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1]。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象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 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一，还有一种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说法，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西波之间有一伏。这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一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2]。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本来于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我们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第十，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比如讲合作化运动，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有这样一个办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比如现在我们提出比质量，明年来就要比质量，那时数量问题是第二位的了），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第十四，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我看，就是这么个趋势。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我们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最后， 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 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注释
〔1）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2）这里是指毛泽东同志看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参看本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3）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95--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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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序言一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象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粉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序言二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2]。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一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 我们写的按语， 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九月和十二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抽出四十四篇，约有二十七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注释
（1）这本书公开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即《序言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18-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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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里选辑了四十三篇。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印了一部分按语，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写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象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 的一种表现。 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力、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
二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
三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
四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
五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人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六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霸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七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
八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九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十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季节包工》一文按语）
十一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棋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这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1'，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语）
十二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按语）
十三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一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国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份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
十四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按语）
十五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按语）
十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按语）
十七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语）
十八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
十九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二十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二十一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象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
二十二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贵州省都匀县第五区一个地方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别省的同类刊物上却很少看到这个问题的反映。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个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问题。要学都匀县这个区一样，在合作社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保卫组织。在县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党的区委，在研究了情况，向党内外作好了宣传和解释，提高了群众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警惕以后，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清洗的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者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坏人。处理尤其要恰当，必须经过县的批准。
（《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二十三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按语）
二十四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罢，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
二十五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
二十六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按语）
二十七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二十八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勤俭办社》一文按语）
二十九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
三十
这是一篇好文章，值得大家一读，可供各地合作社做长期计划的参考。本文作者说得很对：“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