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前由郭沫若先生英文译至中文，惜功成半途而罢！现在郭先生愿将自己权利让与邢桐华君，俾从原文直接翻译，完成翻译界壮举。邢君现根据比留考夫监修托尔斯泰全集，苏联新版托尔斯泰全集，并参照英日译各种全集，着手翻译。
遗憾的是，结果邢桐华未能真正接译，直到四十年代初，才由他的朋友高地完成了这桩译事，斯时郭沫若对高地也同样给予了支持。
当郭沫若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年轻一代的时候，鲁迅不顾地域的暌违，也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从上海来信、来稿，鼓励和支持杂文社的青年朋友们，主张左翼文艺界都应当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沫若携起手来一同对敌。他在信中还说：看见郭沫若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压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经很难发表出去，这时候郭沫若能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那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①鲁迅这封给杂文社的信曾由魏猛克送给郭沫若看过，沫若心悦诚服，报以会心的微笑。东京的文学青年们见到这两位“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旗手和闯将互通音信并致意，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也积极支持沫若的事业，听说他早就怀有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志向，留学生们曾为此发起募捐，每人自愿资助日币五元，作为该书中译本的印刷费。②可惜当时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以致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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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猛克：《关于左联的一些回忆》，《湘江文艺》1978年第10期。
②据笔者1982年12月30日访问罗永麟谈话记录。罗是当年在日本的留学生。
“心有灵犀一点通”，鲁迅关心在日本的文学青年，郭沫若也在关心国内的文学青年。就在鲁迅与杂文社书信往来不绝期间，沫若也在频繁地与上海《宇宙风》杂志的编辑通信，同样一再强调：
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以前的左翼犯有此病，近因内部纠正，已改换旧辙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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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第2期。
这时“左联”已宣布解散，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另行组织了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沫若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沫若与众多青年联系，势必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几乎他走到哪里都有穿黑西服的人尾随在后。炎夏，他跟妻子儿女去太平洋畔的浪花村岩和田避暑，只不过小住十日，居然也有刑士在跟踪探头探脑地窥视。他从报上获悉周岂明（作人，1885—1968）亦在江户小寓，日方礼遇甚殷，时有宴请，这与自己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照：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这说明什么呢？他下海浸了一会儿，没有风，浪头倒不小。人们往往爱说“无风不起浪”，其实熟悉大海的人方才知道，大海惯爱无风起浪。忽然他的脑海中涌出了两句诗一样的文字：
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外浪头高。
他洞察到了生活的底蕴：在大风大浪中奋臂搏击固然是一种考验，于无风处劈波斩浪也是一种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考验更为严峻。
二十三
一九三六年春，东京街头坦克车在结队游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华后备军正在紧急行动，战争的风云密集于中国的上空。郭沫若虽然难以及时打听到国内有关抗日的种种新信息，诸如：东北义勇军在汤源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以杨靖宇（1905—1940）将军为总司令；陕北红军组织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随即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驻守太原，调集兵力予以堵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但他从此间各种突兀的迹象大体亦有所察觉，他已经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连日来沫若的心情烦躁不安。前几天他在东京街头的一家鳗鱼食堂内，曾听到收音机里在播放恼人的日本军人的演讲，什么“……满洲……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这些词儿象流弹一样向他的早已破了的鼓膜打来，尽管听得不甚清晰，不过大意尚能捉摸得到。这种刺耳的音响仿佛一直在耳边萦绕。
对沫若说来，一天中唯一比较轻松愉快的时刻，是午前九点前后，因为这时候邮差要来，会送上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友人的信件以及刊物。这是五月的第一天，他随手翻阅邮差刚送来的日本《世界知识》二月号，见卷首刊载了一组照片，冠着醒目的标题《镜头上看见的支那共产军》。他本能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借题发挥了。细看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前面，两个青年赤裸着上身，双手被反剪在背后，颈子上高高地插着一根标签（看不清上面写的人名和罪名），两脚都锁着铁镣，而他们的面部表情却是从从容容，泰然自若。后面，三个荷枪的士兵在监视着；旁边，一个头戴铁盔、身穿短打的便衣人员，当是刽子手，他带着一脸的嘲笑，用手杖指着青年脚上的铁镣。显然，这是共产党员被捕后押赴刑场的镜头，可是刊物的说明文字却写着“被共产军捕住而强迫他们投降的住民”。再看另外几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也都与实际内容完全相反。这不是故意歪曲吗？已逾不惑之年的沫若，激起的爱国义愤丝毫不减当年。被帝国主义的狂涛恶浪席卷着的母国哟，幸亏有象照片上的这些共产党员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海堤在保卫着她！沫若轻轻抚摸照片上遇难同志的头颅，心中升腾起崇敬之情。
母国的形象岂容歪曲！他想到日本《文艺》杂志编辑部的约稿，要他以“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的，支那”为题，做一篇关于怎样描写中国的文章。此时此地，他觉得从日本人口中吐出的带有蔑视意味的“支那”这个词，显得特别刺眼，就象个死苍蝇似的，简直叫人恶心，必须将它从标题中挖掉，而代之以“我的母国”。文章一开头，他郑重其事地声明：
我不想叫我母亲在那儿生下我而且把养大了的“中国”为“支那”，固然，我不是世间的所谓国家主义者。
但是我也不想在爱国者的一件事上而落人后。为着“弱”就是罪的原故，我的母国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危难。为着她，就是在这一瞬间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顾惜的，我时常这么想着，也许仅是这种意趣是可以代表中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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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稿为日文，中译文见上海《文学丛报》1936年7月第4期。
是的，没有这种意趣，怎么配称炎黄子孙？沫若为母国悲哀，同时也为母国骄傲。母国的真情实况到底是怎样的，沫若心中自然有数：“在那儿正有着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在那儿有从被战车，坦克车轧杀着的大地的心底迸发出来的铁流的浩荡，有多次新生机的胎动，阵痛，流产，……”他写到这里，多么希望日本作家和广大人民不要受他们统治者的蒙骗，他敦劝他们“在将中国当作课题之前，积蓄关于中国的体验，是第一条件。如果想积蓄体验，跨过黄海去，至少对中国生活有一年或两年的修养”，否则就休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实身影。
在战火中挣扎的母国，她的每一声呻吟、每一个举止，都牵动着沫若全身的神经。眼看抗日救亡的声浪弥漫全国，并且横溢到了国外，与政治方面有人建议组织国防政府相呼应，在文化方面又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他想起不久之前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曾听任白戈说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当时心中不免有些犯疑：“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这是因为他对“国”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而他对蒋介石是够憎恨、厌恶的了，笼统地谈“国防文学”岂不是模糊了阶级阵线？因此，有人约他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他一时多所顾忌。一天，质文社的林林来访，兴冲冲地带来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他在东京神保町青年会从国内寄来的书报里，乘着人手杂、邮件多捡来的。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的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贪婪地读着这份印在淡红色纸张上的《八一宣言》，顿觉拨开云雾见青天。宣言指出：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沫若还看了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细细体会《八一宣言》的精神，终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理出了主线，明确了目前的中国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全民总动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文化战线也必须总动员，作为意识形态有力斗争工具之一的文学，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斗争行列，因而提出“国防文字”的口号应当说是及时的，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这时他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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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是周扬、夏衍等人提出的，当时没有来得及和鲁迅商量。同是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和茅盾、胡风（1902—1985）等人也酝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曾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①，以致未能如愿以偿。两个口号都各有一批赞同的人，双方论争十分剧烈。郭沫若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他是站在“国防文学”论者一边的。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两篇论文，鼓吹“国防文学”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是“积极的反帝运动”吹起的军号，对担心提倡“国防文学”会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的错误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倘若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才是“污池”，而如果爱的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视为“炼狱”。鉴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自身的缺陷，沫若还特意申述己见作了补充：
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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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为了与朋友们进一步交换意见，七月十日沫若又以“国防文学”为专题，跟陈北鸥、任白戈、林林、张香山等质文社同人举行了座谈。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防文学”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含义更广，前者包括了后者，因此后面这一口号“如果在国防文学问题的内部提出是对的，如果同国防问题对立起来自然是错的”。
对于郭沫若的这些看法，鲁迅非常重视，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篇万言长文中，诚恳地表示“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
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不过，他也持有异议，比如，他指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由于鲁、郭之间长期以来时有笔墨纠纷，再加上这次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意见分歧，一些反动政客和文人便乘机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妄图破坏和分裂他俩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反动杂志《中外问题》（其前身为《社会新闻》）第十六卷第四期上，置于《党政秘闻·文化情报》专栏的显著地位刊载的《郭沫若与鲁迅》，居然扬言“文坛上没有两把并列的交椅”，鲁、郭绝不会“释嫌为欢”，这些家伙巴望能“坐山观虎斗”，眼见他俩落得个“两败俱伤”。
事情果真有点麻烦，东京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读了鲁迅的长文后都很愤慨，而且有许多人感到彼此的分歧愈见严重，他们对事态发展的估计更加悲观了。唯独沫若不以为然，他披阅了鲁迅的万言书，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看到了解决纠纷的曙光：鲁迅先生毕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他的态度是这样鲜明，他的见解是这样正确，原来他对于“国防文学”并没有反对，而是同意两个口号并存，他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鲁迅说得好：“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使沫若深感内疚的是，自己对鲁迅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论争吧，在读那篇长文之前，竟没有摩触到他的真意。阋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八月三十日，沫若打着赤膊费了一日之力，草成《蒐苗的检阅》一文，把这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看作一次军事演习，就象古时候按季节征集全国壮丁举行大规模田猎一样，春天的谓之“蒟”，夏天的谓之“苗”，鲁迅也是“在调遣着我们”作“检阅军实的蒟苗式的模拟战”。
敌人的阴谋诡计终究未能得逞，通过两个口号的论争，郭沫若与鲁迅非但没有决裂，反而更加亲近了。他们始终有着同一的目标，而今主动紧密配合，有时还采取统一行动。十月一日，郭沫若与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二十一人，在上海《文学》月刊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同人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要求废除“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他们的爱国呼声，很快传遍海内外，反动派为其威力所震慑，十分懊丧。
正当郭沫若对鲁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万万没有料到鲁迅会溘然与世长辞。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黄昏时分，伏案工作了一天的沫若拿起刚送来的晚报随意浏览，突然见到了这条消息：鲁迅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在上海逝世。他惊得呆了好一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十分怀疑，特意跑到邻家去借阅了别种报纸，见也载着同样的噩耗，他的心被揪成了一团。秋风卷着秋雨扑进窗内，不断的雨丝更增添无限的哀愁：从此永远失去了与这位文化伟人晤面的机会。无论是人和物，为什么到失去了的时候才特别感到可贵和恋念呢？沫若恨与鲁迅相知太晚，现在只能让怀念永远与惆怅交织在一起了。联想到六月间获悉高尔基死耗的那天，也是个阴沉沉、雨凄凄的日子，这雨啊，怕是上苍在哀悼人世间这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吧？唉，仅仅相隔四个月，竟接连失坠了两颗宏朗的巨星！在浸淫的雨意内外交侵着的夜晚，他觉得周围的黑暗好象增加了浓度和重量。他默默地重又提起笔，想写点什么。晚饭时间早就过了，安娜看他木然坐在那里一时不想离开书房的样子，也就没有催他。陷在哀思中的沫若，他想到要撰文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又怕自己是最不适当的人，但最终还是挺身而出，敢于直率地对着一些谗谤者吐出自己的心声：“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他便取《民族的杰作》为题做了一篇悼文，这才放下笔起身往厨房走去，口中还在念念有词：
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鲁迅的死震动了全中国，进步的人们哀思不绝。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躲过日本法西斯鹰爪的干扰，以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等团体的名义，于十一月三日在日华学会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到中日文艺界七百余人，郭沫若亦冒险赶来参加。礼堂中央供奉着鲁迅遗像，两旁满悬哀挽屏联和花圈。
沫若亲笔书写的挽联是：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千古
郭沫若拜挽
他赠送的花圈亦显目地摆在主席台上。演说、致词者一个接一个，其中佐藤春夫和郭沫若的演说最引人注意。沫若的话每当结句均掌声四起，他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在国际间的功勋，是孔子没有的，鲁迅先生之死能得着国际间伟大的追悼，这在中国是空前的一个人。”最后他提高了声调，援引中国崇仰孔子之词改为纪念鲁迅，云：“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①然而曾几何时，鲁迅尸骨未寒，就有苏雪林等人往他脸上抹黑，竭力反对颂扬鲁迅，无中生有地列举所谓“鲁迅之劣迹”，恣意诬蔑他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更有日本的一个有名的集纳主义（新闻主义）者谬托知己，居心叵测地将鲁迅歪曲为“亲日作家”，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华制造口实。沫若认为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鲁迅的重大的侮辱”，他先后写了《不灭的光辉》、《替鲁迅说几句话》等文章，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
人不能死而复生，鲁迅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新文艺可不能让它和鲁迅一同逝去，沫若深深地感到鲁迅遗留下来的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呢？好在“鲁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想：“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②
二十四
自从流亡日本以来，郭沫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研究，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已经被他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只要是他所能涉猎的畛域，他都作了尽可能的勘探和耕耘，其成果是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署名郭鼎堂的文章和专著。“鼎堂”，沫若此次来日后新取的别号，从一九三一年发表《毛公鼎之年代》起正式公开署用，现在几乎代替了他的本名。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已将郭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合称“四堂”。说起“鼎堂”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呢。《说文解字》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两字可以通用。鼎而附之以堂者，取其音“丁当”，取其义“鼎当”。沫若曾说“在感触上这个别号，实在有点陈而且腐，它的作用也就在有意地取其陈腐”。③当时不是有人担心他成天价摩挲古物，会“玩物丧志”陷入陈腐而不能自拔吗？其实这是沫若在特殊的环境里，借金石之学磨炼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一九三二年，他曾在《金文丛考》标题页的背面，用古文字题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媿无其文。
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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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鹅：《留日学生追悼鲁迅》，1936年11月12日《新民报》。
②《坠落了一个巨星》，原为日文，中译文见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③《鼎》，1936年6月《质文》第5、6期合刊。
沫若怎么会自甘沉沦？在他的心底蕴藏着英光正气，他要向自视甚高的“国粹”先生们挑战，特别是要向标榜“整理国故”的不可一世的胡适之流挑战。就在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沫若从报刊上见到胡适大言不惭地声称：“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于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对于如此这般狂妄的论调，沫若以为只有靠实战才能取胜，即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货真价实地“打”得他个落花流水。
鉴于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除林泰辅著有《龟甲兽骨文字》之外，未见其他著录，沫若即乘寄寓此邦之便，想方设法广为搜集。早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他就偕弟子田中震二开始从事探访，先后到过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造访过的收藏家则有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田中庆大郎、内藤湖南、富冈君撝家属等，总共看到的甲骨多达三千片左右。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国内收藏家刘体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册，托金祖同（笔名殷尘，1914—1955）送到东京，希望能有人加以利用、进行研究，这又给沫若提供了方便。从此，金祖同亦师事于郭沫若。师生二人朝夕过从，孜孜仡仡，反复研商，整理编释，其乐无穷。面对一张又一张拓片，由纸上不同形状的甲骨文字，沫若常神游旷古，陶醉在幻想与现实难分的境界中。看，这一张拓片上的字，一连串都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其中仅有二、三字合乎规矩，显然这是初学者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结果。此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沫若觉得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发现。在众多甲骨拓片之中，时有断片残简，长期以来无头无主可寻，沫若居然能条分缕析，顺藤摸瓜，合二、合三甚至合四为一而成整简，使原来不可读或读不通的卜辞，得以返其本来面目。
当沫若正在着手将刘体智所提供的拓本选编为《殷契粹编》的时候，东京的著名汉学家河井荃庐托人捎来了信息，表示愿意以自己所珍藏的资料与他换阅刘氏拓本。对于河井荃庐，沫若久闻其人其事：他是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三井源右卫门的学术顾问，对我国殷墟文物、明清艺苑十分熟悉，手头掌握的甲骨以及其他诸器物的拓本极多，向来视之为天壤瑰宝，秘不示人。据说中村不折曾向他告借石鼓拓本照片而未允，但他对郭鼎堂却非常敬慕，早就有谋一面之意。
这年初夏的一天，沫若偕金祖国往东京拜访河井荃庐。他穿着一袭府绸大衫，这是安娜特地从衣箱底下翻出来的，大概考虑到河井荃庐是位有名望的人，她一定要丈夫穿得体面些。这件衣裳还是当年他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她为他做的，多年来一直未舍得穿过。师生二人来到河井家，主人大喜过望，真象五体投地似的伏在席上欢迎，表示久仰和景慕。沫若也连忙回了礼。河井老人从书房对面的一间木板屋里搬出他的宝贝，让客人仔细端详了三井和他本人的藏龟。沫若感到大开眼界，他悄悄地告诉祖同，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这种古物要算河井的最精了。河井看他们对他的藏品赞不绝口，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便伺机说：“既然郭样（先生）和殷样（先生）对于这些很有兴趣和心得，我想在明年与藤原君办《书道杂志》时，要请你们两位给我们写稿了。”沫若满口应承，他还指着祖同对老人说：“他要拓你们贵国藏的甲骨，将来也需要你多多地帮忙和指教呢。”后来金祖同编的《殷契遗珠》、《龟卜》等书，就是取材于河井等人所藏的甲骨拓片，沫若曾一一为之作序，叙述其成书之颠末，说明其成就之不易，以公同好。
沫若与河井荃庐的这次晤面，收获更大的还在于得以借阅渴望已久的石鼓文拓本照片。石鼓文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文是十首四言诗，分别刻在十块鼓形的石头上，其制作年代久远，唐初方被发现。明代嘉靖年间锡山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他收藏了石鼓文最古的北宋三种拓本，号称“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传世后可惜三种本子均于抗日战争前被民族败类出售给日本三井源右卫门，其间从中斡旋的就是河井荃庐。一九三二年秋沫若在文求堂书店曾有幸目睹“后劲本”的照片，这是三井的儿子借给朋友观看而流散在外的。沫若即据以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之内，并把翻印的照片寄回国内，由史学家马衡（1881—1955）、唐兰两人负责印出，当时误信耳食之言，曾以为是另一种拓本的“前茅本”。与此同时，上海艺苑真赏社又将“中权本”冒充“十鼓斋中甲本”。此中蹊跷怎样才能阐明呢？必须查对三种拓本。现在沫若终于从河井手中看到了这三种拓本的全部照片，真是快不可言，便立即委托美术家林谦三照了相，拿拍电影用的卡片重印下来，再去扩印成大幅照片。对之细加考察，沫若断定石鼓的制作年代当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年。他还发觉，石鼓呈馒头形，这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说明秦襄公时代的生产状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所以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随即他补充和修改了《石鼓文研究》，然后将书稿连同照片寄给了上海孔德研究所负责人沈尹默。沈氏收到后，即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予以公开出版，并在序中说：“近来研究《石鼓文》者实非一家，比诸往昔，发明已多。唯于建石之意推阐无遗，而持论精辟者，固当推此著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
沫若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文的考释都有所建树，大大有助于他对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文艺创作准备了条件。他是喜欢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在流亡日本期间，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等，都曾先后成为他笔下的人物。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将自己的历史小说结集为《豕蹄》，当时正在提倡汉语拼音文字，朋友们替他加上了插画的同时，每篇后面还特地附上了新文字的译文。“豕蹄”者，猪蹄也，沫若于序中有言：“这个名目我觉得再合口胃也没有，而且是象征着这些作品的性质的。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
创作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这时候他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往往需要借助想象以发展历史的精神。孔子是“道贯中西”的大圣人，然而在郭沫若的眼中他也还是人，而绝不是神。《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通过沫若的大脑，竟幻化为充满生活气息和幽默感的历史小品《孔夫子吃饭》，一个“巧伪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孔子等人困饿了七天，是颜回解围并得到了馈赠，拿着米回来煮粥给大家吃，孔子心里着实佩服他，可是嘴上却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老天爷看承的呀。”大家担心锅里的粥不够吃，孔子亦不免忧虑，他看到颜回先掏了两指头饭送进嘴里，便觉得伤了自己作为领袖的尊严。后来弄清楚这是误会，他把自己的疑心告诉了大家，于是又得到了安慰：“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
《荀子》有句云：“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疆也。”这句话经过沫若巧妙的艺术加工，居然被敷陈为情节生动的又一历史小品《孟夫子出妻》，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圣人之徒为圣贤和女色不可得兼而矛盾的心理：一会儿想舍老婆而取圣贤，一会儿又决定与其远师孔子不如近法夫人。
《孔夫子吃饭》和《孟夫子出妻》中的孔孟都是“巧伪人”，沫若自信并没有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白粉，而是在事前已经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绘出其真容。在他看来，“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①但对已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作者的笔则是要采取反叛的途径的。孔孟有虚伪的一面这原是客观事实，而沫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和盘托出这一面，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在鼓吹尊孔，妄图借历史的幽灵以掩饰他们的丑恶面目，用“大成至圣先师”的香火以迷惑大众的心窍。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情地刨了这些坏种的祖坟，的确可以收到讽谕的效果。
栖身了无风处的沫若，尽管不能亲历祖国境内斗争的风浪，但他也还是感觉到了浪头迎面扑来，他不愿坐视，迫切需要参战，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写小说、做文章都能配合。遗憾的是自己时时痛感对于国情的隔膜，无法从祖国人民活生生的生活中采撷资料进行创作。近来不是有人责备他“石女化”了吗？他不想辩解，对他说来要紧的是行动。他一天都闲不住，就连胸部生了碗口大的痈，医生说有生命之虞，他也还要坚持读书、看报和作文。疼痛难忍的创口，使他产生一个执拗的念头：“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②他多么渴望返回祖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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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典型说起》，1936年10月《质文》第2卷第1期。
②《归去来·痈》
沫若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祖国的动静，每有好友来访，总要尽情谈论抗日的形势。这种对母国无限怀念的心情，在他题赠给朋友的一首五律中，表现得极为真切：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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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信美非吾土》
离别祖国快十年了，无论国还是家，都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变化。亲爱的母亲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后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无法回国奔丧。来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亲自接生，新添了一个儿子志鸿。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种种刺激。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宪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询讯。此次暴乱很快被平息，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在经济上推行“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则搞什么“国体明征”，并实施“社会新编制”，妄图健全法西斯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国度，连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被加紧监视中，何况对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说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诚然，比起“火线十年”或“铁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实要惭愧得流泪的，不过他实在并不想再这样“福气”下去。
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出国购买印刷机为名顺道游历日本。当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佐藤家门前时，可把沫若和安娜乐坏了。十年不见，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达夫和沫若专门约见了一次，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记得一九二十年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沫若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曾去信批评这篇文章“倾向太坏”，后来再加上王独清的挑拨，达夫“因一时感情作用”而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两位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顿生龃龉。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便什么隔阂都消除了。眼下，他们取着偏僻的路径并肩而行，时而漫步在真间山一带，时而徘徊于江户川畔的大堤上，冬阳煦煦，江风习习，友情的话语互相温暖着心肺，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谈论中日两国交锋的形势，达夫希望沫若再度归国共事，沫若何尝不想重温旧梦？
在达夫滞留东京期间，沫若曾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他们为达夫举行的欢迎会。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作东道主的晚宴上，沫若应增田涉索求留下一首七绝：
银河倒泻自天来，入木秋声叶半摧。
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
在座的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人都在围观，但见字迹歪歪扭扭，似乎象作者本人一样带着醉意，然而诗中的意识完全清醒。
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设的宴会上，酒过几巡之后，沫若突然代达夫接杯痛饮，他有些担心达夫酒醉之后会自我暴露，泄漏他俩谈话的内容。散席前，主人武田泰淳照样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沫若一口气写了好几张，其中给达夫的也是一首七绝：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题罢，他怕自己的用意太露，便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时还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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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次赴宴的情况系据增田涉等人的回忆以及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转引自吕元明：《郭沫若在日本》，见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
一个月后，达夫又回国了。这一对“孤竹君之二子”哟，“叔齐”西去，“伯夷”仍留东国。此番携手相期何处聚？但愿不久春申江畔重相会。
郭沫若传--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二十五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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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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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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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时局吃紧得很，有许多日本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在街头巡行，请求过路人每人缝上一针，据说这密密麻麻地缝了“千人针”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作为前方将士避弹的护身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这些妇女或是出于对儿子的钟爱，或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脸上大都显露出悲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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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据当时记忆录写，见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社1945年版。
落款后又加盖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阴文印章，即交给金祖同，郑重嘱托：当他万一遭到不测，能替他带回国内发表。
过度的烦恼和心焦折磨着沫若，夜梦乱纷纷，白昼昏沉沉，他已难以掩饰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态，然而又怎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安娜一时还没察觉沫若的行色，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她每天在焦急地读着报纸，探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消息，咒骂发动侵华的军政当局早日覆灭，一心期待两国的和平。她说这些话时毫无顾忌，即使有刑士和宪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为命，而今劳燕不能双飞，叫沫若如何向安娜开得了口！
友人钱瘦铁（字叔厓，1897—1967）也竭力主张沫若以快走为上策，他认为看上去南京不象没有诚意，并表示愿意为沫若张罗路费。走，当然要冒风险，但不走，也得担风险。
“走，或许可因而脱险”，沫若觉得还是金祖同说的对。回国的意念既已确定，要走就得赶快走。当时中日之间有好几条航线，其中来往于温哥华和马尼拉的加拿大航线可以避免日本警察的干扰，只要乘上这条航线上的路经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的邮船“皇后号”，船一启碇，驶进公海，就算是安全出境，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了。沫若选定这条航线，他托祖同去打听最近几天的船票，约定寄明信片通知他，为防当局检查，信中用青年会空房间的号码暗指船期。祖同的信来了，说：“青年会生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沫若想预订二十四日船票，即赋诗夹隐语复金祖同，云：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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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一）》
可是写好了又不免有些犹豫，终未投邮。经与钱瘦铁和金祖同再次面商，最后仍决定二十四日动身，由祖同陪伴回国。
走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就这样瞒着安娜不告而别吗？实在于心不忍。船于二十四日从横滨出帆，二十五日沫若将由神户上船。再也不容迟疑了，这天晚上他终于向家人作了暗示：“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不过他很谨慎，没有透露确切的日期。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立定大戒”：从此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夜深了，他仔细端详着枕畔安娜熟睡的面庞，腹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讲。预想到三天后返抵上海将投入抗日洪流，他于枕上吟成七律一首，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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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3年10月31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②《战声集·归国杂吟（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钟，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好好学习做人；给最小的儿子写的一张纸，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见安娜已醒，正怡然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似乎未曾察觉他的用意。沫若顾不得身上只穿了一件居家的和服，赤着脚套了一双木屐，默不作声地离开卧室走下庭园。再见了，洁白的栀子花！再见了，斑斓的大莲花！再见了，孩子们心爱的金鱼！再见了，亲爱的安娜、温暖的家，我们相见不知在何日？请原谅我如今既是归心似箭，又似万箭穿心。抹不尽腮边的泪啊，不！这不是泪，这是涌自心头的血，一步一洒，一步一回首，……他沐着残月的青辉，踩着带露的田畈，无限依恋地慢慢走到了看不见家门的最后一步。在日前约定的灌山车站，他与钱瘦铁、金祖同会齐，然后一同折回钱家，换上了瘦铁的灰色哔叽西服以及袜子和皮鞋，打了领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司的克，肩上还背了一只圆筒形的旅行袋，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这才坐车辗转去神户。当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双方都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出境更无需检查，沫若和祖同就混在旅客队伍中，于当天傍晚在神户港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跻身天堂，遗憾的是妻子儿女无法同行，沫若神思恍惚，心中总在惦念：安娜和孩子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可知道从此将堕入地狱？
晚上九点正，起航的铃响了。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孔窥视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钱瘦铁早已离去，只见有些人按照日本的风俗，为了表示惜别之意，正在往船上抛纸卷，送别者与远行者各持彩色纸带的两头，顿时在码头与船体之间的空中形成了蔚然可观的缨络。随着船只的离岸，纸带慢慢被拉长，最后被拉断，于是船上又有人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岸去，岸上的人也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船来，然而终于坠落在中途的小筏子上。此情此景，勾起沫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他对先后居住了二十年的岛国倒没有什么留恋，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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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三）》，原题为《黄海舟中》。
沫若在船上化名杨伯勉，籍贯假托湖南长沙，处处小心谨慎。第三天清晨，舟过黄海，他兴奋地口占上述那首七绝，表示为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而甘愿毁家纾难，于公私、生死他早就作了安排。
二十六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沫若终于逃出了虎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皇后号”轮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祥码头边。沫若手执司的克，故意挺胸凸肚，好象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不慌不忙地踏上跳板。天空黑烟弥漫，巡警的吆喝，卖苦力的兜揽，做小生意的叫喊，声音嘈杂得令人耳噪心烦。“十年不见了，上海的情形原来还是这样！”他好象自言自语，又好象是在与身旁的金祖同交谈。他不便东张西望，只好嘱咐祖同留意接客的人丛中有没郁达夫。没想到迎面却走来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他是奉命专程从南京赶来迎接郭沫若的。“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他恭敬地向沫若鞠了躬。沫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经他自我介绍，方才弄清楚眼前的对象是什么角色。当他提出“想与先生谈谈并解释国内和南京的情形意旨”时，沫若便以“我现在先得去看一位朋友”为托词，暂时回绝了何廉。于是沫若和祖同雇了一辆汽车，直驰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孔德图书馆。
沫若受到了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的热烈欢迎。老朋友对他回国后的处置十分关心，坐定后就商量他的出路问题：是在国民党里谋职呢，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尹默对这两条路都不赞同，他说：“我们还是静观时局的发展再决定一切吧！”言下之意，他认为目前沫若不宜从政，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沫若心中暗自忖度：“到了这里之后还是那么地不积极，不就等于同没有回国一样吗？”这时，杂文社同人姚潜修、创造社旧友张凤举和李初梨也闻讯先后赶来，在图书馆的三楼参加了这次座谈。不一会，郁达夫和施蛰存等人也跟踪而至。达夫是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连夜从福州赶来的。刚才在船埠上，他们不巧与沫若失之交臂。沫若见了达夫，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仍旧热烈地谈论着沫若回国后的种种问题。当晚由达夫作东，在来喜饭店为沫若洗尘，尹默、初梨等人作陪，彼此豪饮畅谈，直到深夜。
第二天，沫若搬到沧州饭店，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人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简直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八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里居住。夏衍看他只有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的确，他这次回国就是要用这枝笔，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谱写气壮山河的洪波曲。
郭沫若回国成了一条重要新闻，被公认为一件带有神秘意义的事情，以致人刚上岸，他的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就在上海滩上广泛传开了，张菊生、沈尹默等人还写了和诗，各家报纸、杂志争着刊载，一时好不热闹。更有许多文化团体以及新朋旧友邀宴，备致赞佩。在八月二日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答谢后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挥泪朗诵了那首步鲁迅原韵的诗，婉转陈词，满腔忧愤，合座为之感奋不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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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两文化团体昨宴郭沫若》，1937年8月3日《大公报》。
八月七日，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的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开演，为了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特地临时加演一场。座落在南市区的蓬莱大戏院，虽然条件不及“大光明”和“兰心”，场子小、座位挤，周围都是碎石铺的小路，但这里是真正的华人区，附近住着的大多是典型的贫苦的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外国巡捕的棍棒，有的是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沫若应邀观看了演出，观众们对他的出席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书上印着几天前他为这个剧本所写的亲笔题词，可以说是为广大观众点明了这出戏的主题：
芦沟桥已经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
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
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
芦沟桥虽然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国民党达官贵人亦摆出姿态，接二连三地开会、设宴欢迎郭沫若。在一次会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致词，谈到“目前的中国，就象一列火车，国民党就是这列车的火车头，蒋委员长就是火车司机”。沫若听了，微微一笑，随即在答词中说：“能当司机当然很好，问题在于司机称不称职，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开的方向不对，那么，全列车就跟着遭殃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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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殷：《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应当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在空中决着雌雄，大炮轰鸣，机关枪声密集，炸弹声彼伏此起，火光映红蓝天。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战斗呵！“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沫若无比兴奋，心律随着战声或紧张或弛缓，他几乎不加思索，诗句便涌上笔端：
战声的一弛一张关系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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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战声集·战声》。
“国亡与亡，国存与存”，沫若磨拳擦掌，誓为民族的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与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自任社长，由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只讲“买郭沫若”。《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广大读者纷纷送来丝棉背心和各种慰劳品，要报社转交前方抗日将士。一时间，《救亡日报》所在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四楼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各界人士主动与报社通信息。九月二十八日，薛祚光旅长从宝山罗店来信，对郭沫若自称“敬慕先生的战友”，报告该旅坚守西南阵地，与日寇“大小战不下十多二十次”的情况，表示“我们所恃以抗敌的，是牺牲精神”，这是“永远无限止”的，因而敌人准会溃败。①十月初旬，诗人任钧自镇江来信，详述在京沪间的要冲所见所闻。②《救亡日报》大量刊载这类实际采访的战地通讯和特写，而从不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了与其他报纸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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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7年10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见1937年10月12日上海《救亡日报》。
沫若自己亦常亲往前线访问、慰劳抗日将士，陆续写了不少通讯和访问记。“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他不畏迅霆，迎着血风，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东奔西走。想当初参加北伐南征，到如今“十年退伍一残兵”，归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入阵营”。早在八月间，他就领衔与杨朔、孟十还等四十余人发起“投笔从军”宣言，这一消息曾轰动了不夜城。①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一会儿往浦东慰问张发奎部属，一会儿又去昆山扣访陈诚（字辞修，1896—1965）、冯玉祥（字焕章，1882—1948）、薛岳、黄琪翔（1898—1970）诸将领，就抗日斗争形势和部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交换了意见。冯玉祥希望郭沫若做一篇文章，谈谈为什么当年北伐军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援，而现在的国军却遭到冷遇。沫若说：“这正是我跑来想要跟你们谈的问题。”他从北伐时代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谈起，说到那时候军中政治工作和后方民众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及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及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情吧。”老将军连连点首，颇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慨。沫若还应张发奎、陈诚等人的要求，分别为他们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一个由钱亦石任团长，另一个由袁文彬任团长，成员都是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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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4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听到了这些消息，沫若和全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不辞辛劳地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曾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曾为唐瑜、丁聪创办的《民族呼声》题签刊名，为汪馥泉所编《中日战争预测》题签书名，为洪深（1894—1955）、金山率领的救亡演剧队书写队旗；曾往国际电台作题为《抗战与觉悟》的演讲，鼓动军民认定“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沫若的心总是牵挂着前方的抗日将士。九月初旬的一云，他随四川旅沪同乡会救护队和文艺界战地服务团一同去宝山罗店前线劳军。满是弹坑的公路，低空盘旋的敌机，不时发出死亡的威胁：机枪俯射，炮弹开花，天地旋转，气浪袭人。沫若的耳朵虽背，却能清楚地听到周围正在弹奏着的“命运交响曲”，中华民族将不遗余力与命运之神恶战。伤脑筋的是，他穿的白衬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能和大家一同奔上前沿阵地抢救伤员，他不顾同伴们的劝阻，权且借了一套米黄色童子军装紧巴巴地繃上身，就向那炮火深处冲去。①前些日子夜晚的茫然、孤独、伤感骤然消失，他感到当自己融汇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时，便又象是当年鏖战武昌城下、流沙境内的年轻的将领，浑身充满了对血战到底的渴望与力量。由于沫若经常出现在前线，并频频与众多抗日将领接触，以致日本当局一时摸不准他的真情实况，居然在广播中说什么：郭沫若“带了五万兵和中央军联合在上海前线作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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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兰畦：《犒军去》，1937年9月7—9日上海《救亡日报》。
②《郭沫若谈军中故事》，见上海杂志公司汉口总店1937年10月版《上海抗战记》。
自淞沪抗战爆发以来，不知有多少同胞流离失所，沫若的眼前总抹不掉那一幅幅惨不忍睹的难民图，幸好有各种社会团体在负责收容和遣送。当他听说法租界马斯南路（今茂各南路）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是救济难民最有成绩的地方，便专程前往看望了一次。所中老弱妇孺居多，看到那些孤儿天真烂漫，却已永远失去了他们幼年时代最珍贵的父母之爱，听到那些孤老鳏寡悽切的抽泣，想到他们失去了晚年最大的家庭欢乐，沫若不由得一阵阵辛酸。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怎么好，厂棚内臭气浓烈，栅顶篾片稀疏，似乎只能蔽日而不能遮雨，沫若不禁黯然神伤，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老天爷不要下雨。
在这个收容所里，有几个工作人员是沫若的朋友。其中的于立群（1916年7月7日—1979年2月25日），乃是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结识的挚友于立忱（1912—1937）的胞妹。于立忱原系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记者，她与郭沫若彼此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在沫若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株“大山朴”，他“喜欢它那叶象枇杷而更滑泽，花象白莲而更芬芳”。后来立忱比沫若早几个月回国，没想到她竟于五月间自缢身亡，留绝命书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对于她的死，沫若悲痛欲绝，歉疚交加。他回到上海后的第四天，曾与朋友一同去中国公墓凭吊立忱，不久即由林林等人介绍与立群相识。于立群曾演过戏、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晒得黑黑的面孔，显得朴素而又大方，第一次见面就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①当她将姐姐所作思念沫若的遗诗转交给他时，沫若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想：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②自此以后，两人常常见面，她对他——敬重，他对她——爱慕，可谓一往情深。
立群曾多次与沫若一同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天晚上去东战场劳军后，沫若因事前往昆山了，立群仍折回上海。当她乘坐的车经过大场时，正遇敌人大举进攻，她几乎成了炮灰，沫若为此虚惊了一场，而立群却满不在乎。他们愿携手共赴国难，即使真的成了炮灰，也算是尽了做子民的责任。大场失守后有不少人感到忧虑，立群却从沫若的新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释：
前线的旅进旅退是战术上所必有的事情，
在未参加作战的我们倒可以不必过于关心，
所当关心的是抗战到底的决心究竟有没有十成。
我们持久抗战的决心要十二分地坚定，
我们从“屡败屡战”，剩到最后的一个士兵，
剩到最后的一珠血，都要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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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四）》
②据谢冰莹：《于立忱之死》，1984年6月15日台北《联合报》。又据笔者1984年9月8日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③《战声集·所应当关心的》
这时候沫若的诗文“都是在抗战中热情奔放之下，匆匆写就的，文字之工拙当然说不到，但是有一点却可供读者的借鉴，那便是抗战的决心”①。立群所珍惜的，正是这样一颗在字里行间跳动着的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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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沫若抗战文存〉小序》。见上海明明书店1938年1月版《沫若抗战文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