也许为今人所不齿，却是激发他在这个主题上不断著书立说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我们也不能轻言它已完全成为过去。他强调，遗传赋予每个种族（Rac一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勒庞对这种"种族特性"的强调，在一百多年前不但是西欧精神生活中的流行语，而且波及许多处在现代化过程边缘的地区，这在鲁迅先生对"国民性"（这正与勒庞喜欢用的"gedus of。e"一词含义相同）的反省，以及我们至今余韵犹存的"民族生存"意识中，都有很明确的反映。这种源自19世纪"科学人类学"大发展的种族主义，其最极端的表现之一，当属勒庞的同胞戈宾诺（JosdeArthr de GObineau）所发展出来的"灵肉统一论"，它力求在人种的生理解剖学特征与其精神现象之间找到某些一致性，继而把它扩展到用来解释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和政治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勒庞身处当时的思想氛围，自然不会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从戈宾诺等人的这种种族人类学的思想中，接受了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神秘主义种族概念，认为"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因此一些学者据此把他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看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平心而论，勒庞用来建立群体心理学理论的种族观念，却没有很多"科学人类学"中的生物学色彩。他更多地把种族看作一个"历史的"和"文化的"概念。墨顿在给《乌合之众》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勒庞在历史科学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他的一个幸运的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在实践中并没有否定史实的作用。但是读过勒庞的书后，我们也许会倾向于认为，更堪当此论的应是勒庞有着种族主义倾向的文化立场，因为正是它有力地刺激了勒庞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1894年他出版第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严，便花费大量篇幅，探讨在不同种族之间无法做到"观念移植不走样"的原因一譬如英法两个"种族"，因其"国民性"使然，对"民主"、"自由"之类的相同观念，便会有非常不同甚至对立的解释。正是因为对群体特征差异造成的民族命运——尤其是他自己所属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有着一份强烈的关切，才促使他进而提出了自己带有"通论"性质的群体心理学理论。
3．低劣的群体心态
每个种族虽然有相对于其他种族而言独特的天性，但是勒庞根据对若干重大历史事变（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和发生在他周围的一些事实的观察，又认为不管是什么种族，当其中的个体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心理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也正是对这些不同之处所做的研究，构成了勒庞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他的笔下，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其中个人的行为方式，会表现得与他们一人独处时有明显的差别。勒庞为证明这些差别所列举的证据，当然尚没有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但是正如后来在勒庞提供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弗洛伊德所言，勒庞过人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的确，凡是读过《乌合之众》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它虽然偏见多多，却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对于群体行为中的那些同个人行为心理学十分不同的特点，勒庞以经常是十分夸张的口吻，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按他的评价，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勒庞当然尚不具备发展出"权威主义人格"之类见解的能力，但是他明确指出，群体中个人的个性因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个人因为参与到群体中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概括起来说大体如下。
首先，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tmity ofCrowds）"，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用他的话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庞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当然，从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制立场上说，这种在群体中消失了个人利益和目标的人会变成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所谓"法不贪众"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勒庞这些思想所提出的最大挑战对象，便是18世纪以后启蒙哲学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在他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在同人类的各种作为文明动力的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这也是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在面对群体（不管其中的个人有多么高的智力水平）时，必须使它们低俗化和简单化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勒庞
是可做乔治·奥威尔的老师的，他不但知道在"政治和语言的堕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指出"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并不全是宣传者的过错，因为这些东西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这些在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念，其威力只同它所唤醒的形象而不是它们的真实含义有关。只有这些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观念，才能在群体眼里具有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让群体"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一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因此，那些详加分析便会歧义纷呈的观念——例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所以具有神奇的威力，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好像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于此，我们也许更容易理解像韦伯和罗素这些曾经有志于参政的大思想家为何失败了。在观念简单化效应的作用下，凡是抱着怀疑的精神、相信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极不易发现"确定性真理"的人，尤其是一个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的方式说明问题的人，在群体中是没有地位的；当面对激奋的群情时，他尤其会生出苍白无力的感觉，因为他意识到他要与之作对的，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还有"多数的力量"，还有贯彻这种行为时的偏执态度。我们更能理解，所谓专业精英，不管其智力多么高强，他陈明利害得失的理性努力，面对被空洞的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反而会感觉自己十分迂腐和无聊。更为可悲的是，面对群众的荒谬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弗洛姆曾从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边缘化或受其排挤而导致的内心焦虑出发，对这种放弃独立判断能力的过程做过分析，他所说的人们情愿"逃避自由"的原因，便包括着在这种内心焦虑的压力下，人们会情不自禁放弃个人立场的倾向，因为正如勒庞的解释所表明的，怀疑造成的不明确性，不但不会让群众喜欢，而且有可能使他们生出足以致人死命的愤怒。
4．群体的"道德"
读勒庞的人或许最易于得出一个印象，即他过多地强调了群体的负面形象。但是，"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全然只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罪恶"，它所导致的结果要比这复杂得多。用勒庞的话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因此对于我们在群体中看到的情况，很难仅仅用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来定义，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
如勒庞一再所说，他所研究的并不是"群体犯罪的心理学"，而是表现在所有类型群体中的心理学特征，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群体。参与到群体中的个人，不但能够变得"偏执而野蛮"，而且在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各种"理想"的鼓舞下，他并不像大多数个人犯罪那样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群体行为的结果看上去非常恶劣，但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却很可能与卑鄙邪恶的私欲丝毫无涉。
当群体是受某种高远的理念的激励而行动时，它便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道德呢？对此勒庞有个十分重要的区分，他说，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它当然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不错，作为"暴民"的群体，其残忍程度常令人瞠目结舌，以致不断地有人因此而感叹人性之恶。而勒庞的分析则提醒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应是指群体中的人，而非孤立的个人。如果群体的行为动机也完全是出自支配着个人行为的非法私利，那当然只能把它视为一种犯罪。这样的群体可以是黑社会或聚散无常的暴民团体，却不可能成为一个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要素。群体要想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角，它必须多多少少"为信仰而战"，也就是说，它的形成必须是为了某些简单而明确的信仰。在人们对惟一神教已失去信仰的时代，最有可能对组成群体的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便是勒庞所说的"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群体在这些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它所能达到的崇高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这是一些与个人的日常利益完全没有关系的观念，只有它们能够让群体"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因此勒庞断言，凡是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类似于宗教运动。我们这个世纪的学者谈论甚多的意识形态之争，原本是勤庞早有深切感受的一个老话题了。他说："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这种运动表面上看就像是一首奇怪的交响诗，它兼有残酷和崇高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道德净化"作用，使他们可以把自己或别人的死亡同样看得轻如鸿毛。当然，这些受到崇高的宗教感情所激励的群众，"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因而在无辜者的鲜血中映出的，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人性的邪恶，而是真诚而不屈的信念，是出自"群体灵魂运作"的产物。
如果我们站在康德传统的伦理哲学基础上加以分析，勒庞所说的群体的不宽容和狂热，显然是同脱离了个人主义道德基础的"群体道德"有关的。从后来研究集体主义运动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到进～步的了解，群体中个人利益的暂时消失，以及相应的犯罪意识的混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勒庞称群体中的个人会失去责任意识，也许并不十分恰当。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群体中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对残暴行为不负私人道德意义上的责任，群体是个"无名氏"的作用外，很可能还因为他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他会不自觉地自我渺小化，把自己日常经营的目标与它对立起来，从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的个人目标同样也是没有价值的。
其实从上述勒庞对道德所作的区分中，我们已可隐约感到在判断群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上往往会陷入困境的原因。无私的奉献当然是一种美德，我们也很难指摘人们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因此这很容易让我们得出"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这种令人尴尬的结论。对于这一困境，后来的哈耶克曾以十分理解的态度做过说明，他指出："由于大批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否认了大部分道德价值的制度，我们便认为他们缺少道德热情，这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他们的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情况也许恰好相反：像国家社会主义这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是同建立在个人责任上的道德无法并存的，因此，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些更高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接题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5．英雄与群众
但是，勒庞的枪口并不是只对着让他感到惊恐的群体的。与弗洛伊德在倾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所言不同，勒庞并非只把眼光停留在群体行为上，"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动理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
当然，能够让群体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绝对不会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勒庞通过对"剧院观众"的情绪化表现的分析告诉我们，群体本能地希望英雄表现出他们所不具备的高尚品格。这些品格作为日常生活中很不多见的稀缺商品，英雄如果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大量提供，这当然会让他广受爱戴。于此我们不妨说，卡莱尔断定群众有英雄崇拜的本能，也不是没有经济学上根据的。
刚才我说，弗洛伊德批评过勒庞在研究领袖上有不周全之处，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勒庞的确没有得出弗洛伊德那样的见识，把编造领袖神话视为个人解除心理压抑的有效手段。但他却没着另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西方政治学传统，为我们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关系，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里风格。他认为，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何"当波拿巴压制了～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首先，领袖本身可以智力高强，但是鉴于群体的素质低下，他为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这里所蕴含的潜台词是，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的逻辑成分，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也不具备多少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而这正是一些别有所图的个人或集团赢得群众信任一个的要件。他们也许只是些野动家，也许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鼓吹什么大概并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政治中的人性真如勒庞描述的那样，则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的。用熊彼特的话说，"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能是它的产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政治过程时，虽然我们遇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他们往往并不如是想，他们真诚地相信那不是领袖及其追随者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真正发自他们的内心。这个过程是现代宣传术进步的一大成果，在此勒庞也应当享有一席之地。
他为我们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未必能够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任何理性思维对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损约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在弗洛姆例《自由的恐惧》一书中，我读到了希特勒的一段话，它对于了解有着心理弱点的群体和偏执的领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定是大有帮助的。希特勒是否读过勒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除了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之外，显然也十分了解他必须进行动员的群众。他说，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这些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勒庞的话，如果他地下有知，也许会为自己犯下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错误而懊悔不已。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同对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当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时，她这里说的"群众"显然就是指希特勒的群众，当然也格勒庞描述的群众。自法国大革命以降，由领袖、意识形态和勒庞意义上的群体所组成的这种新的三位一体，便取代了宗教与皇权，成为一切民主宪政架构之外政治合法性运动的要件，尤其在勒庞之后的一百年里，这种新的三位一体更是上演了一幕幕规模宏大而惨烈的悲剧。
6．结语：群体的时代与民主
从以上讨论中不难看出，包括勒庞著作中那些没有多少恶意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内，他的惊人的预见力是我们难以否认的。20世纪是个群众参政意识普遍觉悟因而也是个民主口号盛行的世纪，然而它同时又是一个"最血腥的世纪"。与此相比，勒庞所援用的那些19世纪群众运动的事例，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民主观念的普及过程中，既包含着人类几千年来想要驯服强权的真诚愿望，也隐含着为此而奋斗的人民落入强权圈套的巨大危险。托克维尔当年说，"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勒庞对现代化过程中群众崛起的惊恐，其实是这种怀疑态度的继续。
就像当时包括尼采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勒庞对于世纪之交的西方文明，也抱着一种绝望的末世心态。他似乎在群体的崛起中嗅到了某种历史轮回的征兆。按他的历史观，一切文明都逃不脱由盛而衰的循环过程，而当一种文明开始败落时，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只有在这时，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这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惟一的历史法则"。对于这些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言论，我们可以不屑一顾，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勒庞在潜意识里是想结束西方这种因权威危机而面对的混乱局面的。他所希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是18世纪的英国人建立的模式，因此他对"拉丁民族"缺乏盎格鲁一萨克逊人那种个人独立感情一再表示担心。他认为，由于这种缺少"种族品质"，他们在考虑自由问题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这种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法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法国，"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他能够在群众给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所造成的深刻变革中，警觉地嗅出"大众民主"与"独裁主义"之间有着直通车关系的危险，这种思想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勒庞思想的来源，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种族主义和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留恋外，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愈演愈烈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影响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使他转向浪漫主义，反而强化了他的传统主义立场。正如上交所说，他对人是一理性动物这个启蒙哲学的基本假定，有着深刻的不信任。他用和后来的哈耶克几乎完全一样的语气，认为"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因此他反对一个民族热衷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无论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因为"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采用激进的方式，借助于抽象的原则贯彻一种社会改造的蓝图，只会"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
所有这些，构成了勒庞对群众、领袖和观念的鼓噪以及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持极端污蔑态度的基础。虽然从这种"群体时代"的现象中，他错误地得出了和施宾格勒一样的结论，以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就要没落的征兆，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他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意义是超越了这一错误的。因此，假如我们只去批评他那种有点神秘主义的种族论倾向和经常是不合"学术规范"的臆断（这当然必要），这无异于放弃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至少我们可以说，虽然本书中偏见很多，但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所触及到的问题，不管在他之前还是此后，是一切思考民主问题的人所难以回避的。群众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土多德就指出过它有着走向独裁的危险。此后的伯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这方面的言论，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更应深思一下，自从古希腊之后，以民众直接参政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这一现象很可能有着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们只用一句"反动的黑暗时代"之类的话搪塞过去，未免显得幼稚可笑。勒庞生逢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并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勒庞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的，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就无法解释，在民主和独裁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为何我们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儿，还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倾向的阿伦特和弗洛姆那儿，都可以看到勒庞思想的影子。
政治言辞一贯冷峻的马克斯·韦伯论述权力类型的学说广为人知，其中有一种类型便是"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plebisci一份呼democmp），关于这种类型他说，"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扭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着这种类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人的革命独裁者"。当韦伯说这些话时，他显然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独裁者"也能建立"民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勒庞来得明白，在表述同样的思想时，勒庞使用了几乎和韦伯一样的语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民主"毁灭个人自由的本质："大众民主（Poplar democop）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不言自明的是，这种不尊重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会使人们本来要用它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
在《社会心理学手册》这本权威著作中，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GordonW．Allpo）大胆地断言，"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鸭合之优莫属。"此书是否应当享有这么突出的地位，当然可以提出疑问，而且一直就存在着异议。不过有～点却是没有问题的，即它确实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此外，在"孤独的人群"和"千人一面"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感受的恰当用语的时代，我们也无法怀疑此书的适时性。
勒庞这本小书持久的影响力，在我们看来有些令人费解。1895年它初次面世时，也许可以说不过是一本赶时髦的书，但是，一种时髦若是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想必它一定有些独到之处。我们如果再考虑它的性质，就会对其持续的影响力更加感到不解。它所包含的真理，也许没有一条不曾被人说过，而且比勒庞在此书中的说明更令人信服，有些甚至出现在他写此书之前，此后的论述更是不在话下。这本书在知识界却继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更让人费解的是，此书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今已经被证明是有误导作用或错误的，然而它仍然是所有我们这些群众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最后，书中还含有各种互不协调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崇信意识形态的作家，却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也许，要想解开这团表面看来充满矛盾的乱麻，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鹤合之助所经历的一个事实，有助于消除这种困惑。受到勒庞的观点触动的，不但有那些基本上全盘接受它们的人，如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甚至包括一些反对它们的人，如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帕克。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乙，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
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的话说，勒庞在这本书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标题有着迷惑人的局限性，但是它谈到了许多人们通常并不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说，勒庞在此书的这里或那里，以十分简约甚至时代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了一些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在社奎x亏为中的作用，等等。简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现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我相信，正是这本小书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多样性，使它有着持久的意义。
因此，《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只要看一下此书对弗洛伊德的意义便可认识到，这两种知识功能虽然互有关连，还是有所区别的。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条主渠道，使勒庞的思想影响进入了当代人的头脑。当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群众心理学"（这是他的"MassenpyChofogie"一词的习惯泽法），发表了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懈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时，他专辟一章讨论勒庞这本书。他开篇便下了一个断语："勒庞的《Psychofogie des foules》《以群体心理学》，该书法文原版的书名。——译注），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最后又以类似的判断做结："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夹在这两个判断之间的，是连篇累牍地引用《乌合之众》中的段落，数量之多，与弗洛伊德简短的评论加在一起，几乎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
但是人们很快便发现，弗洛伊德对勒庞这本书并非持明确的赞成态度。在下面一章，他一开口便收回了前面对勒庞思想的赞扬，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补充一句，其实作者的所言没有一点新东西。……此外，勒庞等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评估，绝不是无可争议的。"
这些否定性断语看上去有些失礼，与弗洛伊德几页纸之前的说法也不十分吻合。不过，这种双重否定也许是内心感受的真实流露，而非不礼貌的废话。夸张法历来就是一种简单表明观点的技巧。因此，假如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判断中消除他表达这种判断所采用的夸张语气，只保留其实质，然后问～句：既然勒庞的话既无新意也不正确，为何又对它如此重视呢？弗洛伊德为何像许多严肃的评论家一样，怀着从知识角度以明显的尊重来看待鹏合之助呢？他干嘛要把此书作为自己论述社会心理学的起点？弗洛伊德以可敬的直率态度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给自己重视勒庞的思想所做的简单解释，乍一看好像无可非议，然而并不全面。他解释了自己如何从勒庞的著作中找到了优点，却没有解释自己为何要贬斥勒庞的思想既无新意也不正确。要想理解弗洛伊德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弗洛伊德对勒庞自相矛盾的态度是难以否认的。他在一页纸上否定勒庞，又在纸上反过来说，勒庞"对群体心态做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
在弗洛伊德论述勒庞的一章中，可以找到对这种矛盾态度的思想——而不是心理学——解释。在这里，他几乎是用一种猫捉耗子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为两个角色写出台词。这种矛盾态度的基础归结起来说就是：勒庞只是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可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勒庞是否能够既当前者也当后者，并不是件十分确定的事情。对于前一种能力，勒庞值得赞赏，弗洛伊德也十分大方。至于后一种能力，勒庞顶多只能说是毫无用处，甚至完全错误，而弗洛伊德则坚持认为，他既无用又错误。弗洛伊德把这两种角色交替派给勒庞，于是他本人也在这种矛盾态度的两极之间摇摆。最后，弗洛伊德为所有这些论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画面（虽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修改的画面）：勒庞播种，弗洛伊德浇水并培育其生长。
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作为问题的发现者，指出了群体生活重要的方面，但并没有对它们做出解释。
勒庞讨论了"感情的强化"与"理智的欠缺"，因而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但是——弗洛伊德说——他并没有看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
作为问题的发现者，勒庞也看到了群体和有组织的团体之间"感情传染"和易受暗示的巨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是团体成员与领袖以及其他团体有着性本能关系的产物。
勒庞意识到，如果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尚不足以形成团体"，但是他却不理解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勒庞特别指出了群体感情的易变、爱与恨的游移不定以及它的团结和仇视态度，但是他没有看到群体的矛盾和理想化（这时受到过份爱戴的人物会变得不容批评）倾向的心理机制。
勒庞"生动描述了"群体缺乏感情约束以及它"没有中庸与三思而后行的能力"，但是他不具备任何理论，使自己可以看出这是退化到某个早期阶段的结果。（甚至弗洛伊德这样的大人物有时也会走神。他说勒庞没有明确的退化观念，这当然不错。但是勒庞一再把群体所特有的冲动、"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比做"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中的倾向"。因此他已预见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错误，当他写下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蛮人或儿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阶段"时，妇女显然被排除在了这个阶段之外。）
弗洛伊德错误地、因此也是有失公正地说，勒庞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心理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够揭示领袖在集体行为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没有注意到，勒庞赋予了英雄神话以极大的重要性，这正像弗洛伊德在与奥托·兰克讨论之后认为英雄神话是个人把自己从不断的集体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一样。
勒庞看到并强调了群体中的"扯平"趋势，它要求在受压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据弗洛伊德的判断，他没有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潜在过程的外在的可见后果，在这～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对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的爱戴而互相认同"，所谓"目标"，是弗洛伊德的专业术语，在这里指领袖。
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但是他就此止步，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体现在领袖身上的集体理想取代了自我理想。
最后，弗洛伊德犯了个有益的错误，他认为，勒庞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有乌合之众特点的暂时性集体上，其实他是在无意中撞上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因为只有在这种暂时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够最清楚地看到个人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自愿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弗洛伊德这样来定义勒庞的群体概念是错误的，只要读读下面的几页，就可明白这一点。不过，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别人也会从其中有所收获。弗洛伊德的错误是个聪明人的过失、因为不留神而产生真理的幸运过失，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勒庞的陈述"只涉及短命的集体"却显然是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却使得弗洛伊德赞扬勒庞选取了这些"喧闹的、暂时的群体"进行研究，"它们只是集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因素，彻底——虽然是暂时的——消失了。"弗洛伊德用这些话具体说明了一个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因为很少有人认识到它。这就是可以称之为搜寻"重大研究领域"的原则，即寻找这样一些课题——这里的具体课题就是暂时性的群体——它能够使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
勒庞部分地做了弗洛伊德以为他做过的事情，然而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暂时性的群体，但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根据他的用法，"群体"是个宽泛的概念，既指暂时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一些持久存在的团体和社会阶层，例如组成议会、宗派和阶级的人。不过，勒庞在关注较有生命力的公众，甚至更为持久的阶级的同时，更为注意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他实际上抓住了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时机，即在可视性极佳的时刻对它们进行研究。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把勒庞显然并不具备的方法论技巧归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这个对勒庞有利的评价，也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勒庞在这个具体研究中做了科学家都在从事的工作，即找到重大的研究素材，它们能够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中得出的结论是：勒庞对人群和集体行为的突出特征有相当敏锐的把握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它们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根据这种评价，勒庞像是一条专门寻找块菌的狗，他在社会心理学表层的某个位置上停留片刻，因为它下面有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理论块菌。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形象设计得与勒庞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个能够透过表面看本质的人，他能够找出社会心理学的块菌，把它们烹制成一道美味的知识佳肴。这两种形象对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公正。勒庞主要是个群体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在某个阶段是个很有想像力的问题发现者，有时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成功的问题解决者。通过评价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以被称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别人已经有所预见，因此并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确而有意义的思想（但并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义）的贡献和局限性。对勒庞这本《乌合之众》的矛盾态度，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证。
目 录
中译者序 （二）
弗洛伊德对这本书的感受并不稀奇。这里单单把它举出来予以说明，并非因为任何时候提到像弗洛伊德这样机智而富有创造性的头脑的作品，都会让我辈感到愉快，而是因为他对勒庞的理解，以及他的造成意外收获的误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此书。如果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思想时，从中发现了大量有现实意义的因素，那么在较小的范围内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从该书中得出许多发现，虽然总起来说他没有发现任何十分正确或全新的观点，这对我们也有教益：勒庞的表述远不是盖棺之论，而只能算是为这个题目的更为先进的观点提供了重要指导的起点。
一组有现实意义的因素，赋予了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解读以意义，同样它也能为我们的解读带来意义。这需要我们从该书中发掘出比它的字面含义更多的东西。读者不仅要注意勒庞多有论述的问题，还要注意他有时在无意之间表露的思想，这样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中自己过去没有留心的某些方面。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读者如果希望从中得出一些能够得到的东西，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叫嚷着自己不服从的人（其实他们受着严格的约束），如果他们想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的话。
此书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不少隐藏在字里行间，从而解释了它何以存在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来自它的主要论点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一部分，它们大多数仍然与我们同在，即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点。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极易受到操纵，莫明其妙地情愿受骗上当。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竟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在控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导致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特别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他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而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那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强制的帮凶，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算不上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控制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控制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作家，都一直在不断地设计出这样的形象。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它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变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是完美的理性动物这一形象，即使没有被它消灭，也受到了它的破坏。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和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不过是其中的一本而已。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这是个可圈可点的巧合。两本书的同时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造成强调人类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几乎同时出现。
也许有人会否定这种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每个时代都会自以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毕竟没有说明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回顾19世纪50年代，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那个两人文学小组，他们从未满足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一起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受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在他们看来——粗野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这项任务称为"社会革命"，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以及龚古尔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全都对眼前的"道德卫生状况"忧心忡忡，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疑虑。他们的预言在许多方面都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泰钢就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表现得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
关于群众行将发生的统治，还有着比这些模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它们足以说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本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述过一样。大凡是两三个人几乎同时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经常会出现谁是思想先驱的争执。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解释了勒庞为什么一再别有用心地重复他15年前就群体的"模仿"和"感情传染"问题说过的话。他与西盖勒不断进行着或是公开——这是勒庞的典型风格——或是指桑骂槐的争吵，后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动中直率而愤怒地自称先驱，并说勒庞的《乌合之众》"大部分显然都是在抄袭我的著作"；在（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时兴起，抱怨勒庞"在讨论群体心理时利用了我的观点，却对我只字不提"，又说，'哦一点也没有正话反说的意思，我认为采用我的观点却不提我的名字，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们当然没有兴趣为这些一度颇为激昂的优先机声明做出宣判，这种事后的判决，是那些有知识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专家的事情。在西盖勒和勒庞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塔尔德之间的争吵，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许多人同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并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独立存在，这证明了这些思想几乎必然出现，因为文化遗产中已经为它积累起了知识前提，还因为受着社会引导的兴趣，已经把思想家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能够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
有相当严格的证据，而不是道听途说，可以使我们认为，勒庞的著作部分地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氛围。回忆一下17世纪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吧，在20世纪怀特海使它复活之前，它一直默默无闻。形成一种舆论气氛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趣味，这并非出于偶然。这种气氛所以能够普及，是因为深层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是因为这个结构由于各种压力和紧张关系已在咯咯作响，或是因为严重的震荡和变化使一些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义，或使一些与当前无关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并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严格地受社会结构的决定，还因为同律的结构压力对该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一般而言，思想的创造性以及这种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具体而言，我认为，使勒庞的言论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对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样是这些事件，使勒庞和他的听众之间产生了共鸣。
只要稍微看一下勒庞度过其漫长一生的历史背景，便可明白为什么他对群体中的个人的描述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读者都深具意义，以及他为何根本没有机会对这种描述做重大的修改。勒庞生于1841年。那个人们本来以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这反而激起了改头换面的激进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当勒庞还是个7岁大的孩子时，巴黎打起了街垒战并导致国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义的惨烈巷战后，路易·波拿巴亲王取代国王，成了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当时他还无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把总统职位变成了皇位，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傲慢地统治着第二帝国。不过后来，到了19世纪m年代，勒庞显然赞同这位皇帝安抚民心的十年统治——他是想避免民众的反叛，只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经历了色当惨败后能够把欧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间，激进派以及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伙乌合之众短暂地掌握了政权，勒庞对此深感忧虑。对于这次反叛，马克思怀着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又认为它是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举行起义的预演，是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序曲。作为一名成熟但并不总是十分敏锐的观察家，勒庞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审判、那些走马灯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为了统治群众而借助于蛊惑人心的努力（有时也确实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对不久之后便要动笔的著作十分有利，勒庞亲眼目睹了那个优柔寡断而又好战的煽动家布朗热将军迅速取得潜在势力的过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马背上的人"一样，骑着自己那匹名为"突尼斯"的战马闯进了历史。
勒庞在全书中只提到了布朗热两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间接的暗示，英译本的译者因为拿不准读者是否记得那段历史，认为有必要加上一条指名道姓的注释。后面这个暗示表明，勒庞本人作为一个即使说不上心惊胆战也可说是十分沮丧的保守派，对群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发生在自己面前事情的观察上的。勒庞这样写道：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这种有关矛盾心理的论述令弗洛伊德感到亲切）。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后勒庞又补充了与我们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话）。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见本书第1卷第2章第1节）
这个未点名的将军当然就是布朗热。这段布朗热插曲即使法国人还没忘记，在美国人中间也早就被忘掉大半了，这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时期一样，强有力的煽动家因为没有最终把自己接手的政权合法化，通常都会被每个国家受到广泛阅读的史籍所遗忘。但是在19世纪洲年代的后五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那群政治乌合之众的崛起，以及那场占领法国政治舞台的称为布朗热主义的运动，其规模就像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称为麦卡锡主义的那场占领了50年代前五年美国政治舞台的运动一样。（可笑的是，这两件事居然连细节都十分相似，麦卡锡在政治上垮台三年后落魄而死，布朗热受到以叛国罪被审判的威胁，逃离了法国，三年后去世，死因显然是自杀。）
如此仓促地谈论这些人和运动，它们在时间上相隔几代人，社会空间也相距遥远，因此乍一看好像是些无聊的历史类比。勒庞的《乌合之众》毕竟不是在写历史，他求助于历史，是要努力找出群体性格和行为中一再出现的相似之处，它们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虽然在勒庞的思想经历中没有证据表明，他首先提到布朗热插曲是想用归纳法找出群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但是这段插曲的确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那些不加思索的法国人是不一样的。
变成偶像的布朗热的这段短暂而不光彩的历史，读起来就像一部由勒庞创作的反映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剧本。但是，既然是事件发生于前，因此更为合理的假设是，勒庞对事件进行了总结，而不是布朗热和他的追随者预演了这部著作。作为勤庞关于群体行为的思想之根源和可能的依据，布朗热主义也值得我们注意。
布朗热在经历了稳步提升，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进入了作战部，负责为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制定那些秘密决策。他先是因为显著改善了军队的生活条件而获得广泛的支持，现在已不是习惯于艰苦条件的职业军队，是以一些暂时变成军人的普通文官为基础的。不久，他变成了一个因人而异的多面人物。第三共和国心怀不满的大众，认为他是能够消除他们主要的不满根源——政权——的领袖，布朗热本人毫无政治信仰，因此他能够而且也确实答应满足许多政治派别相互对立的利益。他答应戴鲁莱德的爱国者同盟，要挥舞起恶棍的大棒来贯彻他们的沙文主义主张，要把德国人赶回莱因河以洗雪民族耻辱；对于波拿巴主义者，他许诺要恢复帝国，对于维持着他的花销的保皇党，他答应恢复君主制。五花八门的政治群体，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温和的共和派和持不同意见的激进派，他能变得让每一派都把他认作"他们的人"。这些群体因为共同反对政权而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全都认为布朗热就是他们事业的领袖，虽然他本人除了将军的事业之外，实际上不支持任何事业。整个民族群体的各种矛盾，在领袖个人身上取得了统一。
政治事件一幕幕接通而至：1886年巴士底狱纪念日，巴黎民众在朗香高喊他们支持将军，不要总统；在将军竞选获胜后，巴黎的群众不断叫喊着要他向爱丽舍宫进军；报纸对他表现得百依百顺，先是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报》，后来是维伊奥的《宇宙报》，再后来，其他一些报纸众口一词，都变成了将军及其运动的宣传页，在还没有出来证实一下已经说过什么之前，便盼望着听听"他们在街上正说些什么"；献给"我们勇敢的将军布朗热"、"啊！复仇将军"和"希望将军"的赞美诗迅速增加，这些歌既表达了群众的感情，也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各种玩具、机械工具，甚至——竟然偶像化到这种地步——烧酒，都拿这位受爱戴的领袖的名字来命名，简言之，这是布朗热主义短暂而强烈的支配期，它几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雾月18日而大获全胜。对这些事情无需再做细节上的描述，它们不过是勒庞这本书中的一页（当勒庞提到那个无名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时，字里行间便隐藏着这些事件）。
布朗热故事余下的部分也包含在这本书里，只是被伪装成了一些概括性的语言。特别恰当的记录是群体——尤其是巴黎，不过外省也～样——爱恨无常所造成的迅速变化的左右摇摆：布朗热今天还受到崇拜，明天便成了嫌犯。勒庞在布朗热的迅速崛起中，也许找到了他用于全书的一条公理，即就名望的起源而论，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像他从布朗热的突然垮台中看到另一条相关的公理一样，虽然他没有把它明说出来，这就是，就名望危险的衰落而言，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当法国精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国内务部长孔斯坦，但并不限于他一人）不断算计这位大众英雄的诸多弱点时，他便很快失势，一如他很快得势一样。布朗热慑于叛国罪的审判，和他多年的可爱情妇玛格丽特·德·邦曼逃离法国，他先去布鲁塞尔，在很快被驱逐出境后，又去了伦敦，然后是泽西，最后又回到布鲁塞尔。他在流放中依然抱着天真的乐观主义，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些没人看的宣言，最后他终于认识到，法国各政治群体想必又落入了狡猾的政客手中，不再把他当做决定他们命运的人了。政治失败的打击，再加上1891年他的玛格丽特因结核病去世，使布朗热在两个月里哀痛不已，终于也让自己躺进了安葬着她的伊克塞勒基地。
勒庞和他的同代人一起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同，他对自己的所见做了思考。在这出戏的中间，他看到巴黎轻浮的民众迅速忘记了他们的马背英雄，在布朗热逃离法国不久后的1889年6月，万国博览会开幕。在众多赏心悦目的事情中，埃菲尔铁塔独占鳌头，它那伸向天空3ho米的钢铁身躯，宣告了一个世纪的到来，在这个世纪里，钢铁城市将取代石头城市。在思考群众的轻信和多变时，勒庞想必从他们对那个本路英雄的报复性攻击中看到了证据，说明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见本书第2卷第3章第3节）。
勒庞留心地看着这一切，并以概括的方式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鹤合之众》一书。即使布朗热插曲不能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磨房提供足够的谷物，当时的历史也很容易供给他充足的原料。在布朗热主义消失后不久，便上演了雷赛布——一个能移动山岳。凿穿地峡的人——戏剧的最后一幕。他在苏伊士大获成功很久以后，却栽在因丑闻而引起的巴拿马运河的失败上。在年届88岁时，他自豪地佩带着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却发现自已被判了五年徒刑。对于这件事，勒庞难以做到怒不形于色，也无法保持学术上的超然品格。于是我们在此书的一些地方，看到他愤愤不平地分析了民众如何攻击这位"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这一系列事件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被充分理解其含义的法国人至今还称为"大事件"的那件事，它也许加速了此书的写作进度，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就在勒庞写这本书的同一年，出现了对德累福斯上尉的起诉，他迅速受到秘密审判并被定为叛国罪，然后被剥夺军衔，被判在魔岛上终身服刑。他是第一个获准进入总参谋部的犹太人，而且是个阿尔萨斯人。法国群众主要是受到惊恐万状摇摇欲坠、虽有政治头脑却又愚蠢造项的总参谋部当局的挑动，另～方面也受着它的操纵，他们的行为后来达到了顶点，并且造成了许多次要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给勒庞的书提供了新的依据。然而，1894年对这个非我族类的审判、定罪、撤职，足以把群众不负责任的轻信态度传遍全国，其严重程度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法国人（但愿这不是个目相矛盾的称呼）也不会不予注意，更不用说像勒庞这样的观察家了。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何说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只是出于习惯，却并不完全准确。这种流行的解释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不错，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仑。不过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们不但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亲眼目睹的事件。进一步说，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为勒庞本人那个时代的事件起着一部分作用。就像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勒庞受着这场大革命的纠缠，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有无数个暗示表明，他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关事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而对历史的回顾。简言之，他经常是在评价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的伪装下，对第三共和国的群体行为进行分析。
如我们所知，在阅读勒庞时，往往会觉得他本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国所出卖，又因第三共和国而彻底破灭。当然不是这样。他只活了叨岁，这本使他扬名四方的书问世于他55岁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个时代对法国群体行为的观察，已足以为他的社会心理学奠定基础。勒庞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他会对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重新加以解释，向他的同代人说："诸位如果需要我这些想法的证明，看看你们周围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既不是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的推一来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经验证据。人们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看法，至少是因为他对于把历史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这本书里，他发现对于作为当时复杂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结果之真实记录的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历史记载，他可以不予理会。在这一点上，虽然无据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则，他持的是"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据说）这句话后来由亨利·福特说出而广为人知。如果福特确实说过这句妙语，他也只是简单一提，而且是出于无知，而勒庞却说得很多，并且不像是出于无知。怀着这样的心情，勒庞相信"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被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见第1卷第2章第2节）为了得出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勒庞首先认为历史记载难逃两种噩运：第一，这是因为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并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对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献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他认为这是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后来他又换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显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他花费精力写了好几本所谓历史著作。他发现，不完全地依赖历史，根本无法谈论群体行为（或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1912年，当勒庞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In ie VOIUhonfhacaise et lamphafogie des 1？evt）lution）时，他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却没有改变看法，即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就像同矛盾心理做斗争的大多数人一样，勒庞也提出了一种妥协的理论。这使他既可以和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够否认与它同居的事实。这个合理化的理论迷人而简单：不错，"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迎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勒庞又说，这些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见第四卷第2章第2节）
对于这种好像在真正的历史与作为有效神话的历史之间取得妥协的做法，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是，对于勒庞在这种看待历史的矛盾心情中摇摆于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困境，我们却必须给予同情。他触及到了一个后来得到更严格更令人信服的阐述的观点：在决定人们的历史地位上起着更大作用的，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和感受。在这两者之间，在真实性（在创作者本人看来也许完美无缺）与表象之间，不必完全吻合，虽然有时能够吻合。在同自己这种对待历史的复杂感情的搏斗中，勒庞使自己接近于一个可以称为托马斯定理（这个名称来自对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托马斯）的观点："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他接近于得出一个后来人们才知道的见解，即人的"公开形象"以及该形象在影响接受它的"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勒庞对自己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极力要想出～个究竟，这使他几乎——虽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种正确的见解：作为神话的历史在形成后来作为社会现实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勒庞虽然展现出他的全部智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比较而言他还是没能取得对那些学者的胜利，他们以人尽皆知的含糊其辞的最终分析为据，否认历史为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庞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许多后来者一样，认为历史是一种表象，而历史文献所记录的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事件。如果严格地说就是如此，如果历史材料不能为用一种让人觉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确的语言，探寻人类行为发展及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础，那么勒庞确实是在浪费他本人和我们的时间。对于这种粗糙的错误观点，也只有那些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先人遗产的人才能瞧不起它：这不过是事后的聪明。就在（乌合之众）出版6年后，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仍在解释为何历史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们不同于能够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发现的相同因素。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否认在研究普遍规律的，或概括性的学科与研究独特，或称单独的现象的学科之间所做的错误划分，例如，柏拉图的观点："'历史绝不会重复'与相应的历史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要的方面——'总是重复'，是同样正确的。"
幸运的是，勒庞在实践中继续否认他从原则上给予肯定的观点。他利用历史，通过从无疑具有独特性的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出现的方面，以此找出人类行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过在指出这一点时，我们切不可对勒庞有失公正，把他实际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先见之明归在他的名下。读一下此书便可知道，勒庞显然并不具备方法论的头脑。他的著作从来不为系统搜集证据所累，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够经受住公正的（即没有偏见的）检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社会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观察家的方法，不但他那个时代十分流行，我们这个时代也远没有消失：把历史上的奇闻逸事用作思想资源，误以为这种资源多少能够证明由此得出的解释的真实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固然有缺陷，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他的某些观点却是正确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后来的社会科学家再付出大量平凡无奇的艰苦工作，他们不想从一个观念高峰跳向另一个观念高峰，他们在认为自己已准备好攀登之前，先要长途跋涉于方法论研究的峡谷之中。
思想的传播，如果作者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人可以对正确成分和胡言乱语进行鉴别，便很易于变成勒庞思想的传播。区分错误思想和创造性思想的标准，在社会思想的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当然就是看那些能够站住脚的、大体（但不肯定）正确的思想占了多大比例。就此而言勒庞似乎取得了相当高的打击率，这也可以解释此书为何有持久的影响。有时，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打击不着边际，而他却自以为赢了比赛。不过在社会哲学家的竞赛中，他的确不时得分，并能在关键时刻来上一个全垒打。
把勒庞同时说成是一项知识竞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会学先知，也许会铸成新的错误：混乱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恋时代错置的行为（棒球毕竟不是勒庞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混乱的形象是可以捍卫的。勒庞接触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于其中的每个问题他都想一试身手，最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社会学断言，使他的后继者能够在这些难题上做得比勒庞本人更好。此外，在勒庞的后继者中间，一些研究人类群体行为的人，也曾独立采用过这个有关体育和科学的不雅的比喻。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哲学家奥尔特加一加塞特都曾分别这样做过，对于对手类似的犯规表现，他们都是完全无辜的。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研究的语言》一书中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上竞赛记录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并不是人类竞技能力发生了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进化，而是因为对这种能力的训练在过去不断地有所改进。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现有了改进，但他们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前辈更好。在（群众的反叛》（The ReVol Of Masses）——一本通过学习勒庞而改进了勒庞的书——中，奥尔特加对体育记录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且指出科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大概除了艺术和道德之外，现实很符合这种一度过时的"进步"观，按其严格的定义，它是指不断积累的知识以及有益的思想与行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说，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观点，一直被另一些头脑所改进，他们的能力未必高于勒庞，有时甚至还不如他，而是得益于后来者的地位。
在有些读者看来，勒庞的思想颇有先见之明。当他如先知般写道"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时，他所谓群众进入了历史，是指他们过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见已开始发挥作用，后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都曾对这一观点做出更深入的阐述。
勒庞另一项颇有道理的预见是，他把群体中人描述为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笔下，与过去的社会相比，（勒庞认为）群众人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围的人的判断和爱好，他这一观点不可能不让人想到今天人们对所谓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认，勒庞预见到了我们这个群众运动的时代，并且描述了这些运动的若干特点，其方法已被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所继承并做了重要的发展。
勒庞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他认识到群体的日益重要性，这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人，他们关注着同样的社会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同处一地、有组织的群体一样的心理行为。勒庞当然不能预见到广播电视这类影响巨大的新大众媒体（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过他确实注意到了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所有这些"见识"都表明，一种观点，如果它指出了人类社会行为中一再出现的某些方面，那么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够把握未来事件的某些方面。这并非因为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勒庞是个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称能够预测具体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万无一失，也能预见到许多细节。如果他是个出色的先知，他能够说这些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能够对其细节做准确的描述。相反，研究社会、分析其运行要素的人，社会学的研究者，不适合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不是先知，虽然他经常被人错误地当做先知，或让人得出一种判断，以为他自称先知。他的任务仅仅是——这已相当困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找出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会出现某些社会行为和社会变化。当他遇到身边的一个具体问题时，他只会谨慎地偶尔预测一下未来事件中有限的某些特定方面。社会科学家只偶尔做出预测，不仅是因为他比社会先知更没有把握（后者的一大优势是，他有着接触未来历史的私人渠道，这种知识很少有人具备，或根本就没有人具备）。不但已成为常规的谨慎态度和不确定性，使社会科学家只偶尔做出预测，例如关于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后果的预测，而且因为，当他有时打算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发生什么时，他往往并不能说明这些预测性结果不可缺少的条件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或能否出现。
社会科学家所做的预测，同与他貌合神离的先知相比，在另一个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希望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假如社会科学家有理由认为应当发生的预期后果没有出现，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条件事实上已经出现但没有发生预期的结果，他会坐下来重新评价自己的证据，彻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对他发出指示一样。先知对自己落空的预言会更加关爱，他不会丢弃这种预言，也不会重新整理自己关于事物如何发展的认识。相反，他习惯于轻描淡写地对待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不一致，使预言避开对立的证据，得以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成功的先知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妇熟的辩解"保住面子"，使他的信徒往往从看来已经落空的每一次预言中，只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为深刻的力量。
对社会先知和社会科学家的这些简单比较，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离题。我的意思是，当今天重读勒庞的《乌合之众》时，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禁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说的话视为对后来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这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显然也对勒庞有害。这等于派给了勒庞一个先知的角色，一个他偶尔有所向往，但因为不适合自己而放弃了的角色。根据他的表现，也根据上个世纪末的流行时尚，他是想成为～名社会科学家。当然，与较年轻的法国同代人——例如迪尔凯姆，他开启了社会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新纪元——不同，勒庞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会学数据，以及用数据来否定自己的观点——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的方法。社会学研究这个阶段的到来仍然有待时日（当然，即使现在也只是处在初级阶段）。勒庞有社会学家的目标，但他并没有学会知识苦行僧一样的工作方式，而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与推理上都具有说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会学家的意图，却只有政论家的成果。但是，由于他对社会学有着先天的本能，因此如我们所知，他说了许多很值得一说的话。
勒庞也说了不少不值得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本书内容并不平衡，观察的质量不平衡，根据观察做出的推论也不平衡。它充斥着各种观点，有些正确而富有成果，有些正确但并未结出果实，还有一些肯定不正确，但是有助于启发正确的观点。不幸的是，也有一些既不正确也无成果。我们只能说，勒庞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能力对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的价值做出区分。它们全是他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他显然对它们一概厚爱有加。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能结出果实的还是寸草木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受到了其长辈同样的呵护。实际上，他的行为给我们的感觉，就像寓言中那个乐善好施的儿子。不管他喜欢哪个知识儿孙，他都会把他带到这本书里来。他喜欢一些极有害的观点，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它们根本上错误的，而且根据勒庞本人的价值观，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好感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也许因为勒庞写的是一本有关群体的社会心理学著作，而不是他们的一部编年史，因此他的书里包含着许多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久的内容。
勒庞把各种意识形态形象和信念稀奇古怪地搅和在一起，这方面的证据在这本小书里随处可见。他是个忧心忡忡的保守派，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深感忧虑。但是，一再出现的政治保守主义迹象、对社会主义每个方面的一贯敌视、一种独特的种族主义幻觉，以及把妇女描述成软弱而沉默、不善推理也不可理喻的人，她们好冲动，因此极不稳定，反复无常，缺乏道德，和男人相比完全等而下之，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所有这些观点只是该书的外表，即使把这些意识形态垃圾全都清除掉，对勒庞有关群众行为的基本认识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尽管它们尚不完善。
我们只来考虑一个这样的意识形态观点，勒庞和当时的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他所说的"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见第3卷第4章）。但是，这种观点如其所示，不过是上世纪中叶戈宾诺所创立的那种种族主义，它是经久不衰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为剥夺"劣等种族"提供了理由。在勒庞看来，"种族"是个不易理解的概念，它大体上相当于"民族性格的构成"。例如，当勒庞提到"西班牙种族的遗传本能"时，或当他偶尔谈到所有地方的群体都有"女人气"，但他发现"拉丁民族女人气最重"时，我们便可以理解到这～点。"种族"是个定义不严格的标签，可以把它贴在各国人民和民族身上，它反映着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并不说明他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坏心肠。
一本广为流行的书；对勒庞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一再表现出实际意义；绝对谈不上完全创新，严格地说也不正确；与作者的任何求知行为相比，表现最佳时也只能算较好，最差时也不算很精；字里行间与字面上有着同样多的意义；眼光时而偏于一隅时而放眼全球；既有预见又观念落后；在实践中有效地利用着历史，又从原则上否认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当时表现出人类行为共同特点的重要的事件中概括出了一些这样的特点；还有一些并不影响其本质的乌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怪论——这就是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本仍然值得一读的书。
作者前言
以下研究是要对各种群体的特征做一说明。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推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众说纷法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例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是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左右，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著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呆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则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导言：群体的时代
提要：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
目前的时代便是这种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是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元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惟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淮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群众的举动，使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那声音的内容。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内容。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最好地反映着这些阶级较为偏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被神祗所打动，此类措施也不会对那些头脑产生同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大关心使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抛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从来没有陷进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非它所造成。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它不理睬我们以为它过不了多久注定停止增长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能够阻止这种结果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缎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推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蕴含着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还未处在一个能够做出肯定回答的位置上。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这是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使得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所有障碍已经被-一清除。
对于这些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所知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与它们相距甚远，对它们视而不见，因此当他们后来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便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有犯罪群体。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
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二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治理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有时他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完全缺乏了解。正是因为出于这种无知，他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陷入了使自己的力量遭受致命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归于毁灭。今天，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这正在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譬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仍会引起无数的抗议。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是，一笔数目较多、显得数量很大从而刺激了人们想像力的钱，已经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代替了。新税看起来不重，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涉及到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茫然无知，因而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经验至今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会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切的说明，而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将有机会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当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这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时，他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作为自己的指南，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几乎不存在道德因素。然而，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脉的，正是这些因素。因此，只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奢望。别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今天，我们不过是刚刚触及到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
第一卷 群体的一股特征 (一)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失，智力的下降和感情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感情，既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比它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一v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人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
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易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着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人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着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提要：（）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概括地说明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还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研究。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不过这一点我只是顺便说说，对它的论证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再说，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没什么用处，也很难让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相信。
现在我就按部就班地讨论一下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看到的不同特点。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就表现而言，他们的行动可以十分完美，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的支配，个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行动的。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表明，受冲动的摆布是不足取的，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根据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们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下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举出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它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便几乎不可能持续很久了。此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望，它们却不能持久。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
群体不仅冲动而多变。就像野蛮人一样，它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它们的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正像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大不相同。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①。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大臣都未被解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女人气最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等于是在悬崖边上散步，不定哪天必会跌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陵暧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第一卷 群体的一股特征 (二)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所言，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无足轻重。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实例，它们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因为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大，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突然发现了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所接受。
使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审查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杰出观察家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他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对于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学，他所根据的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何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像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们日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无多少共同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像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需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在不到50年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30年后，这个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变化。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迹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能够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和——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湿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乎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日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根表面的事情。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何是这样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猪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惟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自已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已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细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像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像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像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能够以事实触发群体想像力的方式。
（1）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大量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提。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困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去匆匆的观念，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类观念。如今，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刚才说过的那种过眼烟云一般的观念，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此能够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许多孤立的个人，不只是野蛮人，而且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例如宗教信仰上的狂热宗派成员，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我曾看到，在我们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就令人费解地表现出这种现象。一部分西方观念被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真正不时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很少存在着有高下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剥夺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十分高明。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但是它们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才会产生影响，其中涉及到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切莫以为，一种观念会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立刻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证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心惊胆战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裹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2）群体的理性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
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惟一语佩色盲动系列环讲帷碑翊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于可理降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没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
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地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像力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像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他们再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像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像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像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像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像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像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像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
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像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像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像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像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像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sop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像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像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像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显然还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感情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称呼。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像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概无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贴耳，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没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m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受着奴役。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同阳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灭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1）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再说一遍，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个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缨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基巴托洛级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一）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建立信念，也毁灭信念／在时间的帮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岑）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甚小/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7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关于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不同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不过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疼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种族
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对它有过充分的研究，故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禀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有了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的气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与种族的暗示因素对立，换言之，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反，它便只能是暂时的。
我们在本书下面的一些章节里，还会不时触及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并且对我们发挥着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理论更加广为人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够广泛的普及，许多政客同上个世纪的学究们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们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惟一道路前进。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此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
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如此。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
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3）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惟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惟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蚂蚁有充足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只来讨论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有着巨大的作用。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种族，也取决于它，没有它便无法形成。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今天，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4）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能够改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与统治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我认为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赞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而且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仍然以它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枉费心机地想证明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它们。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①仍然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下，而经常表现得十分嚣张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主义，却是存在于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提出典型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一萨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像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应当由衷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现出一片荒谬与矛盾，他然后又对拉丁民族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滴慢慢地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民用了一千年时间来维护这种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侈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可怜的智力水平报以怜悯。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他们的成功立刻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又会立刻带来一种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譬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毫无疑问，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这些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反作用于群体的头脑，它们才引发了这些大动荡。然而其实并不是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和词语，尤其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诞，下面我就简单地揭示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
（5）教育
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UX）：IQX），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长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得尤其多，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不能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谁也没有坚持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它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的主要危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毕竟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ZthXX）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依然强盛。泰纳先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还会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相似。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认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尽管它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这种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如何能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大大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钢先生做过出色的说明。他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十人之中，至少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
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还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我指的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却是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此后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差别。后者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或对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利。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二）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般性'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关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仅从这个角度看，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项，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不考虑以后的时代，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这种不可缺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试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以上所言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相信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就必须对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了解。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灰心丧气。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今天，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所唤起的形象有关，但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而各有不同/常用词语含义多变的实例/给旧事物更换名称的政治效用/种族差别造成的词义变化／"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含义。（2）幻觉。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发现幻觉/群体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3）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中生根／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生效劝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4）理性。它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感情的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秘密。
我们刚才讨论了赋予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要想让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应当如何运用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像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这种研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1）形象、词语和套话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像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这些形象不一定随时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活。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它们毫无疑问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②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希腊人的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何相似之处？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是如此。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像"祖国"这样的词，对于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除了指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之外，还能有别的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断的敌对城邦组成的全希腊。在古代高卢，"祖国"这个词又能有什么含义？它是由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不必扯这么远，就拿二百年前的事来说吧，能够认为今天法国各省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伟大的孔代（──一他和外国人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是一样的吗？然而词还是那个词。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烙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摇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以上事例中，时间是促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同的观念相对应。不是见多识广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因此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指出，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一萨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2）幻觉
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有时，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消除这些幻觉，然而他似乎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没有它们，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他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掉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伪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