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女人，女人
女人，女人
卡特总统上任后不久在白宫一个聚会中对他的全体职员宣布他对于道德重整这项运动非常重视，并动他的阁员们不要搅桃色事件。有一记者问他对于同居而没有结婚的人有何意见，他说我希望这些人赶快结婚。不久之后，卡特的儿子先闹婚变；然后他的得力助手佐顿和太太（也在白宫工作）宣布离婚，而且在离婚之前佐顿经常有花边新闻；接着是财政部长布蒙特和太大的离合，后来正式宣布离婚。这些白宫的内幕新闻多多少少使一般选民对于高高在上的长官有点不是滋味的估价。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准绳来看今日的美国政府首要，那么今日世界之乱，真是其来有自了。
再说从事电视电影娱乐及宣传工作的艺人，有一部分其私生活则实在不敢恭维也。他们大都以制造新闻来吸引群众，有时使人不免有劳民伤财之感，就拿十几年前好莱坞的桃色官司来做例子吧。这项官司在法庭上前后听证一个半月，法庭法官的费用都是美国老百姓的税收，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美国工作而付重税的民脂民膏。这场桃色官司总算在1979年4月18日宣判了。法官判令男方赔偿女方10.4万美元，女方原来的赔偿要求是100余万。
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多年前在好莱坞的名影星李马文，爱上了一位女歌手蜜雪色奥纳，两人同居共6年之久。据女方的控诉，她因为做了李马文的情妇之后，就放弃了她本身的事业而专心做家庭主妇来照顾她的情夫。但好景不长，同居6年之后，两人分手了，于是女方控告男方，为了破裂的爱，要求赔偿。
问题就在这个法律上的悬案：没有结婚而同居，在法律上是否也可算做夫妇？同时分手后男方是否对女方负有经济的责任。在此女权至上的前进时代，有些女人要独立，要自由。
但同时又要男人供养她们，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能有理直气壮的立脚点。为此，洛杉矶的地方法院法官，在听取40多天的证词后宣布了他的裁决。他判决李马文付给蜜雪10.4万元，算做教育费，因为这项经援可以协助她重新再学习新的技能、自主谋生云云。
有些人觉得这项裁判对于女方来说是不无小补，但对一般女人来说，似乎有点近乎侮辱。凡事有了双重或多元的标准，就失去了平衡的真义。
法官既不承认这对冤家在法律上有夫妇的地位，那么，这个女人当然也就没有权利去享受离婚妻子所应得的所谓赡养费。为此，法官只判李马文给女方要求的1／10的数目，名之曰：“教育基金”，等于妓女从良，要重新教育，以谋别的生路。
而受钱的这个女人，却不单受之无愧，甚且万分的欣喜。
与人同居，该是个人的私事，却要公诸全国，甚至全世界，而且在法庭上绘影绘声地把两人之同的一切私事也来个大暴露，实在使人心寒。世风日下以至如此，而争取男女平等权的急流中，处处有些破泥冷沙，使不少女人为了同流而合污，可叹，可叹。
女人就是女人，只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女人，不必去做次等男人，也不必仿效男人。男女平等的真义是使女人在服务家庭之外，也有机会去为国为民服务，也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从而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假如有些女人却借此来做些不体面的宣传，那就错解女权的真义了。
美国人天天在高喊民权、自由、民主，而在这过程中却有这么多的丑剧。做艺术工作的人更当洁身自爱，李马文是大明星，但私生活却如此恶劣，而一名小歌星为了几文臭钱竟在法庭上真戏真做，太对不起其他女人了。
女人，你真的是弱者？
春秋岁月--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5日民主党卡特总统宣布正式与中国建交。那天是星期五，刚好共和党领袖们都集中在华府西北区第十五街的梅德逊酒店开财务会议，我也是召集人之一：这个酒店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只过一个路口即到。我们早上8时就开始会议，为了充分准备共和党下届的总统大选，而且为了加紧筹募日益上涨的竞选费用，财务委会的大财团老鹰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当时老鹰委会的会费每年是1万美元，另外每一会员还要招募会员5～10人，现在的会费已增至20万。十五六年前会员只有200多人，现在差不多有1000人；当时亚裔会员只我一人，现在有20多人。
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前任总统福特夫妇，还有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哈护贝克（当时他是参院少数党主席，后来又出任里根总统的末期幕僚长，现在华盛顿设有律师事务所）。早上11时贝克宣布下午会议议程有些改变，因为福特和贝克都要到白宫去，卡特总统有事相告。
福特两天前在白宫和卡特见过面，而且答应卡特，当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福特会以前任总统身份支持他这项外交政策。
午餐前，贝克和我私下交谈了几分钟，他说：“你想今天的事是中东还是伊朗？”我说：“都不是，大概是宣布承认中国。”
这时其他会员也各自猜测，议论纷纾
下午2时半贝克打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总统有要事宣布，你猜对了。”他没有再多说。下午4时左右我打电话找沈剑虹先生，他刚好出差到亚利桑那州去了。当天下午已有许多记者找我，我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说：“一切要等卡特宣布，现在我也不便发表意见。”
春秋岁月--里根总统
里根总统
狄华在里根任加州州长时，即替里根做公关。1976年里根也有意问鼎总统大选，但共和党内大多支持福特竞选连任，因此从加州来到德州参加竞选大会的里根队伍并没受到太多的礼遇与重视。福待竞选总部的总指挥还一再吩咐不准福特的部属和里根的部属有所交接，以免有“遍敌”之嫌。
我是支持福特的，但与里根夫妇也是朋友，我认为串串门子无伤大雅，可说是少数“不服从命令的人”之一。里根夫妇走入会场时，为了奏乐欢迎之事也有所争议，当时狄华对此非常气愤。他对我说：“你告诉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些家伙，里根总有一天会做总统的，到那时他们也别来找我！”其时福特的手下大将是罗伯哈门，是爱尔兰后裔，也有些趾高气扬的架势，他对我说：“安娜，这一次他们来争宝座，太不够意思。”我说：“这是民主政治嘛，何必大动肝火。”
当然事后两败俱伤，1976年10月，民主党的乔治亚州长卡特当选总统。福特退休，搬到加州做寓公，过他打高尔夫球的悠哉游哉生活；里根回到加州，准备卷土重来，狄华和一些人马也默默地在加州做更好的准备工作。1964车高华德参议员以保守派主脑，被选为共和党总统侯选人，惨败给政治老手约翰逊；里根虽然也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且大家都及高华德替他做了开路先锋，但狄华不代表保守派，而且和里根的保守派支持人常有意见，但他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职责是把里根推进白宫，做宾州大道1600号大厦主人。
1980年秋，里根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麦高文参议员，一帆风顺地做了两任总统。而狄华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臣。
大概是缘分吧，狄华对别人爱理不理，但对我却非常友善，我们总是保持联系。他未入白宫时如此，入白宫后也如此，等他离开白宫后受到不少挫桥时，我们仍然是互相关怀的朋友。狄华少年得志，做了总统府的幕僚长之后，当然更有一番雄心大志。里根身旁有的代表保守派、有的代表自由派、有的是代表自己的私人名利，走南茜夫人路线的亦不乏人，而南茜对丈夫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假如说米斯是里根的人，那么狄华则是夫人派，他除了每天要安排总统的重要节目外，南茜夫人也经常打电话到东厢去，直到狄华离开白宫，另组自己的公共关系公司为止。
现在华府的公共关系组织真是五花八门，有以律师事务所兼公关的，有财团以协助投资名义来做公关的。日本人、英国人、以色列人都有人替他们跑腿。狄华就是因为替韩国、加拿大做公关而遭眼红的人告了一状，台湾也刚好准备和他签约，代价从5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一年。我当时对他把新租来的办公大楼布置得如此富丽堂皇有点意见，我说：“米可，小心点，姿态不要太高。”他说：“我们夫妇替里根辛劳工作一辈子，现在也该让我们赚些钱了。”
狄华出事后还有些朋友替他筹款付律师费，去年狄华的夫人前露莲又再被召回到国务院做副礼宾司长，我替他们两人高兴。茄露莲曾因乳癌开刀，后来算是康复了。狄华也在慢慢地东山再起，他50刚出头，来日方长。
里根总统上任后，人事部主任James Pandotan请我到白宫商谈我的出路，其实里根未就职前就亲自和我谈过，但我不是做官的料子，而且在华府多年，看尽宦海浮沉，真有点惊心动魄。尼克松上任后也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出任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泰国的大使，我都婉辞了。我有两个孩子，身兼父职，责任重大，无法到衙门去打工。于是尼克松给了我一两个有职无薪的工作，而且常常代表他去参加外国的就职典礼或葬礼、婚礼；国内有些隆重的典礼也要我去参加，代表总统说几句话，算是回报帮他竞选的汗马功劳吧。
1981年2月初的早晨，我到白宫去，那时我刚从台北回华府。当时的人事处地位比现在重要，效率也比现在高，对每一个支持里根总统而且有相当分量为人为背景及功过都很清楚。詹姆斯是我的好友，他、我、后来做了大法官的米斯（EdMeese ）和已故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契斯（willamCasey）都常在一起开会。那时我又刚刚被少数民族全国委会选做第二任主席，走马上任时所有阁员都到酒会来祝贺，这该说是共和党族裔委会的全盛时期。当时我也邀请许多亚裔的新生代入会，做些草根工作，然后鼓励这些亚裔移民进入主流、参与政治。这份工作很吃力，但成效不错。假如美籍华人没有一步登天的想法，并且不自相残杀，那么华裔公民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高更好，只可惜不少中国人爱搞小圈子，爱自相残杀。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人不需要敌人，中国人就是自己的敌人。”真是一针见血。
James先把一本红皮书给我看，党内叫P1um Book,即桃李册，又叫红书。这本册子把新总统所有比较考虑分派的工作单位和职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当然，像总统的幕僚长及几个不需要国会通过的重要职位，在总统未正式就职前，早就有腹案了。新任总统很少留任旧人的，因为那些人并非他的班底和亲信，再者许多人帮总统选举而立了大功，正等着论功行赏呢。最好的例子是布什总统把白宫最重要的职位给了前任新罕撒州州长苏奴奴，此人只是一个小州州长，但该州对布什的提名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当时布什本来在中西部和其他竞进人角逐的结果并不太理想，但到了新罕撒州时却一路领先，于是在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90％的各党代表都支持布什，苏奴奴功不可灭。本来是布什参谋长的福来因只好卷铺盖走路了。
苏奴奴大受党内党外和新闻媒体检举，因为他假公济私，到处旅行都搭白宫专机，两年内共用了100多次，受到警告之后还不道歉，还用白宫司机和汽车到纽约参观邮票展览，据说买了一份价值5000元的邮票。苏奴奴夫人的工作也是由政府派任的。虽然群情大哗，但布什仍说支持他。不过许多人预测，苏奴奴在白宫还能待多久得端视布什对1992年竞选连任为看法了。当然有不少官员也常利用自己的权位做些不合法的事，假如没有被新闻界发现，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苏奴奴的越权行为，实在有损布什的声誉，因为布什在竞选期间一再向选民保证他的内阁要用最守法、最清廉的人。
当时华府有人开玩笑，说布什天天跑步，以步当车，是因为他的白宫轿车被苏奴奴拿去使用了。虽然言过其实，但权势、金钱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引诱，如何自善其身就得好自为之了。
James又再旧事重提问我愿不愿意入阁，当时各部长都已内定，副部长和大使尚有空缺，但我还是坚持不做委任官。
我们商谈许久之后，他建议我做白宫出口委员会主席。我问他现任主席是谁，他说：“这人是奇异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久他什么，你若愿意做主席，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谢谢他即可。”
我说：“算了，就让我做副主席好了。”他说：“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哦！我会向总统报告。”两星期后里根亲自在白宫委任我做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共有20人，这份差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在任期间我多次组织美商海外访问团，到过欧、亚许多国家，也到过非洲和苏联，并且两度去中东，为美国争取了不少商业市场，也有机会见到不少国家领袖和商界名人，跟许多国家签了不少投资和合资条约。记得1981年我到台北时，台湾鞋业公会对我说，台湾出口的鞋子是廉价鞋，美国本身并不出产，因此下会对美国鞋业有何威胁，希望美国不要对台湾鞋子的进口设限。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颇有道理，回美后我便向有关当局建议不对台湾鞋类进口设限，这对当年靠出口的鞋商我算是做了一件公平的好事。后来我再到台湾时，还有一两家鞋商要送我鞋子，可是我并没有接受。
我做了6年的出口委员会副主席，这期间美国对外来的挑战已渐感沉重，但美国企业界还有点优越感，不肯以破釜沉舟或快刀斩乱麻的精神自求多福，出口委员会的问题开始复杂，商务部、财政部、对外协调处都来插手，大家对这个工作虎视眈眈。免费服务还招来不少麻烦，我告诉白宫说，我无法再做下去了。于是我转任白宫学者委员会委员，委员共24人，每年花两三天时间看卷，选出100多名杰出青年（每州两人，一男一女，再加上华府特区、关岛、海外区也男女各一，和20名艺术成就奖）。这100多名青年每年6月初受邀到华府4天，并到白宫拜会总统，由教育部长亲自在白宫的玫瑰园颁奖，其他节目如前往国会参观、副总统参加他们的午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等，并由他们的家人同来庆祝，我倒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在考卷中最少有10～20名是华裔青年，可见中国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比其他民族的家庭更为关切，而影响也更深厚。
春秋岁月--中国驻美使节
中国驻美使节
我第一次回北京时，负责全部行程安排的是外交部冀朝铸，那时他是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但我想他的工作与欧美关系较密切。
冀朝铸是山西人，但说话没有山西口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过的，小学到中学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还入了哈佛大学，因此八年抗日战争他一点也没有经验。他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的。
在北京有机会和冀朝铸交谈，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是冀朝鼎，曾是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左右手。这些人物我不清楚，因为抗战时期我只是一名流亡学生，对孔祥熙一无所知。他说：“朝鼎是我的大哥，跟我年龄相差20岁，怪不得你不认识他。”
1983年冀氏出任中国驻美公使。他到华盛顿时带来了我的舅父廖承志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多多协助冀氏。在大陆大家称廖承志为廖公，他为人豪爽，对上司与下属都很亲切，而且能诗能文，又诙谐幽默，因此人缘甚好，凡是追随过廖公的人对他都心存敬爱，冀氏当然不例外。
冀氏夫妇来华府时，柴泽民是大使，柴泽民也是山西人，山西口音甚重，他是我在华府正式接触的第一位年共高级干部，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被派到美国当大使的外交官，是中共绝对信任的党员，曾任驻埃及大使。柴氏虽然不懂英语，但出入有翻译，口若悬河，笑口常开，因此在外交圈中很活跃。他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见解，他也从不发怒，只会说：“这个，这个值得研究。”有时他也会说：“这是不同的观点。”但他从来不在美国人面前批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柴泽民在任的那5年，算是美、中关系较为密切的时代。
他只带夫人上任，没有一个孩子跟他来美国，这在外交圈中是少有的事。他一直住在使馆里，冀氏夫妇来华盛顿后，他们常到我家中作客。柴泽民在任时，馆内有些空地用来种花种菜，每逢有新鲜的瓜菜他都会亲自写张条子让秘书送到我家中。
后来章文晋大使接任，他们搬入了大使宫邸，章大使夫人张颖常常让园丁送盆花来，最漂亮的是菊花，比市面上的艳丽得多。
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就连吃多颗朱古力。他说儿时在美国常吃这个东西，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他和章文晋都是周恩来和廖承志的爱将。
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不到3年，我党得章氏夫妇非常平易近人，两年的感恩节他们都来我家作容。章氏逝世于1991年3月。他喜欢游泳和跑步，还打网球。那天他从外面跑步回家，跌倒在搂梯下，就这样逝世了，去得很快，没有一点痛苦。
他们家中，没摆任何的照片，只有一张他们夫妇和周恩来的合照。
冀朝铸离美后，改任斐济岛大使，我认为是大材小用，果然后来被派到英国当大使，在英伦期间表现优异，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对他都不错。冀氏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直属联合国，由联合国支薪，这算是冀氏迟来的福分吧。
现任大使是朱启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交部服务40年，在欧洲及非洲都当过大使。他一到任就处理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困扰和冲击。虽然布什总统支持和中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延续优惠国条款，但参众两院以推动人权与民主为借口的反华声滚，一波接一波，直使这位熟练的外交使节难于招架。
当中国在华府建联络处时，就在华府的麻州大道找房子。英、法、英菲律宾、韩国和越南的使馆都在这条大街上，当年伊朗和美国外交关系密切时，也在那条大道上设有使馆，因此就被称为“使馆大道”。
中国在麻州大道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但却在附近的住宅区买了两幢。一幢是大使公馆，另一幢由新华社使用，后来新华社在维州买了房子，有办公室，么有职员宿舍，原新华社的房子，就改为公使公馆，现任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回国前即住在那里。柴泽民带着夫人来华府上任，但却不愿住大使公馆，大使不住公馆，公使也只好陪着住在使馆的楼房内。中国的使馆设于华府的康州大道，原是一所叫温莎旅店的建筑，60年代只花了美金约500万，如今已经水涨船高。中美双方的使馆问题己达成协议，北京提供土地给美国盖大使馆，但中国想在闹区找商务部及武官处的办公楼房却有困难，不是没有房子，而是价钱问题，中央约预算就是那个数目，实在难于找到合适的楼房。不像台湾一掷千金，最近在纽约成立的文化中心位于络基大厦，年租百余万，连日本人也自叹弗如。此外，蒋经国基金会的把门人个个神通广大，让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们趋之若鹜，还找了中国之友丁大工做董事长，这位好好先生深谙中国处世哲学，四平八稳，实在难得。
春秋岁月--在美国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1959年当我最初想在华盛顿找幢公寓时，一无可取，最后我的姐姐替我去找，她告诉我，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则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在这方面，当然是占了点便宜。但是那时美国人对东方人如此歧视真使我非常不舒服。歧视中国人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已大有改进，在华盛顿也不例外。比如说致力学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在所谓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重视。其实令我觉得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专家乡是卷发蓝眼睛的犹太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他们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国学者出人头地者颇不乏人，不过，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们往往只顾自己，不像其他团体一样，互相团结、关切，以及彼此合作。
前几年，我向美亚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人已对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厌倦，日本人也不愿再多替人整理花园，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奋斗。就为了这，我被某些人称为急进派，并有人对我说：“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错了，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有他们的机会。”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寻找机会的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人，应该享有和其他美国人同样的机会。”
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发表这类的言论，某些人说我过于好辩，但对有些问题，我不是好辩，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些问题正在此间逐渐形成。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为了越战失败，不得不收容一些难民，可是这许多越南难民，因为离乡背井来到异邦，当然他们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形尤以在种族成见过深的小地方最为明显，这些越南人，他们必须做许多方面的适应，他们需要教育和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反过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除了开洗衣店，和卖杂碎之外，他们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我在全美各地以此为题，发表演说，我说：“让我们给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因为当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这些年轻人可不会像我们这样逆来顺受，若仍受歧视，他们将会成为问题人物。”
但是，某些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如西班牙人，波多黎哥人，尤其是黑人，中国人就没有这样幸运。在一些联邦政府的条规里，中国人甚至不曾被列为少数民族。在美国200周年时，我建议修改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因为其中给人的印象是，东方人来到美国，只是干些挖矿和修筑铁路的工作，然后就抽大烟。当然所谓美国西部的开发，中国人的功劳实在不小，多少中国劳工死于矿中和铁轨之下。我提议政府提供一些基金会的经费，纠正一些教科书上的错误观念，使美国人对东方人有比较正确的印象。但是我的提议没有得到多数支持，没有政治实力，一切都谈不上。十几年前在国会中，没有一位华裔参议员或众议员，郑友良议员那时已退休，日本人至少还有井上、松永、早川，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至张。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感到西方船坚炮利，积极整建海军，本世纪初国力已强，也觊觎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方面要和军阀作战，另方面又得对抗“洋鬼子”，他们固然羡慕外人为洋房汽车和一切现代化装备，同时却对外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怀有无比痛恨。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矛盾。
1931年，日人侵略东三省，当时父母带着姐姐和我逃离北平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战后，外子和我重游最大的一座防空洞，桂林的七星崖。
从洞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约需45分钟，可以想见其大。日人入城之后，将两个洞口封闭，灌入烟雾，将近1万人因此丧命，我们看见有人从防空洞里将尸体拖出来。战争固然可怕，但是人类的残酷更加可怕。犹太人被迫害，有电影，有小说，有电视未为他们作证，可怜的中国人，他们所受的灾难千万倍于犹大人，可是有谁来代他们控诉！
春秋岁月--《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我于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来已由《中国时报》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个春天》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畅销书，后来有多种中译本，还有韩文和日文译本，台视在四五年前还把故事编为连续剧。80年代我用英文写《陈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纽约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并由美国华府的《华府晚报》连载。1983年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陈香梅的散文与诗》。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又重印了我的长篇小说《谜》。
六七年来，国事家事，无一是处，每有开卷问苍天之感，该写的不能写、该说的不能说，能写能说的又不尽如人意，砚墨未浓，书不成章，每每掷笔。
近读《曾文正公家书》，这位清朝重臣做人处事正直严肃，从他致诸弟的家书及家训日记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他说做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又说文章学问之事以日知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读书、多积理，才能达到敬和的境界。无骄、无暮、有和、有敬，这是今日文人比较忽略之处。
记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遗诗：
绝城从罕计惘然，
东南幽恨满词签；
一箫一剑平生志，
负尽狂名十五年！
如今乱世已无秋瑾，但是我们在关心世局之余，安能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现在再谈谈我写《一千个春天》时的情怀。
外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开始写《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原著是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2年秋天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是我为纪念外子而写的。当时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记之于文而已。书出之后，竟然成为畅销书（1962年《纽约时报》书评中的十大畅销书之一），这在我自己固然没有料到，就连我的出版商也没敢奢望，因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认为这种纯情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不过他介绍我给一家中级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编，看了原稿后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正在东南亚，他半夜里打长途电话把我找到了。我记得他的长途越洋电话半夜里吵醒了我，他好紧张地说：“你的稿子我一夜读完，好极了，好极了。我要出这本书，现在特别打电话和你商量版权，你让我为你出版……”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使我连答话的余地都没有。等他说完了后，我说：“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好吗？”我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他说：“我叫艾诺逊，纽约出版公司。你的书稿现在我这儿，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么说？”
我想人家倒好热心，反正我也不懂这一行，就让他去做吧。于是我说：“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师谈淡，他在华盛顿。”
艾诺逊说：“没问题，没问题，那你是答应了。”
我说：“就算由你来出版吧。”
他说：“我很喜欢你这个书名，设计封面的人我也有数了……哦，对了，你什么时候回美？”
我告诉他日子，于是就这样出了一本书，没有谈价钱，没有谈条件，这是美国作家、经纪人、书商、出版家都会摇头大不以为然的事。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事时，替他们编了两本简单的中英文字典，是为外国学生习中文用的，字典由该大学出版，自己也没有版权，只觉得字典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十分满足。后来《一千个春天》竟在美国出到第十版。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这个穷字该包含了许多注释。不一定光是物质上的穷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业的不顺意或情意上的伤杯。我想这个穷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种经验与感受，要时间，要求进取，要大彻大悟才会有好文章。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一千个春天》出版以后，我在美国渐渐有了名气，许多美国人请我去演讲。艾诺逊也因为出版了我这本书，而名声大震。他后来又给我出了好几本书，我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仍然是朋友。渐渐地，我觉得光写东西还不够，于是我重新进入航空界，到飞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许多人认为飞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实不然。事实上，飞虎航空公司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行员在美国组织的。当时，美国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里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无份。经过试用，我进入了飞虎航空公司。因为我在航空公司与亚洲方面的业务交往中的成功表现，我被提升为航空公司的副总裁。这也是美国航空界第一位女的副总裁。我在飞虎航空公司一直工作了十几年，后来才慢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所以说，我在美国是自己单枪匹马打出来的天下。
旧欢如梦，外子去世已34个年头了。现将我1978年写的一篇怀念外子的文章附录于后，以示哀悼：1958年7月27日外子陈纳德将军国肺癌病逝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如今已有整整双十年头。
陈纳德将军生于1893年9月6日，逝世时论阳历只有64岁，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不算长寿。而在他个人来说，有许多志愿未了就告别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过10个寒暑，恩爱逾恒，竟遭此大变，死别生离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劳碌无已。外子祖籍法国，他的先人随拉斐叶将军来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兄弟两人在佛吉尼亚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与美国南方名将李将军是近亲。李将军当年在南北战争时领导南方与北方对抗，其威武使北方将领也大为折服，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风云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时即以李将军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陈约德的祖父与父亲都务农，先在美国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于德州东部的一个小镇，离开德州的大都市达拉斯约有百里。他还未上学，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务农为生。外子共有兄弟4人，他居长，他的生母逝世后，父亲续弦，第一个继母因难产去世；父亲又再娶，这位我称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岁了。外子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其时外子正在中国作战，其父有子扬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贫，上小学时每天要徙步四五里路去上课。
过圣诞时，所得礼物也只是苹果一个、书一本、糖果少许而已。但他喜欢读书，又爱作户外活动，诸如钓鱼、打猎、赐足球、打网球等等都有兴趣。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帮助父亲下田工作，有时还要附带帮助继母照顾比他年幼八九岁的两个弟弟。
据外子告诉我，他幼年时有机会就喜欢离群独处，周末常自己一个人带着鱼竿到河边垂钓，或带着父亲送给他的一枝旧猎枪到野外去打猎，要不然，在晚上一个人在寂静的户外看星星。当他只不过八九岁时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为他爱看书，在那小镇上他也读到有关航空的新书籍，同时到处找寻有关在天空飞行的报道，他心中暗暗自许，有一天他也要飞向天空。
15岁，他中学毕业了，还未到入大学的年龄，但他长得又高又大，父亲不愿他虚度时光，于是替他虚报年龄，15岁报了18岁，考入了大学，是师范大学。他的父亲希望儿子不再作田里的工作，拿个学位，好去做教师，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学肄业时实际年龄只有18岁，马上得去找工作，他应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学校的教师，五六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那些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入学较迟，所以虽然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但都是高头大马的大人，好几个学生比外子的年岁还大。他们看见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大人来做教师，马上联合起来和他捣蛋。首先，他们上课时不听讲，大家高声谈笑，根本不把老师看在眼里。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顽皮学生斗法，一定斗不过他们，于是他细心观察哪个是“祸首”，他找到了一个又壮又高的男孩，看来比他还高出一个头，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将来无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课时大家又来给他过不去。外子把那个大男孩叫出来，他说：“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那个高头大马的学生不知道外子曾经学过拳击，而且技术不差。他们两人来到户外一较身手，其他学生也跟着走到外面看热闹。两人只不过打了一两回合，外子就把那个淘气学生打倒。于是大家喝彩，外子一摇身成为他们的英雄，那个为首捣乱的学生也服输，不再淘气了。外子一再调查，原来这群学生已撵走了好几位老师，那些老师都因受不了这些淘气的大孩子起哄，皆挂冠求去。外子想这些孩子们该有些运动来调剂他们的生活与时间，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球队，下课后教他们练球，并鼓励他们和其他校队比赛，于是这些本来爱捣蛋的学生都安心读书，而且对于这位只有18岁的老师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因为外子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导师。
其后他在航校做教官时，对于习飞行的学生也是训导有方。
经过他教导的学生有好几位后来都特别出人头地。反过来说，他对于不该习飞行的学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说不具有飞行员才能的人，学习飞行只有害己、害人。不如趁早劝他们改行为是。数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说：“陈纳德将军劝我不要习飞行，我当时很气愤，但后来我想假如我做飞行员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该感谢你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时美国的航空事业仍在襁褓时期，美国空军是在陆军部之下，而那些陆军将领对于倡导飞行的官员都有点不满，认为这是不足道的玩意儿。而外子对于飞行是无限向往，他已决定献身航空事业，他知道，终有一天空军会在国防与交通双方都有很大的贡献。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国空军少尉，他在陆军部空军组做飞行教官，而且有许多飞行论文发表，并编有飞行教材和空防战斗术等书，为当年飞行员手册。
那时大家对于这位蓄有小胡子的陈纳德少尉都另眼相看。连苏联空军也耳闻其名，并派人来和他商议，聘请他到莫斯科去做空军教官训练空军。那是1935年的事，其时美国的少尉月薪260元，吃不饱，饿不死的，而苏联人的合同是月薪1000美元，还答应供应汽车与司机和其他杂费。那真是使人心动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与苏联人，他早知美苏绝不能成为友人。
苏联的将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鱼子酱和雪茄烟给他，但他不为所动。
1936年他接到蒋介石先生与蒋夫人的邀请书，请他到中国视察中国空军。他答应了，因为他已看到中日战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国也将被卷入漩涡。
1937年初春外子乘船自美经东京，转上海，赴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东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国。这一旅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本来的计划是到中国视察三个月，然后回美工作。但当他所乘的船抵横滨时，他已目睹日本人准备作战的种种，日本是一片战时景象，他知道战争随时可爆发。那时到东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与好友麦当奴。麦当奴已在中国服务，他是外子三人飞行技术小组之一员，两人交称莫逆。麦当奴说蒋夫人急于要和他们商谈，于是他们马上由东京去上海。
外子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他是到中国“考察农业”的！
外子和蒋夫人的见面也是非常戏剧性的。蒋夫人给外子升了级，任命他为中国空军上校，并嘱他马上开始考虑如何改善中国空军的成长。于是外子和麦当奴到杭州笕桥、汉口及其他许多空军单位视察——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空军真要大大调整，他们有的是旺盛的空军精神，但没有飞机，缺乏支援。这是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些，外子都亲自向蒋夫人报告，并一直与周至柔将军会商。
来华不到一个月，外子对国人发生了密切的关心。——一个美国南方的飞行教官，现在决定要在亚洲对日抗战，这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展开了8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南京外子亲眼看到日本空军向没有防卫的民房与学校、医院投弹，伤亡不计其数。他愤恨极了，他认为这是最不人道的事。蒋夫人和他谈，他们谈到美国志愿队来华参战的计划。但这只是计划而已，因为美国其时还未向日宣战。
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设法取得白宫与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立主义，不愿牵连到中日战争的漩涡里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柯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份任务。葛柯伦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这真是一项壮举。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华报告。几经挫折，“飞虎队”终于在1940年初成立，在缅甸受训，1941年初正式参加作战，与中国空军名作，在天空上击落无数敌机，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陈纳德本来准备在中国停留三个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长到8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方面承认，他们在华作战，在空中他们是大大地失败了——这是中美空军合作的结果。
外子常对我说，他在中国最宝贵的体验是和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册的经验。
他去世后，中国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园为他立铜像留念，这是台湾唯一的外国人铜像。外子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用什么来纪念这位我敬爱的人呢？在这风雨飘摇的世局，我用以下的诗句来追悼陈纳德：“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春秋岁月--樱花依旧
樱花依旧
华盛顿4月的樱花不管谁来谁去，每到风传花讯，雨濯春尘的时候就会迎风怒放。日本人什么年月送来樱花，我不大清楚，但住在华府的人常开玩笑说，华府主人的面孔数年一换，华府堤岸的樱花却年年照旧，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政治是残酷而又现实的，当然住在华盛顿更有身受之感。
卡特总统上任之后说是要推行节约，首先是减少了白宫的私人座车与司机，后来又出卖了总统私用的游艇，但白宫的职员数目大增，而且薪金也大涨；那么减少两三部座车岂不是骗骗孩子，后来国会又提议要把游艇买回来，因为有历史价值云云。
这艘总统游艇“席瓜亚”使我想起了几段颇有历史价值的往事，如今事过境迁，我想道来也无伤大雅了。且让我慢慢道来。
1977年读到一则新闻：
从报上知道，总统游艇“席瓜亚”号业已卖给了佛罗里达房地产商人马洛埃，售价28.6万美元。这艘五二船龄的总统游艇，曾是许多美国总统和他们的知友游乐的场所。
我曾多次在总统游艇上作客，卡特政府拍卖这艘104英尺、桃花心木门窗游艇的决定，可说是结束了华府上流社会一个光灿的时代。
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及其内阁阁员都曾经充分利用这艘游艇。尼克松上台后，我更多机会应邀参加在艇上举行的宴会，许多内阁阁员也在那儿宴客，大家一同欣赏波多马克河上迷人的夜景，据我所知，胡佛总统（1929－－1933）就曾在上面大宴宾客。
参院领袖也在上面举行宴会，我最后一次到“席瓜亚”上赴宴是1976年高华德参议员夫妇庆祝结婚40周年纪念。他们请了大约30位好友，我非常荣幸，亦为其中之一。那是初秋时节，总统大选前不久，大家都为这对结婚40载、恩爱逾常的夫妇感到高兴。“席瓜亚”带给人们的回忆总是甜蜜又温馨。
对那些没有上过这艘游艇的读者，让我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艘船是在60多年前建造完成的。
我听说尼克松总统辞职前，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席瓜亚”上度过许多个孤寂的夜晚。
福特总统夫妇也常用它，她们的掌上明珠苏珊有次用它在波多马克河上举行了一次月光晚会，少年男女在船上亦歌亦舞。
这艘美丽的游艇有12张床位，最多可容纳230人，150人在上面，毫无拥挤之感。
据报道，“席瓜亚”每年管理费用就将近百万美元，这当然包括维护、工作人员、船员、海岸防卫队、安全等费用在内。有次我问艇长一共要用多少人，他告诉我约50人。
美国总统有他们远离市嚣、清幽宁静的消闲去处，他们有夏季别墅，他们有大卫营，多一艘游艇，又算什么？
我想当时卡特总统是要表现给美国民众和纳税人看，他是如何努力在节省公帑。可笑的是，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急，说马洛埃先生非常懊恼，他付了游艇和家具的钱，但是当“席瓜亚”拿到他手时，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件全不翼而飞，马洛埃先生觉得自己受骗了。他告诉记者，他已要求政府“把所有该我的东西都放回原来地方。”他又说：“我不知道艇上居然会有扒手。”
马洛埃将这艘游艇开出海军船坞，航向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他原计划把这艘总统游艇改装成一座巡回博物馆，好好赚一笔钱，结果政府却把上面大部分家具搬走了，害得他只好根据照片，复制一套，他说人们喜欢在家里摆些纪念品，但是把纪念品从一艘具有历史性的游艇上搬走是太缺德的事。
据报载，当时有9人出标，马洛埃以最高价得标，他后来后悔得标时没有讲明政府可以拿走多少家具，如他告诉记者，政府是说一些家具要搬走，“你如何标明什么叫‘一些’，什么叫‘大量’？”报纸引述马洛埃的话说。“他们把餐桌还给我，却拿了其他桌子，把总统舱房的床搬回来，又拿走了两张小椅子和靠墙小几，杜鲁门那架钢琴说不定现在正摆在某某要人家里呢！”我想这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偷鸡摸狗的小人，可怜的马洛埃！
好几个夏日晚上，我们在“席瓜亚”上共庆美好时光，波多马克河静静地流着，月色朦胧，耳边传来轻柔的音乐，一切是那样美好，叫人永难忘怀。
你支持的党执政，你也与有荣焉，觉得自己与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此外又可享受某些特权，如果有人说他不喜欢特权，那一定是违心之论，机会平等固然不错，但特惠更胜一筹，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有朋友在白宫，到白宫餐厅吃顿饭，或是安排友人参观白宫，只要一个电话，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偶尔，你会受到邀请，坐进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当然，更美妙的是，在总统和家人不用包厢的时候，你可以拿起电话，问问某天总统包厢有没有人用，假如没有，那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带着朋友到肯尼迪中心，坐进艾森豪威尔戏剧厅、歌剧厅、或音乐厅的总统包厢，舒舒服服地坐着观赏。1972年我曾用总统包厢招待过华航的空姐。在每个总统包厢里，都有8－－12张红丝绒的座椅，旁边有一间小客厅，可以在休息时招待朋友，冰箱里有香槟、冷饮，只要前一天派你的秘书去白宫取来钥匙，第二天，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享用这些东西，用完之后，锁上冰箱，差人将钥匙送回白宫，附上一张谢条。
卡特政府当政后，这方面已与前大不相同，他们甚至规定进总统包厢该穿什么衣服。有些人连怎样才算是适当的穿着都不知道，把总统包厢弄得一团糟，啤酒罐和空瓶随处乱扔，以往这种情形从来不会发生，但时代变了。
当我初到华盛顿时，人们眼中的华府是个政府机关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就是在业务上间接与政府机关发生关系。
华府的政府机构首推总统和内阁阁员办公的白宫，其次是坐落在所谓“雾底”的国务院及五角大厦的国防部。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预算最庞大，超出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运输部、劳工部、房屋都市发展部之上。后者的用度也大得惊人。
此外还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参众两院，参院办公室在狄克逊大楼、罗素大楼，众院办公室在雷朋大楼和朗涯斯、坎农大楼。访问华府的人想都到过这些地方。
除了公务员外，华府尚有为数众多的律师、游说者、会计师及新闻记者，各国驻美大使馆也座落于此。真是壮哉，盛哉。
华府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住在那儿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当一回事，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它和纽约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许多喷泉和小型公园，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是众人皆知的名胜，反光池之出名，是因为传闻一个女孩与一议员争吵而跳进池中。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史密松尼安这类的博物馆、柯克兰画廊、佛瑞安画廊，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
