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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 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写的几段指示。
一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五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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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O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
一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三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四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五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六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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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节录。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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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同志们，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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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些重要指示。
一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三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四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五
一、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各大城市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对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 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六、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六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1]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2]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释
[1]“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2]“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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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注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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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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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1]，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注释
[1]“司伦”是达赖下面最高的行政官。当时的两司伦是反动农奴主鲁康娃和罗桑札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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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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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付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拉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那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一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三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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