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①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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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日，使正在此邦流行的泰戈尔热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年的秋天，开贞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好象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跑来坐在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美的欢悦，时而流着激动的眼泪，时而似有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他的身体内外，使他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在泰戈尔诗句的感召下，开贞的诗情似潮水般涌出，流向了笔端：“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哦，我也被你斫倒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Uenus》、《别离》以及“牧羊歌”等，便是通过诗人的心灵而流涌出来的痛苦，爱与欲。
既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又喜欢歌德和庄子，于是本来有些泛神论倾向的郭开贞，必然与有这种倾向的印度古诗人加皮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产生思想共鸣。他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爱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就是因为爱他们的泛神论。所谓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①。他借助于泛神论扩充了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和领域，以丰富创作的幻想，把宇宙全体作为对象，把思想化为形象，这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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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然而精神上的渴慕终究代替不了物质方面的需求。郭开贞与安娜同居后，曾送她去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可是不久即因怀孕而辍学回家。眼看孩子快要出世，一个人的官费怎够养活一家三口？为生计所迫，开贞便向精神上的导师泰戈尔寻求物质的帮助：他从泰戈尔诗集中选译了若干首，采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结集成一部《泰戈尔诗选》，先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料均遭拒绝。他与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受到这番打击，从此便疏远甚至决裂了。
当长子和生呱呱落地的时候，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尚未绝耳。随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创，郭开贞对新社会的憧憬似乎是明朗了些，产生了想进一步探求的愿望，因而也更增添了对旧社会的不满。他思念家国，忧心忡忡，深夜常在梦中哭醒，口中还念念有词：
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
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
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
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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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夜哭》，见《三叶集》。
开贞爱自己的祖国爱得这样痛苦，遥望俄罗斯人的家乡已经改换了从前的故步，却总不见自家故里的面貌有新的起色。他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曾对扑灭张勋复辟的段祺瑞（1865—1936）寄予希望，可是段氏继承的仍是袁氏的衣钵。一九一八年五月，这个国务总理竟与日本内阁签订了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拱手让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同时频频向日本乞求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如此丧权辱国之行径，中国留日学生忍无可忍，立即相率全体罢课，两周后又选派代表回北京、上海从事请愿和宣传，排日情绪极为高涨。郭开贞当然也参加了罢课，然而由于妻子是日本人，竟引起一些留学生的误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凡是有日本籍妻子的人都是汉奸，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间有不少夫妇因此被拆散了，而开贞颇不以为然，他既伤心又气愤，觉得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决不愿违心地将自己的爱情做那些人口舌的牺牲品，他坚信爱国的资格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郭开贞由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八月初，他抱着和生，与安娜一同向他们住过的小屋告别，遥望往日常去登临的操山，常去划船的旭川，以及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后乐园，他的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了，是和儿的啼哭声催促他迈开了脚步。这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丈夫，而且已经是父亲了，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需要肩负更沉重的担子。
九州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由于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博多湾就象一个平明如镜的大湖。这儿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散发着南国的氤氲。开贞挈妇将雏来到此地，主要不是贪慕这里的风光，而是别有原因的。据说这里是元兵东征日本的大战场：六百三十九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泊舟博多湾，致使全师十万余人、四千只楼船一夜之间覆没。开贞“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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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追怀博多》
一家人初到博多湾海岸，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围着一个教习，手舞足蹈，指天划地的在这沙岸上讲演，讲的正是当年元军覆没的事，引起开贞无限的敌忾。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饱受了旅馆掌柜和下女的奚落，费了半天工夫，才在大学对面一爿当铺里，租到了储藏室楼上一间纵横不过两丈宽的屋子，泥墙土壁，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而且离厕所太近，时有粪臭扑鼻。好歹也只得安下家来，室内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四周以至席上、桌角都堆满了书。开贞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只有一件事是最方便的，那就是每当缴不起杂费或揭不开锅的时候，可以咬着牙马上把自己的参考书送到楼下的当铺去。安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学习，她包揽了全部家务，并且节衣缩食。不久，已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医治眼疾，特邀开贞全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请安娜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金。经济拮据的开贞夫妇当然非常乐意，安娜竟至泪花闪闪。
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头两年是基础课，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必须通盘学习，循序渐进，不能躐等，也不能中断。学习这些课的确很紧张，不过也很有趣，无论观察显微镜，抑或医化学实习，开贞都觉得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
天气转冷了，人体解剖开始。开贞早就跃跃欲试，而今一周有三个下午呆在解剖室里，四个月内每人需轮解八具尸体，人体的秘密从此在眼前和手底得以揭示，其兴奋和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八个人围坐在锌板制成的长条桌的四周，象吃西餐一样，桌上的尸体在刀、剪、钳子和锯子的穿梭往来中被肢解，然后各自抱着分工的部分细加剖析。供解剖实习用的尸体都是从刑务所运来的，不是处死就是病死的犯人。大凡日本人，当时都有文身的习俗，所以这些尸首全身往往也文有红蓝相间的人物画，而且画得异常工整。在这样奇怪的氛围中，开贞的创作欲又活动起来了，仿佛看到面前的这具男性尸体，胸部的文身是一个裸体女人像，旁边还有“滨田爱子”四个字……他不知不觉沉浸在想象之中：“啊，这不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吗！”与“我”一起解剖的一位日本同学突然惊叫了一声，接着这位同学便跟“我”说了一段盗尸的故事：名门闺秀滨田爱子洗海水澡时不幸淹死，尸体打捞上海岸已是黄昏时分，需待翌日黎明才能请来警官检验。谁知第二天尸首却失踪了，经过多方侦探，警察终于发现渔师斋藤寅吉行迹可疑，原来是他把尸首偷盗到船上，每天买来冰块冰着，夜间与她共眠……。开贞对自己所幻想的情节犹嫌不足，最后又以“我”梦见“骷髅”在大叫“还我的爱人来”而惊醒作为结尾。他的小说处女作《骷髅》就这样一气呵成了，读给友人听，颇得好评，尤其称赞落尾的梦收得最好。得意之下，斗胆将稿子投寄给国内《东方杂志》，遗憾的是未能采用，收到退稿后，一气之下，竟然被他火葬了。
解剖室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实验室，谁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驰骋艺术创造力的有效场所。与别的同学不一样，郭开贞在这里并不特别为人的骨胳、筋肉、神经系统和五脏六腑的种种秘密感到惊奇，而主要是被由此引起的各式各样的联想所激动。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想象力远胜于他的观察力。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孕育了发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他哪里是在解剖日本犯人的尸体，他觉得在手术刀下呻吟的分明是自己母国的身躯。为了拯救、医治大中华，开贞发出了紧急呼吁，一心期待精于医术的新时代的黄帝和岐伯出世：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
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
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
分开！离解！驱除！打坏！宰离！粉碎！
快！快！快！
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
医国医人的新黄岐快要诞生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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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剖室中》，1920年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六
常常沉浸在艺术想象的天国里，多少总要影响医学的学习，这对郭开贞说来似乎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和文学，这是他同时认识的“两位姑娘”，她们两位东拉西扯地牵着他，往往把他陷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境”，他日后的生活也因此多生些变化。
开贞在课堂里“听讲稍差”，因为他有耳疾，平日虽不痛不痒，但时常嗡嗡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好在他的阅读能力很强，听课不足自己“还可以看参考书”。更为庆幸的是，他在这里也碰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医专碰到过的藤野严九郎那样的老师。内科学开课了，担任主讲的是小野寺直助（1883—1968）教授①，邻座的日本同学介绍说，他曾留学德国，怪不得那些拗口的医学名词术语，他能用德语念得那样顺口，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在讲课的过程中，他的眼光总喜欢在全班十七个中国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好象探询什么似的。他很快就发现，郭开贞因耳背而不能完全听清楚授课的内容，便于课后进行个别辅导，并为之检查、修改笔记，实习诊察时尤其格外关切。他还屡次邀请郭开贞上他家作客。在他家客厅里，开贞一边观赏小野寺教授珍藏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一边听先生侃侃而谈：“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对日本是很有帮助的。”异域老师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温暖了这位中国学生的心。开贞每当想起小野寺教授，学习上就勇气倍增，信心愈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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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卒年等均据日本斋藤秋男、横松宗两先生1986年4月4日致笔者信。
②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九大毕竟不愧为日本的名牌大学，为了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除自身拥有许多本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之外，还不断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郭开贞在学期间，就曾听过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用德语讲的课，前后长达半年之久，内容为关于消化腺生理问题，并且看他亲自做了狗的“假饲”和胃瘘手术；另外还听了当时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关于“相对论”的讲演。①这些科学家的伟大创造精神犹如明灯，照亮了开贞勤学精进的征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开贞在给元弟翊昌的信中说：
学之于人，犹相之于盲也。人生斯世，固非如书蠹砚鱼死向纸墨间，然而茫茫浮世，无楫无梁，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学有缉熙于光明，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拄，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亡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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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1979年10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②《樱花书简》第152页。
“学有缉熙于光明”出于《诗·周颂·敬之》，原意为“且欲学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谓贤中之贤也”。开贞援引此语开导弟弟潜心向学，全是他的经验之谈。是啊，人生如登山，巴甫洛夫、爱因斯坦能够爬上的高峰，有朝一日我郭开贞未必不能登临！
成天价钻研医学，有时也会令人厌倦，于是开贞免不了又要去亲近一下文学。来到福冈不久先后与两个人的交谈，更助长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一天，他在博多湾海岸散步，偶与昔日东京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1893—1947）相遇。张资平当时尚在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补习，随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攻读的虽是地质学，但亦爱好文学。两人一见面，就谈论中国国内文化出版界的情形，颇多感慨。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资平不住地摇头叹气。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刊载文学方面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开贞胸有成竹地说。
“能出文学杂志当然很好，”开贞的话得到了资平的首肯，“但哪里去找同人呢？”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有两个人可谓志同道合者：一个是成仿吾，另一个是也曾在东京一高读过书的郁达夫（名文，1896—1945）。人手显然不足，资平不免有些迟疑。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就可以做印刷费了吗？”
资平终于表示赞同，便约定以开贞处为联络中心，待征得成仿吾和郁达夫的同意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一九一八年九至十一月间，开贞有机会得以与仿吾同住箱崎时，当然也商谈了筹办文学杂志的事，仿吾欣然同意，不过他主张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
有了张资平和成仿吾两人的同声相应，郭开贞受到了很大鼓舞，真想能在文学上显一显身手。富有诗味的博多湾时而诱发他的诗思，每天清晨或黄昏，他常往海滩去踏歌。这时他刚读了雷沫尔所著德国印象主义诗人《李林克隆传》，李林克隆晚年曾在北海配尔屋牟岛上做堤防总督，每当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前往海堤，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唱出激越的诗调。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德国诗人，开贞身心受到感发，他也常朝着大海，旁若无人地放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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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自然底追怀》。
所谓“舟中人”，指的是箱崎一带渔村上的居民。这些渔民为了御祭，总喜欢拉起三弦，伴着弦声载歌载舞，畅饮狂欢，开贞十分羡慕他们的乐天。
然而，开贞自己似乎很难乐天。平日生活穷苦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转瞬之间已是岁尾，日本人过年都喜欢吃米饼（相当于中国的年糕），这需要预先约好匠人上门舂制。匠人来时，三五成队，自抬锅灶、甑桶和臼杵，挨门挨户下灶开火，随煮随舂，舂时口中还唱歌，一唱数和，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将临的喜庆气氛。踡局在屋角复习功课的开贞，时而为左邻右舍舂饼匠人的歌声所扰，便干脆上街瞧瞧，只见家家户户已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习惯，在门前两旁竖起松竹，门上则挂满粘有字条的草链，以示吉庆。想想自己家中既未请匠人做米饼，又无钱买红鲷，甚至连红豆饭也没煮，简直不知以什么志喜，心中自然有些惆怅。恰在这时，邻人登门馈赠三十多个米饼，为开贞解了燃眉之急，感激之余，特赋小诗一首：
多情最是邻家子，送来米饼若干枚。
堪供“杂煮”过新岁，豆饭明朝不用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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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樱花书简》第155页。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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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传--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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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为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大喝赞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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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球，我的母亲！》，见《女神》第2辑。
诗句就象喷泉般地直往外涌，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对，必须及时抓住它。沫若神色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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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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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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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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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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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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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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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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