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家安在八仙桥附近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弄内，本想隐居片时，可是不出十天，朋友们就找上门来了。这时卢齐之战已经以江苏军阀获胜而告终，没想到这局部的动荡竟牵动了全局，整个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剧变：直系军阀吴佩孚（1873—1939）倒台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公然当了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已应邀由广州北上讨论国是。由于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以致上海的一帮官僚政客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两班人马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吃够军阀混战之苦的中国人民，对不管什么籍什么系的军阀都恨之入骨，于是有人建议组织调查团，踏访战地调查江浙战祸，以揭露和抨击此次战争制造者的罪恶行径。这件事由孤军社负责，恰好该社许多成员都是留东同学，他们便邀请郭沫若参加。早就嚷着“到兵间去”、“到民间去”的沫若，觉得这正是从事实际活动的好机会，便一口答应下来，担任了宜兴一路的调查。
临出发时，沫若特地邀了周全平同行，因为他是宜兴人。十二月一日启程，车过真如、南翔、黄渡、安亭、昆山和无锡，这一带田野荒芜，杨柳枯槁，芦草衰黄，秀丽的江南如此之愁容惨淡，这不就意味着中华的沦丧吗？第二天改乘轮船，在昏茫的运河上察看两岸的累累战痕，更令人感到凄凉、神伤。抵达宜兴以后的四、五天，足迹沿着蜀山、兰右、湖汶、悬脚岭，直到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沫若的眼睛象是摄影机的镜头，在“镜头”前掠过的是：满载太师椅、红漆马桶等战利品的车皮，弹痕累累的竹林，穿着灰色军装的大兵，拖儿带女从上海归来的难民，遍野眼神呆滞、烧着纸钱的带孝妇女，汗水淋漓、疲惫不堪的担煤少年和老头，贪婪地啃着沾满泥屑的骨头的孩子，……而随着人们嘴唇喃喃地蠕动，沫若眼前又幻化出被奸淫的产妇一双绝望的眼睛，真如、南翔大火中被火舌舔卷着的惊恐的人群，抓着糟豆腐、生豆渣往嘴里塞的饿疯了的民夫，……他的躯体被愤怒充斥得几乎要爆炸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象猪狗一样的活着？为什么他们要任人宰割而不起来反抗？为什么中国新兴的文艺家无视这被屠宰者的生活？——“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①看来要想打破旧式诗文的格调，怕只有彻底改造旧式的生活才能办到吧。回想过去自命清高，昂首天外，实在太要不得了，从今后必须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体验体验穷苦百姓的生活，多领略领略灾难深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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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平线下·到宜兴去》
从宜兴回来，沫若原先说定还要担任调查报告集《战痕——甲子苏祸记》的总编辑，未曾料到孤军社竟约了曾琦（1892—1960）写序。尽管沫若与曾琦是旧友，但他绝不愿与这位“醒狮派”的首领合作共事。“醒狮派”以当时曾琦在上海创办的《醒狮》周报而得名，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居然把真正爱国的人当作“国贼”。孤军社成员亦大多信奉国家主义，因而与“醒狮派”关系密切。至于沫若与孤军社的交往，早在一九二二年《孤军》杂志创刊时，他就曾受托将该刊介绍给泰东图书局出版，因而被视为孤军社的准同人，出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诗作。不过沫若与孤军社同人的政治见解大相径庭，他在《孤军》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常遭到他们的曲解，誓如鼓吹“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进行“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的《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刊出时，他们居然加了这样的附注：“这篇文稿……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见似乎与《孤军》护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细考察起来，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①但鉴于彼此友好的交往，沫若对此并不介意。由于这种关系，他当然不便于直接反对曾琦为战祸调查报告集写序，而是对全书的编辑工作采取拖延的态度，想不了了之，结果孤军社只好收回成命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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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23年1月1日《孤军》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推倒军阀号”。
沫若没有编成《甲子苏祸记》，而且连自己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也成了“一座未完成的塔”，却创作了组诗《瓶》和小说《落叶》，这些作品都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毋庸置疑，诗人自己是苦闷的，他也能很顺畅地以创作表达个人的苦闷，即使是在去宜兴调查的途中，民众猪犬般的生活虽使他感到心头闷胀，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写啊写的还是个人熟悉的身边琐事；他有宜兴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尝尝当地特产松菌和黄雀的滋味；离开那些生活在战祸中的不幸人们之后，最能激起他创作冲动的也还是青年人复杂的恋情。沫若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内心翻腾着波澜，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别，却又充满了矛盾：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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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前言》，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塔》。
严酷的现实，血淋淋的人生，告诉他应该容不得往日那些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再来光顾。他关心起在这次调查中接触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在去无锡的火车上就曾与人议论当时纺织业面临的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棉纱大量输入中国，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开办了几个大工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连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倒闭。中国今后到底应当走哪条路？有人提倡资本主义，有人说要实行共产主义。究竟孰是孰非？沫若在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先后扣问过不少经济学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恰巧有个研究经济学的老同学漆树芬（？—1927），就住在沫若寓所附近，他常来串门，两人便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沫若表明自己是反对讴歌资本主义的，不相信在中国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认为目前只有把外国资本家从国内市场赶跑，中国才有生路。平日谈话容易激动的漆树芬，听了沫若的意见后更是激昂慷慨，惊喜自己有了同道，他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证，把沫若的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还说他已经写了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稿。沫若知道漆树芬留日时曾师事河上肇，他们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默契暗合，原因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漆树芬夹着那包书稿又兴致勃勃地来找沫若。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学手稿，厚厚两大册，三十余万字，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沫若最懂得它的价值，他破例允诺为该书作序。当天夜里他就读完了全稿，觉得自己的一些直观的见解在这里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他叹服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同学居然写出了这么精辟的著作。浮薄的学术界有希望了，他为笃挚的研究家的出现而欢跃，同时真诚地希望这部书的问世，能帮助广大同胞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合上书稿凝神细思，他干脆将原来冗长的书名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以致后来的书名又被马寅初改成了《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些日子来，沫若由中国纺织业的破产而引起的一系列思考，到这时算已成熟。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教训”，四月二十六日夜间他以这七个字为题做了一篇短论，大声疾呼：
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的颜色便缩头缩尾吧。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甚么还不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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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肠炎·一个伟大的教训》
走，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已经走在前头。当时上海不断爆发工潮，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纱厂竟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三十日，两千多名学生集队上街演讲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惨遭英国巡捕的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沫若和周全平有事偶尔到南京路去，走近浙江路口时，突然涌来不平静的人潮，一张张苍黄的面孔呈现出惊恐的神情。是怎么回事？“郭先生，不要往前去了，英国赤佬在开枪杀人！”一位认得沫若的学生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道。这消息震得他头脑轰鸣，金星直冒。这些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凭什么屠杀我国同胞？血管里的热血在不安分地波动，走！必须逆流而上，亲眼看一看他们制造的血案。
沫若身上迸发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汹涌的人潮中吃力地逆凫着……铅块似的乌云压着高楼的尖顶，在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人潮的推拥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似乎在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会散架倒塌下来。黄睫毛、蓝眼睛，黑面孔、红包头，汇合着注铅的警棍，乌亮的来复枪——一堵死亡的围墙在不断地扩大，扩大……墙内同胞们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和一双双怯弱的眼睛，眼睛的海洋淹没了沫若，又托起了他，一下把他拥到了大公司的铁栅栏边，一下又把他卷到了人行道下。他感到心头难以遏制的闷胀与噁心，深深地透了两大口气，眼望着先施公司的大门，再一次随着人潮涌了过去，紧紧抓住铁栅栏的把手，终于荡进了公司的大门内。
门内依然是一片惶惶然的眼睛的海洋。沫若一心盼望能登上一块突兀的礁石，好鸟瞰眼前的一切，即使下面是鲜血一般的熔岩在奔突，他也愿意纵身跳下去，与受难的同胞们熔化在一起。他疾步爬上三楼，好不容易觅着一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于是惨案的现场赫然显露在眼下。
老闸捕房门前的路面和电车轨道上，一汪汪水潭，一阵阵血腥，尸骸已不见，血迹刚冲掉，鹰犬们仍在逞凶肆虐……不！不！沫若分明看见一个满身枪窟窿的同胞僵卧在马路中央，死神虽夺去了他眼中的光彩，但那双夺眶而出的圆瞪着的怒目并没有闭上，紧握成球状的双手也没有张开。成堆成堆比老鼠还大的蚁蝼，正在东奔西突地嘬着他的血和肉；一群一群如乌鸦般大的苍蝇，带着饱食了血污的满足在嗡嗡营营地飞来飞去。转瞬之间，那高大的身躯便被啃光了，连地上的血迹也被舔个干净……余下的又是一双双凶残的眼睛在搜索着捕获的对象，突然鹰犬们的目光弹丸似地射中先施公司三楼这个窗口，霍地一下几十根枪管和警棍同时举起，沫若浑身的血液沸腾了，他恨不能冲下楼去与他们面对面地拼搏，夺过枪来也给他们一个就地解决。“快关上窗，拉上窗帘！”还没等沫若完全清醒过来，临街的窗帘已被拉得严严密密，他好象吞下了一块烧红的铁。
回到家中，所有的邻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惨案……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大学生，也在枪弹纷飞中身负重伤，他的姐姐不顾一切地在医院中看护他……无数青年同学到处奔走，在为死难的同胞们募捐……是的，有这等年轻、热血儿女，中华绝不会完，鲜红的热血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会开遍中华！沫若拿起笔来，想用戏剧的形式绘下这壮丽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写一个三幕现代剧，就以那十七岁的大学生为主角，全剧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启示一条必由之路，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女中豪杰。但是在具体构思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认识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聂荌、聂政的形象，他决心描写战国时代的这一对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义行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聂荌》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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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讨，把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了，原来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个性和自由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和自由，实在未免出于僭妄；似乎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才合乎情理。这时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在哪里呢？这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①这个变化不仅标志着郭沫若个人的转向，同时也表示了创造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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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仿吾：《上海滩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沫若带领一批年轻的创造社成员，在上海滩奋勇开辟新阵地。他将《聂荌》和以前写的同类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连同《文艺论集》以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画着一个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创刊号陈列在四马路的书肆里了。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里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读者们吃了一惊。于是洪水便缓缓地从上海而泛滥到各处了。”①《洪水》半月刊实际上是《洪水》周刊的复活，主要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梁预人等经办。为了和创造社原来的成员有所区别，一般都习惯地把这些新近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叫做“小伙计”。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拉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了创造社。“小伙计”们虎虎有生气，把《洪水》办得很有特色，从内容来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是一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显示了年轻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当作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的重要阵地，后来收集在《盲肠炎》一书中的文章，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有郭沫若在继续为创造社撑大旗，有一群“小伙计”共同努力，中期创造社的勃兴便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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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这时，沫若越来越认清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公开号召：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文章在《洪水》上刊载出来后，很快有人投书编辑部，热烈欢呼沫若“‘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诚恳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①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达夫主张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的青年翕然响应，连一些中学生也省下了零用钱来认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规定：“本部组织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恶习，谋社内外优良刊物发行之便利。”这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②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开张，后来还在广州、武昌、扬州、长沙以及日本设立分部。不过这时候，沫若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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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来喜爱文艺的郭沫若，竟与教育也有一定的缘分。别的不说，单在上海，先后就有好几所大学邀请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应聘去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文学概论》，每星期两节课。报酬虽然微薄，不过并没影响他热心教学的情绪，他很想乘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一下，把平时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直感，结合近代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来一个升华，以求得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的科学”。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但他无钱购买，连图书馆都没有的大夏大学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好远道去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这个特别的顾客，一开始就得到了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关照，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内山介绍，与日本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有过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从环龙路寓所乘黄包车赶到学校——严格说，这哪儿是什么学校，只不过是校方借来开散学的一座旧公馆。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礼堂又不象礼堂的房间里上课，从文学的胎元形态入手，寻求出“文学的原始细胞”，即纯粹的情绪世界。他举出了实例加以说明：当初幼小的和儿看见迷人的博多湾和可爱的月亮，总要反复呼唤：“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儿童的情绪世界的诗，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诗《新月与晴海》：“儿见新月，遥指天空；知我儿魂已飞去，游戏广寒宫。儿见晴海，儿学海号；知我儿心正飘荡，血随海浪潮。”两相比较，形式上后者比前者复杂，但节奏完全一样，只是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情绪明朗化了。然后沫若又以这“文学的原始细胞”为对象，进一步分析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感应过程和进化过程，从而构成文艺总论；再在总论的基础上，按诗歌、小说、戏剧讲述分论。这样丰富的内容可惜还没讲到一半，由于“五卅”运动学生参加罢课而终止。以后沫若不愿继续受聘，他将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学艺》等杂志上。
《学艺》是中华学艺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该社成员，曾被委任为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他还应邀担任了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学艺大学正式成立，他受聘为文科主任兼教授，并主持学艺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与董事林骙、教员曾琦等人的矛盾，而于年底辞掉了该校的职务。
没想到上次晤面后不久即奔赴广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经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大学寄来了聘书，请沫若去担任文科学长。乌烟瘴气的上海当然不值得留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的确令人神往，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结果达夫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独清为文科教授，还有先期到达广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预科教授。老朋友们将重新并肩战斗在一起，沫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胸中勾画着新的蓝图。
三月十八日，沫若将家眷以及创造社的事务都托付给周全平，即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广州。不料途中方五日，从北到南竟发生了两大令人震惊的事件：启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残酷镇压集会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第三天，蒋介石在广东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而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事件。沫若到达广东时，羊城还处在“三·二○”戒严期中，市面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来码头迎接的仿吾赶忙将这儿的现状告诉了他。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同来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毛润芝（泽东，1893—1976）。与这位久仰大名的文学家见面，润芝显得分外高兴。“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这便是毛润芝初次留给郭沫若的印象，但不知他有否察觉，面前的这位大诗人耳朵相当背，当他低声介绍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情况时，诗人只听清楚了两三成。
林祖涵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平时对广东大学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把郭沫若等人引进广东大学，学校已经开学。三月二十七日，沫若即参加了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等事宜。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拟改名中山大学。学生们获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不远千里南来，都已先后到校就职，深感荣幸，特发起于星期天（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处于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大学，对国内外重大政治斗争非常敏感。三月三十日上午举行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由学生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主席毕磊主持。沫若应邀赴会，并发表了演说。他想起，孙中山当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说，就是在广东大学钟楼礼堂作的。眼前痛悼烈士的哭声，讨伐刽子手的口号声，震得钟楼都要爆炸了。不过他很清醒、沉着，几天来痛定思痛，硬将那火山熔岩似的诗人气质蕴藏在心底，奉劝大家追悼烈士不应只悲哀痛哭，要积极地、坚决地负起他们所未完的使命，尤其是必须从中引出教训。他在演说的末了强调指出：
故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末，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与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诸烈士最大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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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先生演说词》，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广东大学自成立以来已越两载，学生们对学校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特别是文科学院的学生更觉得系科办得暗淡无色，课程凌乱杂沓，中学之科目竟入大学课堂滥竽充数，讲授者亦复笑话百出。学生们早就热切期待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好不容易盼来了郭沫若学长，敢于当机立断，坚决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可惜沫若上任时，课程早已排定，欲改无从，且一时难以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本想等到暑假过后再作大变动，然而眼看学生要求愈益强烈，刻不容缓，便立即与校长褚民谊商妥，于四月二十日贴出布告，准许学生重新自由改选科目，就其所满意的教师听课。学生们感到“法良意美，无逾于此”，而以教育学系主任黄希声为首的一批教师却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和讲师，于次日宣布罢课，同时书面呈请校长罢斥郭沫若。他们还虚张声势，将呈文交《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并上书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处起哄鼓噪。沫若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们大都属于前任校长邹鲁留用的清末举人和贡生，也有一些是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些八股先生和基督教徒虽一中一西，但都是“饭桶”。由这样的人执教，学校怎么能有生气？现在他们既然跳了出来恶意诬告，沫若当然不甘示弱，他在致校长信中针锋相对，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心曲：
沫若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棉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乃该教员等早含敌意，故为刁难，每有施设，动辄掣肘，今复小题大做，任意捏诬，……沫若视该教员等之行为，实欲为国家前途痛哭。夫以师长之资，乃为青年所不容，且复任意罢课，牺牲学生之光阴而不顾，所谓蔑视校章、捣乱学程，实属莫此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至于沫若本身，如经校长认为有失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全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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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绝大多数学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确表示“我们对于郭学长改革学校的热忱，是抱有无限的同情与希望的，不料我们的希望尚未达到时，就又有风波发生了”，这“实际上是给文科数百同学之热烈的希望上一个大打击，亦即是文科改革进行上一个大阻碍”。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本科学生和预科学生同时组织了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教职员及同学“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之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及其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也召开了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四条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的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部分“饭桶教师”的闹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不但没有倒，而且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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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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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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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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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
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
郭沫若传--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十六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的。到了长沙之后，才给沫若和俄国顾问的翻译纪德甫也配了马，可是沫若不会骑，常让给别人享用或驮行李。这个丢掉“戎马”的“书生”，却往往跑在队伍的前头替大家张罗宿营地，有时还为大家烧菜煮饭，怪不得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①本来邓演达曾担心他一不能吃苦，二于军事是外行，现在看到他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一切忧虑都化为乌有。由于邓演达需要经常住在司令部参预军事谋划，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都托付给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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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北伐途次（四）》。
叶挺独立团突进到湖北咸宁，已经逼近武昌。沫若接到了邓演达的指令，带领总政治部先遣队紧跟而上。八月二十五日清晨过汩罗江，火红的朝霞映在江面上，沫若骑着马在江岸的浅山中颠簸，想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跋涉过的路程，不觉豪情满怀，久无诗兴袭来的他，此时此刻竟在戎马倥偬之际吟得一首五律：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汩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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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过汨罗江感怀》
然而征途中并非时时都慷慨激昂，也有低沉丧气的当儿。一天晚上队伍走散，沫若与秘书李一氓继续在山间的田畴上赶路，暮色越来越浓，周围的山冈渐渐由深蓝化为黑影，好象在紧紧包抄过来。沫若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以来不曾有过的恐怖念头：怕附近山里藏着的吴佩孚的散兵，会乘着黑夜冲下来；又怕林中窜出土匪、强盗，前来趁火打劫。一路上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村庄时，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哩！”
要攻克武昌城，的确不容易。总司令蒋介石曾提议对于攻城士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枪毙，但遭到了大家的否决。九月二日决定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当晚借着夜阴爬上城去。这就需要大量的云梯，可是国民革命军没有工兵队，怎么办呢？只好把政治部当作临时的工兵队。沫若刚写好标语、拟就传单，现在又要立即派人到民间去征集梯子，然后还得将它们扎接起来，才能作爬城工具。他身先士卒，顾不上对这种活儿的生疏，亲自动手，居然也绑了三、四架。能将自己的汗水洒在攻城的路上，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夜暮降临，在南湖的一个空旷的大院内，墙上满靠着各式各样的“云梯”。沫若站在院中的高台上，在苍茫的夜色中向攻城的勇士们作了动员讲话。战士们怀抱着献身的精神，决意连夜拿下武昌城，他们当然清楚这样做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氛围异常悲壮。当夜未能攻克。五日夜间重又发动攻势，结果仍遭失败，死伤惨重。
次日凌晨，苏联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不幸在宾阳门饮弹身亡。平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踏上征途以来，和沫若虽时常呆在一起，却很少直接交谈。但在这次参加攻打武昌城的晚上，临出发时他竟特别用力地拉着沫若的手，沉静而决绝地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忏语。沫若抚着德甫的担架，默默听着从现场归来的战友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哀思。一个往日与自己成天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伙伴，现在一下子就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给幸存者心理上的震动和负担可真难以承受，沫若生平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浓重的悲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这位亲密的战友购置了棺木、衣衾予以收殓，还特意将那颗致德甫于死命的子弹当作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晚间躺在床上，他回想着两个月来与纪德甫相处的日日夜夜，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索性爬起来一口气做了四首悼诗，这才踏实了些。所作都是七绝，其中第三首云：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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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悼德甫》
纪德甫牺牲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一时没有什么进展，沫若受命带领部分同志偷偷渡江去主持政治部汉口办事处的工作。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不懂策略”，批评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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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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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生：《郭沫若的政治生涯》，1933年2月《社会新闻》第2卷第17期。
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他到处安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沫若把他此时此地的一言一行统统记入账内，且试目以待，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沫若义愤填膺，但他不知内情，仍希望蒋介石能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因此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地作了批示，然而只准登报，不准电告赣州付诸执行。这一纸空文，帮助沫若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虚伪的嘴脸。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差遣沫若上庐山视察阵亡将士墓工程，同时雇佣暴徒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捣毁。沫若当时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总以为他是“为群小所误”，不了解暴徒们的所作所为，因而急切地亲自去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可是接踵而来的，三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沫若通过蒋氏手下的一名心腹，即安庆电报局长，探听到了原来种种惨案均系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揭开了，三月二十四日，沫若怀着异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蒋介石，他一定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其间，为了拉拢郭沫若，蒋介石也曾耍尽手腕。他秘密地委任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三月十五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声音不够大，还特地选中了郭沫若做他的传声筒。最后当沫若向他透露了要走的意思时，平日很少露出笑容的总司令，突然显得可亲起来，连声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沫若却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沫若自然不会真的答应他，只是独自在心里盘算着出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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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总政治部派郭沫若往沪组分部，郭定有（念五）日起程。
实际上没有这样顺利。蒋介石虽已先期赶赴长江下游地区，但他留下了参谋长在监视郭沫若，总政治部周围布满他们的喽啰。沫若冒着风险去游说李宗仁（1890—1969），鼓动他在安庆举起反蒋的旗帜，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无奈对方优柔寡断，不能成事。如果这时总政治部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即使是一连人，沫若一定会亲自举事，遗憾的是现在他手中只掌握两支驳壳枪。
反蒋的风声已经走漏，必须火速离开安庆。沫若改装并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辗转来到南昌，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1886—1976）家中。三月三十一日，就在这东湖边上花园角二号，他躲进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草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这篇檄文正好与当时听说即将发布的武汉中央政府免除蒋介石职务的命令紧相配合。脱稿后沫若即装入信封，在上面划了“·十·十·十”字样，以标明这是紧急军事文书，派机要交通员专程送到武汉，不久即在《中央日报》副刊上面世。①同时他也在江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人们争相传阅，雄文犹如震天的号角，唤醒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一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偏重在理论上阐述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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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4年9月8日笔者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在南昌的四天中，沫若目睹革命民众活捉伪省党部的反动分子，并且曾亲自挎着驳壳枪，参加去捕捉伪财政厅长，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强烈的革命刺激，使他亢奋不已。可是到了九江后，他才知道国民党中央还在一味与蒋介石妥协调和，连邓演达也居然责备他公开反蒋，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不免又陷入了深沉的苦闷之中。叶落而知秋深，四月四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频频催促沫若奔赴上海开展工作，沫若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命令。当他乘坐的小船途经石头城时，只见江岸士兵林立，空中旗帜飘扬，显然是在迎接蒋介石“登基”；远处一艘艘日本军舰在往上游航行，大概是去威胁武汉。顶着这股席卷而来的黑色风暴，沫若挺立船头自言自语道：“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不能摇动我的心！纵使是樯摧舵折，我也要向前迈进。”途中闻讯，派往上海工作的政治部部分成员已经到达目的地，并且在报上公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通告》，表明该分部已正式成立，不幸的是，很快遭到了心狠手毒的蒋介石的查封，十九名工作人员被逮捕。沫若心急火燎地写信给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求他营救被拘留的同志们，说：“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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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山笛：《郭沫若与刘海粟》，《文化与生活》1983年第3期。
待到沫若秘密抵达上海时，已是四月十四日。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尽管是晴天，阳光却显得白惨惨的，街头白色恐怖的气氛尚未消尽。打扮成绅士模样的沫若，混杂在栖栖遑遑的人群中闪进内山书店，与李一氓等人接上头。当晚听周恩来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在征得恩来的同意后，于次日又离沪赴武汉，准备去与邓演达等人商讨如何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一条题为《郭沫若之私事·如此而已》的报道，胡诌“郭沫若第二妻日妇，向郭索损害赔偿费，郭惧，携妾避匿”。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竟被化成如此这般的桃色新闻，真是可笑的杰作！
许多人都以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难了，没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汉，而且正赶上第二次北伐。鉴于奉军南下，步步进逼武胜关，武汉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张作霖（1875—1928），然后再回师东征蒋介石。此次军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张发奎（1896—1980）为主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郭沫若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李一氓等人暂时留守武汉。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万大军，帝国主义者威胁性的挑衅便一天紧似一天，在武昌和汉口的江面上，时常陈列着四五十艘外国炮舰；同时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长沙的何键、许克祥相继叛变，因此武汉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沫若不断收到被蒋介石“清党”逼到这儿来的进步青年们寄来的信，他们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已经难于稳住革命的局势了，连沫若也在想：早晓得武汉成了这种样子，真不该跑回来，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失望象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着黄鹤楼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颇为气愤地说：
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幼稚”，甚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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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信是写给黄慕兰的，后录入小说《骑士》中。黄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战场在河南，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打败了张作霖。六月初旬，沫若往郑州慰劳前线将士。在军人们企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应当乘南京政府尚未稳定之际，先挥师征讨蒋介石。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军心的讲话，与大家一起议决：通电请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土匪及军阀余孽的同时，立即讨伐蒋介石。
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精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黄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接着孙科（1891—1973）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别有用心地将“联共”篡改为“容共”，谁都知道“容共”实际上已成为“反共”的同义词。当时叶挺镇定自若地留心听着；贺龙（1896—1969）听得忍无可忍时就做个鬼脸；郭沫若却很潇洒地在读壁上的标语，从这条到那条，往返重读着，对汪精卫之流的训话听而不闻，但他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个信号！
武汉的时局每况愈下，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竟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从此“宁汉合流”。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朗。七月底他随张发奎所部来到九江，住在鄱阳湖烟水亭内。这时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眼看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集，沫若便向中共九江市委负责人也表达了愿往南昌去的意图，党组织劝他不用急，且看看再说。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他渴望入列，他引领待命。
十七
果然，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在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余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枪声在召唤郭沫若。三日，他与张发奎商定解散了政治部，张发奎邀请他同往日本去，他谢绝了，而决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人奔赴南昌。当晚，他们乘坐两辆手摇车急匆匆地上了路。黑夜如漆，不见星月，沫若的意念中却似有一颗“北斗星”当头闪耀着，为他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往的惆怅、悲愤一扫而光。他的胸膛里吸满了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熨贴、舒畅。他无声地笑了，尽管黑暗中潜伏着万般险恶，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举起了革命红旗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他们在南浔路上继续前进。铁轨闪亮、坦荡，南风馥郁、沁凉，田园青翠、妩媚，一路上总还顺当。可是到了九江和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到由南昌败下阵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顿时乱拳飞腿交加，把沫若从月台打下轨道，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了手枪，连衣服和日记本都被掳光。同车的李一氓，也被踢伤在候车室里。待散兵走后，他们挣扎着爬起身来，与后到而幸免于难的阳翰笙、梅龚彬会齐，重新登上征程。笑谈此次遇险，戏言谑语不绝于口，居然七嘴八舌地凑了一副对联，是沫若出的上联，叫做“郭主任背腹面受敌”；翰笙等人马上交口对出下联，乃曰“李秘书上中下俱伤”。①大家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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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傍晚赶到赣江边，隔江可以望见南昌城，糟糕的是恰逢大雨滂沱，江水猛涨了两三尺，茫茫江面上不见一只船影。众人徘徊、焦急，一筹莫展。沫若提议：“凫水过去。”凫水？谈何容易，一氓、龚彬都是旱鸭子，翰笙也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面，波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沫若略加思索，决定先和翰笙泅渡过江，然后再来接余下的同志。他鼓励翰笙说：“你大胆地跟着好了，在我旁边，游不动时我拖你一下。”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开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人在招呼：“哪一位是郭沫若同志？我们是贺龙贺总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是，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时，曾挂电话请牛行车站通知了南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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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
沫若一行于夜半时分安抵南昌，在起义军军部与贺龙、周恩来等人重逢，彼此紧紧拥抱，显得格外亲切。沫若笑谈途中狼狈情景，众人即表深切慰问，贺龙、恩来各赠以军服和内衣。这时沫若才了解到“八一”起义的详情，知道自己不仅忝与宋庆龄（1893—1981）、邓演达、谭平山（1886—1956）、贺龙、恽代英等同被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还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在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起义部队已决定撤离此地，取道赣东过福建入潮梅，再经海陆丰直取广州，仍以东江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待机再度北伐。军情急如火，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沫若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带着疼痛、疲乏的身躯和充满幸福的心情，甜甜美美地睡了一夜。
五日清晨，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起义部队进军广州誓师大会上，会后即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谭平山、张国涛（1897—1979）、李立三（1899—1967）、吴玉章（1878—1966）、林祖涵等率大军离开南昌，冒着烈日溽暑，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火伞一般的骄阳当空照，咸滋滋的汗水流在伤口上，麻辣辣的，而沫若并不怎么介意。他一面走，一面吟着自己新做的诗，有时也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绵绵山路和持续高温增加了行军的艰难，这就更需要宣传鼓动。部队在临川休整四天，加强了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也使士气高昂了不少。当队伍在细雨濛濛中继续前进时，沫若的口中又吐出了新篇：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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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蒋介石探得起义部队麾头所向，急令盘踞两广的李济琛（1886—1959）设法堵截。李部倾巢而出，兵分三路，分别以黄绍竑（1895—1966）、钱大钧、范石生为总指挥。起义部队过宜黄、广昌、宁都、石城，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待到壬田时，才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初战很快告捷。我军尾随敌后，于二十七日一举攻占瑞金县城，逼得敌军主力退至会昌。沫若白天忙着召开祝捷会，晚上还要协助举行提灯会，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他听说孙中山当年北伐时也曾在此驻军一个多月，因而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
会昌之战是南征途中的一场硬仗，大破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这个战役结束之后，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的一天，在瑞金河边的小学里，党组织为他们举行了入党仪式：小学教室是简陋的，挂在墙上的红旗辉映着壮严肃穆的光彩，沫若湿润的双目盯着红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他那握过狼毫、执过马鞭的右手紧握成拳高高举起。张国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领呼誓词，沫若、贺龙都表示要努力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党员。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都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①当沫若紧紧握着入党介绍人周恩来、李一氓的手，和他们热烈拥抱时，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唦哑，他感到他们的心已融合成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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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379—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自从加入共产党之后，沫若的精神比以前显行更加饱满。每到一处，他总要尽力接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队伍在他的祖籍福建汀州逗留时，他曾与恽代英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报告会，热情宣讲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和起义军所取得的胜利，一开口就说“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他的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诙谐有趣的语言，激励了许多青年对革命的热切向往。沿汀江而下抵达上杭后，他在西校场军民联欢大会上抱病演讲，大谈一路上如何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讲完后禁不住捧着肚子跟身边的同志开了个玩笑，说：“哎呀，我肚子痛得很，看来也要落花流水了。”这是实情，当时他染上了赤痢，脸色苍白，身体也比以前消瘦得多。幸有女战友彭漪兰（即安琳）关心照顾，一路上为他寻医找药。两人的情愫油然而生，一时陷入了热恋之中，沫若并不讳言：“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后来他在安娜面前也承认了他与安琳的关系，安娜问他“既是爱，为甚么不结婚”，他坦然答道：“唯其爱才不结婚。”然而他是永远不会忘记她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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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在上杭小住期间，沫若在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军部参加了政治工作会议，与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徐特立（1877—1968）等人共商如何改进工作以适应新的情况，恩来还谈了我军宏伟的远景规划。不过随着大军的前进，新的问题也不断在产生。九月中旬，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潮州、汕头，竟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英、日、美、法等国的军舰纷纷窜到汕头海面上来，日本陆战队甚至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而上岸逞凶，英国水兵也以维护教堂的尊严为理由登陆肆虐。这是革命委员会始料未及的，因为我们的部队一向在内地活动，从未遇到过对外关系问题。此时此地到哪里去觅外交人才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郭沫若，他懂外文，又在日本留过学，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理所应当派他去汕头与洋人进行交涉，这样他就又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汕头交涉员兼汕头海关监督。沫若到任后，还接管了原由国民党右派势力掌握的岭东《民国日报》，将它改名为《革命日报》，用周恩来一九二六年任东江行政主任时亲笔题的“革命”两字作报头，自任主笔，亲自撰写了《红军进入了汕头市》一文刊布于报端，宣传起义军继承革命传统，与蒋逆、江逆不共戴天，誓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按原定计划，起义部队本打算在汕头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争取国际援助。不料形势急转直下，敌军从四面分围合击过来，其主力已先我占领揭阳、汤坑间一带有利的山地。九月二十六日，郭沫若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等人在揭阳召开军事会议，由于不明敌情，以致错误地部署了进军计划，使我兵力在汤坑一战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并且迫不得已放弃了汕头市。
十月初，起义军领导机关与从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普宁县境的流沙墟会合，受到了当地农民协会的热情接待。沫若喝着农民为他们煮的热乎乎的稀饭，瞧着高高飘扬的农民协会的镰刀旗，想着从潮州转战汤坑、流沙以来的日日夜夜，感到惊险但并不恐慌，他意识到军事上虽是失利了，然而革命的种子已经在农村生根发芽，这是深入，是发展。他的眼中闪耀着坚毅的光芒。
楼台倒映涵虚碧，旗帜高扬似火燃。
一夕汤坑书附羽，千秋英烈血喷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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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潮安》，1965年7月3日《广州日报》。
这段小史令他终生难忘。
六日午后，在流沙天后庙里，沫若出席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召开的起义军领导成员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战事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同时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起义军放弃潮汕，抽调一批领导成员秘密去香港和上海，余部转移到海陆丰，去组织工农红军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身患疟疾病得连稀饭都喝不下的恩来，已经为战友们物色了好些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以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奔赴香港或上海。这时谍报员仓惶报告：在镇外的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踪影。贺龙立刻派出队伍迎战，领导机构也迅速开始突围。沫若带领总政治部人员走到山脚下，四周一片敌军“杀！杀！杀！”的狂喊和枪弹“嘶嘶嘶”的怪叫，看来一场遭遇战迫在眉睫。总政治部人员大都赤手空拳，只有军事教导队的三十几位同志是全副武装的，并不很懂得军事的郭沫若当机立断亲自指挥战斗。他倏地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站在田埂上大声喊着：“打！大家冲啊！”战友们向敌人猛扑过去。阳翰笙见状不妙，赶忙提醒沫若：“郭主任当心！你站的地位不对，那是个目标！”幸亏勤务兵“啪”的一声把沫若按倒，随即一梭子机关枪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溪里水花飞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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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谈郭沫若研究》。
总政治部在流沙附近的战斗中被敌军打散，沫若亦掉了队，与起义军首脑机关失去联系，便同彭漪兰等人结伴而行。夜间，天上繁星密布，群山寂然无声，沫若提着痠痛难熬的双脚，在被露水打湿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进。他思念着战友，特别是病重的恩来；他懊恼只因偶尔的差池，而导致与大部队的分离。翌日清晨，原先与沫若一同从流沙突围出来的吴玉章、阳翰笙等人，他们在山坡上露宿醒来想起了沫若，便派人四处去找，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他，谁知他正若无其事地在挥毫为村子里的人写字。来人告诉他：“吴老和欧阳秘书长叫你立即走！”他却一点也不着急，说：“不忙，我还要给农友写字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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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
后来，沫若他们跑到一个名叫盐酸寮的地方，得到那儿的农会主席陈开仪老人的照应，在他家的草仓中避居了六天。十月中旬，他们又由陈开仪带路，赶到百里之外临近海边的神泉，暂时呆在许洽和的碗店里，等待风势搭帆船去香港。陈老汉的拳拳之心，许老板的一番盛情，沫若等人敬领不误，可惜无以相报，倒是陈老汉提了个建议，让沫若写了些字送给许老板，这确实使他们欢喜了一阵。
十天后的一个早晨，他们终于披星戴月登上了一只有两道帆樯的货船。“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沫若此时虽说不上有多少豪情，不过感慨倒是更行更远还生：自从随北伐军由广东出发以来，跋涉八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而今原地回不得，将要孤影悄然地漂流到珠江中的小岛上去。个人的挫折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难道一场大革命就好象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之后竟这样销声匿迹了吗？不，绝不！留得革命的火种在，革命的烈火依然要燃烧起来，沫若坚信：烽炬总会传千里，风雷必定遍九陔。
十八
香港的海水绿得可怕，香港的天地小得可怜，香港的社会令人讨厌，分明是中国的领土，却处处使沫若觉得是生活在异域。周围没有朋友和同志，也听不到什么有关革命的好消息，沫若整天无所事事，简直如同耽在封闭的罐头里，革命时期那股火热的劲头，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他多么想找个知心朋友畅谈畅谈，聊慰寂寥的心情，求之不得，便写了一封信给成仿吾。“这封信写在一个很简单的纸片上，署名是R．L。这两个字是革命、文学的缩写。这封信的简单意思是，郭沫若主张应从革命回到文学的时代，当时他对革命有悲观情绪。”①仿吾为沫若的这种消极情绪感到十分不安，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并诚恳地批评了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旬，沫若再度秘密地回到上海，重又与安娜和孩子们团聚，住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一栋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左邻四舍大都是日本侨民，这正有利于他的隐蔽。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今后到底做些什么呢？上回北伐途中，他毅然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时，曾一度打算此后永远做文学家；这次南征归来，他把什么都丢了，只带回了一枝红色的头号派克笔，意味着他解下指挥刀后要重理笔墨旧业。“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这是最有趣味的生活。”②他怀着重新挥戈疆场的心情，从箱子里翻出了安娜为他保存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费了十天工夫，对这迭已被老鼠咬坏了的十年前的旧稿，重新补缀、润色了一遍，而且把十年来自身的经验和心境也含孕在译文里，真是愉快极了，以致暂时忘却自己是个失掉自由的人。他的这种心情，和歌德在该书《献词》中所表述的重理旧章的喜悦，可以说如出一辙：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